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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Ron Unz
就在幾年前，我碰巧讀到了當年住在法國的美國作家希斯利・赫德爾斯頓（Sisley Huddleston）撰寫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雖然赫德爾斯頓在今天早已被遺忘，但在那個時代他卻是我們最家喻戶曉的駐外記者之一，他執筆的數十篇報導曾被刊登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新共和國》（The New Republic）和《哈珀雜誌》（Harpers）上，同時他還寫過十九本書。作為知名的公眾人物，他的人脈深入精英圈子，他最年長、最親密的其中一位朋友就是美國駐法國大使威廉・布利特（William Bullitt），後者曾在羅斯福的領導下開張了我們的第一座蘇聯大使館。
赫德爾斯頓的職業操守是毋須質疑的，這就是為什麼他對戰時維琪政權的描述會令我如此吃驚，因為它與我從教科書上所學到的完全不同。過去我一直以為貝當（Petain）的通敵政權是完全沒有合法性的，但事實並非如此。儘管這位年長的陸軍元帥本人也心存疑慮，可是經過合法選舉產生的法國國會參眾兩院卻還是以壓倒性的票數支持他上任，視他為法國在1940年慘敗於希特勒之手後，拯救國家於水火的唯一希望。
儘管赫德爾斯頓對德國人並沒有什麼好感，但他注意到德國人在取得這場大勝後依然維持著非常嚴謹的軍紀，在佔領初期的幾年裡他們始終對平民秋毫無犯。雖說他曾為抵抗運動略盡過一些棉薄的貢獻，但當1944年諾曼地登陸與德國隨後的敗退突然為反貝當派打開權力之門時，這些人接著卻發動了一場完全出於意識形態的大屠殺，其血腥程度遠遠超過了臭名昭彰的法國大革命，在法國歷史上堪稱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據估計可能有多達十萬甚至更多的平民在根本沒有合理審判的情況下遭到處死，而這些殺戮大多是出於私人私怨。下手最狠的通常是當初參與西班牙內戰的共產黨流亡分子，他們在戰後的法國找到了庇護所，並急於利用這個機會扭轉局勢，屠殺在幾年前的那場戰爭中擊敗他們的“資產階級”敵人。
我試著權衡赫德爾斯頓的敘述與我一直以來所接受有關於戰時法國的傳統敘述，結果發現大部分的證據似乎都顯示他說的是實話。畢竟，他的記者資歷是無可挑剔的，而且他還是這些事件的親歷者，所以他的言論確實很值得參考。與此同時，支配我們歷史書籍的大多數標準敘述都是由遠在大洋彼岸的另一群作家在大約一代人之後建構的，他們的結論很可能早已受到當時美國精英大學所奉行的、非黑即白的意識形態框架影響。
然而，我卻無法不去注意到赫德爾斯頓的敘述中存在著一個巨大的錯誤，這個錯誤是如此嚴重，以至於足以讓人對他作為一名記者的可信度產生懷疑。在這本書的一開頭，他在大約一頁的篇幅中漫不經心地提到了一件事，那就是在1940年的最初幾個月，法國和英國其實已經準備好要向中立的蘇聯發起進攻，利用他們在敘利亞和伊拉克的基地來對其進行戰略性轟炸，目的是摧毀史達林在高加索地區的巴庫油田，它是全世界石油含量最大的油田之一。
當然，每個軍事集團都會制定大量的假想計畫，以應變所有可能的情況和敵人，但赫德爾斯頓不知道為什麼卻一口咬定這種僅僅是紙上談兵的計畫或謠言是確鑿的事實。按照他的說法，盟軍對蘇聯的轟炸原定於3月15日開始，但卻因為各種原因一再推遲、重新研擬。幾個星期後，德軍的裝甲師席捲了亞爾丁森林，成功包抄法軍並最終佔領巴黎，從而中止了盟軍的轟炸俄羅斯計畫。
鑒於蘇聯在打敗德國的過程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假如盟軍對蘇聯本土的早期攻勢真的發生，它肯定會徹底改變戰爭的結果。儘管赫德爾斯頓不知怎的選擇相信這種荒謬的幻想，但他感嘆“這真是好險”倒是沒錯。
盟軍在二次大戰爆發僅僅幾個月後就準備對蘇聯發動大規模轟炸，這聽起來實在太過荒謬，就連我讀過的所有關於歐洲大戰的標準歷史書籍都從未提過這件事。但赫德爾斯頓在戰爭已經結束好幾年後卻依然堅持這種毫無根據的說法，不由得令人對他的判斷力乃至理智產生嚴重的懷疑。我不禁擔憂自己是否還能再相信他說的任何話。
可是，就在不久後，著名雜誌《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在2017年刊登的一篇文章卻令我大吃一驚。這篇短文的標題是《英國與法國在二戰初的轟炸俄羅斯計畫》（In the Early Days of World War II, Britain and France Planned to Bomb Russia）。文章中的內容絕對令人震驚，赫德爾斯頓的可信度現在已無可置疑——而我的那些標準歷史書籍則在同一時間被摧毀了——後來我在另一篇長文《美國真理報：戰後法國和戰後德國》中大量引用了他的敘述。
- 《美國真理報：戰後法國和戰後德國》羅恩・昂茨，2018
我從來就不認為自己是二戰歷史專家，但這件事還是讓我覺得非常尷尬，原來這場大戰的早期有這麼關鍵的轉捩點，而我竟一無所知。然而，當我仔細閱讀《國家利益》的那篇文章後，我的羞愧很快就消失了，因為很顯然文章作者邁克爾・佩克（Michael Peck）和他的編輯及讀者一開始也都不知道這些長久以來被掩蓋的事實。事實上，這篇文章最初是在2015年發表，但由於讀者的反響，所以它才在幾年後被再次刊登。據我所知，自戰爭結束七十年以來只有這篇文章討論過這些重大的事件，這也是它們第一次受到公眾的廣泛關注。
佩克的討論對赫德爾斯頓簡短、隨興的評論起到了很好的補充。當時法國和英國的最高司令部已經準備好要發動這場大規模轟炸機作戰，即“派克行動”（Operation Pike），其的目的是要摧毀俄羅斯的石油資源，他們還事先派出了沒有軍徽的偵察機飛越巴庫上空，拍下轟炸目標的位置。盟軍相信要打敗德國，最好的方法就是破壞它的石油及其它重要原料來源，而俄羅斯正是希特勒最大的原料供應來源，所以他們才會認為摧毀蘇聯的油田是一個合乎邏輯的策略。
問題是，佩克指出了這種推論的嚴重錯誤。事實是，希特勒的石油只有一小部分來自俄羅斯，因此即使這次作戰成功實行，它能帶來的影響也微乎其微。雖然盟軍的指揮官相信只要持續進行數個星期的轟炸——它將成為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戰略轟炸行動——就可以迅速摧毀蘇聯的所有石油供應，可是後來的戰爭發展卻表明這樣的預測實在過於樂觀，那些規模更大、威力更強的空襲最後造成的不可逆性破壞往往遠遠小於預期。所以，蘇聯受到的打擊可能不會很大，而希特勒和史達林接下來必定將締結的軍事聯盟肯定會徹底改寫戰爭的結局。這就是為什麼那篇文章在2015年的原始標題叫做《派克行動：轟炸俄羅斯的瘋狂計畫如何差點輸掉第二次世界大戰》（Operation Pike: How a Crazy Plan to Bomb Russia Almost Lost World War II）。
但是，即便我們從事後諸葛的角度可以知道這項計畫可能會造成多麼災難性的後果，但我們不應該太過苛責當時的政治和戰時領導人。由於戰場局勢瞬息萬變，在1943年或1944年看似顯而易見的事實在戰爭剛開始時遠不是那麼明顯。鑒於一次大戰的經驗，大多數分析家皆認為不管是德國還是盟軍都無法在西線取得多少實質的突破，而蘇聯則被認為是一個軍事力量積弱不振的國家，因此它可能會成為德國戰爭機器的“軟肋”。
此外，盟軍貿然進攻蘇聯可能會引發多麼深遠的政治後果，這也是當時正在思考作戰的英法領導人所完全不知道的。他們當然清楚自己國內如火如荼的共產主義運動背後有蘇聯在支持，但要直到多年以後，當《維諾納檔案》（Venona Decrypts）在20世紀90年代解密時，人們才會發現原來羅斯福政府的許多高層人士實際上都是忠於史達林的間諜。因此，假如盟軍突然與蘇聯開戰，也就是與這些有影響力的人士為敵的話，美國日後提供大量軍事援助，更不用說是親自介入歐洲戰爭的可能性肯定會大大降低。
所以，如果當初德國人出於任何原因而將1940年對法國的進攻推遲幾個星期的話，那麼盟軍發起的攻擊就會將蘇聯捲入一場完全不同的戰爭，最終讓德國坐收漁翁之利。看起來無可否認的是，希特勒的偶然行動在無意間拯救了盟軍，使他們免於被自己的愚蠢計畫本來該導致的災難性後果毀滅。
想像1940年盟軍−蘇聯戰爭爆發會怎樣固然有趣，但它畢竟只是一種智力遊戲，與我們今天的世界關係不大。更重要的是，我們一直以來所相信的標準歷史敘述究竟是否可靠。
首先要釐清的問題是，證明盟軍計畫進攻蘇聯的證據是否真的像《國家利益》的那篇文章所認為的那麼可信。這些資訊基本上是來自帕特里克・奧斯本（Patrick R. Osborn）在2000年出版的《派克行動》（Operation Pike）一書，其屬於《軍事研究論文集》（Contributions in Military Studies）系列，所以我最近訂購並閱讀了這本書，以試圖評估其中提出的驚人主張。
縱使這本三百頁的專著讀起來相當枯燥，但它卻對當時的事態有著十分鉅細靡遺的描述，其中絕大多數的資料皆是引自官方檔案及其它政府紀錄。這些事件的真實性似乎是毫無疑問的，盟軍領導人甚至還努力想要從外交上拉攏土耳其和伊朗，說服它們參與對蘇聯的進攻計劃。
盟軍的主要動機固然是要摧毀德國的原料來源，但這背後其實還有另一個更大的盤算。蘇聯在20世紀30年代強制推行農業集體化導致大量農莊牲畜被屠宰，取而代之的是需要注入汽油的拖拉機。盟軍領導人相信，只要他們成功摧毀蘇聯的石油供應，燃料短缺勢必會引發農業生產的崩潰，甚至可能引起饑荒，如此一來共產黨政權就很有可能垮台。盟軍一直視蘇聯為心腹大患，而這項計畫實際上就是以一位名叫派克的英國將軍的名字命名，他在二十多年前的一次軍事衝突中命喪於布爾什維克控制的高加索地區。
這個反蘇計畫在1939年史達林對芬蘭發動殘酷的侵略後開始越來越被提上日程，同時它也激發了政治精英與普通民眾要求進行軍事干預的呼聲，盟軍是否應該派遣幾支師團前往斯堪地納維亞半島與芬蘭人並肩作戰、對抗俄羅斯人在那時曾被嚴肅地考慮過。事實上，在那段時期的大部分時間裡，盟軍對蘇聯的敵意似乎要遠大於對德國的敵意，儘管名義上它們正在與德國交戰，這種反蘇情緒在法國更是特別強烈。正如一位英國民選官員表示：“人們甚至會以為現在是法國在跟俄羅斯打仗，而它與德國只是互看不順眼而已。”
盟軍計畫武裝波蘭的流亡部隊來對付蘇聯，甚至是在波蘭煽動起義，唆使波蘭人反抗佔領他們祖國的可恨共產黨分子。奧斯本指出，史達林可能得知了這個消息，這就可以解釋他為什麼在這個時候簽字命令內務人民委員會立即處決一萬五千名正作為戰俘被關押的波蘭軍官和警察，這就是著名的卡廷慘案，它被普遍認為是有史以來最殘暴的戰時暴行之一。
英法兩國的所有這些軍事計畫和內部討論都是絕對保密的，相關檔案也是封存了數十年後才終於向歷史學家解密。但奧斯本在一開始就解釋說，1940年當德軍向巴黎進軍時，法國政府曾試圖銷毀或撤走所有的機密外交檔案，而德軍在距離巴黎一百英里的地方繳獲了一列載著這些敏感文件的火車，其中就包括完整的進攻蘇聯計畫檔案。德國很快就向國際社會公布了這些文件，以作為師出有名的證明，並提供了英文翻譯和原件的傳真副本。儘管尚不清楚當時的西方主流媒體是否有報導這些事情，但史達林肯定意識到這完全證實了他過去透過自己的共產黨間諜網路掌握到的零星情報，而這必定又加深了他對西方的不信任。所有消息靈通的觀察家之後都知道了這件事，這就是為什麼赫德爾斯頓會如此自信而隨意地其1952年的回憶錄中談到盟軍的進攻計劃。
隨著希特勒在1941年6月發動巴巴羅薩行動入侵蘇聯，使得後者突然被迫加入盟軍一方，這些令人尷尬的事實就這樣被遺忘了。但令人驚訝的是，這種“政治正確”失憶症對學術界的侵蝕是如此之深，以至於在奧斯本的書出版之前的六十年裡，這段歷史竟從不曾被人提及。那些年裡出版的二戰英文書籍可能比其它任何主題的書籍都還要多，可是它們卻沒有一本談到過盟軍在戰爭初期進攻蘇聯的重大計畫，結果赫德爾斯頓在1952年的那段簡短、隨意的言論反而成為了最全面的描述。據奧斯本本人表示，研究二戰的學者們對這段歷史只有“少得可憐的關注”，並引用了1973年的一篇學術期刊文章作為極少數的例外。如此重大的事件在長達兩代人的時間裡卻完全被排除在我們的歷史紀錄之外，這確實值得我們反思。
另外，即使是奧斯本在2000年出版的這本考據詳實的學術著作，似乎也被二戰歷史學家給完全忽略了。例如，知名軍事歷史學家克里斯・貝拉米（Chris Bellamy）在2007年出版了《絕對戰爭》（Absolute War），這是一部八百頁厚的大部頭著作，有著精心設計的封面，其旨在探討蘇聯在二戰中所發揮的“決定性”作用。書末的索引有二十五頁，其中完全沒有“巴庫油田”，唯一一個提到1940年初盟軍意圖進攻蘇聯的地方，是在第一百五十頁中出現的一段含糊不清的話：“但在6月23日，國家安全人民委員會報告稱，英國空軍參謀長查爾斯・波特爾（Charles Portal）已經下令向印度和中東司令部發去電報，要求他們終止轟炸巴庫油田的計畫，過去曾有人擔心德國人會從這座油田取得能源補給。”奧斯本的研究彷彿已完全石沉大海，直到十五年後它才終於被《國家利益》發現並公諸於世。
雖然很容易理解為什麼歷史學家在二戰結束後的最初十幾年裡要迴避這個話題，但在一、兩代人過去後，人們理所當然會期望學術界應該要開始來客觀地審視這些問題。明明派克行動對戰爭的發展有著非常深遠地影響，為什麼幾乎所有作家都錯過了這個主題？盟軍曾在1940年初計畫對蘇聯發動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戰略性轟炸作戰，這似乎不是一個應該被輕易遺忘、無足輕重的細節。
即使第一代的戰爭編年史家是為了避免意識形態上的尷尬才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及這段歷史，但由於德國早已公布相關文件，他們肯定知道這些事實。雖然後來的其他後生晚輩也沒有在他們的書裡提到這些事，但這些人的導師應該多少也曾向他們透露過一些標準教科書所沒有講述的“戰時秘辛”。此外，奧斯本指出，專業的學術期刊有時會討論這些事情，人們也許惠以為只要有人開了口，接下來這個話題就會像野火一樣在學術界迅速蔓延。然而，即便在奧斯本的這本非常嚴謹的書出版後，何況它還是屬於一個受人尊敬的學術書叢系列，卻還是只有宛如死寂的沉默。派克行動的例子說明了，我們在接受別人提供給我們的資訊時要非常謹慎，因為它未必是準確和完整的。
這樣的結論具有十分明顯的含義。我的網站往往會吸引大量的評論者，不過評論的品質總是參差不齊。其中有一位自稱“艾弗里”的來自蘇聯亞美尼亞的移民，他似乎是一個學識淵博、思維透徹的人，但他卻對土耳其人和土耳其抱持著強烈的敵意。幾年前，他在我的一篇關於二戰的文章下面留下了相當有趣的評論：
“在史達林格勒戰役期間，土耳其雖然表面上是中立，私底下卻與納粹德國合作，並在蘇聯邊境（亞美尼亞蘇維埃）邊境集結重兵。一旦德國人攻下史達林格勒，土耳其人就會出兵，與繼續揮軍南下以奪取油田的德軍在巴庫會師。結果保盧斯（Paulus）的軍隊卻遭到了圍殲，於是土耳其人便迅速退出邊境、回到了他們的駐地。
史達林永遠不會忘記、也永遠不會原諒土耳其人的背叛。
德國投降後，史達林在亞美尼亞和喬治亞集結了一支大軍，他打算將土耳其人趕出東土耳其／西亞美尼亞。
可是美國的兩顆原子彈卻粉碎了史達林的計畫。有些人認為，美國投下原子彈其實並不是為了要迫使日本投降，而是要給史達林一個警告。”
當被問及出處時，他承認他不知道是否有任何西方的資料來源可以證實這些事，但他補充說：
“這在我的老家亞美尼亞是人人都知道的常識。
二戰老兵、老人們都談論過這件事...他們看到大批的紅軍與軍事裝備在亞美尼亞和喬治亞的邊境集結，他們以前從未見過這麼大的陣仗。後來，他們就離開了...”
照理說，在一群沉默的西方歷史學家與一名匿名評論者提出的非正式主張之間做出選擇，似乎並不是特別困難，況且他還是從退伍老兵那裡聽來這個故事。但我現在卻不再那麼肯定了...
奧斯本引用的官方文件明確顯示，英國曾經非常努力地想要拉攏土耳其軍隊一起進攻蘇聯，土耳其人對此爭論了許久，只不過後來法國的迅速淪陷迫使英國最終放棄了這個計畫。但是，如果土耳其人早在1940年就曾認真考慮過這樣的軍事冒險，那麼考量到蘇聯一度被德國人打得丟盔棄甲、而且強大的德軍還正在朝高加索地區步步逼近，假設土耳其人在1942年幾乎同意要出兵似乎是合理的。
戰後不久，土耳其就成為了美國在冷戰時期對抗蘇聯最重要的盟友之一，並在杜魯門主義和北約的誕生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任何對多年前土耳其政府曾差點加入希特勒的軸心國、與納粹結盟進攻俄羅斯的暗示，都會對美國的利益造成極大的傷害。於是，這些事實就被從我們的戰爭史中塗掉了。
直到幾個星期前，我可能還會傾向於支持西方歷史學家的統一戰線，反對我網站上的匿名評論者提出的說法。但在讀完奧斯本的書後，我現在卻認為那位評論者可能是正確的。對於我們的歷史研究的公信力來說，這無疑是一個相當令人悲傷的結論。
當我們試著了解1941年德國入侵蘇聯的巴巴羅薩行動的周遭情況時，這些考慮因素就會變得尤為重要，這場行動可以說是戰爭的轉捩點。在當時以及隨後的一個半世紀裡，西方歷史學家一直堅稱史達林完全沒有料到這場突襲，而希特勒的目的則是要建立一個龐大的德國陸地帝國，如同他在十六年前出版的《我的奮鬥》中所強調過的。
但是在1990年，一位叛逃到西方並在英國定居的前蘇聯軍事情報官員卻扔出了一顆震撼彈。他以筆名維克多・蘇沃洛夫（Viktor Suvorov）出版了許多關於蘇聯紅軍的備受好評的著作，但現在他卻在《破冰者》（Icebreaker）這本書中聲稱，他過去對蘇聯檔案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它們表明在1941年時史達林其實已經集結了一支大軍，並將其沿著邊境部署，準備好隨時發動攻擊，打算先擊潰無論在人數還是火力上均處於弱勢的德國國防軍，然後征服整個歐洲。
我曾在去年的一篇文章中討論過這個蘇沃洛夫假設：
“因此，一切就像我們的傳統敘述所描述的一樣，我們看到在巴巴羅薩行動之前的幾個星期或幾個月裡，一支全世界最強大的軍事進攻力量突然開始沿著蘇德邊境悄悄集結，彷彿是在等待上頭正式下達全面進攻的命令。等到戰爭真的開始後，敵人毫無警戒的空軍想必很快就會全軍覆沒，如潮水般湧入的坦克部隊則將展開大縱深突擊，包圍並殲滅所有敵軍，取得經典的閃電戰勝利，並且迅速攻佔大片的領土。只不過在這裡準備發起這場史無前例的征服戰爭的人是史達林，他的軍隊毫無疑問有能力征服整個歐洲，甚至可能很快還會征服歐亞大陸的其餘部分。
幾乎就在最後一刻，希特勒忽然意識到自己落入了一個戰略陷阱，於是他不得不緊急命令自己無論在數量還是武器上都處於劣勢的軍隊，對正在集結的蘇聯軍隊發起一場孤注一擲的攻擊，沒想到還真的把蘇軍打了個措手不及，從而強行在本來已必敗無疑的困局中扳回了一場重大的初步勝利。蘇聯在邊境囤積了大量的彈藥和武器，這些裝備恰好就成了德軍來之不易的補給，它們很快就通通落入德國人手中，這對資源嚴重不足的德軍而言無疑是一場及時雨。”
儘管在英文世界中乏人問津，蘇沃洛夫的這本開創性的著作仍很快在俄羅斯、德國及世界上的其它地方成為了暢銷書，連同後續的幾卷，高達五百萬冊的銷量直接使他成為了歷史上最受歡迎的軍事歷史學家。與此同時，英文媒體和學術界卻一直在小心翼翼地迴避外頭正在如火如荼進行中的全球學術辯論，甚至沒有一家出版社願意為蘇沃洛夫的書發行英文譯本，直到將近二十年後一家著名的海軍學院出版社的編輯才終於打破了這種知識禁運。這種對1941年蘇聯的全面進攻計劃的嚴厲審查，簡直與對更早一年前盟軍企圖進攻蘇聯的這一無可否認的事實的審查如出一徹。
即使蘇沃洛夫假設引發了持續數十年的國際辯論，乃至成為國際研討會的主題，但我們的英語作家卻彷彿像是當這一切不存在似得，他們既沒有試圖捍衛傳統的說法，也沒有反駁那些極具說服力的證據。這讓我相信蘇沃洛夫的分析很可能是正確的。
我是十年前才因為一位作家而得知了蘇沃洛夫的開創性研究，他是一位移居西方的俄羅斯斯拉夫人，因此他對那位德國獨裁者沒有半點好感。但他卻在那篇評論的最後留下了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結語：
“因此，我們這些人今天能夠自由地撰寫、發表和閱讀這篇文章，在某種程度上確實必須感謝希特勒。如果有人想因為我剛才說的這段話而逮補我，我不會隱瞞我住在哪裡。”
- 《美國真理報：當史達林差點征服歐洲》羅恩・昂茨，2018
近三十年來，我們的英文媒體幾乎完全壓制了任何對蘇沃洛夫假設的嚴肅討論，而蘇聯歷史中不被允許讓公眾知道的部分還不只這個。事實上，在一些重大的問題上，這幾十年來謊言與欺騙非但沒有減少，反而還變本加厲了。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有人不斷試圖掩蓋猶太人在布爾什維克革命與全世界的共產主義運動背後扮演的重要角色。正如我在去年寫道：
“在布爾什維克革命早期，幾乎沒有人會質疑猶太人在這場事件中發揮的重要作用，也沒有人否認他們曾試圖在匈牙利和德國的部分地區發起類似的布爾什維克奪權計畫，只是沒有成功。例如，前英國首相邱吉爾就在1920年譴責了‘猶太恐怖分子’正在為禍俄羅斯和歐洲各國，他指出‘（他們）大部分的領導人都是猶太人’而且‘在蘇聯的領導階層中，猶太人的比例更是令人瞠目結舌’，並哀嘆這些猶太人實在給德國人和匈牙利人帶來了太多的苦難。
類似地，《泰唔士報》的前俄羅斯記者羅伯特・威爾頓（Robert Wilton）在其1918 年出版的《水深火熱的俄羅斯》（Russia's Agony）和1920年出版的《羅曼諾夫王朝的黃昏》（The Last Days of the Romanovs）中對猶太人扮演的關鍵角色進行了非常詳細的總結，而後一本書中對此描述得最深入的一章甚至直接被英文版給刪去了。不久後，希夫、沃伯格等國際猶太銀行家向布爾什維克提供大筆金援的事實也開始被主流媒體廣泛報導。
在美國，猶太人與共產主義同樣有著緊密的聯繫，很多年來我國發行量最大的共產黨報紙都是用意第緒語印刷的。後來維諾納（Venona）計畫的解密檔案亦表明，即使到了20世紀30−40年代，潛伏在美國的共產黨間諜中也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猶太人。
我可以舉一件個人往事來證實這些枯燥的歷史紀錄。2000年代初，我有幸與一位年邁且傑出的電腦科學家共進午餐，我挺欣賞他這個人的。就在我們聊著的時候，他碰巧提到他的父母皆是堅定的共產黨員，鑒於他明顯的愛爾蘭姓氏，我感到非常訝異，並表示我以為那個時代的共產黨員都是猶太人。他說確實是這樣，他的母親就是猶太人，但他父親不是，這使得他在政治圈子中成為了一個很罕見的例外。因此，黨總是盡可能想要把他安排在有曝光度的位置上，以證明並非所有共產黨員都是猶太人，雖然他聽從黨的決定，但其實他心裡一直對自己被當成‘象徵’感到十分不快。
然而，隨著共產主義在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急劇失寵，幾乎所有的‘撒紅餌者’，例如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都曾努力想不讓人們將注意力集中在這場運動的種族層面上。事實上，許多年後，理查・尼克森曾在私下談話中提到，他和其他反共調查人員在試圖調查非猶太人目標時遇到了困難，因為幾乎所有蘇聯間諜嫌疑人都是猶太人，這卷錄音帶被公開後引發了軒然大波，媒體紛紛指責尼克森的言論是反猶主義，儘管這很顯然恰恰是他當初想避免的東西。
最後一點尤其重要，因為一旦歷史紀錄被充分粉飾或改寫，任何殘留下來的原始事實就會被當成是荒唐的妄想或被斥為‘陰謀論’。的確，即便在今天，《維基百科》上面仍有一篇三千五字的條目，其堅稱‘猶太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概念純粹是‘反猶主義的抹黑’。”
在另一篇文章中，我提到了這個事實的幾個資料來源：
“與此同時，所有歷史學家都清楚，布爾什維克的絕大多數領導人都是猶太人，甚至連列寧指定的五名政治接班人中就有三個是猶太人。雖然猶太人只佔俄羅斯人口的4%，但普京曾在幾年前聲稱早期蘇聯政府的成員可能有80−85%都是猶太人，這與邱吉爾、《倫敦時報》記者羅伯特・威爾頓（Robert Wilton）以及同時代的美國軍事情報官員的說法完全一致。亞歷山大・索忍尼辛、尤里・斯萊茲金（Yuri Slezkine）等人最近出版的著作也都提到了這一點。直到二次大戰發生之前，猶太人在共產黨領導層中的比例仍然高得不像話，尤其是古拉格集中營的管理層和令人聞風喪膽的內務人民委員會的高層幾乎清一色全是猶太人。”
或許猶太人與共產主義之間的關聯中最具爆炸性、也最被諱莫如深的就是雅各布・希夫（Jacob Schiff）及其他頂級國際銀行家其實是布爾什維克革命背後的主要金主這一事實。過去我一直把它們當成荒唐的謠言，只是在極右派反共運動中經常出現的瘋狂反猶主義，就像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的名著《美國政治的危險思想》（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所說的那樣。的確，這些關於希夫的指控是如此荒謬，以至於我在20世紀70−80年代讀過的將近一百本描述布爾什維克革命和蘇聯歷史的書籍，都從未提到過它們。
因此，後來我卻非常震驚地發現這些指控不但可能是真的，而且它們在整個20世紀上半葉曾經是人盡皆知的事實。
舉例來說，約瑟夫・班德斯基（Joseph W. Bendersky）在《猶太威脅》（Jewish Threat）中總結了他多年的檔案研究，並證明希夫對布爾什維克的資助在當時的美國軍事情報檔案中有非常清楚的紀錄，還有英國情報部門也在密切關注此事。肯尼斯・阿克曼（Kenneth D. Ackerman）2016年出版的《托洛茨基在紐約》（Trotsky in New York）描述了大致相同的事情。最初是英國的《衛報》在1925年率先披露了這些內幕，它們很快就在20世紀20−30年代成為了眾多國際主流媒體討論的話題。納奧米・柯恩（Naomi W. Cohen）1991年出版的《雅各布・希夫》（Jacob Schiff）傳記用了好幾頁的篇幅來討論關於希夫與布爾什維克的聯繫的各種說法，這些故事最早都曾被刊登在美國的不同雜誌上。
這三位猶太作家寫作的時間距離他們所討論的事件已經過了近一個世紀，他們非常輕率地就下結論說這些由高度可信的觀察家——包括英美情報官員與著名的國際記者——提供的大量報告只不過是極端反猶主義的妄想，而這種反猶主義在過去那些日子裡已經感染了無數的人。然而，真正嚴肅的歷史學家肯定會更重視來自那個時代的證據，而不是好幾代人以後才碰巧發現它們的作家的個人觀點。
亨利・威克姆・斯蒂德（Henry Wickham Steed）是那個時代最重要的記者之一，且還是世界上最權威的報紙《泰唔士報》的編輯。他在退休後出版了一部長篇回憶錄，現在可以直接在網路上閱讀，下面是書中的一個非常有趣的段落：
“強大的國際金融利益集團正在幕後推動對布爾什維克的承認。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他們的影響力促使了英美決定邀請布爾什維克派代表前往巴黎參加1月的和平會議——後來這個提議變成了直接在王子群島（Prinkipo）與布爾什維克主義者開會。眾所周知，著名的美國猶太銀行家雅各布・希夫先生非常想要讓布爾什維克獲得外界的承認...
...雅各布・希夫、沃伯格與其他國際金融家是主要的推動者，他們之所以支持猶太布爾什維克主義者，最大的原因是為了確保德國和猶太人能夠繼續剝削俄羅斯。”
希夫的家人後來證實了這段已經被普遍公認的歷史。1949年2月3日，當時該州的一家主要報紙《紐約美國新聞報》（New York Journal-American）就報導說：“今天，據雅各布的孫子約翰・希夫（John Schiff）估計，這位老人投入了至少兩千萬美元，只為確保布爾什維克主義成功在俄羅斯取得勝利。”這筆金額換算到今天相當於二十億美元，這是一個相當驚人的數字。
儘管有大量無可辯駁的證據，可是在接下來的半個世紀甚至更長的時間裡，希夫的名字卻從幾乎所有關於蘇聯共產政權的主流書籍中消失了。正如我在去年寫道：
“1999年，哈佛大學出版了《共產主義黑皮書》（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這本書的六位合著者用總計八百五十頁的篇幅詳盡紀錄了這個如今已不復存在的制度究竟給全世界帶來了多大的災難，他們估計共產主義很可能造成了至少一億人死亡。我從未真正讀過這本書，而且我聽說這個死亡人數本身是有一定爭議性的。但對我來說，真正值得注意的地方是，當我翻閱它最後三十五頁的索引時，我看見了很多我過去從未聽說過的名字，除了最博學的專家以外，一般人肯定不會知道他們是誰。但雅各布・希夫的名字仍然不在上面，即使正是這位世界知名的猶太銀行家為共產主義運動提供了資金。還有瑞典的銀行大亨奧拉夫・阿施伯格（Olaf Aschberg）同樣也沒有出現，明明他曾在布爾什維克政權草創初期、充滿內外交困的那些年裡為其提供過重要的金援，甚至參與創立了第一家蘇聯國際銀行。”
- 《美國真理報：布爾什維克革命及其後果》羅恩・昂茨，2018
或許，我們其實並不該對西方歷史學家對二次大戰和布爾什維克革命中的這些敏感話題所表現出的謹小慎微、唯唯諾諾感到太過驚訝，畢竟如果他們堅持要忤逆主流的話，就可能會面臨前途與個人上的風險。
大衛・歐文（David Irving）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他職業生涯的前半段，他也許是過去一百年來在國際上最成功的英國歷史學家，他的書被翻譯成各種語言、售出了數百萬冊，而且他出色的史料研究更曾多次改寫我們對歐洲戰爭及其背後的政治鬥爭的理解。但由於他一再選擇與主流觀點做對，這讓他惹上了許多強大的敵人，結果就是他最終身敗名裂、傾家破產，甚至還被迫入獄服刑。在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裡，他幾乎已經被徹底非人化，媒體偶爾會提到他的名字，但卻是把他當成像是路西法或別西卜般的存在來對待。
如果就連一位如此有名且成功的歷史學家都會落得這樣的下場，那麼其他更平凡的學術研究者又怎麼敢冒險呢？伏爾泰有一段話說得很妙，他說時不時處決一位上將，是教大家怎麼做人的最好方式。
- 《大衛・歐文的非凡史學》羅恩・昂茨，2018
歐文輝煌的作家生涯可以說是硬生生被猶太活動分子毀掉了，他們無法容忍他試圖公正地對待希特勒、重新審視許多深植人心的戰時神話，並用他所謂的“真實歷史”來取代這些神話。在他最新版的《希特勒的戰爭》（Hitler’s War）的導言中，他講述了自己曾在1988年與一名《時代》雜誌的記者共進晚餐，對方說：“我在這次過來之前翻閱了一些關於你的剪報。在《希特勒的戰爭》出版之前，你說什麼都是對的，你是媒體的寵兒；但自從那本書出版之後，現在大家卻都在往你身上潑污泥。”
歐文很清楚，在戰時對敵方領導人進行瘋狂的妖魔化是很常見的事情。雖然今天人們幾乎已經忘記，但在一次大戰的大部分時間以及往後的幾年裡，德國的威廉皇帝曾一直被協約國醜化成一個嗜血的怪物，甚至是有史以來最邪惡的人之一。即便威廉是英國維多利亞女王最疼愛的長孫，更有一些報導稱她最後是在他的懷裡過世，但諸如此類的誹謗卻從未停止。
此外，儘管協約國的宣傳經常將威廉描繪成一個無情的戰爭販子，但實際上他在自己執政的頭二十五年一直在努力避免德國被捲入任何重大戰爭，與此同時其它強權則都在進行一場或多場戰爭。事實上，我最近還發現就在“八月的砲火”（Guns of August）開始的一年前，也就是威廉的統治剛進入四分之一世紀的時候，《紐約時報》才發表過一篇長文盛讚他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締造者之一：
“如今...世界各地的人們都將他視為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和平捍衛者。我們知道，正是他，在世界上最偉大的軍事組織的支持下——這是他一手建立起來的組織——將和平帶給歐洲，無論其上空的戰爭烏雲有多麼密佈。”
（《紐約時報》1913年6月8日〈威廉二世，普魯士國王、德國皇帝，統治了二十五年的凱撒，世界上最偉大的和平締造者〉）
《紐約時報》的溢美之詞還透露出了另一件事，但我以前從未注意過。在200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裡，我一直在致力於將過去一百五十年來的各種美國主要出版物進行數位化，就在我隨意地翻閱這些刊物時，我卻發現了一些奇怪的事情。儘管今天英語世界總是習慣將德國的這位戰時統治者稱為“威廉凱撒”（Kaiser Wilhelm），但這種叫法在戰爭開始之前其實很少見，他更常被叫做“威廉皇帝”。後一種叫法並不稀奇，畢竟我們總是說“腓特烈大帝”而不是“腓特烈凱撒”。
但為了動員數百萬公民讓他們在充滿泥濘的戰壕中廝殺，打敗一位殘暴的外國“凱撒”聽起來顯然比打敗英國和俄羅斯君主的嫡親兄弟“仁慈的威廉皇帝”更適合得多。Google圖書中的NGram檢視器非常清楚地呈現了這一變化發生的時間。隨著英國對德國的敵意日益高漲，尤其是在戰爭爆發後，盎格魯系國家便開始在文字上動手腳。但是，“威廉皇帝”徹底被“威廉凱撒”取代是在二戰發生的幾年前，當時德國又再一次成為了可能的敵人。
這段時期的出版物也透露了很多有關於一戰的不為人知的事實，專業的學者當然不可能不知道，但我們的標準教科書卻很少提到它們，就算有也只是一、兩句話帶過。比方說，儘管戰場上的局勢正在朝著對其有利的方向發展，但德國仍在1916年底發起了一項重大的和平努力，主動提議通過談判來結束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不要再繼續造成更多生靈塗炭。然而，協約國卻堅持要把戰爭進行到底，於是這個提議就在它們及其在各大主流報刊上的支持者的強烈反對下化為了泡影。
在那時協約國的主要力樣英國中，支持戰爭的情緒仍十分強烈。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和洛爾伯恩勳爵（Lord Loreborn）這些著名的和平主義者都在呼籲通過談判來結束戰爭，就連極具影響力的《經濟學人》的一位編輯也支持他們，結果他們卻因此受到了嚴厲的譴責，那位編輯更是被迫辭職。E.D・莫雷爾（E.D. Morel）是另一位堅定的和平主義者，他因為自己的不合群而被抓進監獄，那裡惡劣的環境對他的健康造成了無法挽回的傷害，導致他在出獄後沒幾年便去世了，享年五十一歲。
由於我們現在對戰時輿論以及導致衝突發生的歐洲政治局勢的理解皆已被嚴重扭曲，我強烈推薦洛斯羅普・斯托達德（Lothrop Stoddard）的《當今的歐洲》（Present Day Europe），他是那時最具影響力的美國公共知識分子之一。這本書是寫於美國被捲入衝突之前，它呈現出一種非常客觀且學術的態度，這在後來的美國史學作品中已不多見。
- 《當今的歐洲》洛斯羅普・斯托達德，1917
雖然在戰爭結束後的幾年內，德國凱撒的惡魔形象就慢慢被淡化，並在一代人後消失了，但同樣的情況卻沒有發生在他在二次大戰中的繼任者身上。的確，阿道夫・希特勒和納粹如今在我們的文化與意識形態景觀中的地位似乎遠比在戰後初期還要突出，儘管他們的時代正變得越來越遙遠，可是這些人的曝光度卻是不減反增，可以說是十分違反常理。我懷疑我在20世紀80年代初與哈佛大學的同學在餐桌上就二戰話題進行的隨意交談在今天是完全不可能發生了。
在某種程度上，幾乎變成某種世俗化宗教的“正義之戰”（the Good War），以及被塑造出來的怪物與烈士，這些情況似乎也發生在了蘇聯逐漸步向衰落的過程中，由於其經濟體系已經明顯失敗，蘇聯政府不得不開始無休無止地歌頌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以作為自身合法性的來源。普通美國工人的薪水在這五十年來一直停滯不前，大多數成年人的可用儲蓄不到五百美元，面對這種普遍的貧困，我們的領導人很可能也正在被迫採取類似的策略。
但我認為，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猶太勢力在美國的急速成長，這股力量在四、五年前就已經相當強大，但現在其不管是在外交、金融還是媒體領域都有著足以一手遮天的影響力，2%的少數人已徹底控制我們大部分的社會和政治體系。只有一小部分的每過猶太人抱有傳統宗教信仰，反而對以色列和大屠殺的雙重崇拜填補了這個信仰真空，於是二戰中的許多人物與事件就順理成章地成為了這些有助於塑造猶太共同體的神話的核心要素。這造成的一個明顯結果就是在這個世俗宗教的惡魔學（demonology）中，元首和他的納粹政權成為了有史以來最邪惡的存在。
然而，奠基於宗教教條的信仰往往與實際的現實完全不同。異教的德魯伊或許會把一棵橡樹當成聖物膜拜，並聲稱守護他們的樹精的靈魂就在它身上；但如果一位園藝師劃開這棵樹，它流出來的樹汁顯然不會與其它的樹有任何不同。
我們今天的正統教義認為阿道夫・希特勒的納粹德國是有史以來最殘暴、最冷酷的侵略政權之一，但在那個時代與它交戰的其他國家領導人卻顯然不是這麼想的。派克行動留下了的檔案資料，它們紀錄了英法兩國的政府與軍事領導層的秘密內部會議，它們全都顯示這些人認為德國是一個完全正常的國家，他們甚至偶爾還會懊悔為什麼要讓自己的國家因為波蘭邊境的小小爭端而被捲入一場重大戰爭。
1939年底，美國的一家新聞集團派斯托達德前往戰時的德國，他在那裡待了幾個月後，並將自己的所見所聞發表在了《紐約時報》和其它報紙上。回國後，他在1940年出版了一本書，書中總結了他這些日子以來的見聞，它看起來就跟他1917年的那本書一樣公正嚴明。他的報導可能是來自美國人的對國家社會主義最客觀、全面的記述之一，其內容對這八十年來一直沉浸於好萊塢的謊言的現代讀者來說，恐怕不是那麼容易接受。
- 《深入黑暗：來自第三帝國內部的第一手見證》洛斯羅普・斯托達德，1940
儘管我們的標準歷史永遠不會承認這一點，但導致戰爭爆發的原因實際上跟大多數美國人所以為的完全不同。大量來自波蘭、美國和英國官員的文件證據表明了，來自華盛頓的壓力是歐洲衝突發生的關鍵因素。事實上，當時美國主要的記者和公共知識分子，例如約翰・弗林（John T. Flynn）和哈里・埃爾默・巴恩斯（Harry Elmer Barnes）都曾公開表示，他們認為富蘭克林・羅斯福正在煽動一場大規模的歐洲戰爭，好轉移他的新政經濟政策已經完全失敗的事實，甚至可能為他史無前例的競選第三任期提供藉口。鑒於後來發生的事情，這樣的指控似乎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諷刺的是，與將內政搞得一塌糊塗的羅斯福相比，希特勒卻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成就，這兩位領導人在1933年初上台的時間只相差了幾個星期，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強烈的對比。正如不同於主流的左派分子亞歷山大・考克伯恩（Alexander Cockburn）在2004年《反擊報》（Counterpunch）上的一篇文章中指出：
“當（希特勒）在1933年上台時，他接手的是一個失業率高達40%的爛攤子。經濟復甦最終在沒有大規模刺激軍備開支的情況下實現了...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公共工程，例如高速公路。他對赤字或銀行家對其政策的抗議絲毫不以為意。當時利率一直被設定在較低的水平，雖然工資是固定的，但由於充分就業，家庭收入實際上是增加的。到了1936年，失業率已下降至1%。直到1939年為止，德國的軍費開支一直沒有顯著上升。
不只是布希，霍華德・迪恩（Howard Dean）和民主黨人也可以從希特勒這位最早的凱恩斯主義者身上學習一些經濟政策的智慧。”
在其它所有國家仍深陷大蕭條之際，希特勒就成功復甦了德國的經濟，這讓他贏得了不分意識形態的各界人士的一致讚譽。英國的前戰時首相勞合・喬治曾在1936年出訪德國，他就大力稱讚希特勒是“德國的喬治・華盛頓”，是當今最偉大的民族英雄。這些年來，我經常看到一些似乎頗為可信的說法表示，希特勒在20世紀30年代曾經是世界上最受歡迎且成功的國家領導人，他在1938年獲選《時代》年度風雲人物似乎也證實了這是真的。
只有國際猶太人仍然對希特勒抱有強烈的敵意，他們對希特勒成功將德國從1%的猶太人的媒體與金融控制中解放出來、將國家交還給99%的人民感到怒不可遏。近年來有一個驚人相似的例子是，弗拉基米爾・普京驅逐了一群猶太寡頭分子，他們曾一度控制了俄羅斯社會，而大部分的俄羅斯人卻只能過著一窮二白的生活。普京試圖與某些猶太人結盟來減緩自己受到的阻力，希特勒似乎也做過同樣的事情，他支持納粹−猶太復國主義的經濟夥伴關係，這既為以色列的建國奠定了基礎，也播下了猶太復國主義勢力日後壯大的種子。
9/11事件發生後，猶太新保守主義勢力將美國推向了災難性的伊拉克戰爭，而中東也因此變得滿目瘡痍，我們在電視上的評論家們總是不斷宣稱“薩達姆・海珊是另一個希特勒”。從那時起，我們就經常聽到相同的話術被一再重複，“格達費是另一個希特勒”、“艾哈邁迪是另一個希特勒”、“普京是另一個希特勒”甚至“查韋茲是另一個希特勒”。然後在過去幾年裡，我們的媒體又開始不斷重複著“川普是另一個希特勒”。
在2000年代初，我當然也意識到了伊拉克的統治者是一個殘酷的暴君，但我對那些荒謬的媒體宣傳只有嗤之以鼻，因為我很清楚海珊絕對不是希特勒。但隨著網路的發達以及我的數百萬頁雜誌數位化計畫持續進行，我卻相當驚訝地發現，就連希特勒也漸漸地不再是原來的那位希特勒了。
如果說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其實是富蘭克林・羅斯福為了擺脫國內的困境，而針對阿道夫・希特勒領導下欣欣向榮、愛好和平的納粹德國策劃的一場歐洲大戰，這也許並不完全正確。但我確實相信，與我們經常顛倒黑白的教科書相比，它會更接近事實的真相。
- 《美國真理報：我們20世紀40年代的大清洗》羅恩・昂茨，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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