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爾什維克革命及其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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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RON UNZ

雖然我一直對歷史很感興趣，但以前的我卻天真地相信了課本上的內容，以至於我總覺得美國的歷史是那麼的平淡無奇、枯燥乏味。

相較之下，我發現中國反而是一個更迷人的地方，它既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歷史傳承最悠久的文明，並有著一段錯綜複雜、革命不斷的近代史，然後它在尼克森時期突然決定重新向西方開放，就這樣鄧小平的經濟改革成功扭轉了毛澤東時代幾十年來的經濟失敗。

1978年，我參加了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中國農村政治經濟研究生研討會，我在那個學期至少讀了三、四十本書。E.O・威爾森（E.O. Wilson）的開創性著作《社會生物學：新綜合研究》（Sociobiology: The New Synthesis）才剛在幾年前出版，他重振了一門經歷了數十年的意識形態打壓的學科，多虧他的啟發，我開始試著以相同的角度來看待自己正在閱讀的這些材料。中國人一直是一個非常聰明的民族，而中國傳統的農業經濟結構所產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淘汰壓力是如此巨大，因此從這個角度就可以為中國人民是如何走到今天這一步提供一個優雅的解釋。幾年後在大學裡，我在威爾森的指導下完成了我的理論，直到十幾年後我又再次想起它，最終將它寫成了《社會達爾文主義如何締造現代中國》（How Social Darwinism Made Modern China）一文。

由於華人顯然擁有巨大的天賦，且這一點已在香港、台灣和新加坡等較小的範圍有所印證，所以我相信鄧小平的改革很有可能會造就驚人的經濟成長，並且毫無疑問的，後來的發展也的確如此。20世紀70年代末的中國比海地還貧困，但我總是告訴我的朋友們，中國很可能會在幾代人的時間內一躍成為主宰全世界的經濟大國。他們大部分的人起初都對我的說法表示懷疑，但每過幾年，懷疑的人就又會少了一些。多年來《經濟學人》一直是我最喜歡的雜誌，他們在1986年發表了我的一篇長篇投書，我在文中強調了中國經濟的巨大潛力，並建議他們應該在亞洲設立新的分社以便進行更好地報導；然後他們就在隔年真的這麼做了。

最近這些日子，我為自己大半輩子以來對許多事情的看法原來都錯得離譜感到非常羞愧，幸好中國是一個例外。我想不出中國的發展有哪一點是我在20世紀70年代末所沒有預料到的，所以唯一的驚喜就是沒有驚喜。我不得不對我的歷史認知進行的唯一一次“修正”是，過去我總是不假思索地就接受了毛澤東在1959−61年發動的災難性大躍進運動中造成了三千五百萬甚至更多人死亡的說法，但是我最近看到了一些新的研究表明這一數字可能被嚴重誇大了，現在我認為正確的死亡人數應該是一千五百萬人或更少。

儘管我確實對中國充滿興趣，但還是歐洲歷史最令我情有獨鍾，不同國家之間的政治角力以及20世紀的巨大意識形態與軍事衝突都無比引人入勝。

出於一種毫無理由的自以為是，我有時也樂於看見雜誌或報紙記者完全搞錯一些顯而易見的事情，這些錯誤亦經常出現在歷史敘述中。舉例來說，人們在談論20世紀德國和俄羅斯之間的殊死衝突時，時常會不經意地提到兩個民族自古以來就是彼此的仇敵，數個世紀以來他們一直是死對頭，分別代表斯拉夫人與條頓人爭奪著東歐的主宰權。

縱然兩次世界大戰的這段血淋淋的歷史似乎是證實了這一點，但實際上它是錯誤的。直到1914年之前，這兩個民族已經有整整一百五十年沒有互動干戈，哪怕是18世紀中葉的七年戰爭也是俄羅斯與日耳曼奧地利結盟以對抗日耳曼普魯士，這很難算是兩個文明的衝突。在漫長的拿破崙戰爭中，俄羅斯和德國一直是堅定的盟友，直到後來的梅特涅與俾斯麥時代雙方依然密切合作，到了1904年，德國也支持俄羅斯對日戰爭，只是這場仗沒有打贏。20世紀20年代，威瑪德國與蘇俄曾有一段軍事合作時期，1939年的《德蘇互不侵犯條約》標執著二次大戰的爆發，而在整個冷戰時期，蘇聯更是沒有比東德更忠誠的衛星國了。也許在過去的三個世紀裡偶有摩擦，可是在剩下的大部分時間中，俄羅斯人和德國人一直維持著良好的關係，更不用說是經常結盟，因此要說俄羅斯人和德國人是一對世仇似乎有點牽強。

另外，在那段時期的大部分時間裡，俄羅斯的統治精英其實有很多人都擁有日耳曼血統。俄羅斯的傳奇人物凱薩琳二世出生時是德國的公主，幾百年來有很多俄羅斯統治者娶了德國女人為妻，以至於羅曼諾夫王朝的沙皇往往更像德國人而不是俄羅斯人。俄羅斯本身亦擁有大量但已高度同化的德裔人口，他們在精英政治圈中佔有相當大的比例，具有日耳曼色彩的名字在宰相大臣中很常見，有時甚至包括重要的軍事指揮官。19世紀初十二月黨人起義中的一位最高領袖也有日耳曼血統，但卻依舊是一位熱誠的俄羅斯民族主義者。

在俄羅斯與德國的混血統治者帶領下，俄羅斯帝國不斷穩步崛起，成為了當時的世界列強之一。事實上，鑑於其擁有龐大的國土、人口和資源，再加上高速的經濟成長以及人口增長，任何一位生活在1914年的觀察者都很難不會認為俄羅斯早晚將主宰歐洲大陸，甚至是世界上大部分地區，如同托克維爾在19世紀初寫下的著名預言。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的一個關鍵原因是英國相信只有透過先發制人的戰爭才能夠阻止德國崛起，但我懷疑另一個比較次要的原因可能是德國自己也有相同的想法，試圖先發制人掐滅俄羅斯崛起的勢頭。

顯然，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革命徹底改變了一切，這場革命掀翻了整個舊秩序，過去的王公貴族不是被屠殺就是被迫出逃，充滿意識形態與革命政權的現代世界時代由此拉開了序幕。我成長於冷戰的最後幾十年，當時蘇聯仍是美國的頭號競爭對手，因此我對那場革命的歷史及其後果一直很感興趣。在作為大學生和研究生的那段日子，我可能讀了少說也有一百本有關這一主題的書籍，例如索忍尼辛和肖洛霍夫（Sholokhov）的精彩著作、亞當・烏拉姆（Adam Ulam）和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等主流學者的大部頭歷史專著，還有羅伊・梅德韋傑夫（Roy Medvedev）、安德烈・薩哈羅夫（Andrei Sakharov）和安德烈・阿馬爾里克（Andrei Amalrik）等持不同政見者的著作。我對史達林如何戰勝托洛茨基及其他對手，進而導致20世紀30年代的悲慘大清洗的故事很是著迷，史達林因為他日益加劇的偏執而造成了巨大的生靈塗炭。

當然我還沒有天真到不知道有關於布爾什維克的話題存在著一些絕不能觸碰的禁忌，特別是他們的種族背景。雖然大多數的書籍不會刻意強調這一點，但任何仔細讀書的人肯定都會發現，猶太人在革命黨的最高領導層中佔據著非常大的比例，列寧的五個潛在接班人中就有三個——托洛茨基、季諾維耶夫和加米涅夫——是猶太人，還有共產黨的最高領導層中也有許多人是猶太人。毫無疑問，對於一個猶太族群口僅佔全國人口4%的國家來說，這是一個極不尋常的比例，並且這肯定也有助於解釋後來全世界範圍內對猶太人的敵意急劇上升的原因，其有時會以最為瘋狂且非理性的形式表現出來，例如廣泛流傳的《錫安長老會紀要》（The Protocols of the Learned Elders of Zion）和亨利・福特臭名昭彰的《國際猶太人》（The International Jew）。由於俄羅斯的猶太人通常受教育程度更高也更城市化，並且在沙皇的統治下經歷了猛烈的迫害，所以一切似乎都說得通。

然後，大約是在十四或十五年前，我的個人世界觀產生了一道裂痕，而它只是往後會出現的眾多裂痕中的第一個。

事情是這樣的，演化理論家格雷戈里・柯克倫（Gregory Cochran）有一位很右的朋友花了很長的時間在瀏覽《暴風前線》（Stormfront）——一個久負盛名的極右派論壇——然後他在上面發現了一些驚人的事實，於是跑來詢問我的看法。原來，美國著名的猶太銀行家雅各布・希夫（Jacob Schiff）竟然是布爾什維克革命背後的大金主，他為共產主義革命者提供了至少兩千萬美元的資金。

起初，我的反應是這肯定是胡說八道，因為如此爆炸性的事實絕不可能會被我過去讀過的幾十本描寫這場革命的書忽視。但這個這個消息來源似乎非常可靠。1949年2月3日的《紐約美國新聞報》（The New York Journal-American），這是當時該州的一家主要報紙，就寫道：“今天，據雅各布的孫子約翰・希夫（John Schiff）估計，這位老人投入了至少兩千萬美元，只為確保布爾什維克主義成功在俄羅斯取得勝利。”

我稍微做了一點研究，並發現原來許多主流媒體都報導過希夫本人對沙皇政權迫害猶太人的憤怒，如今哪怕連《維基百科》這樣的建制派網站也在其關於雅各布・希夫的條目中承認，他的資助對1905年的俄國革命產生了重要的作用，如同他的一位重要手下在晚年出版的回憶錄中所透露的那樣。如果你在網路上搜尋“雅各布・希夫、布爾什維克革命”還會發現其它很多參考文獻，它們涵蓋各種不同的立場，可信度也不盡相同。《泰唔士報》的編輯、那個時代最重要的國際記者之一的亨利・威克姆・斯蒂德（Henry Wickham Steed）就在他的回憶錄中提出了一個非常有趣的說法。他非常實事求是地提到，希夫、沃伯格（Warburg）及其他頂層猶太國際銀行家都是猶太布爾什維克背後的支持者，他們企圖透過這群革命分子來掌控俄羅斯，他還描述了他們在一次大戰結束後1919年的巴黎和會上為布爾什維克進行了遊說行動。

即便是肯尼斯・阿克曼（Kenneth D. Ackerman）在2016年出版的《1917：托洛茨基在紐約》（Trotsky in New York, 1917）一書中進行的最新的、充滿懷疑的分析也指出，這一令人震驚的說法亦曾出現在美國軍事情報部門的報告中，其指出托洛茨基從希夫和其他許多猶太銀行家那裡獲得了大量的資金。這一消息在1925年被發表在英國《衛報》上，並在整個20世紀20−30年代受到許多主流出版物的討論與認可，而希夫的孫子要直到1949年才證實了這些事。阿克曼草率地將所有這些證據都斥為“反猶主義”與“陰謀論”，理由是希夫是一個眾所週知的保守派，他在美國時從未表達過任何對社會主義的同情，因此他肯定不會資助布爾什維克。

無可否認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一些細節很容易就會變得混亂。比方說，儘管托洛茨基很快就在布爾什維克黨內成為了僅次於列寧的第二把手，但在1917年初，兩人仍在各種意識形態問題上存在著嚴重的分歧，當時他一度根本不被接受是黨的同志。既然今天每個人都同意希夫為1905年失敗的革命提供了大量銀彈，那麼他的孫子提到的兩千萬美元很可能其實是指這些年來他在數次俄國革命與不同的領導人身上的投資總額，而這筆投資最終也促成了布爾什維克俄羅斯的誕生。鑒於如此之多看似可信且獨立的消息來源都提出了類似的說法，這些基本事實看來已無可置疑。

現在來思考一下這個驚人結論的含義吧。我認為希夫提供給革命活動的大部分資金應該是被用來維持革命分子的日常所需，還有賄賂特定目標等事項上，按照那個時代的平均家庭收入來換算，兩千萬美元相當於今天的二十億美元。如果沒有如此不斐的資金支持，布爾什維克取勝的機會肯定會變得非常渺茫，甚至根本不可能。

每當人們嘲笑“反猶太陰謀論”是多麼荒唐的時候，他們最喜歡舉的例子就是“國際猶太銀行家創造了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這一聽起來就宛如天方夜譚的說法。然而，從任何理智的角度來看，這一說法似乎確實不是空穴來風，並且顯然在俄國革命後的幾十年裡它一直或多或少是眾所週知的事實，只不過那些形塑我的歷史認知的書籍卻都刻意對此隻字不提。事實上，這些書籍甚至都沒有提過希夫的名字，儘管人們普遍承認他資助了1905年的革命，而且有很多本書都是在詳細描寫這場革命。那麼，它們還隱瞞了哪些驚人的事實呢？

如果一個人在歷史領域碰到了一個從未聽過的全新發現，而他的知識水平剛好還很粗淺，僅僅停留在教科書或歷史入門程度的話，他的反應大概會是難以置信和不知所措。但當同樣的情況發生在一個已經博覽群書的人身上，且這些書本乍看下似乎已將所有最瑣碎的細節都討論透的時候，他對現實的認知肯定會在那一刻發生崩潰。

1999年，哈佛大學出版了《共產主義黑皮書》（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這本書的六位合著者用總計八百五十頁的篇幅詳盡紀錄了這個如今已不復存在的制度究竟給全世界帶來了多大的災難，他們估計共產主義很可能造成了至少一億人死亡。我從未真正讀過這本書，而且我聽說這個死亡人數本身是有一定爭議性的。但對我來說，真正值得注意的地方是，當我翻閱它最後三十五頁的索引時，我看見了很多我過去從未聽說過的名字，除了最博學的專家以外，一般人肯定不會知道他們是誰。但雅各布・希夫的名字仍然不在上面，即使正是這位世界知名的猶太銀行家為共產主義運動提供了資金。還有瑞典的銀行大亨奧拉夫・阿施伯格（Olaf Aschberg）同樣也沒有出現，明明他曾在布爾什維克政權草創初期、充滿內外交困的那些年裡為其提供過重要的金援，甚至參與創立了第一家蘇聯國際銀行。

當人們發現自己的現實認知產生了裂痕，他們自然會緊張地想要往裡頭看，好確認裡面是否藏著什麼神秘的東西。阿克曼在他的書中譴責希夫資助布爾什維克的說法是“納粹反猶太宣傳最常見的說辭”，而在這之前他也對亨利・福特的《迪爾伯恩獨立報》（Dearborn Independent）進行了類似的批評，只不過我完全看不出這份出版物究竟有何重要性可言。儘管阿克曼的這本書在幾十年前我第一次聽聞希夫的故事時還未出版，但已有其他很多作家將這兩個話題聯繫在一起，因此我決定來好好探究一下這個問題。

福特本人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人，他曾在世界歷史中發揮過重要的影響，可是我的基礎歷史教科書卻鮮少提及這一點。雖然他在1914年決定將自己員工的最低工資提高至每天五美元——這是當時美國工人平均工資的兩倍——的確切動機或許存在爭議，但這確確實實對我們中產階級的形成產生了巨大的作用。他還採取了非常家長式的管理政策，為工人提供良好的宿舍及其它便利設施，這與那個年代普遍的“強盜男爵”（Robber Baron）資本主義作風完全不同，福特因此奠定了自己在工人與勞工權利倡導者心目中的英雄地位。事實上，列寧也將福特視為世界革命運動中的一位偉人，他並沒有因為福特本人的保守派立場與其對資本主義的擁護，而否定他解放工人生產力並提供他們各種經濟福利的卓越成就。有一個經常被遺忘的歷史細節是，即使在福特已經表達了他對俄國革命的敵視之後，布爾什維克仍然用“福特主義”來描述他們的工業發展政策。的確，在那時的蘇聯工廠中，列寧與福特的肖像被一起懸掛是十分常見的景象，因為他們是布爾什維克萬神殿中最偉大的兩位在世聖人。

現在回到《迪爾伯恩獨立報》，福特是在一次大戰結束不久後開始將這家報社的規模拓展到全國上下，它專門報導一些有爭議的話題，尤其是那些與猶太人的陰謀詭計有關的話題，他認為幾乎所有主流媒體都在刻意無視或壓制它們。我知道他是美國最富有、最受人尊敬的人物之一，但我還是驚訝地發現他的週報，我以前幾乎從未聽過它，截至1925年時全國總發行量已經達到九十萬份，位居全國第二，至今依然是全國發行量數一數二的報紙。我找不到可以瀏覽這些週報的管道，但它在最初幾年刊登的反猶文章顯然已被保存並整理成冊出版，它們構成了四卷《國際猶太人：世界上最重要的問題》（The International Jew: The World’s Foremost Problem），這是一部臭名昭彰的反猶主義著作，我的歷史教科書偶爾也會提到它。最終在好奇心的戰勝下，我在亞馬遜下單了這套書，我很好奇它們到底講了些什麼。

基於我的先入之見，我原本預期自己會讀到一堆口沫橫飛的偏激言論，我甚至懷疑自己會不會才讀完前面十幾頁就失去興趣，然後將它們放回書架上生灰。結果事情卻完全超乎我的預料。

在過去幾十年裡，美國猶太人和親以色列團體的力量變得空前強大，這使得一些作家偶爾會謹慎地指出這些團體與活動分子正在造成某些不太好的影響，同時他們總是得小心翼翼地強調，大多數普通猶太人並沒有從這些影響中受益，反而還可能因為它們而被禍及，更不用說最後可能會引起反猶思想的抬頭。令我相當驚訝的是，福特的這三十萬字的系列叢書似乎也遵循了完全相同的態度與基調。

這套福特文集共有八十個章節，每個都是在討論特定的問題和事件，其中有些是我所熟悉的，但它們更多早已被這一百年來的歲月流逝所沖淡。然而，在我看來，這些討論皆相當言之有理且有事實為依據，甚至有時顯得過於謹慎，除了一個可能的例外，我不記得有讀到任何異想天開或荒唐離譜的內容。舉例來說，書中沒有說希夫或他的猶太銀行家同行資助了布爾什維克革命，因為這些事實在當時尚未被確認，它們只有提到希夫似乎強烈渴望推翻沙皇制度，並為此努力奔走了許多年，因為他實在看不慣俄羅斯帝國對其猶太臣民的迫害。這些敘述與現代希夫傳記或他的《維基百科》條目中的說法並沒有太大的不同，不過福特在書中談到的許多重要細節卻已經從歷史紀錄中消失了。

儘管我設法讀完了全部四卷《國際猶太人》，但時間久了這些對猶太人的陰謀詭計和不當行為的嘮叨還是多少讓人覺得有些厭倦，特別是其中列舉的許多例子或許在1920−1921年那時還很嚴重，但它們在今天都已差不多被忘得一乾二凈了。這些內容大部分都是對於猶太人的瀆職、醜聞或結黨營私之類的乏味控訴，類似於此的瑣事本來就經常出現在普通的報紙或雜誌上，更不用說是那些扒開醜聞的刊物了。

可是，我無意因為這份刊物糾結於這些細微的瑣事而指責它。畢竟出於對猶太活動家及其影響力的顧忌，美國的幾乎所有主流媒體向來都對這些重要的話題避而不談，而這份刊物的目的就是要填補這一空白，因此它必然會集中全力報導有關這方面的話題。這些文章的另一個目的是想要漸進地引導公眾敢於討論這些話題，並最終迫使其它雜誌不得不跟進關注猶太人的不當行為。隨著《大西洋月刊》和《世紀雜誌》（Century Magazine）等主流刊物開始刊登類似的文章，這一行動似乎真的取得了成功。

另外一個重要的目的是要促使一般的猶太人意識到他們的社區領袖的所作所為。有時，該出版物會收到一些來自自稱“驕傲的美國猶太人”的支持信，甚至是附上支票，為其他猶太同胞支付訂購週報的費用，總之這一切無不極大地促進了人們對這些話題的公開討論。

儘管週報上討論的話題也許在細節上與今天稍有不同，但其所針砭的那些問題直到今天卻依然適用。有些事情或許有所改變，畢竟一個世紀以來社會也進步了不少，可是上面出現的很多話題其實就與如今關心國家未來的那些正直之人只能私下討論的話題如出一徹。最引人注目的是，其中有幾篇專欄討論了巴勒斯坦最早的一批猶太復國主義定居者與周圍的本土居民之間的緊張關係，以及媒體經常由於猶太人的施壓而淡化或隱瞞後者所遭受的暴行。

我不能保證這些文章的內容一定屬實，但至少它們是有便於進一步歷史調查的珍貴“原材料”來源。它們描述的許多事件似乎都被當時的主流媒體出版物給忽視了，因此當然沒有被納入後來的歷史書中，好比像希夫資助布爾什維克這樣眾所週知的事實也被完全扔進了喬治・奧威爾的“記憶洞”中。

由於這幾卷書的版權早已失效，所以我將它們添加到了我的HTML圖書館收藏中，任何有興趣的人都可以前往閱讀並得出自己的結論。

• 《國際猶太人：世界上最重要的問題》亨利・福特，1920

如前所述，《國際猶太人》的絕大部分內容都只是對猶太人的不當行為的嘮嘮叨叨。但其中仍然提到了一個很重要的東西，我們現代人對究竟該如何看待它產生了很大的分歧，那就是這本書的編者顯然是非常認真地看待《錫安長老會紀要》的內容。在現代恐怕沒有什麼陰謀論能像《紀要》那樣受到如此巨大的詆毀和嘲笑，但隨著這場探索之旅的深入，我開始對這本聲名狼藉的書產生了興趣。

顯然，《紀要》最初是在19世紀的最後幾十年出現的，大英博物館至今仍保存著一份1906年的副本，只不過它在當時並未引起太多重視。然而，這一切都在布爾什維克革命以及一戰後各國政府接連被推翻後發生了改變，如此巨大的政治動盪背後是否隱藏著某種陰謀的謠言一時間甚囂塵上。從我現在已經相隔好幾十年的角度來看，《紀要》的內容其實相當平淡甚至乏味，其以十分冗長的方式敘述了一項秘密顛覆計畫，它試圖摧毀傳統社會結構、挑起人們互相對立、透過賄賂和勒索來控制政治領袖，並在最終建立一個有著嚴格等級制度、由一小撮精英負責統治的社會。誠然，其中有不少對於政治或心理學的深刻洞見，尤其是如何利用媒體的影響力，以及操控檯面上的政治人物的好處，這些人要嘛腐敗、要嘛無能，因此很容易受到控制。但說實話裡面並沒有什麼令我眼前一亮的東西。

也許使我覺得《紀要》十分平淡無奇的其中一個原因是，自從其問世後的這一個世紀以來，秘密團體試圖統治世界的概念早已成為我們的流行娛樂中的常見主題，數不清的間諜和科幻小說皆是以此為題材，雖然它們通常會夾雜著一些酷炫的科技，例如超級武器或超能藥物。假如龐德的對手想僅憑政治操弄就征服世界，我想這部電影必定會在票房上慘遭滑鐵盧。

但回到一百年前，它們顯然是非常令人興奮且新穎的概念，而且我發現《國際猶太人》中的許多章節對《紀要》的討論實際上要比後者本身更有意思，資訊量也更大。這本福特文集的編者認為它是一部可信的歷史文獻，並試圖剖析其內容、推測其出處，想知道它是否真的像其所宣稱的那樣是一群企圖統治世界的陰謀家的會議紀錄，而這些陰謀家似乎是一個由國際猶太人組成的精英兄弟會。其他同時代人亦非常認真地看待《紀要》，大名鼎鼎的《泰唔士報》曾表示它的內容千真萬確，只是後來才迫於壓力而撤回了這番言論，我還得知《紀要》在那個年代的歐洲是發行量僅次於《聖經》的書。俄羅斯的布爾什維克政府顯然也非常重視這本書，任何人只要持有它就會被判死刑。

雖然《國際猶太人》的結論是《紀要》很可能是真實的，但從它的風格和筆法來看，我對這種可能性抱持懷疑態度。十幾年前當我在網路上隨意瀏覽的時候，我就發現即使是在極右派論壇中，人們對它的看法也是莫衷一是，在那些地方反而可以自由地討論這些話題。我依稀記得某個論壇的一位網友曾提出《紀要》是“基於真實故事改編”，他認為是某個對國際猶太精英企圖推翻沙皇俄國及其它國家政府的陰謀極為了解的人撰寫了這份文件，以從他的角度來概述他們的戰略計劃，這種解釋在我看來相當合理。

另一位網友認為《紀要》純屬虛構，但它依然很重要。他認為這部作品非常準確地闡述了一個陰謀集團如何悄悄腐化與推翻各國政府的過程，其幾乎可以與柏拉圖的《理想國》與馬基維利的《君王論》並列為西方政治哲學的三大經典之一，值得被納入每位政治學學生的必讀書單。事實上，福特文集的編者就特別指出，《紀要》其實很少提到猶太人，就算將文中所有與猶太陰謀家有關的段落刪除，也完全不會影響它的內容。

無論如何，這部簡短的作品現在已被納入我的HTML圖書館，任何人都可以輕易查閱。

• 《錫安長老會紀要》匿名，1903

有些想法會引起後果，有些則否。雖然我們的歷史教科書經常提到亨利・福特的反猶太活動、他的《國際猶太人》以及在同一時間流行的《紀要》，但卻從未提及它們是否有留下任何長久的政治遺產，至少在我印象中是沒有。然而，在我讀過這些作品並發現它們在那個年代的受歡迎程度，以及《迪爾伯恩獨立報》在全國的驚人發行量後，我很快就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結論。

數十年來，支持移民的自由主義者——其中許多是猶太人——一直堅持反猶主義是1924年的《移民法令》背後的重要因素，該法案在接下來的四十年大幅縮限了來自歐洲的移民人數，不過反移民活動家始終否認這一點。那個時代的文獻紀錄確實比較支持後者的說法，但我的確很好奇是否有什麼重要的討論可能沒有被記錄下來或保存在國會紀錄裡。過去幾十年來，民眾對限制移民的壓倒性訴求總是被強大的商業利益集團所阻撓，勞工市場越內捲顯然對它們越有利，但現在情況忽然發生了變化，因為布爾什維克成功在俄羅斯奪權了。

俄羅斯人一直是俄國的主體民族，幾個世紀以來統治該國家的都是俄羅斯裔的精英分子。後來，來自僅佔4%人口的猶太革命分子趁著對外戰爭失敗與國內政治動亂的機會奪取了政權，並開始大肆屠殺以前的精英階級，或迫使他們作為身無分文的難民逃往國外。托洛茨基和大部分的猶太革命領袖有很長一段時間是流亡在紐約市，現在他們的許多仍然住在這裡的同志已開始四處宣傳，類似的革命也很快就會在美國發生。近來大量的移民，他們主要來自俄羅斯，已使得猶太人在全國人口的佔比增長到了3%，與俄國革命前的數據相去不遠。假如連統治俄羅斯的俄國精英都可以在一夕間被猶太革命分子推翻，那麼統治美國的盎格魯−撒克遜精英害怕自己也步上相同的後塵不是很自然的嗎？

1919年的“紅色恐慌”（Red Scare）就是這種情緒的反映，艾瑪・戈德曼（Emma Goldman）等一眾身為移民的激進分子遭到逮補並驅逐出境。1921年波士頓的薩科−萬澤蒂（Sacco-Vanzetti）謀殺案審判引起了全國關注，這起事件證明了確實有一些暴力激進分子混雜在其它移民族群中，而且他們很可能在革命運動中與猶太人結盟，就像拉脫維亞人及其他不滿的俄羅斯少數民族在布爾什維克革命期間所做的那樣。但這幅縮限這些危險的外國人湧入絕對是必要的，否則他們的人數每年輕輕鬆鬆就可以增加十萬人，使得他們在我們東海岸城市中本來就已經無法掉以輕心的族群變得更加龐大。

大幅縮減移民勢必會導致工人的薪資上漲並損害企業的獲利。但與全家被布爾什維克的行刑隊押走，或最後只能帶著幾件衣服與匆忙收拾的行囊逃到布宜諾艾利斯相比，一點點利潤上的損失顯然無關緊要。

支持這個分析的一項值得注意的證據是，國會後來並未通過類似的法案來限制墨西哥或拉丁美洲的移民。德州和西南部的當地商業利益集團認為墨西哥人是一群聽話的工人，不會對國家穩定構成威脅，因此應該繼續開放墨西哥移民以促進它們的利益。這與猶太人及其他歐洲移民群體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20世紀20年代初圍繞著猶太人進入常春藤聯盟的鬥爭可能是另一個不為人知的例子。傑羅姆・卡拉貝爾（Jerome Karabel）在其2005年出版的《天選之民》（The Chosen）中記錄了哈佛、耶魯、普林斯頓及其它常春藤大學中的猶太學生迅速增長，是如何在20年代引起盎格魯−撒克遜精英的巨大擔憂，當年正是他們創辦了這些學校。於是，一場政治與媒體都涉及進來的招生戰爭在悄聲無息間開始了，在位的美國白人精英試圖限制猶太學生的數量，反之猶太人則努力想要維持或壯大自己人的勢力。

儘管沒有任何文獻紀錄直接提到亨利・福特大受歡迎的全國報紙和出版物，但很難相信學術界的鬥士們會完全不知道當時正被議論得沸沸揚揚的猶太人企圖顛覆外邦人社會的傳言。很容易想像，像哈佛大學校長勞倫斯・洛厄爾（A. Lawrence Lowell）等備受尊敬的波士頓婆羅門應該會認為他們自己的溫和“反猶主義”屬於中間派，既不像福特等人所宣揚的主張那麼聳人聽聞，也沒有那些要求無限制招生猶太學生的人那麼極端。事實上，卡拉貝爾本人就指出，福特的出版物在那時的社會影響力是這場學術衝突背後的一個重要背景。

彼時，盎格魯−撒克遜精英仍然把持著媒體的話語權。猶太人佔主導地位的電影業尚處起步階段，還有廣播業也是，絕大部分的主要印刷媒體仍然被掌握在外邦人的手中，因此本土美國人的子孫最終贏得了這場招生戰爭。但幾十年後，但這場戰爭再次爆發時，政治與媒體世界的勢力版圖早已完全改變，猶太人現在在印刷媒體方面的影響力已經完全不落下風，而在電影、廣播和最新的電視這些更強大的電子媒體領域更是取得了壓倒性的主導地位，這一次他們是贏家，輕而易舉地就打破了自己的種族對手長久以來的打壓，並在最終幾乎完全控制了這些精英機構。

諷刺的是，20年代的反猶主義運動所留下最持久的文化遺產卻可能是最不為人知的。如前所述，現代讀者也許會覺得《紀要》的內容枯燥乏味，簡直就像是原封不動從詹姆斯・龐德系列的某個反派的冗長獨白中抄出來的一樣。但如果這個因果關係實際上應該是反過來的話，我也不會感到絲毫訝異。伊恩・弗萊明（Ian Fleming）在20世紀50年代開創了這一類型的小說，它們幾乎每部都成為了國際暢銷書，至於他的靈感來源究竟是什麼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弗萊明在20世紀20−30年代度過了他的青年時代，當時《紀要》已經在歐洲大部分地區廣為流傳，英國的主流報紙也敢於公然討論希夫及其他國際銀行家推翻英國的沙皇盟友、用猶太布爾什維克取而代之的成功陰謀。此外，他後來在英國情報部門任職，這肯定會讓他得以了解更多沒有出現在新聞上的歷史細節。他筆下的兩個塑造得最好的龐德反派——古爾德芬格（Goldfinger，或譯金手指）和布洛費德（Blofeld）——都是很明顯的猶太名字，我認為這並非巧合，並且其中許多情節皆與惡魔黨（Spectre）的世界征服計劃有關，這是一個企圖推翻當今所有政府的神秘國際組織。《紀要》在今天或許已經被遺忘，但它的文化影響力仍然通過龐德電影而得以延續，扣除通貨膨脹，這些電影的票房據估總計為七十億美元，堪稱是史上最成功的電影系列。

既然過往的歷史事實可以隨便出現又消失，這肯定會使我們在思索教科書上的內容時變得格外謹慎，更用不說是從電子媒體上吸收到的內容了。

在布爾什維克革命早期，幾乎沒有人會質疑猶太人在這場事件中發揮的重要作用，也沒有人否認他們曾試圖在匈牙利和德國的部分地區發起類似的布爾什維克奪權計畫，只是沒有成功。例如，前英國首相邱吉爾就在1920年譴責了“猶太恐怖分子”正在為禍俄羅斯和歐洲各國，他指出“（他們）大部分的領導人都是猶太人”而且“在蘇聯的領導階層中，猶太人的比例更是令人瞠目結舌”，並哀嘆這些猶太人實在給德國人和匈牙利人帶來了太多的苦難。

類似地，《泰唔士報》的前俄羅斯記者羅伯特・威爾頓（Robert Wilton）在其1918年出版的《水深火熱的俄羅斯》（Russia's Agony）和1920年出版的《羅曼諾夫王朝的黃昏》（The Last Days of the Romanovs）中對猶太人扮演的關鍵角色進行了非常詳細的總結，而後一本書中對此描述得最深入的一章甚至直接被英文版給刪去了。不久後，希夫、沃伯格等國際猶太銀行家向布爾什維克提供大筆金援的事實也開始被主流媒體廣泛報導。

在美國，猶太人與共產主義同樣有著緊密的聯繫，很多年來我國發行量最大的共產黨報紙都是用意第緒語印刷的。後來維諾納（Venona）計畫的解密檔案亦表明，即使到了20世紀30−40年代，潛伏在美國的共產黨間諜中也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猶太人。

我可以舉一件個人往事來證實這些枯燥的歷史紀錄。2000年代初，我有幸與一位年邁且傑出的電腦科學家共進午餐，我挺欣賞他這個人的。就在我們聊著的時候，他碰巧提到他的父母皆是堅定的共產黨員，鑒於他明顯的愛爾蘭姓氏，我感到非常訝異，並表示我以為那個時代的共產黨員都是猶太人。他說確實是這樣，他的母親就是猶太人，但他父親不是，這使得他在政治圈子中成為了一個很罕見的例外。因此，黨總是盡可能想要把他安排在有曝光度的位置上，以證明並非所有共產黨員都是猶太人，雖然他聽從黨的決定，但其實他心裡一直對自己被當成“形象擺設”感到十分不快。

然而，隨著共產主義在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急劇失寵，幾乎所有的“撒紅餌者”，例如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都曾努力想不讓人們將注意力集中在這場運動的種族層面上。事實上，許多年後，理查・尼克森曾在私下談話中提到，他和其他反共調查人員在試圖調查非猶太人目標時遇到了困難，因為幾乎所有蘇聯間諜嫌疑人都是猶太人，這卷錄音帶被公開後引發了軒然大波，媒體紛紛指責尼克森的言論是反猶主義，儘管這很顯然恰恰是他當初想避免的東西。

最後一點尤其重要，因為一旦歷史紀錄被充分粉飾或改寫，任何殘留下來的原始事實就會被當成是荒唐的妄想或被斥為“陰謀論”。的確，即便在今天，《維基百科》上面仍有一篇三千五百字的條目，其堅稱“猶太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概念純粹是“反猶主義的抹黑”。

我還記得在20世紀70年代，美國人本來對索忍尼辛的三卷《古拉格群島》好評如潮，可是風向卻在突然之間轉變了，因為有人在他厚達兩千頁的書中發現了一張列出許多古拉格主要管理者的照片，上面附有文字，並明確標示出了他們的猶太名字。這個細節被認為是這位偉大作家可能私底下抱有反猶主義思想的重要證據，畢竟猶太人在內務人民委員會和古拉格體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的事實早已從主流歷史書中消失得一乾二凈。

另一個例子是基督教電視佈道家帕特・羅伯遜牧師（Pat Robertson）1991年出版的《新世界秩序》（The New World Order），他在這本書中對其眼中最大的敵人“無神論全球主義者”進行了猛烈抨擊，它很快就成為了全國暢銷書。他碰巧簡略地、語帶含糊地提到了華爾街銀行家雅各布・希夫曾經向共產黨人提供兩千萬美元的事實，並小心翼翼地避免話題直接牽扯到猶太人，同時他並沒有列出任何關於這一說法的參考資料。他的書立即招致了精英媒體的大量砲火和嘲諷，希夫的故事被認為是羅伯遜自己的反猶主義幻想。我真的無法責怪這些批評家，因為在網路出現之前，他們想了解布爾什維克革命就只能翻閱標準的歷史書籍，由於它們都沒有提及希夫或他的金援，所以他們理所當然會認為這只是羅伯遜或他的消息來源在幻想而已。就連我自己當時也是同樣的反應。

直到1991年蘇聯共產主義滅亡，不再被視為敵對勢力後，美國的學者們才得以再次公開寫書談論那個時代的真實面貌。在許多方面，諸如尤里・斯萊茲金（Yuri Slezkine）於2004年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發行的《猶太世紀》（The Jewish Century）等廣受好評的著作所提供的敘述皆與羅伯特・威爾遜早已被人們遺忘的書非常相似，可是卻與這八十多年來充滿矛盾的歷史敘述有非常大的不同。

在大約十幾年前，我還認為福特的《國際猶太人》只是一部政治妄想之作，而《錫安長老會紀要》則是臭名昭彰的騙局。然而在今天，我反而會認為前者可能是了解歷史事件的潛在可靠來源，因為有很多東西都被刻意排除在標準的歷史敘述之外，同時現在的我也終於可以理解，為什麼有些人會認為後者足以與柏拉圖、馬基維利一起並列為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偉大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