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傳言稱，1942年普雷斯科特・布希（Prescott Bush）被起訴時的庭審文件後來在2001年9月11日世貿中心七號樓倒塌時通通付之一炬了，當時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辦公室就在那裡。”
——吉姆・馬爾斯（註1）
（*本章的標題原文為THERE’S NAZIS IN THE BUSHES〔布希家族〕，是一句雙關語——譯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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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一家公司的破產案突然登上了BBC、《紐約時報》及其它全球主流媒體的版面。雖然這件事本身沒什麼好奇怪的——畢竟，公司破產本來就經常成為媒體或廣播的頭條新聞——可是，這起破產案，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強制清算案的不尋常之處在於，這場官司居然耗費了整整五十一年的時間才終於結束！這立刻引起了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到底是哪家公司擁有如此巨大的體量，以至於竟需要五十一年的時間才能完成清算？就是綽號“貝爾大媽”的A.T.& T當初被拆分時也沒有如此拖沓！
不過，但凡是了解那段歷史的人，光是聽到它的名字大概就已經明白了，因為這家公司就是臭名昭彰的染料工業利益集團（Interessen-Gemeinschaft Farbenindustrie, A.G.），其更廣為人知的名字是I.G・法本，這家龐大的德國化工巨頭在二戰結束後被拆分成了赫斯特（Hoechst）、拜耳（Bayer）、巴斯夫（BASF）和愛克發・吉華（AGFA）等數家“小”公司，它們每一個都是毋庸置疑的大型“跨國”企業。I.G・法本旗下的各個子公司的規模是如此龐大，足以體現法本本身的體量與實力又有多麼驚人。無論從什麼角度來看，法本公司都是納粹德國龐大的“軍事工業複合體”的實質本體。
但光是體量和實力還不足解釋為什麼清算這家公司需要費時如此之久。顯然還有其它因素，其中之一就是法本或是它的繼承者必須向大屠殺受害者及其親屬支付多少賠償金的問題。不幸的是，在跨國企業道德墮落、只知逐利的世界中，這項因素只發揮了很小的影響。更大的因素在於法本公司在戰前與英國、法國和美國的外國公司簽訂的卡特爾和專利許可合約，而這背後隱藏著一個非常重要的故事，因為這些合約和協議正好透露了納粹殘黨在戰後的發展軌跡。
法本公司的卡特爾和授權協議早在戰前就是納粹德國與西方列強，尤其是美國之間的廣泛跨國企業合作模式的一部分。因此，要了解納粹在戰後的生存計畫，就必須先了解戰前的這種合作模式。
A. 華爾街與希特勒的崛起
安東尼・薩頓本來是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e）的學者，後來成為陰謀論研究者，他的《華爾街與羅斯福的崛起》（Wall Street and the Rise of FDR）、《華爾街與布爾什維克的崛起》（Wall Street and the Rise of the Bolsheviks）和《華爾街與希特勒的崛起》（Wall Street and the Rise of Hitler）三部曲講述了在美國有一群強大的國際主義企業精英，他們“左右著世界的局勢，其程度甚至連民選的政治家也望塵莫及。”（註2）本來還在胡佛研究所的薩頓是學術界中德高望重的一員，可是他卻開始注意到美蘇關係中有一個奇怪的地方，即美國的許多最先進的技術正在通過俄羅斯政府和美國各家企業之間的可疑貿易協定，被悄悄地轉移到蘇聯。簡單來說，美國正在親手武裝它最大的敵人，而且還是在完全故意的情況下！薩頓為此在胡佛研究所發表了一份冗長的報告，並在他的著作《金錢能買來最好的敵人》（The Best Enemy Money Can Buy）中詳述了自己的研究發現。薩頓的誠實立刻引起了學術界及其背後的跨國企業金主們的憤怒。他很快就發現自己被逐出了學術界，被美國的那些號稱“思想開放”、“卓爾不群”的學術機構列入了黑名單。
薩頓並沒有因此感到氣餒，反而繼續投入研究這些企業精英的勾當與目的，並完成了總計兩卷的《統治華盛頓的三邊委員會》（Trilaterals Over Washington）以及一本關於惡名昭彰的耶魯大學秘密社團−骷髏會的書《美國的秘密建制派》（America’s Secret Establishment）。不過薩頓最為人們津津樂道的還是其以《華爾街與希特勒的崛起》為代表的三部曲，因為它或許是迄今為止最好地介紹美國企業及其德國同行是如何助力納粹主義和阿道夫・希特勒崛起的著作。
1. 大局觀：國際精英資助共產主義和納粹主義的假定目標
但為什麼同一群企業精英要同時資助共產主義和納粹主義，並且扶植它們在兩個世界上軍事實力數一數二強大的國家上台呢？這個問題有兩個答案，一個是長期的角度，另一個是中短期的角度。正如薩頓的書名“華爾街與XXX的崛起”所暗示的，通過扶植富蘭克林・羅斯福、阿道夫・希特勒和弗拉基米爾・列寧，國際精英實際上是在進行一項宏大的長期實驗，他們試圖在這些主要世界大國中推行不同程度的社會主義，同時觀察哪一種社會主義最能夠抵禦各種假想的威脅、哪一種最容易被企業精英操縱。至於長期目標，當然就是要讓全世界都進入企業社會主義時代。
操控這三種社會主義——羅斯福的“新政”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的短期原因則更為複雜，要了解它就必須要先梳理時間順序。在成功扶植布爾什維克上台後，國際主義企業精英很快就發現自己面臨了一個難題，即蘇聯及其共產國際正在越來越不受控制，甚至開始向全世界擴張勢力，尤其是中歐和德國。要操縱和控制一個以俄羅斯與德國為中心、被共產主義統治的國家聯盟——更不用說是對抗它——無疑十分困難，甚至根本不可能。一言以蔽之，這個大型實驗所依賴的權力平衡現在受到了動搖。
所以在創造了共產主義這個怪物後，精英們決定再創造另一個怪物——納粹主義——來與前者互相制肘。這個想法確實有道理，因為德國是唯一一個能夠在經濟和軍事上與俄羅斯分庭抗禮的國家（註3）。法國和英國缺乏足夠的實力與地緣優勢，美國則是不願介入歐洲事務。正是出於這些考慮，西方列強——特別是美國——遂與德國形成了一種基於跨國企業卡特爾和授權協議的合作模式。
2. 具體案例：希特勒的德意志國家銀行行長亞爾馬・沙赫特博士
希特勒任命的第一位德意志國家銀行行長亞爾馬・沙赫特就是美德企業合作的典型例子。據薩頓指出，德國和美國企業精英之間互相糾纏的關係正好在沙赫特身上得到了體現，因為他的父親在舉家移民美國之前：
“曾在20世紀初的紐約公平信託公司（Equitable Trust Company）的柏林辦事處任職過。亞爾馬之所以是在德國而非紐約出生，純粹是因為當時他的母親病了，這才讓一家人不得不返回德國...正是為了紀念他與美國的淵源，亞爾馬的中間名才被取為‘霍勒斯・格里利’，以紀念一位同名的民主黨政治家。正因如此，亞爾馬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戰後他在接受審訊時也是同時以德語和英語回答。需要指出的是，沙赫特家族最初是發跡於紐約的著名華爾街公司−公平信託（由摩根大通控制），亞爾馬終其一生都保持著這些華爾街的人脈。那個年代的報紙和文獻記錄了他曾多次拜訪通用電氣公司的歐文・楊格（Owen Young）、紐澤西標準石油公司的董事長弗里什（Farish），還有他們在銀行圈的同道。簡而言之，沙赫特是國際金融精英的一分子...他是華爾街精英與希特勒的心腹圈子之間的關鍵紐帶。”（註4）
請記住他與摩根金融利益集團的聯繫，因為當我們審視戰後納粹國際的資產保存計畫時，就會發現它以一種奇怪的方式重新出現了。
3. I.G・法本與美國公司的跨國卡特爾和授權協議
根據薩頓的說法：“直到1940年以前，美國資本主義對德國進行戰爭準備所作出的貢獻只能用‘居功厥偉’來形容。”（註5）此話怎講呢？只需要看看下面這些事實：
“1935年，德國國內僅能生產三十萬噸天然石油產品和不到八十萬噸的合成汽油，其餘均需仰賴從外國進口。然而，在十年後的二戰期間，由於紐澤西標準石油公司將氫化（hydrogenation）技術的專利授權給了I.G・法本（以用於從煤炭中生產合成汽油），德國的石油生產量現在飆升到了六百五十萬噸，其中85%（五百五十萬噸）是採用標準石油公司的氫化技術製造的合成汽油。此外，德國的合成汽油生產被掌控在法本的子公司巴倫科爾−賓士（Barunkohle-Benzin A.G.）手中，而這個法本卡特爾集團本身又是在1926年由華爾街資助成立的。”（註6）
那麼美國這邊又從讓法本使用標準石油公司的專利來生產合成汽油中獲得了什麼回報？關於這一點詳見後述。
a. 道威斯計畫和楊格計畫
然而，為了理解德國的卡特爾體系連同其在世界金融資本主義中所扮演的獨特力量，我們有必要來重新回顧一戰結束時的《凡爾賽條約》和它強加予德國的巨額賠款（註7）。由於全球金本位制在一戰後因為一飛沖天的貸款和信貸而幾乎崩潰，其結果也可想而知，尤其是在德國：德國政府根本無力支付賠款，於是它只能故意引發通貨膨脹，用不斷貶值的馬克來還錢給協約國，可是這個過程同時也導致了大量工廠倒閉和失業率飆升，從而摧毀了德國的經濟。
顯然，必須要有人伸出援手，而這時全世界唯一還有能力提供足夠的流動資金來作為借貸的債權國只有一個：美國。在這樣的背景下，1924年的道威斯計畫和1928年的楊格計畫於是橫空出世，而它們也成為了國際資本家榨乾德國的最後一滴油水的良機，這是因為帝國馬克迅速變得一文不值給予了他們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可以用更值錢的美元來向“在美國的德國卡特爾集團”發放“高利貸”（註8）。這兩項計畫“皆是由這些銀行家們自行設計，他們透過這些委員會來牟取暴利，而且儘管嚴格來說，這些委員會並非由美國政府任命，但它們實際上仍得到了政府的准許和支持。”（註9）
這兩項計畫的本質說穿了就是美國的各大銀行發行了以美元計價的德國債券。然後德國又必須將這些融資的好一部分用來償還《凡爾賽條約》的賠款。但正如薩頓指出，由於這兩項計畫：
“德國向協約國支付了大約八百六十億馬克的賠款。與此同時，德國卻通過海外借貸，主要是美國，獲得了一千三百八十億馬克的資金——因此德國實際上只自掏腰包償還了三十億馬克。於是，德國向協約國償還的賠款嚴格上其實是那些購買了華爾街發行的德國債券的外國投資者在支付——當然，他們也從中賺取了巨額利潤。”（註10）
正如我們將在稍後看到的，這些資金的絕大部分實際上是被德國企業用來建立一個卡特爾體系，它將牢牢掌控著末期的威瑪共和國，並一直到延續到整個納粹時期。
然而，真正讓德國的資本家和實業家開始意識到不對勁的卻是1928年的楊格計畫——以它的提出者歐文・楊格命名——它以更巧妙、更隱蔽的方式改變了威斯計畫中的債券換貸款機制，其核心是通過發行債券“來讓美國資本佔領德國，並以德國的實體資產來作為抵押，這就像是一筆巨額的抵押貸款。”（註11）當然，這個計畫也不是沒有漏洞，“某些與美國有關的德國公司就透過暫時將股份轉讓給外國公司的方式，來規避楊格計畫。”（註12）因此，德國通用電氣公司，簡稱AEG，當然它是美國的通用電氣公司的分支，就被“出售給了一家法國−比利時控股公司，這讓它得以不被楊格計畫強取豪奪。”（註13）值得注意的是——這牽涉到了本書後面的內容——後來負責建造發電廠以供應納粹鐘使用的就是AEG（註14）。
如果楊格計畫的這些財務“安排”聽起來很耳熟，那也不用奇怪，因為近年來類似的現象也頻頻發生在美國的公司和公共資產身上，越來越多公共基礎設施現在開始被抵押給私人利益集團，以償還美國日益膨脹的國債。
但美國的這群國際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精英們卻漏算（banked）了一件事——原諒我在這裡使用了雙關語——而且他們似乎總是無法記取這個教訓：並不是所有德國卡特爾集團的人和實業家都已經忘記了他們的文化或民族認同。事實上，德國鋼鐵巨頭弗里茨・蒂森（Fritz Thyssen）就說過，他“是在認清了楊格計畫只會使德國陷入萬劫不復後，才決定成為納粹黨的擁護者。”（註15）顯然，如果德國的所有實體資產都被與那些本質上是抵押貸款的國際協議捆綁在一起，而這些協議反過來又催生出了一個不斷膨脹的債務模式，那麼德國作為主權國家的日子也就所剩不多了。
蒂森的評論其實也是在無意間警示了戰後的納粹國際活動，因為如果說那群國際主義企業精英始終沒有意識到自己正在創造一個怪物，以及民族主義反撲的危險，那麼正如我們將在後面的章節看到，納粹不僅僅非常清楚這種可能性，而且還學會了反過來利用全球金融世界中的國際主義傾向來為自己牟利。總之，美國的貸款通過這兩項計畫源源不絕地湧入德國卡特爾。AEG從國家城市公司（National City Co.）那裡獲得了三千五百萬美元、聯合鋼鐵公司（Vereinigte Stahlwerke）從華爾街的狄龍−里德公司（Dillon, Read, and Co.）那裡獲得了七千零二十二萬又五千美元的承銷證券、I.G・法本的美國子公司−美國I.G則充當中間人，幫助法本獲得了國家城市公司的三千萬美元貸款（註16）。
對德國的商界而言，這意味著到了20世紀20年代中旬，三大卡特爾中的兩家——法本和聯合鋼鐵公司——幾乎掌控了所有與德國的戰爭工業有關的領域。薩頓說道：
“在20世紀20年代中旬後，德國的兩大企業集團−I.G・法本和聯合鋼鐵公司幾乎完全主導了用這些貸款創造出來的化學和鋼鐵卡特爾體系。儘管這些公司在卡特爾中只對兩、三項基礎產品有多數決定權，但它們依然能夠——通過掌握這些基礎產品——將自己的意志施加於整個卡特爾體系。其它化工企業都需要仰賴I.G・法本供應的基本化學製品，因此不能只用它生產多少基礎化學產品來衡量其經濟實力。同理，聯合鋼鐵公司的生鐵產能超越了其它所有德國鋼鐵生產商的總和，它在半成品鋼鐵（semifinished iron）產品卡特爾中的影響力更是遠超過其生鐵產能所暗示的程度。話雖如此，這些卡特爾在不同產品中的產能佔比依舊十分可觀：
”（註17）
因此，可以說這兩個卡特爾代表了納粹德國軍事工業複合體的核心：“簡而言之，德國在二戰時期的合成汽油和炸藥（現代戰爭的兩項基本需求）生產被牢牢把持在了這兩家公司手中，而它們最初都是透過道威斯計畫提供的華爾街貸款創立的。”（註18）I.G・法本是在1925年成立，當時其董事長赫爾曼・施密茨（Hermann Schmitz）通過合併“六家已是巨頭規模的德國化工公司”——它們分別是巴登苯胺（Badische Anilin）、拜耳、愛克發、赫斯特、魏勒特梅爾（Weiler-ter-Meer）和格里斯海姆電子（Griesheim-Elektron）——創造了這個巨型卡特爾（註19）。到了1928年，施密茨將他在美國的控股公司——美國拜耳、通用苯胺工廠、愛克發安斯科和溫斯羅普化工（Winthrop Chemical）——合併成總部位於瑞士的I.G・化工（I.G. Chemie），然後它們又在1929年被進一步整合美國I.G化工，“它後來更名為通用染料軟片公司（General Aniline & Film）。”（註20）
但這些還只是冰山一角。
從1927年，即這個卡特爾成立兩年後一直到1939年戰爭爆發，I.G・法本的規模擴大了至少一倍以上。那些向施密茨提供貸款的華爾街金融家們確實創造了一個怪物，問題是它並不會像他們所以為得那樣聽話或順從：
“截至1939年，I.G・法本已經擁有了大約三百八十家的其它德國公司與另外五百多家外國公司的股份和管理干涉權。法本帝國有自己的煤礦、發電廠、鋼鐵廠、銀行、研究機構，以及眾多商企。法本與外國公司簽訂了超過兩千項卡特爾協議，包括紐澤西州標準石油公司、杜邦公司、美國鋁業公司、陶氏化學公司，等等。由於關鍵的文件在1945年盟軍確定打贏戰爭前就已經通通被銷毀，因此二戰前法本及其遍佈全球的業務的規模究竟有多大已不得而知。”（註21）
難怪這家公司需要耗費整整五十一年才能完成清算！事實上，據薩頓指出，二戰結束時這家德國公司有不少關鍵文件被故意銷毀了，這就引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在法本的卡特爾協議、企業聯盟及其對其它公司的影響力所交織而成的這個網路中，究竟有什麼秘密如此敏感，以至於絕不能讓盟軍知道？
無論如何，I.G・法本就是利用這些卡特爾為德國做好了戰爭準備，它一邊透過授權協議取得外國的技術，另一邊卻又反過來阻撓德國的敵人使用自己的技術來生產軍需物資。例如：根據法本簽訂的授權協議，這個巨型卡特爾能夠使用紐澤西標準石油公司提供的合成汽油生產技術，作為回報，法本則必須向標準石油公司提供它的合成橡膠或稱“丁腈橡膠”生產技術（註22）。儘管法本在戰爭期間不斷利用標準石油公司的技術來生產汽油和機油，以供希特勒的坦克、轟炸機和戰艦使用，可是它卻不讓美國人生產他們急需的合成橡膠！另外，法本公司遍及全球的影響力及其對外國公司的滲透，也讓它能隨時掌握德國的敵人的軍工生產能力與實際運作情形，這就讓德國得以提前預判敵人的軍事動向。
但這裡有一個重點需要注意，薩頓本人——更不用說是扶植法本的那群華爾街精英銀行家——只是十分輕描淡寫地提到了這一點，那就是法本雖然是現代意義上的“跨國全球企業”，但它始終是以德國為核心、服務於德國的國家利益。薩頓在談到這一點時似乎有些漫不經心：“I.G・法本利用這些協議來在外國推動納粹的目標、收集戰略情報，並且鞏固自己作為全球化工卡特爾的地位。”（註23）後來的納粹國際也學到了這一點。
法本對美國國際金融利益集團的挑戰是如此工於心計，以至於它甚至還有自己的間諜部門−柏林西北區七號辦公室。這個部門是由“法本的董事馬克斯・伊格納（Max Ilgner）負責領導，他是董事長赫爾曼・施密茨的侄子。馬克斯・伊格納和赫爾曼・施密茨兩人都是美國I.G的董事會成員，其他董事則包括了福特汽車的亨利・福特、曼哈頓銀行的保羅・沃伯格（註24）、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查爾斯・米切爾（Charles F. Mitchell，註25）。”考慮到法本的本質是一家屬於德國的卡特爾，這些著名的美國商人出現在法本的美國子公司的董事會名單中只能說明他們實在是一群傻瓜；法本正在充分地利用華爾街的一切。事實上，華爾街本來只是想通過法本來讓納粹德國成為足以制衡蘇聯的力量，可是它卻遠遠超出了他們的期望，因為“法本是納粹的世界征服計畫的策劃者與實施者，事實是（德國）軍隊很少需要主動去求助於法本；據估計，法本為德國陸軍開展的項目中有40−50%是由它自行發起的。”（註26）法本不滿足於只當華爾街用來維持地緣政治平衡的棋子，當納粹德國在1941年5月佔領歐洲大部分地區時，這時就是那些當初扶植它們的華爾街傻瓜們也終於意識到，這兩個怪物——納粹德國和法本公司——必須被阻止。但要打倒它們絕非易事，畢竟前面才提過法本的影響力已經延伸到了什麼程度：它滲透了紐約聯邦儲備銀行（查爾斯・米切爾、保羅・沃伯格）、福特汽車公司（亨利・福特和後來的埃德塞爾・福特〔Edsel Ford〕）、曼哈頓銀行（保羅・沃伯格）與紐澤西標準石油公司，而且還不止如此（註27）。
還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因為它將在本書後面我們討論納粹國際戰後的科學活動時產生關鍵的影響，那就是“法本公司西北區七號辦公室最傑出的情報人員之一”−荷蘭的伯恩哈德親王，他正是大名鼎鼎的畢德堡俱樂部的創始人（註28）。
4. ITT與納粹德國
還有另一家美國的跨國企業巨頭將在本書後續的章節佔據著重要的篇幅，它就是所提尼・貝恩（Sosthenes Behn）在1920年創立的國際電話電報公司（ITT，註29）。在摩根大通的支持下，貝恩在1923年收購了西班牙的電信巨頭−西班牙電話公司（Compania Telefonica de Espana），從而奠定了ITT帝國的版圖（註30）。雖然沒有證據顯示ITT曾像其它華爾街公司一樣在戰前積極資助希特勒，但它確實在戰爭期間這麼做了，因為ITT一直在透過其在德國的多家子公司來將資金轉移給海因里希・希姆萊（註31）。更重要的是，在收購了德國的福克−沃爾夫（Focke-Wulfe）飛機製造公司的大量股份後，現在每生產一架FW-190戰鬥機，ITT也就能跟著分一杯羹了。FW-190是德國生數量最多、最成功的戰鬥機，它的性能勝過英國的噴火式戰鬥機，甚至足以與美國的P-51野馬戰鬥機一較高下！（註32）
B. 關於普雷斯科特・布希、聯合銀行公司和弗里茨・蒂森的簡要說明
布希家族在美國政壇可謂是地位顯赫，同時卻也醜聞頻出，從最近的儲貸危機、甘迺迪遇刺事件，其中老布希疑似提前得到了警示，再到他所涉入的“十月驚奇”事件、他曾以駐紅色中國大使的身份促成尼克森與毛澤東達成協議，將美國的工廠、就業機會與技術轉移到中國，還有他曾經做過CIA局長，他的家族與沙烏地阿拉伯的賓拉登家族有商業往來，更不用說是他和他兒子既是美國總統，也都是耶魯大學著名的秘密社團骷髏會的成員，因此他的家族會與阿道夫・希特勒的納粹主義產生交集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雖然大多數人也許已經聽過這個故事，但它還是值得再次回顧一遍，以凸顯納粹主義與美國精英之間的聯繫究竟有多麼普遍、廣泛且深遠。事實上，這個故事還在持續發酵，因為目前已有兩名大屠殺倖存者對布希家族提起了數十億美元的訴訟（註33）。
儘管沒有跡象顯示普雷斯科特・布希本人認同納粹（註34），但確實有文件證明他所任職的布朗兄弟哈里曼公司（Brown Brothers Harriman）曾是德國實業家弗里茨・蒂森在美國的重要後勤基地，蒂森在20世紀30年代向希特勒提供了不少金援，但兩人最終在30年代末決裂。據《衛報》掌握的證據顯示，布希是位於紐約的聯合銀行公司（Union Banking Corporation）的董事，這家銀行代表的正是蒂森在美國的利益，並且在美國參戰後，他仍在繼續為這家銀行工作（註35）。
與網路上或一些書籍中常見的陰謀論或一味抨擊布希的言論相比，《衛報》的評論要更加公允得多，它指出普雷斯科特・布希與蒂森的關係是間接的，同時也提到蒂森在納粹掌權後就對其幻滅，還一度被抓進了集中營。然而，話雖這麼說，美國國家檔案館近期解密的文件仍呈現了足夠的證據，足以讓“一位前美國戰爭罪檢察官提出，這位已故參議員（普雷斯科特・布希）的行為確實應該被以通敵罪起訴。”（註36）無論這個假想的起訴究竟有多大的可能性——我們後面還會看到更多案例——這些文件本身仍然透露了一個十分有趣的故事。這些文件主要分成三類，第一類與哈里曼公司有關，以及普雷斯科特・布希本人在蒂森控制的哪些公司裡擔任了董事和股東（註37）。第二類文件涉及對美國境內的德國代理公司的資產扣押行動，被扣押資產的公司包括聯合銀行公司、荷美貿易公司（Holland-American Trading Corporation）、無縫鋼鐵設備公司（Seamless Steel Equipment Corporation）和西里西亞美國公司（Silesian American Company），它們皆與普雷斯科特・布希有所關聯（註38）。第三類文件則是更具體地關於法本及其與蒂森在西里西亞的鋼鐵和採礦生意之間的關係。只有從布希家族的人脈和商業聯繫這個更廣泛的背景來看——這遠遠超出了本書的範圍——才能發現普雷斯科特・布希與蒂森之間的聯繫實際上只是一個更大模式的一部分。此外，布希家族最近還在巴拉圭收購了一座牧場，不是美國、加拿大、澳洲或其它常見的國家，而是巴拉圭。或許他們對那裡的自然風光特別情有獨鍾？又或者，他們其實是想更靠近老朋友一點...
C. 結論
如果說I.G・法本的“故事”有什麼教訓，那就是任何人——不管是企業金融家還是普通民眾——都應該要永遠牢記，國際銀行家們有時也會反被聰明誤，以至於竟然親手創造了納粹德國、I.G・法本與二戰這樣的怪物。但法本的成功還有另一個重要含義，作為世界上首個真正意義上的大型軍事工業複合體，其以德國為核心將納粹的意識形態推廣向全世界的模式，都被納粹的一位最高層級的官員看在眼裡：馬丁・鮑曼。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借鑒了法本的這套模式，即一邊繼續以德國為核心、一邊將戰後納粹主義的民族思想國際化，同時效仿法本的卡特爾、企業聯盟、滲透、勒索乃至策劃一、兩次暗殺行動來實現目標...仍有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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