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25日 星期一

納粹國際(1)虛構與神話:威廉・蘭迪格的小說和神秘學聯繫


〚第一部分〛

背景與戰略撤退


“然而,在後續的研究中,我發現關於美國政府一勞永逸地沒收了所有這些金融資產的說法,雖然形式上是這麼一回事,但實際上卻不是這樣。這又是一次透過故佈疑陣來掩蓋真相的企圖。”

——卡特・普林頓・海德里克(Carter Plymton Hydrick)《臨界質量》(Critical Mass),p. 189


“美國的權力精英在希特勒崛起的背後所扮演的角色,其實應該被與希特勒主義不為人知的另一面聯繫起來看待:納粹的神秘學起源,以及它與圖勒會(Thule Society)和其它陰謀團體之間的關係。”

——安東尼・薩頓(Anthony Sutton,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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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投降者

在二次大戰這場史無前例的悲劇一結束後,各方幾乎立刻就開始了重寫這個故事的動作。勝利的西方盟軍不僅將納粹描繪成一群連像樣的反應堆都造不出來、更不用說是原子彈的蠢蛋,但同時卻也正確而公正地曝光了納粹政權犯下的種族滅絕罪行,這進一步證明了這個曾經主宰整個德國和歐洲的政權究竟有多麼喪心病狂(註2)。至於蘇聯方面,他們開始公開——與私下地——對希特勒和愛娃是否真的已經自殺提出質疑,正如我們將在後面的章節看到的,但這並沒有引起太多人的關注,因為蘇聯已經迅速取代納粹德國成為了“最可恨的敵人”。


許多納粹分子在戰後面對該政權罄竹難書的罪行時,仍然努力選擇為自己所加入的“事業”辯護,然後像他們的西方和蘇聯同行一樣,迅速開始著手改寫歷史。他們有不少人是以虛構小說的形式來這麼做,不管是否認大屠殺的“學術著作”(註3)還是奧地利新納粹主義者威廉・蘭迪格的科幻小說,後者將為我們提供進入納粹國際的世界的“入口”。


然而,為了更好地理解蘭迪格的科幻小說所代表的意義,我們有必要先來了解德國和日本投降的背景。


1. 日本降伏文書

在二戰已即將步入尾聲之際,西方盟國和蘇聯面臨著一個重大的問題,那就是該如何接受德國的投降。不過,為了弄清楚問題究竟出在哪裡,我們需要先回顧一戰結束的歷史,以及從德國投降再到日本投降的這幾個月的時間中發生了什麼。協約國在一戰時也曾碰到過類似的德國提出停戰和談判投降請求的問題。眾所周知,當時德皇已經退位,德國是由臨時組成的文職政府代為主政,也是臨時政府主動表明願意向協約國投降。但德國軍方(在《凡爾賽條約》簽署的時候,軍方並未派出任何代表出席,事實上,一些高階將領——例如埃里希・魯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甚至主張繼續作戰)卻沒有投降。於是這就造成了一個問題,政府投降了,軍方卻沒有,後來納粹正是抓著這個“漏洞”來大肆宣傳所謂“猶太社會主義者”的“刀刺在背傳說”。


因此,對於二戰末期的同盟國而言,他們最不希望看見的就是一戰的結局重演,以免讓納粹再次有靠著相同的宣傳手段在德國捲土重來的機會。但只要仔細看一眼當時的投降書,就可以更清楚地發現事情似乎並不對勁。首先,讓我們來看看日本的降伏文書。


日本降伏文書的第一頁


這份文書是這麼寫的:


____________________

余等遵奉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及日本帝國大本營之命令並為其代表,茲接受美、中、英三國政府首領於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在波茨坦所發表,其後又經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所加入之公告所列舉之條款。中英美蘇四國在此文件中將被稱為盟邦。

余等茲宣布:日本大本營與所有日本軍隊及所有在日人管制下的軍隊,無論在任何地點,向盟邦無條件投降。

余等茲命令駐紮在任何地域之日本軍隊及日本人民,立即停止一切敵對行動,保存所有船舶,航空器及軍民財產,使免毀損,並遵照履行盟邦統帥或在彼指揮下日本政府之代理機關所規定之一切要求。

余等茲命令日本帝國大本營立即發佈命令於所有駐紮任何地域之日本部隊,及在日本管制下之一切部隊之司令官,使彼等自身及在彼等管制下之一切部隊,無條件投降。

余等茲命令所有民政及陸海軍官員,遵照並履行盟邦統帥對實施此次投降所認為適當而發佈或經其授權所發佈之一切公告命令及指示。余等並指揮此類官員除經統帥或其授權等別解職者外,各留崗位,繼續執行其非戰鬥性質之職務。

余等茲代表天皇與日本政府,及其繼承者,擔任忠實執行波茨​​坦宣言之各項條款,並發佈及採取經盟邦統帥或其他經指定之盟邦代表,為實施宣言之目的,而所需之任何命令及任何行動。

余等茲命令日本帝國政府與日本帝國大本營,立即釋放現在日本管制下之所有盟國戰俘,與拘留之僑民,並予以保護、照料、給養,並迅速將其運送至指定地點。

天皇與日本政府統治國家之權力,應聽命於盟邦統帥。盟邦統帥可採取其所認為適當之各項步驟,以實施此等投降條件。

簽字於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九時四分在日本東京灣

重光葵

奉日本天皇與日本政府之命及代表天皇與日本政府

梅津美治郎

奉日本帝國大本營之命及代表日本帝國大本營

代表美利堅合眾國、中華民國、聯合王國、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及對日本作戰之其他聯合國利益接受於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九時八分在日本東京灣。

道格拉斯・麥克阿瑟

盟邦統帥

切斯特・威廉・尼米茲

美利堅合眾國代表

徐永昌

中華民國代表

布魯斯・弗雷澤

聯合王國代表

庫茲馬・傑列維揚科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

湯瑪斯・布列梅

澳大利亞聯邦代表

勞倫斯・摩爾科斯格雷夫

加拿大自治領代表

菲利普・勒克萊爾

法蘭西共和國臨時政府代表

康拉德・埃米爾・蘭伯特・赫爾弗裏希

荷蘭王國代表

倫納德・蒙克・伊希特

紐西蘭自治領代表

____________________


請注意,這份文書本身並沒有留下任何法律漏洞,因為其中明確提到了天皇、日本政府(即帝國內閣、國會、司法機構)和日本軍隊。


第二頁



2. 德國軍事投降書

但是當情況來到德國的投降,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不止一次投降時,事情就沒那麼簡單了。因為德國實際上有兩次不同的投降:第一次是1945年5月7日在法國蘭斯向盟軍投降;第二次是應蘇聯的要求於1945年5月8日在柏林投降,因為蘇方希望讓更高級別的代表出席,即喬治・朱可夫元帥。


1945年5月7日的德國投降文書內容如下:


____________________

  1. 我們,代表德國最高統帥部的簽字者,於此無條件地以現時仍在德國控制下的一切陸、海、空軍,向盟國遠征軍最高統帥,同時向蘇聯最高統帥部投降。
  2. 德國最高統帥部將立即命令德國一切陸、海、空軍事當局及德國控制下的一切部隊,於5月8日23時/分(中歐時間)停止一切軍事行動,停留在當時所駐在的陣地,並完全解除武裝,將他們的武器和裝備移交當他盟國最高統帥部代表所指定的盟國指揮官或軍官。無論大小艦船或飛機,均不得鑿沉;其驅殼、機器及裝備亦不得損壞。對於各種機器、軍備、器械以及一般用於作戰的所有技術方法,亦均不得損壞。
  3. 德國最高統帥部立即命令有關將領,保証盟國遠征軍最高統帥部及蘇聯最高統帥部在今後所發表的任何命令的執行。
  4. 這一軍事投降書,不損害總的投降文件,且可以把聯合國所決定適用於德國和全體德國武裝部隊的總的投降文件來代替。
  5. 如遇德國最高統帥部或任何在其控制下的軍隊,未能依照這投降書行動時,盟國遠征軍最高統帥及蘇聯最高統帥部得採取他們認為適當的懲罰或其他處理。

1945年5月7日凌晨二點四十一分在法國蘭斯簽署

德國最高統帥部

阿爾弗雷德・約德爾上將(Alfred Jodl)

盟軍遠征軍最高指揮官

W.B・史密斯(W.B. Smith)

蘇聯最高統帥部

蘇斯洛帕羅夫(Sousloparov)

F・塞維茲(F. Sevez)

法國陸軍少將(見證人)

____________________


然後這是1945年5月8日的投降文書:


____________________

  1. 我們,代表德國最高統帥部的簽字者,於此無條件地以現時仍在德國控制下的一切陸、海、空軍,向盟國遠征軍最高統帥,同時向蘇聯最高統帥部投降。
  2. 德國最高統帥部將立即命令德國一切陸、海、空軍事當局及德國控制下的一切部隊,於5月8日23時/分(中歐時間)停止一切軍事行動,停留在當時所駐在的陣地,並完全解除武裝,將他們的武器和裝備移交當他盟國最高統帥部代表所指定的盟國指揮官或軍官。無論大小艦船或飛機,均不得鑿沉;其驅殼、機器及裝備亦不得損壞。對於各種機器、軍備、器械以及一般用於作戰的所有技術方法,亦均不得損壞。
  3. 德國最高統帥部立即命令有關將領,保証盟國遠征軍最高統帥部及蘇聯最高統帥部在今後所發表的任何命令的執行。
  4. 這一軍事投降書,不損害總的投降文件,且可以把聯合國所決定適用於德國和全體德國武裝部隊的總的投降文件來代替。
  5. 如遇德國最高統帥部或任何在其控制下的軍隊,未能依照這投降書行動時,盟國遠征軍最高統帥及蘇聯最高統帥部得採取他們認為適當的懲罰或其他處理。
  6. 本投降書用英、俄、德三種文字製成,僅以英、俄文為正式文本。

1945年5月8日簽於柏林。

海軍元帥漢斯−格奧爾格・馮・弗里德堡(Hans-Georg Von Friedeburg)

陸軍元帥威廉・凱特爾(Wilhelm Keitel)

空軍元帥漢斯−于爾根・施通普夫(Hans-Jürgen Stumpff)

A.W・泰德(A.W. Tedder)

盟軍遠征軍最高統帥

喬治・朱可夫

蘇聯紅軍最高統帥部

見證人:

F・德・德拉特雷−塔西尼(F. de Lattre-Tassigny)

法國第一集團軍總司令

卡爾・斯伯茨(Carl Spaatz)

美國戰略空軍司令

____________________


細心的讀者一眼就能注意到德國的兩次投降與日本投降之間的不同。因為日本的投降是由帝國政府及其所有部門,還有日本軍隊一起明文簽署確認的。


然而,德國的投降書卻沒有提及帝國政府。當時,根據阿道夫・希特勒的親自指示,帝國政府的指揮權已經被從身兼元首與總理的他轉交給了卡爾・鄧尼茨(Karl Dönitz),於是後者在戰爭的最後一個星期裡成為了帝國總統。*向盟軍投降的是德軍,因為所有簽字方都是代表各自的軍隊簽字;因此,對盟軍來說,此時的德國政府在某種意義上幾乎已不復存在。正因如此,就德國的例子而言,其在二戰結束時的法律處境正好與一戰時完全相反。盟軍不願意冒任何可能會讓德軍的投降產生歧義的風險,但他們卻在這個過程中忽略了第三帝國政府本身,更重要的是忽略了納粹黨。確實,投降協議中的第四條規定得很清楚,軍事投降可以且應該被後續的“全面投降”取代,以明確地將帝國政府納入其中。


____________________

*按照希特勒的指示,鄧尼茨接任帝國總統,戈培爾則接任帝國總理,這兩個職位在過去都是由希特勒本人獨掌——譯註



但這裡有一個問題。


納粹黨本身儼然就是一個與德國政府各部門平起平坐的官僚機構,事實上,在黨的全國領袖(Reichsleiters)魯道夫・赫斯與之後的馬丁・鮑曼領導下,納粹黨幾乎滲透了政府的各個部門,卻又保持著自身的獨立性,但最後在德國投降時卻沒有人代表納粹黨!


簡而言之,雖然關於帝國政府究竟是否已經投降存在一些技術性的爭議——這取決於盟軍承不承認鄧尼茨政府(註4)——可是幾乎自成另一個政府的納粹黨是否已經投降則完全是羅生門了,因為納粹黨的代表從未簽字投降。說白了,盟軍錯失了堅持要求納粹黨的代表簽字認輸並解散政黨的最好機會!德國的軍隊投降了,德國也投降了,但納粹黨卻沒有。


當然,這就像那句俗諺“小心駱駝的鼻子”,新納粹主義正是因此才能夠在戰後繼續以納粹自居,繼續堅持它的理想、目標、計畫與組織,如同我們將在後面看到的。


的確,如果納粹黨或其下屬的單位和工具——例如黨衛軍——從未正式投降的話,那麼這很可能意味著他們的指揮系統無論在形式還是實質上都依然完好無損。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些拙劣的投降不僅僅助長了納粹依舊殘存且遍佈國際的神話,而且它還很可能會被證明是事實。


海軍元帥卡爾・鄧尼茨,納粹德國的第二任總統。


當然,黨衛軍和納粹黨都已經在紐倫堡戰爭罪法庭上被判定是犯罪組織,這種譴責在國際法上可以被視為一種效力存疑的制裁,但這一點恰恰凸顯了當初“錯失良機”沒讓它們二者正式投降的事實。為什麼盟軍沒有堅持要求納粹黨派出某位高級代表出席投降儀式,並簽字同意永久地解散該黨及其附屬組織,這麼一來盟軍不就有了更明確的法律依據,可以去按照國際法起訴納粹黨或其衍生的任何組織?有人或許會爭辯說,這顯然不是黨內的任何地方級官員有權代表處理的事情,只有給黨的最高層,即全國領袖鮑曼或他任命的正式代表才有資格簽字。盟軍之所以無法對此提出要求,大概是因為據說馬丁・鮑曼早已在逃離柏林的過程中身亡。但其實還有另一個非常令人不安的可能性,我們會在後面的章節詳述。


關於第二次“柏林”投降,還有最後一點需要注意,那就是投降書有明文規定,德國的所有與戰爭相關的技術設備都必須被完整地保留下來。


盟軍和蘇聯最在乎的東西是什麼顯而易見。


B. 威廉・蘭迪格的新納粹科幻小說

那麼,威廉・蘭迪格在戰後出版的新納粹科幻小說又與這一切有何關聯呢?


根據歷史學家尼古拉斯・古德里克−克拉克(Nicholas Goodrick-Clarke)的說法,蘭迪格即使在納粹崇拜者中也算得上是相當狂熱的一個,德國曾一度稱霸歐洲大陸、最終卻又徹底失敗是這些人心中永遠的痛。20世紀50年代初,一種雅利安−北歐神話開始在維也納出現,它與戰後流行於英美、明目張膽崇拜希特勒的納粹邪教迥然不同。由於希特勒與政治如今已成為痛苦的回憶,這種神話於是轉而將注意力放在了古代北歐種族、圖勒(Thule)、亞特蘭提斯以及日耳曼宗教身上。同樣重要的是,它開始重新探索海因里希・希姆萊的祖先遺產學會(Ahnenerbe)的思想與人物,這是一個成立於1935年並在1945年解散的專門研究雅利安考古學和人類學的機構。這種對民族偉大復興與救贖的末日式期盼,尤其體現在了對傳說中德國的奇蹟武器(miracle weapons)的瘋狂臆測上,包括飛碟和在戰爭結束時暗中建立的秘密基地...這些想法最初都是源自於一個小型的神秘學−種族主義圈子,這些人經常在作為設計師的威廉・蘭迪格本人的工作室中互相交流(註6)。


1909年出生於維也納的蘭迪格是一位“堅定的泛德意志民族主義者”(註7)。他曾經加入過自由軍團(Freikorps),這是一戰後在德國和奧地利興起的私人僱傭兵團體,後來他又在第三帝國政府中擔任過不同的職務,直到他正式加入黨衛軍,並於1942−1944年參與了巴爾幹半島反游擊鎮壓作戰,他因此獲得了第三帝國及其在克羅埃西亞的魁儡烏斯塔沙政權頒發的勳章(註8)。據古德里克−克拉克指出:“1944年,他被從貝爾格萊德調回維也納,以執行一項據說與最新軍事科技有關的‘特殊任務’。”(註9)雖然古德里克−克拉克並未對此發表進一步評論,我們也不知道蘭迪格的“特殊任務”究竟是什麼,但我們仍然可以提出一些猜測。


英國研究人員湯姆・阿戈斯頓(Tom Agoston)在他的《大失誤:美國如何讓俄羅斯發現了納粹的超級秘密》(Blunder! How the U.S. Gave Away Nazi Super Secrets to Russia)一書中首次向英語讀者揭露了黨衛軍上級集團領袖(Obergruppenführer)漢斯・卡姆勒(Hans Kammler)的絕密黑計畫“智庫”的存在,而維也納正是卡姆勒的“智庫”進行秘密研究的基地之一。而且根據作家雷納托・韋斯科(Renato Vesco)和大衛・哈切爾・柴爾德里斯(David Hatcher Childress),維也納同時也是納粹德國的一些高度機密的雷射研究項目的所在地(註10)。因此,我們可以合理地推測,蘭迪格很可能確實親自接觸過他在小說中創作的一些項目。


然而,蘭迪格並不僅僅是一個道德可疑和文學水平堪憂的新納粹科幻小說家而已。他其實還是一個“政治活動家”。古德里克−克拉克指出:


“在20世紀50年代中旬,他是歐洲社會運動(ESB)的奧地利代表,這是一個成立於羅馬和馬爾摩(Malmö,瑞典)的國際法西斯組織,其訴求是德國應該與其它不結盟國家,尤其是阿拉伯國家一起組成一個世界聯盟,好與美蘇兩大強權分庭抗禮。蘭迪格從1955年開始與瑞典新納粹領袖佩爾・恩達爾(Per Engdahl)、前希特勒青年團領袖卡爾−海因茨・普里斯特(Karl-Heinz Priester)保持著定期聯絡,普里斯特在德國的地下民族主義組織中有著十分廣泛的人脈。1958年,蘭迪格成立了自己的民族精神出版社(VolkstumVerlag),它的標誌是一枚東哥德式鷹形胸針,其歷史可以追溯到公元5世紀的狄奧多里克大帝統治時期...1970年,威廉・蘭迪格成為了世界反共聯盟(WACL)的奧地利代表,該聯盟是在1967年於台灣成立,由亞洲人民反共聯盟和反布爾什維克國際聯盟合併產生。WACL可以說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極右派網路,這也解釋了蘭迪格為何總是能非常靈通地掌握國際消息。”(註11)


正如我們將在後面的章節看到,新納粹其實在許多阿拉伯國家,以及建立第三國家集團以對抗美蘇兩大強權的背後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此外,WACL與戰後的納粹和法西斯分子亦有著不為人知的聯繫。


但除了這些,蘭迪格還有一段重要的經歷,即作為前黨衛軍成員,他曾在1945−1947年被逮捕並送進英國戰俘營,獲釋後他“接觸了盟軍內部的諜報世界,開始向西方安全部門販售蘇聯的低級與中級情報。”(註12)換句話說,蘭迪格在某種程度上其實是納粹遍佈在歐洲的龐大間諜網路的一員,他很可能是萊茵哈德・蓋倫(Reinhard Gehlen)的“蓋倫集團”(Gehlenorg)中的低階成員,其總部就位於慕尼黑郊區的普拉赫(Pullach)。蓋倫在納粹時期曾負責統領東歐和蘇聯的所有德國軍事情報機構,也就是Fremde Heere Ost−“東線外軍司令部”,當然,也是他與美國戰略情報局(OSS)駐瑞士蘇黎世分局局長艾倫・杜勒斯(Allen Dulles)進行秘密談判,他願意將自己的整個情報組織交給美國人,只要他們同意讓他繼續掌管它!如同我在上一本書《黨衛軍之鐘兄弟會》中指出,這意味著早在1947年杜魯門簽署《國家安全法案》成立CIA之前,它的文職性質和章程其實就已經受到嚴重腐蝕,因為幾乎整個“蘇聯組”從一開始就是由一群“前”納粹分子組成的!(註13)


萊茵哈德・蓋倫


OSS蘇黎世分局局長、後來的CIA局長與華倫委員會成員艾倫・杜勒斯。




1. 蘭迪格的第一本小說:《圖勒的偶像》

正是在蘭迪格的“圖勒”三部曲中,納粹倖存下來的神話得到了最堅定、清楚的表達。


“他的第一部作品,《圖勒的偶像》(Götzen gegen Thule,1971)創作於20世紀50年代末...它融合了雅利安人起源於北極的理論、亞特蘭提斯人、新興的民族主義神話,像是‘最後的軍團’(the last battalion)、德國在北極的秘密UFO基地、煉金術、聖杯神話、潔淨派(Cathar)異端、納粹−西藏聯繫、喜馬拉雅山上的大師們,甚至是蒙古的地底王國等所有這些元素。”(註14)


然而,古德里克−克拉克卻沒有提到這本小說的副標題,它恰恰才是最重要的,因為蘭迪格明確地在副標題中寫著Ein Roman voller Wirklichkeiten−這是一部“忠於現實的小說”。


這麼說或許還真沒有錯,我曾在《賢者之石》(The Philosophers’ Stone)一書中指出,希姆萊的黨衛軍內部其實具有很濃厚的煉金術色彩(註15)。另外,這種影響還包括了對聖杯的迷戀(註16)、對潔淨派及其所活躍的法國西南部朗格多克地區的興趣(註17),並且眾所周知,正是希姆萊親自資助了1938−1939年黨衛軍對西藏的探險之旅(註18)。


的確,蘭迪格的這本有數千頁厚的小說的內容還不止如此,古德里克−克拉克總結得很好:


“《圖勒的偶像》是一部關於蘭迪格的圈子嘗試找尋北歐傳統中的神秘中心−失落的圖勒王國的寓言,而它同時也是日耳曼世界在世界大戰戰敗後的最後一片淨土。這本小說講述了在二戰結束時,一小隊黨衛軍和德國空軍士兵展開了一場橫跨四大洲的環球冒險之旅。在小說的第一部分,雷克(綽號‘狂戰士’)和萊默(綽號‘吟遊詩人’)兩名飛行員被從挪威派往103號據點,這是由一群神秘的黨衛軍精英在加拿大靠近北極地區建造的秘密基地,無論是盟軍還是德國政府都不知道它的存在。103號據點是一座巨大的地下綜合設施,裡面有很多最先進的科技,包括飛碟,這座基地的使命就是要在德國投降後繼續捍衛純正的德意志精神...基地的標誌是煉金術中的黑太陽符號,它的顏色不是純黑色,而是最深的紫色。

就像蘭迪格本人主張不結盟國家應該團結起來對抗美蘇一樣,103號據點同樣也致力於建立一個國際聯盟,以實現黑太陽所代表的理想。有很多外國代表都出席了在基地禮堂舉行的盛大會議,禮堂中裝飾著占星學符號以及一尊巨大的密特拉宰殺公牛雕像。各方代表皆是乘坐V-7,一種時速高達四千公里、射程遠至兩千公里的德國飛碟抵達基地。其中包括一位西藏喇嘛、日本、中國和美國的軍官、印度人、阿拉伯人、一位衣索比亞人、一位巴西軍官、一位委內瑞拉人、一位暹羅人和一位純種墨西哥印第安人。阿拉伯人語帶神秘地談論著秘密的伊斯蘭兄弟會,印度人和波斯人引述了古老的雅利安傳統,東方人則暗示他們屬於一個神秘學教團並且知曉世界軸心的秘密。他們許多人都穿著制服或民族服飾,各自上台發表演說,將他們的民族神話和理想與圖勒聯繫起來,並且承諾會在時機到來的時候全力支持圖勒。”(註19)


不過,撥開這層層迷霧後,我們便會看見一幅相當引人入勝的圖景。將蘭迪格筆下的故事情節基本上包含了這幾個要素:


  1. 有一座秘密基地位於加拿大北極地區,而盟軍完全不知道它的存在;
  2. 基地的成員皆是前黨衛軍和前德國空軍的軍官與士兵;
  3. 要前往這座基地必須從挪威出發;
  4. 基地採用(可能就是在那裡研發的)了各種尖端科技,包括飛碟,即具有最先進推進系統的飛行器;
  5. 基地致力於建立一個國際集團,以與美蘇兩國分庭抗禮;
  6. 反過來說,這個國際集團幾乎就是納粹意識形態的國際化,並延伸到了拉丁美洲、東方和美洲印第安人等各個地區,也就是說存在一個秘密的國際納粹組織,並且納粹主義本身已經變得國際化,成為了以德國為核心的多民族法西斯組織;
  7. 這個集團似乎在某種程度上是由“秘密伊斯蘭兄弟會”和東方“神秘學教團”以及“世界軸心”所共同組成,它們一直在暗地裡與美蘇兩大國及其盟友進行著鬥爭。



2. 蘭迪格的第二本小說:《圖勒的狼之日》

在蘭迪格的第二本小說《圖勒的狼之日》(Wolfszeit um Thule,1980)中,再次發生了一場類似的冒險之旅:


“這次的故事講述了兩名海軍軍官−克拉爾和赫菲爾特,以及曾在103號據點待過的黨衛軍少校艾肯的冒險經歷。他們被分配到一支德國U型潛艇艦隊,該艦隊在1945年5月初從挪威出發,並在北大西洋全殲了盟軍的海軍護航隊。艦隊撤走了103號據點的所有設備和人員,然後摧毀了基地...接著它繼續往南大西洋啟程,尋找黑太陽的新基地,即目前處於流亡狀態的影子帝國政府。因此,小說似乎是在暗示納粹殘黨已將他們的重心轉向了南美洲和南極,這是位於南半球的新圖勒。”(註20)


在繼續引用古德里克−克拉克對第二部小說的總結之前,請再次注意這裡出現的幾個要素:


  1. 遠征隊再次乘坐U型潛艇從挪威出發;
  2. 其最終的目的是要將先進科技(來自加拿大103號據點)轉移至拉丁美洲;
  3. 第三帝國的流亡政府就在那裡。


抵達南美洲後,故事再次發生了轉折,小說中的主角們先是“在布宜諾艾利斯接受了補給”(註21),接著他們繼續前往玻利維亞的拉巴斯(La Paz)。抵達那裡後,主角艾肯向其他人介紹了一個現實中存在的人物−埃德蒙・基斯(Edmund Kiss)的研究。據古德里克−克拉克指出,基斯的研究:


“主要是圍繞著在玻利維亞的一些發現。沿著安地斯山脈的西側,他發現了一個從阿塔卡馬沙漠一直延伸到厄瓜多的龐大隧道系統,他認為它是一個在數千年前就已經掌握先進技術的神秘民族建造的。”


令這些日耳曼人欣喜若狂的是,艾肯和他的同伴們發現“數百名德國軍事和科學人員”竟然在這裡“建立了一個名叫迷魅的鐵匠鋪(Mime’s Smithy)的秘密基地,正好與位於南極的211號據點相比鄰。”(註22)據古德里克−克拉克表示,迷魅是北歐神話中為齊格飛打造寶劍的矮人,多虧理查德・華格納的歌劇《萊茵的黃金》,這個故事在今天算是相當家喻戶曉。


言歸正傳:


“艾肯和他的同伴們在這裡待了好幾個月,他們驚嘆於這群德國科學家居然能逃脫美蘇兩國對第三帝國的所有奇蹟武器研究人員的不懈追捕,帶著先進科技來到這裡。另一座規模較小的基地則建立在巴西貝尼谷(Beni Valley)的森林中。”(註23)


再次地,我們可以整理出這些要素:


  1. 存在一個或多個採用先進科技的秘密基地;
  2. 這樣的基地藏身在安地斯山脈的偏遠地區;
  3. 基地裡有“數百名”德國科學家和技術人員;
  4. 他們在盟軍的監視,甚至是在盟軍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繼續進行著先進的秘密武器研究計畫。


蘭迪格的第二本小說很明確地表達了,即使蘇聯和美國試圖將納粹的科技遺產佔為己有,但他們卻未能獲得其中最優秀、先進的技術,而它們至今仍或多或少地處在納粹的獨立掌控之下,並且他們的研究也還在繼續。還有一點要注意:艾肯和他的同伴們在布宜諾艾利斯得到了“補給”。正如我們將在第三部分看到的,這不僅僅是事實,甚至還在某種程度上印證了蘭迪格的第二本小說中的四個要素!蘭迪格顯然已經參透了德國兩次投降的含義,因為在他的前兩本小說中,很明顯的是,納粹黨及其最寵愛的組織−黨衛軍通通倖存了下來,並且繼續掌控著這些基地與科技。



3. 蘭迪格的第三本小說:《圖勒的起義》

在他的第三本小說《圖勒的起義》(Rebellen für Thule,1991)中,蘭迪格繼續深入了納粹殘黨背後的歷史和神秘學淵源,以及其持續發展的奇異科技,而且他還將黑太陽這個概念追溯到了古巴比倫宗教(註24)。


黨衛軍的Schwarze Sonne(黑太陽)與巴比倫之間的聯繫絕非蘭迪格一廂情願的想法,它其實是19世紀中葉德國主流學術界和蘇美爾學的共識,著名的德國亞述學家弗里德里希・德里奇(Friedrich Delitzsch)也認同這一點(註25)。德里奇認為:


“《舊約》和猶太一神論就是源自於巴比倫宗教。他的演講‘巴別塔與《聖經》’(Babel und Bibel,1902)在當時就引起了極大的爭議(註26),因為它顯然否定了猶太人的天啟與揀選之說。休斯頓・斯圖爾特・張伯倫(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和赫爾曼・沃斯(Herman Wirth)也加入這場爭論,他們主張巴比倫文化是蘇美爾人留下的遺產,而蘇美爾人則是一群征服了美索不達米亞的早期雅利安殖民者。蘭迪格對《吉爾伽美什史詩》和巴比倫銘文的詮釋同樣也遵循了這一北歐−蘇美爾理論的思路,強調了它們與《埃達》及其它古挪威文獻之間的聯繫。”(註27)


就如同他所繼承的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德國亞述學傳統,蘭迪格的敘述非常清楚地顯示了,黨衛軍的主要關切之一正是對這一傳統的秘密延續。從他在其它小說中所呈現的更廣泛的背景來看,黨衛軍對這種神秘傳統的關注似乎與戰後他們在那些基地裡繼續進行的黑計畫物理學研究存在著某種關聯(註28)。



C. 不尋常的“佐證”:納粹UFO神話和魯道夫・塞波騰道夫男爵

納粹主義、高科技與先進飛行器之間的神秘聯繫是20世紀50年代的新納粹圈子中十分流行的“神話”之一,其聲稱“這些飛碟是德國試圖在1945年後重新建立一個境外國家、以圖謀來日與盟軍再戰的計畫的一部分...納粹UFO研究者們經常會對比亞當斯基拍攝的照片與近來新“發現”的、黨衛軍在戰時設計的那些飛行器。”(註29)正如古德里克−克拉克指出,與其說這些神話反映了某種程度的真實,倒不如說它們其實是一種道德上的安慰,因為“第三帝國的殘暴本質及其無可否認的戰敗,就這樣被科幻小說中德國在科技和種族上的優越性給取代了,而巨大的飛碟就正在被冰雪覆蓋的香格里拉緩緩升起。”(註30)這指的就是南極。


但古德里克−克拉克其實並不應該這麼草率地就將納粹UFO斥為無稽之談,因為大約就在大名鼎鼎——或是臭名昭彰的,這一點見仁見智——UFO接觸者喬治・亞當斯基(George Adamski)公開他的飛碟照片和錄影,並滔滔不絕地談論著他與金髮碧眼的北歐型外星人(!)交流的經驗的時候,前德國空軍少校魯道夫・魯薩(Rudolf Lusar)恰好出版了一本講述德國秘密武器的令人大開眼界的書,其中就有一小節提到了納粹的噴射渦輪飛碟實驗。值得注意的是,魯薩在書中展示的圖片與後來被“發現”的所謂在黨衛軍資助下完成的飛碟設計圖完全不一樣(註31)。魯薩的書和亞當斯基的目擊事件恰巧是在同一時期出現,這為兩者可能存在某種聯繫提供了微小的可能性,只是這似乎不太可能,因為魯薩的“飛碟”是噴氣推進、看起來就非常笨重,一點也不符合新興的納粹UFO神話。


古德里克−克拉克對納粹UFO神話的嗤之以鼻還存在著一個更深層的問題,這一點從他本人的言論中就可以清楚看見。如上所述,他認為根據那些神話的說法,這些飛碟乃是“德國試圖在1945年後重新建立一個境外國家、以圖謀來日與盟軍再戰的計畫的一部分...”(註32)這裡先拋開飛碟的問題不談,只關注這段話本身的含義,那麼按照古德里克−克拉克的意思,這些納粹神話實際上是在說:


  1. 存在著一項旨在“海外”重建戰後納粹根據地的計畫,而這本身就強烈暗示了在戰後仍然有著一批納粹國際殘黨;
  2. 這個“海外”納粹根據地企圖繼續發展第三帝國在戰爭末期的先進科技。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納粹“飛碟”神話似乎就沒有它表面上顯得那麼簡單了。


然而,它與蘇美爾、巴比倫以及古波斯其實還存在著更深奧的聯繫,因為戰後新納粹圈子中的一些研究人員聲稱,圖勒會的創始人魯道夫・馮・塞波騰道夫男爵(Rudolf Von Sebottendorff):


“(他)在中東遊歷期間接觸到了一些古老的文獻或口述傳統,它們講述了一位二元論者是如何反對伊勒沙代(El Shaddai,即耶和華),而後者曾被耶穌斥為魔鬼(《約翰福音》8:44,註33)。據說,塞波騰道夫還發現了波斯人和巴比倫人的末日善惡決戰預言,他因此寫下了《世界之戰》(Der interkosmische Weltenkampf,1919)一書。塞波騰道夫似乎也很熟悉巴比倫女預言家薩賈哈(Sajaha,約公元前650年)對‘第三薩爾貢’(Third Sargon)的預言,其宣稱未來將會發生各種可怕的災難,屆時所有倫理綱常都會被扭曲,直到一位來自北方的皇帝出現...他會用烈火焚毀一切邪惡。”


彷彿這還不夠似得,同樣是這兩位研究人員——尤爾根−拉特霍夫(Jürgen-Ratthofe)和拉爾夫・埃特爾(Ralf Ettl)——還聲稱,塞波騰道夫曾在1917年8月與希特勒未來的地緣政治導師卡爾・豪瑟夫(Karl Haushofer)、靈媒瑪麗亞・奧席克(Maria Orsic)以及一位名叫洛塔爾・魏茨(Lothar Weiz)的飛行員在維也納的一間咖啡廳進行過一次聚會,他們一起在這裡會見了馬吉安派聖殿騎士團(Templi Marconi)的格諾特主教(Prelate Gernot)。他們討論了占星學和印度、日耳曼及巴比倫傳統中的末世預言。格諾特折服於塞波騰道夫的博學,並邀請他來拜訪自己領導的一個聖殿騎士團組織−“Die Herren vom Schwarzen Stein”(簡稱DHvSS−黑石領主)在巴伐利亞馬克特謝倫貝格的秘密領地。黑石領主相傳是由從前的聖殿騎士團指揮官休伯特斯・科赫(Hubertus Koch)在1221年創立的一個信奉馬吉安思想的組織(註34)。黑石領主崇尚二元論與“巴比倫”諾斯底派的教義,其據說是來自於伊絲塔女神的啟示,它聲稱這個世界是被邪惡的力量統治,並且光明之神與伊勒沙代一直在持續不斷地互相鬥爭。黑太陽被認為是神聖能量的源泉,黑石領主的入會者都會通過修煉來學習如何汲取這股能量。透過黑石領主,塞波騰道夫了解到,馬吉安的反猶太教思想其實是源自於更古老的、雅利安民族所共有的巴比倫教義。現在他們所肩負的使命就是要打敗伊勒沙代、打敗猶太人(註35)。


事實上,尤爾根−拉特霍夫和拉爾夫・埃特爾就是最早開始在新納粹圈子中談論“維利”(Vril)這種神秘能量的人。


根據這些新興的神話,“維利”乃是一個名為“維利會”(Vril Society)的秘密社團所致力於研究的能量,事實上,最早公開談論這個社團的人就是著名的德國火箭工程師威利・萊伊(Willy Ley,註36),他後來因為忍受不了納粹政權而逃去了美國。萊伊堅稱這是一個真實存在於柏林的社團,這就引出了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一位火箭科學家為什麼會知道在柏林有一個正在研究“維利”,即以太能量的秘密社團呢?


一個可能的答案是:


“德國研究人員近日證實了,專門出版占星學書籍的商人威廉・貝克爾(Wilhelm Becker)確實曾與一個團體合作。這個鮮為人知的‘德國未來協會’(Das Kommende Deutschland)出版過一本小冊子《維利:宇宙的能量》(Vril: Die kosmische Urkraft,1930),書中聲稱亞特蘭提斯人擁有基於精神力量的‘發電技術’,其遠比現代科學使用的機械發電還要更加強大。古埃及人和阿茲特克人同樣曾運用維利能量來建造他們的金字塔...該團體的第二本小冊子《世界的動力》(Weltdynamismus,1930)否定了現行的內燃機技術,並談論了對自由能源的運用。”(註37)


換言之,萊伊或許是在德國偶然接觸並閱讀了這些小冊子。無論如何,尤爾根−拉特霍夫和拉爾夫・埃特爾仍更進一步主張,維利會其實是馮・塞波騰道夫的Germanenorden(日耳曼協會)在神秘學領域的分支,而該協會在政治領域的分支就是塞波騰道夫在一戰後創立的圖勒會(註38)。根據他們的說法,圖勒會和維利會的成員曾在1919年12月於貝希特斯加登舉行過一次秘密會議,這個故事後來在更廣為人知的簡・范・海辛(Jan Van Helsing)的書中又被重複了一遍(註39)。據說,靈媒瑪麗亞・奧席克在這場會議上:


“展示了一份手稿,上面用古老的聖殿騎士團密文記錄了她透過心靈感應接收到的訊息。這些訊息後來被證明是蘇美爾語,這是最古老的巴比倫文化的創造者們所使用的語言。這些訊息的來源是位於畢宿五太陽系中的蘇米爾星(Sumi-Er),畢宿五是金牛座中最亮的恆星...尤爾根−拉特霍夫和拉爾夫聲稱,黑石領主及其在現代的繼承者−維利會都曾接收到通靈訊息,訊息的內容證實了蘇美爾人實際上是在五億年前從畢宿五來到地球的外星殖民者。”(註40)


據尤爾根−拉特霍夫和拉爾夫表示,瑪麗亞・奧席克接收到的訊息還不止這些,她:


“接下來又接收到了關於如何建造能夠穿梭時空的機器的通靈指示。維利會的一名主要成員W.O・舒曼博士(Dr. W.O. Schumann)率先開發了透過旋轉圓盤來產生電磁場的技術,並在1922年於慕尼黑建造了一架原型機...

1934年6月,洛塔爾・魏茨在布蘭登堡駕駛第一架RFZ 1(圓盤飛行器)進行了試飛。對軍事創新的需求大大刺激了這些先進飛行器的研發進程。此後,圖勒會也開始參與其中,其通過黨衛軍成立了E-IV研發部,致力於開發先進的飛碟技術。”(註41)


如果不是因為確實有一些令人不安的跡象,這些新納粹幻想本來很容易就會被斥為純粹的胡說八道。


再次地,假如我們先去除掉所有幻想成分,將上面這些說法重新整理,我們可以將它們概括如下:


  1. 早在20世紀20年代,德國就有過一個企圖控制時間與重力的先進研究計畫。該計畫據說是從1922年開始,恰好與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超維統一場論發表的時間大致相同,該理論是由德國數學家西奧多・卡魯扎(Theodor Kaluza)提出,旨在統一重力場和電磁力;
  2. 該計畫乃是奠基於某種神秘學傳統,或至少是部分受到它的啟發和影響,並輔以現代物理學來對其進行詮釋或“解譯”,例如W.O・舒曼博士據稱就是試圖製造這種機器的秘密社團的成員;
  3. 這種機器的原理涉及透過圓盤旋轉來產生電磁場,這意味著它需要不止一個旋轉電磁場;
  4. 黨衛軍後來給予了該計畫正式的編制,它被稱為E-IV研發部。


從這個角度而言,尤爾根−拉特霍夫和埃特爾的說法似乎其實沒有那麼牽強,因為正如我在過去的著作中所詳述過的,在20世紀20年代的威瑪共和國確實存在一個代號“鐘”(Bell)的超級秘密計畫(註43)。此外,亦有證據顯示,這項計畫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對古代神秘主義的現代物理學詮釋的影響(註44)。讀過我以前探討納粹鐘計畫的讀者們都應該知道,鐘最大的特徵就是它是一種會引發電磁旋轉的高功率機器,並且它會同時使用到高壓的直流電和交流電(註45)。最後,如同我在以前指出的,黨衛軍也的確有一個名為Entwicklungstelle IV的特殊研發部門,而它的任務就是要開發“自由能源”技術,亦即直接從物理介質中提取能源的方法(註46)。


簡單來說,尤爾根−拉特霍夫和埃特爾的論述所包含的四項基本主張很可能都是正確的(註47)。


D. 奇怪的事件:萊茵霍爾德・施密特與說德語的UFO乘客的接觸經歷

彷彿是為了進一步深化這些圍繞著納粹與UFO的神秘氛圍,內布拉斯加州的一位名叫萊茵霍爾德・施密特(Reinhold O. Schmidt)的德裔美國農場經紀人經歷了一次極其不同尋常的UFO遭遇。他聲稱自己曾經與一架雪茄形UFO上面的乘客有過近距離接觸,而且他們還會說德語!當然,世界各地有無數的外星接觸者都曾報告說,他們接觸到過的這些所謂的天外來客會用不同國家的語言,甚至是“心靈感應”來與人類進行溝通,所以光是這一點本身還沒有什麼大不了或不尋常的。然而,施密特先生的故事也確實引起了迴響,其結果是他被送進了精神病院。另外,在西德的一家報紙針對此事進行的報導中還提到,美國空軍似乎格外關切這件事。


1. 萊茵霍爾德・施密特的故事

然而,施密特對於自己的接觸經歷的敘述卻很值得細究,它被分成了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關於他最開始的接觸經歷,第二部分則是後續的進一步接觸。任何人在讀著施密特第二部分的敘述時,肯定都會同意這位男人確實有些“玄乎其玄”,因為他自稱他與那群說德語的太空兄弟們一起去過俄羅斯、北極(他還在那裡聆聽了一場關於全球暖化的講座!)以及吉薩大金字塔,而太空兄弟們的領袖“X先生”還使用類似雷射光束的裝置進入了金字塔內的密室。


這篇德國的報導介紹了萊茵霍爾德・施密特與說德語的UFO乘客的接觸經歷,以及他被送進精神病院的過程。請注意文中提到美國空軍似乎對這起事件非常關切。


不過,在他講述自己的接觸經歷的簡短自傳《萊茵霍爾德・施密特的故事:揭開宇宙的大秘密、明日邊界與外星訪客的真實遭遇》(The Reinhold O. Schmidt Story: Cosmic Secrets Exposed: Edge of Tomorrow: The True Account of Experiences with Visitors from Another Planet)的第一部分卻呈現出了一幅更令人警覺的畫面,它詳述了他在1957年11月5日的內布拉斯加州卡尼(Kearney)與六名說德語的UFO乘客的初次接觸過程(註48)。施密特的敘述聽起來似乎可信,這有兩個原因,其一是他對自己所看見的一切有著非常仔細入微的觀察,其二是他看見的東西顯然是某種技術產物,問題是這種技術卻又不夠奇特,不足以讓人得出它不是起源於這顆星球的結論。



a. 點火系統故障與納粹法西斯的關聯性

施密特首先指出,他是在夜晚下班開車回家時看見了一道非常耀眼的閃光,接著他的“汽車引擎就突然熄火了”。他“多次嘗試重新啟動點火系統”卻都無濟於事(註49)。當然,汽車的電氣系統故障是UFO接觸事件的常見特徵,這可以用傳統科學來合理地解釋為電磁脈衝或強電磁場所造成的影響,使得附近的所有電氣設備陷入“短路”。


但正如我在拙作《統一場的秘密》(Secrets of the Unified Field)中指出的,在法西斯義大利和納粹德國的秘密武器計畫中就有過類似這樣的裝置(註50)。因此,施密特口中的會說德語的UFO乘客,以及UFO對他的汽車造成的奇怪干擾,這些似乎都在暗示他預見的很可能就是這些秘密計畫的產物。簡而言之,施密特所遭遇的“天外來客”其實完全可以被地球上已有的技術來進行合理地解釋。


b. 像鉛筆一樣細的光束

據施密特後來回憶,由始終無法重新發動汽車,他便下車掀開引擎蓋,他以為可能是哪條電線鬆脫了。就在這時,他忽然注意到了一艘巨大的飛船,它看起來就像“半充氣的氣球”,但它是金屬材質,並有“四個液壓缸作為起落架”。當他嘗試靠近那個物體時:


“一道非常細的光束,大概只有一支鉛筆那麼厚,直接從飛船上面射出,擊中了我的胸口。然後我就好像突然癱瘓了;整個人完全動彈不得。也許我只是單純地被嚇傻了,但我還來不及仔細分析自己的感覺,飛船上的一扇門就滑開了,兩個男人從裡面朝我走了出來。”(註51)


再次地,我們可以注意到施密特對那細如鉛筆般的光束的描述,與另一項在短短幾年後就會問世的地球科技非常相似:雷射。雖然施密特不排除他在那瞬間陷入癱瘓可能是因為自己的情緒和生理反應,但他同樣沒有否認這可能是被光束擊中的結果。儘管這種能夠讓人身體麻痺的技術在放在今天也算是十分驚人,但我們現在知道,大約在同一時期,美國的軍方和情報部門其實也在研究透過技術和藥物手段來進行精神控制的方法。CIA的MK-Ultra計畫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同樣地,雖然施密特描述的那些東西確實很不可思議,但他的遭遇,如果它是真實發生過的話,仍然並不足以證明他接觸到的是真正的外星種族、文明或科技。



c. “飛船內部”

接下來,飛船上的六名乘客中的隊長主動邀請施密特上來看看,他用“X先生”來稱呼對方,並提到他操著一口“帶有德國口音的英語”(註52)。


“除了這位隊長,飛船裡面還有三男二女。女人們坐在一張大桌子後面,桌子上有一面很大的架子,裡面擺放著類似螢幕之類的東西。飛船的其中一端有四根管子,它們分別盛裝著四種不同顏色的液體:紅色、綠色、藍色、橘色。這些管子大約四英尺半高,直徑為六英寸。女人們似乎一直在仔細注意那些液體,它們會不斷緩慢地上下移動,就像汽車的活塞。那三個男人正在另一頭操作儀表板。我看見其中一人剪斷了幾條短短的電線。儀表板上有時鐘、刻度盤、按鈕和開關。在它的中央是一面大螢幕,看起來就像我們的電視機螢幕,但當我在那裡的時候它並沒有顯示出任何畫面。”(註53)


電線、管子、刻度盤、時鐘、開關和彩色液體,並且操作它們的還是一群“男人”和“女人”。施密特的描述乍看下似乎一點也不像是先進的外星科技,而這反而更加印證了施密特可能是真的在描述他的親眼所見。就像是為了更進一步強調這一點,施密特甚至對那面“儀表板”進行了一番十分耐人尋味(卻也令人不安)的描述:


“(它)上面沒有任何名字或標示,所以沒有辦法推測它是在哪裡製造的,但我注意到上面有一些阿拉伯數字和羅馬數字。然而,飛船的內外都沒有任何數字或字母。”(註54)


誰能想像得到,在一艘“先進的外星飛船”上面居然會有阿拉伯和羅馬數字!同樣地,所有出現在這裡的技術也都沒有足夠的奇特之處,實在不足以讓人得出施密特遇見的是某種來自外星球的東西的結論。


事實上,情況恰恰相反。他確實經歷了某種非比尋常的東西,但這些東西之所以非比尋常,恰恰是因為他所描述的每一個細節都在暗示它們的人類起源!即便施密特提到的那些人奇怪的行走方式,即他們似乎更像是在滑行而不是走路,也完全可以用如今已經變得再平常不過的地球技術來解釋,畢竟大多數讀者肯定都在人行道或馬路上遇過穿著直排輪的青少年!(註55)


彷彿是這個不同尋常的UFO接觸故事還不夠怪似得,施密特接著繼續說道:


“這些人在互相交談時使用的是標準的德語,我碰巧聽得懂這種語言,因為我當初上的學校既有教德語也有教英語。我能十分流利地說、讀和理解德語。但這些人都是用帶有德國口音的英語來與我說話。”(註56)


施密特本來應該是一位細心的觀察者,但在上面這段話的前半部分,他卻似乎既沒有提出也沒有回答這裡最明顯的問題:他們究竟在談論什麼?為什麼他們認為他不會說德語?最重要的是,為什麼他們要說德語?而不是俄語、法語、漢語或史瓦希里語?為什麼偏偏是德語?


他似乎從未深思過這一點,但假如他的描述是真的,那麼其所隱含的含義就十分不言而喻了:他正在目睹的是一些顯然與德國人和德國有關的先進地球科技...



d. 耐人尋味的興趣和值得深思的觀察

然後,施密特說那位隊長“X先生”開口了:


“他問我是否了解美國的衛星計畫。我回答說我什麼都不知道,他說:‘他們正計劃要發射幾顆衛星,但前兩顆無法成功升空。第三顆會升空,但卻沒有辦法傳送數據回來。’

這個預言後來果然成真了。全國各地的報紙都報導了那些衛星的結果。”(註57)


確實如此,但施密特卻再次忽略了這次交談所隱含的驚人含義——畢竟當時美國的衛星計畫還是高度機密的。既然如此,施密特筆下的UFO乘客們是怎麼知道的呢?更重要的是,他們又是怎麼提前知道那幾顆衛星最後的結果會是什麼?施密特口中的“X先生”顯然已經掌握了一些內部消息...



e. 告別

當飛船上的船員們完成了所有準備工作後,他們再次用德語告訴“X先生”,一切已經準備就緒。於是“X先生”告訴施密特,是時候該告別了。


“我一踏上地面,引擎就啟動了。它聽起來就像一台大型電動馬達,隨著動力的上升,聲音也變得越來越小。引擎僅僅才運轉了幾秒鐘,飛船就開始起飛了...然後一飛沖天!它飛上了距離地面大約十二英尺的高空,此時它的顏色是一片漆黑。然後到了大約一百英尺高的時候,它變成了藍綠色,並朝著西南方飛去。在一道耀眼的閃光結束後,飛船就完全從我眼前消失了!我估計那天的雲層大約只有八百英尺高,但飛船在差不多一百五十英尺高的時候就不見了。一位縣政府官員後來告訴我,那艘飛船總共讓一輛拖拉機、兩輛汽車和一輛大卡車拋錨了...它們當時都正好位於它的下方。

當我第一次登上這艘奇怪的飛船時,他們就特意叮囑我不要嘗試在飛船徹底消失在視野之外前發動汽車,因為它動不起來的。現在我總算明白了為什麼我的汽車在飛船高靠近的時候就自己熄火了。”(註58)


當然,其它UFO接觸事件也報告過類似的現象,但值得注意的是,施密特的描述與曾目睹過納粹鐘進行戶外測試的目擊者的敘述十分一致(註59)。如同我在《統一場的秘密》一書中指出的,同樣的科學既可以被用來解釋和證明著名的費城實驗、美國驅逐艦“埃爾德里奇號”的離奇隱形事件,也可以被用來解釋納粹鐘的存在(註60)。或許有必要指出的是,納粹鐘的內部使用了一種十分濃稠的栗紫色液體,這可能與施密特在UFO內部觀察到的四種顏色的液體有關。


f. 政府的介入

施密特立刻回到了卡尼,並向當地的一名副警長講述了整個事件。副警長告訴施密特,白天的時候這裡之所以拉響警報,就是因為當地居民也報告說他們看見了“天空中的奇怪物體”(註61)。施密特和副警長後來重新回到了普拉特河岸,也就是他的遭遇發生的地方。他們注意到“普拉特河乾涸的河床上有四個液壓缸留下的壓痕”與一些深綠色的油,“質地細膩,氣味甘甜”。施密特特別指出,他“不能肯定這些油一定是飛船留下的”(註62)。然後兩人便返回卡尼,向警察局長報告了這一切。


警察局長隨即聯絡了市檢察官和一家當地報社的記者,三人連同施密特和副警長又一次乘坐警車重返現場,“伴隨著一路的警笛!”(註63)起落架留下的痕跡和深綠色的油污依舊清晰可見。副警長和施密特在起落架的印痕之間來回查看,“我們估計這艘飛船大約有一百英尺長,三十英尺寬。我猜它的高度是十四英尺。”(註64)在採集了一些油污以便後續進行分析後,一行人就返回卡尼,施密特本人也回到汽車旅館,坐在大廳裡看電視。


當時他正在觀看當地的新聞節目,忽然插播了一則新聞,說是有一艘“太空船”降落在了內布拉斯加州的卡尼。施密特對這則新聞的反應很引人深思:


“我很驚訝,因為根本沒人告訴我要讓媒體知道這件事。事實上,我甚至沒有用太空船來稱呼那個物體,畢竟我對它究竟是什麼毫無頭緒。我覺得它或許是來自俄羅斯,並由一群德國科學家在負責操縱,他們大概是在收集俄羅斯在大約一個星期前發射的第一顆人造衛星的數據。”(註65)


也就是說,施密特其實從一開始就認為這艘飛船是地球本土的產物。


事情並沒有到這裡就結束。現在它又出現了另一個轉折。



g. 施密特被逮補並關押

施密特在接下來的遭遇清楚地表明了,某個地方的某些人顯然對這個從內布拉斯加州卡尼傳出的消息感到非常不高興,於是他們立即採取措施,開始抹黑施密特的名聲和他的故事。


“...我注意到官員們在討論我的遭遇時的態度完全變了。不僅如此,他們甚至把我的故事變得完全不一樣了!

忽然間,在大約凌晨六點的時候,他們要求我承認我的經歷從未發生過,一切都是假的!他們甚至要求我修改我的故事,好符合他們現在的聲明!我被這突如其來的轉變搞得一頭霧水。我告訴他們,他們想怎麼編什麼故事就怎麼編,但我不會修改我的故事,除非說出真相會危及美國的國家安全。他們當然無話可說!”(註66)


施密特拒絕接受測謊,除非那些政府官員也跟著接受,之後警察局長就告訴施密特,他將被關進監獄——即使沒有逮捕令(註67)。


隔天一早,市檢察官前來拜訪施密特,並表示他們在他的後車廂裡發現了一罐半滿的深綠色汽油和一個漏斗,這證明他的故事根本是捏造的。


“我回答說,他下次應該要編一個好一點的藉口。我提醒他,他給我看的那些汽油罐上面都有圓圓的孔,問題是我的車的輸油孔是三角形的。另外,那兩個油罐都是Veedol牌的,而我(它們還放在車上)的明明是RPM和Skelly牌的。”(註68)


就像是為了強調地方政府可能是迫於上面的壓力,才不得不以如此拙劣的方式栽贓施密特,很快又有兩位訪客趕來了卡尼。


兩名空軍官員連夜從科羅拉多州抵達了卡尼。


(還真快!)


“第二天早上,也就是11月16日上午十一點左右,我被帶去警察局接受他們的盤問。他們將我講述的事情經過全部錄了下來。在談話的過程中,一名卡尼當地的官員突然大聲質問道:‘飛船起飛後怎麼可能直線上升呢?’另一名空軍的官員則不小心插嘴說:‘哦,這我們知道。’”(註69)


鑒於目前為止所引述的內容,我們可以大致推測當時的整個事情經過。首先是施密特向當地的警察局長報告了他的經歷,然後局長和其他當地官員也在親自赴往降落地點後證實了他不是在幻想,於是空軍下令將施密特扣留,直到他們派人來進行實地調查。


很可能是當地政府在聽取了施密特的敘述——特別是關於那些說德語的乘客的細節——後才決定趕緊聯絡距離卡尼最近的空軍基地,即位於奧馬哈南部的奧福特空軍基地,它同時也是戰略空軍司令部的總部。接著奧福特空軍基地估計又聯絡了科羅拉多州普林斯的北美防空司令部。雖然北美防空司令部是直到隔年5月12日才正式成立,不過在科羅拉多州應該早就有了相應的指揮中心。無論如何,不管當地官員是怎麼聯繫上空軍的,事實是空軍很快就出現了,並且施密特後來的下場肯定與他們脫不了關係,他在11月7日被抓去接受精神鑑定,然後就被送往科羅拉多州黑斯廷斯的精神病院(註70)。在他的雇主和家人的介入下,他們都堅稱他的精神狀況沒有問題,施密特最後才終於被釋放。


但傷害已經造成:施密特的故事現在已經被嚴重抹黑,但他自始自終仍一直堅持自己沒有說謊。


這就引出了一個可能,即施密特對他後來的進一步遭遇的描述——它們與他的故事的前半部分相比,幾乎沒有多少實事求是的成分,反而讓人覺得十分浮誇且牽強——很可能是他在壓力下被迫編造的,為的就是讓自己最初的故事顯得不可信。然而,無論人們如何看待萊茵霍爾德・施密特的接觸事件,有三件事對於我們的討論非常重要:


  1. 這個故事明確提到了UFO上面有一群會說德語的乘客;
  2. 故事中的UFO明顯是來自地球本身的科技,這一點從施密特對飛船、操縱人員以及它的部分設備上面有“阿拉伯”和“羅馬”數字等記號就可以看出,就連施密特本人也不怎麼相信它是外星飛船,反而認為它可能來自俄羅斯;
  3. 美國空軍似乎非常關心這件事,因為它立即進行了欲蓋彌彰的介入,要求施密特修改他的故事。由於施密特不願服從,他們於是又強行將他送進精神病院,好讓他的故事失去可信度。從這個角度來說,美國軍方對施密特的故事的反應,簡直就與其對羅斯威爾事件的反應如出一轍,正如我在《黑太陽帝國》(Reich of the Black Sun)和《黨衛軍之鐘兄弟會》兩本書中提出,真正墜毀在那裡的很可能其實是某種先進的、來自地球且屬於納粹的飛行器,而它居然能大搖大擺地闖入美國的敏感空域,這自然會引起美國軍方的恐慌,因為這意味著在地球上仍有人在暗地裡繼續發展著納粹的科技(註71)。


萊茵霍爾德・施密特要嘛是編造了一個虛構的故事,要嘛他是真的經歷了什麼,而他的經歷正好應證了威廉・蘭迪格的科幻小說中的內容。但問題在於...這些小說在當時根本還沒有出版。


2. 羅辛的證詞:背景解讀

這一切不免令人聯想起了納粹火箭科學家沃納・馮・布朗(Wernher Von Braun)在美國的長期合作夥伴卡蘿兒・羅辛博士(Dr. Carol Rosin)的證詞。據羅辛回憶,馮・布朗在1973年去世前曾告訴她,世界精英已經制定了一項長遠的計劃,他們會創造出一連串的“敵人”,好控制與操縱公眾:


“據馮・布朗告訴我,這個策略是首先把俄羅斯人變成敵人...然後是恐怖分子,接著我們的目光會轉向第三世界的那些‘狂人’。我們現在稱呼它們為‘受關切國家’。不過他說,我們再來會開始製造太空武器來對付第三個敵人。這個敵人就是小行星。他說到這裡的時候幾乎笑了出來。小行星——為了摧毀小行星,我們必須製造太空武器。最好笑的是他提到的最後一個敵人:外星人。”(註72)


然而,鑒於前述的討論,馮・布朗的說法現在不僅聽起來相當真實,而且還讓人懷疑他是不是從很久以前就已經“知道一些什麼”,尤其是與納粹德國的秘密計劃有關的事情。他向羅辛透露的內幕還引出了一個明顯的可能性,那就是未來發生的任何大規模的“外星人”接觸很有可能其實都是人類自己精心策劃好的騙局,而它所需要用上的先進科技乃是源自於一個邪惡的意識形態:納粹主義。


E. 結論

所以,我們現在能確定什麼?


首先,盟軍未曾要求納粹黨的代表投降,也沒能要求納粹黨解散,結果這不僅在法律,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想像力的層面上,都為戰後的新納粹運動提供了一個明顯的漏洞,使他們得以藉此宣稱納粹黨其實在戰後倖存了下來,它雖然元氣大傷,卻仍在圖謀東山再起。


在這片充滿機遇的沃土中,納粹黨,尤其是希姆萊的黨衛軍內部的那些神秘學影響現在開始逐漸拓展,最終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納粹殘黨神話——就如同蘭迪格的小說所呈現的——而它無論在廣度還是細節上都細緻得令人歎為觀止。正如我們所看見的,這個神話包含了以下幾個要點:


  1. 第三帝國政府並未因為戰爭結束而消失,納粹黨更從未投降;
  2. 拉丁美洲是納粹黨的新根據地;
  3. 德國科學家、前黨衛軍官員和士兵在遙遠的極地和安地斯山脈有秘密基地;
  4. 這些基地仍在持續研究採用先進推進系統的飛行器(例如飛碟)、自由能源以及“終極末日武器”等不可思議的科技;
  5. 納粹餘孽致力於將納粹主義國際化,同時保留德國的核心地位,他們亦不排斥其他種族的加入,尤其是穆斯林阿拉伯人及其他東方族群;
  6. 納粹餘孽的地緣政治企圖是要創造一個足以與美蘇兩大強權分庭抗禮的第三民族集團,並且建立一個位於海外的納粹“國家”,而繼續獨立發展與壟斷上述的先進科技對實現這一地緣政治目標至關重要。


蘭迪格的第一本小說的副標題其實已經說得很明白,這是一個“忠於現實”的故事。至於這些“現實”究竟有多少又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實的,這就是本書接下來要探討的主題。


這些問題的答案將不僅令人大吃一驚,甚至是背脊發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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