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企業正在透過股權交換的方式而被人為地整合在一起，以至於少數人如今得以制定影響我們所有人的政策及其它決定。”
——美國財政部長奧維斯・施密特（Orvis A. Schmidt）評論鮑曼的撤離計畫（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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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2−8月發生了一連串出乎意料的軍事決定，它們攸關著阿道夫・希特勒領導的第三帝國的最終命運。2月2日，當被圍困在史達林格勒的德國第六集團軍正式投降後，蘇聯最高統帥部決定乘勝追擊，發動了一場大規模的反攻，意圖一舉向西剿滅剩下的四支敵軍縱隊，然後南下直搗黑海，徹底切斷並包圍整個德國南方集團軍。蘇聯為此動用了整整四個集團軍和大量的裝甲師。
不幸的是，希特勒將南方集團軍的指揮權交給了陸軍元帥埃里希・馮・曼施坦因，1940年納粹德國正是靠著他出奇制勝的作戰計劃輕鬆攻陷法國，1942年他又率領第十一集團軍摧毀了黑海沿岸的俄國要塞塞瓦斯托波爾（註2）。當蘇聯的先頭偵查部隊距離馮・曼施坦因的集團司令部，即位於第聶伯河河畔的扎波羅熱僅剩下五英里距離時，馮・曼施坦因的一名參謀聽見這位陸軍元帥正在一邊注視著地圖上不斷推進的紅色箭頭，一邊低聲嘀咕：“祝你們好運。”一個月後，蘇聯的四個集團軍幾乎被馮・曼施坦因精心策劃的撤退與反攻作戰消滅殆盡，紅軍被迫重新退回與1942年德軍發動進攻時基本相同的戰線（註3）。
可是有一個問題：在以庫斯克為中心的德軍防線上有一個巨大的突出部（bulge）或狹地，而德軍只佔領了北部的奧廖爾和南部的別爾哥羅德。紅軍立刻開始增援這個突出部，將大部分的砲兵和裝甲部隊部署到該地區，不甘示弱的德軍同樣集結了大量的裝甲部隊、火砲和戰鬥機，準備圍殲紅軍。希特勒在1943年7月5日下令發動攻勢。到了戰役結束時，德軍損失了將近五萬人、三百輛坦克和兩百架戰鬥機。蘇聯的損失則慘重得多，在這場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陸軍、坦克與空軍大戰中，其損失了近十倍於德軍的士兵、三倍的坦克以及數量不詳的戰鬥機（註4）。
然而，數字並不代表一切，對德國人而言，這場戰役徹底耗盡了德國國防軍的進攻能力；而對蘇聯人來說，儘管損失慘重，但他們卻也由此開始轉守為攻，直到1945年終於開著坦克挺進柏林。正當柏林的氣氛因為從史達林格勒到庫斯克的一連串不利戰報而十分沉重時，有一個人仍然以極為冷靜地眼光在審視著這一切，他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的私人秘書、納粹黨內定的下一任領導人、全國領袖馬丁・鮑曼。
A. 撤離的開始：火地行動
鮑曼是一位只務實不務虛的現實主義者。在史達林格勒的軍事災難後，鮑曼及其他納粹高層領導人便開始悄聲無息地將納粹德國的資產轉移到海外避風港，這就是Aktion Feuerland−“火地行動”。
這些財富包括數億德國馬克；成噸的黃金、鉑金、珍珠和鑽石；成箱的歐洲藝術珍品，以及億萬富翁們的股票和其它證券。這些贓物本來被存放在帝國各地的銀行保險箱和地下金庫中——直到馬丁・鮑曼透過他的眾多內部管道得知了它們的存在。他在1943年末已經控制了絕大部分但並非全部的贓物，並將它們連同後續的轉移計畫稟告了希特勒。
“藏好你的寶藏吧，你需要它們來建立第四帝國，”希特勒表示。憑藉希特勒的恩准，鮑曼從海軍元帥鄧尼茨那裡調用了六艘U型潛艇，其中有幾艘身上沒有任何標記，同時他還獲得了佛朗哥的幫助，讓這些U型潛艇得以利用西班牙的港口城市卡迪斯和比戈來進行出入。
在接下來的兩年裡，這些U型潛艇一邊接受德國貨運飛機的補給，一邊馬不停蹄地將寶藏運送至大西洋沿岸的城鎮，這條航線的目的地是阿根廷的最南端——一個名為火地島的地方。抵達目的地後，鮑曼的手下們在這裡卸下寶藏，並將其存入由鮑曼的秘密盟友們控制的多個國際銀行帳戶。這就是火地行動的來龍去脈（註5）。
我們可以透過火地行動隱約瞥見戰後納粹的逃亡路線，這裡有幾個重點：
- 逃亡路線須借道佛朗哥統治下的西班牙；
- 負責運送物資的是沒有標記或“黑色”的U型潛艇（威廉・蘭迪格再一次說中了！）；
- 納粹的寶藏被存入“國際銀行帳戶”；
- 逃亡路線的目的地是阿根廷，說明其也有參與其中。
當然，我們會在後面針對這四點進行逐一探討。
B. 伯恩哈德行動
鮑曼可謂是不折不扣的犯罪天才。他早在1942年就出資啟動了德國最高機密的伯恩哈德計畫（Project Bernhard），其目的是要偽造英鎊並將其流通出去。這項計畫具有雙重目的，它既要破壞英國的戰時經濟，又要為納粹德國籌措急需的軍餉。研究人員卡特・海德里克證實，該計劃在鼎盛時期每個月會印製四十萬張英鎊，最終總共流通出去了價值大約六億美元的假英鎊（註6）。鮑曼通過他個人的商業紐帶將這些英鎊存入外國銀行，然後再將其兌換成其它硬通貨，通常是美元。不過，鮑曼並沒有將這些資金全部轉入納粹的戰時經濟，而是從中留下了一部分，以備日後所需。據海德里克指出：“在這總計六億美元的假鈔中，有大約三億下落不明，估計是被鮑曼私吞了。”（註7）
C. 紅屋酒店會議：降雨行動和飛鷹行動
然而，在盟軍成功登陸諾曼第後，納粹為了戰後從長計議的規劃才真正開始。要理解鮑曼和他的戰後計畫，就必須先來了解他的崛起過程與他的行事方式。
1. 鮑曼的掌權之路和國際網路
資深記者保羅・曼寧（Paul Manning）是CBS電視台的著名主播埃德・莫羅（Ed Morrow）的同事，他曾這樣形容鮑曼的個性和手腕：
“鮑曼是個典型的幕後獨裁者，這種人在今天的各國政府和跨國企業中屢見不鮮，這些企業甚至可以對政府指手畫腳。那些鄙視他的人，正是所有革命運動中最常見的中堅力量，他們是忠誠的戰士、民粹主義者，這些人往往以為早年的勝利就足以確保江山永固。偉人開創偉大的企業；但股東們卻必須寄望第二代職業經理人來將企業繼續做大做強。馬丁・鮑曼就是這樣的第二代職業經理人，他幫助希特勒鞏固了權力。他周旋於各個官僚機構之間，並以精湛的手腕掌控政府的運作。”（註8）
簡單來說，鮑曼就是納粹的職業經理人，他的職責是維護黨、維護它的權力和議程，並讓它的章程和目標得以被永久延續下去。
在阿道夫・希特勒任命他擔任魯道夫・赫斯的參謀長兼納粹黨的財務主管後，對擅長管理財務的鮑曼而言，接下來的事情就是歷史了。甚至早在赫斯出逃英國、鮑曼接替他成為黨的全國領袖之前，他就已經黨內職務與財政的實質推動與掌控者。他迅速獲准替希特勒打理其個人財務，正是他讓希特勒的肖像登上了帝國的每一張郵票，而帝國還必須為此支付肖像權稅給元首，於是希特勒很快便憑著自己的臉成為了一位巨富。身為黨的財務主管，鮑曼很快就控制了編列給“希特勒本人、他的伴侶愛娃・布勞恩、戈林、戈培爾和希姆萊”的內務預算（註9）。事實上，到了1938年，希特勒的所有個人財務事宜已全部交由鮑曼一手包辦，好讓元首能夠專心處理國家政事。
1941年5月魯道夫・赫斯出走英國後，鮑曼的權勢來到了頂峰。希特勒任命鮑曼接替赫斯，成為黨的全國領袖與黨書記。雖然這次任命看似平淡無奇，但這卻標誌著鮑曼職業生涯的巨大飛躍。自此以後，整個黨內部門基本上都歸他管轄了。所有德國境內、歐洲佔領區乃至海外的納粹分子皆須直接向他報告。同年，希特勒又授予了鮑曼元首秘書和黨衛軍中將的頭銜（註10）。
作為黨的全國領袖，鮑曼同時也負責領導納粹黨的海外部門（Auslands—Organization），其包含了納粹黨掌權前在海外的各種辦事處和網路，好向生活在外國的德國人進行宣傳，當然也包括密切監視他們及其所在國家的一舉一動。簡而言之，鮑曼現在不僅得以接觸納粹德國在政治、軍事和金融領域的所有權貴，而且他還掌控了納粹黨獨立的國際間諜與第五縱隊網路（註11）。最重要的是，自從納粹上台之後，所有海外的德國企業都必須要有專門與納粹海外部門進行對接的聯絡員，後面我們探討鮑曼為納粹國際制定的戰略撤退計畫與戰後議程時，這一點將顯得尤為重要。尤其是德國的三大銀行，德意志銀行、德勒斯登銀行和德國商業銀行都被要求只能僱用納粹黨員作為員工（註12）。這麼一來，鮑曼便掌握了關於全球企業精英動向的所有最新、最準確的情報。
正如曼寧敏銳地觀察到，鮑曼：
“在成為黨的領導人後接管了這套龐大的情報和第五縱隊體系。它在他手中進一步壯大，並被賦予了新的目標；最終它成為了助力他在戰爭末期進行資產轉移的關鍵。”（註13）
2. 鮑曼與I.G・法本
但正是憑著他與法本公司董事赫爾曼・施密茨、馬克斯・伊格納等人的交情，鮑曼才能夠接觸法本更廣泛的工業間諜網路，並提供了他所需要的企業網路來進行資產轉移計畫。據曼寧指出，有一座城市堪稱是銀行活動的蜂窩，法本公司、聯合鋼鐵公司、AEG、默克、西門子及其它大型德國卡特爾皆在這裡設有辦事處：布宜諾艾利斯（註14）。通過法本提供的金融與企業情報、他對納粹黨自身的鉅額財產及無數戰利品的控制，再加上黨的特工和“執法者”網路，鮑曼“如今掌控著一個龐大的海外金融和商業網路，供他貫徹自己的命令。”（註15）現在唯一的問題就是他的意圖是什麼了。
3. 紅屋酒店會議與大計畫
1944年8月10日，一輛保險桿上掛著納粹卍字和黨衛軍旗幟的參謀車停在了史特拉斯堡自由民街的紅屋酒店（Hotel Maison Rouge）門前。坐在車子裡的人是黨衛軍上級集團領袖、“赫馬多夫＆申堡工業公司董事長”沙伊德（Scheid），他的綽號是沙伊德博士（註16）。沙伊德博士此行是奉馬丁・鮑曼之命，要在這座風景如畫的阿爾薩斯城市主持一場只有德國的工業家們能夠參加的絕密會議（註17）。沙伊德將鮑曼告訴自己的話，原封不動地轉達給了與會的眾人：“這次會議的結果將決定德國在戰後的未來。”（註18）鮑曼和沙伊德或許並沒有完全說出實話，因為我們稍後就會看到，這次會議不僅僅關乎德國，實際上也決定了歐洲戰後的政治與經濟，以及納粹黨的存亡。這項資產轉移計畫後來被分別命名為Aktion Regentröpfchen−“降雨行動”和Aktion Adlerflug−“飛鷹行動”。
黨衛軍採取了一切必要措施來確保會議過程完全保密。
“黨衛軍的技術人員仔細檢查了整個房間，確保沒有任何隱藏麥克風和微型發訊器。為了強化保安，會議室兩側的所有套房均被事先清空，樓上樓下也不例外，它們在當天都被禁止進入。午餐將由能夠信任的黨衛軍人員送進會議室。在場的十三名貴賓可以儘管放心，如此周全的防範措施足以保證他們所有人的安全，甚至連負責記錄會議的秘書都要立刻將報告印製出來，並透過黨衛軍的信差將副本迅速發送給鮑曼。”（註19）
考慮到出席會議的人員和他們討論的內容，這些防範措施絕對沒有小題大作。
與會者名單幾乎就是德國的頂尖工業界代表名冊：
“代表克虜伯的卡斯帕博士；代表勞士領的托勒博士；代表梅塞施密特的辛辛倫博士；代表布辛的柯普博士、維爾博士和比爾旺格博士、代表波蘭波森各工廠（德羅斯、揚徹公司、布朗−勃法里、赫庫萊斯、布施和城市工廠）的埃倫邁爾博士、揚徹博士和科普斯海姆博士；德國海軍部駐巴黎代表邁耶博士；以及法國軍備部駐巴黎代表斯特羅斯納博士。”（註20）
沙伊德在會議一開始就告訴眾人，法國的戰局已經無法逆轉，所有來得及撤回的廠房都必須立即撤回德國。
在照例地首先強調了保衛西方防線（West Wall）與帝國本身的必要性之後，沙伊德開始切入了正題。
“從現在起，”他告訴與會者們：
“德國工業界必須開始採取必要的措施，以為戰後的商業環境做好準備，每家工業企業都必須與外國公司建立新的協約與合作。各位必須分頭單獨行事，並且不能引起外人的任何懷疑。不過，黨與第三帝國將會為每家企業提供特許和資金支持。”（註21）
換言之，納粹黨不能直接出面協調這些事情，否則會引起盟軍的注意，稍有不慎整項計畫就會付諸東流。如同沙伊德明確指出，每家企業都要積極利用它們現有的人脈，去拓展更多新的人脈。但這裡頭有一個陷阱：由於黨承諾提供資金援助——我們大致可以猜到其涉及的規模會有多大——鮑曼實際上是在向在座的企業代表們發出信號，表明他就是要入股他們的企業，並希望從他們那裡換取情報以作為回報。為了強調這一點，沙伊德提醒與會者們，鮑曼已經暫時廢止了1933年頒布的《叛國罪法》，其規定“任何違反外匯管制或藏匿外幣的人都將被判處死刑”（註22）。鮑曼是在藉此隱晦地警告他們，他隨時可以透過自己的情報與特工網路來“罷免”任何與他作對的公司高管或董事。如同本書後面將闡述的，這項策略最終被證明確實極為有效。
在發出這番含蓄的威脅後，沙伊德繼續說道：
“現在必須從財政層面開始準備，在戰後向外國借入大量資金。”
換句話說，戰爭已注定失敗，這些企業必須要提前開始規劃德國的戰後重建，而這一切都得到了鮑曼和黨的默許。
為了說明為什麼這麼做可以使德國受益，沙伊德博士舉了一個例子：“不鏽鋼的專利是由紐約化學基金會和德國克虜伯公司共同持有，因此美國鋼鐵公司、卡內基公司、伊利諾公司、美國鋼鐵和線材公司、國家管材公司等企業都不得不與克虜伯公司進行合作。”他還列舉了蔡司公司、徠卡公司與漢堡−美洲航運公司的例子，它們皆在捍衛德國的海外利益方面有所貢獻（註23）。
讓我們仔細注意沙伊德所透露的，納粹黨“鼓勵”德國企業具體該怎麼做：它們要利用上面的許可、專利和卡特爾人脈，來提升向海外借貸的能力與影響力；這完全就是法本公司走過的老路。在場的企業代表們必定第一時間就想起了法本。
這幾乎可以說是戰前的道威斯計畫和楊格計畫的擴大版，當初正是這兩項計畫促成了法本的誕生。談判、滲透、潛伏，並將所有轉移出去的技術卡特爾化，同時始終將德國和納粹黨的利益放在中心；這些就是鮑曼領導的納粹國際的宗旨。
沙伊德隨後宣布上午的會議就到這裡告一段落。與會者們接下來享用了“一頓上好的史特拉斯堡午餐”。在一張長桌上，黨衛軍的侍者們擺滿了無數的碗盤，“鵝肝醬、馬特洛特（matelote）、麵條、酸菜、火腿、香腸和洋蔥餡餅，還有來自附近酒莊的麗絲玲燉雞肉應有盡有。白蘭地和雪茄也都準備好了...”（註24）午宴結束後，沙伊德就先行返回德國，以便——悄悄地——將會議討論的結果與展望通報給所有相關企業。軍備部的伯斯博士（Dr. Bosse）在下午主持了另一場規模較小的會議。
下午的會議更加清楚地暴露了鮑曼的想法、意圖和願景。出席這場會議的只有克虜伯、赫科（Hecko）和勞士領三家公司的代表（註25）。伯斯博士接下來要說的話相當有趣，他首先重申：
“鮑曼相信戰敗已成定局，但德國將繼續進行戰爭，直到確保戰後德國經濟復甦的準備就緒。他還補充說，德國的工業家們必須提供資金以供給納粹黨繼續運作，而黨本身將轉入地下...”（註26）
儘管這些已足夠說明問題，但若仔細推敲其含義，接下來的話才是真正令人震驚的。伯斯繼續概述了納粹黨與德國企業該如何保持聯絡，還有他們的目標是什麼：
“從現在開始，柏林政府（當然是指鮑曼本人）將撥給工業家大筆資金，以供他們在戰後於海外建立起穩固的根基。為了在戰後重建一個強大的德意志帝國，現有的海外金融儲備均須交由黨來掌管。這是沒有商討餘地的，”他繼續表示：“德國的大型工廠需要設立小型的技術辦公室或研究局，它們必須完全獨立，與工廠本身沒有任何關聯。這些研究局將負責接收新武器的計畫與圖紙，以及與推進研究有關的文件。這類特別辦公室應設立在安全狀況較好的大城市，但亦有一些可以設立在水力發電廠附近的小村莊，在那裡黨員們能夠假裝是水利資源科研人員，以應付盟軍的調查人員。”
伯斯博士強調，只有相關行業的極少數人和納粹黨的領導人能知道這些技術研究局的具體詳情。每個研究局都會有一名聯絡員來代表黨及其領袖鮑曼。“一旦黨在未來重新掌控德國，這些工業家將會獲得各種特許權和訂單來作為他們的努力與配合的回報。”
但還不止這些！
上午和下午的會議都特別強調了，過去的資產轉移禁令“已經被完全廢止，納粹頒布了新的政策，即在政府（以鮑曼為主導）的扶助下，工業家們應盡可能將他們的資產轉移出去，包括儲蓄、債券、專利、科學家和管理人員。”
伯斯敦促這些工業家要立刻開始將資產轉移到德國境外。“賦予德國工業家的自由將進一步鞏固他們與黨的關係，為他們未來在國內外的行動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障。”
從現在起，德國的各級工業企業都需要開始將它們的資產——以及關鍵的人力資源——轉移至海外，尤其是中立國家...伯斯博士在會議結束時總結說：“黨很清楚，一旦德國戰敗後，上面的某些領導人將難逃成為戰犯的命運。然而，黨現在要做的就是與各位工業家合作，安排一些看似不起眼但其實十分重要的黨員進入德國的各個工廠，假扮成技術專家或研究和設計辦公室的人員。”（註27）
所有這些發言都需要非常仔細地解讀，因為很顯然，伯斯博士正在“一字不改地轉達鮑曼的命令。”
從這些冗長的發言中，我們可以總結出以下幾點：
- 鮑曼基本上徵收了德國企業的所有外匯儲備，將其全數置於納粹黨的控制之下；
- 這些儲備將反過來被分配給各大企業，以幫助它們實現會議提出的目標；
- 其中一個目標是要建立各種“研究局”，這是要效仿法本的柏林西北區七號辦公室的模式，即一邊收集情報、一邊竊取外國科研成果，同時繼續進行各自的研究；
- 由於這些技術辦公室皆有專門的納粹黨聯絡員負責直接向鮑曼報告，顯然鮑曼不僅想讓他的納粹國際進行間諜活動，而是還要透過這些與德國企業保持著鬆散關係的“技術辦公室”來進行自主科學研究；
- 每個這樣的研究局都將巧立名目來作為掩飾，例如“水資源調查”；
- 資產轉移計畫的目的是為了確保盟軍無法獲得最有價值的德國科學家、技術人員或專利知識，這一切都將被轉移至安全的海外避風港，這說明鮑曼確實考慮到了上述的因素，並且打算讓黨繼續進行獨立自主的科學研究，同時也要掌控與分享其通過與德國企業合作進行的間諜活動所取得的情報，具體取決於黨和鮑曼的意願。
這一切又引出了一個非常明顯且重要的含義：
- 馬丁・鮑曼已決心要在這場戰爭中生存下來，以便繼續掌控一切。
此外，請再次注意伯斯的言論中隱含的警告：“賦予德國工業家的自由將進一步鞏固他們與黨的關係，為他們未來在國內外的行動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障。”（註28）換句話說，鮑曼正在玩的是老套的黑手黨遊戲：一邊提供保護，一邊暗示這些工業家如果不乖乖聽話就要吃不完兜著走，反之如果他們願意配合，他就會將用黨在國際間的巨大影響力來幫助他們。
在史特拉斯堡的紅屋會議結束後，伯斯博士便透過“黨衛軍安全熱線”（註29）致電了人在柏林的馬丁・鮑曼，向他稟報所有與會者均出不出所料地同意了會議的方針和條件。然而，鮑曼的下一步卻更清楚地暴露了他希望建立的地下第四帝國與納粹國際的本質及其運作機制，因為他隨後就打電話給了法本公司中央董事會成員之一的格奧爾格・馮・施尼茨勒（Georg Von Schnitzler，註30）。馮・施尼茨勒告訴鮑曼，戰爭結束後戰勝國對法本的依賴“將會持續擴大，足以讓法本公司在德國戰敗後依舊能重新掌控歐洲的化學工業。”（註31）因此，即使德軍正在因為盟軍的推進而從法國和低地國（Low Countries）的一路敗退，可是德國的工業家們仍在鮑曼的授意下開始大量買進法國、比利時、荷蘭和盧森堡等國家的公司股票。
鮑曼從來不會輕忽或漏掉任何細節，他將自己的個人文件都運送去了南美洲——這再次證明了他不打算陪葬在這場戰爭中的決心——它們從慕尼黑出發，經過西班牙，然後再從那裡由貨船和U型潛艇，連同黨衛軍成員、其他重要的納粹同情者以及各種戰利品一起運往南美洲（註32）。這些文件將確保他的納粹黨企業聯絡員、情報人員和金融人員網路能夠順暢運作。
4. 盟軍嘗試阻止鮑曼的資產轉移計畫
不用說，如此大規模的計畫當然不可能瞞得住盟軍情報部門的法眼；畢竟它的規模實在太大了。鮑曼肯定比任何人都更清楚這一點。那麼，他打算怎麼辦呢？要了解鮑曼的具體策略，最好的方法就是看看盟軍是準確怎麼阻止他的。
按照史特拉斯堡會議的結果，鮑曼：
“反過來以公司或個人的名義成立七百五十家空頭公司，它們的授權書皆由他本人持有，因此他對這些公司享有絕對的控制權，它們將成為執行資本轉移計畫的工具。這些公司分散在歐洲、中東和拉丁美洲等國家。其中有些資產甚至是直接存放在美國的銀行帳戶中...”（註33）
請記住這些地點——歐洲、中東和拉丁美洲——因為它們之後還會再次出現。
透過鮑曼的計畫，納粹黨在史特拉斯堡紅屋酒店會議上與企業界建立的聯盟成功滲透了包括德國在內的十一個國家的經濟，並在戰後世界對它們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註34）。等到歐洲的戰事結束時，鮑曼的“納粹國際”已經“轉移了八億美元和九十五噸黃金”（註35）。
卡特・海德里克也知道盟軍曾嘗試摧毀戰後的納粹國際，他接觸過一名情報人員，“（他）對納粹的這些商業交易有所了解。”海德里克的發現十分令人不安：
“他沒有直接提到保羅・曼寧或威廉・史蒂文森（註36）這些人的名字，但他表示他們提到的那些納粹在戰後參與的國際商業活動都是真的，而且美國情報機構——他說有CIA及其前身OSS——已對此展開調查。他聲稱這些機構已經查明了所有相關的商業交易、拆解德國卡特爾並沒收了納粹分子的所有金融資產，其已被交由美國外國財產保管局來進行管理。他向我‘分享’這些資訊是為了表明，儘管有某些德國商人和納粹高層——他特別點名了鮑曼——試圖依靠納粹的秘密資金來在戰後繼續苟且，不過美國已經發現並剷除了他們的陰謀。因此，他堅持這一切結束，我沒有必要再繼續調查下去（註37）。”
問題是我們是否能信任CIA去調查前納粹分子及其在戰後的商業活動，因為眾所週知，艾倫・杜勒斯曾經與德國情報部門的負責人萊茵哈德・蓋倫將軍達成過臭名昭彰的交易，將納粹德國在蘇聯和東歐的所有軍事情報資產在名義上轉交給CIA。
換句話說，海德里克的這位線人實際上是在說，CIA很可能利用了納粹分子來追捕他們自己人，往好了說這是一個可疑的計畫，很壞了說它的結果大概是反而讓鮑曼能夠操縱調查的方向。無論如何，海德里克並沒有上當：
“但如果保羅・曼寧和威廉・史蒂文森對納粹國際的商業活動的研究屬實，就像他說得那樣，那麼就更沒理由忽視拉迪斯拉斯・法拉戈的觀點，畢竟他們對策劃史特拉斯堡會議的那個人（即鮑曼）的調查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這些詆毀法拉戈的努力很可能只是一種煙幕彈。我知道我最初預設的前提並沒有錯，確實有人企圖掩蓋真相，所以我才決定以更加謹慎地態度寫下這本書（註38）。納粹的陰謀究竟是否已被挫敗對我來說並不重要；證明史特拉斯堡計畫是確有其事，才是這本書要論證的核心。然而，在後續的研究中，我發現關於美國政府一勞永逸地沒收了所有這些金融資產的說法，雖然形式上是這麼一回事，但實際上卻不是這樣。這又是一次透過故佈疑陣來掩蓋真相的嘗試。”（註39）
但海德里克所認為的美國政府試圖掩蓋的真相究竟是什麼呢？
海德里克接下來的回答可謂令人不寒而慄：
“首先，馬丁・鮑曼是史特拉斯堡會議的核心人物。其次，鮑曼在戰爭結束後逃出了德國，此後多年裡他一直致力於重建和掌控西德、歐洲及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區的經濟，而這一切皆是在美國政府的保護、支持與勾結下完成的。”（註40）
美國為什麼會幫助像鮑曼這樣惡名昭彰的納粹分子，這將會在下一章解答。不過，毫無疑問的是，鮑曼已經充分領悟了“槓桿”的竅門。
但這一切努力為的到底是什麼？海德里克的回答再次令人毛骨悚然，這些努力最終的目的是：
“要讓德國迅速再次東山再起，並最終在歐洲經濟中佔據主導地位...這些旨在重建其經濟的秘密戰略...還包括了要建立一個‘歐洲經濟共同體’，而德國的定位將是這個歐洲聯邦的中心和‘旗手’，這次它將透過‘充滿彈性的政治手腕，而非訴諸武力’來重建霸權。戰後歐洲的發展史可謂完全應驗了這一切，事實上，德國在今天的歐洲經濟——一個名副其實的‘歐洲經濟共同體’——中確實佔據著至關重要的地位。所有的證據都顯示，資產轉移計畫以及鮑曼與I.G・法本的合作不僅按照他們的設想取得了成功，而且還為我們今日所看見的歐洲乃至全世界的經濟奠定了基礎。”（註41）
在本書的第二部分，我們將更全面地審視納粹國際在戰後的政治活動，屆時我們才能更好地判斷上面的說法是否言過其實。所以，鮑曼的戰略究竟是什麼呢？
其實這就像是企業版的閃電戰，透過設立大量的虛假門面、空頭公司、安排一群看似與具有納粹背景的商業集團毫無瓜葛的人進入各個董事會，以及動用眾多企業所組成的“第五縱隊”，鮑曼企圖編織出一個錯綜複雜的龐大企業網路，讓那些金融調查員和律師不得不耗費十年甚至數十年的時間才能理清這一切。就以法本公司的清算花了五十年的時間才完成來說，鮑曼的計畫可謂是大獲成功。
但要讓強大的美國政府願意配合，肯定也需要某種足夠誘人的“籌碼”。下一章將深入探討這個籌碼可能是什麼。
然而，從上述這些分析中浮現出來的這個鮑曼作為企業經營家的形象著實很令人深思。畢竟，我們正在面對的是一個堪比約翰・洛克菲勒或J.P・摩根的商業巨擘，但卻不必像他們一樣受到“道德約束”，雖說這些約束本來就不多。如同我們將在後面的章節了解到，鮑曼不但成功讓他的納粹國際成為了足以與那些老牌跨國企業和銀行利益集團並駕齊驅的全球操縱者之一，甚至還在一定程度上滲透了這些利益集團，並反過來利用它們來達成自己的目的。
D. 結論
正如證據所呈現的，儘管盟軍據稱成功阻止了鮑曼的資產轉移計畫，但事實似乎並非如此。的確，人們甚至可以質疑這些說法是否其實是為了掩蓋其它事情而設計的煙幕彈。至於“其它事情”是什麼，將留待下一章詳述，這裡只需要指出，那些說法全都只是在欲蓋彌彰。鮑曼的納粹國際不僅倖存了下來，並且在組織與財務狀況上都保持著相當良好的狀態。
就像本章所展示的，納粹國際和它的資產轉移計畫主要有以下幾個目的：
- 鮑曼基本上徵收了德國企業的所有外匯儲備，將其全數置於納粹黨的控制之下；
- 這些儲備將反過來被分配給各大企業，以幫助它們實現會議提出的目標；
- 其中一個目標是要建立各種“研究局”，這是要效仿法本的柏林西北區七號辦公室的模式，即一邊收集情報、一邊竊取外國科研成果，同時繼續進行各自的研究；
- 由於這些技術辦公室皆有專門的納粹黨聯絡員負責直接向鮑曼報告，顯然鮑曼不僅想讓他的納粹國際進行間諜活動，而是還要透過這些與德國企業保持著鬆散關係的“技術辦公室”來進行自主科學研究；
- 每個這樣的研究局都將巧立名目來作為掩飾，例如“水資源調查”；
- 資產轉移計畫的目的是為了確保盟軍無法獲得最有價值的德國科學家、技術人員或專利知識，這一切都將被轉移至安全的海外避風港，這說明鮑曼確實考慮到了上述的因素，並且打算讓黨繼續進行獨立自主的科學研究，同時也要掌控與分享其通過與德國企業合作進行的間諜活動所取得的情報，具體取決於黨和鮑曼的意願。
這一切無不證明了，威廉・蘭迪格的新納粹科幻小說的確非常“忠於現實”，而馬丁・鮑曼也確實決心要在戰爭中生存下來。唯一的問題是，他成功了嗎？
下一章將會證明，他不僅確實活了下來，而且與他一起倖存的還有納粹國際中的其他人物，他們的倖存暗示了納粹國際依舊十分重視對最尖端且深奧的物理學進行自主研究，同時與他們一起協調、確保計畫順利執行並繼續貫徹納粹國際的海外戰略的那些幫手也依然尚在。
不得不承認，鮑曼真是戰略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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