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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RON UNZ
約翰・貝蒂和《美國的鐵幕》
雖然約翰・貝蒂教授（John Beaty）的名字在這兩代多人以來的時間裡已幾乎被淡忘，但在20世紀50年代初他卻曾是叱吒一時的人物，至少在保守派圈子中是如此。
貝蒂出生於1890年的西維吉尼亞，並在維吉尼亞大學獲得了學士和文學碩士學位，之後他又在1921年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他從1919年開始在達拉斯南方衛理公會大學（SMU）教授英語，並於1922年升任正教授，最後在1957年退休。在那段時間裡除了作為系主任，他同時還是一位成功的小說家和學者，並獨自或與他人合著了幾十本書，它們後來成為七百多所美國學院跟大學的教科書。他在漫長的職業生涯中收穫了多項學術榮譽與獎項，甚至曾擔任過大學英語教授協會（CCTE）的主席，可以說直到1951年以前他從未被捲入過任何重大的爭議。
但貝蒂是一位忠貞的愛國者，他曾在預備役部隊中服役，隨著美國正式參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他也在1941年被重新徵召，旋即以上尉的軍階進入軍事情報部門並一直在那裡服役至1947年，最終以上校的身份結束軍旅生涯、重拾教職。他在戰爭期間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身為歷史科科長的他還要負責彙報所有有用的情報，與編寫每天要呈給白宮及其他最高政治和軍事領導人閱讀的簡報。在戰爭末期，他還被派赴去訪談與聽取數千名返國軍人的口述，其中包括一些資深的老兵，他要總結他們提供的戰時資訊和經驗好整理成檔案。考慮到他的任務是如此重要，當貝蒂在1947年重返平民生活時，恐怕沒有多少美國人比他更熟悉我們在戰時的情報活動的方方面面。
貝蒂一直對政治事務抱持著濃厚的興趣。他在20世紀20年代中旬獲得了阿爾弗雷德・卡恩（Alfred Kahn）的歐洲遊學獎學金，之後他也根據自己的所見所聞開始撰寫文章，分析歐洲大陸的地緣戰略局勢與未來爆發戰爭的風險。作為一個信守傳統文化價值的堅定保守派，他在1940年出版了《生活的形象》（Image of Life），這本書強烈批評了他認為我們的主流媒體和出版業經常宣揚的扭曲意識形態。在戰後的那些年裡，他對自己在情報部門任職時所看見的戰爭真相與大部分主流媒體向我們的公民灌輸的謊言之間的巨大落差感到非常憤怒。
更令他難以置信的是世界局勢的發展。史達林領導的蘇聯成功佔領了一半的歐洲，並且在各國聽從其號令的共產黨還都擁有不俗的影響力，包括法國、義大利和希臘。貝蒂認為1949年共產黨在中國的勝利是西方的一次巨大戰略失敗，隔年突然爆發的韓戰更導致美軍被捲入直接的軍事衝突，害得我們經驗不足、裝備欠缺的軍隊在戰爭初期被人數眾多的中國軍隊打得灰頭土臉。
貝蒂在那些年裡全心全意投入在撰寫一本書，其旨在分析我們近年來遭遇的一系列災難的根本原因，並試圖用一種更誠實的角度來反思我們對德國進行的世界大戰。他認為除非美國人民知道這些真相然後開始做些什麼，否則他們很可能會失去長久以來的自由，最終被迫與強大的共產主義集團展開毀滅性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於是，他在1951年12月出版了《美國的鐵幕》（The Iron Curtain Over America）。
即便貝蒂有著輝煌的學術生涯和傑出的戰時履歷，同時他還是一位堅定的保守派基督徒與反共急先鋒，但他這本篇幅不長卻內容詳盡的書仍跨越了美國出版界所不允許的紅線，尤其是他認為某些有組織的猶太團體正在嚴重禍害美國的政治。他嚴厲批評民主黨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和哈里斯・杜魯門的政策，但他對他們的對手也同樣沒有好臉色，例如1944年和1948年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托馬斯・杜威。有鑒於此，最後只有達拉斯的一家小出版社願意發行他的書，且作者本人必須親自承擔初版印刷的費用也就不足為怪了。
在讀完貝蒂的這本非常有趣的書後，我又花時間翻閱了主流歷史學家約瑟夫・班德斯基教授（Joseph Bendersky）詳盡的檔案研究，並在2018年和2019年先後發表的幾篇文章中介紹了貝蒂的這本引起巨大反響的書：
“幾年前我偶然讀到了一本1951年出版的非常不起眼的書《美國的鐵幕》，其作者約翰・貝蒂是一位倍受尊敬的大學教授，曾在戰時於情報部門工作過，他當時的工作是製作給所有美國高級官員閱讀的每日簡報，總結過去二十四小時出現的任何新情報，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職位。
作為堅定的反共主義者，他認為美國的許多猶太人都涉入了有顛覆嫌疑的活動，這對美國的自由傳統構成了嚴重的威脅。尤其是猶太人對出版物和媒體的控制正在變得日益強大，使得美國人民越來越難聽見不同的聲音，這種無形的審查就是他書名中所說的‘鐵幕’。他將與希特勒德國的這場完全不必要的戰爭歸咎於猶太利益集團，德國一直以來都很想與美國維持友好關係，但堅決與受歐洲猶太人支持的共產主義為敵的德國最終卻遭到了徹底的毀滅。
貝蒂也強烈譴責美國對以色列這個新生國家的支持，因為這可能會讓我們站在數百萬穆斯林和阿拉伯人的對立面...
當時就跟今天一樣，一本如此具有爭議性的書根本不可能在紐約找到一家願意發行的主流出版社，但它最後還是被達拉斯的一家小公司付梓出版，而且還立刻成為了暢銷書，在接下來的幾年裡又重印了大約十七次。TAC的編輯斯科特・麥康奈爾曾說過，貝蒂的書是20世紀50年代第二受歡迎的保守派經典，僅次於羅素・柯克（Russell Kirk）的一代名著《保守派思想》（The Conservative Mind）。
儘管包括反誹謗聯盟（ADL）在內的一票猶太團體爭相對這本書予以嚴詞抨擊，甚至試圖遊說封殺它，但這些努力卻引起了反效果，很多美國高階將領，無論是現役還是退役的，通通都站在貝蒂這邊並反對ADL的審查行為，同時他們還鼓勵所有美國人都應該閱讀這本書。
這個非常耐人尋味的故事的大部分內容都是由大屠殺研究專家約瑟夫・班德斯基講述的，他花了時間的時間翻遍各種檔案，並於2000年出版了他的《猶太威脅》（Jewish Threat）。他在書中回顧了整個20世紀上半葉在美國陸軍和軍事情報部門中普遍存在的反猶主義，猶太人在那時被廣泛認為是嚴重的安全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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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退後一步，將班德斯基的發現放在適當的脈絡下來理解。我們必須認識到，在他研究的那些時代的大部分時間裡，美國軍事情報部門幾乎就是美國國家安全機構的全部——相當於CIA、NSA和FBI的結合——而且情報部門還同時負責處理國際與國內安全問題，儘管到了20世紀20年代末，後者已逐漸成為J・埃德加・胡佛手下日漸壯大的組織的負責範圍。
班德斯基多年的勤奮研究表明，數十年來這些資歷豐富的專業人士——以及他們的許多高級指揮官——都真心相信有組織的猶太團體正在密謀奪取美國的政權，摧毀憲法賦予我們的所有自由權利，最終統治整個世界。
我本人從來不相信UFO真的是來自外星球的飛行器，我認為這些想法全是無稽之談。但假設有一天解密的政府文件曝光幾十年來幾乎所有空軍高階軍官都真心相信UFO的真實性，屆時我還能這麼想都不想地就拒絕考慮這種可能性嗎？至少，這些解密的內容將足以迫使我重新思考其他在同一時期提出類似主張的人的可信度。
班德斯基用了幾頁的篇幅來討論貝蒂的書，他聲稱這本書是‘戰後最惡毒的反猶主義宣傳之一’，然後他還描述了它是如何在全國範圍內取得巨大成就，這可不是一項容易的成就。
一本由小型出版社發行、作者又名不見經傳的書通常很少能成為暢銷書，但這本書卻引起了退役將軍喬治・斯特拉特邁耶（George E. Stratemeyer）的注意，其曾經是道格拉斯・麥克阿瑟手下的將官之一，他甚至寫了一封信給貝蒂以表示對他的認可。貝蒂將這封信納入了他的圖書宣傳中，想不到這卻激起了反誹謗聯盟（ADL）的憤怒，它的全國主席立即聯繫了斯特拉特邁耶，要求他出面與這本被形容為全美所有‘偏執邊緣團體的入門指南’的書撇清關係。結果斯特拉特邁耶不僅完全不為所動，還反過來譴責ADL是對‘言論與思想自由’的‘隱晦威脅’，其行為無異於是要在美國建立蘇聯式的壓迫制度。他宣稱每個‘忠誠的公民’都應該閱讀《美國的鐵幕》，因為它揭露了這個國家真正的困境，之後他開始在全國各地積極宣傳這本書，同時攻擊那些試圖讓他閉嘴的猶太人。後來又有更多美國的高級將軍和海軍將官開始公開支持斯特拉特邁耶，甚至是美國參議院的幾位有影響力的議員，使得這本書在全國變得家喻戶曉。
發現貝蒂的觀點與我們的幾乎所有軍事情報專業人員的觀點其實完全一致，這使我決定認真來仔細閱讀他的書，而它也確實令我印象深刻。貝蒂的博學和冷靜十分符合人們對一位擁有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的傑出學者的期望，他在軍事情報部門和總參謀部服役的五年時間裡晉升到了上校。雖然貝蒂本人強烈反共，但種種跡象皆顯示他是一位非常溫和的保守派，他的主張與建議都相當理智。反倒是本德斯基近乎歇斯底里的譴責顯得十分有失公允。”
過去幾個星期，我最近發表的幾篇提到貝蒂和他1951年的書的文章引起了不小的爭論，這促使我自從2019年以來再一次重讀這本書，而它也依然像上一次閱讀時那樣讓人驚艷不已。
顯然，我們有必要認真看待這本出版於超過一甲子前、亦即我們漫長的冷戰剛開始的時候的大膽反傳統政治著作。貝蒂在書中花了很大的篇幅在描述史達林領導的全球共產主義對美國形成的巨大威脅，想不到共產主義和蘇聯都在三十多年前瓦解了。今天的讀者或許會覺得他對美國政府未能阻止中共在1949年的勝利，以及我們在韓戰中的嚴重軍事失敗的討論有點過於冗長且瑣碎，而他對可能是有人在這些失敗的背後從中作梗的懷疑則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口說無憑。
但撇開這些小瑕疵不談，我認為他對美國被捲入二次大戰的前因後果的敘述遠比我們充滿立場與謊言的教科書要可信得多。貝蒂在戰時的工作是負責整理和彙報所有最新情報，然後將它們製作成每日簡報供白宮及其他高級官員閱讀，所以他肯定比那些三流的抄書工要更了解真實的情況。
與此同時，貝蒂還觸碰了一些當時的其他幾乎所有作家都避而不談的話題，而這些話題恰好皆與今天的世界息息相關。他用了數十頁的篇幅談論猶太復國主義勢力是如何在美國政府的支持下征服巴勒斯坦，這場殘酷的侵略戰爭導致了大約八十八萬阿拉伯平民被從他們世代居住的家園中逐出。貝蒂指出，杜魯門政府一邊派我們的軍隊去阻止或擊退歐洲或韓國面臨的侵略威脅，另一邊卻又在中東鼓勵這種侵略的發生，這實在是非常虛偽。他認為這項錯誤的決定嚴重傷害了美國在全世界的大量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心中的地位，同時它也顯示出有組織的猶太團體對民主黨的外交政策有多麼巨大的影響力。
我個人認為貝蒂在字裡行間流露的某些內容實際上很好地反映了他的嚴謹和冷靜。他肯定知道我們的第一任國防部長詹姆斯・福萊斯特（James Forrestal）曾經強烈反對我國的以色列政策，於是他很快就被趕下台，最後死於極其可疑的原因，即使官方認定他是自殺。我猜貝蒂應該是覺得如果要談到福萊斯特，就有必要順道提及他十分可疑的死亡，不過他興許是擔心在證據如此薄弱的情況下硬要討論它的話，恐怕會導致他書中的其它更有理有據的部分被牽拖，所以他才決定略過不提這件事。
也許是出於類似的原因，貝蒂也沒有提到更早幾年前我們在歐洲的最高指揮官之一，喬治・巴頓將軍的可疑死亡事件。然而，正如我在2018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有大量證據表明這兩位重要的美國官員及其他許多人的死因並不單純，而猶太復國主義或共產主義的特務是最有可能的幕後黑手，詳情請參閱我在2018年發表的文章：
- 《我們致命的戰後政治世界》羅恩・昂茲，2018
貝蒂與可薩假說
鑒於貝蒂卓越的學術與國家安全資歷、他個人極具爭議性的觀點以及他的書取得的巨大成功，猶太人和左派團體會極力詆毀他和他的著作也就不足為奇了。反誹謗聯盟（ADL）最初的攻擊卻引起了適得其反的結果，因為有很多高級軍官挺身而出支持貝蒂的主張，不過ADL並未就此放棄繼續妖魔化貝蒂，既然沒有辦法阻止保守派購買他的書，現在他們決定將目標轉向阻止他的思想進入主流的政治世界。當我在研究針對貝蒂的各種片面攻擊時，我很驚訝地發現它們大多是集中在一個相當奇怪的枝微末節上。
貝蒂書中的一個核心主張是，不管是在沙皇俄羅斯、中東還是美國本土，有組織的猶太團體長久以來一在暗中從事顛覆活動。雖然他的大部分論述似乎都很有憑有據且邏輯嚴密，但唯獨有一點讓我怎麼想都覺得很難相信。最早從第二章開始，他就聲稱今天其實只有很少的歐洲猶太人真的與《聖經》中的以色列人有血緣關係，相反的，大部分的歐洲猶太人實際上是可薩人（Khazars）的後裔，可薩人是一個擁有突厥和蒙古血統的勇猛戰士民族，其曾在俄羅斯南部和高加索地區建立過一個強大的王國，後來他們在一千多年前集體皈依了猶太教。貝蒂不僅僅直接將“可薩人”當作“猶太人”的同義詞，而且他顯然有意強調前者，光是在他的書中就有兩章的標題包含了這個名字。
誠然我早就聽說過關於猶太人起源的可薩假說，但我認為它只不過是一個相當邊緣化的學術理論，並且過去幾十年來的DNA研究也已經駁斥了這個理論。但貝蒂寫作的時間畢竟是在七十多年前，他引用了不少看似頗具說服力的學術研究來支持自己的主張，特別是《世界猶太百科全書》（Universal Jewish Encyclopedia）和海因里希・格雷茨（Heinrich Graetz）在19世紀出版的六卷《猶太大歷史》（History of the Jews）。貝蒂的書只比沃森和克里克發現DNA要早幾年出版，因此我認為他的這個理論只是一個無傷大雅的小瑕疵，無損於他在自己更熟悉的專業範圍展現出的可信度。
我甚至懷疑他對可薩假說的堅持也許有部分是出於個人動機。畢竟，貝蒂致力於剖析猶太人和他們的邪惡陰謀，作為一名虔誠的基督徒，對《聖經》中的神聖族長們的直系後裔進行如此不留情面的批評可能多多少少讓他感到有些愧疚。可以肯定的是，他從來沒有譴責過作為整體的猶太人，反而他經常強調自己十分尊敬那些“愛國的猶太人”，但話又說回來，如果他一直口誅筆伐的那些人其實是皈依猶太教的突厥人，而不是古代以色列人的直系後裔的話，這無疑會讓他感覺更好受些。我在閱讀他1940年出版的《生活的形象》時也注意到了很多這樣的例子，他在書中尖銳地批評了猶太人對美國文化的侵蝕與他們對佔我國多數人口的盎格魯撒克遜人的長久敵意，但他就是從來沒有直接使用“猶太人”一詞，而總是用“非基督徒”或“無法同化的少數族群”等更委婉的字眼來代之。
無論究竟是出於什麼原因，貝蒂認為大部分的阿什肯納茲猶太人實際上都擁有可薩血統，而就是這麼一個無關緊要的問題成為了後來他受到鋪天蓋地攻擊的導火線。也許是因為20世紀50年代很少會有普通美國人知道可薩人，因此反對他的那些團體很容易就可以指責他的書根本是一派胡言，只是在散播陰謀論宣稱現在的猶太人不是真正的猶太人，於是這本書便被他們污名化了神經病的邊緣作品。
一位名叫拉爾夫・洛德・羅伊（Ralph Lord Roy）的自由派衛理公會牧師還在1951年出版了《不和諧的使徒》（Apostles of Discord）一書，他在書中嚴厲抨擊了各式各樣的右派基督教作家和活動家，他們都被他斥為種族主義者和反猶主義者，其中還有八頁的篇幅是在談論貝蒂，並重點聚焦在了他的可薩假說。同年的稍後，貝蒂任職的南方衛理公會大學校內的《西南評論報》（Southwest Review）的一位編輯也以羅伊的書為基礎發表了類似的攻擊。隔年，《時代》雜誌刊登了一篇對貝蒂和他的著作的簡短譴責。1956年的《橋樑：猶太−基督教研究年鑑》（The Bridge: A Yearbook of Judaeo-Christian Studies）收錄了一篇針對貝蒂的書的長篇評論，它再次嘲笑和批評了貝蒂的可薩假說。這些被數位化並保存在網路上的都是20世紀50年代比較有名的刊物和小冊子，因此我懷疑那個時代或許還有其它更多刊物也討論過類似的話題，只不過它們皆已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
羅伊提到了許多支持貝蒂的書的右派作家和活動家，包括傑拉爾德・史密斯（Gerald L.K. Smith）和傑拉爾德・溫瓦（Gerald Winrod）等極右派基督徒，他們一般被認為是美國最具影響力的反猶主義傳教士，事實上我懷疑這些人是受到這樣一種想法的吸引，即今天被他們視作仇寇的猶太人其實與《聖經》中聖潔的猶太人沒有任何關係。還有一本出版於1970年的書也用了十頁的篇幅對貝蒂進行類似的攻擊，並暗示他是可薩假說的始作俑者，這一假說在極右派陰謀論圈子中很受歡迎，考慮到貝蒂的書銷量驚人，這麼說似乎也不完全是沒有道理。就連貝蒂的《維基百科》條目都用充滿敵意的態度將重點放在了他的可薩假說上。
的確，我在最近的幾篇文章中引用了貝蒂的材料，然後就有一些批評者開始抓著他的可薩假說不放，想用這件事來詆毀他：
“貝蒂的書說白了就是那麼幾句話：‘可薩人！可薩人！可薩人！’除此之外他就沒有多少料了。”
“相反的，他花了大量的篇幅在談論可薩人，結果只是證明了他根本沒有認真研究過這個主題。”
“問題是，除了對可薩人咆哮以外，貝蒂基本上沒有提出任何有價值的東西”
這些年來我很驚訝地發現，網路上居然還有這麼反猶的陰謀論者相信阿什肯納茲猶太人是可薩人，“可薩”一詞在這些圈子裡已經變得無人不知，或許這才是貝蒂留下的最大遺產。他的書現在已經可以在本網站上方便地找到，有興趣的人都可以自行去閱讀。
- 《美國的鐵幕》約翰・貝蒂，1951
亞瑟・柯斯勒、施羅默・桑德與猶太人的起源
貝蒂的絕大多數論點均十分有理有據，因此他古怪的可薩假說自然被視為他最大的罩門，而七十多年來他的嚴厲批評者們也的確是一直抓著這一點，想藉由它來一併駁倒他的其餘主張。有鑒於此，我決定花些時間來研究可薩假說和更廣泛的猶太人的血統問題，這一來也是為了驗證貝蒂的主張究竟是否可信。
當貝蒂在1951年出版他的書時，恐怕根本沒幾個美國人聽過可薩人的故事，但在一代人之後，另一位完全不同的作家出版的一本書卻突然引起了公眾對這個話題的廣泛關注，至少在學術界是如此。
亞瑟・柯斯勒（Arthur Koestler）是一位匈牙利猶太人，他早年曾信奉猶太復國主義與加入共產黨，後來卻轉向批評史達林，並很快成為冷戰時期的知名作家。他最出名的作品是《正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這是一部關於20世紀30年代史達林大清洗審判的鬆散虛構小說，我在高中時讀過它，並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然後他在1976年出版了《第十三支派》（The Thirteenth Tribe），這本引起廣泛討論的書主張歐洲猶太人就是源自於可薩人，自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這是我第一次重讀這本書。
結果我沒有太大的感悟。除了他們的統治者決定皈依猶太教之外，國土遼闊的可薩帝國其實並沒有留下太多的史料，只有拜占庭、俄羅斯和伊斯蘭鄰國與其它競爭勢力的史書和書信有零星地提到它的存在，所以雖然柯斯勒的這本書只有區區幾百頁，但它給人的感覺卻相當紮實，因為為了擴充篇幅，書中仔細地梳理了當時該地區的其它大國記錄更加充分的史料。
柯斯勒本人是一位文學知識分子，而不是科班出身的歷史學家或人類學家，他為了自已有爭議的理論提出的論據有時在我看來似乎略顯牽強。所有分析家都同意，東歐猶太人要不是來自德國萊茵蘭地區的猶太移民後裔，就是皈依猶太教的突厥可薩人。但這些猶太人習慣稱自己為“阿什肯納茲人”（Askenazim）——意思是“日耳曼”——而他們平常使用的意第緒語其實就是一種日耳曼方言，其幾乎不包含任何突厥語單詞。儘管這些證據也無法直接證明他們就是來自萊茵蘭，但至少這是比較有說服力的說法。柯斯勒試圖用非常牽強的方式來解釋這些鐵錚錚的事實，他認為可薩猶太人是在接觸到日耳曼外邦人後被其高雅的文化所折服，因此才決定學習後者的語言，這當然是有可能的，只是聽起來實在不太現實。
此外，東歐的大量猶太人基本上是直到可薩帝國已經崩潰數百年後才出現，因此要將它們二者聯繫起來似乎不是那麼容易。
我很好奇柯斯勒的主張是否也有部分是出於他的個人動機。在征服他們今天居住的土地以前，後來建立匈牙利的馬扎爾人部族曾經在好幾個世紀裡都是可薩人的藩屬，當他們最終在9世紀擺脫前者的控制並遷徙到中歐時，也有一小部分的前可薩人宗主跟著他們一起過來。因此，假如柯斯勒成功建立了他的理論，他就可以將自己的猶太血統一路追溯到他的祖國匈牙利在久遠以前的宗主，這對一個自幼在中歐混亂的民族熔爐中長大的人來說肯定是極大的慰藉。
支持可薩假說的主要論據是人口。由於可薩帝國幅員遼闊又人口眾多，支持該理論的人認為其大多數的臣民都隨著他們的統治者一起皈依了猶太教，這才是數百萬中歐和東歐猶太人的來歷，而不是來自萊茵蘭的移民，因為生活在萊茵蘭地區的猶太人大概只有幾千人而已。但這個論點卻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一個族群在順利落地生根之後往往會開始快速繁衍壯大。
例如，出生在俄羅斯的猶太復國主義最高領導人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就有十個兄弟姊妹，正是這樣的高生育率才使得俄羅斯猶太人口從1800年左右的大約五十萬人在一個世紀後增長了十倍。既然俄羅斯猶太人可以在一個世紀的時間裡增長十倍，那麼幾千個德國猶太人也完全有可能在六、七百年的時間裡增長一百倍。再看看另一個歷史借鏡，今天數以百萬的法裔加拿大人和路易斯安那州的卡津人（Cajuns）都是三、四百年前才抵達新世界的數千名法國定居者的後裔，其他成千上萬的美國人的祖先不外乎也是差不多在同一時期來到這裡的英國定居者。
還有，阿什肯納茲猶太人獨特的經濟活動是另一個被柯斯勒和他的批評者忽略的因素。萊茵蘭地區的猶太人絕大多數都是依靠商業活動謀生，為外邦人提供放貸及其它商貿服務，以及管理莊園和銷售酒品之類的買賣，這與生活在中歐和烏克蘭的阿什肯納茲猶太人是一樣的。反之，可薩人是兇猛的中亞部落戰士，很難想像他們會在一夕間突然變成靠商業與金融維生的少數民族。
柯斯勒的書在近兩代人以前出版的時候曾一度引起相當大的討論，但許多批評家對它的主張表示懷疑，甚至根本不屑一顧，所以我不確定它是否真的對這個話題產生過多少長遠的影響。事實上，柯斯勒的一些尖銳批評者甚至暗示，他寫這本書純粹只是想要透過炒作這個充滿爭議的話題來恢復自己的名氣，因為自從他在20世紀40年代成名以後，他的名氣就開始一路下滑直到幾乎被遺忘。
還有一本更近出版且在主流圈子中更具影響力的著作是施羅默・桑德（Shlomo Sand）倍受讚譽的國際暢銷書《虛構的猶太民族》（The Invention of the Jewish People），桑德是一位反猶太復國主義的以色列歷史學家，這本書的英譯本已於2009年出版，也就是希伯來原文版上市的一年後。桑德的觀點比柯斯勒要謹慎得多，他認為今天歐洲及其它地方的大部分猶太人的祖先其實應該是其他民族的皈依者，可薩人只是其中之一，而不是《聖經》中的古代以色列人。我在大約十年前曾隨手翻過這本書，但當時我並沒有太將它放在心上，現在我決定來把它重讀一遍。
或許是因為現在我對猶太人的血統這個主題更感興趣的緣故，再次重讀桑德的書給我的感受遠比第一次閱讀時要強烈得多。
比方說，柯斯勒用來論證可薩假說的那本書提出的證據實際上相當薄弱，他陳述相關材料的方式也因為摻雜了太多主觀想法而顯得十分牽強，反觀像桑德這樣的專業歷史學家則明智得多，他用了四十多頁的篇幅謹慎地處理這些材料，並仔細總結了過去兩個多世紀以來的眾多知名猶太歷史學家互相矛盾的觀點。
正如桑德解釋說，相信可薩假說的主流猶太學者一直以來都是少數，但他們卻是一群既有份量也有地位的少數人。20世紀50年代的約翰・貝蒂曾因為支持可薩假說而在我們的國家受盡抨擊和詆毀，人們說他是出於對猶太人的仇恨才執著於宣揚如此瘋狂的想法；但就在同一時期，以色列的教育部長卻是一位抱有相似觀點的知名猶太學者。
儘管桑德相信應該有相當一部分的東歐猶太人擁有可薩血統，但他也同意這一點缺乏確鑿的證據，這甚至不是他最關心的問題，他的書更側重於探討過去兩千多年來不同族群皈依猶太教的歷史。
桑德強調其中有些皈依的例子是有白紙黑字記載的，雖然像我這樣的非專業人士以前從來不知道這些事。舉例來說，馬加比王朝的國王約翰・海卡努斯（Yohanan Hyrcanus）在公元前125年左右征服了鄰近的閃族小國以東（Edom），並強迫其居民通通改信猶太教。這段歷史經常令許多現代猶太歷史學家感到尷尬和為難，特別是因為後來的一些最重要的猶太領導人，例如大希律王、歷史上有名的拉比，甚至是參與猶太人大起義反抗羅馬帝國的極端狂熱分子，都是這些以東人皈依者的後裔。
也許過去還發生過其它大規模的皈依猶太教事件，不過它們應該是自願的。桑德提到在葉門曾經有一個猶太王國存在了一個多世紀，以及羅馬共和國晚期的亞歷山卓和北非皆有十分龐大且繁榮的猶太社區，公元前59年的西塞羅亦對居住在羅馬的大量猶太人留下了有名的評論。猶太教在這一時期是一個非常積極傳教的宗教，而這無疑也是使得地中海沿岸的猶太人口可觀增加的原因，而不是因為猶太農民從巴勒斯坦展開大規模移民或小型的猶太移民社區突然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大量繁衍。
的確，儘管猶太人在反抗羅馬統治的起義中死傷慘重，但猶太人的數量卻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中達到了巔峰，可能佔羅馬帝國總人口的7-8%，少說有數百萬跑不掉。桑德相當合理地指出，猶太教透過吸收皈依者而迅速擴張至少可以追溯到亞歷山大大帝的東征與希臘化王國取代波斯帝國，後來羅馬的崛起更是加速了這一過程。這一切無不支持著桑德的核心論點，亦即到了羅馬帝國晚期，在這些數量龐大的猶太人中其實只有一小部分真的是《聖經》中的以色列人後裔。
桑德敘述的許多事實如今皆已獲得現代主流學術界的認可，只不過像我這樣的無知外行人仍是第一次聽說這些事。
例如，自從以色列在1967年打了勝仗之後的半個世紀裡，無數的以色列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一直努力想要找到大衛王和所羅門王的強大猶太王國確實存在過的證據，但卻始終一無所獲。這說明他們的猶太王國要嘛是虛構的，要嘛就是被過分誇大，這些家喻戶曉的《聖經》國王實際上統治的只是一小片貧瘠的土地，由於其是如此無足輕重，以至於中東列國的史料以及幾個世紀後希羅多德在編寫他的史記時通通沒有提到它的存在。
根據一個廣為流傳的歷史觀念，猶太人在公元1世紀和2世紀屢屢反抗羅馬人失敗後被逐出了他們的故土。這個猶太人大流亡的故事被猶太人和外邦人普遍接受，並成為1948年猶太人“重建”以色列國與不久後世界各地的猶太人紛紛沓至而來的依據。然而，這是一個完全沒有事實根據的故事，根本沒有多少嚴肅的學者相信它。誠然成功平叛的羅馬人可能會流放一小部分戰敗的猶太精英作為懲罰，但他們從來沒有下令驅逐所有猶太人，因此在戰爭結束後倖存下來的普通猶太人其實仍然住在那裡，只是喪失了政治上的獨立地位。
正如桑德令人信服地指出，幾個世紀以來有許多猶太人最終皈依了基督教，然後又在穆斯林征服該地區後皈依伊斯蘭教，他們就是今天巴勒斯坦人的祖先，而他們身上則混雜了過去兩千年來的各方征服者，包括阿拉伯人、十字軍和土耳其人的血液。因此，在1948年以色列建國以前，猶太人的直系後裔其實一直生活在自己的故土。桑德在這裡強調了一個巨大的歷史諷刺，那就是現在正在加薩遭受血腥屠殺的巴勒斯坦人實際上才是《聖經》中以色列人真正的後裔，而貝蒂在他1951年的書中也指出過這一點。
即使這一說法也許令會大多數外邦人和猶太人，當然也包括今天的大部分以色列人感到大吃一驚，但桑德和貝蒂卻不是唯一得出這個結論的人。大衛・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是以色列的國父與第一任總理，伊扎克・本・茲維（Yitzhak Ben-Zvi）則在哈伊姆・魏茨曼去世後成為以色列第二任總統，作為猶太復國主義的領導人，他們兩個年輕人在1918年合著了《以色列的過去與現在》（Israel in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它是那個時代最重要的猶太復國主義論著，以希伯來語和意第緒語出版的這本書甫一上市便大受好評。他們在這本書中整理了強而有力的歷史證據，證明巴勒斯坦人確實就是很久以前皈依其它宗教的猶太人，所以他們理應被納入日益壯大的猶太復國主義運動，作為以色列國血濃於水的同胞獲得承認。本・茲維在1929年又出版了一本小冊子，裡面再次提出了同樣的觀點。直到巴勒斯坦人開始越來越敵視猶太復國主義的殖民統治，並與那些來自歐洲的定居者發生暴力衝突後，巴勒斯坦人擁有猶太血統的這一事實才被扔進記憶洞，從此遭到人們遺忘。
因此，縱使中間經過了一連串的軍事征服和外國統治者，《舊約》中的以色列人實際上仍一直在當地生活了兩千年，他們依然年復一年地耕耘著這片土地，直到1948年才在猶太復國主義武裝分子的槍口下被迫離開自己世世代代的家園，這就是我在上個月發表的一篇長篇文章中講述的故事。
- 《美國真理報：災難日與大屠殺》羅恩・昂茲，2023
桑德仔細疏理了許多蛛絲馬跡。巴勒斯坦從來就不是一個人口稠密的地方，它的居民絕大多數是農民。一旦我們現在知道他們在多次反抗羅馬帝國失敗後仍一直生活在原地，那麼後來之所以會有大量的猶太人遍佈地中海就只能用大規模的宗教皈依來解釋。鑒於羅馬帝國在同一世紀發生了傳統異教衰落和各種新興宗教崛起的情形，會出現這種集體皈依倒並不令人訝異。因此，看來無法否認的是，那個時代的絕大部分猶太人其實並不具有猶太血統。
桑德是一位聲譽卓著的學者，他的國際暢銷書獲得了一長串主流媒體和評論家的敬重甚至是肯定，其中也包括以色列的媒體和評論家。但他的學術專長其實是法國史而非古典歷史，他對於猶太人在羅馬帝國中的數量與地位的描述確實令我大開眼界，於是我決定再去看看英國著名的古代史學家邁克爾・格蘭特（Michael Grant）1973年出版的《羅馬世界中的猶太人》（The Jews in the Roman World）對此有什麼看法。
雖然格蘭特側重的角度完全不同，但他的說法在大體上可以說與桑德不謀而合。古典時代的人口統計具有相當大的不確定性，不過格蘭特似乎的確相信羅馬帝國的疆域內遍佈著大量的猶太人，他估計他們的人數可能高達八百萬，並佔東部講希臘語的省份總人口的20%。外族人皈依猶太教也有充分的史料可茲證明，但與桑德不同的是，格蘭特認為尼祿的第二任妻子只是同情猶太教，而沒有真的皈依猶太教。
我讀到的一些評論似乎也佐證了桑德的研究。《紐約時報》曾在頭版刊登過一篇關於他的長篇書評，撰寫書評的記者聯絡了多位主流專家，而他們皆證實了這位作者的許多令人震驚的主張：猶太人被驅逐出巴勒斯坦只是一個神話，現代猶太人在很大程度上其實是後來皈依者的後裔，相反今天的巴勒斯坦人才是古猶太人的直系後裔。我還很高興地發現《泰晤士報》上的一位作家也提到了我在重讀本書時發現的不少引人深思的觀點。《維基百科》同樣對桑德的書進行了相當公正的總結，包括他受到了許多猶太公共知識分子的讚揚。
可想而知，桑德自然受到了不少嚴厲的批評，特別是來自猶太復國主義者的譴責，但我注意到對他的很多最尖銳的批評均是集中在他對可薩假說的支持上，即便其只在他的書中佔據了一小部分篇幅，而且他對自己的主張也十分謹慎。這一切都與半個世紀前貝蒂的遭遇堪稱如出一徹。
思考遺傳證據
數個世紀以來，我們對古代世界的了解幾乎全部僅限於文獻和銘文證據，但從上一代人開始，DNA分析與群體遺傳學現在已能夠為我們提供額外的、也許更加科學客觀的資料來源。猶太人的血統和起源就是這方面的一個重點研究。
桑德是一位歷史學家與堅定的反種族主義者，並且他顯然深受共產主義思想的影響。當我在幾十年前第一次讀他的書時，我很驚訝地發現他幾乎完全沒有提到新近的猶太人基因分析成果，所以我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一度對他的理論十分嗤之以鼻：
“舉例而言，施羅默・桑德的國際暢銷書《虛構的猶太民族》在左傾自由派和反猶太復國主義圈子中深受歡迎，並引起了主流媒體的廣泛關注。儘管我承認書中的歷史敘述相當有趣，但它的核心主張卻似乎是錯誤的。就我所知，壓倒性的基因證據表明歐洲的大部分阿什肯納茲猶太人的祖先確實來自於聖地，他們顯然是上百名（可能是猶太人）中東人的後裔，這些人大多是男性，他們在羅馬淪陷後輾轉來到南歐並娶了當地的義大利北部人做妻子，此後一千多年的時間裡他們就一直在中歐和東歐繁衍生息，並不斷進行異族通婚。然而，身為一名歷史學家而非基因研究者的桑德教授顯然不了解這些確鑿無疑的證據，反而將注意力全都集中在較不可靠的文獻和文化分析，或許這也與他自己的意識形態立場有關。”
猶太人向來對其祖先的來歷非常著迷，何況還有如此之多的記者和基因研究人員自己就是猶太人，猶太人的DNA研究理所當然會受到媒體的廣泛報導。但是當一位猶太遺傳學家在2010年發現，相距甚遠的猶太群體之間的親緣關係，似乎比他們已經與之共同生活許多世紀的主體民族之間的親緣關係要密切得多時，桑德竟然非常離譜地告訴《科學》雜誌說：“希特勒肯定會很高興知道這件事。”這句話當然嚴重冒犯了那位科學家。這種明顯的意識形態立場也是我在一、兩年後閱讀桑德的書時對它感到不屑的原因之一。
但在最近重讀桑德的書後，我對他的負面評價反而有所改變。這位作者確實用了幾頁來討論基因證據，並舉了不少例子證明研究人員本身的意識形態經常會扭曲研究結果，而媒體往往傾向於大肆宣傳有利於猶太復國主義框架的研究、忽視會動搖這個框架的研究。所以，儘管這位作者同意基因分析擁有“光明的未來”，但他仍認為它是“一門相對較年輕的科學”，需要非常謹慎地去看待。雖說我還是覺得桑德的解釋有點缺乏說服力，不過他的立場其實並沒有我印象中的那麼反科學。
諷刺的是，如同一位評論家所說，當今公認的基因圖譜研究似乎基本上印證了桑德的結論。世界上絕大多數的猶太人是歐洲的阿什肯納茲猶太人，而DNA分析結果顯示他們的男性祖先幾乎都是一千年前的中東猶太人，但女性祖先卻很多是義大利北部或德國的外邦人。因此，這一結果實際上證實了桑德的主張，即現代猶太人的祖先大多是後來皈依者，即便他們的系譜與桑德認為的非常不同。與此同時，這些研究也顯示出僅有一小部分的猶太人擁有突厥血統，所以這似乎否定了桑德曾詳細討論的可薩假說。
記者喬恩・恩廷（Jon Entine）幾十年來一直十分關切這類話題，他的《基因文獻計畫》（Genetic Literary Project）網站就在專門討論這個主題。我在數年前讀了他2007年出版的《亞伯拉罕的子嗣》（Abraham’s Children），其中談到猶太人的遺傳學問題，縱然DNA研究人員在這十六年來又取得了無數重大突破，但我還是決定重新拿起這本書。
恩廷的焦點主要是在分析猶太人起源的遺傳學證據，不過他也用了一章的一部分來透過歷史論據挑戰可薩假說，我發現他的論點很有說服力。雖然他承認可薩皈依者或許對阿什肯納茲猶太人血統作出過貢獻——他甚至發現了一些零星的證據來支持這種可能性——可是這種可能性其實相當微小，事實證明絕大部分的男性猶太血統是來自於古代中東。在阿什肯納茲群體形成後，東歐猶太人與斯拉夫人、巴爾特人的混血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因為他們固然一起生活了數個世紀，可是每一代猶太婦女只有0.5%會跟外邦人生兒育女。
然而，我在重讀恩廷的書時卻注意到裡面有些內容似乎印證了桑德在他於次年出版的書中提示過的事情。按照恩廷的說法，這項突破性的基因研究的關鍵資金是來自英國一位富有的猶太商業大亨，他對猶太人的起源非常感興趣，所以便出資贊助這項研究，而研究的結果似乎表明今天猶太人的祭司種姓——也就是俗稱的Cohanim——的所有成員皆是《舊約》中的大祭司亞倫的直系後裔。此外，領導這項研究的首席科學家是一名狂熱的虔誠猶太研究者，而他也將自己的血統追溯到這個神聖的世系上。確實沒有跡象顯示這些意識形態因素有對他們的研究結果產生任何影響，但看來像桑德這些人的懷疑並非完全沒有道理。事實上，幾年後另一位頂尖的研究人員，他也是猶太人，就出版了一本書來駁斥這個令人興奮的《聖經》假說，這個假說當年被公佈時還曾經登上全球的頭條新聞。
這本書就是哈里・奧斯特勒教授（Harry Ostrer）的《遺產：猶太人的遺傳史》（Legacy: A Genetic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由牛津大學在2012年出版，並且它對這些複雜的遺傳問題展現出了相當冷靜且克制的態度。奧斯特勒在書中大部分的時間是在討論歷史，他不無諷刺地指出，一代猶太科學家言之鑿鑿的遺傳學理論往往會被下一代科學家推翻，然後又被再下一代科學家復活。顯然，在這種情況下保持客觀的科學態度就顯得尤為重要。但奧斯特勒證實了恩廷的結論，即阿什肯納茲猶太人擁有明顯的中東男性血統，而且他們與突厥人在基因上的差異似乎已足以否定可薩假說。
我還順便購買並閱讀了獨立的基因研究人員凱文・艾倫・布魯克（Kevin Alan Brook）2022年出版的一本篇幅十分精簡的書《阿什肯納茲猶太人的母系遺傳譜系》（The Maternal Genetic Lineages of Ashkenazic Jews）。布魯克是研究可薩人的專家，他認為他們對阿什肯納茲血統只有些微的貢獻，而他的這本書更是以枯燥的令人瞠目結舌的方式徹底論證了這一點：整本書幾乎完全是以百科全書般的方式在羅列數以百計的主要母系猶太人基因型的起源，它們沒有一個具有顯著的突厥成分。
如果有人想要進一步細究這個主題，我強烈推薦《維基百科》關於可薩假說的條目，其將近一萬三千字的內容涵蓋了大量的參考文獻以及有關遺傳學證據的討論。不過，既然是《維基百科》，我們就必須非常謹慎地看待它對於這類有爭議話題的敘述。比方說，我注意到該條目在“反猶主義”的部分聲稱美國白人民族主義的奠基人威爾莫特・羅伯遜（Wilmot Robertson）是可薩假說的信徒，但我在核實時卻發現他實際上已將該假說駁斥為“最古老的種族老太太故事之一”，並宣稱基因證據已經徹底推翻了它。
《維基百科》還有一個條目是專門在討論以色列裔美國遺傳學家埃蘭・埃爾海克（Eran Elhaik）的有爭議研究，他在過去十年裡發表了多篇論文試圖復興可薩假說，但大部分的基因研究人員卻對他的方法與發現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我翻閱了埃爾海克的一篇文章和一篇支持他的摘要，以及其它兩篇由研究團隊撰寫的論文，它們的觀點比較符合主流。
由於我並非基因研究方面的專業人士，所以我無法公允地評估各方的觀點，但埃爾海克的一個論點卻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將自己關於猶太人起源的“可薩假說”與主流的“萊茵蘭假說”進行了對比，但他卻又聲稱後者斷言阿什肯納茲猶太人純粹只是閃米特猶太人的後裔，這似乎是對該假說的嚴重誤解。相反的，主流研究者已經很明確地表示他們相信猶太人應該是一個混種族群，也許他們有一半的中東血統，但可以肯定另一半一定是歐洲血統，所以這是一個非常不同的假說。
在分析族群祖先時通常會用上PCA遺傳標記圖，埃爾海克在論文中提供的標記圖顯示，東歐和中歐的猶太人似乎介於歐洲人和中東人之間，如同我們所預期的那樣，並且與突厥人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看不出有什麼能讓我對主流觀點產生懷疑。
基於上述的所有證據，看來沒有任何跡象顯示阿什肯納茲猶太人真的擁有多少可薩血統，反而他們非常有可能是中東／歐洲人的混血，這與主流研究人員長久以來的觀點相符。
猶太人是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嗎？
然而，在探索這些遺傳證據的過程中，我卻注意到一個明顯的謎團，而它在我讀過的所有討論中均沒有被提及。
大多數主流專家都悄悄承認了桑德的論點是正確的，亦即在羅馬帝國時代，生活在地中海沿岸的絕大多數猶太人皆為後來皈依者，與自古以來住在巴勒斯坦的以色列人毫無瓜葛。然而，遺傳證據卻為這些後來才產生的猶太群體呈現出了一幅截然不同的畫面。
如前所述，阿什肯納茲猶太人似乎是起源於羅馬帝國滅亡後中東男性和歐洲女性在幾個世紀間的通婚。與此同時，生活在穆斯林西班牙的塞法迪猶太人也擁有中東血統，且在1492年被費迪南和伊莎貝拉驅逐之前，他們曾是整個中世紀大部分時間裡最富有、人數最龐大的一群猶太人。因此，假如只有一小部分的猶太人擁有巴勒斯坦血統，那麼這些人成為塞法迪猶太人和男性阿什肯納茲猶太人的祖先就顯得非常奇怪了。遺傳學證據在這裡似乎與同樣強而有力的文獻與歷史證據產生了矛盾。
我認為解決這個謎團的答案在於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如果說在亞歷山大大帝東征和羅馬崛起後的幾個世紀裡，地中海曾有數百萬異教徒皈依猶太教，那麼我們其實應該問問自己，到底是哪些異教徒最有可能選擇這麼做。
當時希臘人主宰著希臘化世界，其文化的成功和吸引力是如此之大，以至於大量的巴勒斯坦猶太人主動學習希臘化文化，並將異教元素融入他們的生活，最終引發了試圖反抗這些可憎的外來影響的馬加比起義。既然證據呈現出這種相反的皈依傾向，那麼說是大量的希臘人或受希臘化文化影響的族群皈依猶太教似乎不太可能。亞歷山卓的的希臘人和猶太人長久以來的互相衝突史更是進一步否決了希臘人皈依的可能性。
同樣地，征伐四方的羅馬人牢牢統治著巴勒斯坦，沒有證據表明他們有任何人皈依了猶太教或覺得它很有吸引力，西塞羅的評論顯示猶太人在那時更多被看作是一個居心叵測且聲名狼藉的民族。在帝國早期，羅馬人殘酷地鎮壓了猶太人的幾次叛亂，確實有一些羅馬精英受到這個宗教的吸引，但當時整個羅馬世界中的猶太人數量已經十分龐大，唯獨沒有跡象顯示這是因為有大量羅馬人皈依猶太教。
因此，如果在基督誕生之前既沒有大量的希臘人也沒有羅馬人皈依猶太教的話，那麼這些皈依者究竟來自哪裡呢？
於是一個有趣的可能性出現了。古代猶太人是閃族人，他們無論在文化或語言上均與鄰近的迦南人十分相近，尤其是他們都具有一神教傾向的宗教信仰。這些迦南民族中最有影響力且最重要的是腓尼基人，他們沿海建造的城邦包括了提爾、西頓和比布魯斯，更早幾個世紀前他們還在北非的突尼斯海岸建立了殖民地。這些布匿人——即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被認為是古代世界最偉大的商人，早在古典希臘或羅馬崛起之前，他們就成功開闢了一個幅員遼闊的商業帝國，其延續了近一千年。他們的商業活動也使他們成為了驚人的創新者，希臘人相信是他們發明了字母表，其他民族後來都紛紛學習並改進了這項工具。
腓尼基城邦最終被亞述人和巴比倫人的閃族大陸帝國征服，淪為必須定期向其朝貢的附庸，後來它的宗主變成波斯帝國，後者的大部分海軍士兵都是腓尼基人。但亞歷山大大帝在遠征波斯的過程中摧毀了提爾，之後腓尼基文化便在他的希臘化繼承者統治下逐漸式微。
就在同一時期，迦太基人在西地中海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北非帝國，並擁有許多殖民地，迦太基城可能是古代世界最壯觀、富饒的城市。但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與羅馬的布匿戰爭以迦太基的徹底失敗和失去所有領土告終，最終迦太基城亦在公元前146年被夷為平地。
我們知道以色列人肯定經常與鄰近他們的腓尼基兄弟進行接觸。根據《聖經》，所羅門王就是借用提爾的能工巧匠來大興土木，後來的以色列國王也與這座城市的統治者互相聯姻。儘管這些歷史故事聽起來似乎很合理，但我認為更現實的觀點是，以色列人在富有而精明的腓尼基商人眼裡應該更像是一群鄉巴佬，他們貧窮、無知且狂熱地信奉著一神論宗教。
然而，隨著腓尼基落入亞歷山大的希臘化繼承者之手，倖存的迦太基人也被併入他們的死敵羅馬人的帝國，不難想像這兩個布匿人民族中的許多人或許會因此開始受到宣揚彌賽亞的宗教吸引，比如他們的閃族親戚信仰的猶太教。根據現代估計，迦太基的北非帝國在鼎盛時可能有三、四百萬居民，這樣就很容易解釋日後出現在同一地區的大量猶太教皈依者的來歷了。
亞歷山卓是羅馬帝國東部最大、構成最複雜的城市，其多達數百萬的居民中有三分之一是猶太人，他們經常與另外三分之一的希臘人發生衝突。這些城市化的猶太人很有可能就是腓尼基皈依者的後裔，這比起聲稱不知何故突然有大量猶太農民選擇進城討生活要合理得多。黎巴嫩沿岸附近、塞浦路斯的大型猶太社區估計也是類似的情形。事實上，據邁克爾・格蘭特指出，在公元6年的時候曾有一位參與巴勒斯坦的反希臘騷亂的猶太領袖，他的名字就帶有非常明顯的布匿色彩，叫做漢尼拔。
巴勒斯坦猶太人沒有航海傳統，也不曾建立殖民地，更從未被稱為商人，他們向來以宗教狂熱和經常暴動而聞名。但到了羅馬帝國早期，我們卻看到在沿地中海的貿易城市和島嶼上遍佈著大量的猶太人，約瑟夫斯（可能是誇大）聲稱有五十萬猶太人居住在利比亞沿岸的昔蘭尼加，距離被付之一炬的迦太基不遠。猶太農民忽然大量遷徙到這些遙遠陌生的土地，還是有大量的商人和貿易者決定皈依猶太教，究竟哪一種說法比較合理呢？
在中東附近地區之外，將來會成為大量猶太人聚集中心的西班牙和北非海岸部分地區都曾經是迦太基人的領土，這是一個非常耐人尋味的模式。就在羅馬帝國的猶太人口越來越多，並逐漸成為那個時代的一大話題時，人們提及殘存的腓尼基人或迦太基人的次數卻越來越少，這兩種歷史趨勢很可能是互相重疊的。
除此之外，皈依猶太教需要接受成人割禮，這是一個非常痛苦、有時甚至足以致命的過程，其無疑勸退了很多潛在的信徒，基督教正是因為放棄了割禮才能順利吸收許多外邦人皈依。但希羅多德和一些古代史料都提到，腓尼基人自古以來就有行割禮的習俗，這又使得他們更容易成為猶太人。
腓尼基人的城市位於今天的黎巴嫩，該國的大部分人口是他們的直系後裔。數個世紀以來，不管是生活在家鄉還是遙遠異鄉的黎巴嫩人一向被認為是世界上最精明的商人和貿易者，這一點非常具有腓尼基色彩。反而是生活在猶地亞的猶太人從來沒有被這麼評價，而塞法迪和阿什肯納茲猶太人卻有這樣的印象，這進一步說明他們的祖先很可能並非閃族人。
桑德在書中用了幾頁來討論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皈依猶太教的可能性，但他並未給予這個想法足夠的重視，反倒用了更多篇幅在談論歐洲猶太人的可薩血統。事實上，他對前者的討論是如此貧乏，以至於專門介紹他的書的《維基百科》條目或我讀過的任何評論皆沒有提到這個問題。雖然桑德引用了一本1962年的法國著作，它簡要地談到了這種可能性，但我從未見過其他任何現代作家討論這一假說。例如，保羅・約翰遜（Paul Johnson）出版於1987年、廣受讚譽的《猶太人的歷史》（A History of the Jews）有足足六百五十頁，可是它的索引中卻完全沒有出現“腓尼基人”或“迦太基人”。
即便沒有跡象顯示這一假說曾在猶太群體內流傳過，但猶太人長久以來卻一直對其他閃族民族抱持著強烈的同情態度。兩千年來，猶太人始終將羅馬人視為他們最痛恨的敵人，這個外來民族征服並壓迫他們，又殘酷地鎮壓了他們的數次起義，甚至摧毀了作為他們宗教聖地的第二聖殿。但在耶路撒冷被攻破的一個多世紀前，羅馬也曾在第二次布匿戰爭中差點被迦太基滅國，因此自古以來猶太人就一直非常欽佩這個閃族帝國。在第二次布匿戰爭中領導迦太基人的漢尼拔，他被普遍認為是歷史上最了不起的軍事家之一，並曾多次以少勝多打敗羅馬軍隊，直到後者終究還是用更充足的資源耗垮了他。漢尼拔後來逃亡海外，為所有羅馬的敵人出謀劃策，直到多年後才由於不願意被交到羅馬人手裡而服毒自盡，以色列政府備受爭議的“漢尼拔指令”（Hannibal Directive）就是取自他的名字。出於這些緣故，身為猶太人的西格蒙德・佛洛伊德曾說過，漢尼拔是他最崇拜的英雄之一。
所以，除非現代DNA分析變得足夠精確，能夠仔細區分古代猶太人和他們的腓尼基親戚的遺傳差異，否則我認為後者應該才是現代猶太人，包括西班牙塞法迪猶太人和東歐阿什肯納茲猶太人的男性血統最有力的起源候選人。
我很希望能將這個大膽的、看似很有說服力的假設歸功於我自己，它解決了很多無法解釋的難題，只可惜我不能。我在快要五十年前讀到了英國博學家H.G・威爾斯（H.G Wells）在1920年出版的《世界史綱》（The Outline of History），它從生命的誕生一直敘述到世界大戰的結束，並在這本共計一千兩百頁的書中用了一點篇幅提出了這個關於猶太人起源的假設，他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合理、幾乎可以肯定就是事實的猜想。我在那時就覺得他的假設非常有說服力，並且令我感到驚訝的是，自從它首次被提出過了一百年來卻再也沒有人重新討論過它。
約翰・貝蒂與美國軍事情報界的秘密
威爾斯在他那個時代是全世界家喻戶曉的公共知識分子，他在一個多世紀前出版的一本書中簡要地敘述了一個關於猶太人起源的理論，而它似乎比後來的研究人員提出的理論都要更令人信服，這個理論實在值得被重新關注。有時，越是陳舊的古書反而包含越多現在的書本所沒有的無價珍珠。
誠然，今天猶太人的祖先到底是古代的猶地亞人還是兩千年前生活在北方幾十英里外、皈依猶太教的另一群閃族人，乍看下這似乎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問題。但是，其它被遺忘的陳舊古書卻可能其實與當今重大的爭議息息相關。
舉例來說，這篇文章一開始在討論的約翰・貝蒂教授就是一個例子，特別是當我們認識到對他在1951年出版的那本書的主要批評——他支持可薩假說，而這個假說要直到幾十年後才被DNA分析否定——其實都具有傾向性且並不公允。貝蒂擁有堅實的學術背景和國安資歷，所以他對自己親身經歷的政治事件的分析是很有份量的。
雖然貝蒂書中的內容大多充滿爭議，但最近突然有一堆人開始攻擊他的可信度、進而促使我一頭栽進研究猶太人的起源問題，是因為我在不久前引用了他對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發表的看法：
“貝蒂也強烈譴責美國對以色列這個新生國家的支持，因為這可能會讓我們站在數百萬穆斯林和阿拉伯人的對立面。此外，他還批評以色列人堅稱阿道夫・希特勒屠殺了六百萬猶太人，這是一個根本沒有任何現實依據的瘋狂指控，其完全只是猶太人和共產黨炮製出來的謊言，為的就是要離間我們與戰後德國的關係，並繼續從苦難深重的德國人民那裡搾取賠償金來援助以色列國。
此外，他還嚴厲地批評紐倫堡審判，斥其為美國‘無法抹滅的重大污點’和‘對正義的踐踏’。根據他的說法，這些審判完全是由復仇心切的德國猶太人主導，其中有很多人做了偽證，有的人甚至有犯罪背景。結果，這場‘慘案’只是讓德國人意識到‘我們的政府根本不在乎何謂正義’。戰後不久共和黨領袖、參議員羅伯特・塔夫脫（Robert Taft）就發表過類似的觀點，約翰・甘迺迪也在《當仁不讓》（Profiles in Courage）中就這件事大大稱讚了他。事實上，主持紐倫堡審判的首席蘇聯檢察官早就曾在20世紀30年代臭名昭彰的史達林大清洗審判中扮演過一模一樣的角色，當年許多老布爾什維克黨員被迫承認了各種荒謬可笑的指控，而這自然也無法說服外界相信這些審判的可信度。”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就在二戰結束後的僅僅幾年裡，一位曾在戰時擔任要職、對美國情報資訊暸若指掌的著名學者居然直接將大屠殺斥為子虛烏有的戰時宣傳，是除了以色列政府之外已幾乎被世界上所有人拋棄的騙局。另外，雖然他在1951年出版的書引起了ADL等眾多反對者的猛烈抨擊與譴責，但他們批評的卻都不是他明確否認大屠殺。事實上，據我所知，貝蒂對大屠殺的漠視或否定態度似乎是20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西方主流記者、學者乃至公眾的正常反應。
比如，羅伯特・福里森教授（Robert Faurisson）是20世紀70年代法國最有名的大屠殺否認者之一，許多年前他曾提出一個非常有趣的觀點：
“關於二次大戰有三本最有名的回憶錄分別是艾森豪的《遠征歐陸》（Crusade in Europe，1948）、邱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The Second World War，1948−1954）以及戴高樂的《戰爭回憶錄》（Mémoires de guerre，1954−1959），結果這三本書通通沒有提到納粹的毒氣室。
艾森豪的《遠征歐陸》有五百五十九頁、邱吉爾的六卷《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有四千四百四十八頁、戴高樂的三卷《戰爭回憶錄》有兩千零五十四頁，可是在這些1948−1959年出版的、合計七千零六十一頁（不包含導言）的著作中，我們卻找不到任何一處提及納粹‘毒氣室’、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或‘六百萬’猶太戰爭死難者的地方。”
這是我對這種驚人的沉默進行的解讀：
“正如福里森指出，艾森豪、邱吉爾和戴高樂是在1948−1959年間出版了他們的回憶錄和戰史書，這幾本書加起來總共有七千多頁。這些人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偉大的英雄，他們的巨著更是永久地確立了自己在歷史上的地位，不僅僅是在未來幾年，而是未來幾十年甚至幾個世紀。
主流的大屠殺學者常說他們正在研究的是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暴行，一個理應是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高其中一個國家竟然將先進的科學技術用來屠殺六百萬無辜的受害者。
這三位領袖領導了一場全球戰爭，擊敗了對大屠殺負有責任的國家，而這場屠殺則發生在差不多十年前。
然而，任何閱讀這三本書的人卻都無法在其中找到哪怕一丁點關於大屠殺的描述。按照傳統的歷史敘事，這又該作何解釋呢？
我自己的解釋很簡單。那就是這三位最高領導人實際上都心知肚明大屠殺只是一場騙局，是戰時宣傳塑造出來的謊言。他們相信再過五至十年，最多二十年，大屠殺騙局就會被徹底揭穿，成為荒謬可笑的故事，就像曾在一次大戰時十分流行的那些暴行騙局一樣。所以他們認為要是書中提到了這件事，自己就會淪為後人的笑柄，而他們當然希望避免這種令人尷尬的下場。”
就連喬治・巴頓將軍和我們的第一任國防部長詹姆斯・福萊斯特在他們死後才被出版的日記中也同樣對猶太人大屠殺隻字未提。
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陸陸續續又有其他有識之士開始出面否定大屠殺。
考慮一下雷維洛・奧利佛教授（Revilo Oliver）的例子，他是一位立場極右卻博學的古典學者，並且曾是貝蒂在戰時的同事。奧利佛在陸軍負責領導一個秘密研究小組，小組的規模後來還擴編到了一百七十五人，而他也因為出色的工作表現獲得政府的表彰。他和貝蒂一樣對美國社會正在面臨的內部威脅憂心忡忡，同時他與耶魯大學教授威爾莫爾・肯德爾（Wilmoore Kendall）有很好的交情，後者是保守派的一位領軍人物，就是他鼓勵自己的兩個年輕學生小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與L・布倫特・博澤爾（L. Brent Bozell）在1955年創辦《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奧利佛則是該雜誌早年的撰稿人之一。幾年後，奧利佛本人也成為了右派團體約翰・伯奇協會（John Birch Society）的創始成及其月刊《美國觀點》（American Opinion）的編輯。
鑒於他在戰時情報部門和戰後政治舞台上的活躍，奧利佛在1981年出版的回憶錄提供了非常多有價值的資料。他是一個言辭犀利的人，並且他跟貝蒂一樣痛恨紐倫堡審判，認為它是美國永遠無法抹滅的污點：
“當然，我對紐倫堡發生的邪惡處刑深感震驚，它給美國人民帶來了永遠無法抹滅的恥辱。野蠻人和東方的蠻族通常會殺死他們的手下敗將，至於他們是否會先用酷刑折磨這些人則另當別論，但即便如此，他們的人性也尚未墮落到會在用刑前先舉行荒腔走板的司法審判，使美國人蒙羞——鑒於他們握有的絕對權力，這個責任必須算在他們身上，而不能推諉給其他盟友——我的意思是，如果美國人只是處死了德國的將軍，他們至少還可以宣稱自己在道德上並不比阿帕契、巴魯巴和其他原始人要糟。文明人通常會饒恕被征服者的性命，並對他們的領袖展現出敬意，而我們民族最深層的本能也要求我們向那些在這場戰爭中戰敗的勇敢對手表現出騎士般的禮節。
懲罰那些不顧一切困難、以令世人驚嘆的勇氣與決心為國奮戰的戰士，甚至是蓄意殺害他們，只因為他們不是懦夫和叛徒，因為他們不肯背叛自己的祖國——誰能想到我們的民族竟然會做出如此卑鄙的行為。為了讓我們的舉止更顯可恥，我們還將他們污衊為‘戰犯’，但他們肯定不是，因為如果這個字真的有意義的話，它指的也必定是那些故意將自己的國家捲入戰端、給自己的人民帶來破壞、痛苦和死亡的人，成為真正的叛國者手下的炮灰——像是邱吉爾、羅斯福和他們的白人幫兇。最令人髮指的是，他們甚至使用為此而發明的‘法律’進行‘審判’，並通過酷刑來逼迫戰俘承認不存在的罪狀，好對戰敗者進行定罪。”
奧利佛同樣嘲笑大屠殺是一場荒謬可笑的騙局：
“美國人...對所謂德國人滅絕了數百萬猶太人的事情感到義憤填膺...即使其中有許多猶太人早已溜到美國...本來這場騙局應該要在1945年就被戳破，美國人真正該氣憤的是自己竟被愚弄得如此徹底。
這場血腥騙局的敗露是不可避免的，特別是因為戰略情報局（OSS）——其在情報界中被戲稱為‘蘇聯傀儡辦公室’——的特務曾被派往德國搭建毒氣室的場景，好提升這個騙局的真實性，但由於這些人實在太懶惰、太不負責任，結果他們只是拍了幾張人們在淋浴的照片，最後這些愚蠢的照片當然沒有被採用，畢竟它們只會成為眾人的笑柄。在1945年那時，根本沒有人會相信這個謊言後來居然能被用來向無助的德國人勒索三百億美元，然後被美國這個粗魯的‘教育家’灌輸到德國兒童的頭腦中——這些文明人必須直到1951年才會恍然大悟，因為保羅・拉辛尼耶（Paul Rassinier）對這個臭名昭彰的謊言做出了挑戰，他本人曾是集中營的囚犯，還有亞瑟・布茨教授（Arthur Butz）也在1976年詳盡而仔細地駁斥了這個對輕易上當的雅利安人所設計的惡毒謊言。”
奧利佛和貝蒂並不是唯一對這些重要歷史抱有這種觀點的人。約瑟夫・班德斯基是《大屠殺研究雜誌》（Journal of Holocaust Studies）的編輯，經過多年的檔案研究，他在2000年出版了一本厚厚的書，探討長久以來存在於我們軍事情報界的反猶太情緒，其中也包括二次大戰期間。我在幾年前讀了這本書，並在一篇2019年的文章中評論過它：
“奧利佛對大屠殺標準敘事的斷然駁斥使我決定仔細研究班德斯基在書中對同一主題的討論，然後我很快注意到一些奇怪的事情。如前所述，他對各種官方與個人檔案進行了詳細的研究，並得出結論認為在二次大戰期間，我們的軍事情報官員和高級軍官中有相當一部分的人對有組織的猶太團體抱有強烈的敵意，而這些想法在今天毫無疑問都會被斥為偏執的妄想。這位作者的專長是大屠殺研究，因此毫不令人意外地，書中最長的一章就是在討論這個主題，其標題為〈軍官與大屠殺，1940−1945〉。但仔細看過內容後，卻會發現事情似乎沒有這麼簡單。
班德斯基在大約六十多頁的內容中引述了數百個引句，大部分均是出自他在書中其餘部分介紹過的軍官。但在認真閱讀這一章一兩遍後，我竟然無法在其中找到任何提及大規模屠殺猶太人，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大屠殺的段落，甚至也沒有提到它最核心的要素，例如死亡集中營或毒氣室的存在。
接下來的四十頁則聚焦於戰後的猶太‘倖存者’面臨的困境，但即使是這些人卻也一樣什麼都沒有提到。班德斯基非常反感這些美國軍人對這些集中營的猶太囚犯表現出的厭惡態度，他引用了很多他們的話，他們將猶太人形容成小偷、騙子和罪犯；但奇怪的是，這些軍官似乎沒有意識到這些悲慘的靈魂才剛剛逃脫了一場有組織的大規模滅絕行動，而這場行動不久前才奪走了他們大量同胞的生命。書中提供了很多有關於滅絕猶太人的談話和引文，只不過它們都是出自各種猶太活動家和組織，唯獨這些軍官卻什麼都沒說。
班德斯基通過整整十年的檔案研究，呈現了軍官們在戰爭結束幾十年後所寫的私人信件和回憶錄，他在這兩章中大量引用這些寶貴的資料，有時還包括20世紀70年代末的私人言論，即大屠殺已經在美國成為公開話題的很久以後。然而，這些人卻沒有表達任何悲傷、遺憾或恐懼的想法。因此，一位著名的大屠殺學者花了十年時間在撰寫一本關於我們的軍官私下如何看待猶太人和猶太問題的書，但是他在專門討論大屠殺及其相關後續的一百頁中卻完全沒有引述這些人的任何一句話，實在令人不敢置信。在他這本冗長的歷史論述中似乎存在著一個巨大的鴻溝，或者換一種說法是，一隻狗的狂吠在沉默中顯得特別震耳欲聾。
我不是檔案研究員，也沒有興趣去查閱班德斯基在撰寫這本書時翻閱的、存放在全國數十座檔案館的數萬頁原始資料。或許在他們晚年生活的幾十年中，他所研究的這一百多名軍官真的沒有一個人曾經談到大屠殺或二戰期間屠殺猶太人的話題。但我覺得還有另一種更明顯的可能性。
如前所言，貝蒂在戰時要負責審查所有每天收到的情報，然後將其製作成簡報以供白宮和我們的其他高層領導人閱讀。他在戰爭結束幾年後的1951年出版的書裡一口駁斥了大屠殺，甚至稱它是不誠實的猶太人和共產主義宣傳家在戰時編造的可笑謊言，沒有一絲一毫的真實性。貝蒂的書很快就獲得了我們二戰時的許多將軍的認可與推廣，其中就包括班德斯基調查過的那些人，儘管ADL及其它猶太團體嚴厲譴責貝蒂，但沒有跡象表明他們曾經對他明確‘否認大屠殺’這一點提出意見。
我懷疑班德斯基是發現，這種‘否認大屠殺’的觀點在他研究的很多軍事情報官員和高級軍官的私人文件中非常普遍，這使他陷入了兩難的局面。假如他們只有一、兩個人表達這種想法，那麼還可以勉強解釋說這是因為他們的反猶心理作祟。可是，如果絕大多數的軍官——他們無疑最為了解二戰的真實情況——都持有與他們的前同事貝蒂和奧利佛相同的看法，那又該怎麼解釋？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班德斯基或許寧可就乾脆不要說破，並完全迴避這個話題。”
所以，貝蒂和奧利佛的觀點其實並非特例，而是代表了二戰期間與戰後我們大多數軍事情報人員的觀點。一旦我們意識到，那些最了解戰時真相的人都將紐倫堡審判視為對正義的踐踏、將大屠殺視為荒謬的戰時宣傳謊言時，這肯定會對我們今天的世界造成無法想像的影響。
星期六是國際大屠殺紀念日，《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文章來介紹在德國舉行的大型公眾紀念集會。三代人以來，巨大的歷史罪惡感已經滲透入德國政治的方方面面，這也是為什麼德國一直願意為以色列國的猶太人提供巨大的、近乎無限的支持。這種支持的最新例子是德國在近日以“煽動反猶主義”為由禁止了親巴勒斯坦的激進主義和民眾對以色列轟炸加薩的抗議，其至今已導致數以萬計無辜平民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婦女和兒童。直到現在德國仍是以色列最堅定的支持者之一。
儘管美國在二戰中是站在另一邊的陣營，但我們自己的政治情況其實沒有太大的不同。在美國，對我們竟然放任大屠殺發生的內疚感已經深入我們政治生活的骨髓，成為我們現在說什麼也要力挺以色列的理由。即便以色列正在對巴勒斯坦人展開公然的大屠殺，以至於國際法院以壓倒性多數裁定這已經幾乎構成種族滅絕，但美國的態度卻依然沒有動搖。
道德上的懦弱並不罕見，因此我們不應該對很少有人敢於冒著千夫所指的風險在某些重要問題上發表意見感到驚訝，即便這些是涉及生死存亡的問題。但我認為，至少在某些時候，他們確實應該慎重地考慮自己的選擇究竟值不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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