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府的領導層必定曾經十分認同或至少是仰慕納粹。曾有一段時間，大屠殺的罪過在他們眼裡不過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只是公關上的麻煩，在第三帝國這個完美無缺的超級國家光環面前根本不算什麼。當時必然存在著一種共識認為，美國和納粹德國在意識形態上其實比美國與蘇聯還要更接近。否則，我們就完全無法解釋在戰爭末期發生的事情；從道德層面而言，它們基本上已經與戰爭罪無異了。”
——彼得・列文達（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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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一本書寫到這裡的時候，就會用一個總結和結語來回顧前面的章節所論述的內容。然而，本書決定嘗試在這裡重建一個情境，它是通過匯總我在本書以及過去幾本關於納粹戰時的秘密武器研究的著作，例如《黑太陽帝國》、《黨衛軍之鐘兄弟會》、《統一場的秘密》和《賢者之石》中介紹過的不同作家的研究所建構的。要概述這個情境，最好的方法不是列出一連串的結論，而是梳理出一條清晰的時間軸。為此，我將在下面使用正體字來敘述當時發生的事件，而我或其他人對這些事件提出的解釋，不管它們是推測的還是實際的，都將以斜體字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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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方便閱讀，下面將用粗體字來取代斜體字——譯註
A. 20世紀20−30年代：煉金術、神秘主義、黨衛軍和統一場論熱潮
- 1920年：圖勒會及其它秘密社團在背後促成了納粹黨的誕生；煉金術在當時依然是公眾十分感興趣的話題，一些納粹黨員，包括埃里希・魯登道夫將軍（Erich Ludendorff）資助了陶森德（Tausend）的煉金術實驗。這在德國引發了一場醜聞和詐欺審判，並受到了國際媒體的廣泛報導（註2）。
- 1920年代：與此同時，日本以及特別是德國的科學家也在他們的實驗室中埋首研究類似煉金術中的嬗變（transmutations）現象，並發表了不少重要的科學論文，許多德國公司還為這些研究成果申請了專利（註3）。
- 1921年：在這段期間，德國數學家弗朗茨・卡魯扎（Franz Eduard Kaluza）發表了第一個高維電磁學和重力統一場論，其基礎是利用五維的“柱面”（cylindrical）幾何來實現這種統一。愛因斯坦支持他在《普魯士科學院學報》上發表這個理論，並跟著開始了自己對高維統一場論的研究（註4）。
- 1933−1935年：隨著納粹在1933年上台，以及黨衛軍領袖希姆萊在1935年下令組建祖先遺產學會，納粹德國成為了第一個投入大量財力與人力在研究神秘學、以將其化為軍事用途的現代國家（註5）。
- 1924年：諾貝爾獎得主沃爾特・格拉赫博士在法蘭克福的一家報紙上公開談論煉金術，並呼籲各界應該為這方面的研究投入更多資金。格拉赫本人專長的領域是旋轉電磁系統和重力研究（註6）。
- 1928年：愛因斯坦發表了一篇重要的論文，他在文中闡述了自己“完整”版本的統一場論。該理論引入了“扭轉張量”，並透過這種幾何設想來解釋時空的螺旋、折疊和褶皺結構（註7）。
- 1933−1935年：神秘主義者卡爾・瑪麗亞・威利古特成為了希姆萊的私人顧問，他的著作涵蓋了各種與煉金術、物理學理論還有古老高等文明有關的內容（註8）。
- 1935年：匈牙利電氣工程師加布里埃爾・克朗（Gabriel Kron）在他的論文中證明了旋轉電機和電網中的異常現象只能用愛因斯坦的統一場論來解釋。憑著這篇論文，他獲得了比利時列日大學頒發的蒙特菲奧雷獎。
- 1938−1939年：希姆萊親自贊助了舍費爾（Schäffer）的西藏探險隊。這支探險隊成功進入拉薩的布達拉宮，並將據說記載了失落的西藏高等文明史料的藏文史詩《康舒爾》（Kang Shuur）帶回德國（註9）。
由此可見，在20世紀20−30年代的德國文化中，其實存在著一股對煉金術及其它神秘主義的濃厚社會與科學興趣，同時人們也熱衷於想要為煉金術尋找科學和物理學上的解釋。同樣顯而易見的是，公眾的這股興趣同樣也影響了黨衛軍，使其開始資助各種可能具有軍事潛力的神秘學研究。如同我在《黑太陽帝國》中指出的，這種官僚文化決策最終所造成的浪費要遠多於成功，可是那些極少數成功的成果卻很可能從未被公開（註10）。
在這樣的科學輿論氛圍下，克朗在他1935年的論文中明確指出，統一場論所揭示的效應是有可能在實驗室中局部實現的。於是，一種強大的輿論氛圍漸漸形成，希姆萊的黨衛軍大概也是受到這股風潮的影響，才開始在其內部的“任務簡報”中建議應該資助尖端物理學研究。類似地，克朗的論文也引起了美國的“科學沙皇”萬瓦尼爾・布希（Vannevar Bush）的注意，他是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的科學顧問。美國的費城實驗和納粹德國的鐘計劃極可能都是這股風潮所催生的結果，而這兩個計劃亦是奠基於相同的物理學原理。
B. 1943−1945：二次大戰中旬至末期的奇怪事件
- 1943年1−7月：一份從斯德哥爾摩發送往東京的日本電報聲稱，德軍已經在東線戰場使用了“原子彈”，其中還特別提到了原子武器在克里米亞以及1943年7月的庫斯克戰役中的使用情形（註11）。奧托・斯科爾茲內也在他的回憶錄中證實，在1941年進攻莫斯科期間，德軍曾使用過空爆燃燒彈（註12）。史達林格勒的慘敗發生後，許多納粹領導人便悄悄地開始將帝國的流動資產及其它資源轉移到海外的安全避風港。
- 1943年1月：幾份語氣模糊的報告表明，當蘇聯反過來包圍史達林格勒後，德軍很可能在東線戰場南部實驗性地使用了某種“標量波”武器（註13）。
- 1943年9−10月：美國進行了費城實驗，結果卻發生了意想不到的結果，一艘驅逐艦實現了完全的光學隱形（註14）。
- 1944年7月20日：一場試圖暗殺希特勒的炸彈陰謀失敗。柏林的奧托・雷默將軍選擇忠於納粹政權，粉碎了這次政變。
- 1944年10月10日：據說德國在波羅的海的呂根島附近或島上進行了原子彈試爆；當時被派駐在德意志國防軍總部的義大利聯絡官路易吉・羅莫薩（Luigi Romersa）也受邀見證了這次試爆（註15）。根據戰後解密的新聞檔案，英國在當時也秘密進入了全國警戒狀態，以防範德國隨時可能發動的原子彈攻擊（註16）。
- 1944年中旬：納粹德國在德國東部或波蘭西部測試了一種大型“液態空氣炸彈”，希姆萊的一名私人代表也在場；這枚炸彈的衝擊波將周圍十二英里範圍內的樹林通通夷為平地，它可能是一種巨大的液態空氣炸彈，也可能是其它類型的武器（註17）。
- 1944年8月：鮑曼在希特勒的授意下召開了紅屋酒店會議，會議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龐大的空殼公司體系，好將流動資產、重要的技術人員和相關技術轉移出德國。鮑曼還設計了一套納粹黨與德國企業之間的聯絡系統，好確保黨的命令與議程能被確實執行。
- 1945年3−4月：鮑曼將德國空軍第200號轟炸機聯隊，還有其寶貴的Ju-290和390遠程運輸機都交給了卡姆勒將軍，後者是納粹德國秘密武器計劃的總負責人，其中就包括了納粹鐘（註18）。卡姆勒、鐘、相關的計劃文件以及最後一次出現是在1945年4月的布拉格的Ju-390，通通在戰後失去了蹤影。根據阿根廷的文件，鮑曼曾在戰後現身於巴里洛切，而里希特——甚至是希特勒本人——也在那裡，這一切無不有力地表明，納粹鐘和卡姆勒並沒有前往美國，而是去了阿根廷。
- 1945年4月−5月1或2日：U-234載著濃縮鈾235、紅外線近炸引信、相關圖紙與這項技術的發明者海因茨．施利克博士離開了德國。這艘潛艇在離開挪威後的行蹤顯示，它很有可能秘密返回德國接走了鮑曼和穆勒。它的航行日誌恰好缺少了對這段時間的紀錄，因此這艘潛艇完全有偷偷將鮑曼和穆勒送往西班牙的機會，他們兩人接著又從那裡繼續前往阿根廷。與此同時，馮・布朗及其他許多頂尖的納粹火箭科學家選擇向美軍投降，蘇聯則搶到了許多中階技術人員。馮・阿登納男爵決定向蘇聯投降，幫助他們研發原子彈。蘇聯同時也獲得了赫爾曼博士的雷達團隊，其曾在二戰末期的實驗中發現了光學相位共軛原理。這些原理後來成為了蘇聯的標量波研究的基礎（註19）。
本書已經概述過，鮑曼應該是私下與美國進行了談判，並決定交出濃縮鈾和紅外線近炸引信，而且由於他知道美國人一定會“保護”這艘潛艇，於是他便大膽地趁機乘坐它逃走了。鮑曼還事先設計好讓東西方陣營去瓜分納粹德國的火箭和核武戰利品。戰後，納粹和新納粹團體利用東西方之間的緊張局勢來達成他們自己的目的，最終更促成了兩德統一——嚴格上更應該說是西德在1989−1991年間單方面地併吞了東德。 - 1945年4月末−5月初：喬治・巴頓將軍率領第三集團軍進入捷克斯洛伐克，並突襲了位於皮爾森的斯柯達工廠及其它卡姆勒的“秘密武器帝國”設施。儘管黨衛軍大概已經將這些設施中的文件和設備“收拾乾淨”了，但隨行的美國軍事情報官員肯定一眼就會發現，這些盟軍從未聽說過的設施是高度機密的秘密武器研究中心。身為第三集團軍的指揮官，巴頓是美軍指揮體系中少數對這些計劃有全面了解的人之一。後來他卻在極其可疑的情況下死去了。
- 1945年：萊茵哈德・蓋倫將軍與美國OSS局長艾倫・杜勒斯達成協議，讓前者的情報組織在名義上歸順後來的CIA，實際上卻繼續聽從蓋倫的號令。因此，這個德國軍事情報組織成為了戰後唯一有能力同時滲透東西方陣營及其各自的安全機構的組織，並得以在必要的時候策動鐵幕內外的行動。
- 1945年4月末−5月初：紅軍士兵在攻入柏林後發現了幾具身穿黨衛軍制服的藏人僧侶的屍體。
關於這一點需要做出一些解釋。由於已知舍費爾在1938−1939年的考察行動僅僅只帶回了一卷《康舒爾》的抄本，而沒有帶著大量的藏人僧侶一起回來，所以現在問題就變成了這些僧侶是在什麼時候、通過什麼路線、出於什麼目的而被秘密送出西藏並進入納粹德國？他們最可能是在1942年夏季德軍於俄羅斯南方戰線發動大規模攻勢的前後來到德國的。一般比較少人知道的是，德意志國防軍曾經派遣全副武裝的遠程偵察部隊前往裏海北部的阿斯特拉罕（Astrakhan），但除了在俄軍後方製造混亂之外，這些行動似乎就沒有什麼軍事價值了（註20）。然而，這些部隊中卻可能包含了黨衛軍的突擊工程師隊，他們可能是通過哈薩克進入西藏，並在潛伏在這些穆斯林地區的納粹情報人員的幫助下，順利穿越敵國領土。一旦抵達西藏後，他們便可以在那裡搭建臨時機場，好讓藏人乘飛機前往德國。不用說，這是一項十分危險的行動，但這肯定比借道英屬印度來偷渡這些僧侶，然後再用潛艇將他們送回德國要安全得多，何況使用潛艇所需要的來回次數也顯然比使用Ju-290或Ju-390要更多。至於這項行動的目的也是顯而易見的，畢竟如果希姆萊的黨衛軍想要完整地翻譯其所持有的《康舒爾》抄本，那麼他們就需要真的懂這些經文的人來幫忙。 - 1945年5月7−8日：在帝國總統兼海軍元帥卡爾・鄧尼茨的命令下，德國武裝部隊在法國蘭斯和柏林向盟軍無條件投降。納粹黨以及鮑曼的黨務部均未派出任何代表出席這兩次受降儀式。事實上，這似乎也變相證明了鮑曼——他正在乘坐U-234前往西班牙的路上——當時根本就不在柏林。
C. 1946−1961：戰後餘波
- 1946年初：一支美國突擊部隊擅自闖入捷克斯洛伐克以“回收文件”，捷克政府對此十分不滿，引發了一場小規模的國際糾紛。據說，美國最終歸還了這些文件。
正如我在《統一場的秘密》中所敘述的，有關於這起事件的解密文件已清楚證明，捷克政府一點也不相信美國的解釋，即這次行動只是為了獲取進行戰爭罪審判需要的文件，畢竟這種東西只要通過正當管道提出請求，捷克政府當然就會交出它們。相反地，捷克政府堅信美國想要的是與德國的先進雷達技術有關的文件。仔細審視當年的相關檔案也會發現，美國的指揮體系高層似乎陷入了一片混亂，因為根本沒有人知道究竟是誰又出於什麼原因下令進行這次行動。對此有兩種可能的解釋：（1）這場行動是由OSS出於其自身的目的而發動的。考慮到OSS局長艾倫・杜勒斯與美國企業利益集團之間的聯繫，他可能是想要為自己的企業老闆們奪取這些技術文件（2）這實際上是由故意穿上美軍制服的黨衛軍士兵所發起的“偽旗行動”，目的是要將重要的文件秘密運出德國。在沒有更多證據的情況下，我認為兩種可能性皆有其道理。 - 1947年7−9月：一架奇特的飛行器在新墨西哥州的羅斯威爾墜毀，然後被美軍人員回收。根據所謂的庫珀−坎特威爾（Cooper-Cantwheel）MJ-12文件，美國空軍在當時展開了一場全面的調查，就連駐紮在新墨西哥州的納粹迴紋針火箭科學家都被叫來參與調查。起初的公開消息宣稱威廉・布蘭查德上校（William Blanchard，他後來晉升為四星上將）成功回收了一架“飛碟”。幾天後，包括羅傑・雷米將軍（Roger Rame）在內的其他空軍人士紛紛出面駁斥了此一說法。
然而，我已經在《黨衛軍之鐘兄弟會》和《黑太陽帝國》中論述過，現有的文件證據皆表明，被回收的技術雖然很特別，卻沒有先進到一定是源自於外星的程度。所以，到底是什麼引起了美國軍方的恐慌呢？就如我在那幾本書中提出的，那架飛行器其實很有可能是納粹德國的產物。這樣一來，恐慌也就不難理解了。如果納粹的某種飛行器能夠在1947年的時候肆無忌憚地闖入美國領空、飛越我們最敏感的技術設施，那就意味著必定有人在世界上的某個地方繼續獨立進行著納粹在戰時的秘密研究計劃（註21）。一些UFO研究者認為，杜魯門之所以在1947年簽署《國家安全法案》，正是這項法案建立了CIA和NSA，有部分的原因就是為了應對所謂的“外星人入侵”。但就像我在《黨衛軍之鐘兄弟會》中指出的，“國家安全局”一詞實際上是直接翻譯自希姆萊的帝國安全局（Reichsicherheithauptamt），而後者同時也是一個身兼“中央情報局”之職的資訊交換中心。 - 1948年中旬：FBI接獲了鮑曼疑似現身在阿根廷巴里洛切的報告，杜魯門總統也應最高法院大法官傑克遜的請求，授權胡佛領導的FBI對此展開徹查。如同本書前面所述，這很奇怪，因為杜魯門在1947年簽署《國家安全法案》時就已經將對外情報行動的管轄權授予了CIA，照理說這不該由FBI來負責。然而，如果杜魯門私底下已經在懷疑CIA是否遭到了納粹滲透，那麼他選擇FBI來做這件事就完全說得通了。
- 1949年：西方盟國——英國、法國和美國——正式承認西德的主權，康拉德・艾德諾成為戰後德國首任總理。蓋倫將軍的間諜組織被改組為德國聯邦情報局，其也是北約實質上的情報核心。蓋倫一直在故意向美國誇大蘇聯的實力和意圖，從而加劇冷戰的緊張局勢。
- 1951年：阿根廷獨裁者胡安・裴隆突然對外宣布該國已經掌握了熱核聚變技術，而這都要歸功於一直在胡穆爾島進行秘密研究的納粹物理學家羅納德・里希特。國際科學界的質疑聲浪迫使裴隆不得不成立一個調查委員會，結果里希特卻親手搞砸了一切，最後裴隆只好轉向前黨衛軍軍官、I.G・法本高層，荷蘭的伯恩哈德親王求助，之後這項計劃便被終止了。里希特自此之後便在科學界名聲掃地。與此同時，阿根廷情報文件則顯示，鮑曼似乎曾出現在里希特進行核聚變研究的巴里洛切地區。
- 1952年：美國試爆了第一枚氫彈，代號“麥可”。爆炸的威力比原本預估的還要高出了近四百萬噸TNT當量，表明它可能其實利用了其它形式的能量。
- 1952年：納賽爾在埃及掌權，並在西德政府的支持下從納粹國際那裡引入了一群德國人才。這些人包括了斯科爾茲內、雷默、沙赫特和沃斯，都是與納粹德國的國防、金融及科技領域有關的人。他們幫助納賽爾訓練他的安全部隊和軍隊，同時也順帶將納粹的“經典”翻譯成阿拉伯語。
- 1956年：在裴隆終止里希特博士的“核聚變”計劃過了很久以後，美國空軍忽然對他的研究產生了低調的興趣。里希特顯然並不僅僅是在研究核聚變，他真正的目的是想要利用核聚變來實現對“零點能”的控制。
- 1955−1958年：卡洛斯・米格爾・阿連德（Carlos Miguel Allende）在一封寄給莫里斯・傑瑟普博士的信中談到了費城實驗和愛因斯坦的統一場論（1928），同時海軍研究辦公室及其軌道飛行器計劃委員會也收到了一本傑瑟普撰寫的UFO著作，裡面被人添加了很多與費城實驗、反重力以及古代宇宙戰爭有關的奇怪註解。海軍接著委託一家承包商對傑瑟普的這本被寫滿註解的書進行少量印刷，這就是後來俗稱的“瓦羅版”。它被分發給了海軍的“高層人士”，其中很可能就包括了馮・布朗（註22）。
- 1954−1960年：馮・布朗拜訪了德國物理學家布克哈德・海姆（Burkhard Heim），此後兩人便一直維持著書信往來，海姆在1954年於西德發表了自己的六維自旋量子化時空理論。海姆的研究受到了德國的軍火與航空公司，梅塞施密特−伯爾科−布洛姆（Messerschmitt-Belkow-Blohm）的資助（註23）。
我們不難注意到一種模式：每當出現涉及旋轉系統、旋轉電漿、反重力或奇異物理學等等“超出教科書的物理學”研究時，幾乎也一定都會出現納粹的身影。馮・布朗對海姆的理論以及其它無法在這裡詳述的研究的興趣，顯然與同一時期他本人正在思索的那些異常現象有關。 - 1961年5月：約翰・甘迺迪在國會聯席會議上宣布，要在十年內將人類送上月球。
- 1962−1963年：甘迺迪私下向赫魯雪夫提出，美蘇兩國可以合作進行登月任務。根據霍格蘭和巴拉的說法，赫魯雪夫在甘迺迪遇刺不久前接受了這項提議。
- 1963年11月23日：甘迺迪在達拉斯進行政治造勢的時候遇刺身亡。
- 1961−1965年：美蘇兩國的太空計劃發射時間顯示出，雙方似乎存在著一種檯面下的默契（註24）。
- 1965年：美國物理學家兼電氣工程師菲洛・法恩斯沃斯宣稱他成功利用一個比壘球還要小的裝置，實現了大約半分鐘的核聚變反應。在最初引起媒體的爭相報導後，法恩斯沃斯的贊助商、曾在戰時與納粹互通有無的ITT出手扼殺了這項研究。
- 1965年12月9日：一架UFO從加拿大西北部出現，飛越密西根州和俄亥俄州後，最後在賓州凱克斯堡（Kecksburg）附近墜毀。這起事件有非常多名目擊者。據賓州當地的目擊者們表示，美國軍方和NASA在事發後數小時內迅速趕到現場，封鎖了整個區域並移走了該物體。該物體無論在尺寸、聲響、形狀還是外殼上皆與納粹鐘十分相似（註25）。
- 1967年：紐奧良地方檢察官吉姆・加里森對甘迺迪遇刺案展開調查，並發現多位與納粹有關的嫌疑人，其中就包括了克萊・肖（Clay Shaw），他曾參與審查過迴紋針計劃的納粹分子。
- 1967年7月20日：阿登羅十一號成功登月，這一天正好也是當初刺殺希特勒未遂的那場失敗政變的二十五週年紀念日。
據我所知，就連霍格蘭也沒有注意到這一重要的“儀式性巧合”及其所代表的含義，儘管按照他所提出的模型與結論，它們照理說應該已十分清晰：人類史上首次登月卻偏偏選在一個重要的“納粹節日”，也就是奧托・雷默將軍粉碎了試圖刺殺希特勒的炸彈陰謀的那一天。這再次有力地說明了在爭奪NASA主導權的三方鬥爭中是誰佔了上風。 - 1970年：指控馮・布朗涉嫌參與刺殺甘迺迪的《托比特文件》（Torbitt Document）首次曝光。
- 1973年：CIA、ITT與智利的納粹分子藏身處“尊嚴殖民地”合作推翻了該國的馬克思主義統治者薩爾瓦多・阿連德。尊嚴殖民地後來又協助訓練了智利獨裁者皮諾切特的情報機構。
- 1978−1989年：船帆座衛星偵測到印度洋發生了疑似核爆的大型震動，卡特政府聲稱是南非在進行核試驗。後續的調查揭露了西德扮演的角色，其向南非和以色列提供了同位素分離技術與德國技術人員，並利用這兩個國家作為代理人來進行核試驗（註26）。
- 1989−1991年：兩德統一將波昂政府與東德新納粹團體之間的私下合作展現得淋漓盡致。統一後的德國迅速出手肢解了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甚至不惜派出軍隊保護克羅埃西亞——即使北約、聯合國與歐洲各國都反對這麼做，德國卻仍舊單方面地承認了克羅埃西亞的獨立。
這條時間軸的意義與重要性不僅在於它展示了納粹國際在戰後的整體圖景及其活動的全面性，更在於人們可以對其中的諸多細節提出質疑，但它的整體結構與含義卻仍然成立。的確，儘管我在本書及其它著作中一再論證了鮑曼、穆勒和卡姆勒在戰後倖存下來的事實，但其實對於整個全局來說，他們的生死與否並不是最重要的。從全局的角度來看，這一切只意味著要實現所有這些活動——埃及政變、里希特的核聚變計劃、納粹對NASA的滲透以及兩德統一——就必須要存在一個結構嚴密的組織，而且它的情報鏈、指揮鏈與資金鏈必定涵蓋了鐵幕的兩方。
當然，這並不是在為美國開脫，因為很顯然主導了二戰——乃至戰後世界——的德國軍事工業複合體的誕生不單純是德國人，更是美國人的功勞。
許多人即使能夠承認這整個情景的合理性，但他們很容易會忽略它在今天的現實意義。畢竟，就算鮑曼及其黨羽真的像我所認為得那樣在戰爭結束後倖存了下來，他們如今肯定也早已作古。他們的後繼者想必已經厭倦了過去的“納粹遊戲”，並決定透過更溫和、更合法且體面的方式來獲取利益與擴大影響力。但要我說，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就應該接受他們，原因也很簡單：鮑曼、穆勒、卡姆勒，更不用說是沙赫特、斯科爾茲內、沃斯、雷默及其他所有我們提到的邪惡之徒，他們說到底終究都是官僚。簡而言之，他們是“職業的”納粹分子。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納粹主義始終只有一個目標：為了統治世界而不惜任何手段。這種意識形態認為當今世上有太多“無用之人”和“瑕疵種族”——這與今天全球企業精英的思想頗為相似——而且他們顯然確實想為此做些什麼。
本書所進行的調查——也確實僅僅是調查——恰恰表明，他們精心策劃了一個大膽的計劃，亦即通過暗中操控各種衝突、控制並開發具有多種應用潛力的尖端能源技術——場推進、“自由”能源及其可怕的武器化潛力——他們企圖壟斷這些發明，以實現自身利益，而最能反映這種利益的或許就是他們妄圖控制太空，包括他們在那裡發現的所有文物與科技的決心，然後他們將以此為基礎建立一個以德國為核心、由多個民族組成的、涉及各種國際金融和犯罪活動的秘密國際組織來統治地球。
如果霍格蘭先生和巴拉先生的觀點是正確的，即阿波羅十號沒有被允許登月純粹是因為“時機未至”，那麼霍格蘭關於阿波羅十一號的儀式性巧合的所有論述無疑將被置於一個更加陰暗的陰謀論背景之下。
因此，當尼爾・阿姆斯壯乘坐的登月艙在1969年7月20日成功降落在月球表面上時，那一天正好是試圖刺殺希特勒的炸彈陰謀失敗的二十五週年紀念日，阿姆斯壯或許從未注意到自己說出的那句名言“老鷹已落地”的巨大諷刺意味，因為真正在幕後主宰整個登月任務的其實是另一隻老鷹——這隻老鷹的爪子緊緊抓著橡樹葉環，一個卍字符號就佇立在環圈的中心。
【全書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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