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稱霸太空
“畢竟，可以肯定的是（赫爾曼）奧伯特博士並未進入佩內明德的火箭研發中心，否則他至少應該要享有一份編制。換言之，如果他真的有參與過，這件事照理說應該早就人盡皆知了（曾經在該中心工作過的數千名專家們後來都輾轉流落到了其它國家，從美國、蘇聯到埃及，因此這種秘密是不可能藏得住的）。所以，看來確實存在某種替代的計劃，而且它還是一個從很早以前就已經開始、非常重要的計劃。”
——伊戈爾・維特科夫斯基《奇蹟武器的真相》，p.259
“根據我們在《黑暗任務》中提出的分析，我們認為NASA的整個登月計劃——包括其最具標誌性的阿波羅載人任務——其實從一開始就是精心設計好的‘外星偵察’行動，其目的就是要為日後的‘外星文物回收計劃’做準備。”
——理查德・霍格蘭＆麥可・巴拉（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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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美國空軍忽然對羅納德・里希特博士的研究表現出了十分濃厚卻低調的興趣，當時正是20世紀50年代中旬的冷戰初期，整個世界局勢可以說是相當劍拔弩張。太空競賽就是從1956年正式拉開序幕，雖然當時或許沒有多少人注意到這一點。然而，在幕後，兩個超級大國都為了搶先成為第一個進入太空、並最終登陸月球的國家而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競爭。一年後的1957年10月4日，人類史上第一顆人造衛星史普尼克一號成功發射，標誌著蘇聯在這場競賽中暫時拔得頭籌。這場發生在幕後的太空競賽為美國空軍對里希特博士的興趣提供了必要的背景，他對於零點能的研究無疑對美國的太空計劃有著極大地吸引力。此外，如果空軍私下懷疑他在胡穆爾島的研究計劃很可能其實是對納粹鐘計劃在某些方面的延續，並且其還具有作為推進系統和實現“反重力”，更不用說是武器化的潛力，那麼美國會對他產生興趣也就絲毫不令人意外了。
這種興趣同時也意味著，美國早期的太空計劃實際上並不像人們所以為得那麼簡單，理查德・霍格蘭和麥可・巴拉就在他們曾榮登《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的《黑暗任務：NASA不可告人的秘密》一書中對此進行了詳細地論述。可是，為什麼本書明明是在探討“納粹國際”的存續及其影響力，卻要在這時岔題談到NASA呢？眾所周知，有不少“前”納粹分子曾在NASA中擔任過重要職位，但要說他們在實質上把持了NASA、使其“納粹化”的話卻又似乎有些牽強。但這正是霍格蘭和巴拉的《黑暗任務》所試圖證明的觀點，而當我們將他們的研究置於戰後納粹活動的這個更大背景下來審視時，就會發現這一切其實還有著更令人震驚且不寒而慄的含義。
A. 古代名字與儀式性巧合
想要只用短短一章的篇幅來概括理查德・霍格蘭對於NASA試圖掩蓋的太空異常現象的研究基本上是不可能的。畢竟，這項研究已經持續了超過四分之一世紀，並吸引了許多來自不同學科和專業的學者與專家一同參與。同理，想要用寥寥數語來概括他與巴拉合著的《黑暗任務》同樣是不可能的，原因也簡單：這本書厚達五百多頁。但他們的書卻與馬丁・鮑曼領導到納粹國際究竟是否存在有著直接的關聯，因為正如我們將在接下來看到，他們令人信服地證明了納粹分子不僅僅從NASA成立之初一直到阿波羅登月任務期間都對其有著巨大的影響，而且他們在該機內部的影響力也同樣驚人，以至於他們後來甚至成功吸收了——或者說是拉攏——另外兩個同樣在這個太空機構中具有重要地位、行事低調且深藏不露的勢力。
不過，這裡卻也有一點需要注意：
霍格蘭和巴拉的這本書的內容十分龐雜，有如一條由無數精彩絕倫的證據和論證所交織而成的掛毯，並且其中還包含了不少對歷史的考證及其它各種不同的主題。由於我們將只聚焦書中的三個主題——即霍格蘭提出的“儀式性巧合”理論、NASA的隱藏議程與甘迺迪是如何試圖挑戰這個權力結構，以及最後是三個隱秘派系為了爭奪NASA的主導權而展開的鬥爭——所以必然無法忠實地呈現霍格蘭和巴拉的完整論證與分析。因此，最好的做法還是請實際去閱讀原著。
不過，同樣地，當我們將他們的研究置於鮑曼的戰略撤離計劃這個更廣泛的背景下時，並考慮到戰後納粹是如何滲透與利用地緣政治衝突、他們在西德經濟復甦背後的角色、西德政府和新納粹團體在吞併東德的前前後後的可疑舉止、納粹分子支持和促成穆斯林極端主義與恐怖主義的崛起、更不用說是里希特博士在阿根廷的“核聚變”計劃充滿了明顯的納粹色彩，還有其所代表的物理學含義，他們兩人的研究頓時就有了截然不同的、更令人不祥的含義，而且這還將能夠證實納粹國際的存在，並凸顯其所抱有的某些目標與議程。
1. NACA和NASA：從“非民用機構”到“永遠不說實話”*
《黑暗任務》提出的其中一個最令人震驚的事實是，從它的核心與最高層的構成來看，NASA其實從來就不是一個民用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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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在諷刺NACA與NASA的全名應該分別是“Not A Civilian Agency”與“Never A Straight Answer”——譯註
“NASA實際上是隸屬於美國行政部門的一個機構，它只對總統一個人負責。該機構是在1958年根據《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法案》成立的。NASA在表面上看起來似乎也只是一個‘負責監督美國國內的所有航空與航太活動的民用機構’。
但與公眾和媒體普遍以為NASA是一個透明的、完全民用的科研機構的看法相反，一個法律上的事實是NASA從一開始就是作為國防部的直接附屬機構而悄悄成立的，其最主要的任務就是要在與蘇聯的冷戰中捍衛美國的國家安全利益。這一點在NASA最早的章程中說得很清楚：
‘第305條（i），依照《美國法典》第17章35條，（NASA）應當被視為美國的國防機構...’
章程中還有另一條則更明確地解釋了該機構所肩負的國防責任——其完全顛覆了NASA作為純粹民用的科研機構的公眾形象：
‘第205條（d），任何出於國家安全理由而被列為機密的（NASA）資訊，皆不得被包含在根據（本法案的）該條文而要求提交的報告中...’
所以，從這一條以及其它該法案所包含的安全條款可以知道，國會、媒體和美國納稅人最終是否能完整地看見NASA的活動成果——包括月球、火星或太陽系其它天體的未經修改的圖像和數據——都完全取決於美國總統（和／或他在國防部與‘情報界’的合法代理人）是否已經偷偷地將這些發現列為機密。”（註2）
NASA有權對載人和無人探測器傳送回來的資料進行保密與隱瞞，這正是霍格蘭、卡洛托（Carlotto）及其他致力於調查太空異常現象的研究人員，例如“火星人臉”和塞東尼亞地區的各種異常地貌，與NASA之間長有以來的爭執的核心。
2. 共濟會員、魔法師和納粹分子
然而，這種以保護國家機密之名、行掩蓋真相之實的策略，卻因為NASA內部的三個派系彼此之間的鬥爭而變得更加複雜，因為它們都有各自的利益與議程。經過多年的研究，霍格蘭和巴拉逐漸確定了這三個派系的身份，它們三者皆與神秘學和秘儀傳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並分別在NASA內部掌控著不同的重要職位與影響力：共濟會員、魔法師和納粹分子。當然，NASA與納粹分子的關係不必多言，其在流行文化中早已變得廣為人知，甚至經常成為各種諷刺和調侃的題材（註3）。但真正鮮為人知的卻是另外兩個以神秘學和秘儀傳統為基礎的派系，即共濟會員和魔法師。正如霍格蘭和巴拉指出：
“讓我們把話說清楚：
我們毫不避諱承認自己是‘陰謀論者’，並且——這無關個人的意願——我們如今發自內心確信，NASA自從其成立至今的這四十年來其實已經取得了諸多意義深遠的發現，但它們卻都被刻意、小心謹慎且永久性地掩蓋了。”（註4）
當然，這一切都暗示了在早期的太空競賽背後其實還存在著另一個秘密議程，而它與搶在蘇聯之前登月毫無關係：
“根據我們在《黑暗任務》中提出的分析，我們認為NASA的整個登月計劃——包括其最具標誌性的阿波羅載人任務——其實從一開始就是精心設計好的‘外星偵察’行動，其目的就是要為日後的‘外星文物回收計劃’做準備。”（註5）
但究竟是誰能夠在那麼早的時候就構思出如此縝密的、隱藏在登月任務背後的計劃呢？
他們兩人的回答再次直截了當，卻又十分意味深長：
“那些要求NASA掩蓋真相的幕後黑手...其實有一部分恰恰就是長久以來我們被鼓勵崇拜的科技先驅們。他們的名字往往與美國在太空科學和火箭領域所取得的成就密不可分。這些人大多都有著不為人知的過去——他們可能是德國人、埃及人、英國人或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但他們卻懂得如何遊走在理性思維與傳統智慧的邊緣。因此，就我們目前所知，這群名副其實的‘邊緣分子’在NASA內部主要分成了三個派系。為了方便後面的討論，我們就姑且將他們稱之為‘魔法師’、‘共濟會員’和‘納粹分子’，接下來我們就要來逐一探討他們。
這三個‘派系’都是由不同的知名人士領導，並受到了另一些不太知名的人物支持。他們每一方都以各自不可抹滅卻有跡可循的方式，在我們的太空計劃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記。而且，值這注意的是，這三個派系也都信奉著某種秘密或‘神秘’的教誨，雖然這些人總是對外宣傳NASA只相信理性的科學經驗主義，但他們私底下真正崇奉的其實是‘古代宗教和神秘主義’。”（註6）
在霍格蘭和巴拉看來，這三個派系主要是活躍於NASA內部的以下幾個領域：
- 魔法師的代表人物是火箭工程師、固體燃料專家傑克・帕森斯（Jack Parsons），他本人與臭名昭彰的英國魔法師阿萊斯特・克勞利（Aleister Crowley）、東方聖殿騎士團（Ordo Templi Orientis）以及黃金黎明（Golden Dawn）的成員們有所聯繫。眾所周知，帕森斯與其他神秘主義者的關係也很密切，例如“山達基”的創始人羅恩・賀伯特（L. Ron Hubbard），而他自己也經常親自進行黑魔法與性魔法儀式。帕森斯和‘魔法師們’的影響力涵蓋了從噴氣推進實驗室（JPL）到NASA內部的其它與之相關的研發中心；
- 共濟會員的代表人物包括了在水星、雙子星和阿波羅計劃期間擔任NASA局長的詹姆斯・韋伯（James Webb），以及其他眾多太空人，例如第二個踏上月球的巴茲・奧爾德林（Buzz Aldrin），他們都是共濟會員。據霍格蘭和巴拉指出，共濟會員的影響力涵蓋了整個NASA，這不僅僅是因為韋伯成功地對NASA進行了“民主化”、提升了全國的公立學校對太空科學的興趣和認識，而且也體現在該機構的各種任務名稱、任務圖徽與標誌都充滿了神秘學色彩，還有對太空人的選拔，關於這一點會在稍後詳述。因此，共濟會的影響主要是集中在NASA位於華盛頓特區的總部，以及當時的太空人隊伍內部。這種影響就如同共濟會本身的會所體系一樣是分散的，反映了共濟會特有的運作方式；
- 納粹分子的代表人物包括了馮・布朗、亞瑟・魯道夫（Arthur Rudolf）、庫爾特・德布斯等傑出的德國科學家，以及像休伯特・斯特魯霍爾德（Hubertus Strughold）這樣的太空醫學專家。這種影響力主要是體現在馮・布朗和他的團隊身上，並在戰後從最初是新墨西哥州開始，慢慢擴散至阿拉巴馬州及其它納粹分子活躍的地區。
霍格蘭和巴拉對這三個派系在幕後悄然施加的隱秘影響所做的討論，非常值得我們所有人仔細閱讀。
3. 任務圖徽、古代名字與儀式性巧合
a. 任務圖徽
為了證明這種隱秘的神秘學影響力確實存在，他們提出了三個極具說服力的證據，分別是任務的名字與圖徽標誌、對古埃及或古希臘神話的大量致敬，以及所謂的“儀式性巧合”模式。
舉例來說，如果仔細觀察阿波羅計劃的官方圖徽（見下圖），在我們現在已經“知道”NASA對“埃及”元素抱有某種異常的痴迷後，就會發現圖徽上的“A”（阿波羅）實際上應該是“Asar”（阿薩），即奧西里斯的埃及語名字的縮寫。對這種解讀方式的另一個印證是“阿薩／奧西里斯（Osiris）的另一個身份正是我們所非常熟悉的希臘星座−“獵戶座”（Orion），而它剛好就是圖徽中的背景圖案。
如果你以為這種充滿儀式性的象徵主義只是某種一時的歷史惡趣味，且僅限於阿波羅計劃和20世紀60年代的話，那就大錯特錯了；看看NASA又為其最新型的“載人探索飛行器”（CEV）設計了怎樣的圖徽吧（見下圖），這款太空船預計將取代傳統的太空梭，承擔將我們的太空人再次送上月球的重任（註7）。
這是霍格蘭和巴拉翻印的NASA設計的圖徽：
這是他們對阿波羅計劃的圖徽的評論：
“在仔細觀察這枚圖徽的時候，霍格蘭立刻意識到它與NASA的阿波羅計劃對外所宣傳的靈感來源有著極大的出入。圖徽上面描繪了地球和月球，以及一條從卡納維拉爾角延伸至月球著陸點的飛行路線。
月球的上面疊加著一個神話人物——可能是阿波羅——在圖徽的中心有一個大大的‘A’。圖徽的設計包含了一個非常奇怪的元素——獵戶座，它的三顆腰帶星則正好構成了‘A’裡面的線條。”（註9）
NASA為每一階段的太空計劃——從水星、雙子星到阿波羅——所挑選的名字只是更加凸顯了阿波羅這個最終成功實現登月計劃的“圖徽”有多麼突兀，而這些名字據說都是由艾比・西爾維斯坦（Abe Silverstein）參考了希臘−羅馬神話後在1960年7月的一次會議上提出的（註10）。
“從神話的角度而言，墨丘利（水星）作為眾神的信使的確很適合被用來命名這一系列的單人太空艙升空任務。然而，NASA為水星計劃設計的圖徽卻根本沒有墨丘利，取而代之的則是元素汞（mercury）的符號，而它看起來恰好很類似於古埃及的安卡（ankh）符號...自古以來，汞就被煉金術士認為是先於其它所有金屬的‘第一物質’。既然如此，‘水星計劃’這個名字是否其實也包含著雙重的、具有煉金術性質的意義呢？
雙子座在拉丁語中的意思是‘雙胞胎’，它不僅僅代表雙人太空艙，也是指要在雙子星計劃中演練的交會對接程序，這些程序對確保後來的阿波羅登月任務的成功至關重要。雙子座是一個獵戶座相鄰的星座，北河二和北河三是它身上最顯眼的兩顆星，其它神話則將北河二和北河三與晨星−暮星（即金星）聯繫了起來。
當然，所有這些聯繫都隱含著一種內在的‘二元性’，而這正好又契合了‘雙胞胎’的含義。兩名太空人...兩艘在太空中教會的太空船...北河二和北河三。”（註11）
只有阿波羅計劃的圖徽在這裡不管怎麼看都顯得格格不入。
b. 古代名字
為什麼NASA要將最早的載人太空計劃命名為阿波羅——甚至是水星和雙子星呢？為什麼他們要如此重視古典神話與占星學？更何況，既然出現在圖徽上的是獵戶座，它又為什麼還要被命名為阿波羅計劃？霍格蘭為此查閱了一本講述登月任務歷史的“半官方著作”，其中引用了《世界百科全書》（World Book Encyclopedia）裡的一段對獵戶座的神話介紹。俄里翁，這位“強大的獵人”是希臘−羅馬神話中的海神波塞冬／尼普頓的兒子。女神阿提米絲／黛安娜愛上了俄里翁，但這卻引起了她的哥哥阿波羅的不滿，於是後者故意設局陷害阿提米絲／黛安娜，讓她失手殺死了俄里翁（註12）。
於是順著這本關於登月任務歷史的“半官方”著作所引用的神話，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就出現了：
“即使是在這個神話中，俄里翁的角色也明顯比阿波羅要重要許多。既然如此，為什麼登月計劃卻還是被命名為‘阿波羅’呢？為什麼偏偏要挑選一個任性的‘神’的名字，他故意設局讓自己的妹妹殺害了她的情人？NASA怎麼會想要將這樣的形象賦予第一批太空先驅，而不選擇英勇無畏的俄里翁？為什麼不直接把這個計劃命名為‘獵戶座’呢？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希臘−羅馬神話中的阿波羅的名字都與人類首次探索另一顆星球的壯闊冒險一點也不相稱。”（註13）
然而，阿波羅任務的圖徽卻刻意包含了埃及元素，而這恰恰才是關鍵，因為獵戶座同時也是奧西里斯的象徵，在古埃及神話中他是一個死而復生的神，並且與月亮有著直接的連結。
如果有人不太了解這個故事，奧西里斯曾被他的兄長賽特（同樣是通過陰謀詭計）殺害，而後者的象徵是金牛座。奧西里斯的兒子荷魯斯後來成功向賽特復仇，他的象徵是獅子座，奧西里斯則被自己的妻子伊西斯復活了，她的象徵通常是天狼星，但也有時她“會被與月亮聯繫在一起”（註14）。
據霍格蘭和巴拉表示，這個故事其實反映出了一種“古代物理學”，因為它：
“包含了許多天文學上的隱喻，其中有多處細節（例如出現在故事中的特定數字，它們就像是‘密碼’）顯示古埃及人非常了解什麼是歲差、月相週期和恆星運動。同時還有強烈的跡象表明，這些存在其實根本就不是‘神’，而是來自另一個高度發達文明的、有血有肉的生物，他們曾在大洪水前造訪過地球。”（註15）
讀過拙作《宇宙戰爭》的讀者應該都知道，這種解讀其實一點也不離譜，因為這就是古代文獻所告訴我們的事情。古埃及和蘇美爾都認為自己繼承了某種更古老、更先進的文明的遺產——儘管這是一個早已衰落的遺產。正如這些文獻所講述的，‘諸神’確實向早期的人類文明傳授了一些技藝，甚至是先進的科學技術。我在上一本書《賢者之石》的第三部分中也指出過，那些在幕後支持納粹黨的神秘主義圈子和秘密社團實際上也是以這種方式解讀古代文獻的。
但這反而又更加清楚地凸顯了最開始的問題：
“一位古埃及神話中的星辰之神，何德何能可以代表美國政府的登月計劃呢？何況這項計劃的正式名稱還是取自古希臘的‘太陽神’阿波羅。可是，直接選擇古希臘的月亮女神‘黛安娜’來為這項計劃命名不是更好嗎？
答案很簡單：因為‘阿波羅’其實就是‘荷魯斯’——任何人只需要稍加研究一下希臘神話及其與古埃及的淵源，就會發現這一點。就像阿波羅一樣，荷魯斯是古埃及的‘太陽神’（而且，奇怪的是，他還掌管火星，註16）。因此，耗資兩百億美元的NASA阿波羅計劃實際上是一個偽裝的‘奧西里斯／荷魯斯登月計劃’...它的一切都源自於古埃及。”（註17）
但為什麼要讓埃及的重生與復活之神奧西里斯，還有他的兒子荷魯斯／阿波羅，與這個計劃產生連結呢？
直到霍格蘭注意到了另一艘太空梭的名字——亞特蘭提斯號——他才終於將所有的線索串連了起來。有沒有可能這其實根本就不是人類第一次進入太空、登上月球？如果古埃及神話中的“創始時代”（ZepTepi，字面上的意思是“最早的時代”），也就是那個屬於奧西里斯／伊西斯／荷魯斯的時代並不是神話...而是真實存在過的呢？（註18）
換句話說，阿波羅計劃的“圖徽”和它的名字實際上是在暗示這項計劃所肩負的秘密任務，那就是探索與找回那個失落的“創始時代”所遺留的科技。
有了這把鑰匙後，霍格蘭便立刻開始在阿波羅計劃的相關檔案中尋找任何與古埃及有關的線索。
然後，他很快就有了發現。
阿波羅十五號的登月艙叫做“獵鷹”，而“地平線上的獵鷹”恰巧就是荷魯斯的頭銜之一（註19）。此外，“阿波羅十六號（的登月艙）更曾被公開命名為‘獵戶座’。”（註20）阿波羅任務的指揮艙−哥倫比亞號的名字則是取自聖哥倫巴（St. Columba）——一位生活在公元6世紀的僧侶，根據共濟會的傳說，正是他將一塊來自埃及的“聖石”帶去了蘇格蘭（註21）。
c. 儀式性巧合
但霍格蘭的發現可遠不止阿波羅計劃的“圖徽”與古埃及之間的聯繫這麼簡單而已。他最重要——甚至可以說是最具爭議性——的發現是，NASA的登月任務似乎被刻意設計成了具有占星學上的意義。就以登月計劃來說，使他恍然大悟的契機是阿波羅十號。這裡有必要直接引用《黑暗任務》的原文：
“在所有主要的技術與任務組件都經過充分的測試和驗證後，下一次任務實際上就相當於阿波羅十一號的彩排了。阿波羅十號在1969年5月18日順利發射，它將扮演阿波羅十一號，即‘老鷹號’的探路者，它被設定的下降飛行路線與兩個月後升空的阿波羅十一號是完全相同的。最終，托馬斯・斯塔福德（Thomas P. Stafford）成功駕駛‘史努比號’來到了距離月球表面僅剩8.4英里（大約四萬四千英尺）的上空，這讓登月艙的駕駛員尤金・塞爾南（Gene Cernan）忍不住說出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天啊，我們快要降落到它們中間去了。’
考慮到他們身處在距離月球表面大約五萬英尺的高空，我們不禁好奇塞爾南的這番話究竟是什麼意思。在那樣的高度，任何月球表面的特徵，例如山脈都會顯得模糊不清且遙不可及。然而，鑒於斯塔福德和塞爾南在那個時刻的具體位置，他們正在穿越中央灣並朝著史密斯海前進，那麼他們唯一可能‘降落到中間’——別忘了此時他們在五萬英尺的高空——的地方就是霍格蘭提到的那些有數英里高的玻璃穹頂。毫無疑問，不管是從位置還是高度來看，塞爾南當時在談論的就是這些玻璃穹頂。
他的這段奇怪的話同時又引出了阿波羅十號的另一個令人困惑的地方；儘管理論上這艘太空船完全具備登月的能力，但不知何故它卻沒有被賦予這項任務。
不僅僅這次任務從一開始就沒有被給予實現登月所需要的足夠燃料（它的燃料箱只有半滿），而且就連‘史努比號’實際上也只是一個簡化版本的登月艙，根本無法在月球表面降落。從政治的角度而言，這實在毫無道理。
當時我們仍在與蘇聯激烈競爭，力爭成為首個將人類送上月球的國家。阿波羅十號具備實現這一宏大政治目標所需的一切條件——但它卻沒有被給予需要的設備。土星五號、登月艙和指揮艙皆已在先前的任務中經過了充分的測試，NASA的遠端（月球）通訊網路也已經在阿波羅八號上成功試驗。所以沒有任何實質的、合理的理由可以阻止阿波羅十號登月。此時距離甘迺迪總統當初允諾的‘十年大限’只剩下兩次發射機會，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要繼續蹉跎呢？
隨著霍格蘭進一步研究圍繞著這個看似世俗的、‘科學與工程的’NASA任務的種種古埃及象徵主義，他最終發現了答案：
因為時機未至。”（註22）
換言之，阿波羅十號之所以不被允許登月，唯一的解釋就是它無法滿足某種與古埃及有關的神秘議程的要求，而這個議程顯然在背後左右或影響著NASA的計劃。
為了驗證自己的假設，霍格蘭開始將一些數據輸入電腦裡的天文程式中。結果卻令他大吃一驚，因為就在巴茲・奧爾德林在登月艙中舉行那場著名的“聖餐儀式”的時候，天狼星，它是奧西里斯的復活者兼伴侶−伊西斯的象徵，正好位於地平線以下的19.5度，而19.5是高維四面體物理學中最重要的“密碼”數字之一（註23）。另外，這也意味著早在1969年阿波羅十一號登月之前，NASA內部就已經有人對高維物理學非常瞭解了（註25）。為了進一步證明這些神秘學和數字命理學上的關聯，霍格蘭還指出，奧爾德林的聖餐儀式恰恰是在“老鷹號著陸後”的第三十三分鐘舉行的（註26）。奧爾德林本人是一名共濟會員。不用說，這一切是很難用巧合來搪塞的。更進一步的研究還發現，阿波羅十二號其實也與古埃及天文學有著類似的巧合聯繫（註27）。
這些星象巧合還反映了另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試想一下，像登月這麼浩大的任務需要的事前準備與規劃有多麼不容易：
“要依靠現有的推進技術（例如阿波羅計劃使用的土星五號火箭）前往月球（或其它任何星球）務必得先經過極為縝密的任務規劃。由於燃料與推力均不寬裕，要精準地規劃抵達時間和著陸點，就需要對‘天體力學’有相當程度的了解才行。這包含了行星與太空船之間的相對運動、精確的行星軌道、太空船的預計出發與抵達時間，再到不同行星自身的自轉速度。行星的自轉對太空船的出發與抵達時間，甚至是該選擇什麼形狀的著陸點都會有很大的影響。”（註28）
說得直白點，這些考量意味著在登月任務中出現的種種天文−占星學巧合“必定是任務規劃中最優先考量的因素，甚至凌駕於阿波羅登月計劃的其它公開目標。它們必然凌駕於其它所有目標之上，無論是政治目標、任務本身的科學目標、月球地質樣本的採集目標，甚至也比確保太空人的安全還要更重要。”（註29）
就連那些接受訓練並最終入選的太空人其實也與古埃及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事實上，法魯克・埃爾−巴茲（Farouk El-Baz）本人就是在埃及出生的！此外，他的父親是一位埃及宗教專家，並對天文象徵學尤其了解（註30）。甚至連甘迺迪總統在國會上發表的那場著名的、宣布要在十年內將人類送上月球的演說，也存在著某種儀式性的星象巧合，事實證明，所有這些星象巧合，再加上阿波羅十二號和測量員三號選擇的著陸點，它們共同構成了一套“完整的月球儀式佈局”（註31）。
這同時也是“揭示‘誰’才是這整個‘秘密行動’的幕後黑手的關鍵線索，”（註32），而這就是霍格蘭開始將目光轉向共濟會員和魔法師的契機（註33）。事實上，這三個派系都有理由宣稱它們對神秘學的興趣是源自於其各自所傳承的傳統，因此，霍格蘭與巴拉最終得出了結論認為，早在NASA成立的很久以前，這三個派系實際上就已經結為了同盟，並“從全人類的手中偷走了整個太空計劃——因為‘太空’注定只屬於那些擁有‘正確的血統與知識’的人...而不是我們普通大眾。”（註34）
d. 最驚人的“儀式性巧合”
然而，如果這三個派系因為它們不約而同地對古代神秘主義的追求與痴迷，而形成了某種“共同目標”以及一起“瓜分太空”的默契，那麼哪一個派系更有可能會成為其中最具主導性的力量呢？霍格蘭和巴拉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可以說是既令人震驚又背脊發涼。他們注意到兩次非常重要的登月任務，測量員三號和阿波羅十六號——前者是圍繞著整個登月計劃的儀式中的重要一環——分別發生在1967年和1972年的4月20日，他們立刻意識到：
4月20日正是阿道夫・希特勒的生日。
別忘了，要讓太空船遵照特定的日期、時間與地點降落在另一顆星球上需要極為複雜的事先規劃。所以這兩次著陸任務挑選的時間點絕非偶然。此外，他們還發現阿波羅十六號的登月艙就叫做“獵戶座”，再加上希特勒生日的巧合，這一切似乎都強烈地暗示了“有某種‘事物’需要在希特勒誕辰的那一天被重新‘復活’。”（註35）。
鑒於納粹主義本身就包含了神秘學意識形態，例如希姆萊的“祖先遺產學會”就試圖證明德國人的祖先是曾經殖民蘇美爾和埃及的雅利安人，霍格蘭和巴拉於是得出了一個結論，這裡最好直接引述他們的原話：
“這個新的‘儀式性巧合’，即NASA故意選在希特勒誕辰之日進行第二次登月任務，最終將會揭示出前面所有巧合蘊含的驚人含義。因為通過這些反覆出現的‘儀式性巧合’——它們顯然是在紀念那位臭名昭彰的第三帝國領袖——整個NASA登月計劃背後的真正控制者現在已被無可置疑地確定是那些出身第三帝國的科學家了。NASA——從它的最高層開始——實際上已被馮・布朗從共濟會員手中給‘篡奪’了。
此外，從甘迺迪在國會上發表的那場著名演說的‘儀式性時機’（1961年5月25日）來看，這顯然是納粹精心設計好的，而總統卻渾然不知阿波羅計劃的真正目的，也就是對（月球上的）古代遺址進行考察，並且回收上面的文物，而它們不知道為什麼居然被納粹認為是——
他們的祖先留下的！
這也難怪就在甘迺迪多次提出要向他們的死敵俄羅斯人分享這份‘納粹遺產’，並且也得到了俄羅斯人的積極回應後，他就立即遭到了暗殺。”（註36）
儘管這是一個非常令人吃驚、難以置信且不寒而慄的結論，但結合本書以及我在過去探討納粹秘密武器及其戰後殘黨的著作中所提出的分析，就會發現它其實是有道理的。事實是，這個結論完全符合我在本書與過去的其它幾本書中所提供的證據。
4. 一個令人驚駭與害怕的可能性：《黑暗任務》對於納粹的結論的含義
這一切無不表明，實際上存在一個從很久以前，甚至可能是早在希特勒的第三帝國末期就已經制定好的計劃。這裡我得澄清一件事，接下來的內容純粹是我個人的猜測，而非霍格蘭先生或巴拉先生的觀點，雖說他們的研究與我過去關於納粹秘密武器和納粹鐘的研究其實都指向了這一可能性。
現在，請仔細思考我在本書及其它著作中所描述的這個長期計劃意味的含義。在鮑曼和卡姆勒的精心安排下，最優秀的火箭科學家們被送去了美國，並順便帶走了大部分的先進火箭設計圖紙，置於蘇聯得到的則是數百名中階製圖員、技術人員和工程師，俄羅斯人能夠依靠他們來重建圖紙的內容，從而展開自己的太空計劃。鮑曼利用U-234來將珍貴的濃縮鈾235運往美國，使後者成功製造原子彈，而他本人很可能也趁機借用這艘潛艇將他自己和穆勒偷渡到了某個安全的避風港。與此同時，著名的德國原子科學家馮・阿登納男爵則前往蘇聯，幫助俄羅斯人完成他們的原子彈計劃，最終更成為唯一一位獲得史達林科學獎——即蘇聯版的諾貝爾獎——的非俄羅斯人，以表彰他對蘇聯原子彈計劃的貢獻。類似這樣事先被安排好的“瓜分”顯然也發生在了德國的航空科技領域。
然而，鮑曼在另一邊卻也早已將德國空軍第200號轟炸機聯隊的指揮權交給了卡姆勒，使後者能夠直接調用德國僅存的Ju-390運輸機，它是當時唯一有能力將納粹鐘及／或其重要的圖紙從歐洲運往拉丁美洲的飛機，奇怪的是，我們接著卻在戰後的拉丁美洲看見了里希特涉及電漿的奇怪研究計劃，而它表面上的目的是為了實現“可控核聚變”，而且我們根據阿根廷和FBI的文件可以得知，鮑曼似乎也曾經在那個地區出沒。簡單來說，鮑曼所做的種種一切為的就是要確保納粹最好的科技，包括它未來的發展，都會被牢牢掌握在他們自己手中。
另外，我們曾多次提及萊茵哈德・蓋倫與艾倫・杜勒斯之間的“情報交易”，即蓋倫在名義上將其遍佈東歐的龐大情報網路交給新成立的CIA，實際的結果卻是CIA從一開始就遭到了滲透，以至於其早期針對蘇聯設立的分析與行動部門幾乎完全被納粹分子把持。蓋倫領導的那夥人故意高估了蘇聯的軍事和經濟能力，他們炮製了各種假情報，以進一步加劇冷戰的緊張局勢。KGB也曾將蓋倫手下的幾名特工“策反”成為蘇聯的“雙面諜”，可是我們現在卻不禁要懷疑，這些特工很可能自始自終都是忠於納粹，而且他們似乎另有自己的計劃，他們可能反過來向蘇聯傳遞了美國已經準備好要開戰的假情報，納粹國際就這樣建立了一個能夠同時滲透並操控鐵幕裡外兩方的網路，這個假設一點也不異想天開，因為兩德統一就是反映這種操控最好的例子。
更何況還有甘迺迪遇刺這件事本身。如同我在《黨衛軍之鐘兄弟會》中主張的，蓋倫組織極可能在當初李・哈維・奧斯華“叛逃”蘇聯的背後發揮了作用——畢竟，還有誰比他們擁有更豐富的在鐵幕後行動的經驗呢？——但同樣不容忽視的還有甘迺迪曾揚言要解散CIA。再加上他想要與蘇聯合作進行登月計劃，這就直接觸犯了被納粹滲透得最嚴重的兩個官僚機構的利益：NASA和CIA。而且，這樣的合作無疑還將會直接威脅到納粹國際的存在。
現在繼續看往其它指向馬丁・鮑曼和他的納粹國際的“手指”。這其中就包括艾倫・杜勒斯，他是華爾街精英的一員，正是這群精英促成了美德之間的技術轉移，並在一戰和二戰之間建立了龐大的德國卡特爾體系。當然，杜勒斯後來成為了CIA局長，他與蓋倫始終保持著友誼，並在災難性的豬玀灣事件發生後被甘迺迪解職。然而，即便存在這些“利益衝突”，林登・詹森卻還是讓他進入華倫委員會，主導對甘迺迪遇刺案的調查工作。與他一同成為該委員會成員的還有約翰・麥克洛伊（John J. McCloy），他曾是盟軍駐德國高級專員以及I.G・法本在美國的律師！
然後再來談談沃納・馮・布朗。據霍格蘭和巴拉指出，從月球回收外星科技不僅僅是阿波羅計劃背後的隱藏議程，更是納粹黨一直以來真正的意識形態目標。這並非推論，而是有著堅實地證據支持。正如我在《統一場的秘密》中說過，馮・布朗本人是軌道飛行器計劃委員會（Project Orbiter Committee）的重要成員，這個五角大樓委員會正是莫里斯・傑瑟普（Morris Jessup）的《破解UFO》（The Case for the UFOs）的瓦羅註釋版*的接收方，這個版本包含了一些關於反重力、費城實驗以及發生在我們太陽系中的一場古老宇宙戰爭的奇怪註解（註37）。現在回過頭來看，顯然，這絕對不是“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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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傑瑟普是一名UFO研究人員，他的著作《破解UFO》曾被一名化名卡洛斯・阿連德（本名Carl Meredith Allen，他同時是第一個“揭露”費城實驗的人）的前海軍士兵擅自在上面寫下了一堆註解，然後寄給海軍的一個研究辦公室。這本“註釋本”被該辦公室少量印刷，在海軍內部傳閱。後來德州的瓦羅出版社將這個寫滿註解的版本再版印刷，就是俗稱的“瓦羅版”——譯註
也難怪無論是地方檢察官吉姆・加里森（Jim Garrison）還是奧利佛・史東（Oliver Stone）在他家喻戶曉的電影《刺殺甘迺迪》中都不知道該如何看待納粹與這起暗殺事件的聯繫。納粹竟然能操控NASA，使其在阿道夫・希特勒的誕辰之日進行重要的登月任務，這在現在看來已經沒什麼好奇怪的了，而且我們前面已經看到，人在阿根廷的另一群納粹分子也沒有忘記慶祝這個重要的日子。
B. 真實的阿波羅計劃
那麼，為什麼阿波羅計劃會在阿波羅十七號的任務結束後草草收場呢？要知道，阿波羅十八號的火箭已經準備就緒，相關預算也早已到位。既然火箭和太空人團隊都準備好了，美國政府為什麼卻要突然取消後續的登月任務呢？對於這個問題有五花八門的答案，從官方一聽就是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解釋，即“資金”或者說“民意基礎”已經用盡，再到網路上傳得最沸沸揚揚的陰謀論解釋，也就是“外星人”其實早已佔領月球，甚至曾出手警告我們這些“愛管閒事的人類”最好“離（月球）遠點”。
1. 霍格蘭的結論
在《黑暗任務》的後記中，霍格蘭對阿波羅計劃為何被倉促終止提出了一個更可信也更合理的解釋。簡單來說，原因就是“任務完成了”，阿波羅計劃已經找到了它想要找的東西。NASA“將太空人送上月球的目的就是為了進行考古調查任務，以尋找任何可能被古代諸神遺留在月球表面上的文物。”（註38）霍格蘭和巴拉用十分平鋪直述地語氣闡述了阿波羅計劃被終止的真正原因，但這段話卻非常重要：
“在甘迺迪總統遇刺過了幾年後，阿波羅計劃才終於被正式付諸實行，結果它也只進行了九次往返月球的任務，其中更只有六次真的登上月球。
（顯然）阿波羅太空人成功發現並帶回了數量和類型驚人的月球文物——然後，整個阿波羅計劃突然就隨著阿波羅十七號的結束而戛然而止。
根據我們的看法，正是因為阿波羅計劃背後的秘密任務和議程已經圓滿完成，而非國會削減預算，才是美國歷史性的登月之旅忽然被宣告停止的真正原因，這也是三十多年來我們再也沒有回到月球表面的主要原因。”（註39）
2. 從更廣泛的視角來思考他們的觀點
這是一個非常合理，並且從他們在書中提供的資料與分析來看，也是十分令人信服的結論。但《黑暗任務》的讀者或許往往會忽略這個結論隱含的深意，除非他們早已熟悉霍格蘭和巴拉的寫作風格，即他們的每一句話都應該結合上下文中的其它要點來進行理解。在這一點上，霍格蘭的結論應該被置於那三個神秘派系——共濟會員、魔法師和納粹分子——互相爭奪權力與影響力的背景下來理解，它們三者顯然都想要找到過去的星際文明遺留在月球上的奇異文物和先進科技，因為這三個派系都相信一件事：在太陽系中曾經存在過一個高度發達且極為古老的星際文明，而且它很可能在距離地球非常近的其它星球上留下了一些先進的物理學和科技遺物。
的確，正如我也曾在過去的幾本書中提到，共濟會等秘密社團一直以來所追求的其中一個目標就是要“恢復榮光”，即重拾這些失落的古代知識（註40）。當然，這也同樣適用於“魔法師”。但最重要的是，如同我在其它本書中論述過的，納粹也抱持著相同的目標，因為有大量證據表明他們嚴加死守的秘密武器計劃，實際上就是對這些失落的物理學和科學知識的重現（註41）。霍格蘭聲稱阿波羅計劃的本質其實是一項“考古挖掘行動”，以尋找部分的失落科技，他的觀點同時也證明了——在我看來是很有說服力地——至少在當時那個階段，納粹不僅僅控制了NASA，而且還在其庇蔭下使用美國納稅人的錢來繼續貫徹他們自己的意識形態，也就是重新找回那些失落的科技。一言以蔽之，納粹不但延續了那些最初促成它誕生的秘密社團和神秘主義者的議程，而且他們還一直在繼續研究各種尖端科學與發展以納粹鐘為代表的秘密計劃。畢竟，就像我在《黨衛軍之鐘兄弟會》中指出的，為納粹鐘設計發電廠的庫爾特・德布斯博士，竟然在後來阿波羅計劃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的那個時期，成為了NASA卡納維拉爾角的航空主管！（註42）而且他們還特地選在希特勒的生日發射兩艘阿波羅太空船，就像其他納粹老兵每年也會在那一天前往阿根廷的偏僻酒店聚會一樣！（註43）
即便NASA中的納粹分子、共濟會成員和／或魔法師之間或許存在某種合作，也不會影響這個結論。因為他們可能早已達成了一種“檯面下的妥協”，互相分享彼此所擁有的秘傳知識和／或文物。然而，正如霍格蘭和巴拉指出的，從選在希特勒的誕辰之日進行登月任務這一點就可以看出，納粹分子已經逐漸掌握了主導權。
3. 更深遠的影響
考慮到本書所呈現的更廣泛的背景，這一切似乎都意味著納粹在戰時確立的議程其實仍舊完好無損，甚至還在戰後繼續被納粹殘黨延續著。反過來說，這又進一步證明了納粹意識形態不僅在戰爭中倖存下來，而且它還擁有足夠的組織和資金來繼續推行自己的議程——從操縱衝突到探索與開發太空——且幾乎沒有受到任何挑戰。
更重要的是，這也表明其實存在兩個太空計劃——一個是以阿波羅計劃為代表的、面向公眾的火箭計劃（當然它本身也有隱藏的目的），另一個是以納粹鐘計劃、里希特博士與鐘的發電廠設計師、NASA航空主管庫爾特・德布斯博士為代表的秘密計劃，該計劃的目的是要探討奇異物理學及其它非主流科技——而這個計劃直到今天依然在持續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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