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反猶太復國主義者是猶太人

https://www.lewrockwell.com/2026/07/no_author/anti-zionism-was-pioneered-by-jews/ 

By Brian McGlinc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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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僅只是呼籲在約旦河與地中海之間建立一個新的政治秩序——這片目前正被以色列控制的土地上生活著七百五十萬名猶太人與相同數量的巴勒斯坦穆斯林和基督徒——就算是反猶主義嗎？以色列的簇擁們經常宣稱反對猶太復國主義就是反猶主義，因為這就是他們試圖說服你相信的。

然而，如果將時鐘撥回以色列建國的半個世紀之前，我們就會發現猶太復國主義——這是一種主張猶太人應該建立自己的民族國家的政治哲學——最早的反對者其實恰恰是猶太人自己。當猶太復國主義在19世紀末興起時，猶太人就一直是這一政治意識形態最激烈的反對者之一。重新審視這些早期的猶太裔反猶太復國主義者的論點，就會明白為什麼將反對一種基於種族−宗教的民族主義政治哲學等同於種族歧視有多麼荒謬了。

儘管還有其它更早以前的雛形，但現代猶太復國主義思想的誕生基本上可以追溯到1897年出版的《猶太之國》（The Jewish State）。在這本小冊子中，匈牙利裔猶太記者兼律師的西奧多・赫茨爾（Theodor Herzl）主張猶太人想要融入各個國家的努力注定是徒勞無功，為了一勞永逸結束反猶主義的迫害，他們應該建立自己的民族國家。

雖然現代猶太復國主義者大多都同意黎凡特是猶太人的故土，但猶太復國主義最初的主張其實並不包含重新奪回“先祖之地”。在《猶太之國》中，赫茨爾提出了兩個可能的選項，分別是巴勒斯坦和阿根廷。“阿根廷是世界上最土地肥沃的國家之一，它國土遼闊、人口稀少且氣候宜人，”他寫道。“若阿根廷共和國能同意分割一部分領土給我們，它必將因此獲益匪淺。”到了1903年，猶太復國主義者甚至認真考慮了英國政府提出的在東非劃出數千平方英里的土地建國的想法。

在發表那本改變歷史的小冊子過了一年後，赫茨爾舉辦了第一屆猶太復國主義大會。來自十七個國家的兩百名代表在瑞士巴塞爾齊聚一堂，他們經由表決確立了一系列指導方針，包括創立世界猶太復國主義組織（World Zionist Organization）以實現赫茨爾的願景。

值得一提的是，赫茨爾一開始其實並不想在巴塞爾召開大會。他原本屬意的是慕尼黑或維也納，但二者及其它歐洲城市的猶太領袖卻都寧可與猶太復國主義保持距離。德國拉比聯盟的執行委員會就批評，猶太復國主義只會導致猶太人想要融入德國社會的努力付諸東流，使所有人都以為他們是一個獨立的民族。他們也從宗教角度提出反對，因為只有在上帝的應許成真與彌賽亞最終降臨的時候，一個屬於猶太人的國家才會出現。

就在那場具有歷史性意義的猶太復國主義大會召開前夕，維也納的首席拉比特地撰寫了一篇長文來駁斥《猶太之國》的主張。“猶太教的歷史使命不是要加劇各個民族之間的分離，更不是為了沉溺在民族主義的激情與幻想之中，反而恰恰是要消除這種民族式的個人主義，並追求全人類的合一，創造一個不分民族的大家庭。”拉比莫里茨・居德曼（Rabbi Moritz Güdemann）在《民族猶太教》（Nationaljudenthum）中寫道。“一個舞弄大砲與刺刀的猶太教將會顛倒大衛和歌利亞的角色，使它歪曲自身存在的意義。”

世俗化的猶太人同樣也有反對猶太復國主義的理由。例如，1897年成立於沙皇統治下的東歐的社會主義政黨−猶太勞工聯盟（Jewish Labor Bund）就直言猶太復國主義是“猶太無產階級最邪惡的敵人。”

“他們認為支持猶太復國主義就等於是向那些千方百計想要將他們逐出歐洲的人屈服，”茉莉・克拉巴普爾（Molly Crabapple）——她是《我們居住的地方，就是我們的國家：猶太勞工聯盟的故事》（Here Where We Live Is Our Country: The Story of the Jewish Bund）一書的作者——在《民主進行式》（Democracy Now）節目上解釋說。

猶太勞工聯盟同時也認為猶太復國主義本身是一種不道德的殖民計劃。“他們堅信猶太復國主義只會淪為帝國主義的幫兇，而且勞工聯盟的成員們還十分積極地在揭露猶太復國主義犯下的暴行——強奪巴勒斯坦人的土地、殘酷驅逐巴勒斯坦農民，以及與英國佔領當局一同分贓利益，”克拉巴普爾表示。

猶太人對猶太復國主義的反對並非僅侷限於歐洲。美國拉比中央會議（Central Conference of American Rabbis）在1897年通過了一項決議，對猶太復國主義表達了嚴厲譴責。“我們再次重申，猶太教所追求的目標不是政治或民族性的，而是屬於純粹的精神層面，即在人世間弘揚和平、正義與愛，”該組織強調說。1898年，美國希伯來會眾聯盟（Union of American Hebrew Congregations）也發表了類似的反猶太復國主義決議：

“我們堅決反對政治上的猶太復國主義。猶太人並非一個民族，而是一個宗教群體。錫安是我們過去的寶貴遺產，是我們曾經的信仰家園，我們的先知曾在那裡宣講震攝人心的預言，我們的詩人曾在那裡吟唱優美動人的聖歌。因此，錫安寄託著我們神聖的回憶，但它並不代表我們對未來的希望。美國就是我們的錫安。在這片宗教自由的土地上，它是我們親手建設的新錫安，是舊錫安所孕育的結晶。猶太教的使命應當是精神而非政治層面的，它的目的不是要建立一個國家，而是要將宗教與人性的真理傳播至無遠弗屆。”

1911年，美國希伯來會眾聯盟的創始人、拉比以撒・懷斯（Rabbi Isaac Wise）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表示，猶太復國主義正在破壞猶太人融入主流社會的努力：

“我們生活在哪裡，就是哪裡的公民和愛國者。我們在美國就是美國人、在英國就是英國人、在法國就是法國人、在德國就是德國人，在任何一個國家無不是如此...在我們強烈抗議這種否認我們的公民身份的主張後，如今這班猶太復國主義者卻宣稱我們都是外國公民，而他們口中的這個外國卻早已不復存在整整十八個世紀。”

一次大戰結束後，作為勝利一方的協約國領導人們準備在巴黎和會上決定巴勒斯坦的未來，當時有數十位傑出的美國猶太人在加州共和黨眾議員朱利葉斯・卡恩（Julius Kahn）的帶領下向威爾遜總統提交了一份請願書，裡面詳細闡述了他們為什麼反對猶太復國主義者想要“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國家”的訴求。

他們從多個不同的角度駁斥了猶太復國主義。他們指出，猶太復國主義的主張“完全曲解了猶太人的歷史，猶太人早在兩千年前就不再是一個民族了。”他們還表示，認為全世界的猶太人都同屬於一個所謂的猶太民族，這樣的想法只會傷害猶太人融入其它國家的努力，並加劇人們對他們到底忠誠於誰的懷疑。更何況，要在一片早已有穆斯林和基督徒生活的土地建立猶太國家，這很容易就會引發流血衝突。他們還譴責了基於猶太人的種族或宗教而建立國家的想法，因為這與民主思想完全相悖，“這無異於是要倒退回兩千年前。”他們最後更呼籲，應該讓巴勒斯坦成為“所有種族和信仰的‘應許之地’。”

以色列建國之路上最關鍵的契機之一是英國政府在1917年發表的《貝爾福宣言》，英國在宣言中表達了對未來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人的民族國家”的支持。

當時英國內閣中唯一的猶太人埃德蒙・蒙塔古（Edwin Samuel Montagu）卻非常反對猶太復國主義。“所謂的猶太民族根本就不存在，”他曾說，並警告稱猶太復國主義“必然會使猶太人在自己的故土上被視為異鄉人。”他甚至表示，英國的猶太復國主義者——既然他們自稱屬於一個獨立的猶太民族——就應該被剝奪在英國選舉中的投票權。他對那些主張他們享有黎凡特土地擁有權的猶太人嗤之以鼻，並寫道：“我絲毫不覺得今天的巴勒斯坦人與猶太人有任何關係。”

蒙塔古尤其痛斥《貝爾福宣言》是“一個禍害無窮的政治信條”。1917年8月，他在提交給內閣的一份備忘錄中表示，強行分割巴勒斯坦並在上面建立一個猶太國家，“將會成為世界各地的反猶主義者最好的口實”並且“從今往後，猶太人在巴勒斯坦以外的任何國家都將會被當成外人。”

蒙塔古並非英國唯一的反猶太復國主義急先鋒，那裡還有許多名聲顯赫的猶太人也贊同他的觀點，包括英國猶太人委員會主席大衛・亞歷山大（David Alexander）和盎格魯−猶太人協會（Anglo-Jewish Association）主席克勞德・蒙特菲奧雷（Claude Montefiore）。“這個國家的猶太人首先將自己視為一個宗教群體，”他們兩人在一封發表於《泰晤士報》上的信中寫道，“而沒有任何獨立建國的民族訴求。”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這位20世紀最傑出、最家喻戶曉的猶太人——同樣反對猶太復國主義，他呼籲建立一個開放移民的多民族巴勒斯坦國，使其成為猶太人的文化家園，而不是一個獨立的猶太國家。

“相比起建立一個猶太國家，我更希望猶太人與阿拉伯人能夠和睦共處，”愛因斯坦說。“追求一個政治上的民族國家反而才是背離了我們自古以來的精神傳統。”

愛因斯坦在1936年公開抨擊了美國最高法院的首位猶太裔大法官路易斯・布蘭代斯（Louis Brandeis）的猶太復國主義立場，後者聲稱猶太人的未來完全取決於他們是否能“在一片完整的土地上統一成為一個整體。”對此，愛因斯坦反駁說，猶太族群之所以能夠“薪火相傳”恰恰是因為他們四散在世界各地。愛因斯坦還提出了一個即使放在2026年依然十分發人深省的觀點，他說猶太人“至今仍沒有掌握足以讓我們出於民族狂熱而犯下滔天罪惡的權力工具，這反而是一件好事。”

愛因斯坦也強調，在一片猶太人是少數族群的土地上強行建立猶太國家本身就是不公正的。“在我看來，這幾乎就是常識，我們不能強求在巴勒斯坦建國，因為那裡有三分之二的人口並非猶太人，”愛因斯坦表示。“我實在無法理解，猶太復國主義者為何要如此冥頑不靈，這對我們猶太人根本沒有任何益處。”

1942年，一群美國改革派猶太人創立了美國猶太教委員會（American Council for Judaism），其核心原則之一就是反對猶太復國主義。1943年，在一場與猶太復國主義者的辯論中，ACJ執行董事、拉比埃爾默・伯傑 (Rabbi Elmer Berger）告訴觀眾：

“我反對猶太復國主義，因為我不認為猶太人是一個民族。在過去四千年的歷史中，我們作為一個民族存在的時間或許只有區區兩百年。在此之前，我們一直都只是閃族部落中的一個支派，維繫我們所有人的唯一紐帶就是大家都信奉同一個神——這是一種宗教上的連結。在所羅門王之後，我們最多也只有過兩個民族，他們還經常互相交戰，最終又先後消亡，留下了各自不同的文化，甚至他們在《聖經》中還互有不同的宗教。

顯然，自從流散以來，我們就從未成為一個民族。我們屬於世界上的每一個民族。我們的血脈與所有民族的血脈互相交融。猶太民族主義是用最脆弱的絲線編織而成的謊言，它只有在人類歷史上反動勢力最猖狂、反猶主義最高漲的時候才能出來迷惑世人。”

1945年12月，ACJ主席萊辛・羅森沃德（Lessing Rosenwald）來到橢圓形辦公室拜訪杜魯門總統，並強調“巴勒斯坦絕不該成為只屬於穆斯林、基督徒或猶太人的國家，它應該屬於所有宗教信仰者。”一個月後，羅森沃德出席了英美調查委員會的會議。這個在二戰後成立的委員會旨在評估流離失所且飽受迫害的歐洲猶太人的處境，並考察巴勒斯坦地區與猶太移民在那裡的現狀。羅森沃德呼籲應該允許猶太人大量移民巴勒斯坦，但卻也設下了一個重要前提：“猶太人對這片土地擁有無限民族權利，以及巴勒斯坦將成為一個種族或神權國家的說法，必須被徹底予以駁斥。”

羅森沃德後來又會見了艾森豪總統，並向後者提交了一份備忘錄強調“絕不能將猶太教與以色列民族主義混為一談”，他還警告說，以色列的《回歸法》——它允許向世界各地的猶太人提供公民身份——實際上是單方面地將以色列公民身份強加給猶太人，使他們面臨雙重效忠的指控，即使這些人從來就沒有認同過以色列。”

日益高漲的猶太復國主義同樣引起了許多其他猶太人的反彈。早在1948年以色列建國之前，他們就有很多人擔心猶太復國主義正在破壞猶太人一直以來與穆斯林的和睦關係。英美調查委員會收到的來自各個猶太社區的陳情就是最好的證明。

在以色列建國的一年前，伊拉克首席拉比沙遜・赫杜里（Sasson Khdouri）就公開譴責猶太復國主義：

“一千年來，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在伊拉克享有平等的權利與地位。猶太人從不覺得自己在這個國家是異類。被猶太復國主義控制的媒體試圖在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間製造嫌隙，但我以及所有伊拉克猶太人都絕不會眼睜睜地看著他們的企圖得逞。伊拉克猶太人不是猶太復國主義者，以後也永遠不會是。”

事情的緣由是當時《猶太電訊社》（Jewish Telegraphic Agency）發表了一篇新聞宣稱，中東各國政府正在向猶太領袖們施壓，要求他們停止支持猶太復國主義。但是即使過了二十年後赫杜里依然堅持反對猶太復國主義的立場。“猶太復國主義是一場政治運動，與猶太教毫無關係。伊拉克猶太人絕不會支持猶太復國主義，”他說。

反對建立猶太國家的人甚至不乏今天生活在那片已被重新劃定為以色列的土地中的猶太人，例如19世紀移民到巴勒斯坦的拉比海姆・約瑟夫・索南菲爾德（Rabbi Chaim Joseph Sonnenfeld）。“猶太民族無論如何都不會去染指不屬於自己的東西，更不願侵犯其他民族對他們一直以來所敬畏與珍視的土地的任何權利，”他在1929年寫說。他的直言不諱也使他招致了來自猶太復國主義準軍事／恐怖組織−哈家拿（Haganah）的暴力攻擊。

儘管猶太人反對猶太復國主義有著悠久而豐富的歷史——直到今天在世界各地，甚至包括以色列境內依然有很多反猶太復國主義者——但那些親以色列的機構、政客和名人卻始終堅持反猶太復國主義本質上就是反猶主義。他們的意思換個方式來說就是，只要對猶太國家做出批評，那就等於是在仇恨全體猶太人民，哪怕這些批評者就是猶太人。

例如，國際大屠殺紀念聯盟（IHRA）就聲稱任何人只要“反對猶太人民行使他們的民族自決權”就算是反猶主義。然而，對許多猶太人來說，民族主義或種族意義上的“猶太民族”其實從一開始就不存在——因為他們只是生活在世界各地、卻剛好都信奉猶太教的普通人罷了（正如維也納的反猶太復國主義拉比居德曼在1898年時所說：“信仰同一位上帝，這就是所有猶太人之間唯一的共通點。”）

甚至連批評以色列驅逐了數百萬巴勒斯坦人、像對待牲畜一樣對待他們的行為是種族主義，這都會被IHRA直接污衊為反猶主義者。以色列支持者當然可以說這些批評的人錯了，但將他們貼上反猶主義者的標籤卻是另一回事。IHRA的這種做法如今更正在被世界各國的政府武器化，用以箝制言論自由與公民權利。

如果要嚴格地按照IHRA的定義，那麼有四分之一的美國人可以算是反猶主義者，猶太選民資源中心（Jewish Voters Resource Center）在5月份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有24%的美國人認為解決以巴衝突的最好方法是“建立一個既不只屬於猶太人也不只屬於巴勒斯坦人的國家，將以色列、西岸和加薩走廊統一為一個整體，並讓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共同選出領導人。”

隨著人們越來越意識到以色列在西岸不斷擴大的屯墾區正在使得兩國方案成為不切實際的幻想，並且以色列持續膨脹的野心也是全世界有目共睹，所以我們現在絕不能允許親以色列勢力利用這種明顯錯誤的反猶主義定義，來阻止人們思索有關於一國方案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