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Global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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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3月，《國土報》（Haaretz）發表了一篇報導指出，西德政府很可能曾以“內蓋夫開發計劃”的名義作為掩護，向以色列提供了大約二十億馬克的帳外貸款，正是這筆“秘密資金”承擔了後者在迪莫納（Dimona）的核武研發計劃的大部分開銷。歷史證據清楚顯示，德國暗中資助了以色列的核武計劃，這理所當然地引發了一系列問題，包括迪莫納計劃究竟花費了多少錢、誰是這項計劃背後真正的出資者，以及德國是否違背了自己本應在戰後負起的“道德責任”。
本文將從那篇報導結束的地方開始繼續挖掘。我們將回顧德國聯邦議院的檔案、開發銀行的紀錄以及解密的情報文件，以更為清楚地揭示波昂當局是如何為以色列打造一台秘密的貸款機器，是誰在幕後操控它，還有德國又是怎麼被捲入了一個其迄今為止仍拒絕承認的核秩序。
德國從來沒有對以色列試圖獲得核武的野心視而不見。它不僅資助了以色列的核武計劃、隱匿了資金來源，而且還在之後的幾十年裡始終假裝這些事情從未發生。如今，這個曾經資助過迪莫納計劃的國家，卻還厚顏無恥地以核不擴散政策的忠實遵守者自居，甚至反過來指責伊朗的不是。
德國經常強調自己對以色列負有“歷史責任”，包括賠償、道德義務以及戰後的贖罪，但是解密的檔案卻揭示了一個截然不同的現實。真實的情況是，德國以“發展建設”作為幌子，通過一項代號為“Operation Geschäftsfreund”（商業夥伴行動）的長達數十年的秘密資金輸送計劃，向以色列提供了將近二十億馬克，與此同時波昂當局卻將議會、公眾乃至政府中大部分的官員都蒙在鼓裡。
關鍵的書面證據來自於2012年德國聯邦議院的一份質詢紀錄（Drucksache 17/10482）。當時政府終於承認，德國總理康拉德・艾德諾和以色列總理本・古里安曾在1960年3月14日的紐約華爾道夫酒店中達成一項秘密協議：一筆二十億馬克的專款信度，分十年償還，並以“外交政策需要”為由來規避公眾監督。這些貸款具體是透過德國復興信貸銀行（KfW）來發放，它們在表面上被包裝成是對以色列的“發展援助資金”，但實際上卻另有他用。
在公開場合，波昂當局始終堅稱這些貸款屬於賠償與“戰略夥伴合作關係”的援助資金。即便是在2012年的議會質詢中，政府仍試圖將這項行動包裝成只是普通的基建援助。然而，資金規模、保密程度和時間點卻透露了完全不同的真相。這些貸款的審核條件異常寬鬆，不只還款期限極長、利率低，還曾多次延長期限，明明這些資金是通過一家開發銀行來發放，可是後續的報導和檔案研究卻表明，這家銀行從未認真監督以色列是如何使用這些資金。對於這種不透明性，目前最具參考性的仍是德克・波爾曼（Dirk Pohlmann）進行的調查工作，以及其它關於KfW仍拒絕公開其歷史檔案的相關報導。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貸款恰好是在以色列開始向迪莫納的核設施投入大量資源、並以沙漠開發計劃作為掩護的同一時期被陸續提供的。
德國官方的賠償框架最早是在1952年通過《盧森堡協議》（Luxembourg Agreement）確立的，它賦予了西德一個在政治上十分方便的藉口−“Wiedergutmachung”（彌補過錯），只不過它雖然聽著很好，實際上卻是另一回事。到了20世紀50年代末，這種表面功夫已悄悄被軍事援助、情報合作與貸款協議所取代，這些貸款早已跨過賠償的界線，成為了核武夥伴合作關係的柴薪。
這個曾經向本國人民與全世界保證“永不再犯”的國家，現在卻利用大屠殺的道德虧欠來作為掩飾，秘密地幫助以色列在美國的默許下加入核武俱樂部。公開的贖罪與私下的共犯毫不衝突，甚至應該說正是前者為後者打了掩護。
決定性的政治時刻發生在1960年3月14日的華爾道夫酒店。艾德諾和古里安，正是後者一手主導了以色列的核武計劃，在那裡達成了一項被稱為商業夥伴行動的合作協議。根據蓋比・韋伯（Gaby Weber）和德克・波爾曼進行的調查，後來的秘密貸款就是在那次會面中被敲定，雙方同時還達成了共識，在所有相關文件中使用“內蓋夫開發計劃”來統稱這些貸款及其它援助項目。
德國聯邦議院在一份文件中含糊其辭地提到了“援助以色列經濟”以及一項用於基礎建設“特別專案”。其它文件也不斷重複著這種千篇一律的民用掩護說辭，包括要在內蓋夫的沙漠中建造核能海水淡化廠、紡織廠和工業園區。說穿了，這其實就是在為迪莫納的重水反應爐與核燃料處理設施打掩護，以色列正是靠著它們才能成功生產鈽。在以色列這邊，每當外國訪客詢問沙漠中的大規模土木工程是在做什麼時，安全官員也總會給予相同的答覆，謊稱那只是在建造紡織廠或針對乾旱地區的水利工程，這就是“內蓋夫開發計劃”。至於在德國這邊，KfW則總是根據內容極為籠統、審查極其鬆散的計畫說明來批准貸款，因而從未建立起任何符合正規金融標準的監督機制。
波爾曼的調查發現了這些合計共二十億馬克的貸款，與以色列核武計劃的時間框架有著明確的一致性，而內蓋夫開發計劃到最後卻始終是什麼成果也沒有。韋伯的研究則對20世紀60年代的政治局勢提出了更具批判性的質疑，綁架艾希曼、冷戰時的間諜交易、艾德諾在國內的艱難處境以及本・古里安的核武野心，這一切全都在那段時期互相交織在一起，進而衍生了一系列秘密談判與互相博弈。想要了解更多，可以參考韋伯的《艾希曼至今仍在被利用》一文。
據韋伯指出，這套機制之所以能順利運作與幾個關鍵人物脫不了關係。漢斯・格羅布克（Hans Globke），這位在艾德諾時期以雷厲手腕著稱的德國總理府主任兼聯邦情報局局長是這套機制的守門人，他曾參與起草《紐倫堡法案》，所以可以說他是納粹時代與戰後反共政策之間的重要連結。另一位關鍵人物是萊茵哈德・蓋倫（Reinhard Gehlen），他曾是東線外軍司令部的負責人，也是聯邦情報局的創立者。他建立的這個情報機構吸收了許多舊第三帝國的情報人員，其中包括許多前黨衛軍和蓋世太保成員，而這一切從一開始就得到了美國的支持。
對於CIA而言，這段時期還有一位重要人物是詹姆斯・克里奇菲爾德（James H. Critchfield），這位前美國佔領軍官員曾在1950−1955年間擔任華府與蓋倫之間的聯絡人，並協助將“蓋倫組織”正式擴編為德國聯邦情報局。格羅布克和蓋倫幾乎天天都會見面，他們共同形成了一個真正的權力核心，將西德的公開贖罪宣言轉化成一套隱蔽的安全體系，其中就包括與以色列的秘密核武聯盟。
不過德國並不是唯一的參與者。法國為迪莫納計劃提供了反應爐、濃縮鈾和後續的處理技術。英國悄悄地提供了重水及其它敏感原料。就連起初反對的美國也在後來選擇接受以色列早晚會獲得核威懾能力的事實。當時只有一位西方領導人曾認真地試圖阻止這件事：約翰・甘迺迪。在整個1963年，甘迺迪一直不斷地向本・古里安和列維・艾希科爾施壓，要求允許美國定期對迪莫納進行檢查，而如果以色列繼續堅持一意孤行，就可能得面臨失去美國支持的風險。甘迺迪圖書館保存的信件以及阿夫納・科恩（Avner Cohen）在他探討甘迺迪與迪莫納計劃的著作中引用的解密檔案，至今仍是這方面最具參考性的文獻之一。結果在甘迺迪遇刺六個月後，他的繼任者林登・詹森就徹底改變了美國政府本來的立場。
在那時，由前納粹人員組成、曾經協助艾德諾和格羅布克進行商業夥伴行動的德國聯邦情報局已經完全融入了美國情報體系。蓋倫領導的聯邦情報局與詹姆斯・安格爾頓（James Jesus Angleton）一直維持著密切的合作關係，後者是CIA的反情報主任與美國情報部門中最堅定的以色列支持者之一。這些重疊性很難叫人視而不見。那些暗中資助迪莫納計畫的西方國家，包括德國、法國、英國，以及美國和以色列自己在1963年時都有著共通的戰略利害關係，那就是它們要確保以色列的核武計劃不會因為核不擴散宣言而被扼殺在襁褓之中。數十年來，一直有一種觀點認為這種戰略利害關係很有可能是甘迺迪之死背後的重要因素之一，雖然迄今仍未有決定性的解密檔案證據。本文無意主張這就是甘迺迪遇刺的真相，而只是想要強調一個更為根本的事實——任何想要客觀研究甘迺迪的人都不能忽視這一點——那就是甘迺迪是西方唯一一位試圖挑戰這個秘密秩序的領袖，而他的盟友們卻都在背地裡忙於建立和維護這一秩序。
唯一剩下的，就是德國無法再用悔罪來粉飾的現實政策。道德作秀、策略保密、金融政治和赤裸裸的權力算計始終步調一致、互相配合。波昂當局一邊高喊“歷史責任”，另一邊卻又協助建立並鞏固了一個它甚至不敢在公眾面前承認的核秩序，並在接下來的六十年裡始終裝作什麼都不知道。贖罪的口號最終淪為了新的罪惡的擋箭牌，只不過這次不是為了掩蓋大屠殺，而是為了將這段歷史傷痛轉變為政治資本，好為見不得光的核合作賦予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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