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里希特博士還有另一個發現，這是一個重大到或許只有可控核聚變才能與之媲美的發現。這個發現涉及了另一種完全不同的能量，它同樣是源自於里希特博士對震盪波的研究。里希特博士甚至為此創造了一個術語（儘管他從未因此獲得應有的認可），而今天的我們對它應該已十分耳熟能詳。這個術語就是‘零點能’。”
——亨利・史蒂文斯（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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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當畢德堡俱樂部向裴隆伸出援手
- 1. 美國對里希特博士鮮為人知的曖昧態度
- 2. 里希特的迴紋針檔案——關於他在納粹德國的研究的空軍情報報告
- B. 巴里洛切事後的奇怪跡象
- 1. 巴里洛切概述
- 2. 巴里洛切的尊貴訪客與居民
- C. 里希特博士的理論解釋
- 1. 胡穆爾島計劃的起源：格拉赫和迪布納
- 2. 里希特的構想和美國人的興趣
- a. 阿根廷調查委員會紀錄的里希特構想
- b. 里希特的迴紋針檔案和美國人的奇怪態度
- 3. 奇怪的相似性再現，菲洛・法恩斯沃斯博士的電漿發生器與另一個可疑的納粹聯繫：ITT
- 4. 聚變、扭轉和恆星：尼古拉・科濟列夫博士的研究
- 5. 里希特、衝壓引擎、震盪波和極光
- 6. 球狀閃電、AEG與里希特
- 7. 飛向阿根廷的鐘：布魯克斯、球狀閃電、AEG和納粹鐘
- 8. 阿根廷胡穆爾島計劃可能存在的企業聯繫：AEG與納粹鐘的關聯
- D. 結論：一種可能的情景
A. 當畢德堡俱樂部向裴隆伸出援手
在關於羅納德・里希特博士的巴里洛切−胡穆爾島核聚變計劃的主流歷史記述中，偏偏卻有一件鮮少被提及的事情為這整個故事蒙上了一層不祥的陰影，同時也對主流科學的解釋提出了強烈的質疑。這件事情就是荷蘭科學家科內利斯・揚・巴克教授（Cornelius Jan Bakker）對阿根廷的訪問。更令人困惑的是，直到裴隆總統的調查委員會提交了一份宣告該計劃徹底作廢的報告後，《時代》雜誌才發表了一篇短文並披露了這場訪問：
“阿根廷政府對上星期（《時代》5月28日）有關於胡安・裴隆已下令逮補其‘原子科學家’羅納德・里希特的報導做出了謹慎而含糊的回應。當地的報紙聲稱里希特博士及其同事們正卯足幹勁著要連續工作二十四小時，以向該國的一個國家節日致敬。
但里希特本人始終沒有露面。反而是胡安・裴隆已出手介入，控制住了整個胡穆爾島的原子能計劃。另外，荷蘭的知名核物理學家科內利斯・揚・巴克教授也在嚴密的監視下抵達了胡穆爾島。據信，他是在裴隆近日與荷蘭親善大使伯恩哈德親王密談完後被安排來訪的。
巴克來到阿根廷是為了調查里希特博士嗎？至少荷蘭人是這麼猜測的。他們推測：裴隆懷疑里希特，卻又不信任美國、英國和加拿大的原子能專家，於是他只能請求伯恩哈德親王出借一名有能力的荷蘭科學家來調查里希特的研究。”（註2）
《時代》雜誌的報導到這裡就結束了。
但它卻引發了一些令人不安的疑問。
荷蘭的這位伯恩哈德親王最廣為人知的事蹟或許就是他參與創立了畢德堡俱樂部。但他還有著更為陰暗的一面：
“伯恩哈德親王創立了畢德堡俱樂部，這是一個由世界權貴組成的秘密組織，其行事風格極為低調，甚至沒有正式的名稱。伯恩哈德曾經是黨衛軍成員，並為德國I.G・法本在法國的分公司工作過。他在1937年迎娶了荷蘭的茱莉安娜公主，並與英國的維克多・羅斯柴爾德勳爵（Victor Rothschild）一起成為了荷蘭殼牌石油公司的大股東和高管。”（註3）
迄今為止已有許多人從陰謀論的角度探討過神秘的畢德堡俱樂部，但卻很少有人將目光聚焦在伯恩哈德親王本人身上。作為一名土生土長的德國人，而且還是黨衛軍成員與I.G・法本的員工，畢德堡俱樂部在戰後的成立很可能其實只是納粹殘黨為了掩人耳目的伎倆，也是納粹國際計劃中的一部分。簡單來說，畢德堡俱樂部成立有部分的原因很可能就是納粹國際為了監視、滲透並掌控他們的主要競爭對手：國際企業集團和全球主義者。畢竟，這個俱樂部的創始人就是一名納粹分子，更曾是I.G・法本的員工和黨衛軍成員，因此他肯定對納粹黨抱持著強烈的忠誠。
但不管這種推測有沒有道理，伯恩哈德親王的出現卻也暗示著另一個不祥的聯繫，那就是他與I.G・法本的連結，當年正是法本公司在奧斯威辛集中營建造了臭名昭彰的“丁腈橡膠”工廠，卡特・海德里克曾十分有力地論證過，這座工廠實際上很可能是一座大型的濃縮鈾製造設施，而我和理查德・霍格蘭都相信它甚至可能採用了一種叫做雷射同位素分離法的奇特技術（註4）。換言之，由於伯恩哈德親王與I.G・法本的聯繫，我們似乎可以在里希特的巴里洛切核聚變計劃和納粹戰時的原子能研究之間發現一絲隱約的關聯。
這麼一看後，裴隆選擇諮詢一名荷蘭核物理學家就顯得更耐人尋味了，因為裴隆自己的科學家已經明確否定了里希特的研究，於是他轉而求助身為“前”納粹分子的伯恩哈德親王，希望他能派人幫忙審查里希特的筆記和主張。或許最令人玩味的是，恰恰是在經過這次審查後，這個計劃才終於被正式叫停，可是我們卻不知道巴克教授究竟發現了什麼，也不知道他向裴隆或伯恩哈德親王報告了什麼。鑒於伯恩哈德的黨衛軍背景，我們可以推測凡是他所知道的東西，納粹國際的領導人們應該也都知道。這一點在現在顯得格外重要，因為我們赫然發現，最高級別的納粹戰犯居然在戰後現身在了巴里洛切省。
1. 美國對里希特博士鮮為人知的曖昧態度
有一位作家同樣也注意到了里希特博士在巴里洛切的研究存在許多說不通之處，他就是長久以來一直在調查納粹秘密武器研究的亨利・史蒂文斯。在他最近出版的《希特勒被掩蓋的秘密武器、科學與科技》（Hitler’s Suppressed and Still-Secret Weapons, Science, and Technology）中，史蒂文斯指出另一位研究者、已故的傑出科學家尤金・馬洛夫博士（Dr. Eugene Mallove）——他因為揭露了“主流科學”曾在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時候故意打壓冷核聚變研究而聞名，同時他也是《無限能源》（Infinite Energy）雜誌的創辦人——也察覺到了里希特事件的不對勁：
“磁局限聚變（Magnetic confinement fusion）的由來有著一段非常奇怪的故事。1951年3月24日，阿根廷獨裁者胡安・裴隆宣布該國已經掌握了可控核聚變技術，完全跳過了當時各國主流的核裂變能研究。裴隆本人是一名親德派，他甚至為了名不見經傳的德國科學家羅納德・里希特博士在胡穆爾島上蓋了一座實驗室。據說，里希特在那裡進行了秘密的核聚變實驗——至少美國媒體是這麼報導的。在那個年代，媒體在報導驚人的科學發現的時候遠沒有現在這麼謹慎。”（註5）
史蒂文斯接著打趣地說：
“如果說今天我們還記得里希特博士，那也不是因為他在物理學領域有什麼了不起的成就，而是因為他在上世紀50年代害阿根廷總統胡安・裴隆丟盡了顏面。里希特本來正奉裴隆的命令在進行核子研究，他顯然取得了一些令人振奮的成果。沒想到，裴隆卻迫不急待地向外界宣布阿根廷已經成功實現了可控核聚變。”（註6）
史蒂文斯注意到這整件事似乎有些蹊蹺，於是他決定秉持著自己一貫的嚴謹態度展開調查。他根據《資訊自由法案》向美國政府申請了關於里希特的迴紋針計劃檔案，儘管這項旨在將“前”納粹科學家引進美國的計劃在當年並沒有網羅里希特。
根據史蒂文斯的說法，這些檔案的內容非常令人震驚：
“一般而言，迴紋針檔案會包含特定科學家的個人經歷和教育背景。它通常也會提到他的研究專業、他過去是在德國的什麼地方且為誰工作。這個人的政治傾向也必須被包含在檔案中，而在這一點上他們從來不會被為難。然後是背景調查，這同樣是帶有政治動機的。再來是具體的移民細節，甚至可能還包括是哪家公司或政府機構會對此人有興趣。研究人員需要把握這些線索來進壹步蒐集資訊。
有時，檔案會描述科學家過往在德國從事的實際工作內容、研發過的成果，但這並不常見。同樣不常見的是，檔案完全沒有討論到他的研究專業在美國有什麼可能的應用，或是他未來在美國可以展開什麼研究。里希特博士的檔案就是這樣的例外。”（註7）
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了他成為例外呢？
在裴隆召開的記者會所引發的輿論爭議及針對里希特的主流科學解讀的背後，這些檔案卻揭示了一個截然不同的故事；當美國科學家們在評估里希特是否應該成為被迴紋針計劃網羅的目標時，他們的意見其實並不一致：
“從迴紋針檔案中可以明顯發現，美國政府以及負責調查里希特博士的科學家們陷入了一種遲疑不決的局面。他們有的人認為里希特純粹就是一個騙子...”
這與阿根廷官方調查委員會的情況非常類似，並且想必也是出於相同的主流科學原因。但史蒂文斯指出，檔案中也包含著其它不同意見的評估：
“有的人坦承他們缺乏對里希特博士進行全面評估所需要的專業知識，並且他們顯然也不想攪和此事。還有人甚至早在1957年時就意識到，里希特博士‘已經超前到了1970年’，這番看似輕描淡寫的描述在如今卻顯得格外耐人尋味。”（註8）
雖然史蒂文斯並沒有引用多少關於這位古怪科學家的備忘錄內容，但若能查閱這些文件，這不僅將有助於揭示為什麼美國對里希特這個人到底值不值得網羅感到如此猶疑，同時也將解釋在政府已明確表示對他不感興趣後，卻依然有一些人對他的研究十分感興趣的現象。現在讓我們來看看那些沒有被史蒂文斯引用的文件，它們其實相當具有啟發性。
下面的文件來自於美國空軍，它對里希特的態度就是很典型的曖昧不清：
這份文件是對另一份日期為1956年5月8日的機密《空軍情報評估紀錄》的回應。文件的正文寫道：“情報部門已評估過延攬里希特博士的可能性，但目前並不建議這麼做。”如此直截了當地否決似乎也印證了幾年前各國媒體對於里希特博士只是一個沽名釣譽之徒的報導。可是，文件中有三段簡短的文字卻透露了一些完全不同且同樣令人困惑的玄機：
“里希特博士提出的方案在理論上是可行的。但要進行這樣一個實驗項目，在實務層面上需要的資金和人力皆遠遠超出了里希特博士在他的論文中所闡述的規模。若要實現他的方案，在原料和方法上所需要攻克的問題實際上已超出了現有的技術水平。
此外，里希特博士雖然在歐洲還算是有些名氣的科學家，但它在過去五年來的行為卻更像是一個高超的騙子。他在裴隆政府中領導了一項耗資不斐且高度保密的原子能計劃。當財政困難導致籠他不能再繼續遮遮掩掩後，如同ATIC的一份報告所言，他的整個計劃‘就如同肥皂泡般迅速破滅了’（註9）。
因此，縱使里希特博士的方案在技術上有其合理性，但過度採信他的說法卻並非明智之舉。然而，我們仍呼籲繼續蒐集更多資料以進行更詳盡地評估。”
這份文件是由一名中校簽署，只是名字已經無法辨認。
所以，雖然前面的文件已明確表示美國空軍對里希特毫無興趣，但這三段簡短的文字卻同時承認了五件事：
- 承認里希特提出的物理學原理在理論上是可能的，但它的成本將極為高昂，並且顯然超出了20世紀50年代中旬的技術水平；
- 承認里希特是一個“高超的騙子”，暗示這些原理也可能是騙人的；
- 承認阿根廷為了一個高度機密的計劃投入鉅資，暗示他的物理學原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 承認該計劃像“肥皂泡破滅”一樣迅速失敗，再次暗示這些原理不可信；
- 然後，為了謹慎起見，建議美國空軍應該繼續蒐集更多資料以更好地評估里希特及其研究。
接著，在這三段精彩的文字之後的下一頁，又出了一個令人費解的評論：“據悉，布塞曼教授（Busemann，他是里希特博士的推薦人之一）十分了解里希特博士的背景和能力。布塞曼教授目前任職於NACA（美國國家航空諮詢委員會）。”至於里希特博士的這位在NACA，即NASA的前身中工作的“推薦人”具體是負責什麼職務，這份文件並未提及，不過後面又有一條手寫批註：“有人聯繫過他嗎？”我們無從得知有沒有，因為文件中完全沒有任何有關於布塞曼博士的資訊。
在同一頁的下方，號稱對里希特博士“不感興趣”的空軍繼續列出了他們具體是對他的哪些研究“不感興趣”：
“具體而言，本司令部需要以下資訊：
a. 關於里希特博士在阿根廷，以及1943年在德國（參考IR-76-56）進行的實驗的技術數據、圖表與計劃，包括他遭遇的問題和實驗結果。
b. 他在1937／38年於柏林軍火工廠中進行的研究、遭遇的問題和成果概述（參考IR-76-56）。
在明確表達了這些“不感興趣”之後，文件在最後寫道：“假如其它政府機構或私營企業都無意招攬里希特博士，本司令部希望能盡力留住里希特博士，要嘛讓他入境美國，要嘛讓他留在阿根廷。”
所以里希特到底有什麼過人之處，竟然能讓美國空軍對他如此垂涎，可是卻又要故意裝得好像完全不感興趣？這時只需要翻越一下美國國家檔案館獲命整理的關於里希特的履歷檔案，就可以知道答案了。
但其中一份美國的秘密評估報告卻包含著非常驚人的內容，而且它還是出自里希特本人之口！為了方便閱讀，我已經履歷檔案整理成表格形式，並在下面附上了原始文件。
值得注意的是，履歷完全沒有提到里希特在柏林的通用電氣公司，或簡稱AEG中的具體研究內容。這個疏漏的意義將在本章尾末變得更加明了，不過需要指出的是——或許有人還沒注意到——AEG曾在庫爾特・德布斯（Dr. Kurt Debus）的領導下為納粹鐘建造發電廠，而德布斯後來更成為了NASA的航空主管。
彷彿這些聯繫還不夠，里希特還向他潛在的美國雇主提供了一份推薦人名單，上面都是資歷顯赫的人物：
Capt. A. H. Bergeson,
Suite 712 Cafritz Bldg.,
1625 Eye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Dr. Gordon Dean,
General Dynamics Corporation,
445 Park Avenue,
New York 22, N. Y.,
Dr. John A. Hall, Director,
Division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United States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1901 Constitution Avenue, N.W.
Washington 25, D.C.
Dr. Robert J. Hasterlick,
University of Chicago, c/o
United States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1901 Constitution Avenue, N.W.,
Washington 25, D.C.,
Dr. Hans Multhopp,
The Glenn L. Martin Company,
Baltimore, 3, Maryland,
Lt. Col. Vergil N. Nestor,
Office of U.S. Air Attache,
United States Embassy,
Lima, Peru, South America,
Mr. Elmer G. Stahl,
1854 – 36
th Avenue,
San Francisco 22,
Mr. Eugenio Lang,
127 South Westgate
Los Angeles 49, Calif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原子能委員會和美國的主要國防承包商的代表們都出現在了上面。如果里希特只是一個“高超的騙子”，那麼他實在沒必要提到這些人的名字，因為FBI甚至空軍部門很容易就可以聯絡到他們來核對實情。
進一步審視關於里希特的文件，就會發現空軍之所以對他“看似不感興趣”的真正原因，因為它們包含了一些重磅炸彈。
2. 里希特的迴紋針檔案——關於他在納粹德國的研究的空軍情報報告
空軍的情報報告揭示了里希特在戰時的納粹德國究竟從事著怎樣的研究：
“他對催化劑的活化、催化劑控制的高壓煤加氫和煤裂解過程進行了研究，並研發了基於質子、氘核或電子掃描氫或氘吸收界面的圖像轉換型相位顯微鏡：這將使觀察並拍攝那些光學和電子顯微鏡所捕捉不到的活性過程成為可能。催化劑的活化是在持續的活性控制條件下進行的。他還研究與發明了電弧爐系統、新型的電弧電漿分析儀及其相關的分析方法。他在1936年發現了電漿震盪波的產生過程，並構思了一種全新的工業電弧反應堆系統，其基礎並非基於熱傳導，而是電漿震盪波。他還發明了一種通過電漿碰撞誘發核反應的電漿震盪波測試手段。”（註10）
上面這段令人望而生畏的描述只是表明了，無論人們如何評價他，里希特博士的思維顯然已遠遠超越了同盟國的科學家，無怪乎他會被他們認為是騙子。仔細閱讀這段話便能夠明白箇中原由：里希特為了更好地測量他所發現並控制的效應——別忘了這可是1936年！——而試圖研發一種超越電子顯微鏡、能夠直接窺視亞原子粒子內部的顯微鏡（註11），而且根據文件的敘述，他似乎取得了某種程度的成功，儘管史蒂文斯指出，當他還在進行研究的時候，“他曾抱怨自己手邊缺乏能夠承受...高溫壓力的測量設備。”（註12）這也難怪後來在阿根廷也發生了類似的問題，因為阿根廷人只提供了標準的測量設備，而里希特博士自己的反常行為對此肯定不會有任何幫助！
但最勁爆的內容是在前面引用的段落尾末，請注意里希特似乎是打算通過電應力來誘發電漿的聚變作用，甚至特地為此開發了一種反應堆，其將藉由震盪波，也就是內部的駐波來實現“電漿碰撞”，即聚變。雖然這些描述聽起來與阿根廷調查委員會的報告非常相似，但後者恰恰忽略了電漿震盪波這一極為先進的概念，而它對里希特的構想至關重要。這些想法究竟有多先進？我曾在我的網站上的一篇題為《這一切是否似曾相似？》的文章中提到，有一家名為通用聚變（General Fusion）的公司在21世紀初提出了一個非常類似的想法：
“通用聚變在其官方網站上的一篇文章中表示，他們計劃‘建造一個直徑約三公尺的球形容器，容器中將注滿液態金屬（鉛鋰混合物）’。如果說這聽起來有點像是納粹鐘，別急，好戲還在後頭，這種液態金屬混合物接著會被‘不停旋轉，以在球體的中心（漩渦）製造出一個垂直的圓柱形空腔。’這時，‘兩個電漿粒團（spheromaks，被磁化的電漿‘煙圈’）將被注入空腔的兩端。它們會在中心處聚合，形成一個單一的磁化電漿。’這聽起來是不是非常耳熟？
它與納粹鐘的相似性實在令人驚嘆。但接下來我們就要失望了。我們被告知，這個球體的周圍環繞著由蒸汽驅動的金屬活塞（沒錯！），它們會被加速到每秒五十公尺的速度。當活塞衝擊球體外側時，它們便會產生一個球形的震盪波，其將穿透液態金屬，並在最終來到中心並導致電漿空腔坍塌時，引發強烈的震盪波。一旦這種情況發生，‘就會暫時產生聚變所需要的條件’，進而催生一小團的快中子，周圍的液態金屬會讓它們減速，當然這也會反過來令金屬升溫。‘熱交換器負責將熱量傳導給一台標準的蒸汽循環渦輪發電機...液態金屬中的鋰會吸收中子並產生氚，後者將被提取出來並用作…後續實驗的燃料。’”（註14）
換句話說，時隔大約七十年後，一家美國公司也想到了幾乎完全相同的點子：利用電漿震盪波來誘導可控核聚變。但請注意這裡最重要的區別：在里希特的方案中，震盪波是由電弧產生的，而在美國人的方案中，則是由蒸汽驅動的活塞來負責產生聲波衝擊。
看來，我們面對的似乎不是一個騙子，而是一位天賦過人、領先時代數十年的智者（但如果真是這樣，那麼問題又來了：該如何解釋阿根廷調查委員會所描述的他的那些奇怪行為？）。無論如何，愈是深入檢視里希特的戰時經歷，其就愈顯意義重大。史蒂文斯指出，里希特在1939年戰爭爆發後便以研究人員的身份在“德國德紹（Dessau）的一間容克斯飛機與引擎工廠”工作。“德紹的容克斯工廠，”史蒂文斯說道：“是一個可以與洛克希德馬丁的臭鼬工廠相媲美的存在。德紹是各種尖端研究的重鎮。”（註15）
那麼，里希特博士在德紹的容克斯版“臭鼬工廠”中從事的研究是什麼呢？答案是，他正在研究“與超音速飛機有關的振動問題”（註16）。正如我們很快就會看到，臭鼬工廠的名字出現在這裡，還有這個先進的秘密飛機計劃，都是有意義的。
里希特參與這項研究的原因顯而易見，因為“他發現進行這項研究所需要使用的儀器，恰好可以用於他始終沒有放棄的震盪波研究。”（註17）
然後，在1942−1943年里希特的研究又迎來了一個奇怪的轉折，他“被調派到了柏林−利希特菲爾德−東站的一座秘密設施”，而該設施的負責人就是德國的原子彈科學家曼弗雷德・馮・阿登納男爵（Manfred Von Ardenne，註18）！這裡有必要引述里希特檔案中的一段史蒂文斯沒有引用的話，里希特本人似乎顯得十分欲言又止，而重點就在這裡：
“在柏林期間，我主動聯繫了當時負責德國核子研究計劃的國務委員亞伯拉罕・埃索（Abraham Esau），請求在該領域從事研究工作（我與埃索教授是在1939年結識，那時他參觀了我在蘇爾〔Suhler〕武器工廠內的實驗室。由於我對參與政府的濃縮鈾計劃並無興趣，最後我選擇進入馮・阿登納男爵的實驗室工作。我和男爵之間有一點‘個性不合’（他現在人在俄羅斯）。我按照陸軍軍械局的命令使用范德格拉夫發電機做了一些實驗，結果幾個星期後我就被辭退了（又是因為蓋世太保——以及人際衝突）。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了我接手柏林的AEG研究所中的核子研究時。三個月後，我便被柔性地勸說辭職了（蓋世太保就是非得要跟我過不去）。”（註19）
讀過我以前關於這個主題的《黑太陽帝國》的讀者應該都不會對這個名字感到陌生，因為正是馮・阿登納發明了一種利用迴旋加速器和質譜分離儀來提煉濃縮鈾的方法，我推測奧斯威辛集中營裡的那座“丁腈橡膠”工廠使用的就是這種技術，而且我同意卡特・海德里克的觀點，即這座工廠實際上根本就是一座大型濃縮鈾生產設施！（註20）
里希特曾參與過馮・阿登納領導的納粹原子彈計劃，這又印證了我在那本書中提出的另一個觀點，那就是德國人很可能其實只是將原子彈視為掌握另一項更具破壞性的原子武器的跳板：氫彈，因為氫彈的原理就是基於核聚變。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里希特是因為蓋世太保的打壓而被迫離開馮・阿登納的實驗室，隨後他被AEG公司娉用去從事一些未明說的“核子”研究，結果不久後他又再次被蓋世太保趕走。這件事發生在1943年，這很有趣，因為庫爾特・德布斯博士就是在同一年向蓋世太保告發了他在納粹鐘計劃中的一名同事，對方是AEG的工程師，這表明里希特很可能也參與過納粹鐘計劃（註21）。
不過，到了1944−1945年，里希特的工作卻變成了在柏林為AEG研發“輕型”電池。儘管如此，“里希特仍會抽出時間，利用AEG在柏林−奧伯謝內維德（Oberschöneweide）變壓器工廠中的大型設備來進行電弧電漿實驗。”（註22）這裡我們又發現了另一個跡象顯示里希特博士的戰時研究很可能與納粹德國的最高機密研究項目——鐘——有著某種“聯繫”，他並不只是一直在漫無目的地遊走於各個計劃和不同的德國企業之間，但為了更透徹地理解這種聯繫，我們現在必須先稍微跳到後面，從另一個角度來回顧整個故事。
B. 巴里洛切事後的奇怪跡象
1. 巴里洛切概述
環顧阿根廷的巴里洛切地區，很容易就會發現德國對這個地方的影響有多麼深遠（且至今依舊），從民宅、酒店到酒館，幾乎所有建築都具有鮮明的德國色彩：
誰能想到在阿根廷的這個如此偏遠、崎嶇又美麗的地方，竟然有一座德國文化中心！（註24）
然而，內格羅河（Rio Negro）省最大的謎團之一卻是鯊魚獵人協會的創立者哈里・庫珀發現的一家大型酒店。鯊魚獵人協會是一個由二戰時的潛艇老兵們組成的國際組織，致力於保存德國海軍U艇艦隊的歷史。庫珀在拜訪內格羅河省的時候偶然發現了一家大型酒店，其建築風格帶有明顯的德國色彩，並座落在一座偏僻的小鎮上，這讓它的存在顯得很突兀：“為什麼要在一座遠離其它城鎮的小鎮上建造如此宏偉的酒店呢？”庫克感到十分困惑。的確，用“窮鄉僻壤”來形容這座小鎮也絲毫不為過（註25）。庫珀發現，這家酒店是從戰前開始興建，一直到戰時才蓋完的，並且每年的4月20日，即阿道夫・希特勒的生日，就會有一群德國老兵來到這裡聚會。更重要的是，當地人在接受庫克詢問時還透露，艾森豪將軍甚至曾在1945年左右造訪過這家酒店！（註26）但這還不是全部，因為根據當地人的說法，這家酒店最初其實是一間大型整形外科診所！（註27）
如果這一切屬實，那麼我們現在似乎可以肯定，巴里洛切地區已在實質上成為了戰後納粹分子們逃出歐洲後的“新梵蒂岡”，這裡是他們進行各種秘密計劃的總部，從為“客戶”提供新的身份和容貌，到進行一些極為先進的科學研究。
面對巴里洛切的建築風格、“客戶服務”以及德國人在那裡進行的科學研究，我們只能得出一個結論：
納粹國際不僅依然活躍，而且其資源充足、組織嚴密且資金充裕。
2. 巴里洛切的尊貴訪客與居民
還有一個強而有力地佐證可以印證巴里洛切地區是納粹國際在戰後的“大本營”，以及里希特在胡穆爾島的研究計劃並非單純只是為了控制核聚變，而是另有所圖——而里希特也巧妙地利用了他所謂的“理論解釋”來掩飾這一點，不讓外人發現他實際上到底在研究什麼，這個佐證就是據說在核聚變計劃被終止後，納粹黨全國領袖、納粹國際在戰後的實質領導人馬丁・鮑曼曾現身在巴里洛切省。
保羅・曼寧是CBS的記者，也是該新聞社的主播埃德・莫羅的長期同事兼好友，他曾經追蹤過鮑曼在巴里洛切省的行蹤，但他並未將其與里希特的核聚變計劃聯繫起來。曼寧首先指出，杜魯門總統曾在1948年親自下令追捕鮑曼，可是按照“官方歷史”的說法，鮑曼應該早已在三年前出逃柏林的過程中喪生了：
“1948年6月16日，杜魯門總統正式下達了追捕馬丁・鮑曼的命令。當時，暫時離開最高法院、在紐倫堡審判中擔任美國首席檢察官的羅伯特・傑克遜曾致函總統，建議其派出FBI前往南美洲對鮑曼的蹤跡展開秘密搜索。
‘因此，我的建議是，’他寫道：‘應該授權FBI前往南美洲進行徹底而謹慎地搜查...我已將這份摘要提交給胡佛先生，並獲得了他的認可。你可以直接告知，或通過我告知他您的決定。’”（註28）
委任FBI來進行這項搜查這就很有意思了。根據杜魯門總統在1947年簽署《國家安全法案》後的聯邦法律，正是這項法案創立了CIA和NSA，FBI的行動範圍將僅限於美國本土。所有的海外行動都必須交由CIA來負責。既然如此，傑克遜又為什麼建議杜魯門選擇FBI前往南美洲呢？畢竟，當初簽署那項法案的就是杜魯門本人，他不可能不知道法案的內容。
答案再次是因為，早在CIA還是OSS的時候，其就在蘇黎世分局局長艾倫・杜勒斯的領導下與東線的德軍情報局局長萊茵哈德・蓋倫達成了一項秘密協議，協議的內容是蓋倫將他手上的完整情報網路——包括那些納粹分子——通通移交給這個美國情報機構，但實際上仍然聽從蓋倫指揮。換句話說，1947年《國家安全法案》的墨跡還未乾，作為“文職機構”的CIA實際上就已經被滲透了，因為其在東歐和蘇聯的整個行動部門，以及其它地區很大一部分的單位，都是被同一群納粹分子控制著！因此，毫無疑問，CIA絕對不是調查鮑曼在拉丁美洲的行蹤的最佳選擇！傑克遜的建議似乎還暗示了一些更陰暗的事情：他和杜魯門都對CIA被滲透的程度心知肚明，所以他知道絕不能指望CIA去調查納粹在戰後的活動。
無論如何，正如曼寧觀察到：
“在獲得總統的授權後，胡佛派出了他在南美洲最經驗豐富、能力出眾的一名特工，後者最終成功取得了有關於馬丁・鮑曼的檔案，它的原件被阿根廷內政部長嚴密地保存在該國的中央情報局中。這份檔案（我也有一份）被立刻送回到FBI總部，它證明了這位帝國領導人在這些年來確實一直被監視著。其中一份報告紀錄了1948−1961年他在阿根廷、巴拉圭、巴西和智利等地的行蹤。檔案顯示，他早在1941年時就曾用自己的本名在布宜諾艾利斯的德意志銀行中開戶；他與阿根廷獨裁者胡安・裴隆共同持有一個帳戶，並且在1967年8月4日、5日和14日，他還在紐約第一國民城市銀行（海外分行）、大通曼哈頓銀行和漢諾威實業銀行的活期帳戶中開出了支票，且都由布宜諾艾利斯的德意志銀行來進行清算。”（註29）
鮑曼與德意志銀行董事赫爾曼・阿布斯（Hermann Abs）在戰時結下的交情，以及鮑曼透過紐約各大銀行與摩根和洛克菲勒等國際金融利益集團建立的人脈，無不在此時派上了極大的用場，他甚至不需要掩飾身份，直到1967年時仍能以自己的名字在美國的一些最大、最知名的銀行開立與兌現支票！
但這還不是FBI從阿根廷情報局那裡竊取的檔案所包含的全部內容。這裡我要完整引用曼寧在他的書中分享的檔案內容，以證明阿根廷情報部門對鮑曼的監視有多麼徹底：
“特別情報報告
馬丁・鮑曼
德國納粹政治家、1900年出生於德國馬格德堡省的哈爾伯施塔特。國家社會主義黨的名義領袖。紐倫堡法庭已將他連同其他第三帝國戰犯判處死刑。他在1948年左右偽裝成耶穌會士，手持偽造的證件從義大利熱那亞秘密入境阿根廷。”
由此可見，梵蒂岡顯然為納粹在戰後的鼠線及其它從歐洲出逃的路線提供了幫助，鮑曼持有的很可能就是梵蒂岡護照。現在繼續回到曼寧引用的檔案內容：
“1984
鮑曼在聯邦首都被人目擊並確認了身份（此情報是由義大利醫生皮諾・弗雷薩〔Pino Frezza〕提供，他看見鮑曼正在陪同元首出行——S.I.R. No. 0318.）。鮑曼在聯邦首都拉瓦勒街500號的ABC啤酒廠與一名前德國軍官進行了會面（S.I.R. 01319l，胡安・費利西亞克〔Juan Felisiak〕）。”（註30）
所以，馬丁・鮑曼和阿道夫・希特勒在1948年的時候正在陽光明媚的布宜諾艾利斯一同愉快地郊遊！？更令人震驚的是，不僅僅是阿根廷人，而是連埃德加・胡佛，甚至是最高法院大法官羅伯特・傑克遜和杜魯門總統都極有可能知道此事！
這就引出了一個問題：如果傑克遜大法官、杜魯門總統和胡佛領導的FBI都知道鮑曼（更不用說是希特勒本人！）人就在拉丁美洲，他們為什麼卻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去逮補他——以及希特勒！——並且執行紐倫堡的死刑判決？正如曼寧指出：“CIA隨時都可以曝光鮑曼的行蹤，但CIA和穆勒麾下的前黨衛軍精英們卻發現，雙方合作反而能帶來更多好處。”（註31）鮑曼能夠繼續用自己的名字在美國大型銀行中開戶，這表明它們給予了他某種程度的庇護與合作，或者說是在鮑曼的脅迫下不得不配合。
值得一提的是，在曼寧的書出版時，有許多讀者質疑他的說法的依據，因為他並未在書中展示其所引述的阿根廷檔案的複印件。當然，拉迪斯拉斯・法拉戈在他的《餘波：馬丁・鮑曼與第四帝國》中確實提供了這些阿根廷文件的照片，但卻依然遭到了美國和英國的“建制派歷史學家”的不屑一顧，他們堅稱這些文件都是偽造的。
然而，對這些“建制派歷史學家”來說，不幸的是，有一本最近出版的新書收錄了不久前解密的一份FBI文件，它是寫給當時的局長埃德加・胡佛的。猜猜看它寫了什麼？馬丁・鮑曼在阿根廷的現況。這份文件的內容相當值得一讀：
“另請參閱我在1948年5月14日撰寫的備忘錄，其中討論了1947年3月從第二消息源那裡截獲的兩份電報，它們均顯示馬丁・鮑曼仍然在世（註32）。S.W・雷諾茲（S. W. Reynolds）諮詢了陸軍部，並確認了下述情況：
這兩份關於馬丁・鮑曼的電報在英國引起了極大震動。英國人似乎成功截獲並破譯了一個秘密網路的通訊內容，這是一個由戰敗後的德國殘黨們組成的網路，其至今仍對歐洲和德國具有影響力。據說，這個網路的存在一直被嚴格保密，而所截獲的電報是以‘僅限本人’（即僅限收件人）查閱的形式寄出，而非像平時從第二消息源截獲的其它電報那樣採用‘機密’形式。在收到這兩份關於鮑曼的電報的那天，負責處理這類‘僅限本人’電報的（美國）陸軍軍官恰好有事外出，所以海軍就代為接收了這兩份電報。海軍以為它們只是尋常的外交電報。國務院於是印製了一系列印有鮑曼的照片和描述的檔案，並將它們分發給各國大使館。國務院主動分享了鮑曼仍然在世的消息，這引起了許多關注。一如既往，英國人對（我們的）安全措施竟如此不周十分瞠目結舌。他們的情報網路因此敗露了，而陸軍至今也依然對此感到非常不滿。
除非有人在玩弄某種毫無意義的把戲，否則幾乎可以肯定這些截獲的電報證明了鮑曼依然還活著。看來，目前只有英國人掌握著有關於這個秘密通訊網路的確切消息。前述的安全疏漏所引發的軒然大波嚴重阻礙了陸軍進一步追查鮑曼的下落；而CIA的組織架構尚不完善，國務院的調查很可能也只是敷衍了事。因此，似乎只有英國人掌握了鮑曼的具體下落，以及圍繞著他的那些秘密通訊。出於安全考量，情報局必須假裝沒有從第二消息源那裡獲得任何有關於鮑曼的消息。然而，應該對英國那邊進行調查，且鑒於鮑曼的消息正在不斷流傳，這樣的調查或許能取得一定的回報。
附件是一份擬定要遞交給美國駐倫敦大使館法律專員的備忘錄，以指示他聯繫所有可能的渠道，獲取任何有助於查明鮑曼究竟是否依然在世的消息，並且要提供具體可供辨識的資訊，包括體貌特徵、筆跡、指紋和照片。
建議：如果您同意，建議將附件備忘錄轉發給我們在倫敦的代表。
FEC：pc”（註33）
文件的底部蓋有一個上面寫著“52 JUN 11 1946”的印章，它的旁邊還有一個“機密”印章，另外在“Yes & follow”之後還有一些手寫註解，後面有一串無法辨識的字，底下有一個手寫的“H”，表明胡佛批准了這個建議。至此，我們差不多可以確定英國所截獲的這個秘密通訊網路是什麼：它就是納粹德國當年遍佈阿根廷和南美洲的龐大發射器網路，它們是被施倫堡交給裴隆的阿根廷使用的！（註35）
不過，曼寧引用的同一份阿根廷情報檔案也指出，鮑曼曾在1956年的時候造訪過巴里洛切（註36）。另一份題為《特別情報報告三號》的文件則描述了他“使用偽造的梵蒂岡證件”從義大利熱那亞出逃的過程（註37）。這份報告還提到鮑曼在1954年出現在了一些有趣的地方：
“1954年末，有人在科爾多瓦省的米納克拉韋羅（Mina Clavero）目擊到馬丁・鮑曼，當時他正與兩名有西班牙姓氏的男子在一起。他自稱叫何塞・佩雷斯。他在抵達米納克拉韋羅當地的旅館時，由於腸胃不適，他請求旅館老闆為他取來一些治療胃炎的藥。他的一個名叫希門尼斯的同伴與旅館老闆一起里奧塞巴洛斯（Río Zeballos）。他隨身攜帶了一些文件，並在當地取得了一些屬於鮑曼／佩雷斯的文件。旅館經理在無意間聽到了那些人的談話，他們提到了巴里洛切（阿根廷）、瓦利迪瓦（智利）和聖保羅（巴西）等幾座城市的名字。”（註38）
同一份報告又在後面表示：
“1957年，有人在巴里洛切市看到了他，他正在那裡發展和協調納粹分子的活動...之後鮑曼又從巴里洛切出發前往瓦爾迪維亞（Valdiva），似乎是為了收購一座農場，或是與在智利南部活動的納粹秘密組織取得聯繫。”（註39）
但在當時那裡唯一已知的納粹活動，即里希特博士奉裴隆之命進行的“可控核聚變”計劃已經被終止之後，鮑曼又還能在巴里洛切協調哪些納粹活動呢？
然而，鮑曼在胡穆爾島−里希特事件後所做的事情遠不只有拜訪巴里洛切而已。直到1955年裴隆倒台之前，那裡一直是他的行動總部，正如曼寧指出，他搬到了一座佔地大約五千英畝的牧場，“就位於巴里洛切以南約六十英里處”，並一直住在那裡直到裴隆被推翻為止（註40）。
也就是說，鮑曼的藏身之處非常靠近戰後納粹正在進行的某種未知原子能研究計劃的核心地帶。這一事實恰恰凸顯了該計劃對戰後的納粹國際有多麼重要，而且光有裴隆一個資金來源還不足以滿足它的需要，也只有鮑曼才能提供這麼多資金。
所以，我們到目前為止可以整理出什麼呢？
- 鮑曼在阿根廷的藏身處是一座位於巴里洛切附近的大型牧場，與羅納德・里希特博士的“核聚變計劃”的所在地大致相同；
- 鮑曼在胡穆爾島事件發生時以及阿根廷調查委員會介入的那段期間很可能一直待在巴里洛切附近，這就為里希特博士的古怪行為提供了另一種解釋，那就是他很有可能其實只是在聽從納粹高層的命令行事，甚至可能就是鮑曼本人的命令，而這麼做的目的與其說是要搞垮這項計劃，倒不如說是要切斷阿根廷對它的控制，並通過故意在全世界的眼前鬧出一場烏龍的方式來掩蓋該計劃的真實目的；
- 鮑曼在裴隆被推翻後便返回巴里洛切以“協調納粹分子的活動”，這說明有某種獨立於阿根廷政府的計劃仍在繼續運作。
於是，最重要的問題就變成了：里希特博士和那些德國科學家到底在胡穆爾島做什麼？他們到底在研究什麼不為人知的科學原理？再一次地，線索又是來自於里希特博士本人、一個鮮為人知的企業關係網、里希特的迴紋針檔案，以及第三帝國的最高機密武器計劃。
C. 里希特博士的理論解釋
1. 胡穆爾島計劃的起源：格拉赫和迪布納
所以，現在讓我們回到在阿根廷調查委員會的報告中，里希特博士是怎麼解釋他的理論，我們要深入挖掘，並結合他的反常行為來看待這樣一種可能性：他其實是受納粹高層的指示，故意搞砸這項計劃，好切斷阿根廷對它的掌控，並使其從此遠離公眾的目光。
我們要仔細分析里希特博士的言論，因為按照上述的思路，他應該是既揭示又隱瞞了真相，也就是說，他刻意誤導阿根廷政府，不讓其發現他的研究的真實本質及其理論基礎，這樣一來若要從傳統科學的角度去分析它就必然只會陷入死胡同，他故意以一種模稜兩可的方式來談論自己正在探索的原理，因為他很清楚那些受傳統思維束縛的科學家絕不可能理解他在說什麼。
考慮到這一點，值得注意的是至少有一個人認為里希特博士並非只是單純的沽名釣譽之徒。知名的網路百科全書《維基百科》引用德國研究人員雷納・卡爾施教授（Rainer Karlsch）的最新研究成果，為里希特的胡穆爾島計劃提供了下述的極具啟發性的背景資訊：
“二戰期間，德國科學家在沃爾特・格拉赫（Walther Gerlach）和庫爾特・迪布納（Kurt Diebner）的領導下進行了一系列實驗，探索利用高能量炸藥製造的會聚震盪波在氘中誘發熱核反應的可能性，為此他們採用了古德利（Guderley）提出的會聚震盪波方案。”
換言之，如同我以前在其它探討納粹秘密武器的著作和採訪中一再強調的，納粹確實曾認真想要研發乾淨的氫彈，這意味著他們所追求的是一種與今日西方“公認”的物理學截然不同的另一種物理學（註41）。
“與此同時，里希特在一份提交給德國官員的備忘錄中建議，可以透過向一個普通的鈾容器中高度壓縮的氘電漿體發射高速粒子，產生震盪波來誘導核聚變。這個提議最終沒有被採納。”（註42）
這篇條目接著指出，里希特聲稱他成功實現了可控核聚變，但他的說法卻禁不起任何傳統科學的分析，儘管文中也表示：“目前很難分析他的具體想法，因為他從未在任何同儕審查的期刊上發表自己的理論。”（註43）
但卡爾施的研究卻揭示了一些重要的聯繫——以及里希特到底在研究什麼——因為他提到了納粹鐘計劃的負責人沃爾特・格拉赫博士和庫爾特・迪布納博士，再加上里希特自己留下的一些耐人尋味的線索，這些就已經足夠我們進行揣測了。如同我們將看到的，這些聯繫將會揭示出一種遠超原子彈，甚至連氫彈都無法與之媲美的恐怖武器。
2. 里希特的構想和美國人的興趣
a. 阿根廷調查委員會紀錄的里希特構想
現在讓我們先來回憶一下上一章的內容，即里希特博士是怎麼解釋自己的研究的。
正如巴爾塞羅博士在提交給裴隆總統的報告中所述：
“里希特博士聲稱，這個熱核裝置的控制機制是基於共振原理，而這種共振又是產生自拉莫爾進動頻率——其源自於作用於鋰-7原子鐘固有磁矩的磁場——與射頻產生器所產生的振盪磁場之間的相互作用。”（註44）
此外，巴爾塞羅還指出，里希特在向阿根廷調查委員會進行示範的時候，有許多關鍵設備甚至根本無法正常運作：
“除了前面提到的理論論證，還有一點需要補充的是，儘管反應艙內部確實有射頻產生器，但它卻始終無法在實驗演示期間正常運作。另外，除了用來產生恆定磁場的電磁鐵，在反應區附近並沒有其它任何裝置能夠產生振盪磁場，就更遑論像里希特博士所說得那樣，與拉莫爾進動頻率實現共振。”（註45）
所以，我們能夠從中總結出什麼呢？
讓我們仔細來一探究竟。根據阿根廷調查委員會的說法，里希特聲稱可控核聚變是通過下述的機制來實現的：
- 電漿體內部的進動，即當電漿處於旋轉狀態時就會產生一種“擺動”（wobble），類似於地球自轉的進動或“擺動”，或者說是像玩具陀螺在開始減速時的“擺動”。
但同樣要注意的是，巴爾塞羅博士提到里希特擁有一些射頻產生器，以及一些未啟動的、用途不名的電磁設備。這意味著： - 射頻產生器是被用來引發電漿的震盪和旋轉；
- 可能也採用了磁局限聚變和旋轉技術；
- 射頻產生器可能被用來對電漿施加脈衝，從而在其內部產生駐波“震盪波”。
有了這些觀察後，我們到頭來還是不知道里希特博士究竟想要做什麼，為了徹底弄清這個謎團及其代表的含義，我們必須前往美國一趟。
b. 里希特的迴紋針檔案和美國人的奇怪態度
如前所述，研究人員亨利・史蒂文斯在美國國家檔案館中找到了一批關於里希特的珍貴檔案，它們徹底顛覆了過往對於他在胡穆爾島的核聚變計劃的公開說法，並揭示出這一切很可能其實是一場精心策劃的陰謀，為的就是要斷尾求生，以避免他的研究因為太過急著召開記者會的裴隆而被徹底公諸於世。史蒂文斯在他最近出版的新書《希特勒被掩蓋的秘密武器、科學與科技》中分享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以及美國人對里希特博士的濃厚興趣。這一點前面已經說過，它在史蒂文斯翻閱里希特的迴紋針檔案時就已經顯露了出來：
“有的人坦承他們缺乏對里希特博士進行全面評估所需要的專業知識，並且他們顯然也不想攪和此事。還有人甚至早在1957年時就意識到，里希特博士‘已經超前到了1970年’，這番看似輕描淡寫的描述在如今卻顯得格外耐人尋味。”（註46）
究竟美國政府的里希特檔案紀錄了什麼，才會引發如此極端的反響呢？
這時就需要再次回顧空軍情報報告對他的研究工作的總結，我們從中可以看出他的研究範圍之廣，以及他對各種概念的理解有多麼深刻：
“他對催化劑的活化、催化劑控制的高壓煤加氫和煤裂解過程進行了研究，並研發了基於質子、氘核或電子掃描氫或氘吸收界面的圖像轉換型相位顯微鏡：這將使觀察並拍攝那些光學和電子顯微鏡所捕捉不到的活性過程成為可能。催化劑的活化是在持續的活性控制條件下進行的。他還研究與發明了電弧爐系統、新型的電弧電漿分析儀及其相關的分析方法。他在1936年發現了電漿震盪波的產生過程，並構思了一種全新的工業電弧反應堆系統，其基礎並非基於熱傳導，而是電漿震盪波。他還發明了一種通過電漿碰撞誘發核反應的電漿震盪波測試手段。”（註47）
讓我們仔細梳理一下這份空軍情報報告到底說了什麼：
- 里希特在1936年發現了電漿震盪波，並且這一發現讓他確信震盪波能夠誘發“電漿碰撞核反應”，也就是“可控核聚變”的委婉說法。假如真是如此，那就不難理解納粹德國為何會對他的研究感興趣了，如果能利用震盪波來在電漿中誘發並控制核聚變，那麼同樣的方法可以被用來誘發不可控的核聚變鏈式反應，這樣就可以製造出一種“乾淨氫彈”，這是一種威力巨大、甚至無需使用原子彈作為引信的可怕武器。但更重要的是，里希特還有另一項顯然從更早以前就已經開始的研究：
- 他試圖打造一種新的測量設備，這將是超越電子顯微鏡侷限、能夠直接觀察亞原子粒子的“顯微鏡”，這意味著人們可以透過它來“看見”粒子的量子態。
這確實非常令人嘆為觀止，里希特的研究的確很不可思議，無論是他實際進行的實驗還是提出的理論，以及他嘗試設計的全新測量設備，這些毫無疑問都是他之所以會被那些思想保守的科學家們斥為騙子的原因之一，因為不管在研究方向或測量方法上，里希特都比他們超前了數十年。
1948年，戰爭結束後，里希特在另一位流亡中的德國科學家、福克−沃爾夫飛機公司的空氣動力學家庫爾特・坦克（Kurt Tank，註48）的請求下主動找上裴隆總統，試圖說服後者支持阿根廷的自主核聚變計劃。由於阿根挺本身缺乏鈾礦來發展核裂變計劃，裴隆立刻就意識到了這個提議的重要性，並批准了里希特的請求。
然而，故事在這裡又出現了一個令人困惑的轉折，它再次打臉了美國媒體在1951年裴隆召開記者會後對里希特的冷嘲熱諷。根據空軍情報報告的紀錄，里希特本人曾在他的迴紋針檔案中自述：
“我對核裂變反應堆系統毫無興趣，我真正渴望研發的是可控熱核聚變反應堆系統；1942年秋天成功開發的鏈式反應方案，即透過電弧電漿產生的震盪波來進行觸發，完全具備發展成為可控反應堆系統的潛力。”（註49）
這是一個非常令人震撼的陳述，如果它屬實的話，這就意味著里希特博士早在1942年末就已經成功利用震盪波在電漿中製造出了持續或接近持續的核聚變反應，而完全不需要造價數十億美元的托卡馬克磁約束裝置、極端的高溫環境或“巨型化”設備，其可以說是構成現代專供“大眾消費”的科學崇拜與儀式的重要一部分！此時距離完成“乾淨氫彈”幾乎只剩下一步之遙。如同史蒂文斯指出：“他現在需要的只是進一步完善整個過程，以便更好地控制它。”（註50）
里希特和裴隆在1948年10月簽署了一份為期五年的合同（註51）。這又引出了另一個問題，裴隆怎麼會在沒有事先諮詢過本國科學家的情況下，就相信一位名不見經傳的德國科學家的片面之詞，答應向他的計劃投資數千萬美元？裴隆是親德派沒錯，但這不代表他是傻瓜，在我看來，他在拍板定案之前必定諮詢過其他科學家的意見，要知道他甚至願意在遐方絕壤的巴里洛切斥資為里希特建造天文台！假如裴隆確實諮詢過阿根廷科學家，那麼他們後來的行為就更加令人不解了！只不過過了短短幾年，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裴隆突然態度丕變？
答案在上一章就已經暗示，那就是里希特是奉命毀掉這項計劃的，他只是在按照一個精心編排好的劇本行事，為的就是要讓他自己整個計劃看起來像是胡鬧。隨著我們繼續審視史蒂文斯提供的驚人證據，這種可能性只會變得越來越明顯。
的確，就像史蒂文斯所說，里希特將這項計劃的總部設置在胡穆爾島，而它恰恰是一個“在納粹時代曾有不少德國人居住乃至實質控制”的地方（註52）。這話說得已經十分委婉了，因為如前所述，直到1955年裴隆被推翻之前，鮑曼都還認為這個地方足夠安全，所以一直將它當成自己的藏身之處！請務必要記住這個時間點，它會在後面變得非常重要。
不過，目前需要指出的是，里希特自稱他在1951年的阿根廷進行的實驗取得了成果，而空軍情報報告似乎也證實了這一點：
“1951年2月16日，指數反應堆系統已準備進行測試。在第一次測試中，鋰-6富集鋰被注入由震盪波控制的質子氫等電漿體中，在短時間內產生了一系列初級和次級反應，其中氦-3的反應也證明了自複製反應鏈的存在。在第二次測試中，通過噴發鋰-6富集鋰，監測了中子增殖反應鏈。兩次測試均採用能分辨紫外線的敏感比例計數器對自複製反應鏈進行了分析。當時，一個大型反應堆正處於建造過程中，該反應堆能夠實現自持鍊式反應；然而，反應堆卻始終沒能完工，很可能是因為有人蓄意破壞。”（註53）
請注意，空軍情報報告聲稱實驗使用的是鋰-6，可是阿根廷調查委員會卻說是鋰-7，這是一個很明顯的差異。
雖然這可能只是一個不小心犯下的錯誤，但值得注意的是空軍情報報告中對里希特在胡穆爾島使用的測量設備的描述，卻也與阿根廷調查委員會的描述略有不同，甚至可能更加精密。上文中提到的會不會就是里希特當時故意沒有啟動、導致他在阿根廷人來視察的時候實驗失敗的設備？或者，更有可能的是他根本沒有向阿根廷委員會展示這套設備？不管答案是什麼，里希特親自向美國人描述的設備與阿根廷人在視察時看到的並不相同，這一點非常重要。
空軍情報報告接著繼續描述了里希特在1951年進行的實驗。在1951年10月26的第三次測試中，“里希特將硼注入到了中子反應鏈中，這些反應鏈是由將鋰注入受控中子氘電漿體引發的震盪波後產生的。結果硼成功維持住了整個反應。”（註54）但根據空軍情報報告，這一切背後的物理學原理其實遠比里希特的批評者們，即那些在1951年時對他大張撻伐的人所願意承認的要複雜得多：
“後來，通過測量伽馬射線的放射性，證實了電漿碰撞所引發的銦核和銠核的異構化現象；但需要對震盪波所引起的軔致輻射進行信號辨別。”（註55）
有讀過我以前在《黨衛軍之鐘兄弟會》、《統一場的秘密》和《賢者之石》中對納粹鐘及其神秘的“燃料”−“IRR Xerum 525”進行的分析的讀者在這時應該會覺得非常熟悉，因為美國人大衛・哈德森（David Hudson）正是在研究鉑類金屬，例如銠的過程中發現了高自旋態原子核的秘密（註56）。
我在上述幾本書中提出了一個觀點認為，納粹鐘的物理學原理其實就是旋轉和扭轉剪力（torsion shear）——這是一種類似於里希特的電漿震盪波的效應——這就是產生力場的關鍵，也是其據稱可以懸浮的原因。另外，根據已知的有關於“IRR Xerum 525”的資料，我推測它的原料可能包含了汞同位素——其本身就是非常適合進行電漿實驗的元素——和某種異構物，例如釷-229（註57, 58）。異構物是具有高自旋態的核材料，當它們開始衰退或“減速”時就會以伽馬射線爆發的形式釋放能量（註59）。
然後還有最後一點也與納粹鐘計劃有關。按照我過去對該裝置的分析，我認為它應該用上了兩種類型的電勢，即高壓交流電和直流電，這與空軍情報報告提到的里希特博士的電漿電弧非常相似（註60）。
所以接下來的這個結論是無可避免的，因為它們所涉及的物理學概念幾乎完全相同：里希特博士的胡穆爾島“核聚變”計劃實際上是對納粹鐘計劃的某些方面的延伸與接續，而納粹鐘則是納粹德國最高機密的研究項目。隨著我們的分析持續深入，這一結論將變得越來越堅若磐石。但無論如何，現在我們已經很清楚里希特博士為什麼要故意隱瞞真相，乃至做出各種荒腔走板的行為來逼得阿根廷人叫停這項計劃，因為真正的幕後主使並不希望它被公諸於世。畢竟，正如上一章引述的《時代》和《華盛頓郵報》的報導所表明的，美國其實一直在密切關注著這裡發生了什麼。
的確，里希特在美國國家檔案館中的檔案裡面有一些內容表明，給予里希特最多壓力的其實不是裴隆而是其他人，這些段落值得我們仔細檢視，因為它們再次證明了納粹國際的存在，及其確實控制著里希特的這項計劃，而它更另有一個不為人知的真正目的。里希特的冗長自述都是根據美國當局提供給他的官方表格，照著上面的各種問題回應的。其中我們最感興趣的問題是：
c. 除了輕微交通違規之外，你是否曾因為任何違反行為而被逮補、判刑、監禁或接受軍事法庭審判？
里希特的回答以十分簡明扼要地方式講述了他對那次“記者會事件”的看法，其差點導致他的研究計劃的秘密敗露：
“我確實在1951年完成了一系列指數級的核聚變實驗，可是裴隆卻不顧我的強烈反對，堅持要誇大這些成果好進行宣傳。
當該計劃在1951年遭受各方媒體的抨擊時，我是為了避免美國的氫彈機密曝光，才拒絕公布數據（同時也是為了維護我的科學聲譽）。
當裴隆在1951年邀請我擔任國家原子能局局長時，我婉拒了，因為我不想讓自己的研究受到政治介入。裴隆後來又邀請我去門多薩的庫約大學任教，我同樣沒有答應，我不想成為‘政治教授’。”（註61）
所以按照里希特本人的說法，他曾勸阻過裴隆總統不要公布胡穆爾島實驗的成果。他之後又拒絕了裴隆的攏絡，對此只可能有兩種解釋：這位騙子試圖避免接下了這些職位後必然會導致自己搞出的騙局曝光，或者是里希特不想要與裴隆政府走得太近以免危及這項計劃的獨立性，甚至他可能其實是迫於其幕後的納粹主子的壓力。
作為對後一種觀點的印證，里希特進一步談到了他對阿根廷調查委員會的看法，他還在同時揭示了一個相當奇怪又意義重大的細節：
“1951年7月，我在紐約的《聯合國世界雜誌》（United Nations World Magazine）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子虛烏有的阿根廷原子彈〉），並在其中首次介紹了指數級核聚變實驗的鏈式反應機制。
1951年秋天，對這些實驗的分析證明了場相互作用誘導粒子加速現象的存在，這催生出了一種全新的核聚變反應堆概念：為了獲得更多數據，一項規模更加龐大的研究計劃於是誕生了。
（當胡穆爾島計劃在1949年啟動時，裴隆曾當著他的閣員們的面要求我不得撰寫私下報告，所有數據皆必須嚴格保密；自從提出新的核聚變反應堆概念後，我就一直在努力確保保密工作到位。1952年11月，當我被逐出反應堆計劃後，政府便接管了胡穆爾島，拿走了所有設備，但不包括分析設備——他們也沒有帶走數據）
當時有一座大型反應堆正在建造中，但它從未完工；胡穆爾島受到了很多人為因素干擾。
....
1952年9月2日，一個由議員和一群阿根廷核子專家組成的委員會來到了胡穆爾島；該委員會（由科技部長拉烏爾・門德博士〔Dr. Raoul Mendé〕領導）唯一的目的就是要終止反應堆計劃；他們根本不在乎事實，何況事實大多已被扭曲；委員會的‘調查結果’其實早在他們抵達胡穆爾島的幾個星期前，就已經在布宜諾艾利斯決定好了。”（註62）
里希特對阿根廷調查委員會的看法很明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清楚表示阿根廷並沒有從胡穆爾島計劃中取回任何數據或分析設備。
還記得上一章提到過，巴爾塞羅博士也曾在這方面遭遇過里希特的不配合。我們可以排除里希特是為了將這些東西保留給自己的可能性，因為當他被迫前往布宜諾艾利斯、接受實質上的軟禁時，阿根廷政府照理說很容易就能沒收它們，或是——以阿根廷一貫的行事作風——威脅他或他的家人，逼其交出數據與分析設備。而且，他潛在的美國雇主也曾要求他提供設備圖紙和他的阿根廷與納粹研究計劃中的實驗數據，這說明——至少在某種程度上——這些資料也不在美國人手上。所以究竟是誰在幕後施壓里希特，就只剩下了一種可能性：
阿根廷的納粹分子。
里希特與蓋世太保之間持續不斷的恩怨也同樣不應該被忽略，我們別忘了里希特和蓋世太保的首次交鋒是發生在他第一次與馮・阿登納男爵共同參與原子彈計劃期間，在被解除職務後，他進入了AEG公司，並且很可能涉入了納粹鐘這個納粹德國最高機密的研究項目。他在同一年——即1943年——再次被蓋世太保解除職務，與此同時另一位參與納粹鐘計劃的工程師也遭到了蓋世太保的解職，而告發該工程師的人就是未來NASA的航空主管、納粹鐘計劃的發電廠設計師庫爾特・德布斯博士！即使如此，里希特卻還是設法讓自己繼續留在AEG進行研究。
如果說這些事情透露了什麼，那就是里希特很可能與蓋世太保的首領海因里希・穆勒有交情，畢竟後者正是負責黨衛軍上級集團領袖漢斯・卡姆勒的秘密武器智庫的維安的人。如果穆勒認識他，那麼沒理由鮑曼會不認識他。因此，鮑曼和里希特同時現身在巴里洛切地區絕非巧合。
3. 奇怪的相似性再現，菲洛・法恩斯沃斯博士的電漿發生器與另一個可疑的納粹聯繫：ITT
但至少在美國，這一點毫無疑問已經引起了某些人的注意。如同我們看到的，就在美國的科學家和媒體正忙於公開譴責里希特博士的時候，政府卻悄悄地在私下對他展開了調查。為了理解美國對里希特及其言論的興趣代表什麼，我們不妨簡單地回顧一下另一位科學家的故事——這次是一個美國人——他同樣聲稱自己實現了可控核聚變，而且是在20世紀60年代初。
這位科學家的名字叫做菲洛・法恩斯沃斯博士（Dr. Philo Farnsworth），他是一位當之無愧的傑出電機工程師和科學家。法恩斯沃斯是美國的商業化電視機的發明者，並擁有許多相關的專利（註63）。法恩斯沃斯甚至曾以“電視發明者”的身份客串過早期的CBS趣味節目《猜猜我是誰》（What’s My Line）。只要是任何與真空管有關的點子，法恩斯沃斯基本上都能實現。
事實上，法恩斯沃斯早在還在繼續改進電視機的時候，就已經萌生了透過主流且標準的技術，採用經過改良後的真空管來控制核聚變的想法。在這方面，他有兩項至關重要的專利，即“聚變器”（Fusor）和“電漿發生器”（Plasmator），兩者都只有一顆壘球那麼大！法恩斯沃斯的最後一項專利是美國專利號3,386,883的“用於引發核聚變反應的方法與裝置”，它是在1966年5月13日提交申請，並於1968年6月4日獲得批准。首先，讓我們來看看它的一些技術示意圖。讀者們可以透過這些示意圖清楚看見，這是一個比壘球還要小的裝置，並且會有氣體被注入其中。在這個球形裝置的周圍有小型的電漿加速器，它們會對氣體的中心進行轟擊，從而產生電漿，然後通過接下來將會探討的一種全新方法來誘發核聚變。但還是讓我們先來看看示意圖：
從圖中可以看見離子槍圍繞著裝置。
看完示意圖後，我們現在來引述專利摘要，看看法恩斯沃斯是如何解釋這個裝置的：
“本發明是一項利用自生電場和慣性電離氣體約束來產生可控核聚變的方法和裝置。該裝置包含球形陽極，其以呈同心圓的方式環繞著陰極。多支離子槍以互相間隔且對齊的方式安裝在陽極外部，使束流軸線相交於陰極中心。適當的孔徑將允許正電粒子從陰極內部向外流動，但負偏壓會防止電子流入電極間隙。
在陽極和陰極之間會形成一股電壓。離子槍發射的離子會聚焦到陰極中心，在陰極內部形成一系列同心球形殼層，這些殼層是由互相交替的極大值和極小值電位構成，可以稱之為‘虛擬電極’。最內層的‘虛擬電極’中的離子具有聚變能量，且其密度足以產生自持聚變反應。”（註64）
這真是令人驚嘆，因為這個裝置在某些方面與羅納德・里希特博士提出的概念簡直如出一徹，不過法恩斯沃斯的想法又更加精妙一些，因為他想通過虛擬電極，即電漿自身產生的場，來反過來約束電漿。
值得一提的是，法恩斯沃斯在思考這個裝置的時候也與里希特博士想到了一塊，他們都提出了利用氘和氦-3來引發反應的想法（註65）。
法恩斯沃斯聲稱他在1965年使用這個裝置成功引發了大約半分鐘的核反應。然而，在媒體慣常的熱烈追捧過後，法恩斯沃斯的突破性發明——它既不需要耗資數十億美元，也無需用上巨大的托卡馬克磁約束裝置，更不必遵循傳統科學的條條框框——卻從此銷聲匿跡了。這裡頭到底發生了什麼？
這個問題的線索就藏在法恩斯沃斯的專利文件的開頭，他在其中提到自己是“在特拉華州註冊的國際電話與電報公司（International Telephone and Telegraph Corporation，ITT）的受讓人”（註66）。
雖然法恩斯沃斯在他的電漿發生器和聚變器中通過“虛擬陰極和陽極”來實現慣性約束的做法與里希特採取的旋轉震盪波方法略有不同，可是法恩斯沃斯的裝置產生的電漿內部的幾何結構卻十分相似，因為對如此受限的電漿氣體進行離子轟擊，確實會電漿內部引發震盪波，而它反過來又會將氣體壓縮至“聚變能量與密度”，如同專利文件所解釋的，因此ITT選擇讓法恩斯沃斯的裝置石沉大海也就不足為奇了，畢竟ITT與納粹之間的關係是眾所週知的——其甚至曾協助納粹的尊嚴殖民地（Cologna Dignidad）與CIA聯手推翻智利的馬克思主義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Salvadore Allende）——這在本書的第一部分已有所敘述！有人試圖阻止公眾發現或研究里希特博士或法恩斯沃斯博士的核聚變裝置背後的科學原理，因為這些原理將會衍生出比單純的核聚變還要更加驚人且強大的物理學。法恩斯沃斯的裝置，憑藉其在虛擬陰極和陽極上的設計，可以說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越了里希特，但里希特卻也在其它方面領悟了法恩斯沃斯並沒有明確指出的關鍵：旋轉和震盪波的重要性。
4. 聚變、扭轉和恆星：尼古拉・科濟列夫博士的研究
旋轉電漿與控制核聚變之間的關係看似難懂，除非我們意識到有一位鮮為人知的俄羅斯物理學天才−尼古拉・科濟列夫博士（Dr. Nikolai Kozyrev）也發現了相同的現象，而他的研究也因此成為了前蘇聯最嚴加死守的秘密之一。就像里希特一樣，科濟列夫博士的研究成果也遭到了思維守舊的科學家們在《真理報》上的群起圍攻。我曾在《賢者之石》一書中指出，科濟列夫的研究靈感是始於他注意到，傳統的恆星核聚變理論根本無法解釋恆星所產生的龐大能量：
“據他自己所述，他之所以數十年來一直在研究扭轉（torsion）及各種元素和化合物的扭轉放大與屏蔽特性，就是因為恆星釋放的中微子數量根本不足以支持主張恆星是一種巨型永續核聚變反應堆——基本上就是永續的氫彈——的標準模型理論。”（註67）
我在稍後又繼續指出：
“《真理報》在1959年對科濟列夫的攻擊絕非偶然，因為它有效地（阻止了）他公開自己的實驗結果和理論構想，同樣可疑的還有有關於乾淨核聚變炸彈的討論也差不多是在同一時間從蘇聯的公開文獻消失得一乾二淨。現在，讓我們來稍微進行一些推測。
我們知道，最早的大氣層氫彈實驗產生了遠遠超出事前預估的當量。換句話說，就如（科濟列夫說過的）類似的現象也存在於恆星內部，它身上的某種能量源正在被熱核爆炸所利用與轉化。如果我們順著這個思路繼續推導下去，那麼蘇聯當年很可能也在氫彈實驗中發現了相同的現象。此外，科濟列夫本人是一位天文物理學家，他自稱已經解決了為什麼恆星，這也牽涉到了熱核過程，似乎沒有釋放出足夠的微中子能量來、好符合傳統的熱核理論模型的謎題。
因此，我們可以合乎邏輯地得出結論認為，1959年《真理報》對科濟列夫的攻擊實際上是為了掩蓋他的發現，好讓西方的任何可能有在關注他的研究的人對其失去興趣，然後科濟列夫和他的研究便從此消失得無影無蹤，成為了蘇聯的最高機密，因為他的研究解釋了為什麼氫彈會產生如此異常的當量，而且其還可能會隨著爆炸的時間不同而有所變化。科濟列夫知道原因：因為在爆炸瞬間的那短暫而耀眼的納秒內，它打開了一個維度門戶、一個閘門，開啟了一個通往超維度扭轉級聯（cascade of torsion）的洩洪道，從中湧現的能量則反過來被注入了核反應本身。”（註68）
當然，這裡的扭轉實際上就是旋轉；也就是說，電漿自身的旋轉成為了將能量從“其它地方”注入至核反應的門戶。
至此，一個順理成章的問題就出現了。如果說電脈衝旋轉電漿的旋轉震盪波能夠轉化這種“來自其它地方的額外能量”，那麼里希特博士是否早在科濟列夫和俄羅斯人之前就已經發現了這一點呢？
請繫上安全帶，因為接下來的故事將變得非常刺激！
5. 里希特、衝壓引擎、震盪波和極光
在史蒂文斯（完整地）引用的其中一份空軍情報報告中，里希特——在1956年！——向他潛在的美國雇主詳細闡述了一種推進系統，它的基礎是“將火箭和衝壓引擎的運作方式互相結合，成為一種新的推進系統”（註69）。他在報告的後半部分進一步說明了這個想法：
“火箭僅僅是噴射推進系統的一個分支，如果等待被消耗的質量（以及化學燃燒過程中的氧氣）能夠直接取自外部，而非儲存在飛機內部時，它就變成了衝壓引擎系統。
現在需要的是研發一種噴射推進系統，它在起飛時將以火箭系統運作，並隨著飛行速度的逐漸上升而切換為間歇式的穩定衝壓系統與實現自主運行。透過精準控制燃燒過程本身，就可以在不同的推進階段中實現連續的可控切換。”（註70）
直到目前為止，一切還沒什麼問題。但這與他的核聚變電漿震盪波研究有什麼關係？答案是關係可大了，因為在同一份報告的後面，他明確指出自己所設想的是一種前所未有的衝壓引擎：
“首先，由震盪波控制的衝壓引擎最大的優勢在於，它將所有不同的推進系統整合成了一體，從而能夠在飛行過程中實現不同推進系統的連續可控切換。”（註71）
換句話說，里希特設想的是一種利用火箭引擎來起飛，並一路加速至達到啟動衝壓引擎所需要的臨界速度的飛機，因為衝壓引擎只有在速度突破至少每小時兩百英里時才能運作。一旦進入這個速度，飛機就可以切換至衝壓引擎模式，並逐漸爬升至接近太空邊緣的極高高度，這時它便能再次切換回火箭引擎。所以，里希特提出的是一種能夠實現超高速、超升空的飛機與太空船的結合體。如果說這聽起來似曾相似，別急，還不止這些。
里希特不是以普通衝壓引擎的角度來思考的，這一點亦在報告的正文中得到了充分地反映：
“多年來，本作者一直在實驗一種新型的震盪波發生技術，其將利用電磁控制的極端熱電弧電漿區來產生震盪波。只要採用相同的技術，就可以在燃燒室與受核能衝擊加熱的氣體區域內製造震盪波。
對氣體射流注入強震盪波的疊加分析揭示了有關於震盪波控制的穿透性區域的有趣數據。在這些研究過程中，比方說，間歇式衝壓引擎的閥門很顯然可以用震盪波來替代，從而實現間歇式衝壓引擎向穩定流式衝壓引擎的連續可控切換。在這個基礎上，通過一系列產生震盪波的爆炸，就可以無需藉助加速輔助裝置來啟動間歇式震盪波控制的衝壓引擎系統。”（註72）
值得注意的是，里希特還就他發現的電漿震盪波提出了以下幾種可能的應用：
- 核動力衝壓引擎，其將使任何採用這種技術的飛機獲得近乎無限的航程與續航能力，其實際限制將僅僅取決於駕駛人員的體能極限；
- 這種衝壓引擎系統並非傳統意義上的衝壓引擎，它不會像德國的V-1“嗡嗡炸彈”那樣只是採用簡單的梭動閥，因為震盪波在這裡就相當於控制燃料進入系統的開關閥；
- 最後，里希特明確指出，他設計的新型衝壓引擎將透過一系列封閉的、可控的爆炸來運作：簡單來說，它將是某種衝壓脈衝引擎。事實上，就像里希特所說的，這種引擎甚至可能不需要傳統的火箭發動階段來達到啟動衝壓引擎所需的“臨界速度”，而是能夠在一起飛時就立刻進入加速度。
如果說這一切聽起來非常熟悉，那也不必意外，因為傳聞美國高度機密的間諜飛機−“極光”（Aurora，或譯奧羅拉、曙光女神）就採用了類似的系統，只是不包括核能的部分。的確，有一位研究人員曾在德州上空拍攝到一條奇特的凝結尾跡，據說就是極光飛行器留下的。這條凝結尾跡乍看下與普通的飛機凝結尾沒什麼不同，除了它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形成團狀或煙霧狀，變得就像是項鍊上的珠子或甜甜圈。但極光飛行器是20世紀80年代末的科技（假如它真的存在）；然而，里希特卻是在1956年時就已經提出了這樣的構想，而他的理論基礎又是來自於納粹德國在更早十五年前的實驗與發現！
里希特的電漿實驗與他的衝壓引擎之間的概念聯繫，在另一份從他的迴紋針檔案中找出的、編號為IR 80-56的空軍情報報告中得到了非常清楚地闡述。這份報告一開頭就是一段嚴肅的免責聲明：
“本審查人並不具備對該主題發表評論的技術背景。然而，根據定居在阿根廷（！）的德國科學家們的看法，里希特博士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騙子，他利用自己有限的科學學識和巧舌如簧的口才“博取”了公眾的大量關注：例如，1952年所謂的‘阿根廷原子彈試爆’事件。在這群資深的德國科學家看來，里希特博士如今名聲掃地、無人問津，已經比他本來應得的結局還要好了。”（註73）
請注意這個免責聲明包含的三個訊息。
首先，在阿根廷的那次記者會召開與阿根廷調查委員會認定里希特是騙子（隨後媒體的強烈口誅筆伐更是印證了這一點）的很久以後，空軍情報報告卻依然明確地暗示了美國人出於某種原因而決定秘密調查里希特，這只能說明儘管他的名聲已一落千丈，但他的理論確實存在一些科學價值。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美國人的這份報告清楚地提到，他們首先諮詢了“定居在阿根廷的德國科學家們”，而且他們也同意里希特是騙子，他們的態度十分堅決，因為按照報告的說法，他們認為里希特如今的窘境完全是咎由自取。簡而言之，這意味著“定居在阿根廷的德國科學家們”——這其實就是對納粹科學家的委婉稱呼——才是里希特受到媒體鋪天蓋地的攻擊和譴責背後的始作俑者，這也與我們在上一章提出的觀點相符，即里希特是故意在阿根廷調查委員會面前亂搞一通，其目的就是為了抹黑這整個計劃及其正在探究的科學原理，這與蘇聯《真理報》對尼古拉・科濟列夫採取的手法簡直毫無二致。
最後，報告還重申了當初媒體在一窩蜂報導和阿根廷調查委員會後來也有提到的一件事，那就是里希特在胡穆爾島進行了某種試爆，可是距離僅僅6.5英里外的城鎮卻沒有聽見任何聲響。換句話說，這份報告以一種迂迴的方式肯定了里希特的研究具有武器化的潛力。
而且，報告撰寫的時間同樣很耐人尋味，因為這是在里希特已幾乎名聲掃地的四、五年後了，如同上一章所述，他之所以落入這樣的下場，恰恰就是因為他自己的詭異行為所造成的！簡單來說，某人——也就是“定居在阿根廷的德國科學家們”——似乎費盡心思想要讓里希特和他在胡穆爾島的核聚變計劃看起來像是騙局，同時悄悄地將其轉移至其它地方、更換所有參與人員；然而，有另一群人——也就是美國人——顯然在1956年時仍然覺得這一切事有蹊蹺！
無論如何，里希特在第二份報告的原話仍然值得細細品味。他聲稱“透過以極高的速度將反應混合物噴射至高能電弧電漿區，就可以顯著地提升電漿反應堆的運作效率。”（註74）這就是他的核脈衝衝壓引擎與電漿研究之間的交匯之處。在報告的其餘部分，里希特繼續談論了他在1936年的發現，它們構成了他後來在阿根廷進行實驗的基礎，而這又再次證明了一個事實，即儘管他已經聲名狼籍，但美國軍方卻依然在暗地裡對他抱持著高度興趣。
但是，真正的重磅炸彈卻是出現在空軍情報報告IR145-56的結尾，其中出現了與之前完全不同的、而且很可能是美國對這位德國科學家的最終評論。
“本報告所述之內容已超出撰寫人的技術背景範圍。與格倫・馬丁公司（Glenn L. Martin Company）的兩位科學家−庫珀博士（Dr. Cooper）和穆爾索普（Dr. Multhopp）的談話結果是，里希特博士的研究和理論可能具有一定的價值，他們兩人曾訪談過里希特。”
這份報告是由空軍中校維吉爾・內斯特（Vergil Nestor）提交的。
不久後的1956年7月3日，同一位內斯特中校又向美國空軍總部提交了兩份備忘錄，收件人是華盛頓特區的空軍武官處。其中一份備忘錄顯示，美國人顯然一點也不覺得里希特是一個騙子：
“機密
美利堅合眾國外交部
空軍武官處
美國大使館
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
175-R&D 1956年7月3日
（Ucl）
主題：羅納德・里希特博士（參見IR-76-56、79-56、80-56和145-56）
致：情報局長
美國空軍總部
收件人：空軍武官處
華盛頓特區
1. 近日，由約翰・霍爾博士（Dr. John Hall）率領的一群美國原子能科學家訪問了阿根廷，里希特博士、霍爾博士和小組中的另外兩名科學家在那裡進行了一次交流。敝人在那次會面後見到了霍爾博士，以下是與里希特博士有關的情報，以供參考並採取必要的行動：
a. 霍爾博士認為里希特博士是一位‘瘋狂的天才’。霍爾博士強調里希特博士的思考方式已經超前到了1970年。里希特博士的學識、理論和研究都讓霍爾博士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註75）
換句話說，美國軍方非但不認為里希特博士是騙子，反而開始意識到他們正在面對的是一位“瘋狂的天才”，他的思想已經超前了其他人數十年！這份備忘錄是由美國空軍中校維吉爾・內斯特簽署，他是美國駐阿根廷首都大使館的武官。但還不止這些。據史蒂文斯指出，日期標注為同一天的第二份備忘錄，推測應該是內斯特中校收到的回覆，“包含了一段非常重要的內容”。
“3. 應指派一名合格的專家去審查里希特博士在阿根廷的研究工作。霍爾博士提出的審訊里希特博士的建議應被批准。具體而言，本司令部希望獲得以下資訊：
a. 里希特博士在阿根廷，以及1943年在德國進行的實驗的技術數據、圖紙和計劃（參考IR-76-56），還有其碰到的問題與實驗結果。
b. 1937／38年里希特博士在柏林−蘇爾武器工廠中進行的研究詳情、碰到的問題與實驗結果（參考IR-76-56）。”（註76）
所以，在1956年就里希特博士在阿根廷的“詐騙”計劃對其本人進行審訊後，美國軍方不僅同意他是一位“瘋狂的天才”，他的思想已經超前到了1970年，而且他們還想了解更多有關於戰時和戰前他在納粹德國進行的研究！
但是，為什麼他在戰時的納粹德國的研究有這麼重要呢？
這個問題的答案令人既震驚又恐懼，因為“里希特博士所思考的已經遠遠超越了可持續性核聚變及其技術原理的範圍。”（註77）史蒂文斯說道：“關於他的思維有多麼廣闊，這從他專長的領域中就可見一斑，”這一點已在他的迴紋針檔案中有所記錄，他的專長包括“開發和測試高湍流、磁場控制的裂變與聚變電漿系統、對太陽耀斑及太陽電漿的爆炸傾向的實驗研究、紫外線分析、脈衝控制電漿對空間結構的賦能研究、量子力學和量子動力學的極限測試；統一場論和重力傳播速度研究實驗，等等。”（註78）換言之，里希特從他還在德國時所進行的電漿實現中觀察到的現象，得出了與後來俄羅斯的尼古拉・科濟列夫相同的結論：電漿聚變的過程會造成時空畸變，從而令來自其它地方的能量進入這個時空之中。正如史蒂文斯打趣說：“顯然，里希特博士更願意親自做實驗證明，而不是把在黑板上寫下一堆數學公式，然後再用斯賓諾莎式的定義來解釋這個物理宇宙當成‘研究’。”（註79）
彷彿這一切還不夠似得，里希特博士又繼續用非常直白地方式解釋說，他的研究實際上就是一種“對零點能的實驗探究...而這又是源自於1951年的指數級聚變實驗的成果...”（註80）。這一點同樣也在里希特的研究中獲得了證實：
“對普通質子氫極湍流衝擊波疊加電漿的感應譜進行分析，揭示了一種特殊的信號，即衰變結構的存在，其並非質子捕獲電子時形成的衰變中子，而是一種振幅極大、脈衝寬度極小的信號，表明了某種能量交換機制的存在，至於其能量來源迄今仍然未知...”
里希特對此說得很清楚：
“（我們）假設，高度壓縮的電子氣體會成為我們稱之為零點能的能量的交換偵測器，零點能本身是源自於排斥原理，這種排斥原理有實驗數據為證，在受震盪波疊加、湍流反饋控制的電漿區域中，極有可能出現類似細胞狀結構的超壓條件，氣體在這裡代表了極高的能量交換容量，其單位體積為1010（千瓦時），基於交換耦合，似乎可以透過磁場控制的壓縮電子氣體與空間中某種胞狀結構之間的交換漲落，來‘提取’與壓縮成比例的零點能…大振幅漲落的信號甚至有可能是源自於某種我們尚未知曉的能量轉換機制…電漿內爆分析也許會成為一種全新的能源獲取途徑。”（註81）
這的確是一杯令人回味無窮的美酒，因為很明顯，里希特博士根據他的實驗提出的是數十年後才會再次出現的構想，即時空本身具有類似晶格或細胞的結構，而當這種結構發生扭曲時就會成為各種物理力、能量與作用的來源，要實現這種扭曲的方式就需要透過湍流電漿中的震盪波，也就是旋轉。
簡而言之，里希特博士的思想和胡穆爾島計劃本身處處都體現了對納粹鐘計劃的延續，包括後者可能的武器化潛力，亦即利用旋轉和電脈衝電漿及震盪波來製造一種“扭轉炸彈”。
6. 球狀閃電、AEG與里希特
如果這一切還不足以說服最頑固的科學懷疑論者相信里希特的胡穆爾島計劃遠沒有其表面上看起來的那麼簡單，或者說絕不是像公眾所以為的只是一場騙局的話，那麼最近甚至有一篇關於球狀閃電的論文也簡要地提到了他的名字，這篇論文認為球狀閃電就像是一種高頻球形腔體諧振器，而且令人驚訝的是，它還提及了里希特在阿根廷的同事、科學家艾倫伯格，後者當初同樣在阿根廷調查委員會面前表現得荒腔走板，結果就是更加堅定了委員會建議裴隆終止這項計劃的決心。論文寫道：
“當W・埃倫伯格在50年代中旬從阿根廷回到德國後，他向其他人透露了羅納德・里希特博士在阿根廷聖卡洛斯・德・巴里洛切附近的胡穆爾島上進行的核聚變實驗發生的一些趣事。據他說，里希特在他的放電裝置‘極十字’的內部製造了一種非常高溫、可怕的‘電漿球’。儘管埃倫伯格完全誤解了放電環的本質，他並不了解其所使用的高壓和巨型電容器，但令人訝異的是，里希特曾與他談論過形成共振需要的數值及其它條件——雖然他們沒有深入探討太多細節。”（註82）
但球狀閃電與這一切又有何關聯呢？
7. 飛向阿根廷的鐘：布魯克斯、球狀閃電、AEG和納粹鐘
正如我在探討納粹鐘的前作《黨衛軍之鐘兄弟會》中提過，英國研究人員傑佛瑞・布魯克斯曾根據他的阿根廷消息來源提供的資料——布魯克斯本人生活在阿根廷——提出，納粹鐘及其研究圖紙是被Ju-390飛機從挪威運往阿根廷的（註83）。鮑曼當初將德國空軍第200號轟炸機聯隊的指揮權交給卡姆勒將軍，這麼做的意義在如今看來已十分不言而喻，有了這些遠程重型運輸機，再加上有大量的文獻與照片證據顯示或證明了確實有大批納粹殘黨藏身在巴里洛切，甚至可能包括鮑曼本人，總之所有的證據都指向納粹鐘和卡姆勒也被送去了那裡，而里希特的計劃就是納粹鐘計劃在某種程度上的延續。
在本書的研究與寫作過程中，布魯克斯先生曾主動聯繫了我，並透過電子郵件向我分享了下面的資訊，經他慷慨許可，我在這裡摘錄了一些內容：
“親愛的法雷爾博士
...在20世紀30年代，AEG公司曾在柏林的夏特里醫院（Charité Hospital）設有一座實驗室。這座實驗室的目的就是為了研究球狀閃電，其當然也就是納粹鐘的理論基礎。
祝您的研究一切順利，
傑佛瑞・布魯克斯敬上。”（註84）
AEG就是那家為納粹鐘建造發電廠的公司，而為其設計發電廠的人正是日後在佛羅里達州卡納維爾角的甘迺迪太空中心擔任NASA航空主管的庫爾特・德布斯博士（註85）。根據伊戈爾・維特科夫斯基的說法，納粹鐘計劃的一個早期代號就叫做“夏里特裝置”（Charite-Anlage），維特科夫斯基最早就是通過研究這個代號而一步步發現了納粹鐘計劃，它是第三帝國秘密武器計劃中的巔峰之作（註86）。
8. 阿根廷胡穆爾島計劃可能存在的企業聯繫：AEG與納粹鐘的關聯
然而，保羅・曼寧提供的線索卻進一步揭示了胡穆爾島計劃的本質及其與戰時的納粹鐘計劃之間可能存在的聯繫。隨著盟軍持續施壓阿根廷，要求其與軸心國斷絕關係並加入同盟國陣營，一位前德國駐阿根廷大使在該國科爾多瓦省的一座農場召開了一次會議，因為他確信兩國之間的宣戰已無可避免。這次會議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組織，以便在阿根廷與軸心國的關係破裂，導致德國、義大利及日本的外交團隊被遣送回各自的國家後，德國在阿根廷的利益能繼續受到維護，尤其是商業利益。這個組織是由阿根廷和德國的企業與軍方代表組成，當然，他們後來也就直接被併入了鮑曼在戰後領導的組織。
值得一提的是，AEG正是參與該組織的企業之一（註87）。按照史蒂文斯的說法，里希特博士在戰爭末期時就是為這家公司工作（註88）。
也就是說，納粹鐘計劃和里希特博士的胡穆爾島計劃不僅涉及了相同的物理學，並且在某種程度上也涉及了相同的人員，即里希特本人，並與同一家德國公司有著明確的聯繫：AEG。
D. 結論：一種可能的情景
鑒於我們已經得出里希特的胡穆爾島計劃實際上就是納粹鐘計劃的延續的結論，不管它是全面或只是特定某些方面的延續，總之這已足夠讓我們開始嘗試提出一個推測性的情景了。一切要從1945年巴頓將軍率領的第三集團軍的突襲行動開始說起，他們一路橫越德國南部、進入奧地利，最重要的是，他們最終抵達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皮爾森，卡姆勒將軍的秘密武器智庫的指揮中心和總部就在那裡。正如本書在前面已經說過，這次突襲之所以會發生是因為美國情報部門研判德國人距離研發出原子彈很可能僅剩一步之遙，不然就是他們知道卡姆勒集團正在那裡研究某種“末日物理學”，其破壞力將遠遠超越原子彈甚至氫彈。還有一種可能是，巴頓將軍純粹是受到德國故意放出的“國家堡壘”心理戰宣傳誤導，才選擇進攻這個地方。
我在《黨衛軍之鐘兄弟會》中曾指出，波蘭研究人員兼作家伊戈爾・維特科夫斯基認為美國人後來一直努力地想要重組負責研發納粹鐘的科學團隊。美國對里希特博士的研究表現出的隱晦興趣或許也證明了這一點。種種這些因素皆表明，納粹鐘、它的研究圖紙以及卡姆勒本人並沒有落入美國之手。這一切仍被掌握在戰後的德國人，也就是納粹手中，並且仍然在被他們繼續發展，起初是在阿根廷，然後在裴隆下令“終止”計劃後，它可能被轉移到了其它地方（註89）。
里希特向裴隆分享了他的一些研究成果，事實證明這是一個不智之舉，因為後者的反應——在1951年召開了那場臭名昭彰的記者會——差點導致整個計劃被曝光，這肯定是里希特或他幕後的納粹主子所沒有料到的，而其中一人可能就是馬丁・鮑曼本人，如同我們在本章所述。由於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了阿根廷、里希特和胡穆爾島計劃身上，他們於是決定必須主動抹黑里希特以及整個計劃，里希特和他的團隊也收到了命令，他們必須演出一場荒腔走板的鬧劇，好親手扼殺這個項目。
然而，裴隆並未輕易死心，除了下令組成一個阿根廷本土科學委員會進行調查之外，他還暗中向畢德堡俱樂部成員、前黨衛軍軍官，荷蘭的伯恩哈德親王求助。伯恩哈德的親納粹背景、黨員身份與對納粹的同情態度都不是什麼秘密，他派出了一名科學家——荷蘭物理學家巴克——此人很可能證實了阿根廷調查委員會的結論，這成為了最後一根稻草。身為皇家荷蘭殼牌石油公司大股東的伯恩哈德至少有兩個阻止該計劃進入公眾視野的動機：其一，這種技術及其在能源領域的應用潛力將讓石油與石化經濟像渡渡鳥一樣徹底走入歷史，其二是作為一位前黨衛軍軍官，他必須服從當時仍然存在的指揮系統，也就是卡姆勒、穆勒以及最重要的鮑曼本人。出於某種原因，他們希望讓這項計劃繼續保持低調。
然而，鑒於納粹為了確保鐘不會在戰後落入盟軍之手所採取的種種措施，我們可以肯定胡穆爾島計劃也應該被安排好了備案：里希特由於已經成為公眾人物，他必須像更早以前的格拉赫（納粹鐘計劃的實質負責人）一樣被迫提前退休，因為他們現在太出名了。或許有另一位科學家被選來頂替他的位置，這項計劃也可能被轉移到了其它地方——只是我們不知道具體是哪裡——繼續進行下去。
但胡穆爾島計劃真的是納粹鐘計劃的延續嗎？
我還沒有提到最後一項證據。如前所述，鯊魚獵人協會的創辦人哈里・庫珀在本書撰寫期間主動聯繫了本作者，他曾率隊前往阿根廷內格羅河省進行探險，並在當地拍攝了許多德國風格的建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座位於荒郊野外、規模異常龐大的整形診所兼酒店。
但這並非庫珀拍攝的全部內容。在得知里希特的胡穆爾島計劃後，庫珀親自登上了里希特的實驗室所在的那座島嶼，並拍下了上面的眾多廢棄掩體和設施。最令我震撼的是其中一張照片，我在第一次看到它時甚至忍不住屏住了呼吸。
只要是有讀過任何一本關於納粹鐘的書的讀者，不管是伊戈爾・維特科夫斯基的《奇蹟武器的真相》（Truth About the Wunderwaffe）、尼克・庫克的《追尋零點》還是我自己的《黨衛軍之鐘兄弟會》、《統一場的秘密》或《賢者之石》，應該都會知道納粹鐘的內部包含了兩個反向旋轉的金屬滾筒，它們被用來驅動裡面的“燃料”−IRR Xerum 525。沒有人知道庫珀拍攝的這些滾筒的確切用途，但它們肯定與里希特的計劃有關。
但我們知道，或至少可以根據上述的內容推測，這些滾筒很可能是另一個線索，證明了里希特和他的計劃其實是對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沃爾特・格拉赫博士在很久以前展開的研究的延續，格拉赫專長的領域是磁自旋共振和重力，他曾參與過納粹德國的一個比原子彈還要更高級別的項目，它的代號是Kriegsendscheidend，亦即“決戰兵器”。
綜合最初的納粹鐘計劃、里希特提出的理論，其同樣涉及超維物理學、統一場論、零點能、高自旋高湍流電漿震盪波、電弧脈衝以及旋轉電漿等概念，再加上鮑曼在這一地區的可疑行蹤，乃至里希特後來在阿根廷調查委員會面前的反常行為，現在我們幾乎可以肯定地得出一個結論：
戰後的納粹國際依然在繼續發展那些能夠讓他們掌控時空能量及其結構本質的科技，這些能量和技術將會徹底改寫全世界的金融、地緣政治和科技格局，並且它們還蘊含著極其可怕的武器化潛力，其破壞力之驚人甚至足以讓氫彈變得就像是鞭炮，而他們更是打定主意要將這樣的科技佔為己有。
如果說我們現在似乎已經離威廉・蘭迪格的科幻小說有點遠了，那麼要知道其實納粹鐘技術有一個應用面向，如同里希特所暗示的，就與太空有關。接下來，我們就要來探討這個面向，以及納粹餘孽妄圖在戰後稱霸太空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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