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裴隆在1946年2月24日的總統選舉中大獲全勝，現在納粹戰犯們已萬事俱備，可以準備從歐洲大規模逃往阿根廷了。”
——烏基・戈尼（Uki Goñi，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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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為止所呈現的證據表明，當納粹分子們準備從歐洲逃往其它安全的避風港，通常是拉丁美洲和中東時，他們都會選擇西班牙作為中轉站。鑒於鮑曼的撤離計劃的規模極為龐大，其不僅需要將大量的流動資金和資產轉移至安全的中立國家，而且還有同樣大量的技術資料、人員與資源也需要轉移。透過他與I.G・法本董事長赫爾曼・施密茨的密切私交所積攢的企業界人脈，鮑曼創造了一連串的空殼公司和互相交纏的董事會，並利用它們來將鉅額的現金轉移出歐洲。而且，鮑曼還能直接調動某些“黑色”U艇，因此實體資產也可以通過這種方式進行轉移。
但要轉移人員、技術設備、文件及其它計劃藍圖，則需要完全不同的手段。
鮑曼必須要尋求幫助。
這就引出了另一個至關重要卻經常被忽略的問題，即究竟是誰躲在這條鼠線（ratlines）的另一端，偷偷協助這群納粹分子逃出歐洲。當然，至今已有大量的研究是在探討梵蒂岡在這些行動背後所扮演的角色，而它也確實有份沒錯。然而，即使如此，這群逃亡中的納粹分子也必須要先有個地方落腳，尤其是如果鮑曼打算讓他的納粹國際將第三帝國的獨立科學研究延續下去，並在幕後繼續操控戰後政治的話。
我們可以從這個角度來列出一份清單，看看在要繼續進行獨立的科學研究、操縱經濟和政治局勢，以期最終復興納粹主義的前提下，哪一個國家是最適合供鮑曼領導的納粹國際潛伏的地方。鮑曼所需要的條件有：
- 一個中立的國家，其領土要足夠大，擁有足夠多的“荒野”或偏遠地區，好安全地容納大量人口；
- 同樣地，它必須要交通便利；
- 該國的政府必須對納粹主義友好，並且能容忍大批納粹分子的存在；
- 該國必須具備一定的科技水平，以便納粹國際能繼續追求其科學計劃，或是能在需要的時候透過與德國商界的聯繫來進口先進設備（參見下面的第六點）；
- 該國必須要有足夠廣大的領土來隱藏這些研究計劃，或至少是盡可能避免被公眾注意到；因此，從這個角度而言，即便是西班牙、瑞典、葡萄牙等國家也不符合條件；簡而言之，納粹國際不可能選擇歐洲作為潛伏的根據地，就不用說是繼續在這片大陸進行任何科學研究了；
- 該國必須與德國的商界有良好的關係，以便資金能夠輕易地從納粹的帳戶中出入，以及將硬資產轉換成流動資金。
眾所週知，梵蒂岡曾經協助納粹分子逃亡，所以這裡還有一點要補充： - 該國很可能是一個以羅馬天主教徒為主體的國家。
看完這份清單後就會發現，拉丁美洲幾乎符合絕大部分的條件。不過，如果以政府必須要對納粹抱持同情態度為前提，那麼名單就縮小到了智利、阿根廷、玻利維亞、巴拉圭，甚至是巴西。在這五個國家中，有一個特別引人注目，並且隨著我們的分析深入，它還會變得越來越顯眼：
阿根廷。
A. 上校的上校們與不解之緣的開始
在眾多關於鼠線行動的文獻中，阿根廷記者兼研究人員烏基・戈尼透過他的著作《真實的敖德薩：裴隆如何幫助納粹戰犯逃往阿根廷》（The Real ODESSA: How Perón Brought the Nazi War Criminals to Argentina）中填補了這段亟需回答的空白，他在這本書中講述了一直以來鮮為人知的、阿根廷是如何成為鼠線的目的地，以及該國的強人統治者胡安・裴隆又是怎麼幫助納粹分子逃到他的國家，並為他們提供庇護。在仔細翻閱了阿根廷國家檔案館中的相關文件後，戈尼證明了若非有一個擁有足夠地資源去窩藏上百名——甚至上千名——納粹分子的拉丁美洲政府的協助，整個鼠線行動便不可能成功。正如我們將看到的，他同時也證明了如果不是因為有這位阿根廷獨裁者的幫助，鮑曼意欲延續的納粹科學研究就根本無以為繼，儘管戈尼本人並不相信鮑曼真的逃出了柏林（註2）。雖然第三部分將論證鮑曼很可能參與了戰後的一項獨立的納粹科學研究計劃，但通過考察裴隆在協助納粹分子逃亡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們將揭示這位獨裁者之所以決定這麼做的政治動機，以及為什麼裴隆會希望讓納粹在他的國家繼續進行科學研究。
1. 歷史背景
a. 裴隆在歐洲
正如裴隆在其第二次總統任期結束到20世紀70年代重返阿根廷期間，在流亡西班牙的時候口述的回憶錄中所吐露的，他本人對紐倫堡法庭的合法性抱有嚴重的“疑慮”：
“我認為在紐倫堡所發生的事情，將會成為被後世永遠銘記的恥辱和教訓...我相信阿根廷人民也會同意，紐倫堡審判是一場笑話，這不是勝利者該有的風度，他們的行為就彷彿他們才是戰敗者一樣。現在我們都看清楚了，（盟軍）才是應該輸掉戰爭的一方。在我主政的時候，我經常公開批評紐倫堡審判，因為其毫無疑問是遺臭萬年的暴行！”（註3）
不管紐倫堡審判在道德上是否可取——想想就連史達林政權的御用檢察官都能成為庭上的法官了——直到他卸任總統很久以後，裴隆顯然自始自終都沒有改變過他的態度。
無論裴隆最初是出於什麼原因、從什麼時候開始同情納粹主義和第三帝國，可以確定的是這些想法早在1938年年輕的裴隆被派赴歐洲考察的時候就已經產生了，當時他還是阿根廷軍隊中的一名軍官。裴隆以軍事觀察員的身份遊覽了歐洲各國，並在法西斯義大利和德國建立了一些人脈。然而，根據戈尼的說法，裴隆在1942年的時候又去了一趟歐洲，在墨索里尼的軍隊中接受了特殊軍事訓練。戈尼還指出，裴隆曾覲見教宗庇護十二世，並與同樣來自阿根廷的特使胡安・卡洛斯・戈耶內切（Juan Carlos Goyeneche）私下會面，後者當時正奉阿根廷總統卡斯蒂略之命，前往柏林執行一項特別任務（註4）。
b. 阿根廷與軸心國
1942年的夏天正值“軸心國的巔峰”，因此卡斯蒂略的阿根廷會選擇向軸心國，尤其是納粹德國示好並不奇怪，彼時希特勒的軍隊正在蘇俄的腹地一路高歌猛進，隆美爾的非洲軍團則在利比亞和埃及沙漠連戰皆捷。卡斯蒂略，這位“軟弱的文人總統”必須小心翼翼地走好這條外交鋼絲，一邊“表面維持中立，另一邊則讓他手下的文職和軍事顧問繞過正常的外交管道，嘗試直接與柏林當局接觸。”（註5）
肩負這項重任的人就是那位阿根廷特使，他是一位年輕的“天主教民族主義者”，其曾祖父曾是烏拉圭總統，他的父親也曾在二次大戰之前“做過布宜諾艾利斯市的市長”（註6）。這位特使的名字叫做胡安・卡洛斯・戈耶內切，他是裴隆上校的密友與“秘密代理人”。此外，戈耶內切還與黨衛軍等外國情報機構建立了密切的交情，黨衛軍在戰前與戰時皆有大量的駐外人員被派駐在阿根廷（註7）。據戈尼指出，這些特工是“透過一系列被通稱為‘玻利瓦網路’（Bolivar Network）的秘密電訊發射器來與柏林保持聯絡，這些發射器遍佈了阿根廷的大部分地區。”（註8）
1942年，戈耶內切先是經由西班牙前往歐洲，接著又來到了法西斯義大利。按照戈尼的說法，戈耶內切此行是為了利用阿根廷與西班牙的外交關係，來與梵蒂岡當時的聖座國務卿喬瓦尼・蒙蒂尼紅衣主教（Giovanni Cardinal Montini，註9）進行接觸。蒙蒂尼之後還會在這個故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這裡只需要指出，後來當選成為教宗保祿六世並主持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的閉幕式的人正是蒙蒂尼。
1. 阿根廷特使與馮・里賓特洛甫
戈耶內切最終在1942年10月從義大利來到了柏林。抵達柏林後，他便立刻馬不停蹄地與他的老朋友、曾任德國駐布宜諾艾利斯大使館新聞專員的戈特弗里德・桑德斯泰德（Gottfried Sandstede）一起趕赴俄國前線，去探視佛朗哥的藍色師（Blue Division）。桑德斯泰德本人是施倫堡（Schellenberg）手下的特工，他後來因為間諜活動曝光而被迫離開阿根廷（註10）。
戈耶內切和桑德斯泰德返回柏林後，德國外交部的拉丁美洲分局的成員便主動聯繫了戈耶內切，並為這位特使安排了與德國外交部長約阿希姆・馮・里賓特洛甫的會面。
這次會面發生在1942年11月30日，地點是里賓特洛甫在西伐利亞的私人莊園，據戈尼表示，這次會談持續了數小時，桑德斯泰德負責擔任戈耶內切和里賓特洛甫之間的翻譯（註11）。戈耶內切此行的目的頗耐人尋味，原來他是想要尋求德國的援助與支持，“以幫助一位民族主義候選人贏得即將到來的1943年總統選舉...或者，如果失敗的話，就發動政變推翻主張維持‘中立’的卡斯蒂略。”（註12）換句話說，裴隆已經開始謀劃政變，並試圖尋求納粹的幫助。
不過，正是在里賓特洛甫的回覆中，我們才能看出阿根廷−納粹關係究竟是如何發展起來的大致輪廓。在發表了一番冗長的反猶言論後，這位外交部長：
“然後，他回答了戈耶內切關於阿根廷的三個具體問題：首先，德國會在戰爭結束後開始大量購買阿根廷的產品嗎？‘假如阿根廷願意堅守目前的立場，屆時它將收穫遠比其它沒有這麼做的國家還要更大的利益，’他表示說。‘我們可以買下阿根廷生產的一切，無論數量多少。’
其次，德國會願意承認阿根廷對福克蘭群島的主權嗎？‘英國是我們的敵人...直布陀羅就是一個十分荒謬的例子，因為沒有人會否認它明明就位於伊比利半島。同樣地，福克蘭群島距離阿根廷肯定也比英國更近。因此，我們絕對支持阿根廷捍衛屬於自己的正當利益。但我認為，除非阿根廷採取謹慎的選擇，否則這些島嶼最後可能會落入美國之手。’
再者，希特勒是否同意讓西班牙成為阿根廷與歐洲之間的‘天然橋樑’？‘如今阿根廷最緊迫的任務就是要與歐洲建立文化與精神上的聯繫。無論如何，我們十分樂見西班牙和阿根廷進一步深化與彼此的盟約。’”（註13）
馮・里賓特洛甫不過不失的外交辭令——以及戈耶內切同樣小心謹慎的提問——必須結合俄國前線的最新戰況來一起看待，當時蘇聯剛剛在史達林格勒發動了大規模反攻，馮・保盧斯（Von Paulus）的第六集團軍更在此役中全面潰敗，不得不投降。
簡而言之，戈耶內切被派往柏林表面上是為了與軸心國商討結盟一事，但他與德國人所面臨的情況卻因為戰局的驟變而變得複雜了。我們已經看到，納粹的高層領導人們很早就已經在開始制定戰後東山再起的計劃。馮・里賓特洛甫即便不是身處最高層，也算是足夠接近，所以他應該多少知道這些計劃，以及納粹的外交方針該為了因應它們而做出哪些改變。
於是，在這個背景下，他對戈耶內切做出的三個答覆就變得很耐人尋味了。首先，請注意里賓特洛甫聲稱，只要阿根廷願意堅守其“目前的立場”，即保持中立、不介入戰爭，那麼德國肯定會購買阿根廷的產品。雖然史達林格勒的潰敗造成的後果尚未完全顯現，但災難儼然已迫在眉睫，里賓特洛甫對此肯定心知肚明。所以他正在故作平靜地告訴阿根廷，千萬不要參戰，繼續保持中立。
這位德國外交部長對戈耶內切的第二個問題的回答更進一步坐實了這種解讀，因為他在表達了納粹德國在福克蘭群島問題上對阿根廷的同情後，隨即明確地表示：“但我認為，除非阿根廷採取謹慎的選擇，否則這些島嶼最後可能會落入美國之手。”這就是說，一旦阿根廷公開以軸心國盟友的身份參戰，或是太過直接地表現出對軸心國的同情，這倒頭來可能會為它惹上遠比英國還要大的麻煩，也就是美國。這清楚地表明了，德國外交部不僅希望阿根廷置身事外，而且更已經為戰後納粹撤退往阿根廷的計畫打下了外交基礎。
這就讓戈耶內切的第三個問題與里賓特洛甫的回答產生了全新的含義，戈耶內切拐彎抹角地詢問德國是怎麼看待西班牙的立場，這其實就是他想要確保自己有正確地理解了里賓特洛甫的意思。他提出的問題是“德國是否同意讓西班牙成為阿根廷與歐洲之間的橋樑？”，但它的言下之意其實是“德國是否打算入侵西班牙？”里賓特洛甫的回答十分圓滑，但同樣明確：“德國尊重西班牙與阿根廷的文化紐帶，也尊重阿根廷通過西班牙與歐洲建立的文化紐帶。”它換個方式來說就是“不，德國絕無意對西班牙動武，因為它將成為歐洲和阿根廷之間的橋樑。”對戈耶內切，還有他的導師兼好友胡安・裴隆來說，這番話的含義是很清楚的：戰爭已經無力回天，現在必須要制定其它計畫，而西班牙正是這些計劃的關鍵。
2. 黨衛軍代表與艾倫・杜勒斯的一次不尋常會面
但戈耶內切卻請求馮・里賓特洛甫在即將舉行的阿根廷總統選舉中支持一位“民族主義候選人”，這又是怎麼一回事？答案或許就在於戈耶內切在柏林會見的下一個對象，此人正是瓦爾特・施倫堡（Walter Schellenberg），希姆萊臭名昭彰的黨衛軍保安處（Sicherheitdienst）外國情報局局長。施倫堡是一位才幹不凡的情報專家，他曾多次警告納粹領導層，美國巨大的戰爭潛力最終必將使戰局倒向對德國不利的一方。由於他的警告始終被置若罔聞，施倫堡於是開始利用自己手上龐大的間諜和情報網路，在私下向西方盟軍提出了媾和的提議。在這些提議中有一項特別值得一提，因為它——再一次地——牽扯到了OSS駐瑞士分局局長艾倫・杜勒斯：
“這些媾和提議中最大膽的一次是發生在1943年，它是由施倫堡透過他的‘特別代理人’、斯柯達軍火公司駐馬德里的兩位代表馬克斯・馮・霍恩洛厄（Max Von Hohenlohe）和萊因哈德・施皮茨（Reinhard Spitzy）提出的。他們兩人在伯爾尼與OSS在歐洲的負責人艾倫・杜勒斯進行了多次密談。在施皮茨後來撰寫的關於這些密談的長篇報告中，這位美國情報局長表現出的態度可以說是令人不寒而慄：‘他（杜勒斯）已經厭倦了那些過氣的政客、流亡人士和偏激的猶太人整天在那邊說三道四。在他看來，當務之急是讓歐洲恢復和平...雖然他對蘇俄沒有好感，但他並不完全排斥國家社會主義的思想與政策...他還說，任何一個正直的歐洲人都無法忍受猶太人總有一天會捲土重來的可能性。’有趣的是，施皮茨同時也是施倫堡獲取阿根廷方面的情報的‘渠道’之一，他藉此來規避正規的情報體系運作。與杜勒斯的密談結束僅僅幾個月後，施皮茨便在施倫堡的授意下，嘗試與裴隆手下的一名上校在馬德里就一項秘密武器交易進行談判。”（註14）
這裡有許多值得細究的地方，在繼續下去之前最好先將它們梳理清楚。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這兩位遊走於施倫堡與杜勒斯之間的聯絡人是總部位於捷克斯洛伐克皮爾森的斯柯達軍火公司的代表。當然，斯柯達公司的工程部門其實就是黨衛軍上級集團領袖漢斯・卡姆勒的秘密武器智庫的馬甲。因此，杜勒斯極有可能通過這些聯繫，從這些人那裡了解到一些關於卡姆勒集團的情況，即使他所掌握的肯定只是冰山一角。這種可能性之所以必須考慮，是因為如同我在《黑太陽帝國》中指出的，巴頓將軍曾在戰爭末期率領美國第三集團軍進攻這個地方，假如卡姆勒的秘密武器“智庫”的總部及其相關設施確實藏身在此處，那麼這次進攻似乎就不再像它表面上顯得那麼毫無道理了。就像我在那時所說的，這意味著第三集團軍很可能實際上是受到了來自高層的直接指示（註15）。這些密談或許是另一個微小的線索，顯示這種可能性的確存在。
其次，請注意施皮茨所講述的杜勒斯本人對媾和的回應。平心而論，杜勒斯的答覆或許只是為了讓德國人“聽見他們想聽的話”，但杜勒斯確實曾經私下嘗試過說服美國政府高層，或許與德國單獨媾和才是明智之舉。但如果這些答覆真的是他的真心話，那麼他在後來與萊茵哈德・蓋倫的合作，更不用說是他稱讚保羅・曼寧正“走在正確的道路上”，就有了更為險惡的含義了。光是施倫堡的手下選擇去求見杜勒斯，就足以說明施倫堡非常了解後者的性格及其私底下的真實想法。
最後，同樣需要注意的還有施皮茨在馬德里與裴隆的手下進行的軍火談判。這無疑已說明了在即將舉行的阿根廷總統選舉中，誰是德國心目中的“合格”候選人，顯然德國已經準備好要在必要的時候為裴隆一夥人提供武裝。
3. 上校的政變
1943年1月初，德軍在史達林格勒的敗局已無可改變，戈耶內切在這時特地前往東線司令部拜會了海因里希・希姆萊。兩人的談話內容十分平淡，但希姆萊仍請託接下來要去訪問羅馬的戈耶內切在庇護十二世面前替自己美言幾句（註16）。戈耶內切之後從柏林返回馬德里，與西班牙外交部長拉蒙・塞拉諾・蘇涅爾（Ramón Serrano Suñer）共進午餐，討論他即將前去拜會庇護十二世和墨索里尼的事宜。戈尼透露了更多這位阿根廷特使此行真正的目的：
“他正在籌劃一場將有來自維琪法國、匈牙利、羅馬尼亞、斯洛維尼亞、義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親軸心國天主教代表們出席的會議，他們要在羅馬開會，討論如何將既有的基督教秩序整合入新秩序（New Order）中。”（註17）
在前往羅馬的途中，戈耶內切又兩次會見了喬瓦尼・蒙蒂尼紅衣主教，然後他順利見到了教宗庇護十二世，後者建議阿根廷應該繼續保持中立。教宗甚至起草了一份支持阿根廷維持中立的聲明（註18）。之後，這位特使繼續會見了墨索里尼，並得到了他對政變的支持（註19）。
1943年6月4日，戈耶內切、軸心國和梵蒂岡醞釀已久的陰謀終於發生了，由庇隆領導的一群上校發動政變推翻了卡斯蒂略，將其趕出了玫瑰宮。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戰後納粹國際的雛形正是在這時開始形成的。史達林格勒的慘敗與英國在北非阿拉曼戰役的勝利，使得軍事主動權逐漸從軸心國轉向了同盟國。
如前所述，戈耶內切在1942−1943年出訪德國最初的目的很可能就是為了爭取德國對政變的支持，並進一步與軸心國建立秘密聯盟。不過在里賓特洛甫的勸阻下，雙方最終只能退而求其次：在布宜諾艾利斯建立一個親軸心國的“中立”政權。更重要的是，就像戈尼所揭示的，透過與歐洲各個傀儡政府中的親納粹派系進行結交，阿根廷其實非常深度地參與了納粹主義的“國際化”嘗試，而這一切都得到了梵蒂岡的幕後支持。威廉・蘭迪格曾在他的科幻小說中暗示過納粹主義將一邊繼續以德國為核心、一邊追求“國際化”，現在小說的內容又再次“反映了現實”。
此外，在裴隆手下的官兵們成功政變後，雙方也確實開始了秘密合作：
“與阿根廷軍方的合作關係很早就已經確立了。正如他在戰後告訴美國審訊人員的，沃爾特・施倫堡曾在1943年5月批准了一項‘相互合作協議’。協議的內容包括潛伏在阿根廷的納粹特工將不再被逮補，而是會被允許偽裝成阿根廷秘密情報局的成員，他們可以使用外交包裹來在布宜諾艾利斯與柏林之間發送‘機密資料’，他們甚至還建立了一套預警系統，以防止這群德國特工因為任何可能的‘內閣衝突’而被捲入危險之中。作為回報，阿根廷軍方被允許使用納粹特工強大的無線電通訊網路，分享潛伏阿根廷的其它鄰國中的納粹線人所提供的情報，並且雙方還將合作組建一個以阿根廷為主導的南美洲國家聯盟。”（註20）
於是，現在又有了另一條將物資從歐洲運往阿根廷的管道，利用阿根廷的外交包裹作為掩護，同時也作為戰略撤退計劃的一部分，鮑曼現在幾乎可以將任何敏感的東西從搖搖欲墜的帝國中偷運出去，特別是機密文件、檔案和圖紙。另外，當納粹同意協助阿根廷組建“國家聯盟”時，納粹國際的另一個重要部分也就隨之誕生了，本章的後面與第二部分將對此進行更詳盡的闡述：這是一個介於美國和蘇聯這兩大戰後可能的權力中心之間的“第三陣營”。
4. 裴隆的“第三位置”及其國際地緣政治影響
事實上，胡安・裴隆早在1947年就已經開始與他未來的外交部長討論起了他所謂的“第三位置”（Third Position），即走出一條既不屬於極右資本主義、也不屬於極左共產主義的道路。裴隆對自己的理念充滿了執著，以至於當他在阿根廷掌權後，他和他的情報總監魯道夫・弗雷德（Rodolfo Freude）還曾邀請親納粹的比利時“雷克斯主義者”（Rexist，註21）皮埃爾・達耶（Pierre Daye）來訪阿根廷，並與裴隆親自會面。裴隆和弗雷德兩人皆對達耶試圖在阿根廷與歐洲推廣的政治理念感到印象深刻：
“他們尤其感興趣的是（達耶的）一個構想，即發起‘一場運動，團結所有不願意追隨既有的兩條路的人：美國民主資本主義，它自詡是自由與私有財產的捍衛者；布爾什維克或共產主義，它既是私有制資本主義的掘墓人，也是個人自由的毀滅者。”（註22）
正如我們將會在第二部分看到，這是一個具有強大地緣政治意義的思想，因為在戰後的世界，納粹確實對許多國家的政府和政治運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5. 阿根廷對德國宣戰和裴隆的真實想法
從1942開始，盟軍就一直不斷在向阿根廷施壓、要求其加入同盟國的一方參戰，尤其是在1943年的政變發生後。阿根廷最終在1945年3月選擇“屈服”，正式向德國宣戰，此時距離德國在同年5月7−8日投降也就只剩下差不多一個月而已。但就像裴隆後來承認的：
“這份虛偽的宣戰聲明的目的很明確：‘即便外交關係中斷了，但我們並未失去與德國的聯繫，’裴隆在1976年說道。‘我們實際上是被請求宣戰。儘管乍聽之下似乎很奇怪，但德國確實從我們的宣戰中受益了：一旦阿根廷成為交戰國，它就有權在戰爭結束時進入德國；這意味著我們的飛機和船艦將能夠在這時派上用場。那時我們擁有FAMA（阿根廷商業航空公司）的商用飛機與向義大利買來的船艦。正是多虧了它們，後來才能有那麼多人逃來阿根廷。’”（註23）
隨著阿根廷決定“宣戰，這同時也反映出了裴隆究竟是如何看待這場戰爭的，現在阿根廷在納粹分子的“鼠線”中所扮演的角色已經相當清楚了，而裴隆無疑也有他自己的盤算。
最高興的人肯定是鮑曼。
這麼說並不是在開玩笑，因為這實際上為海德里克的猜想提供了另一條可能的路線和替代方案，現在阿根廷的飛機和船隻不僅可以大搖大擺地進入任何納粹佔領區——例如挪威——或是親納粹的西班牙，而且它還可以一邊懸掛阿根廷國旗，一邊在美國、英國和蘇聯提供的安全保障下偷偷運送納粹分子與任何他們想要的東西！戈耶內切和里賓特洛甫的談話已經暗示了，阿根廷將在未來扮演為納粹的資產洗白、同時為納粹分子及其傀儡盟友提供避風港的角色，這是一個胡安・裴隆、納粹國際以及馬丁・鮑曼本人三贏的結果（註24）。
B. 鼠線與阿根廷的角色
1. 烏斯塔沙−梵蒂岡的彩排
裴隆與梵蒂岡其實曾為了鼠線行動而在更早以前做過一次“彩排”，這從裴隆和喬瓦尼・蒙蒂尼紅衣主教在1946年的秘密談判便可見端倪，當時他們正在商討要如何為義大利戰犯及其他逃亡者建立另一條鼠線（註25），其中最臭名昭彰的就是克羅埃西亞的納粹傀儡政權烏斯塔沙（Ustashi）。1941年德國入侵南斯拉夫後，第三帝國將克羅埃西亞從該國單獨分割了出來，並扶植了一個親納粹的政府。
如果說德國的納粹分子是在無神論意識形態與毒氣室的驅使下，而將種族滅絕變成了一種工業流水線作業，那麼克羅埃西亞的烏斯塔沙政權則是由一群虔誠的天主教徒領導，所以他們實施的滅絕計劃也充滿了中世紀風格。他們為了建立一個種族純潔、百分之百由天主教徒構成的國家所採取的手段包括了大規模槍決、棍棒毆打與斬首。到了戰爭結束時，已大約有七十萬人在亞塞諾瓦茨（Jasenovac）及其它地方的烏斯塔沙集中營中喪生。烏斯塔沙政權最猛烈迫害的是信奉東正教的塞爾維亞人，但猶太人和吉卜賽人同樣也被列入了死亡名單（註26）。
這個暴虐無道的政權的領導人是安特・帕維里奇（Ante Pavelic），他又被稱為“克羅埃西亞獨立國的元首”（註27）。就在梵蒂岡對納粹德國的種族滅絕避而不談的同時，“克羅埃西亞的羅馬天主教會卻成為了帕維里奇的暴行的狂熱支持者，”（註28）其中就包括在薩格勒布（Zagreb）頒布的一項種族法，該法律不僅規定猶太人必須佩戴大衛之星臂章，信奉東正教的塞爾維亞人也必須佩戴藍色臂章，以表明他們是東正教徒而非羅馬天主教徒（註29）。烏斯塔沙政權的殘暴，甚至連納粹自己都看不下去了！
1941年8月，德國陸軍駐克羅埃西亞代表埃德蒙・格萊斯・馮・霍爾特瑙將軍（Edmund Glaise von Hortenau）的辦公室向柏林發送了報告稱，如今有二十萬塞爾維亞人“正淪為烏斯塔沙領導人所煽動的原始動物本能的犧牲品。”1942年2月17日，希姆萊收到了一份關於“烏斯塔沙軍隊在克羅埃西亞對東正教平民犯下的暴行”的詳細報告。特工們告訴希姆萊，烏斯塔沙的暴行“針對的不僅僅是適齡入伍的男性，而是還包括了手無寸鐵的老人、婦女和兒童，他們簡直就像野獸一樣殘暴。被克羅埃西亞人殘忍屠殺、折磨致死的東正教徒粗估至少有三十萬人左右。”（註30）
當然，納粹對這場大屠殺的反感絕不是因為人道精神，而是因為他們還需要與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這兩個東正教國家維持友好關係。
不管納粹德國的真實動機是什麼，它確實還是要求帕維里奇撤換掉了他手下其中一名最殘忍的劊子手，有證據顯示第一條從歐洲延伸往阿根廷的鼠線之所以會誕生，就是薩格勒布發生的政權危機所導致的結果，這使得帕維里奇不得不透過他與裴隆的友誼，來為他的手下們備妥阿根廷護照（註31）。隨著戰爭接近尾聲，帕維里奇將自己手上的巨額資產轉移到了梵蒂岡和瑞士，以便繼續維持他在阿根廷的親納粹且絕對忠於天主教的烏斯塔沙流亡政權的運作（註32）。協助並慫恿轉移烏斯塔沙的非法資產的幫兇正是阿洛伊斯・耶胡達主教（Alois Hudal），他是帕維里奇政權的長期支持者，同時也參與了梵蒂岡幫助納粹分子逃往阿根廷的行動（註33）。
2. 阿根廷的三條鼠線
奇怪的是——或者，考慮到迄今為止的種種，這也許沒有真的那麼奇怪——德國卻是在戰爭已經結束後的1945−46年才開始直接支持裴隆，當時魯道夫・弗雷德的父親路德維希（Ludwig）“作為裴隆的長期好友，且與納粹也有交情的他積極號召在阿根廷的德國商人們為裴隆在1945−1946年的總統競選活動捐款，而這似乎更加印證了這位上校實際上是聽命於納粹的傳聞。”（註34）現在應該已經很明顯了，每當人們在談論那段時期的“德國商人”時，他們所指的其實就是鮑曼。縱使是不相信鮑曼在戰後出逃到阿根廷的戈尼，也承認當時有一份美國的反間諜報告指出，“路德維希・弗雷德‘資助了世界各地的納粹抵抗運動’。”此外，戈尼還指出：“有傳言稱，希特勒的副手馬丁・鮑曼就躲藏在阿根廷，與弗雷德一起合作。”（註35）
裴隆與他身邊的這位間諜大師的關係是如此緊密，以至於當後來一場針對裴隆的傀儡埃德爾米羅・法雷爾（Edelmiro Farrell）——他與本書作者毫無關係！——的短暫政變發生，導致身為副總統的裴隆一度被囚禁時，也是魯道夫・弗雷德與裴隆的支持者們迅速瓦解了這場政變，並幫助裴隆贏得1946年的總統選舉（註36）。
在裴隆的主政下，鼠線衍生出了三條不同的路線：
- 北方路線，途經丹麥、瑞典和挪威；
- 瑞士路線，這條路線毫無疑問是在伊娃・裴隆親自訪問馬德里時促成的，她極可能在那裡與黨衛軍上校奧托・斯科爾茲內（Otto Skorzeny）有過接觸（註38），以及，
- 南方路線，即從義大利熱那亞乘船出發，這需要用上梵蒂岡簽發的外交護照和熱那亞大主教朱佩塞・西里紅衣主教（Giuseppi Siri）提供的虛假身分證（註39）。
裴隆製造這些鼠線的目的是為了吸收科技人才，讓他們為自己雄心勃勃的航空計劃所用，以及為阿根廷空軍研發現代噴氣式戰鬥機。的確，在這些被他吸收的人才中就包括了才華洋溢的親納粹法國噴氣式戰鬥機設計師埃米爾・德瓦蒂納（Emile Dewoitine），以及同樣出類拔萃的德國人庫爾特・坦克（Kurt Tank），我們會在進入第三部分的時候再次簡要地提到他。
當然，所有這一切陰謀詭計都離不開馬丁・鮑曼的身影，以及他可能早已帶著那些掠奪而來的戰利品逃出歐洲的可能性。
但有任何證據能證明這真的發生過嗎？
怪的是，證據還真的有，而且它正是來自阿根廷中央情報局的一份十分不尋常的戰後文件。這是一份由裴隆和鮑曼共同持有的銀行帳戶對帳單，帳單中包含了用不同貨幣計價的財產。
鮑曼和裴隆究竟是如何運用這些資金——它們包含了巨額美元、瑞士法郎、比利時法郎、荷蘭弗羅林，以及數公斤的黃金、鉑金和鑽石——這一點將會在第三部分詳細解釋。
總之，我們對納粹國際的背景考察就差不多到這裡告一段落了。接下來，就讓我們來看看他們在戰後具體的政治計畫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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