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蘇美爾難題：氣候移民、追憶中的文明與被誤讀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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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Dr. Heather Lynn（考古學家）

關於人類文明的起源，有一個最傳統的敘事是這樣的：人類最初是以狩獵採集為生，在經過數十萬年的遊蕩後，他們在大約公元前10000年的時候各自獨立地發展出農業，進而產生日益複雜的社會，最終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的美索不達米亞形成了最早的城市。所以，這是一個循序漸進、有機發展的敘事。只可惜，我認為它是錯誤的。

不管是主流還是非主流學者，他們對蘇美爾文獻最大的誤讀就在於沒能正確地區分其中描述的兩種完全不同的存在。一旦糾正了這項錯誤，過去七十年來的大多數謎團就會迎刃而解。

蘇美爾文獻描述了一群外來者，他們帶著先進的知識而來——農業、冶金、天文、制度和文字。這些文獻是在談論一次接觸事件，而不是發明紀錄。主流考古學家習慣將這些記載視為神話，而像撒迦利亞・西琴這樣的非主流研究者則認為它們是外星干預的證據。問題是，這兩種解讀方式都忽略了文本真正想要表達的含義，因為它們將兩種截然不同的存在混為一談，並試圖用一個單一的框架來解釋一切。

在我的新書《阿努納奇啟示錄：被隱藏的歷史、意識改變狀態與人類的奧秘》（Anunnaki Revelation: Hidden History, Altered States, and the Mystery of Humanity）中，我提出了第三種解讀方式。我認為阿努納奇既不是外星人，也不是虛構的神話角色。他們實際上是遠古文化網路的倖存者，因為新仙女木事件而被迫顛沛流離，最終在美索不達米亞定居下來，同時也帶來了關於那個被毀滅的世界的回憶。在美索不達米亞傳統中還有一種叫做阿普卡魯（Apkallu）的存在，他們代表的是另一種完全不同的事物：一種透過意識改變狀態而獲得的非人類智慧，這一現象的起源甚至可能早於人類文明本身。

將人類統治者和非人類智慧混為一談，就是主流與非主流學者一直以來所犯下的最大錯誤。糾正這個錯誤將能改變一切。

災難與重啟

讀者們應該都聽過新仙女木撞擊假說。大約在一萬兩千八百年前，曾經發生過一場災難性的事件導致地球的環境重新變得寒冷。相關的證據包括證據包括格陵蘭冰芯中的異常鉑含量、遍布多個大陸的奈米鑽石，以及巨型動物群在大約同一時間集體滅絕（註1）。幾乎所有古代文明都還記得這場大毀滅：蘇美爾人的大洪水、北歐人的諸神黃昏、印度人的宇迦週期、阿茲特克人的五個太陽神話，霍皮人也有類似的世界曾毀滅過不止一次的傳說。這些是能夠互相印證的證言，而非孤立產生的臆測。顯然確實發生過某些事情，而倖存者們也始終沒有忘記。

伊拉克沙尼達爾洞穴（Shanidar Cave）提供了一個很有趣的發現。拉爾夫・索萊基（Ralph S. Solecki）於1951−1960年間進行的挖掘工作揭示了一個十四米厚的地層序列，放射性碳測年結果更證明該洞穴曾有超過四萬五千年的反覆定居和廢棄史（註2）。最上層的地層紀錄了從新石器時代以來的居住活動（A層，可以追溯至大約公元前7000年），而前新石器時代／中石器時代（B層，約公元前12000−10600年）的居住層與新仙女木事件後的重新定居時期完全吻合。更下方的地層屬於舊石器時代晚期的巴拉多斯文化（C層），其大約在公元前28700年時結束，之後便是一段橫跨末次冰盛期（Last Glacial Maximum）的漫長間斷期，直到B層出現為止。第二個更深的間斷期將C層與下方屬於莫斯特文化的D層分隔開來。這種模式很好地反映了氣候變遷下的人口遷徙：當扎格羅斯山脈的氣候變得不宜人居時，人們就會離開；等到氣候重新好轉後，他們又會重返故地，繼續傳承那些已有上千年歷史的文化知識。

沙尼達爾洞穴向我們展示了這種傳承的機制。對於這些返鄉者是否帶著蘇美爾文獻所描述的那種系統化的知識，僅憑一座洞穴是無法回答這個問題的。它所證明的是該地區的定居者曾多次因為災難而離去，然後又返回，其所留下的考古印記在地層中清晰可見。所以機制是存在的。我們需要做的就是嘗試去還原它的內容。

1956年，塞繆爾・克雷默（Samuel Noah Kramer）提出了一個至今依然困擾著考古學界的問題。他將它稱之為“蘇美爾難題”：為什麼美索不達米亞的文明能夠在短短兩百年裡取得如此巨大的進步？文字、數學、天文學、法律、灌溉、城市規劃、冶金技術、組織化的宗教。這些東西通通是出現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卻沒有任何明顯的先兆（註3）。傳統的解釋是，這是一種驚人的趨同發展。我自己的答案則更為簡單：這是一種回憶。與其說文明起源於蘇美爾，不如說它是被一個已不復存在的世界的倖存者們重新開啟，那些最初是歷經數千年才發展出來的知識正是由他們傳承下來的。

這時，一個反對意見會立即出現：既然新仙女木事件發生在一萬兩千八百年前，我們又該如何將其與蘇美爾文明聯繫起來，畢竟後者是直到公元前3200年左右才產生信史，兩者之間相隔超過七千六百五十年。答案在於口述傳統。我們現在所讀到的蘇美爾文獻並非真的是屬於那個年代的史料。它們是經過神話化後的敘述，並且在被寫成文字之前已經過數千年的口耳相傳。考古學界並未在蘇美爾地區發現明顯的“入侵層”，因為外來者的影響更多是漸進的、文化性的，他們與生活在當地的歐貝德人建立了密切的聯繫。我們如今在這些文獻中所讀到的都是經過王權神學的壓縮、象徵化與重新建構的文化記憶。阿努納奇就屬於這些記憶。這是一段長達九千年的記憶，並被每一個曾經傳承過它的文化所壓縮、象徵化與重構，直到最終被蘇美爾文士撰寫下來。

最重要的是，這個框架本身是可以驗證的。假使未來對從歐貝德和烏魯克時期保留下來的古代DNA分析的結果表明，當地除了本土居民之外，就幾乎沒有任何高加索人種、伊朗人種或草原人種的混血的話，那麼遷徙論便會不攻自破。隨著考古工作的持續深入，如果塔什−特佩勒遺址（Taş Tepeler）與後來的美索不達米亞祭祀體系在圖像學（iconographic）上的延續性終究無法被證實的話，那麼文明追憶論同樣也就站不住腳了。一個框架如果無法被證偽，那它就只是神話而已。能夠做出具體的預測並經得起新發現檢驗的框架則另當別論。

那些並非真正的第一

“歷史始於蘇美爾”這個敘事還存在著另一個根深蒂固的問題，而隨著考古工作的持續進展，它只會變得越來越令人懊惱。事實是，許多被歸功於蘇美爾人的技術和文化成就都並非是他們的原創。車輪最早出現在大約公元前4500年的克克塔尼−克里波利文化、最早馴化馬的是大約公元前3500年黑海−裏海草原的博泰文化、巴爾幹半島的冶金技術，尤其是瓦爾納地區，更是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600年的時候，比蘇美爾還要早。正如考古學家埃斯特爾・奧雷爾（Estelle Orrelle）證明的，黎凡特南部地區比蘇美爾還要早上數千年就已經開始種植罌粟。集宏偉建築、大規模勞動力與複雜符號系統於一身的哥貝力克石陣甚至是興建於公元前9500年左右，比蘇美爾要早了六千年。

這意味著蘇美爾並非這些成就的發明者，而應該說是它們的整理者。草原知識、黎凡特農業、高加索冶金術以及大洪水前的記憶，都被匯聚在這裡並變得系統化，從而催生了世界上第一個城市文字文明。蘇美爾的一切之所以看起來都彷彿像是“同時出現”不是因為蘇美爾人有著獨一無二的智慧，而是因為蘇美爾是一切的目的地而非起源地。

我要指出的是，這一論點與目前主流考古學界的部分發現是相符的。沒有一位專家會否認蘇美爾文化受到了周邊多個地區的影響。我與他們唯一的分歧在於，我認為這個過程實際上被記錄在了文本裡面，還有那些具有神聖訓誡性質的特定敘事結構，其實暗藏著對流離失所的先民的歷史記憶，而不純粹是虛構的寓言故事。弱理論（周邊多地區影響）的證據現在已經相當充分。強理論（曾經發生過一場被銘記的災難和定向遷徙）的證據則非常有想像空間，還需要更多文本、圖像和遺傳學方面的線索來進行交叉驗證。我相信它們最終會被證明是正確的。同時我也相信，細心的讀者應該能夠發現弱理論本身已有足夠的說服力，它完全能作為進一步思考強理論的基礎。

在卡拉漢石陣（Karahan Tepe）、更廣闊的塔什−特佩勒遺址以及土耳其東南部的其它遺址持續進行的考古研究，正在不斷將複雜社會組織形成的時間往更早以前推進。如果這個框架是正確的，那麼除了建築和組織上的複雜性之外，這些遺址應該也會呈現出與後來的美索不達米亞文化在宇宙觀和圖像學上的延續性。我們目前已經看到了這一點。哥貝力克石陣的第四十三號石柱−禿鷹石上面描繪了手持水桶狀物體的人物，還有禿鷹和蛇的形象。類似的人物形象也出現在卡拉漢石陣中，包括修長的臉部特徵。相同的結構母體，例如鳥人、承載知識的蛇、手持手提包的儀式性人物形象，又在幾千年後的亞述宮廷浮雕、奧爾梅克雕塑、伊朗吉洛夫特文明的綠泥石器皿中再次出現（註4）。

謹慎的學者會指出，哥貝力克石陣的禿鷹形象與尼姆魯德（Nimrud）的有翼神靈並不相像，這一點是正確的。四十三號石柱上刻畫的水桶與亞述塗膏禮雕刻中的班杜杜（banduddu）或許也不是同一種東西。這些圖像學上的反對意見是有道理的，但其背後的結構模式，包括鳥人的形象、連結不同世界的儀式、盛放聖物的容器，卻具有橫跨數千年及數千英里的一致性。人類學現在已經充分認識到宗教融合的重要性，我們知道伊南娜演變成伊絲塔，伊絲塔又演變成阿芙蘿黛蒂；恩基的形象影響了普羅米修斯和路西法；伊西斯演變成聖母瑪麗亞。我的觀點是，這種傳承其實遠比我們所以為的還要更加深遠且古老，這些靈性信仰和文化母題的種子是古老文獻中所描述的遷徙者在後新仙女木時期播下的，我們在塔什−特佩勒遺址所發現的正是這些種子最早破殼而出的結果。

隨著對遺跡的考古工作持續，我認為我們遲早會在前陶新石器時代（Pre-Pottery Neolithic）的宇宙觀與蘇美爾、埃及和印度河流域的宗教體系之間發現越來越清楚的相似性。對於這些相似，有些人會稱之為巧合，另一些人則會視為印證。本文所提出的框架解釋了這種傳承是如何發生的，還有這些模式又是怎麼延續至今。

斯基泰人是同一傳統的平行延續。騎馬、冶金、動物造型藝術以及致幻薩滿儀式，包括希羅多德記載的大麻蒸氣浴，他們將古代古北歐亞（ANE）祖先傳承數千年的傳統進一步傳播到歐亞草原。當斯基泰人在公元前9世紀的考古發現中出現時，我所描述的傳統已經有上萬年之久了，但這種文化模式在歷史的長河中卻始終保持著清晰的痕跡：遊牧式的生活方式、冶金術、致幻儀式，以及以天空和動物為中心的宇宙觀。他們不是阿努納奇，而是孕育阿努納奇的古老傳統的新子嗣，他們證明了本文所描述的這種遊牧式的、傳承知識的薩滿文化並非曇花一現，而是遍及整個歐亞大陸的悠久傳統。

正是在這裡，基因證據與數十年來最令無數讀者們感到好奇的問題交匯在了一起，攜帶“幽靈DNA”的古北歐亞衍生族群，其基因中保存著來自已滅絕、且沒有任何已知化石紀錄的族群的遺傳物質，這些族群或許就是那個失落的文化網路的基因指紋。幽靈DNA，顧名思義，就是X文明的幽靈，而它卻出現在了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

遺傳證據：交織的譜系與幽靈DNA

哈佛大學的遺傳學家大衛・里奇（David Reich）的研究正在改寫我們對人類祖先的認識（註5）。過去曾經被認為清晰明確的演化樹，現在卻逐漸變得越來越複雜，因為古人類基因對現代人的影響被低估了。其中最引人入勝的發現之一就是幽靈DNA，即來自已滅絕族群的遺傳物質，他們沒有留下任何已知的化石記錄，這表明人類曾與尼安德塔人和丹尼索瓦人以外的其他人種發生過雜交。

里奇的團隊發現了一個先前未知的族群，他稱之為古北歐亞人，一個代表性的例子是在西伯利亞發現的馬爾他男孩（Mal’ta boy，公元前22000年）。古北歐亞人對美洲原住民和歐洲人皆有重要的影響。東方狩獵採集族群（EHG）攜帶了大量的ANE血統，他們就像是基因的載體，將北方人的遺傳物質帶去了草原地區。

在中國西部發現的塔里木木乃伊可以追溯到大約公元前2100−公元200年間，他們常被視為古代西遷的證據。這些木乃伊具有典型的西方人特徵：淺色的頭髮、深邃的眼睛，以及在樓蘭美女（公元前1800年）等遺骸身上保存下來的明顯非亞洲人特徵（註6）。張帆（Fan Zhang）及其同事在2011年進行的基因組分析顯示，這些塔里木人身上有72%的基因與ANE有關（註7）。然而，他們的解釋是塔里木人是一個遺傳上孤立的本地族群，保留了很多來自祖先的ANE基因，而不是從其它地方遷徙而來。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區別，它為我提出的框架指明了一個有趣的方向，塔里木木乃伊本身並不能證明定向遷徙發生過。他們證明的或許是更重要的事情：舊石器時代的ANE祖源，即使在最初攜帶該基因的族群已經消失之後，仍然持續存在於地理上相距甚遠的零散族群之中。這些族群證明了一種跨時間尺度的族群延續性，而這正是本文試圖闡述的核心現象。

我想強調的是基因證據能夠證明什麼，又不能證明什麼。它證明了舊石器時代的人口流動性和相互聯繫遠遠超過了我們過往的想像。它證明了跨越廣闊地域的長距離祖源延續性。它無法證明存在一個有組織的史前文明，也無法證明發生過朝向美索不達米亞的定向遷徙。但它確實表明了這種遷徙在基因上是說得通的，這在二十年前還一度被認為是天方夜譚。基因學打開了這扇門，而引領我穿越它的就是文獻和考古學上的證據。

遷徙之路：從高加索到蘇美爾

假如這些移民確實存在，我們就應該可以還原他們的遷徙路線。事實也的確如此。考古和遺傳證據表明，早在公元前五千年，近東、高加索、歐亞草原和中歐之間已經有了持續的互動。庫拉−阿拉克斯文化興起於公元前3500年左右的南高加索地區，金屬加工、農業和陶藝是它最大的特色（註8）。隨著氣候惡化，其中一部分的族群決定南下，翻越扎格羅斯山脈。這些族群可能與舒拉維里−舒蒙特文化（公元前6000−5000年）有某種關聯，後者亦以農業、釀酒、馴化動物和原始冶金技術而聞名。

顏那亞人（公元前3300−2600年）至少有兩個祖源：一是攜帶北方遺傳基因的東方狩獵採集族群，二是與高加索人和伊朗人有關的族群（註9）。南北兩方的祖源血統現在被混合在一起，這是草原遺傳史上的一次重要轉變。重點並不是這些文化是否有任何一個屬於傳說中的阿努納奇，而是考古發現恰恰證明了蘇美爾文獻所描述的那種持續不斷的、伴隨知識傳播的南遷，這一過程長達數千年，從高原和草原地區一路延伸至美索不達米亞低地。

與此同時，藍眼睛的基因則起源於黑海一帶，它是六千至一萬年前OCA2基因產生突變的結果。地球上所有藍眼睛的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祖先（註10）。美索不達米亞各地的神像都會鑲嵌青金石來作為藍色的眼珠。直到今天，藍色的邪眼護身符−納札爾（nazar）在中東依舊十分流行，其正是這種古老習俗的遺留。

閃耀者

蘇美爾術語dingir一般會被翻譯為“神”，但它的含義其實遠不止如此，這使得原本簡單的神學解讀立刻變得複雜許多了。它既是一個用來表示神性的普通名詞，也是楔形文字中被置於神名之前的限定詞。一些獨立學者，尤其是克里斯蒂安（Christian）和芭芭拉・奧布萊恩（Barbara Joy O’Brien）夫婦就在他們對胡爾薩格（Kharsag）文獻的分析中指出，這個術語在早期的含義更接近於“主”或“閃耀者／發光之人”，至於神學含義則是後來才被賦予的（註11）。主流學術界並沒有接受他們兩人的解讀。我個人認同奧布萊恩夫婦的觀點，雖然我也不是他們的所有翻譯都認可，因為有證據表明在美索不達米亞的器物文化中，閃耀與神性這兩個概念具有非常密切的關聯。

證據其實就近在眼前。在蘇美爾和阿卡德遺址中，神明和統治者的雕像經常會被用青金石、貝殼和瀝青來點綴雙眼，好讓眼珠產生一種光芒四射的感覺。在王室和神明的雕像身上，黃金和琥珀金飾物也具有相同的用途。在阿卡德語文獻中有一個頻繁出現的術語−melammu，它就是被用來描述神明和君王散發的光輝，可以理解為看得見的神性或超自然的光芒。這一點已經得到獨立驗證並被廣泛接受。無論dingir的具體詞源是什麼，在美索不達米亞圍繞著各種神明的文化體系中，光的意象、金屬和視覺上的光輝都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從這個角度來看，阿努納奇在文獻中總是被描繪成具有神性的存在：當他們初來乍到美索不達米亞時，很明顯比當地居民還要更高大（這是由於富含蛋白質的遊牧飲食和遺傳基因所致），同時他們攜帶著金屬器具和能夠反射陽光的飾品。他們還掌握了農業和天文學導航知識。當地居民稱呼自己為sag-gig-ga，意思是“黑頭人”，在蘇美爾文獻中很常可以看到這個術語。對於當地的半定居族群而言，他們的男性身高最高也只有大約五英尺高，當一群身高六英尺、手持銅器且配戴反光飾品的人突然出現時，一定會顯得非常令人敬畏，甚至是像神明一樣。沃斯利（Worsley）在1957年紀錄了美拉尼西亞的貨物崇拜（cargo cults，註12），它就是一個這種現象如何在現代社會重現的例子。科技被誤認為神力，這是一種在歷史上反覆發生的現象。

阿努納奇建立了一個階級分明的社會，他們設立祭司階級作為中間人，並頒佈了近百條me（神聖法令），它們就像是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文化藍圖（cultural blueprints），也就是最早的社會契約。me的規範範圍包括王權、法律、音樂、金屬加工，甚至還有謊言與仇恨*（註13）。諸神不僅規定了文明的美德，也規定了它的罪惡。這是一種被強加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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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是蘇美爾文化中的一個很特殊的概念，每個事物都有屬於其各自的me，所以王權有王權的me、音樂有音樂的me、戰爭有戰爭的me、謊言有謊言的me、真理有真理的me。在一些故事中，me甚至能被轉移或偷走，比如伊南娜曾趁著一次酒宴從恩基那裡拿走了一大堆me（儘管me並沒有實體）——譯註

《吉爾伽美什史詩》對這種社會工程有更明確的描寫。神廟女祭司沙姆哈特透過與野人恩奇都交合使後者變得文明化，從此以後恩奇都便再也無法與野獸為伍。這反映了一種觀念，即有選擇性的生育被利用來作為一種社會轉型機制。《創世紀》6:4提到了拿非利人這群“神的兒子們”與人類女子的交合，他們在《以諾書》中又被稱為守望者。在這個框架中，拿非利人並不是神話怪物，而是兩個基因迥異的族群在互相通婚後所孕育的產物。他們的後代有著更高大的身材，這應該歸功於遺傳優勢與農業社會提供的豐富營養。所以這是一種最古老的優生學，只是它並非透過實驗室，而是藉由有選擇性的生育來進行。

胡爾薩格：天地相交之處

如果阿努納奇確實存在過，那麼他們肯定是住在某個地方。胡爾薩格是蘇美爾版的伊甸園，長久以來它一直被宗教詮釋所誤讀。褪去神學的外衣，這些文獻描述的其實是一個相當具體的景象：一座位於山巒之上的井然有序、灌溉良好的農業聚落。hursag的意思是山脈或山巒；有人將其解讀為已開墾的高地，這在主流學術界中仍有爭議，不過這與文獻本身的敘述是相符的。

根據蘇美爾文獻，胡爾薩格並不是天堂，而是一座農場。那裡有領導階級（他們有時被稱為阿努納奇或七人議會，成員包括恩利爾、寧胡爾薩格和恩基），水庫和灌溉系統、土地耕種、穀物種植、開闢果園，防風林和永久性建築的建造，這些都是在他們的監督下完成的。然後還有牲畜被馴化並圈養在河邊的圍欄中。儘管那時的日子並不容易，疾病和自然災害不時發生，這片定居點依然十分欣欣向榮，他們也樂於將剩餘的糧食分享給當地部落，這些部落也在他們的影響下慢慢從採集者轉變成了農夫和牧民。

希伯來語abad通常被翻譯為“敬拜”，它字面上的意思是“為某人工作”或“侍奉某人”。將這兩段文字放在一起比較，就會發現驚人的相似性：“亞當在伊甸園敬拜耶和華”和“亞達瑪（Adamah）在山巒上的農園為恩利爾工作。”它們或許其實根本就是同一句話，只不過被披上了不同的神學外衣。在這樣的解讀下，人類文明最初似乎是起源於一種以有組織的勞動為基礎的、精心設計的階級制度。

聖言與墮落：語言作為認知革命

蘇美爾難題還有一個語言學的角度，其也許比單純的考古學角度還要更引人深思。蘇美爾語本身是一種孤立語言，與其它任何語言都沒有明顯的親緣關係。阿列克謝・卡西安（Alexei Kassian）的一項研究發現，蘇美爾語和胡里安−烏拉圖爾語系存在詞彙上的相似性，包括“狗”、“手”和“肉”（註14）。它們兩者皆屬於作格語言，且具有黏著語形態，這是一個相當罕見的組合。如果這一點能獲得證實，這就表明它們擁有共同的祖先語言，其年代可追溯至公元前12000年左右，非常接近新仙女木事件發生的時候。

更深層的問題不在於蘇美爾語起源於何處，而在於語言本身是如何運作的。我們不妨想想丹尼爾・埃弗雷特（Daniel Everett）對巴西亞馬遜地區的皮拉罕語的研究（註15）。儘管受到了其他語言學家的質疑（內文斯〔Nevins〕、佩塞茨基〔Pesetsky〕和羅德里格斯〔Rodrigues〕在2009年發表了一篇引人注目的反駁文章，他們認為皮拉罕語確實存在遞歸現象，註16），但埃弗雷特的研究仍然表明皮拉罕語缺乏大多數人類語言所具有的特徵：顏色詞彙、語法時態、創世故事，以及埃弗雷特認為最重要的，皮拉罕語缺乏遞歸結構。無論對皮拉罕語的研究最終會走向何方，語言塑造認知經驗這一原則早已成為廣泛的共識，從沃爾夫到現代認知語言學都認同這一點。語言並非僅僅是在描述現實。在某種程度上，是語言建構了說話者思考的現實。

這與朱利安・傑恩斯（Julian Jaynes）的二分心智理論有異曲同工之妙，這個理論認為遠古人類的意識曾經是分裂的，其中一部分負責發出命令，另一部分負責服從，而這些內在的聲音就被人們誤認為是神明（註17）。複雜遞歸語言的發展也許打破了這種古老的模式。恩基透過將語言賜給亞達瑪，打破了人類本來的二分式心智，使他們產生自我意識，即內省的能力。或許這就是墮落、被逐出伊甸園和能夠分別善惡的真正含義。這一切都是通過語言的誕生而實現的。

這其中還存在一個比語言學還要更確鑿無疑的生物學角度。戈克曼（Gokhman）和他的同事發現，在與尼安德塔人和丹尼索瓦人分化之後，現代人類的聲道和臉部解剖結構基因發生了廣泛的甲基化（註18）。複雜語言背後的生理機制正在基因調控的最深層被表觀遺傳重塑。語言能力是人類與生俱來的生物學潛能。阿努納奇帶來的可能不是語言本身，而是語言的結構：語法、遞歸、複雜符號，正是這些事物將言說轉變成為文明。樂器本來就已經存在，只是現在有人將樂譜交給了演奏者。

阿普卡魯：真正的超級外星人

迄今為止我所談論的一切都跟人類有關。在我的框架中，阿努納奇其實就是人類。不管他們再怎麼了不起，也終究還是人類。可是，阿普卡魯則完全不同。

這個名字是阿卡德語，其源自於蘇美爾語abgal（意為“智者”或“賢者”）。大洪水前的七位國王身邊都分別有七位阿普卡魯輔佐。其中最著名的一位阿普卡魯是亞達帕（Adapa），他在公元前3世紀的迦勒底祭司貝羅索斯（Berossus）用希臘語寫下的歷史記載中被稱為俄安內（Oannes）。據貝羅索斯描述，俄安內有著魚頭、人腿和魚尾，他能說人類的語言，卻不需要進食（註19）。《禁錮之屋》（Bīt mēseri）泥板聲稱七賢者是“誕生於河中”的魚人，他們“確保天地的旨意能被正確遵行”（註20）。七賢者並非人類，而是既是靈體又有肉身的存在。

巨靈（egregore）一詞源自於古希臘語egrēgoros，意思是“守望者”或“警醒者”。它最初曾被與《以諾書》中的守望者聯繫在一起。阿普卡魯就是我們今天在亞述浮雕上看見的那些神靈：他們是守護神（genius）、魔神（jinn）和天使（malakh）這些概念的起源。他們是一種非常不同的智慧生命體，能夠從海洋（俄安內）、天空（帶翼神靈）及其它現實（精怪與致幻劑傳統）中顯現。他們並沒有一個單一的來歷。

快樂草儀式：歡樂植物和王權的基石

如果人們能夠透過意識改變狀態來與阿普卡魯進行接觸，那麼就必須要來探究它背後的具體機制。證據實際上就隱藏在眾目睽睽之下。

Hul Gil是蘇美爾語，它是在出土於尼普爾的泥板上被發現，其年代可以追溯到烏爾第三王朝時期（公元前2100−2000年）。Hul的是“快樂”，Gil則是植物。所以它們合起來的意思就是快樂草，也就是罌粟。海倫・坎托爾（Helen Kantor）曾用“植物形狀的放射狀對稱圓形圖案”（註21）來形容亞述神廟浮雕上的玫瑰花飾，其可能代表了從上方俯視的風格化罌粟蒴果。當蒴果被割開以提取乳膠時，乾燥的殘留物就會形成星形圖案，與玫瑰花飾極為相似。

1989年，伊拉克考古學家扎希姆・侯賽因（Muzahim Mahmoud Hussein）在尼姆魯德西北宮下方挖掘出了王后陵墓。陵墓中有一頂金冠，上面飾有三排罌粟蒴果，與顆粒狀玫瑰花結交替排列。侯賽因最初以為這些蒴果是石榴，直到後來才意識到它們是什麼（註22）。蒴果確實被裝飾在王冠上，考古發現本身已足以說明一切。

除了王冠之外，侯賽因發現了一副金手鐲，它在網路論壇中常被稱為“眾神的腕錶”。但它們不是腕錶，而是皇家專用的手鐲，上面一般會刻有帶翼神靈、玫瑰花結和位於中央的石眼，基本上就是宮廷浮雕上的圖案，只不過被縮小並佩戴在手上而已。

在亞述人的塗膏儀式中，玫瑰花結（罌粟）與松果（松果體）的並置形成了一種象徵性的二元對立：一個是外在的催化劑，另一個是孕育超驗體驗的內在器官。需要指出的是，楔形文字泥板並沒有明確說過松果是松果體的象徵，這只是一種推測。沒有一塊蘇美爾泥板上寫著：“這顆松果代表松果體。”這是一種圖像學上的聯想，並且它是跨文化的，因為松果的形狀在很多傳統中都被用來代表第三隻眼。阿普卡魯會負責進行這種塗膏儀式。從美索不達米亞到伊朗的吉羅夫特文明，“眾神的手提包”在許多文化中都有出現，它很可能就是被用來存放儀式使用的膏油。王權的合法性本身就是透過塗膏儀式所確立的。

現代神經科學正在逐漸揭開這些儀式的奧秘。羅賓・哈里斯（Robin Carhart-Harris）和他的同事們發現，裸蓋菇素（賽洛西賓）會降低大腦中的關鍵樞紐活動，並使血流量減少（註23）。迷幻藥不會讓大腦變得狂躁，而是讓它平靜下來。新墨西哥大學的里克・史特拉斯曼（Rick Strassman）的DMT研究亦揭示了當代的迷幻藥體驗與古代的出神體驗之間的驚人相似性。據受試者們報告稱，他們在服用迷幻藥後遇見了超脫在我們的傳統現實之外的生物，後者與美索不達米亞泥板中所描述的阿普卡魯非常相似（註24）。唐納・霍夫曼（Donald Hoffman）著名的“適者勝真者”（fitness beats truth）定理的意思就是我們的感知實際上是一個過濾器，它的目的是幫助我們更好地生存，而不是更準確地描述現實（註25）。古人發展出了一些意識技巧來繞過這個過濾器，至於他們之後所接觸到的究竟是一種外來的智慧，還是人類心智更深層次的潛能，這仍然沒有明確的答案。

我相信證據將指向前者。我懷著十分謙卑的心態深信著這一點。

最古老的故事

每一個文明都告訴我們，人類的知識最初是起源於偷竊。從蘇美爾人的恩基、古希臘人的普羅米修斯、諾斯底教的路西法、吠陀教的摩多利首、奧吉布瓦人的納納波佐（Nanabozho）到波利尼西亞人的毛伊，總是有人盜取天火並將其賜予人類，最後卻因此受到懲罰。帶來火種的人要被懲罰，因為他們的知識會動搖現有的秩序。這是以犧牲服從為代價的進步。

克雷默在1956年提出了蘇美爾難題，使他困惑的是這一切到底是怎麼同時出現的？這個問題困擾了考古學界整整七十年，因為現有的理論框架並沒有能力回答它。主流考古學界認為這些成就是自然發展出來的，非主流研究界則認為它們是外星人帶來的，但兩者其實都不對。古老的泥板試圖告訴我們，這些成就實際上應該被歸功於兩種完全不同的存在：一個是人類遷徙者，他們帶著被摧毀的文明的知識而來，另一個是非人類智慧生命體，我們可以透過地球上最古老的意識技巧來與他們進行接觸。

如果這個框架是正確的，那麼來自塔什−特佩勒遺址的考古發現、古代DNA和致幻劑分析等證據就會繼續印證它。任何無法接受檢驗的框架都與神話沒有兩樣。只有能夠做出預測並經得起新數據檢驗的框架才是科學。在克萊默提出的問題過了七十年後，真相如今已逐漸揭曉。答案其實一直都在那裡，它早已被書寫在泥板、鐫刻在石碑中，等待著有人不再爭論蘇美爾人究竟是在字面還是隱喻的意義上使用他們的語言，而是開始探究他們到底在描述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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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bliography

Barber, Elizabeth Wayland. 1999. The Mummies of Ürümchi. New York: W. W. Norton.

Carhart-Harris, Robin L. et al. 2012. “Neural Correlates of the Psychedelic State as Determined by fMRI.” PNAS 109 (6): 2138–2143.

Collon, Dominique. 2008. “Iconography of the Queens’ Regalia.” In Nimrud: The Queens’ Tombs, ed. Hussein et al. Chicago: Oriental Institute.

Cory, Isaac Preston. 1828. Ancient Fragments. London: William Pickering.

Eiberg, Hans et al. 2008. “Blue Eye Color in Humans May Be Caused by a Perfectly Associated Founder Mutation.” Human Genetics 123 (2): 177–187.

Everett, Daniel L. 2008. Don’t Sleep, There Are Snakes. New York: Pantheon.

Firestone, Richard B. et al. 2007. “Evidence for an Extraterrestrial Impact 12,900 Years Ago.” PNAS 104 (41): 16016–16021.

Gokhman, David et al. 2020. “Differential DNA Methylation of Vocal and Facial Anatomy Genes.” Nature Communications 11: 1189.

Hoffman, Donald D. 2019. The Case Against Reality. New York: W. W. Norton.

Hussein, Muzahim Mahmoud et al. 2016. Nimrud: The Queens’ Tombs. Chicago: Oriental Institute.

Jaynes, Julian. 1976. The Origin of Consciousness in the Breakdown of the Bicameral Min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Kantor, Helene J. 1947. “The Aegean and the Orient in the Second Millennium B.C.” AJA 51 (1): 1–103.

Kassian, Alexei. 2014. “Lexical Matches between Sumerian and Hurro-Urartian.” CDLJ 4: 1–23.

Kohl, Philip L. 2009. “The Kura-Araxes Culture.” In Encyclopedia of Archaeology, ed. Pearsall, 1567–1570.

Kramer, Samuel Noah. 1956. History Begins at Sumer.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Kramer, Samuel Noah. 1963. The Sumeria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enzi, Alan. 2008. “The Uruk List of Kings and Sages.” JANER 8 (2): 137–169.

Lynn, Heather. 2020. The Anunnaki Connection. Newburyport, MA: New Page Books/Red Wheel/Weiser.

Lynn, Heather. 2026. Anunnaki Revelation. Newburyport, MA: New Page Books/Red Wheel/Weiser.

Nevins, Andrew, David Pesetsky, and Cilene Rodrigues. 2009. “Pirahã Exceptionality: A Reassessment.” Language 85 (2): 355–404.

O’Brien, Christian and Barbara Joy O’Brien. 1997. The Shining Ones. Cirencester: Dianthus Publishing.

Orrelle, Estelle. [citation to confirm: please supply the specific Orrelle title and year you intend to cite on Southern Levant poppy cultivation].

Perrot, Jean and Yousef Majidzadeh. 2005. “L’Iconographie des Vases et Objets en Chlorite de Jiroft.” Paléorient 31 (2): 123–152.

Petaev, Michail I. et al. 2013. “Large Pt Anomaly in the Greenland Ice Core.” PNAS 110 (32): 12917–12920.

Reich, David. 2018. Who We Are and How We Got Here. New York: Pantheon.

Reiner, Erica. 1961. “The Etiological Myth of the Seven Sages.” Orientalia 30 (1): 1–11.

Solecki, Ralph S. 1963. “Prehistory in Shanidar Valley, Northern Iraq.” Science 139, no. 3551: 179–193.

Solecki, Ralph S. 1971. Shanidar: The First Flower People. New York: Knopf.

Strassman, Rick. 2001. DMT: The Spirit Molecule. Rochester, VT: Park Street Press.

Wang, Chuan-Chao et al. 2019. “Ancient Human Genome-Wide Data from the Caucasus.” Nature Communications 10: 590.

Worsley, Peter. 1957. The Trumpet Shall Sound. London: MacGibbon & Kee.

Zhang, Fan et al. 2021. “The Genomic Origins of the Bronze Age Tarim Basin Mummies.” Nature 599: 256–261.

1 Firestone et al. 2007; Petaev et al. 2013.

2 Solecki 1963; Solecki 1971.

3 Kramer 1956.

4 Perrot and Majidzadeh 2005.

5 Reich 2018.

6 Barber 1999.

7 Zhang et al. 2021.

8 Kohl 2009.

9 Wang et al. 2019.

10 Eiberg et al. 2008.

11 O’Brien and O’Brien 1997. The O’Briens’ translation program is not accepted within academic Sumerology; I cite it here as the source of the iconoclastic reading, not as settled philology.

12 Worsley 1957.

13 Kramer 1963.

14 Kassian 2014.

15 Everett 2008.

16 Nevins, Pesetsky, and Rodrigues 2009.

17 Jaynes 1976.

18 Gokhman et al. 2020.

19 Cory 1828.

20 Lenzi 2008; Reiner 1961.

21 Kantor 1947.

22 Hussein et al. 2016; Collon 2008.

23 Carhart-Harris et al. 2012.

24 Strassman 2001.

25 Hoffman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