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Jose N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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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5月，眾議員華金・卡斯特羅（Joaquin Castro）率領三十名民主黨眾議員集體致函國務卿馬可・盧比奧，要求結束美國數十年來對以色列核問題所採取的模糊政策。卡斯特羅提到了美國及以色列與伊朗之間不斷升溫的軍事衝突，並指出“與一個美國政府始終不願承認其已事實上擁核的國家進行軍事合作，很可能會導致誤判情勢”並造成核衝突進一步升級。議員們引用了1974年的一份機密的《國家特別情報評估報告》，其證實了以色列的確已擁有核武器，並提出了十一項具體的問題，包括以色列官員是否向美國官員告知了核紅線（nuclear red lines）。
卡斯特羅的公開信標誌著數十年來美國國會對以色列核計劃所保持的沉默態度正在開始面臨挑戰。然而，在這種沉默的背後實際上卻隱藏著一個可以追溯到冷戰之初的醜聞——它涉及了賓州的一座小鎮、一個以色列間諜團隊，以及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武器級濃縮鈾失竊事件。
這個故事要從賓州的阿波羅鎮開始說起，其位於匹茲堡東北方約三十英里處，1957−1978年間核子材料與設備公司（Nuclear Materials and Equipment Corporation，NUMEC）在這裡替美國政府處理了大約十七噸的武器級高濃縮鈾（HEU）。結果，調查人員後來卻發現有超過三百三十七公斤的濃縮鈾不翼而飛——這樣的數量已足以製造多枚核武器。CIA最終得出的結論是，這些濃縮鈾已經流入了以色列的核武庫。然而，卻沒有任何人因此受到起訴，這段歷史更是被系統性地掩蓋了超過半個世紀。
1957年，化學家扎爾曼・莫迪凱・夏皮羅（Zalman Mordecai Shapiro）與人合夥創立了NUMEC公司，該公司負責將政府提供的濃縮鈾加工成海軍的反應堆燃料和商用核燃料。夏皮羅本人是一位備受尊敬的科學家，曾參與設計世界上第一艘核動力潛艇−鸚鵡螺號。他同時還是一個堅定的猶太復國主義者，與以色列政府有著密切的聯繫，包括他曾為以色列設計核能發電機。
1965年，原子能委員會（AEC）依規定對這家公司的廠房進行盤點，結果調查人員卻發現有大約九十三公斤的——相當於兩百零五磅——高濃縮鈾下落不明。到了1978年NUMEC解散時，“下落不明的庫存”已累積達三百三十七公斤——相當於七百四十一磅——美國能源部在2001年的一份報告中亦證實，這是美國商業公司史上最大規模的濃縮鈾損失。夏皮羅和他的合夥人始終堅稱，這些損失都是正常的工業耗損。AEC當時的核材料管理責任制度還十分鬆散，既沒有對出口貨物設置實物稽查機制，也沒有要求處理核材料的員工持有安全許可，更沒有強制要求對私人工廠內部或運輸途中的特殊核材料採取任何物理防護措施。
這起事件的核心人物並非普通的商人。除了經營MUNEC之外，夏皮羅還是美國猶太復國主義組織（Zionist Organization of America）的匹茲堡分會成員，他經常親自前往以色列，並成功讓MUNEC成為以色列國防部的採購和銷售代理，還與以色列的核能組織共同成立了一家叫做ISORAD的合資企業。FBI的監視證實了夏皮羅與以色列的一些知名情報人員有過可疑的會面，而這些會面的具體原因卻從未被合理解釋。
拉斐爾・埃坦（Rafael “Rafi” Eitan）是這起事件中最關鍵的人物。1968年9月10日，MUNEC的工廠迎接了四名來自以色列的訪客，他們自稱是“化學家”和“電子專家”，此次來訪的目的是為了洽談購買小型鈽-238發電機的事宜。事實上，埃坦本人並非化學家，而是以色列最傑出的情報人員之一，並以在1960年作為地面行動指揮官參與摩薩德對躲藏在布宜諾艾利斯的納粹戰犯阿道夫・艾希曼的抓捕行動而聞名。他後來成為以色列科學情報機構拉卡姆（LAKAM）的負責人，並在20世紀80年代主導了策反喬納森・波拉德（Jonathan Pollard）的行動，讓他成為潛伏在美國的間諜。
1968年的那個訪問團中的另外三人也同樣值得注意。亞伯拉罕・本多爾（Avraham Bendor）——本名亞伯拉罕・沙洛姆——是辛貝特（以色列國家安全局）的資深特工，也是1960年抓捕艾希曼行動的副指揮官，爾後更在1980−1986年間擔任辛貝特局長。亞伯拉罕・赫爾莫尼（Avraham Hermoni）表面上是以色列大使館的科學顧問，實際上卻是以色列的軍事研發機構拉斐爾（RAFAEL）的核武計畫技術總監，而且他還直接參與了迪莫納計劃。
這四個人——他們分別代表了以色列情報和核武研發部門中的精英——竟然會同時前往賓州的一家燃料加工廠，卻只是為了購買商用鈽發電機，簡直是此地無銀三百兩。正如前五角大樓官員安東尼・科德斯曼（Anthony Cordesman）所說：“除非是為了核材料，否則埃坦實在沒有任何去阿波羅工廠的理由。”NUMEC的風險投資家兼金融家大衛・洛文塔爾（David Lowenthal）與以色列情報部門關係密切，在為NUMEC籌集資金之前，他就曾協安排難民前往美國、歐洲和以色列。
一旦將多項獨立的證據綜合在一起，這起竊案就會變得確鑿無疑。早在1968年4月之前，CIA就曾在以色列迪莫納核設施的附近進行過秘密環境採樣，並偵測到了高濃縮鈾的痕跡。最重要的是，這些鈾的同位素特徵與俄亥俄州朴茨茅斯濃縮設施中的鈾同位素特徵幾乎完全一致——其濃縮度高達97.7%，只有朴茨茅斯的濃縮設施會生產這麼高濃度的鈾，而它的商業客戶也只有一個：NUMEC。
來自第一線現場的證實也證實了這些數據。1980年3月，FBI特工審訊了一名前NUMEC員工，後者聲稱在1965年初的時候，他曾在該公司的裝卸碼頭上看見幾名荷槍實彈的陌生人，他們正在將一些疑似裝有高濃縮鈾的運輸罐裝上卡車，而上面的貨運清單顯示這批濃縮鈾接下來將透過以星綜合通運公司（Zim-Israel）的貨船運往以色列。
當時一名持槍的警衛喝斥他趕緊離開，一名NUMEC的經理更警告他絕不能將這件事說出去。曾在1963−1967年間擔任CIA特拉維夫分局局長的約翰・哈登（John Hadden）後來更直言NUMEC這家公司“從一開始就是以色列的產物”，他告訴調查人員，相比起抓捕艾希曼，以色列轉移這些濃縮鈾的過程可以說是輕鬆簡單得多。
1968年4月，CIA局長理查德・赫爾姆斯（Richard Helms）致函司法部長拉姆齊・克拉克（Ramsey Clark）——這份備忘錄至今仍未被解密——他指出在阿波羅遺失的濃縮鈾很可能已經流入了迪莫納，並請求FBI重新展開調查。儘管如此，當AEC在1969年以理由不足為由拒絕撤銷夏皮羅的安全許可後，埃德加・胡佛便叫停了應赫爾姆斯的要求進行的聯邦調查。CIA的紀錄顯示，FBI調查人員“曾坦言即使他們找到了證據，司法部和國務院也絕不可能會允許此案進入審理階段。”
尼克森政府採取了利好以色列的核模糊政策，並不再就核武問題向以色列施壓，這是尼克森與以色列總理果爾達・梅厄（Golda Meir）在1969年的一次秘密會晤中達成的決定。亨利・基辛格在1969年7月16日寫給尼克森的備忘錄中說得很清楚：“我們想要的無非只是避免以色列擁有核武器成為國際公認的事實。”
1976年2月，在福特政府時期，美國核能管理委員會（NRC）主席威廉・安德斯（William Anders）邀請CIA科學與技術組的副組長卡爾・達克特（Carl Duckett）向NRC的官員們報告情況。沒想到達克特非但沒有駁斥傳言，反而徹底震驚了在場的所有人，他證實了CIA的調查結果，即以色列非法從NUMEC那裡竊取了高濃縮鈾，進而研發出第一枚核武。福特的助理詹姆斯・康納（James Connor）直截了當地向總統報告說：“好消息是，以色列確實有核武，它完全有能力保護自己。壞消息是，核武的原料來自賓州。”司法部長愛德華・列維（Edward Levi）隨後向福特總統提交了一份非同尋常的備忘錄，列舉了多項可能違反聯邦法律的不法活動，並表示他不僅相信阿波羅鎮的濃縮鈾是被偷走的，而且一些聯邦官員還可能在事後蓄意隱瞞了這件事。
後來的卡特在總統過渡期間聆聽了簡報，他的國家安全顧問團隊得出結論認為：“CIA的懷疑非常有道理，但仍非定論。”然而，儘管卡特對外宣稱自己支持核不擴散，但最新的解密文件卻顯示，為了維護與以色列的關係，他的政府曾試圖掩蓋NUMEC事件。正如福特的顧問約翰・哈登告訴記者約翰・菲亞卡（John Fialka）的，整個調查工作已經無路可走：“你可以查閱所有文件，問問自己這裡究竟發生了什麼。答案很可能是肯定的。接下來的問題是，你是否能做些什麼，答案是否定的。”數十年後，當被問到卡特政府為什麼決定掩蓋真相時，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不屑一顧地回答說：“我們怎麼可能對以色列人說‘還回來’呢？”
國會也進行了調查，卻無法達成任何決議。由眾議員莫里斯・烏德爾（Morris Udall）擔任主席的眾議院內政委員會在1977−1980年間舉行了監督聽證會。烏德爾還親自約談了夏皮羅。當BBC記者在1979年詢問他是否認為以色列人從阿波羅鎮偷走了高濃縮鈾時，烏爾達是這麼回答的：“如果有人要我將答案寫下來，並且只要答錯我就會被處死的話，我想我會寫‘我相信這就是事實。’”美國政府問責署亦就此事發布了一份報告——題為《美國的核轉移？ 十三年來的矛盾與混亂》（Nuclear Diversion in the U.S.? 13 Years of Contradiction and Confusion），它在數十年裡一直被列為機密——文中直言CIA和FBI根本無意配合調查：“我們相信，如果這三個機構能夠及時、協調一致地努力，對解決NUMEC的核轉移問題將會有極大幫助。”
以色列官員從未承認他們偷走了NUMEC的濃縮鈾。最引人注目的一次回應是發生在1977年CBS的《60分鐘》節目中。當時，主持人麥可・華萊士（Mike Wallace）當面詢問以色列總理梅納赫姆・貝京（Menachem Begin），以色列是否竊取了美國的武器級濃縮鈾。結果貝京既沒有明確否認，也沒有接住這個話題，而只是簡單地予以嘲諷：“我不時會在報紙上讀到一些匪夷所思的故事——比如以色列偷走了美國和歐洲的濃縮鈾。這簡直是詹姆斯・龐德電影裡才會上演的情節。”不死心的華萊士繼續追問道：“所以那是真的嗎？”貝京回答說：“我根本懶得搭理那些謠言。”
當拉菲・埃坦在2019年3月去世時，摩薩德發表了一份官方聲明表示他“參與過一些無法公開、卻對以色列的國家安全有巨大貢獻的行動。”《紐約時報》最初在埃坦的訃告中提及了濃縮鈾失竊事件，最後卻迫於媒體監督機構CAMERA的施壓而不得不刪除這些段落，取而代之的是一份更正聲明：“從未有確鑿的證據顯示他在該事件中扮演過任何角色。”
前NRC委員維克多・吉林斯基（Victor Gilinsky）與曾參與調查NUMEC的前NRC物理學家羅傑・馬特森（Roger Mattson）兩人在2010年的《原子科學家公報》上發表了一篇極具里程碑意義的重新評估報告，題為〈重審NUMEC事件〉（Revisiting the NUMEC Affair），並明確指出：“一旦將所有事實整理在一起後，就很難不得出結論認為，以色列確實竊取了美國的高濃縮鈾。”馬特森隨後在2016年透過國家安全檔案館出版了《被偷走的原子彈》（Stealing the Atom Bomb）一書。中東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Middle Eastern Policy）所長格蘭特・史密斯（Grant F. Smith）也在2012年出版了《大挪移！ NUMEC、扎爾曼・夏皮羅和被以色列核武計畫偷走的美國濃縮鈾》（Divert! NUMEC, Zalman Shapiro and the Diversion of US Weapons Grade Uranium into the Israeli Nuclear Weapons Program），這本書包含了很多《資訊自由法案》解密的最新發現。
直到今天，NUMEC事件依然是一樁懸案。CIA或FBI的關鍵文件要不是還在被保密，就是已被嚴重塗黑。沒有任何人受到刑事指控，夏皮羅本人逝世於2016年，享年九十六歲。羅傑・馬特森（Roger Mattson）調查了這起事件數十年，他在一次公開演講中表示：“我的結論是，這些濃縮鈾去了那裡（以色列）。”
阿波羅事件是一個警示，它揭示了美國外交政策如何從內部被腐蝕，制度性的沉默如何成為一種共謀，以及美國歷史上最罪證確鑿的核轉移醜聞是如何被本該阻止它的官員掩蓋。這再一次證明了許多美國猶太人的首要忠誠對象其實是以色列，而不是美國。卡斯特羅眾議員在2026年5月發出的公開信是一次難能可貴的嘗試，它試圖打破長久以來圍繞這起事件的沉默，但六十年來的官方否認所形成的先例，仍是阻擋他尋求真相的最大障礙。
NUMEC事件絕非會計錯誤，而是一次無可否認的間諜活動，而我們的領導人卻選擇裝聾作啞。這種共謀模式至今依然存在，因為我們的政治體制還是被牢牢控制在猶太至上主義權力結構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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