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納粹黨全國領袖馬丁・鮑曼和蓋世太保首長海因里希・穆勒的逃脫
- 1. 鮑曼、穆勒與吉莉・勞巴爾事件
- 2. 拉迪斯法斯・法拉戈和保羅・曼寧的猜想
- a. 阿根廷文件：借道熱那亞的大逃亡
- b. 艾倫・杜勒斯對保羅・曼寧的評論
- 3. 卡特・海德里克的猜想
- a. 與德國投降的聯繫
- b. 傑佛瑞・布魯克斯的猜想：隱形的U型潛艇艦隊
- c. 海德里克論德國交出原子彈的秘密與濃縮鈾235：對“隱形”U型潛艇的再思考
- （1）官方說法及其問題
- （2）混淆視聽、破壞線索：替身
- （3）海德里克的猜想
- （a）鮑曼和穆勒的行動
- （b）U-234的動向
- 4. 貝拉斯科的猜想
- 5. 調和與重構
- B. 黨衛軍上級集團領袖漢斯・卡姆勒的逃亡
- 1. 阿戈斯頓：偽裝成神父以及與鮑曼的相似之處
- 2. 尼克・庫克與德國空軍第200號轟炸機聯隊：卡姆勒和納粹鐘的逃亡
- C. 結論：一種可能的猜想
“史達林在莫斯科告訴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他相信鮑曼已經成功逃走。他更進一步表示，鮑曼是乘坐U型潛艇出逃的。至於其它，史達林就不肯再透露更多了。”
——威廉・史蒂文森（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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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作《統一場的秘密：費城實驗、納粹鐘與被埋葬的理論》中，我提出了三位納粹高層領導人成功倖存的可能性，以及這又會帶來哪些潛在的影響。在那本書中，我並未太過詳細著墨這三位納粹領導人是否真的可能活了下來；我選擇將它留給本書來進行細究。但為了理解這個問題的重要性，這裡有必要先回顧一下上一本書的內容，好方便沒有讀過的讀者更好理解：
“正如我在過去探討戰時納粹秘密武器的著作《黑太陽帝國：納粹秘密武器與冷戰中的盟軍傳奇》和《黨衛軍之鐘兄弟會：NASA的納粹分子、甘迺迪和MJ-12》中指出，納粹大部分的絕密秘密武器計畫，其中包括屬於最高機密的鐘（註2），都是由一個極為隱秘的智庫來負責協調的，而其本身是附屬在位於捷克斯洛伐克皮爾森的斯柯達彈藥工廠（Skoda Munitions Works）的工程部中。
黨衛軍上級集團領袖漢斯・卡姆勒博士是這個智庫的負責人。1901年8月26日出生在德國波羅的海港口城市斯塞新（Stettin）的卡姆勒擁有工程學博士學位，並且憑藉他對德國秘密武器計畫與黨衛軍建築工程部的牢牢掌控，他可以直接調動多達一千四百萬人的奴工勞動力（註3）。
在斯柯達工程內部，卡姆勒建立了一個智庫，它的任務是要負責統籌第一、二、三乃至第四代武器的開發計畫，其中包括核武及其它具有強大破壞力的武器（註4）。由於卡姆勒本人會說捷克語，他選擇位於捷克斯洛伐克波希米亞的斯柯達工廠來作為智庫的總部是完全合乎邏輯的，因為波希米亞此時已經成為了第三帝國的保護國（Protectorate），直接受黨衛軍管轄。黨衛軍實際上是將波希米亞變成了一個軍事保留區，任何人進出那裡都需要獲得黨衛軍的批准和許可。波希米亞在黨衛軍手中幾乎成為了納粹版的內華達試驗場。在這個近乎與世隔絕的國家裡，卡姆勒將斯柯達工廠的工程部變成了一個龐大秘密武器帝國的中樞，一個名副其實的鼠窩，裡面充滿了各種地下實驗室和生產設施，其中有許多是直到戰後才為盟軍的情報部門所知。
這個智庫設立了三層保密措施。的確，卡姆勒集團（Kammlerstab）的保密性本身就是‘最後一塊拼圖’，正如研究人員亨利・史蒂文斯所說，它始終是一個謎：
‘因為卡姆勒的保密工作實在做得很到位。無論是美國、英國還是自以為無所不知的蘇聯情報部門都無法突破它。卡姆勒將反情報部門、政治反情報小組、工業反情報小組整合成一個三層防禦體系，它就像是阿爾貝里希（Alberich）的隱形斗篷，徹底遮住了他本人和他的部下們。
這種做法確實非常成功，以至於在1945年春天盟軍開始向德國反攻時，竟沒有任何人向當地居民問起有關於卡姆勒或卡姆勒集團的事情。顯然，雙方對此都一無所知。當“地面部隊”終於意識到卡姆勒博士及其部屬的真實身份時，他的名字迅速成為了禁忌話題。這很可能是為了防止其它同盟國，特別是蘇聯知道任何潛在的機密科學寶藏。’（註5）
此外，並不是只有卡姆勒一個人在使用這種三層保密措施，第三帝國的另一位臭名昭彰的人物，蓋世太保頭子、綽號‘太保穆勒’的海因里希・穆勒（Heinrich Müller）同樣也是重點保密對象。無論如何，史蒂文斯說得沒錯；卡姆勒的智庫從來沒有被滲透過。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將這兩個名字連結起來確實很有意思，因為穆勒能一路飛黃騰達至納粹的權力高層，恰恰是因為有馬丁・鮑曼的提攜。穆勒在納粹掌權以前本來是慕尼黑當地的警察，曾被指派去調查希特勒的姪女兼情婦吉莉・勞巴爾（Geli Raubal）的可疑自殺案，但他卻在鮑曼的授意下故意對證據視而不見。有確鑿的證據表明，希特勒要不是蓄意，就是因為一時激憤而開槍打死了她。據說，希特勒當時驚慌失措地打電話給鮑曼，鮑曼平靜地向他保證，自己會搞定這件事。鮑曼隨後便致電穆勒，讓他幫忙銷毀證據，他也因此獲得賞識而在後來成為了臭名昭彰的蓋世太保頭子。絲毫不令人訝異的是，鮑曼在戰爭即將結束時將德國所有重型運輸機−德國空軍第200號運輸機聯隊的指揮權直接交給了卡姆勒，後者則搭乘這些運輸機，帶著納粹德國最敏感的機密，包括納粹鐘一起逃出了歐洲。這也難怪戰後人們一直懷疑鮑曼和穆勒的‘死亡’其實是精心偽造的，他們實際上早已溜之大吉（註6）。
鮑曼、穆勒和卡姆勒是一個耐人尋味的邪惡三位一體，我們從中可以看見一個極為險惡的陰影的輪廓，也就是戰後的‘納粹國際’正在逐漸浮現。試想一下：假如戰後的納粹國際要繼續推動他們的秘密計畫，就需要大量的資金以及懂得該如何妥善掌管資金的人：鮑曼；就需要大量的守衛以及懂得該如何管理他們的人：穆勒；就需要大量的專業工程知識以及懂得該如何協調這些大型項目、確保它們始終維持隱秘的人：卡姆勒。同時在戰後充滿限制的環境下，他們只能選擇投入真正具有先進性的計畫。建設大型濃縮鈾工廠來製造核彈已經行不通，因為這種工程太過浩大且顯眼。他們需要的是某種真正劃時代的東西，它不需要大型實體工廠（除了大型發電廠），而且還能夠帶來比其它任何方案都更好的回報：納粹鐘（註7）。”
本章接下來就是要論證這個“邪惡三位一體”，即鮑曼、穆勒和卡姆勒確實在戰爭中倖存了下來。第三部分將繼續論證納粹國際所投入研究的正是納粹鐘所代表的物理學，而這也符合鮑曼在史特拉斯堡紅屋酒店會議上下達的、繼續進行納粹自己的獨立科學研究的命令。
A. 納粹黨全國領袖馬丁・鮑曼和蓋世太保首長海因里希・穆勒的逃脫
1. 鮑曼、穆勒與吉莉・勞巴爾事件
如前所述，鮑曼和穆勒的情誼與合作最初可以追溯到吉莉・勞巴爾的悲劇，作為回報鮑曼日後也提拔了穆勒成為蓋世太保的首長。穆勒為整個納粹德國及其歐洲佔領區建立了一套十分廣泛且詳細的打孔卡片監控系統，當然，還有蓋世太保龐大的反間諜網路。但這種權力帶來的影響卻經常被忽略。據說，鮑曼曾在希特勒本人不知情的情況下，對他的家族及其據稱的猶太血統進行過至少四次調查，這些調查很可能就是透過蓋世太保與穆勒的幫助來完成的。鮑曼與穆勒的關係暗示了，他們可能透過勒索及其它手段掌握了巨大的權力，甚至連希特勒都必須對他們睜一隻眼閉隻一眼，畢竟有吉莉・勞巴爾的舊事在前。
由於這位蓋世太保頭子的地位本來就是仰仗自鮑曼的恩惠，兩人又都是掩蓋希特勒的情婦被謀殺的共犯，因此鮑曼完全能夠信任穆勒對自己的忠誠。
2. 拉迪斯法斯・法拉戈和保羅・曼寧的猜想
基於鮑曼−穆勒的這種關係，研究人員兼記者拉迪斯法斯・法拉戈和保羅・曼寧提出了關於鮑曼是如何出逃的第一種猜想。兩位記者皆表示他們的主張是有阿根廷情報部門的機密文件為依據的，而法拉戈也在其名著《餘波：馬丁・鮑曼與第四帝國》中展示了其中一些文件。由於法拉戈的書受到了很多質疑——儘管正如海德里克所指出，這些質疑實際上都站不住腳——我們在這裡將更多地參考保羅・曼寧的《馬丁・鮑曼：一名納粹分子的逃亡》（Martin Bormann: Nazi in Exile）一書，並將對那些阿根廷文件的引用與分析留待後面的章節。
a. 阿根廷文件：借道熱那亞的大逃亡
根據保羅・曼寧引用的文件，馬丁・鮑曼是在1948年偽裝成耶穌會士、經由一條途經義大利熱那亞的路線乘貨船抵達阿根廷（註8）。他一抵達阿根廷布宜諾艾利斯，就迅速與他的“納粹國際”中的商界盟友們重建了聯繫（註9）。接下來幾年，阿根廷情報人員一直在密切監視他的行蹤，他去過巴西、阿根廷、巴拉圭和智利（註10）。法拉戈引用的文件基本上大致證實了這一點。
基於我們的目的，最重要的還是他在歐洲的出發地——義大利熱那亞——還有鮑曼具體的越獄手法：他偽裝成耶穌會士，這暗示梵蒂岡似乎有在某程度上參與其中，包括提供需要的外交文件。正如我們將看到的，這與其它版本的逃亡理論互相矛盾。問題是，這些互不相同的理論究竟是否能調和呢？
b. 艾倫・杜勒斯對保羅・曼寧的評論
在他那本書的致謝中，保羅・曼寧寫下了一段非常意味深長的話：
“感謝艾倫・杜勒斯，他曾在其位於華盛頓特區Q街的自家中特地撥冗出一天下午接待我，並在耐心讀完了我為本書進行研究時所做的筆記後，鼓勵與稱讚我‘正走在一條正確的道路上，應該繼續前進’。”（註11）
杜勒斯肯定知道很多內幕，因為他在名義上控制著蓋倫將軍在東歐的情報組織，後來他又成為了CIA局長，一直到豬玀灣事件後才被甘迺迪解職；CIA甚至曾向蓋倫施壓，要求他修改其回憶錄中的一些內容。據曼寧指出：
“另一方面，CIA則推測這位納粹全國領袖是在從地下碉堡出逃的過程中死於炮火。CIA十分堅持這一觀點，並且出於某些莫名的原因，其甚至可以說一直在推廣、宣傳和鼓勵這種理論。例如，當萊茵哈德・蓋倫將軍準備出版他的回憶錄時，他們就出手進行了干預。蓋倫曾在二戰期間負責掌管德國在俄羅斯的間諜網路，後來到了冷戰時期，他又在總理康拉德・艾德諾（Konrad Audenauer）領導下成為了德國聯邦情報局局長。CIA強迫他在回憶錄中添加一段內容，聲稱馬丁・鮑曼是克里姆林宮的間諜，並且他是在1969年逝世於俄羅斯！我聽說這位將軍最後勉強答應了，畢竟他欠了CIA的人情；在冷戰時，CIA資助了他在東歐／蘇聯的間諜行動，其規模動輒四千人左右，每年都會花費美國人大約六百萬美元的稅金。早在1953年，他的情報機關就一直在費盡心思尋找鮑曼的行蹤，他們最後的結論是：‘鮑曼既不在東德也不在蘇聯。我們仍無法確定他在離開帝國總理府後究竟發生了什麼。’這種含糊其辭的聲明無疑損害了蓋倫在西德的政治和間諜圈中的聲譽。他被召去波昂進行解釋，因為這顯然與他自己以前說過的話相矛盾。
我在西德的消息來源告訴我：‘蓋倫將軍的發言明顯是受CIA指使的。CIA想藉此操控輿論，任何了解情況的人都看得出來。鮑曼及其與德國的聯繫如今已成為一個不能明說卻又真實存在的政治問題。’”（註12）
透過杜勒斯對曼寧的私下評論，CIA似乎是試圖玩兩面手法：一方面堅持標準版的歷史，公開宣稱鮑曼和穆勒已在逃出柏林的過程中亡故；另一方面，杜勒斯卻又在私底下鼓勵曼寧，讓他相信自己“正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杜勒斯為什麼願意在私底下對曼寧如此坦白仍是一個謎，但或許這正是鮑曼的意思也說不定，因為鮑曼顯然不會想讓任何人知道自己的倖存與行蹤，哪怕是在德國。因此，他要嘛默許了標準版本的歷史，要嘛這根本就是他欽定的。的確，如同我們將在本章稍後看到，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正是鮑曼親自捏造了證據，來設計出一套關於他已成功出逃的說法！杜勒斯肯定知道真相，但他若說出來自己就必定會面臨危險或被牽連。或許他是在默默地鼓勵曼寧，以期這個龐大的陰謀能在戰後被揭露出來。
3. 卡特・海德里克的猜想
迄今為止，關於鮑曼是如何逃脫的最有趣、且在我看來也最有可能的一個猜想是由卡特・海德里克在他的重要著作《臨界質量：納粹德國的濃縮鈾是如何成就了美國的原子彈》（Critical Mass: How Nazi Germany Surrendered Enriched Uranium for the United States’ Atomic Bomb）中仔細權衡各種證據後所提出的。海德里克對二戰末期盟軍和納粹德國各自的可疑行動的動機進行了重構——我們稍後就會看見這些行動究竟有多麼奇怪——這一點從他那本書的副標題中就可以看出：雙方之所以要進行這些行動，就是為了掩蓋納粹政府將大量的濃縮鈾提供給了美國的原子彈計畫的事實。
這又意味著兩件事：（1）盟軍的原子彈計畫其實並不像公認的歷史所認為得那樣順利，甚至沒有那麼接近成功（2）反之，納粹的原子彈計畫恰恰才是更接近成功的一方——如果不是早已成功的話（註13）。如同我在《黑太陽帝國》一書中所解釋的，盟軍在當時是同時嘗試研發兩種不同類型的原子彈，即鈾彈和鈽彈，而這導致了美國的可裂變鈾235產能直到1944年12月都仍未達到產生臨界質量（critical mass）所需要的水平，根據曼哈頓計劃的文件，至少要到1945年11月才會有足夠製造一枚原子彈的鈾庫存，問題時此時距離1945年8月6日小男孩鈾彈在廣島引爆已經過去了好幾個月。
正是卡特・海德里克解答了為什麼明明有這些困難，美國人最終卻依然能夠提前數個月在廣島投下鈾彈：原來當時有一艘德國的U-234潛艇正載運著數公斤的高濃縮鈾235前往日本，可是它後來卻毫無理由地選擇將這批珍貴的貨物送給了美國當局。換句話說，德國的濃縮鈾拯救了曼哈頓計劃，而這反過來又意味著德國的原子彈計畫其實遠比我們所認為的還要成功得多。至於這艘單獨行動的U型潛艇是怎麼突破被盟軍艦艇重重包圍的北海、橫渡大西洋、在與加拿大皇家海軍的多次交火中倖存下來，最終向美國當局投降，這又是另一個謎了，但有一個線索似乎又再次隱藏在了德國投降的技術細節中。
a. 與德國投降的聯繫
正如第一章所述，不管是在法國蘭斯還是柏林，納粹黨都沒有派出代表出席盟軍和蘇聯的受降儀式。的確，馬丁・鮑曼領導的臨時黨內閣中亦無一人出席這些儀式。上一章已經指出，鮑曼早在1943年就已經從海軍元帥卡爾・鄧尼茨那裡獲得了一些沒有任何身份標示的U型潛艇，也就是俗稱的“黑艇”！簡單來說，納粹黨擁有一支獨立的黑色潛艇艦隊，它們由馬丁・鮑曼直接指揮，負責執行各種秘密任務。由於這支潛艇艦隊在原則上並未通過納粹黨的代表來在兩次受降儀式中向盟軍投降，因此它們與盟軍嚴格上仍然處於交戰狀態。
這些事實對我們回過頭來檢視海德里克的猜想具有重要的意義。
b. 傑佛瑞・布魯克斯的猜想：隱形的U型潛艇艦隊
為了更好地理解海德里克的猜想，我們需要來參考研究人員傑佛瑞・布魯克斯提供的資訊，他研究了很多阿根廷和美國檔案館中的文件還有報紙。如同下面所展示的，布魯克斯先生的觀點不僅印證了海德里克對柏林的終局的猜想，同時也還原了穆勒與鮑曼究竟是如何出逃的過程。根據布魯克斯先生向本書作者分享的論文《關於1945年3月27日至7月4日期間的德國潛艇逃脫目視與電子探測的三起事件報告》（Report on Three Incidents Suggestive of Invisibility of German Submarines to Visual and Electronic Detection between 27 March and 4 July 1945），他在其中提到了盟軍的戰鬥機與德國U型潛艇的數次遭遇，而它們確實反映出了一些問題（註14）。
正如布魯克斯在報告中指出，當U-234潛艇在1945年3月27日載著珍貴的鈾235，就像我在《黑太陽帝國》中描述的（註15），穿越位於丹麥和瑞典之間充滿危險的卡特加特海峽、準備要前往挪威時，發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從1945年3月到歐洲戰爭結束為止，從基爾到挪威的航程對德國潛艇來說一直是非常危險的。英國皇家空軍掌握了波羅的海西部的制空權，並對這片水域採取了嚴格的監視。所有從德國出發前往挪威的德國潛艇都必須穿越位於丹麥和瑞典之間的卡特加特海峽。卡特加特海峽是一片狹窄的水域，很容易布下地雷和封鎖。有超過一半試圖穿越該海峽的潛艇被戰鬥機擊沉。只有四分之一的潛艇能在未受嚴重損傷的情況下成功渡過海峽。
電子探測設備：英國皇家空軍絕大部分的戰鬥機皆備配了機載雷達，能夠精確地偵測德國潛艇的行蹤。一些離開德國的重要U型潛艇會安裝一台或多台FuMB反雷達預警裝置。這些裝置可以從很遠的距離就偵測到敵機和敵艦發射的雷達波束。”（註16）
據布魯克斯指出，U-234本身是一艘大型的XB型貨運潛艇，水下排水量大約有兩千七百噸，當其以十節的速度航行時，航程可達兩萬一千海里——完全足以勝任前往日本的任務——它在1945年3月26日從基爾出發，上面載著“十一名軍事科研人員”，其中包括“兩名日本軍官和六名德國國防軍軍官”，他們所有人的軍階皆高於潛艇艦長約翰・費勒中尉（Johann Fehler，註17）。我已在《黑太陽帝國》中指出，潛艇上的貨物還包括大約八十個裝滿濃縮鈾的鍍金圓筒、梅塞施密特262噴氣式戰鬥機的圖紙與模型、德國製的紅外線近炸引信及其發明者海因茨・施利克博士（Dr. Heinz Schlicke）也在船上，美國能夠在同年稍晚的時候成功引爆鈽彈很可能正是多虧了這些引信（註18）。
然後，在1945年3月27日十五點整（即中歐時間下午三點），U-234遭遇了它離奇的航行之旅中的第一起奇怪事件。據布魯克斯表示：
“（1）...前方出現了三架敵機，高射砲已經準備就緒。隨著雙方的距離已經剩下不到五千碼，通訊兵上士沃夫岡・赫希菲爾德（Wolfgang Hirschfeld）將消息傳達給了艦橋。到了三千碼的時候，費勒下令開砲。當時人在無線電室的赫希菲爾德聽見了艦長的命令。結果高射砲卻毫無動作。赫希菲爾德跑去了艦橋，卻看見費勒正在急令砲手們趕緊開火，但他們卻依然不為所動。此時敵機已經飛過了這四艘潛艇，並且顯然沒有意識到它們的存在。
（2）1945年3月27日午夜，這四艘潛艇在腓特烈港附近的海域與一支由四艘蒸汽船組成的護衛編隊擦肩而過，後者正與魚雷艇一起要往南駛向德國。英國皇家空軍發射了照明彈，海面頓時充滿了一片淡黃色的亮光，接著它們就對蒸汽船展開了攻擊。它們似乎完全忽略了四艘潛艇的存在——明明它們才應該是優先攻擊目標。
（3）半小時後，U-234的反雷達裝置顯示卡特加特海峽已被敵機團團包圍。這時一架戰鬥機從西邊低空逼近，幾乎掠過水面。就在逼近到三千三百碼時，戰鬥機調轉了方向。三十分鐘後，另一架轟炸機從同一方向飛來，然後又在三千三百碼處轉向。‘這場遊戲重複了一夜，’赫希菲爾德寫道：‘它重複了整整三次，這絕不是偶然。’第二天早上，四艘潛艇終於完好無損地抵達了奧斯陸峽灣。”（註19）
布魯克斯先生說得沒錯：依照正常的作戰程序，盟軍照理說理應優先攻擊包括U-234在內的小型U型潛艇編隊才是。然而，盟軍的戰鬥機至少三次進入了可視範圍，甚至還用照明彈發現了潛艇編隊的蹤跡，卻始終沒有發動攻擊。為什麼呢？布魯克斯先生提出了一個可能性：
“（i）關於這次航行的許多細節至今仍未被解密。一個看似無關緊要、卻依然被保密的事實是U-234的具體燃料數據：它攜帶又消耗了多少燃料。在另外兩艘潛艇的例子中，它們都莫名其妙地刻意少帶了35%的燃料，理由據說是為了‘保持航行時的穩定性’。
（ii）高射炮組員為什麼要違抗艦長的命令？要嘛是他們的精神狀況受到了能量場的影響，要嘛就是（U型潛艇艦長）忘記了這些“特殊設備”的控制權其實在另一位比自己更高級別的軍官手上？
（iii）在其中兩個例子中——第一次遭遇和夜間照明彈襲擊——這些潛艇似乎既躲過目視也躲過了雷達。
（iv）最後的一次接觸似乎說明潛艇已經被雷達偵測到了——也許能量場正在減弱——但當它們進入能量場時，這些戰鬥機的機能疑似也受到了影響——‘如果你的座機開始無故失去穩定，請立即撤退。’”（註20）
布魯克斯的意思很明顯：U-234及其同伴很可能配備了某種特殊的雷達隱蔽電子裝置，能讓盟軍戰鬥機無法從目視和雷達上發現它們。由於這些裝置會產生強烈的電磁場，以至於U型潛艇甲板上的砲手們——請記住，它們當時正在水面上航行——可能以某種奇怪的方式受到了它的影響。或者，就像布魯克斯所暗示的，他們也許是受到了U-234上比費勒艦長還要更高級別的指揮官的命令，被要求不准開火。布魯克斯還表示，這些U型潛艇配備的特殊裝置或許就是它們為何沒有注滿燃料的原因，以免這些重型電子設備產生危險。
儘管這一切聽起來略顯牽強，卻並非完全不可能。正如我在上一本書《統一場的秘密：費城實驗、納粹鐘與被埋葬的理論》中指出的，美國海軍臭名昭彰的費城實驗，其據稱曾讓一艘美國護航驅逐艦成功實現光學隱形，它與納粹鐘其實是基於相同的物理學原理。假如德國人當初在對鐘進行實驗的時候也用雷達對其進行了測試，他們或許也發現了該裝置具有強大的雷達隱蔽特性。雖然沒有任何證據顯示納粹進行過這樣的實驗，但納粹確確實實曾在戰爭期間對雷達吸波材料（RAM）進行了機密測試（註21），此外德國海軍其實也以“萊茵海軍上將”（Admiral Rhein）的名義參與了納粹鐘計畫！（註22）我以前已經指出，在有關於費城實驗的傳說中有一些說法稱，當時暴露於實驗產生的電磁場中的人們出現了奇怪的精神和生理反應（註23）。
布魯克斯還記錄了另一起同樣涉及U型潛艇的奇怪事件，以及它在盟軍戰鬥機的雷達面前“隱形”的能力。這艘著名U-977潛艇是直到歐洲戰爭已經結束幾個月後才終於在阿根廷投降，而它的航行過程與U-234極為相似：
“1945年4月的第三個星期，U-977正準備跟隨另外兩艘潛艇組成的航隊前往挪威。它們在腓特烈港完成了補給。潛艇現在已經嚴重超載，輪機長警告說，這會導致它在淺水區航行時難以保持平衡，甚至根本無法保持。德國海軍最高統帥部（OKM）已經下令它們必須進行深水航行，但舍弗（Schäffer）卻擅自決定讓潛艇在水面上航行，因為他的船員大多缺乏深水航行訓練。
離開腓特烈港後，U-977開始在一片佈滿水雷的淺水區進行航行，這使它無法下潛，同時敵襲也出現了。反雷達系統發出了警報。敵機顯然配備了雷達。舍弗發現有十二架敵機正在快速逼近，他甚至可以聽見引擎的轟鳴聲。敵機不斷在周圍盤旋，看來它們無法準確鎖定航行在水面上的潛艇。它們照理說會先發射導彈，待其打穿潛艇的外殼後，再一舉將它擊沉。結果卻什麼也沒有發生。幾個小時後，當U-977脫離淺水區後，舍弗便下令潛艇下潛。反雷達裝置顯示敵機一直在後面尾隨，但卻始終沒有發起攻擊。”（註24）
正如布魯克斯在報告中的其它部分指出，U-977本身是一艘較老的VII型U艇，它本來在1945年預定要執行的任務是潛入南安普敦並擊沉那裡的盟軍船艦。這對這艘U艇而言無異於自殺任務（尤其是在當時，早已有許多配備了新型靜音引擎的XXIII型潛艇可執行這類任務），除非這艘U-977事先裝載了特殊的實驗性隱形裝置。但是，在U型潛艇與盟軍戰鬥機之間的這些發生在戰爭末期的交鋒中，是否其實有另一股“隱形”力量在背後作用呢？
c. 海德里克論德國交出原子彈的秘密與濃縮鈾235：對“隱形”U型潛艇的再思考
（1）官方說法及其問題
事實上，這股特殊的隱形力量或許還真的存在，而它的名字就叫做“馬丁・鮑曼”，他極有可能在歐洲戰爭臨近尾聲的時候與美國人私下達成了一項交易。正如我們將在接下來看到的，這項交易必須要有足夠的“威懾力”，才能讓美國人相信他是來真的，從而確保他們遵守承諾。
由此，我們將得以揭開馬丁・鮑曼與海因里希・穆勒的逃亡之謎，從鮑曼的戰略撤退計畫的大背景來看，這筆交易絕對可以稱得上是意義重大。海德里克對他們可能的逃亡經過及其所產生的影響進行了最詳盡的考究。
故事要再次從U-234與其載運的珍貴紅外線近炸引信和濃縮鈾235說起。鮑曼在這次航行中所扮演的角色，還有他可能從柏林出逃的經過，本身就充滿了諸多問題。如同卡特・海德里克本人所言，正是在我們開始思考鮑曼究竟是已經“死亡”還是“逃亡”時，一連串的問題才會浮現：
“近五十年來，人們一直在爭論馬丁・鮑曼到底是成功在1945年春天逃出柏林，還是早已命喪在發生在該市的魏登丹默橋的一次轟炸中（註25），抑或是在幾個小時後於幾英里外的萊爾特車站神秘身亡（註26）。在過去半個世紀中，圍繞著他在柏林的最後時光的敘述的各種杜撰、捏造、修正、竄改、否認、反駁、調查、清除、重寫、重塑和刪節是如此之多，以至於唯一能夠確定的就是這一切都被籠罩在一片撲朔迷離的濃厚黑霧之中。的確，人們或許永遠無法知道真相。這不僅僅是因為任何一方的證據都不足蓋棺定論，更是因為似乎很少有參與者能以客觀的態度看待這個問題，因此為了謹慎起見，他們提供的證詞和證據都需要受到不同程度的懷疑。儘管人們在談論這段歷史時總是將其描述得非常悲慘，但目前已知的事實是，在戰爭結束時躲在碉堡裡面的人其實有90%最後活了下來。”（註27）
這種撲朔迷離的情況有多少是鮑曼和穆勒一手造成的仍有待商榷，但無論盟軍後來迅速開始推廣的標準版歷史是怎麼說的，紐倫堡法庭顯然對此並不買帳，法庭仍舊判處缺席審判的鮑曼死刑，以防萬一哪天他從魏登丹默橋或萊爾特車站——或其它任何地方——死而復生，然後不請自來地再次出現。
然而，在海德里克看來，鮑曼在柏林最後的日子與U-234載運的貨物有著極為重要的關係，為了說明這是怎麼一回事，海德里克首先解釋了他是如何重建鮑曼和穆勒的逃亡過程：
“事實上，現有的兩種理論（一種主張他已經死了，另一種主張他成功逃生）皆有各自的證據支持，並且儘管雙方都堅持自己才是正確的，但對所有現存的史料進行詳細研究後只會發現，這一切到頭來依然是充滿迷霧。實際上，有強而有力的證據表明，似乎是有某些人在故意混淆視聽，好讓馬丁・鮑曼的命運變得疑雲重重，而他們的目的就是要讓關於鮑曼的最終命運的任何記載都失去意義。但只要通過兩個標準來過濾所有可用的資訊，即便無法直接還原真相，至少也能推斷出鮑曼在柏林的最後幾天的最有可能的結果。”（註28）
根據海德里克的說法，最有可能的結果就是馬丁・鮑曼逃到了某個安全的地方，並且同行的很可能還有他的朋友、同樣身為地堡通緝犯的穆勒（註29）。
海德里克很清楚地說明了他所採用的研究標準，其中一個是：
“在這些零散的敘述中，仔細觀察它們有哪些能夠互相印證，進而去對各種細節進行驗證。這些證據碎片越近似、越具體，它們的真實性也就越高——前提是它們還沒有被已經確定的事實所推翻。
另一個（標準）是謹慎地權衡提出和／或支持這些證據的人——還有他們的理由——以了解他們的觀點是否有受到任何政治及其它因素影響。通過這兩種分析方法，我們就可以獲得更連貫且可信的結論——事實上，本作者承認儘管這個結論十分令人不安，但它卻是最有可能的——那就是鮑曼成功活了下來。不過，需要指出的是，本作者並不認為這些證據具有決定性。我只是想說，這些證據確實能夠支持鮑曼倖存的可能性，甚至超過了他死在柏林的可能性。而且種種證據皆顯示U-234與他的逃亡有脫不開的關係...”（註30）
不用說，海德里克提供的證據，再加上其他納粹分子倖存的證據以及本書將要展示的鮑曼成功生還的證據，在我看來已經十分有力地，儘管並非是完全足以定論，證明了鮑曼和另外兩位對他的戰後納粹國際計畫至關重要的納粹高官都確實活了下來：海因里希・穆勒和黨衛軍將軍、秘密武器計畫負責人漢斯・卡姆勒。
今天大多數人的二戰研究者應該多少都聽過鮑曼和穆勒試圖從帝國總理府下面的元首地堡中出逃的經過。1945年5月1日深夜，在希特勒與愛娃據稱自殺後，地堡裡剩下的人們分成了幾組，準備趁著深夜偷偷出逃，當時到處都是俄軍的槍林彈雨。“每組人都必須自己想辦法找到安全的逃生路線。”（註31）
據說，其中一組人裡面就包括了身材圓潤、雙腿短小、頸部粗厚的馬丁・鮑曼，他既是納粹黨的最高指揮官也是希特勒最信任的心腹。當時這群人正小心翼翼地穿越在充滿散落的炸彈、屍體堆和斷垣殘壁之間的街道之間，然後他們從一座地鐵站再次進入了地下碉堡。一行人沿著黑暗的鐵軌，悄聲無息地不停往北前進，然後再次回到地面，試圖尋找渡過施普雷河的方法。
在魏登丹默橋，一行人遭遇了德軍坦克和俄軍的激烈交火。其中一個版本的說法是，鮑曼試圖搭乘一輛坦克來穿過狹窄的橋面。接著坦克遭到了火箭砲的攻擊，迅速爆炸並變成了火球，根據現場的“目擊證人”埃里希・肯普卡（Erich Kempka），他是希特勒的司機與元首地堡逃亡小組的一員，鮑曼就是在這場爆炸中身亡的（註32）。
至少還有四名“希特勒信任的下屬”也在場目睹並講述了同樣的結果（註33）。
但隨著新的目擊證人一一出現，整個故事就逐漸失控了，因為他們提供的證詞幾乎全都互相矛盾。其中一人是西班牙的黨衛軍志願者，曾公開宣稱自己誓死忠於納粹，當時他正跟著一支小型黨衛軍支隊在橋樑附近作戰。他親眼目睹了坦克在被火箭炮擊中後爆炸。這位西班牙人，胡安・羅卡−皮納爾（Juan Roca-Pinar）隨後跳上坦克，打開艙門（顯然裡面的德軍士兵忘記從內部上鎖了，這是一個非常低級的失誤！），並發現鮑曼已經死在裡面（註34）。羅卡−皮納爾的說法得到了希特勒的保鑣哈拉爾德・門格豪森（Harald Mengerhausen）的證實，他也說鮑曼在坦克裡面，但他並沒有死在爆炸中，因為他人在另一輛坦克裡面！（註35）
正是從這裡開始，標準版本的歷史迅速變得難以自洽了。舉例來說，希特勒青年團的領導人阿圖爾・阿克斯曼（Artur Axmann）“自稱他在魏登丹默橋的交火後又再次遇見了鮑曼，並表示鮑曼還活著，安然無恙。”（註36）根據這個版本的說法，阿克斯曼和鮑曼曾短暫地一起逃亡，然後他們便各奔東西“追尋各自的自由之路。”（註37）
然後，事情還會變得更加詭異：
“阿克斯曼一路向西前進，但在發現前方的道路已經無法通行後只好折返，他聲稱自己在萊爾特車站的鐵路棧架上再次看見了鮑曼和希特勒的私人醫生施東弗埃格（Dr. Stumpfegger）。鮑曼和施東弗埃格兩人都躺在棧架上，看起來已經失去生命跡象。阿克斯曼走上前去檢查鮑曼的呼吸，沒有任何反應。不過，他並未肯定地表示這位帝國領導人已經身亡。
的確，如果他們當時真的死了，那麼他們的‘死因’也相當奇怪。按照阿克斯曼的說法，兩具屍體均沒有明顯的外傷或暴力攻擊痕跡——即使考慮到鮑曼在那場坦克爆炸中活了下來，這也與魏達丹默橋的報告有很大的矛盾，甚至更令人困惑，因為他們顯然是在一場激烈的交火中喪生的。他們安詳地並排躺在那裡，雙手隨意地擺放在身體兩側，簡直就像他們是自己躺下去的，或是被人刻意扔在那裡。阿克斯曼認為，他們也許是被毒死了，或者是自己服毒自殺。”（註38）
海德里克對於這兩種官方說法的結論很值得引述：
“因此，對於鮑曼之死的半官方記載完全無法自圓其說，充斥著各種出入與矛盾。然後這一切還會變得更加令人困惑。戰後，歐洲各地都出現了大量關於鮑曼的目擊報告。他曾出現在瑞典、義大利、西班牙、丹麥、德國、瑞士、挪威，甚至是阿根廷。”（註39）
原因很簡單：所有關於鮑曼之死的目擊證詞都是來自於納粹黨員。這就引出了一個更令人費解的問題，即一個完全奠基於納粹分子的目擊證詞的故事，怎麼會成為作為戰勝方的同盟國的標準史觀呢？仔細思考後就會發現，這其實與希特勒自殺的情況很類似，因為再次地，關於後者的所有目擊證詞皆是源自於納粹黨員。
無論如何，關於鮑曼的兩次死亡的官方說法，第一次是在魏達丹默橋（而這又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版本），第二次是在萊爾特車站，很快又會因為在數十年後出現的所謂法醫證據而變得更加撲朔迷離。據報導稱，蘇聯人後來在阿克斯曼描述的地點發現了鮑曼的屍體，並迅速確認這個人就是鮑曼，因為死者如今已腐爛不堪的大衣裡剛好裝著鮑曼的日記（註40）。然而，人們的喜悅和解脫還沒持續多久，就又有傳出了消息，蘇聯人“推斷這本日記是被故意放在大衣裡，好誤導調查人員、讓他們失去鮑曼真正的蹤跡。”（註41）
更雪上加霜的是，在1972年末：
“就在拉迪斯拉斯・法拉戈和保羅・曼寧分別發表了兩篇文章，令人信服地證明了鮑曼確實已成功逃出柏林的不久後，一支建築團隊就在極其可疑的情況下‘意外’挖出了兩塊頭骨和幾塊骨頭，正好在距離官方的鮑曼搜查隊先前的挖掘過的地點只有二十碼...
研究人員對這些頭骨進行了檢驗，以確認它們是否有一個屬於鮑曼，但這裡存在一個問題：我們根本沒有鮑曼的牙科紀錄或其它任何可與這些遺骸進行對比的證物。唯一可用的紀錄就是鮑曼已故的私人牙醫雨果・布拉施克（Dr. Hugo Blaschke）在紐倫堡審判期間憑記憶繪製的牙齒素描。牙科技師弗里茨・埃希特曼（Fritz Echtmann）聲稱這幅素描是準確的，可是他從未親眼看過鮑曼的牙齒，頂多曾根據布拉施克醫生提供的資料，為一位他‘推測’是鮑曼的病人打造了牙橋。負責進行檢驗的病理學家們就是使用這些資料來與頭骨進行比較，然後宣布兩者相符。”（註42）
所以這裡其實只有一個問題：“這塊頭骨很可能根本就不是鮑曼”，因為蘇聯人實際上將他們當初發現的鮑曼遺體重新埋葬在了另一個地方（註43）。
彷彿這還不夠，這塊頭骨是如何被偶然發現的敘述之後還衍生出了四種不同版本，“每一種說法都與彼此存在出入，但它們每個卻又能與布拉施克醫生的牙齒素描相吻合。”（註44）不過，最終的定論仍在1997年5月出現了，研究團隊對頭骨進行了DNA檢測，“並在1998年5月宣布他們已經確認了頭骨主人的身份。”（註45）
只是具體的DNA檢測報告卻從來沒有被公佈。
此外，就連頭骨的來歷也並非完全沒有爭議（註46）。
還有那些曾經掌控過這塊頭骨的人們的立場，也並未被證明是完全中立的（註47）。
而且這塊頭骨在近二十年來的下落更是一個謎，自從它被蘇聯人拿走，直到現在又在距離最初的地點幾十碼外的地方被重新發現（註48）。
海德里克一針見血地指出：“綜合所有這些因素後，我們不僅對DNA檢測結果的真實性產生懷疑，畢竟如前所述，它可以被隨意地用任何方式解釋，更該質疑的還有這些檢測究竟是否從頭到尾就只是一場作秀，”（註49）因為這塊頭骨很可能其實是在鮑曼已經去世很久以後才被埋在那裡的，無論他是死在1945年還是更晚，並且考慮到頭骨有二十年左右的時間下落不明，這種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2）混淆視聽、破壞線索：替身
那麼牙科紀錄呢？如同海德里克指出，找來一、兩個（甚至三個）與鮑曼長得很像的替身，偽造這些人的牙科紀錄，然後安排他們在某個時候逃離地堡以混淆視聽，這其實一點也不難做到。至於DNA證據，它可能也有些問題，海德里克表示：
“不過，關於那塊頭骨的DNA檢測，其實還存在著最後一種可能性。如果蘇聯人的報告是錯誤的，而接受檢測的那塊頭骨實際上是與施東弗埃格醫生一起葬身在萊特爾車站的那位死者，那麼他很可能就是鮑曼的替身。（海因里希）穆勒曾經安排過元首的一位遠房親戚來擔任希特勒的替身。既然如此，他是否也為鮑曼尋找過替身呢？《地堡》（The Bunker）的作者詹姆斯・奧唐納（James O’Donnell）在親自造訪鮑曼的家鄉時就注意到，那裡有不少人其實長得跟鮑曼很神似，甚至可能就是他的親戚。假如那具遺體是鮑曼的親屬，DNA檢測當然就有可能呈現出與其他親屬提供的DNA樣本相似的特徵，即便那塊頭骨並不屬於馬丁・鮑曼。”（註50）
總而言之，DNA檢測對確定鮑曼究竟是在逃亡過程中喪身，或是成功倖存下來都沒有任何幫助。它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鮑曼和穆勒為了混淆視聽所付出的巨大努力。
也許有人會認為，納粹故意找來鮑曼的親屬扮演替身以混淆未來可能的任何基因辨識這種想法實在太過荒謬，畢竟DNA雙螺旋結構是在戰爭已經結束兩年後的1947年才被沃森（Watson）和克里克（Crick）發現的。然而，我相信納粹在基因研究領域其實已經非常超前，所以他們肯定早就知道基因密碼遲早會被破解，並且隨著科技的進步，它還會成為用來辨識身份的手段。
無論如何，海德里克提到奧唐納曾造訪過鮑曼的家鄉，並觀察到鎮上的男人們，也就是鮑曼的遠房親戚，幾乎都與這位聲名狼藉的納粹黨全國領袖長得很像，這又引出了另一個海德里克未曾思索過的可能性，但這需要費點篇幅來仔細說明。在戰後的幾年及其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歐洲和拉丁美洲的許多地方的確都出現了鮑曼的蹤影。這並非不可能——如果鮑曼真的活下來了，這一點就將意義重大——穆勒利用了幾個長相與鮑曼相似的替身來製造多條假線索，以進一步混淆視聽，掩飾這位全國領袖的真實行蹤。待本章接下來開始分析各種逃生猜想時，這一可能性將具有重要的意義。
（3）海德里克的猜想
6/19更新
（a）鮑曼和穆勒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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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234的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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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貝拉斯科的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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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調和與重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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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黨衛軍上級集團領袖漢斯・卡姆勒的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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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戈斯頓：偽裝成神父以及與鮑曼的相似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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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尼克・庫克與德國空軍第200號轟炸機聯隊：卡姆勒和納粹鐘的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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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結論：一種可能的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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