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納粹黨全國領袖馬丁・鮑曼和蓋世太保首長海因里希・穆勒的逃脫
- 1. 鮑曼、穆勒與吉莉・勞巴爾事件
- 2. 拉迪斯法斯・法拉戈和保羅・曼寧的猜想
- a. 阿根廷文件：借道熱那亞的大逃亡
- b. 艾倫・杜勒斯對保羅・曼寧的評論
- 3. 卡特・海德里克的猜想
- a. 與德國投降的聯繫
- b. 傑佛瑞・布魯克斯的猜想：隱形的U型潛艇艦隊
- c. 海德里克論德國交出原子彈的秘密與濃縮鈾235：對“隱形”U型潛艇的再思考
- （1）官方說法及其問題
- （2）混淆視聽、破壞線索：替身
- （3）海德里克的猜想
- （a）鮑曼和穆勒的行動
- （b）U-234的動向
- 4. 貝拉斯科的猜想
- 5. 調和與重構
- B. 黨衛軍上級集團領袖漢斯・卡姆勒的逃亡
- 1. 阿戈斯頓：偽裝成神父以及與鮑曼的相似之處
- 2. 尼克・庫克與德國空軍第200號轟炸機聯隊：卡姆勒和納粹鐘的逃亡
- C. 結論：一種可能的猜想
“史達林在莫斯科告訴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他相信鮑曼已經成功逃走。他更進一步表示，鮑曼是乘坐U型潛艇出逃的。至於其它，史達林就不肯再透露更多了。”
——威廉・史蒂文森（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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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作《統一場的秘密：費城實驗、納粹鐘與被埋葬的理論》中，我提出了三位納粹高層領導人成功倖存的可能性，以及這又會帶來哪些潛在的影響。在那本書中，我並未太過詳細著墨這三位納粹領導人是否真的可能活了下來；我選擇將它留給本書來進行細究。但為了理解這個問題的重要性，這裡有必要先回顧一下上一本書的內容，好方便沒有讀過的讀者更好理解：
“正如我在過去探討戰時納粹秘密武器的著作《黑太陽帝國：納粹秘密武器與冷戰中的盟軍傳奇》和《黨衛軍之鐘兄弟會：NASA的納粹分子、甘迺迪和MJ-12》中指出，納粹大部分的絕密秘密武器計畫，其中包括屬於最高機密的鐘（註2），都是由一個極為隱秘的智庫來負責協調的，而其本身是附屬在位於捷克斯洛伐克皮爾森的斯柯達彈藥工廠（Skoda Munitions Works）的工程部中。
黨衛軍上級集團領袖漢斯・卡姆勒博士是這個智庫的負責人。1901年8月26日出生在德國波羅的海港口城市斯塞新（Stettin）的卡姆勒擁有工程學博士學位，並且憑藉他對德國秘密武器計畫與黨衛軍建築工程部的牢牢掌控，他可以直接調動多達一千四百萬人的奴工勞動力（註3）。
在斯柯達工程內部，卡姆勒建立了一個智庫，它的任務是要負責統籌第一、二、三乃至第四代武器的開發計畫，其中包括核武及其它具有強大破壞力的武器（註4）。由於卡姆勒本人會說捷克語，他選擇位於捷克斯洛伐克波希米亞的斯柯達工廠來作為智庫的總部是完全合乎邏輯的，因為波希米亞此時已經成為了第三帝國的保護國（Protectorate），直接受黨衛軍管轄。黨衛軍實際上是將波希米亞變成了一個軍事保留區，任何人進出那裡都需要獲得黨衛軍的批准和許可。波希米亞在黨衛軍手中幾乎成為了納粹版的內華達試驗場。在這個近乎與世隔絕的國家裡，卡姆勒將斯柯達工廠的工程部變成了一個龐大秘密武器帝國的中樞，一個名副其實的鼠窩，裡面充滿了各種地下實驗室和生產設施，其中有許多是直到戰後才為盟軍的情報部門所知。
這個智庫設立了三層保密措施。的確，卡姆勒集團（Kammlerstab）的保密性本身就是‘最後一塊拼圖’，正如研究人員亨利・史蒂文斯所說，它始終是一個謎：
‘因為卡姆勒的保密工作實在做得很到位。無論是美國、英國還是自以為無所不知的蘇聯情報部門都無法突破它。卡姆勒將反情報部門、政治反情報小組、工業反情報小組整合成一個三層防禦體系，它就像是阿爾貝里希（Alberich）的隱形斗篷，徹底遮住了他本人和他的部下們。
這種做法確實非常成功，以至於在1945年春天盟軍開始向德國反攻時，竟沒有任何人向當地居民問起有關於卡姆勒或卡姆勒集團的事情。顯然，雙方對此都一無所知。當“地面部隊”終於意識到卡姆勒博士及其部屬的真實身份時，他的名字迅速成為了禁忌話題。這很可能是為了防止其它同盟國，特別是蘇聯知道任何潛在的機密科學寶藏。’（註5）
此外，並不是只有卡姆勒一個人在使用這種三層保密措施，第三帝國的另一位臭名昭彰的人物，蓋世太保頭子、綽號‘太保穆勒’的海因里希・穆勒（Heinrich Müller）同樣也是重點保密對象。無論如何，史蒂文斯說得沒錯；卡姆勒的智庫從來沒有被滲透過。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將這兩個名字連結起來確實很有意思，因為穆勒能一路飛黃騰達至納粹的權力高層，恰恰是因為有馬丁・鮑曼的提攜。穆勒在納粹掌權以前本來是慕尼黑當地的警察，曾被指派去調查希特勒的姪女兼情婦吉莉・勞巴爾（Geli Raubal）的可疑自殺案，但他卻在鮑曼的授意下故意對證據視而不見。有確鑿的證據表明，希特勒要不是蓄意，就是因為一時激憤而開槍打死了她。據說，希特勒當時驚慌失措地打電話給鮑曼，鮑曼平靜地向他保證，自己會搞定這件事。鮑曼隨後便致電穆勒，讓他幫忙銷毀證據，他也因此獲得賞識而在後來成為了臭名昭彰的蓋世太保頭子。絲毫不令人訝異的是，鮑曼在戰爭即將結束時將德國所有重型運輸機−德國空軍第200號運輸機聯隊的指揮權直接交給了卡姆勒，後者則搭乘這些運輸機，帶著納粹德國最敏感的機密，包括納粹鐘一起逃出了歐洲。這也難怪戰後人們一直懷疑鮑曼和穆勒的‘死亡’其實是精心偽造的，他們實際上早已溜之大吉（註6）。
鮑曼、穆勒和卡姆勒是一個耐人尋味的邪惡三位一體，我們從中可以看見一個極為險惡的陰影的輪廓，也就是戰後的‘納粹國際’正在逐漸浮現。試想一下：假如戰後的納粹國際要繼續推動他們的秘密計畫，就需要大量的資金以及懂得該如何妥善掌管資金的人：鮑曼；就需要大量的守衛以及懂得該如何管理他們的人：穆勒；就需要大量的專業工程知識以及懂得該如何協調這些大型項目、確保它們始終維持隱秘的人：卡姆勒。同時在戰後充滿限制的環境下，他們只能選擇投入真正具有先進性的計畫。建設大型濃縮鈾工廠來製造核彈已經行不通，因為這種工程太過浩大且顯眼。他們需要的是某種真正劃時代的東西，它不需要大型實體工廠（除了大型發電廠），而且還能夠帶來比其它任何方案都更好的回報：納粹鐘（註7）。”
本章接下來就是要論證這個“邪惡三位一體”，即鮑曼、穆勒和卡姆勒確實在戰爭中倖存了下來。第三部分將繼續論證納粹國際所投入研究的正是納粹鐘所代表的物理學，而這也符合鮑曼在史特拉斯堡紅屋酒店會議上下達的、繼續進行納粹自己的獨立科學研究的命令。
A. 納粹黨全國領袖馬丁・鮑曼和蓋世太保首長海因里希・穆勒的逃脫
1. 鮑曼、穆勒與吉莉・勞巴爾事件
如前所述，鮑曼和穆勒的情誼與合作最初可以追溯到吉莉・勞巴爾的悲劇，作為回報鮑曼日後也提拔了穆勒成為蓋世太保的首長。穆勒為整個納粹德國及其歐洲佔領區建立了一套十分廣泛且詳細的打孔卡片監控系統，當然，還有蓋世太保龐大的反間諜網路。但這種權力帶來的影響卻經常被忽略。據說，鮑曼曾在希特勒本人不知情的情況下，對他的家族及其據稱的猶太血統進行過至少四次調查，這些調查很可能就是透過蓋世太保與穆勒的幫助來完成的。鮑曼與穆勒的關係暗示了，他們可能透過勒索及其它手段掌握了巨大的權力，甚至連希特勒都必須對他們睜一隻眼閉隻一眼，畢竟有吉莉・勞巴爾的舊事在前。
由於這位蓋世太保頭子的地位本來就是仰仗自鮑曼的恩惠，兩人又都是掩蓋希特勒的情婦被謀殺的共犯，因此鮑曼完全能夠信任穆勒對自己的忠誠。
2. 拉迪斯法斯・法拉戈和保羅・曼寧的猜想
基於鮑曼−穆勒的這種關係，研究人員兼記者拉迪斯法斯・法拉戈和保羅・曼寧提出了關於鮑曼是如何出逃的第一種猜想。兩位記者皆表示他們的主張是有阿根廷情報部門的機密文件為依據的，而法拉戈也在其名著《餘波：馬丁・鮑曼與第四帝國》中展示了其中一些文件。由於法拉戈的書受到了很多質疑——儘管正如海德里克所指出，這些質疑實際上都站不住腳——我們在這裡將更多地參考保羅・曼寧的《馬丁・鮑曼：一名納粹分子的逃亡》（Martin Bormann: Nazi in Exile）一書，並將對那些阿根廷文件的引用與分析留待後面的章節。
a. 阿根廷文件：借道熱那亞的大逃亡
根據保羅・曼寧引用的文件，馬丁・鮑曼是在1948年偽裝成耶穌會士、經由一條途經義大利熱那亞的路線乘貨船抵達阿根廷（註8）。他一抵達阿根廷布宜諾艾利斯，就迅速與他的“納粹國際”中的商界盟友們重建了聯繫（註9）。接下來幾年，阿根廷情報人員一直在密切監視他的行蹤，他去過巴西、阿根廷、巴拉圭和智利（註10）。法拉戈引用的文件基本上大致證實了這一點。
基於我們的目的，最重要的還是他在歐洲的出發地——義大利熱那亞——還有鮑曼具體的越獄手法：他偽裝成耶穌會士，這暗示梵蒂岡似乎有在某程度上參與其中，包括提供需要的外交文件。正如我們將看到的，這與其它版本的逃亡理論互相矛盾。問題是，這些互不相同的理論究竟是否能調和呢？
b. 艾倫・杜勒斯對保羅・曼寧的評論
在他那本書的致謝中，保羅・曼寧寫下了一段非常意味深長的話：
“感謝艾倫・杜勒斯，他曾在其位於華盛頓特區Q街的自家中特地撥冗出一天下午接待我，並在耐心讀完了我為本書進行研究時所做的筆記後，鼓勵與稱讚我‘正走在一條正確的道路上，應該繼續前進’。”（註11）
杜勒斯肯定知道很多內幕，因為他在名義上控制著蓋倫將軍在東歐的情報組織，後來他又成為了CIA局長，一直到豬玀灣事件後才被甘迺迪解職；CIA甚至曾向蓋倫施壓，要求他修改其回憶錄中的一些內容。據曼寧指出：
“另一方面，CIA則推測這位納粹全國領袖是在從地下碉堡出逃的過程中死於炮火。CIA十分堅持這一觀點，並且出於某些莫名的原因，其甚至可以說一直在推廣、宣傳和鼓勵這種理論。例如，當萊茵哈德・蓋倫將軍準備出版他的回憶錄時，他們就出手進行了干預。蓋倫曾在二戰期間負責掌管德國在俄羅斯的間諜網路，後來到了冷戰時期，他又在總理康拉德・艾德諾（Konrad Audenauer）領導下成為了德國聯邦情報局局長。CIA強迫他在回憶錄中添加一段內容，聲稱馬丁・鮑曼是克里姆林宮的間諜，並且他是在1969年逝世於俄羅斯！我聽說這位將軍最後勉強答應了，畢竟他欠了CIA的人情；在冷戰時，CIA資助了他在東歐／蘇聯的間諜行動，其規模動輒四千人左右，每年都會花費美國人大約六百萬美元的稅金。早在1953年，他的情報機關就一直在費盡心思尋找鮑曼的行蹤，他們最後的結論是：‘鮑曼既不在東德也不在蘇聯。我們仍無法確定他在離開帝國總理府後究竟發生了什麼。’這種含糊其辭的聲明無疑損害了蓋倫在西德的政治和間諜圈中的聲譽。他被召去波昂進行解釋，因為這顯然與他自己以前說過的話相矛盾。
我在西德的消息來源告訴我：‘蓋倫將軍的發言明顯是受CIA指使的。CIA想藉此操控輿論，任何了解情況的人都看得出來。鮑曼及其與德國的聯繫如今已成為一個不能明說卻又真實存在的政治問題。’”（註12）
透過杜勒斯對曼寧的私下評論，CIA似乎是試圖玩兩面手法：一方面堅持標準版的歷史，公開宣稱鮑曼和穆勒已在逃出柏林的過程中亡故；另一方面，杜勒斯卻又在私底下鼓勵曼寧，讓他相信自己“正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杜勒斯為什麼願意在私底下對曼寧如此坦白仍是一個謎，但或許這正是鮑曼的意思也說不定，因為鮑曼顯然不會想讓任何人知道自己的倖存與行蹤，哪怕是在德國。因此，他要嘛默許了標準版本的歷史，要嘛這根本就是他欽定的。的確，如同我們將在本章稍後看到，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正是鮑曼親自捏造了證據，來設計出一套關於他已成功出逃的說法！杜勒斯肯定知道真相，但他若說出來自己就必定會面臨危險或被牽連。或許他是在默默地鼓勵曼寧，以期這個龐大的陰謀能在戰後被揭露出來。
3. 卡特・海德里克的猜想
迄今為止，關於鮑曼是如何逃脫的最有趣、且在我看來也最有可能的一個猜想是由卡特・海德里克在他的重要著作《臨界質量：納粹德國的濃縮鈾是如何成就了美國的原子彈》（Critical Mass: How Nazi Germany Surrendered Enriched Uranium for the United States’ Atomic Bomb）中仔細權衡各種證據後所提出的。海德里克對二戰末期盟軍和納粹德國各自的可疑行動的動機進行了重構——我們稍後就會看見這些行動究竟有多麼奇怪——這一點從他那本書的副標題中就可以看出：雙方之所以要進行這些行動，就是為了掩蓋納粹政府將大量的濃縮鈾提供給了美國的原子彈計畫的事實。
這又意味著兩件事：（1）盟軍的原子彈計畫其實並不像公認的歷史所認為得那樣順利，甚至沒有那麼接近成功（2）反之，納粹的原子彈計畫恰恰才是更接近成功的一方——如果不是早已成功的話（註13）。如同我在《黑太陽帝國》一書中所解釋的，盟軍在當時是同時嘗試研發兩種不同類型的原子彈，即鈾彈和鈽彈，而這導致了美國的可裂變鈾235產能直到1944年12月都仍未達到產生臨界質量（critical mass）所需要的水平，根據曼哈頓計劃的文件，至少要到1945年11月才會有足夠製造一枚原子彈的鈾庫存，問題時此時距離1945年8月6日小男孩鈾彈在廣島引爆已經過去了好幾個月。
正是卡特・海德里克解答了為什麼明明有這些困難，美國人最終卻依然能夠提前數個月在廣島投下鈾彈：原來當時有一艘德國的U-234潛艇正載運著數公斤的高濃縮鈾235前往日本，可是它後來卻毫無理由地選擇將這批珍貴的貨物送給了美國當局。換句話說，德國的濃縮鈾拯救了曼哈頓計劃，而這反過來又意味著德國的原子彈計畫其實遠比我們所認為的還要成功得多。至於這艘單獨行動的U型潛艇是怎麼突破被盟軍艦艇重重包圍的北海、橫渡大西洋、在與加拿大皇家海軍的多次交火中倖存下來，最終向美國當局投降，這又是另一個謎了，但有一個線索似乎又再次隱藏在了德國投降的技術細節中。
a. 與德國投降的聯繫
正如第一章所述，不管是在法國蘭斯還是柏林，納粹黨都沒有派出代表出席盟軍和蘇聯的受降儀式。的確，馬丁・鮑曼領導的臨時黨內閣中亦無一人出席這些儀式。上一章已經指出，鮑曼早在1943年就已經從海軍元帥卡爾・鄧尼茨那裡獲得了一些沒有任何身份標示的U型潛艇，也就是俗稱的“黑艇”！簡單來說，納粹黨擁有一支獨立的黑色潛艇艦隊，它們由馬丁・鮑曼直接指揮，負責執行各種秘密任務。由於這支潛艇艦隊在原則上並未通過納粹黨的代表來在兩次受降儀式中向盟軍投降，因此它們與盟軍嚴格上仍然處於交戰狀態。
這些事實對我們回過頭來檢視海德里克的猜想具有重要的意義。
b. 傑佛瑞・布魯克斯的猜想：隱形的U型潛艇艦隊
為了更好地理解海德里克的猜想，我們需要來參考研究人員傑佛瑞・布魯克斯提供的資訊，他研究了很多阿根廷和美國檔案館中的文件還有報紙。如同下面所展示的，布魯克斯先生的觀點不僅印證了海德里克對柏林的終局的猜想，同時也還原了穆勒與鮑曼究竟是如何出逃的過程。根據布魯克斯先生向本書作者分享的論文《關於1945年3月27日至7月4日期間的德國潛艇逃脫目視與電子探測的三起事件報告》（Report on Three Incidents Suggestive of Invisibility of German Submarines to Visual and Electronic Detection between 27 March and 4 July 1945），他在其中提到了盟軍的戰鬥機與德國U型潛艇的數次遭遇，而它們確實反映出了一些問題（註14）。
正如布魯克斯在報告中指出，當U-234潛艇在1945年3月27日載著珍貴的鈾235，就像我在《黑太陽帝國》中描述的（註15），穿越位於丹麥和瑞典之間充滿危險的卡特加特海峽、準備要前往挪威時，發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從1945年3月到歐洲戰爭結束為止，從基爾到挪威的航程對德國潛艇來說一直是非常危險的。英國皇家空軍掌握了波羅的海西部的制空權，並對這片水域採取了嚴格的監視。所有從德國出發前往挪威的德國潛艇都必須穿越位於丹麥和瑞典之間的卡特加特海峽。卡特加特海峽是一片狹窄的水域，很容易布下地雷和封鎖。有超過一半試圖穿越該海峽的潛艇被戰鬥機擊沉。只有四分之一的潛艇能在未受嚴重損傷的情況下成功渡過海峽。
電子探測設備：英國皇家空軍絕大部分的戰鬥機皆備配了機載雷達，能夠精確地偵測德國潛艇的行蹤。一些離開德國的重要U型潛艇會安裝一台或多台FuMB反雷達預警裝置。這些裝置可以從很遠的距離就偵測到敵機和敵艦發射的雷達波束。”（註16）
據布魯克斯指出，U-234本身是一艘大型的XB型貨運潛艇，水下排水量大約有兩千七百噸，當其以十節的速度航行時，航程可達兩萬一千海里——完全足以勝任前往日本的任務——它在1945年3月26日從基爾出發，上面載著“十一名軍事科研人員”，其中包括“兩名日本軍官和六名德國國防軍軍官”，他們所有人的軍階皆高於潛艇艦長約翰・費勒中尉（Johann Fehler，註17）。我已在《黑太陽帝國》中指出，潛艇上的貨物還包括大約八十個裝滿濃縮鈾的鍍金圓筒、梅塞施密特262噴氣式戰鬥機的圖紙與模型、德國製的紅外線近炸引信及其發明者海因茨・施利克博士（Dr. Heinz Schlicke）也在船上，美國能夠在同年稍晚的時候成功引爆鈽彈很可能正是多虧了這些引信（註18）。
然後，在1945年3月27日十五點整（即中歐時間下午三點），U-234遭遇了它離奇的航行之旅中的第一起奇怪事件。據布魯克斯表示：
“（1）...前方出現了三架敵機，高射砲已經準備就緒。隨著雙方的距離已經剩下不到五千碼，通訊兵上士沃夫岡・赫希菲爾德（Wolfgang Hirschfeld）將消息傳達給了艦橋。到了三千碼的時候，費勒下令開砲。當時人在無線電室的赫希菲爾德聽見了艦長的命令。結果高射砲卻毫無動作。赫希菲爾德跑去了艦橋，卻看見費勒正在急令砲手們趕緊開火，但他們卻依然不為所動。此時敵機已經飛過了這四艘潛艇，並且顯然沒有意識到它們的存在。
（2）1945年3月27日午夜，這四艘潛艇在腓特烈港附近的海域與一支由四艘蒸汽船組成的護衛編隊擦肩而過，後者正與魚雷艇一起要往南駛向德國。英國皇家空軍發射了照明彈，海面頓時充滿了一片淡黃色的亮光，接著它們就對蒸汽船展開了攻擊。它們似乎完全忽略了四艘潛艇的存在——明明它們才應該是優先攻擊目標。
（3）半小時後，U-234的反雷達裝置顯示卡特加特海峽已被敵機團團包圍。這時一架戰鬥機從西邊低空逼近，幾乎掠過水面。就在逼近到三千三百碼時，戰鬥機調轉了方向。三十分鐘後，另一架轟炸機從同一方向飛來，然後又在三千三百碼處轉向。‘這場遊戲重複了一夜，’赫希菲爾德寫道：‘它重複了整整三次，這絕不是偶然。’第二天早上，四艘潛艇終於完好無損地抵達了奧斯陸峽灣。”（註19）
布魯克斯先生說得沒錯：依照正常的作戰程序，盟軍照理說理應優先攻擊包括U-234在內的小型U型潛艇編隊才是。然而，盟軍的戰鬥機至少三次進入了可視範圍，甚至還用照明彈發現了潛艇編隊的蹤跡，卻始終沒有發動攻擊。為什麼呢？布魯克斯先生提出了一個可能性：
“（i）關於這次航行的許多細節至今仍未被解密。一個看似無關緊要、卻依然被保密的事實是U-234的具體燃料數據：它攜帶又消耗了多少燃料。在另外兩艘潛艇的例子中，它們都莫名其妙地刻意少帶了35%的燃料，理由據說是為了‘保持航行時的穩定性’。
（ii）高射炮組員為什麼要違抗艦長的命令？要嘛是他們的精神狀況受到了能量場的影響，要嘛就是（U型潛艇艦長）忘記了這些“特殊設備”的控制權其實在另一位比自己更高級別的軍官手上？
（iii）在其中兩個例子中——第一次遭遇和夜間照明彈襲擊——這些潛艇似乎既躲過目視也躲過了雷達。
（iv）最後的一次接觸似乎說明潛艇已經被雷達偵測到了——也許能量場正在減弱——但當它們進入能量場時，這些戰鬥機的機能疑似也受到了影響——‘如果你的座機開始無故失去穩定，請立即撤退。’”（註20）
布魯克斯的意思很明顯：U-234及其同伴很可能配備了某種特殊的雷達隱蔽電子裝置，能讓盟軍戰鬥機無法從目視和雷達上發現它們。由於這些裝置會產生強烈的電磁場，以至於U型潛艇甲板上的砲手們——請記住，它們當時正在水面上航行——可能以某種奇怪的方式受到了它的影響。或者，就像布魯克斯所暗示的，他們也許是受到了U-234上比費勒艦長還要更高級別的指揮官的命令，被要求不准開火。布魯克斯還表示，這些U型潛艇配備的特殊裝置或許就是它們為何沒有注滿燃料的原因，以免這些重型電子設備產生危險。
儘管這一切聽起來略顯牽強，卻並非完全不可能。正如我在上一本書《統一場的秘密：費城實驗、納粹鐘與被埋葬的理論》中指出的，美國海軍臭名昭彰的費城實驗，其據稱曾讓一艘美國護航驅逐艦成功實現光學隱形，它與納粹鐘其實是基於相同的物理學原理。假如德國人當初在對鐘進行實驗的時候也用雷達對其進行了測試，他們或許也發現了該裝置具有強大的雷達隱蔽特性。雖然沒有任何證據顯示納粹進行過這樣的實驗，但納粹確確實實曾在戰爭期間對雷達吸波材料（RAM）進行了機密測試（註21），此外德國海軍其實也以“萊茵海軍上將”（Admiral Rhein）的名義參與了納粹鐘計畫！（註22）我以前已經指出，在有關於費城實驗的傳說中有一些說法稱，當時暴露於實驗產生的電磁場中的人們出現了奇怪的精神和生理反應（註23）。
布魯克斯還記錄了另一起同樣涉及U型潛艇的奇怪事件，以及它在盟軍戰鬥機的雷達面前“隱形”的能力。這艘著名U-977潛艇是直到歐洲戰爭已經結束幾個月後才終於在阿根廷投降，而它的航行過程與U-234極為相似：
“1945年4月的第三個星期，U-977正準備跟隨另外兩艘潛艇組成的航隊前往挪威。它們在腓特烈港完成了補給。潛艇現在已經嚴重超載，輪機長警告說，這會導致它在淺水區航行時難以保持平衡，甚至根本無法保持。德國海軍最高統帥部（OKM）已經下令它們必須進行深水航行，但舍弗（Schäffer）卻擅自決定讓潛艇在水面上航行，因為他的船員大多缺乏深水航行訓練。
離開腓特烈港後，U-977開始在一片佈滿水雷的淺水區進行航行，這使它無法下潛，同時敵襲也出現了。反雷達系統發出了警報。敵機顯然配備了雷達。舍弗發現有十二架敵機正在快速逼近，他甚至可以聽見引擎的轟鳴聲。敵機不斷在周圍盤旋，看來它們無法準確鎖定航行在水面上的潛艇。它們照理說會先發射導彈，待其打穿潛艇的外殼後，再一舉將它擊沉。結果卻什麼也沒有發生。幾個小時後，當U-977脫離淺水區後，舍弗便下令潛艇下潛。反雷達裝置顯示敵機一直在後面尾隨，但卻始終沒有發起攻擊。”（註24）
正如布魯克斯在報告中的其它部分指出，U-977本身是一艘較老的VII型U艇，它本來在1945年預定要執行的任務是潛入南安普敦並擊沉那裡的盟軍船艦。這對這艘U艇而言無異於自殺任務（尤其是在當時，早已有許多配備了新型靜音引擎的XXIII型潛艇可執行這類任務），除非這艘U-977事先裝載了特殊的實驗性隱形裝置。但是，在U型潛艇與盟軍戰鬥機之間的這些發生在戰爭末期的交鋒中，是否其實有另一股“隱形”力量在背後作用呢？
c. 海德里克論德國交出原子彈的秘密與濃縮鈾235：對“隱形”U型潛艇的再思考
（1）官方說法及其問題
事實上，這股特殊的隱形力量或許還真的存在，而它的名字就叫做“馬丁・鮑曼”，他極有可能在歐洲戰爭臨近尾聲的時候與美國人私下達成了一項交易。正如我們將在接下來看到的，這項交易必須要有足夠的“威懾力”，才能讓美國人相信他是來真的，從而確保他們遵守承諾。
由此，我們將得以揭開馬丁・鮑曼與海因里希・穆勒的逃亡之謎，從鮑曼的戰略撤退計畫的大背景來看，這筆交易絕對可以稱得上是意義重大。海德里克對他們可能的逃亡經過及其所產生的影響進行了最詳盡的考究。
故事要再次從U-234與其載運的珍貴紅外線近炸引信和濃縮鈾235說起。鮑曼在這次航行中所扮演的角色，還有他可能從柏林出逃的經過，本身就充滿了諸多問題。如同卡特・海德里克本人所言，正是在我們開始思考鮑曼究竟是已經“死亡”還是“逃亡”時，一連串的問題才會浮現：
“近五十年來，人們一直在爭論馬丁・鮑曼到底是成功在1945年春天逃出柏林，還是早已命喪在發生在該市的魏登丹默橋的一次轟炸中（註25），抑或是在幾個小時後於幾英里外的萊爾特車站神秘身亡（註26）。在過去半個世紀中，圍繞著他在柏林的最後時光的敘述的各種杜撰、捏造、修正、竄改、否認、反駁、調查、清除、重寫、重塑和刪節是如此之多，以至於唯一能夠確定的就是這一切都被籠罩在一片撲朔迷離的濃厚黑霧之中。的確，人們或許永遠無法知道真相。這不僅僅是因為任何一方的證據都不足蓋棺定論，更是因為似乎很少有參與者能以客觀的態度看待這個問題，因此為了謹慎起見，他們提供的證詞和證據都需要受到不同程度的懷疑。儘管人們在談論這段歷史時總是將其描述得非常悲慘，但目前已知的事實是，在戰爭結束時躲在碉堡裡面的人其實有90%最後活了下來。”（註27）
這種撲朔迷離的情況有多少是鮑曼和穆勒一手造成的仍有待商榷，但無論盟軍後來迅速開始推廣的標準版歷史是怎麼說的，紐倫堡法庭顯然對此並不買帳，法庭仍舊判處缺席審判的鮑曼死刑，以防萬一哪天他從魏登丹默橋或萊爾特車站——或其它任何地方——死而復生，然後不請自來地再次出現。
然而，在海德里克看來，鮑曼在柏林最後的日子與U-234載運的貨物有著極為重要的關係，為了說明這是怎麼一回事，海德里克首先解釋了他是如何重建鮑曼和穆勒的逃亡過程：
“事實上，現有的兩種理論（一種主張他已經死了，另一種主張他成功逃生）皆有各自的證據支持，並且儘管雙方都堅持自己才是正確的，但對所有現存的史料進行詳細研究後只會發現，這一切到頭來依然是充滿迷霧。實際上，有強而有力的證據表明，似乎是有某些人在故意混淆視聽，好讓馬丁・鮑曼的命運變得疑雲重重，而他們的目的就是要讓關於鮑曼的最終命運的任何記載都失去意義。但只要通過兩個標準來過濾所有可用的資訊，即便無法直接還原真相，至少也能推斷出鮑曼在柏林的最後幾天的最有可能的結果。”（註28）
根據海德里克的說法，最有可能的結果就是馬丁・鮑曼逃到了某個安全的地方，並且同行的很可能還有他的朋友、同樣身為地堡通緝犯的穆勒（註29）。
海德里克很清楚地說明了他所採用的研究標準，其中一個是：
“在這些零散的敘述中，仔細觀察它們有哪些能夠互相印證，進而去對各種細節進行驗證。這些證據碎片越近似、越具體，它們的真實性也就越高——前提是它們還沒有被已經確定的事實所推翻。
另一個（標準）是謹慎地權衡提出和／或支持這些證據的人——還有他們的理由——以了解他們的觀點是否有受到任何政治及其它因素影響。通過這兩種分析方法，我們就可以獲得更連貫且可信的結論——事實上，本作者承認儘管這個結論十分令人不安，但它卻是最有可能的——那就是鮑曼成功活了下來。不過，需要指出的是，本作者並不認為這些證據具有決定性。我只是想說，這些證據確實能夠支持鮑曼倖存的可能性，甚至超過了他死在柏林的可能性。而且種種證據皆顯示U-234與他的逃亡有脫不開的關係...”（註30）
不用說，海德里克提供的證據，再加上其他納粹分子倖存的證據以及本書將要展示的鮑曼成功生還的證據，在我看來已經十分有力地，儘管並非是完全足以定論，證明了鮑曼和另外兩位對他的戰後納粹國際計畫至關重要的納粹高官都確實活了下來：海因里希・穆勒和黨衛軍將軍、秘密武器計畫負責人漢斯・卡姆勒。
今天大多數人的二戰研究者應該多少都聽過鮑曼和穆勒試圖從帝國總理府下面的元首地堡中出逃的經過。1945年5月1日深夜，在希特勒與愛娃據稱自殺後，地堡裡剩下的人們分成了幾組，準備趁著深夜偷偷出逃，當時到處都是俄軍的槍林彈雨。“每組人都必須自己想辦法找到安全的逃生路線。”（註31）
據說，其中一組人裡面就包括了身材圓潤、雙腿短小、頸部粗厚的馬丁・鮑曼，他既是納粹黨的最高指揮官也是希特勒最信任的心腹。當時這群人正小心翼翼地穿越在充滿散落的炸彈、屍體堆和斷垣殘壁之間的街道之間，然後他們從一座地鐵站再次進入了地下碉堡。一行人沿著黑暗的鐵軌，悄聲無息地不停往北前進，然後再次回到地面，試圖尋找渡過施普雷河的方法。
在魏登丹默橋，一行人遭遇了德軍坦克和俄軍的激烈交火。其中一個版本的說法是，鮑曼試圖搭乘一輛坦克來穿過狹窄的橋面。接著坦克遭到了火箭砲的攻擊，迅速爆炸並變成了火球，根據現場的“目擊證人”埃里希・肯普卡（Erich Kempka），他是希特勒的司機與元首地堡逃亡小組的一員，鮑曼就是在這場爆炸中身亡的（註32）。
至少還有四名“希特勒信任的下屬”也在場目睹並講述了同樣的結果（註33）。
但隨著新的目擊證人一一出現，整個故事就逐漸失控了，因為他們提供的證詞幾乎全都互相矛盾。其中一人是西班牙的黨衛軍志願者，曾公開宣稱自己誓死忠於納粹，當時他正跟著一支小型黨衛軍支隊在橋樑附近作戰。他親眼目睹了坦克在被火箭炮擊中後爆炸。這位西班牙人，胡安・羅卡−皮納爾（Juan Roca-Pinar）隨後跳上坦克，打開艙門（顯然裡面的德軍士兵忘記從內部上鎖了，這是一個非常低級的失誤！），並發現鮑曼已經死在裡面（註34）。羅卡−皮納爾的說法得到了希特勒的保鑣哈拉爾德・門格豪森（Harald Mengerhausen）的證實，他也說鮑曼在坦克裡面，但他並沒有死在爆炸中，因為他人在另一輛坦克裡面！（註35）
正是從這裡開始，標準版本的歷史迅速變得難以自洽了。舉例來說，希特勒青年團的領導人阿圖爾・阿克斯曼（Artur Axmann）“自稱他在魏登丹默橋的交火後又再次遇見了鮑曼，並表示鮑曼還活著，安然無恙。”（註36）根據這個版本的說法，阿克斯曼和鮑曼曾短暫地一起逃亡，然後他們便各奔東西“追尋各自的自由之路。”（註37）
然後，事情還會變得更加詭異：
“阿克斯曼一路向西前進，但在發現前方的道路已經無法通行後只好折返，他聲稱自己在萊爾特車站的鐵路棧架上再次看見了鮑曼和希特勒的私人醫生施東弗埃格（Dr. Stumpfegger）。鮑曼和施東弗埃格兩人都躺在棧架上，看起來已經失去生命跡象。阿克斯曼走上前去檢查鮑曼的呼吸，沒有任何反應。不過，他並未肯定地表示這位帝國領導人已經身亡。
的確，如果他們當時真的死了，那麼他們的‘死因’也相當奇怪。按照阿克斯曼的說法，兩具屍體均沒有明顯的外傷或暴力攻擊痕跡——即使考慮到鮑曼在那場坦克爆炸中活了下來，這也與魏達丹默橋的報告有很大的矛盾，甚至更令人困惑，因為他們顯然是在一場激烈的交火中喪生的。他們安詳地並排躺在那裡，雙手隨意地擺放在身體兩側，簡直就像他們是自己躺下去的，或是被人刻意扔在那裡。阿克斯曼認為，他們也許是被毒死了，或者是自己服毒自盡。”（註38）
海德里克對於這兩種官方說法的結論很值得引述：
“因此，對於鮑曼之死的半官方記載完全無法自圓其說，充斥著各種出入與矛盾。然後這一切還會變得更加令人困惑。戰後，歐洲各地都出現了大量關於鮑曼的目擊報告。他曾出現在瑞典、義大利、西班牙、丹麥、德國、瑞士、挪威，甚至是阿根廷。”（註39）
原因很簡單：所有關於鮑曼之死的目擊證詞都是來自於納粹黨員。這就引出了一個更令人費解的問題，即一個完全奠基於納粹分子的目擊證詞的故事，怎麼會成為作為戰勝方的同盟國的標準史觀呢？仔細思考後就會發現，這其實與希特勒自殺的情況很類似，因為再次地，關於後者的所有目擊證詞皆是源自於納粹黨員。
無論如何，關於鮑曼的兩次死亡的官方說法，第一次是在魏達丹默橋（而這又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版本），第二次是在萊爾特車站，很快又會因為在數十年後出現的所謂法醫證據而變得更加撲朔迷離。據報導稱，蘇聯人後來在阿克斯曼描述的地點發現了鮑曼的屍體，並迅速確認這個人就是鮑曼，因為死者如今已腐爛不堪的大衣裡剛好裝著鮑曼的日記（註40）。然而，人們的喜悅和解脫還沒持續多久，就又有傳出了消息，蘇聯人“推斷這本日記是被故意放在大衣裡，好誤導調查人員、讓他們失去鮑曼真正的蹤跡。”（註41）
更雪上加霜的是，在1972年末：
“就在拉迪斯拉斯・法拉戈和保羅・曼寧分別發表了兩篇文章，令人信服地證明了鮑曼確實已成功逃出柏林的不久後，一支建築團隊就在極其可疑的情況下‘意外’挖出了兩塊頭骨和幾塊骨頭，正好在距離官方的鮑曼搜查隊先前的挖掘過的地點只有二十碼...
研究人員對這些頭骨進行了檢驗，以確認它們是否有一個屬於鮑曼，但這裡存在一個問題：我們根本沒有鮑曼的牙科紀錄或其它任何可與這些遺骸進行對比的證物。唯一可用的紀錄就是鮑曼已故的私人牙醫雨果・布拉施克（Dr. Hugo Blaschke）在紐倫堡審判期間憑記憶繪製的牙齒素描。牙科技師弗里茨・埃希特曼（Fritz Echtmann）聲稱這幅素描是準確的，可是他從未親眼看過鮑曼的牙齒，頂多曾根據布拉施克醫生提供的資料，為一位他‘推測’是鮑曼的病人打造了牙橋。負責進行檢驗的病理學家們就是使用這些資料來與頭骨進行比較，然後宣布兩者相符。”（註42）
所以這裡其實只有一個問題：“這塊頭骨很可能根本就不是鮑曼”，因為蘇聯人實際上將他們當初發現的鮑曼遺體重新埋葬在了另一個地方（註43）。
彷彿這還不夠，這塊頭骨是如何被偶然發現的敘述之後還衍生出了四種不同版本，“每一種說法都與彼此存在出入，但它們每個卻又能與布拉施克醫生的牙齒素描相吻合。”（註44）不過，最終的定論仍在1997年5月出現了，研究團隊對頭骨進行了DNA檢測，“並在1998年5月宣布他們已經確認了頭骨主人的身份。”（註45）
只是具體的DNA檢測報告卻從來沒有被公佈。
此外，就連頭骨的來歷也並非完全沒有爭議（註46）。
還有那些曾經掌控過這塊頭骨的人們的立場，也並未被證明是完全中立的（註47）。
而且這塊頭骨在近二十年來的下落更是一個謎，自從它被蘇聯人拿走，直到現在又在距離最初的地點幾十碼外的地方被重新發現（註48）。
海德里克一針見血地指出：“綜合所有這些因素後，我們不僅對DNA檢測結果的真實性產生懷疑，畢竟如前所述，它可以被隨意地用任何方式解釋，更該質疑的還有這些檢測究竟是否從頭到尾就只是一場作秀，”（註49）因為這塊頭骨很可能其實是在鮑曼已經去世很久以後才被埋在那裡的，無論他是死在1945年還是更晚，並且考慮到頭骨有二十年左右的時間下落不明，這種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2）混淆視聽、破壞線索：替身
那麼牙科紀錄呢？如同海德里克指出，找來一、兩個（甚至三個）與鮑曼長得很像的替身，偽造這些人的牙科紀錄，然後安排他們在某個時候逃離地堡以混淆視聽，這其實一點也不難做到。至於DNA證據，它可能也有些問題，海德里克表示：
“不過，關於那塊頭骨的DNA檢測，其實還存在著最後一種可能性。如果蘇聯人的報告是錯誤的，而接受檢測的那塊頭骨實際上是與施東弗埃格醫生一起葬身在萊特爾車站的那位死者，那麼他很可能就是鮑曼的替身。（海因里希）穆勒曾經安排過元首的一位遠房親戚來擔任希特勒的替身。既然如此，他是否也為鮑曼尋找過替身呢？《地堡》（The Bunker）的作者詹姆斯・奧唐納（James O’Donnell）在親自造訪鮑曼的家鄉時就注意到，那裡有不少人其實長得跟鮑曼很神似，甚至可能就是他的親戚。假如那具遺體是鮑曼的親屬，DNA檢測當然就有可能呈現出與其他親屬提供的DNA樣本相似的特徵，即便那塊頭骨並不屬於馬丁・鮑曼。”（註50）
總而言之，DNA檢測對確定鮑曼究竟是在逃亡過程中喪身，或是成功倖存下來都沒有任何幫助。它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鮑曼和穆勒為了混淆視聽所付出的巨大努力。
也許有人會認為，納粹故意找來鮑曼的親屬扮演替身以混淆未來可能的任何基因辨識這種想法實在太過荒謬，畢竟DNA雙螺旋結構是在戰爭已經結束兩年後的1947年才被沃森（Watson）和克里克（Crick）發現的。然而，我相信納粹在基因研究領域其實已經非常超前，所以他們肯定早就知道基因密碼遲早會被破解，並且隨著科技的進步，它還會成為用來辨識身份的手段。
無論如何，海德里克提到奧唐納曾造訪過鮑曼的家鄉，並觀察到鎮上的男人們，也就是鮑曼的遠房親戚，幾乎都與這位聲名狼藉的納粹黨全國領袖長得很像，這又引出了另一個海德里克未曾思索過的可能性，但這需要費點篇幅來仔細說明。在戰後的幾年及其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歐洲和拉丁美洲的許多地方的確都出現了鮑曼的蹤影。這並非不可能——如果鮑曼真的活下來了，這一點就將意義重大——穆勒利用了幾個長相與鮑曼相似的替身來製造多條假線索，以進一步混淆視聽，掩飾這位全國領袖的真實行蹤。待本章接下來開始分析各種逃生猜想時，這一可能性將具有重要的意義。
（3）海德里克的猜想
（a）鮑曼和穆勒的行動
所以，馬丁・鮑曼到底是如何逃出生天的呢？
據海德里克指出，根據蘇聯情報部門的報告，史達林本人相信鮑曼是在1945年4月30日黎明時乘坐飛機逃出柏林的。根據這些報告，當時他們總共有三男一女一起乘坐一架小型飛機，據說是飛往漢堡。蘇聯人還注意到，在英軍抵達漢堡並佔領這座城市之前，一艘“大型U艇”已經從那裡出發離開了（註51）。史達林曾告訴哈里・霍普金斯，他相信鮑曼就在那艘U艇上面（註52）。更重要的是，“史達林至死都堅信，馬丁・鮑曼確實已經逃走了。”（註53）
海德里克接著提出並自己回答了三個最重要的問題：
“史達林為何敢如此言之鑿鑿？如果他是在說謊，這對他又有什麼好處？如果他說的是實話，這對他又有什麼損失？如果這是真的，美國為什麼要堅持否認呢？假如史達林所說的並不是真的，為什麼他還要提供如此細緻、令人難以置信且看似充滿爭議的細節呢，例如飛機上載有四個人，可是當時僅有的兩架能在臨時跑道上起飛的飛機——鸛式和阿拉多號——分別只能供三人和兩人搭乘。根據目擊者的說法，這兩架飛機本來就是預定來執行緊急出逃任務的。史達林為什麼偏偏要說有一名女性在裡面，在如此絕望且危險的情況下，有哪個女性的身份能重要到值得讓飛機超載的程度？史達林又是怎麼敢斷言這次逃亡是以漢堡作為中轉站，並且那些人是搭乘一艘‘大型’U艇繼續逃跑的？不管怎麼看，史達林所描述的這些事情實在不太像是真的發生過。”（註54）
然而，史達林描述的版本反而卻與許多事實相符。
首先，眾所週知的是在戰後最後的那段日子，蒂爾加滕公園的確有一條臨時跑道，它專門被用來將重要的訪客或物品運送入或送出元首地堡。可是，如同海德里克所說，在史達林與哈里・霍普金斯交談的時候，這一事實仍並不為人們所知（註55）。
其次，正如我們現在所耳熟能詳的關於希特勒自殺的標準主流版本聲稱，著名的德國試飛員漢娜・瑞奇（Hanna Reitsch）曾在4月30日的前幾天駕駛過一架載有德國空軍將軍羅伯特・馮・格萊姆（Robert Ritter Von Greim）的鸛式偵察機飛往柏林，事實上，電影《希特勒：最後的十天》（Hilter: the Last Ten Days）就提到了這件事，由亞歷・堅尼斯（Alec Guinness）主演的這部片講述了希特勒瀕臨精神崩潰的最後那段日子。根據電影所忠實呈現的史實，是希特勒命令格萊姆和瑞奇進行這次危險的飛行，因為他要任命格萊姆為如今幾乎已不復存在的德國空軍的元帥，此時戈林已經因為試圖獨攬大權而被免職了（註56）。
據瑞奇本人表示，她和格萊姆是在1945年4月30日的清晨飛離柏林——與史達林提到的鮑曼搭乘飛機逃出柏林的時間相符——然後他們飛往了海軍元帥卡爾・鄧尼茨在普倫的司令部。瑞奇對這趟飛行的解釋是，她“奉元首之命要遞送一件重要的包裹，並祝福這位海軍元帥好運。”（註57）不用說，如此大費周章就只是為了與海軍元帥“深情告別”這種說法實在太過可笑，但瑞奇和格萊姆是奉希特勒的命令去轉交一份重要的包裹，“特別是如果這份包裹其實是馬丁・鮑曼代希特勒起草的遺囑”的話，而希特勒就是在這份遺囑裡將帝國的政治和軍事指揮權移交給了鄧尼茨，這一切就很合理了（註58）。“根據目前已知的史料，”海德里克表示：
“鮑曼在那時正急切地想與鄧尼茨會合。鮑曼曾告訴他的家人，他們將一起乘坐U艇逃往日本，至於鮑曼的一些親信，包括大區領導（Gauleiter）埃里希・科赫（Erich Koch）等人也計畫要跟著鮑曼搭乘U艇逃走。鮑曼急著想要找到鄧尼茨，以至於他在4月30日凌晨三點半左右親自說服希特勒，同意讓他的飛行員漢斯・鮑爾（Hans Baur）駕駛飛機護送鮑曼前往鄧尼茨那裡。”（註59）
所以，鮑曼的確曾嘗試逃出柏林，但不是像標準的歷史所說得那樣步行，而是從蒂爾加滕的臨時跑道搭乘飛機出逃。不過，其實從柏林起飛出逃的還有另一架飛機。如前所述，在史達林的說法中，載著鮑曼逃離柏林的那架飛機上總共有三男一女。如果鮑曼確實與瑞奇和格萊姆一起搭乘本來只能載著三個人的鸛式偵察機逃走，那麼這也只有兩個男人——鮑曼和格萊姆——然後是負責駕駛飛機的漢娜・瑞奇。假如真的還有第四個人，我們也不清楚他是誰，不過他是蓋世太保穆勒的可能性很高（註60）。然後，還有一架飛機也從柏林逃走了。
根據1949年的一份關於穆勒的審訊紀錄——即在他據稱已被“確認”在逃離柏林的過程中死亡的四年後——穆勒自述了他在4月29日乘坐一架鸛式偵察機從柏林出逃的經歷（註61）。
這次飛行強烈暗示了穆勒正是瑞奇駕駛的那架飛機上的第四個人，原因如下：
“首先，如果鮑曼、穆勒確實曾與瑞奇和格萊姆一起私下出逃，那麼作為戰後納粹議程的共同策劃和捍衛者，他們應該都明白要在講述各自的經歷時故意隱瞞對方的存在。正因如此，瑞奇也絕不可能承認鮑曼或穆勒在她駕駛往鄧尼茨那裡去的那架飛機上。出於同樣的默契，穆勒亦不會承認自己的座機上是否還有其他任何人；所以他才堅持自己是獨自飛行。”（註62）
換句話說，為了讓鮑曼和穆勒是步行出逃的故事——即標準版本的歷史——聽起來可信，他們必須在逃跑之前先討論好該如何編造一個合理的故事，而只有在瑞奇和格萊姆親自乘坐飛機來到柏林，聆聽完兩人說明該如何具體行事的計畫後才可能完成。
但這一切又與“大型U艇”、U-234和它載運的紅外線近炸引信與濃縮鈾有什麼關係呢？
正如海德里克指出，U-234是“大西洋戰區中所剩下的”唯一一艘足以被稱之為大型的潛艇（註63），這意味著它很可能就是史達林所提到的那艘潛艇。但鮑曼、穆勒與這艘潛艇的聯繫還不止如此，因為在元首地堡的通訊紀錄中有兩次直接提到了U-234已經出發，我們稍後就會看到。另外，費勒艦長似乎刻意指揮U-234進行了一段十分曲折的航行，起初這麼做只是為了讓它保持在距離德國本土僅有幾天航程距離的範圍內，後來則是為了徹底隱藏它的蹤跡和活動，因為它已經打定主意只向美國投降（註64）。
所以，從1945年3月25日它離開基爾（註65），以及漢娜・瑞奇、馮・格萊姆將軍，還有很可能與他們同行的馬丁・鮑曼跟海因里希・穆勒搭乘飛機出逃後，U-234到底發生了什麼呢？
U-234先是在費勒艦長的命令下從基爾出發，一路在水面上行駛，直到進入波羅的海的寬闊水域，此時又有兩艘U艇加入了隊伍，開始了前往挪威的第一段旅程（註66）。待夜幕降臨後，U-234及其護航艇與另外三艘XXIII型電潛艇成功會合，穿越瑞典與丹麥之間的狹窄海峽後，兩艘負責護航的U艇開始下潛，U-234和三艘XXIII型潛艇則在夜幕的掩護下繼續穿越卡特加特海峽，它們一路緊貼瑞典海岸，速度為十節（註67）。這些U艇與盟軍戰鬥機的奇怪遭遇正是在這裡發生的（註68），如同前面引述過的傑佛瑞・布魯克斯所指出的。
但海德里克卻對這支小型艦隊為何能夠在盟軍飛機面前隱身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敵方的空巡隊或許本來正在執行其它任務，所以對這支小型艦隊不感興趣。或者，它們接到的命令只是偵察U艇的動向，而未被准許開火，這聽起來似乎有些奇怪，但考慮到後來發生的事情卻相當合理。無論如何，這些U艇仍繼續朝著挪威駛去。”（註69）
換言之，鮑曼是用U艇上的濃縮鈾235與珍貴的紅外線近炸引信來向美國人換取他本人的逃脫，與此同時，他還事先將這些U艇準備前往哪裡的絕密情報告知了美國人。美國人則反過來通知他們的英國盟友，讓他們派出戰鬥機監視U艇的動向，但不要攻擊，這很有可能就是那些奇怪的命令被下達的真實原因。
海德里克也提到了盟軍的戰鬥機曾三次嘗試接近，以及疑似本來想要開火卻被制止的情況，這一點布魯克斯在前面也有提及（註70）。
“盟軍並沒有試圖擊沉U-234，反而還制止了數次本來的攻擊嘗試，這清楚表明他們並不想要摧毀潛艇及上面的貨物和乘客，出於某種不明的原因，盟軍的高層似乎一直在密切地關注這艘U艇的動向。顯然，U-234的航行全程都在盟軍的監視和保護之下，這一點可能就連駕駛戰鬥機過去的飛行員們都不知道。但假如盟軍高層從一開始就知道U-234會帶著濃縮鈾來投降，那麼他們當然會仔細追蹤它的航程——乃至在必要時聯絡相關單位，以避免它遭到擊沉。”（註71）
成功避免攻擊後，U-234和它的護航艇們終於在1945年3月27日日出前不久抵達了奧斯陸峽灣（註72）。
U艇在那裡進行了一些休整，以為前往日本的漫長旅程做好準備。與此同時，船上的無線電操作員沃夫岡・赫希菲爾德每天都必須前往位於克里斯蒂安桑（Kristiansand）的U型潛艇無線電指揮中心，以確認那裡是否有收到任何下達給U-234的命令。
據赫希菲爾德表示，他在U艇抵達挪威不久後的有一天，收到了一封簡短的電報：
“U-234。從現在起只聽從最高指揮部的命令航行。元首地堡。”（註73）
簡單來說，元首地堡現在已直接從鄧尼茨元帥那裡接管了對這艘U-234的指揮權。如同我們稍後將看到的，這位元帥對此非常不滿。到了這裡，任何標準的歷史解釋都已經說不通了，赫希菲爾德在當天晚些時候又被再次召到指揮中心，因為又有對U-234的最新命令發來了。與赫希菲爾德一同前往那裡的還有船上的第二值更官卡爾・普法夫（Karl Pfaff），他負責監督U艇的裝貨，因此他應相當清楚這艘潛艇上到底載著些什麼。
這次的命令是這樣的：
“致U-234通訊兵赫希菲爾德，祝你最後一次航行順利，但願你平安歸來。布比（Bubbi）敬上。”
艦隊指揮官要求赫希菲爾德解釋這位“布比”是誰，而赫希菲爾德的解釋卻十分莫名其妙，他告訴指揮官，這是法國洛里昂的U艇基地中的一名通訊兵的綽號，問題是洛里昂在那時早已落入盟軍手中（註75）。顯然，赫希菲爾德是故意敷衍回答好保護某種高度機密的資訊。
海德里克注意到，U-234在離開基爾之前似乎已經建立了一條高度機密的通訊線路，讓U-234的艦長和通訊兵赫希菲爾德能直接通過它來與柏林當局聯絡，完全繞過了鄧尼茨元帥，並且通訊本身使用的還是“U-234無法接收”的頻率，這就是為什麼赫希菲爾德需要在U-234休整期間前往克里斯蒂安桑接收命令。又或者，設立這條通訊線路的目的從一開始就是為了避免機密資訊被U艇名義上的指揮官，也就是鄧尼茨元帥知道（註76）。
無論如何，赫希菲爾德在當天稍後又一次被叫去無線電指揮中心接收另一封電報，這次是由鄧尼茨本人直接發來的：“U-234只能聽從我的指揮調遣。你們休整完畢後即可出發。BdU。”（註77）
如同海德里克指出，BdU是鄧尼茨的個人指揮編號。“鄧尼茨的意思很清楚，”海德里克表示：“一場圍繞著U-234指揮權的爭奪戰正在發生，否則堂堂海軍元帥何須特別提醒一位艦長必須聽候他的調遣？”（註78）根據海德里克的說法，可能是當地的一名艦隊指揮官將“布比”的神秘訊息的消息轉達給了鄧尼茨，這讓他意識到柏林那邊似乎有人正試圖建立一條平行的指揮鏈來控制U艇（註79）。
所有這一切都為理解後續的政治事件提供了一個截然不同的角度：
“這些史料清楚地表明了，身處在四面楚歌的柏林地堡中的馬丁・鮑曼花費了大量的精力在與鄧尼茨談判，好讓自己能夠逃離這座注定陷落的城市。卡爾・鄧尼茨這位毫無從政經驗，甚至沒有任何政治追隨者的海軍元帥最終卻出人意料地取代了赫爾曼・戈林——鮑曼曾有意扶植他成為希特勒的接班人——接替希特勒成為了第三帝國總理，而通知他的人就是鮑曼。”（註80）
綜合U-234載運著大量的濃縮鈾235、盟軍對這艘U艇的可疑反應，再加上鮑曼親自致電鄧尼茨要他接替希特勒的職位，我們現在差不多可以看出鮑曼試圖徵用那艘U艇逃跑，同時確保它上面的貨物順利抵達的真正目的地是哪裡了：美國，而不是日本。這一切又進一步引出了另一個可能性，那就是“布比”其實就是鮑曼本人，因為他肯定有資格去過問地堡外的那些無線電通訊。事實上，鮑曼不只能過問，甚至還控制了這些通訊。因此，發給赫希菲爾德的那封“布比電報”中提到的“平安歸來”很可能實際上是一條加密訊息，它的意思是要這艘U艇記得返回德國，還有人在等著上船。
U-234在收到鄧尼茨要求的聽從其調遣的命令、以及他要求它盡快出發後所作出的行動，更加證實了這一假設，因為費勒是在4月14日收到命令，可是U艇卻是直到4月16日才離開挪威，俄軍的炮火也正是從這一天開始轟炸柏林（註81）。海德里克堅信，俄軍開始轟炸的消息本身就是一個事先交代好的信號，所以U艇知道要在這時啟航出港，等待後續的指令（註82）。
我們已經注意到根據海德里克的推測，鮑曼和穆勒是與瑞奇和格萊姆一起乘坐飛機於4月29日或30日從柏林起飛出逃。這麼一來，鮑曼和穆勒就能比其他仍留在地堡裡、還在等待機會逃跑的人們提前一、兩天開溜。更重要的是，如同海德里克指出，這樣他們就有充足的時間來留下假線索、偽造不在場證明，“如此既可向外界隱瞞真相，又能避免戰後的調查。”（註83）鮑曼和穆勒在他們預定“死亡”的地點安排了各自的替身，並讓目擊證人們——記住他們全是納粹黨員——按照指示講述那些令人困惑且互相矛盾的故事，而他們兩人則早已飛往北方（註84）。
兩人抵達漢堡後又發生了什麼呢？海德里克是這麼認為的：
“假如上述的猜想屬實，那麼最有可能的情況就是，飛抵漢堡後，鮑曼搭上了U艇，然後在盟軍的嚴密監視下——別忘了那些特地前來卻沒有開火的戰鬥機——穿越英吉利海峽，最後抵達比斯開灣的一個預定好的會合地點。他在那裡登上另一艘船前往西班牙北部海岸，根據OSS的報告，他與一個叫做‘萊昂・德格雷爾’（Leon DeGrelle）人待在一起。鮑曼就這樣在西班牙當局的庇護和美國的暗中監視下，悄悄地處理完了他在歐洲的所有商業關係，他將在不遠的將來透過這個地下經濟體系重建歐洲。”（註85）
但海德里克其實不必特別強調美國在這背後的角色。因為鮑曼完全可以只與美國談判，將U-234——連同它上面珍貴的濃縮鈾235和紅外線近炸引信——移交給美國，而無需讓他們知道自己和穆勒就在潛艇上面，這樣就可以直接利用盟軍的承諾——所以那些戰鬥機才始終沒有“開火”——來掩護他們出逃，美國人很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他們在潛艇裡面。第三部分將會展示一些證據，證明這種猜想確實有一定的可能性。
還有其它間接證據也能證明穆勒和鮑曼成功出逃了。例如，海德里克提到了所謂穆勒在柏林的墳墓——直到他死後多年，他的家人仍會定期前去打理這座墳墓——曾被西柏林檢察官下令開挖化驗。結果人們挖出了三具遺體，沒有一具是穆勒（註86）。至於牙科紀錄跟其它法醫證據，一位研究鮑曼的專家曾向保羅・曼寧透露：“這一切都是鮑曼精心策劃好的，為的就是在將來誤導法醫和牙科專家。”（註87）
不過最重要的證據還是鮑曼在4月30日至5月1日間發給鄧尼茨的電報。根據標準的歷史，希特勒和愛娃兩人是在4月30日下午三點半左右自殺，差不多是瑞奇和格萊姆從柏林出逃的十二小時後。同日下午五點半左右，鮑曼通過無線電報通知了海軍元帥，他已被選為希特勒的接班人。但他並未告知鄧尼茨希特勒已死。鄧尼茨當然不會輕易上當，讓自己像戈林和希姆萊一樣被設套落入叛國罪的陷阱——這些都是鮑曼的陰謀——他堅持要求鮑曼提供證人，而後者始終沒有回應。正如海德里克指出，假如鮑曼當時還在地堡，並且最終在試圖步行出逃的過程中身亡，那麼這些電報就會變得毫無道理。從這個角度來看，它們會顯得完全沒有意義。但如果鮑曼那時已經與格萊姆、瑞奇和穆勒一起逃走，根本不在柏林的話，這一切才說得通。因此，鮑曼當然不知道希特勒已經飲彈自盡，也就更不可能提供證人了（註88）。
向海軍元帥隱瞞元首的死訊還有一個法律上的原因，因為“一旦鄧尼茨知道希特勒已死，海軍元帥的命令就會成為絕對的法律，鮑曼肯定會成為他最先想拿下的希特勒身邊的聖騎士之一，鮑曼對此也心知肚明。”（註89）因此，鮑曼大概是在5月1日向鄧尼茨發出了最後一封電報。大部分的歷史學家都很熟悉這封電報的內容，鮑曼在其中特意向鄧尼茨強調了希特勒遺囑中的政治安排依然有效，但他再次謹慎地避免提及希特勒已死。鮑曼很可能是從漢堡發出電報，但他卻故意讓海軍元帥以為他還在柏林（註90）。
支持鮑曼在4月30日以後就已經不在柏林的間接證據還有很多。比方說，標準的歷史聲稱是戈培爾強迫鮑曼在那份告知海軍元帥希特勒已死的文件上簽字。但實際上那份文件只有戈培爾的簽名；上面根本沒有鮑曼的名字。更重要的是，截至4月30日，地堡與海軍元帥的所有通訊都必須透過鮑曼來進行，因為他掌控著地堡的電話交換機和無線電通訊中心。但4月30日後，它們都被戈培爾接管了，“這樣的事情，”海德里克表示：“如果鮑曼還在那裡的話，是絕不會允許它發生的。顯然，權衡各種證據之後就會發現，這位全國領袖在那時很可能已經離開了地堡。”（註91）
最後，彷彿這一切還不夠似得，英國陸軍元帥伯納德・蒙哥馬利（Bernard Law Montgomery）還聲稱，英國情報部門在1945年5月1日的夜間收到了一份關於鮑曼現身在漢堡的報告。
看起來，史達林這次說的似乎是實話。
（b）U-234的動向
然而，在這個設想中還有一些細節需要補充。如前所述，U-234及其載運的珍貴濃縮鈾是在1945年4月16日離開挪威，它很可能是以蘇聯開始砲擊柏林來作為是否該出港的信號。反過來說，如果我們接受海德里克的觀點，本作者就非常認同，鮑曼是在4月30日或5月1日的時候抵達漢堡，然後與穆勒一起乘坐U-234逃走，並利用他們知道美國人一定會確保潛艇上的貨物順利送達這一點來作為對自己的安全保障。
但U-234在這段期間都在做什麼，還有它在載著新上船的乘客們離開後又去了哪裡？海德里克對這個充滿謎團的過程進行了如下總結：
“關於U-234的謎團遠不止於上面的神秘乘客與貨物。從1945年4月16日到5月12日將近一個月的時間裡，U-234的行蹤完全不明，幾乎成了一個未解之謎。翻開這艘U艇的航海日誌後會發現，它與被截獲的無線電通訊、其它航海紀錄，甚至是同一本航海日誌中的其它部分存在著不少自相矛盾之處，這表明裡面至少有部分的內容是偽造的。事實上，就算只是稍微翻過這本戰時日誌，也會發現它們的內容乃至筆跡都充滿了疑雲，這讓人不禁對它的來源產生了深深的懷疑。除此之外，日誌中包含了少量可信的事實，但它們呈現出的卻是對一艘正在逃亡中的U艇而言非常奇怪且曲折的航行路線。U艇艦長在投降前的最後幾天所採取的行動明顯是在故佈疑陣——而美國海軍顯然也在配合這些舉動。
簡而言之，種種證據皆表明U-234可能並沒有以後來對外公開的方式離開挪威，沒有按照其所聲稱的航線橫渡大西洋，甚至它也可能根本就沒有像公開報導所描述得那樣投降。相反地，它的艦長約翰・費勒中尉似乎一路上都在執著於完成某種未知的使命。”（註92)
如前所述，“布比”的電報或許其實是要U-234折返德國的暗號，海德里克也認同這種可能性（註93）。
同樣還要注意的是，在“布比”的電報發來後，U-234又收到了海軍元帥鄧尼茨親自發來的命令，他要求費勒艦長在休整完立即出航。作為結果，海德里克指出，這就讓費勒陷入了一個左右為難的處境，他不知道到底該聽從哪一個指揮系統，因為違抗任何一個都可能會帶來嚴重後果，甚至丟掉性命（註94）。最終費勒以一種巧妙地方式解決了這一難題，他設法同時完成了這兩套命令。如同盟軍截獲的最高機密情報所顯示，這艘U艇曾兩次離港，第一次是在4月16日，以回應柏林事先交代過的信號；第二次是在4月18日，因為鄧尼茨要求立刻出發（註95）。
就像是為了凸顯這種矛盾，U艇的航海日誌顯示它的實際位置其實比4月16日被截獲的通訊中所說的要更偏北了約兩百英里，而截獲的通訊卻聲稱它正在向南航行。事實上，U艇的航海日誌顯示它是在更北方的挪威卑爾根附近徘徊！（註96）更令人費解的是，航海日誌記錄到4月18日就中止了，然後它被另一本“官方”日誌給取代了！
赫希菲爾德的回憶錄對此提供了一個線索，他曾提到有一次北方地區的一支U艇編隊指揮官漢斯・羅辛（Hans Rosing）乘著一艘快艇登上了他們的U艇，考慮到盟軍已完全掌控北海的制空權，這毫無疑問是一次非常危險的舉動！但海德里克指出，羅辛的駐地是在卑爾根，而不是更南方的克里斯蒂安桑，即U-234出發的城市。海德里克於是得出了一個顯而易見的結論：U-234曾因為某種極為秘密的原因被調往北方，而這一命令更是由北方潛艇部隊的指揮官親自登船告知他們。所以，“官方”的航海日誌才從那時開始取代了本來的航海日誌（註97）。這次特殊航行可能是為了接收來自地堡的最高機密指示，或是為了安裝特殊的高頻無線電設備，好讓潛艇在海上航行時能繼續接收來自地堡的通訊（註98）。
但是，兩本航海日誌之間的矛盾之處又該如何解釋呢？
“為什麼其中一本航海日誌突然中斷了，而且後續的另一本日誌的內容又明顯與U-234的實際航線不符？我在剛開始研究的時候，當我首次向美國國家檔案館申請U-234航海日誌的副本時，一位檔案管理員告訴我，真正的日誌早就被U-234的艦長扔進海裡了。他聲稱費勒在潛艇投降前就把日誌扔掉了，以免重要的文件和潛艇的實際航行軌跡暴露。
但我相信U-234上面載著納粹德國最強大的秘密武器，包括V-4火箭、梅塞施密特262噴氣式戰鬥機的圖紙和文件、原子彈的零件，甚至可能還有製造這些武器的企劃書。即使費勒完全不知道船上到底載著什麼貨物，他後來聲稱自己對此一無所知，儘管這似乎不太可能，他至少應該知道這些貨物、船上的乘客以及這艘潛艇所肩負的任務本身都是很重要的，結果他最後卻乖乖地將它們交出去了。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矛盾。既然費勒中尉可以毫不猶豫地交出納粹寶貴的機密與船上的乘客，他又為何不肯交出一本無關緊要得多的航海日誌呢？照理說，這本日誌記錄的只不過是他投降前的航行路線。如果一切真的有這麼簡單，又幹嘛要藏著掖著？不，航海日誌本身顯然就隱藏著某種費勒不願透露的秘密，所以他才要讓它永遠石沉大海，使我們永遠無法知道1945年4月16日至5月12日這段期間的U-234到底去了哪裡。又或者，航海日誌其實一直被保存得好好的，但因為裡面涉及太過敏感的資訊，所以它被私藏在某個單獨的檔案館中，以免被一般人找到。”（註99）
海德里克在翻閱這份航海日誌的微縮膠卷時發現，從1945年4月18日——U-234“第二次”離開克里斯蒂安桑的時間——到5月12日，即U-234第一次向盟軍表明投降意圖的中間這段時間，關於它的行蹤居然完全沒有任何紀錄（註100）。
海德里克毫不氣餒，他接著詢問了微縮膠卷的原件被存放在哪裡，然後他被告知其已被送回德國，現在在德國聯邦檔案館中。他二話不說立刻提出了查閱1945年4月19日至1945年5月12日的航海日誌的許可申請。
這本日誌很快就暴露出了問題，因為它所記錄的航線、航速和座標與盟軍的無線電測向座標完全不符，更重要的是，海德里克諮詢了一名美國海軍專家，後者認為這本日誌的筆跡太過工整，不太可能是在戰爭環境下完成的，這暗示這份副本極可能是被故意竄改過的（註101）。所有證據最終都迫使海德里克得出結論，那就是“有人正在努力掩蓋U-234的真實行蹤”（註102）。唯一的問題是，是誰又出於什麼原因竄改了這些紀錄？
但這本航海日誌的內容還衍生出了另一個令人震驚的問題：從4月18日到5月12日的這段時間裡，這艘U艇幾乎沒有移動，而僅僅是始終維持在每小時一至兩英里半的航速，這幾乎是在勉強保持最低限度的移動（註103）。簡而言之，即使過往關於這艘U艇的標準歷史總是宣稱其當時正在以二十節的速度航向日本，可是“日誌中紀錄的緩慢航速卻說明它幾乎是在原地踏步，費勒顯然是想盡量拖延時間，讓它盡可能地不要離祖國太遠。”（註104）根據同一本航海日誌，在1945年4月30日至5月5日的這段關鍵時間，也就是鮑曼從柏林消失到鄧尼茨在5月5日當天向盟軍表態願意投降，U艇在這個過程中連續潛航了六天（註105）。海德里克認為它展開潛航的用意非常明顯：U艇是想要進行一次秘密的“繞道航行”，也許正是鮑曼和穆勒想要瞞過美國人的耳目，不讓他們已經登船的事情被發現（註106）。
隨後，通過一連串精心設計的欺騙性通訊和行動（註107）。費勒中尉避開了加拿大要求在新斯科細亞省的哈利法克斯（Halifax）向加拿大和英國當局投降的命令，而是讓潛艇繼續前進直到與美國的薩頓號驅逐艦會合，後者利用無線電干擾成功切斷了英國和加拿大與U艇之間的通訊，並發出信號要求它進入緬因灣，“不要理睬來自哈利法克斯的命令。”（註107）與此同時，U艇的無線電操作員赫希菲爾德則在回憶錄中提到，他看見發明紅外線近炸引信的海因茨・施利克博士站在潛艇的司令塔，將幾卷微縮膠卷扔進了海裡，一邊唸唸有詞說：“這可是能夠飛越大西洋的火箭啊，”（註109）如果這是真的，那麼這就證實了我在《黨衛軍之鐘兄弟會》中提出的論點，即納粹很可能不僅在戰爭結束之前成功試爆了原子彈，而且他們還試射了一枚真正意義上的洲際導彈，它本來應該是要被用來打擊美國本土目標的。事到如今，鮑曼與美國人的“交易”到底是什麼已經很清楚了。
思索所有證據後——我們在這裡只是非常簡要地概括了海德里克複雜而細緻的研究——他最終得出的結論是，U-234就是蘇聯情報部門報告中的那艘“大型潛艇”，它的任務是要將馬丁・鮑曼營救出德國，然後護送他前往西班牙，再用船上的貨物來向美國換取鮑曼的自由（註110）。
儘管我同意海德里克的觀點，U-234確實很可能將鮑曼和穆勒護送到了西班牙，以及這位納粹黨的全國領袖可能與美國情報部門達成了一項秘密交易——回想一下杜勒斯對保羅・曼寧的鼓勵，然後問問你自己，杜勒斯為什麼能肯定地說曼寧正“走在正確的道路上”——可是我們同樣也將在後面的章節中看到，鮑曼領導的國際納粹在後來所進行的活動，必定不會讓他昔日的美國盟友感到高興或滿意。對雙方而言，這只不過是一次出於權宜之計的合作，而它也很快就轉瞬即逝了。
但我們同樣要考慮到一個可能性，即鮑曼最初也許並未將自己與穆勒納入這項合作協議，協議的內容就僅僅只有將濃縮鈾和紅外線引信交給美國人而已，他和穆勒只是趁機利用U-234作為掩護來逃跑，因為他很清楚美國高層一定會設法確保U艇安全抵達目的地，既然如此，他又有什麼籌碼能脅迫或保證美國人會在未來繼續與他合作呢？這個問題將留待後續的章節探討。
然而，關於鮑曼和穆勒的逃亡、U-234載運的原子彈原料，這一切的背後其實有著比海德里克本人所想像的還要更大的秘密在起作用，它就是納粹鐘，以及負責掌控它的那個人——黨衛軍將軍漢斯・卡姆勒——很可能也成功逃走了，而鮑曼又一次地在這裡扮演了關鍵的角色。
但首先，最近有一位曾是納粹分子的西班牙間諜在他出版的回憶錄中透露了一些有趣的內容，它們剛好證實了海德里克的猜想。
4. 貝拉斯科的猜想
為了更好地理解貝拉斯科的故事，我們有必要先根據海德里克挖掘出來的大量資料，來重新回顧一下鮑曼逃亡的經過。在海德里克提出的設想中，我們歸納出大致幾個重點：
- 鮑曼通過談判，將納粹德國的原子彈原料，包括濃縮鈾235以及可能還有原子彈的設計圖紙交給美國，作為交換，他和海因里希・穆勒得以安全地乘坐U-234抵達比斯開灣；
- 抵達西班牙海域後，鮑曼和穆勒又秘密搭乘船隻或快艇前往西班牙沿岸，他們兩人一直待在那裡，直到鮑曼處理完他在歐洲剩下的任務；
- 鮑曼和穆勒很可能是在4月30日至5月1日或2日的這段時間登上U-234，當時這艘潛艇似乎正潛伏在北海的某處待命；之後這艘U艇一路穿越英吉利海峽、抵達西班牙海域，並在完成任務後按照先前的約定向美國當局投降；
- 作為事先策劃好的柏林逃亡行動的一部分，鮑曼和穆勒留下了精心安排（且可能是耗材）的替身，他們佈下多條線索讓盟軍追查，而它們無論如何都會引向鮑曼或穆勒已經“身亡”的結論；
- 戰後他們還利用替身在歐洲製造了一連串的“鮑曼目擊事件”，以掩蓋他們的真實位置與行蹤。
這一切無不暗示了鮑曼似乎與他的美國同行進行了一場艱難的談判，談判的結果是美國只會象徵性地收拾他的那些傀儡和空殼公司，並且不會干涉任何他不想被盟軍整碗端走的資產。
鮑曼完全有能力確保這筆交易被遵守，因為他很可能知道杜勒斯和萊茵哈德・蓋倫之間的秘密協議，以及美國為了太空計畫而吸收大量納粹科學家的事實，所以鮑曼很清楚，如果情況需要，他也可以利用這些人來“執行”他的要求。簡單來說，這是鮑曼最擅長的伎倆：勒索，而且還是針對對方的痛點。美國希望盡快結束戰爭，以避免入侵日本本土可能造成的巨大損失，所以它選擇接受這筆交易，最終投下了那兩顆可能是用鮑曼提供的濃縮鈾和紅外線引信所製造的鈾彈和鈽彈（它甚至可能就是鮑曼的原子彈計畫所製造出來的）。
了解這些背景後，現在是時候來總結一下納粹的西班牙間諜、納粹同情者唐・安吉爾・阿爾卡薩爾・德・貝拉斯科（Don Angel Alcazar de Velasco）提供的說法了。
在貝拉斯科過世後，國際鯊魚獵人協會發表了一篇文章《逃離地堡》（Escape fromthe Bunker），貝拉斯科在文中講述了他在柏林最後的日子，當時他正作為西班牙聯絡員在地堡裡工作，並因此為鮑曼的戰略撤離計畫派上了用場。貝拉斯科十分直言不諱地談到了鮑曼企圖在戰後繼續領導的國際納粹：
“我是他們（納粹）最信任的特工之一，因而能夠接觸到他們最機密的戰後重建計畫。我敢說，這些人以及他們的地下組織絕不是鬧著玩的。他們下定決心要東山再起，並建立了一個橫跨大洋兩岸的秘密團體。他們的組織非常嚴密。最高統帥部仍在繼續發號施令，它每年都會在西德召開會議，因為他們在那裡有很多忠實支持者。”（註111）
貝拉斯科以聯絡員的身份在地堡中工作，他聲稱自己一直待在那裡，直到地堡陷落。
貝拉斯科在那裡親眼見證了希特勒的身心健康狀況迅速惡化，甚至出現了疑似帕金森氏症的症狀（註112）。貝拉斯科同時也見證了希特勒與鮑曼之間的關係，他寫道：“在那段日子，每次希特勒只要一轉身，就能看見鮑曼已經在身後等待他的指示。馬丁・鮑曼的殷勤最終也帶來了回報。直到地堡淪陷前，他已幾乎掌控了一切，甚至要超過他原本的主人。”（註113）但他最重要的一個爆料卻是希特勒和愛娃可能其實已經逃跑了，因為在聽見一些關於元首的官方廣播後，貝拉斯科聲稱他看見希特勒的私人房間的門打開了。愛娃・布勞恩從裡面走了出來，她的手臂上掛著一件皮草大衣，右手拿著化妝盒。據貝拉斯科說，她被一名黨衛軍上校護送離開了地堡。不久後，貝拉斯科說他又看到希特勒與陸軍元帥凱特爾（Keitel）、阿爾弗雷德・約德爾將軍（Alfred Jodl）...還有海軍元帥卡爾・鄧尼茨一起出現了！根據貝拉斯科的說法，這是發生在4月21日，也就是希特勒過完生日的隔天（註114）。正是因為這個奇怪的細節，才讓國際鯊魚獵人協會的會長兼創辦人哈里・庫珀最初對貝拉斯科的故事——貝拉斯科是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向他講述的——嗤之以鼻，認為它根本是胡說八道。不過，庫珀還是聯繫了鄧尼茨的私人衛隊隊長，以確認這位海軍元帥是否真的曾在1945年3月或4月去過柏林。令庫珀吃驚的是，那名隊長回覆說，據他所知，鄧尼茨的確曾在貝拉斯科所說的那段時間去過柏林（註115）。
無論如何，貝拉斯科接著繼續描述了希特勒——而非愛娃——的出逃過程，其中就包括讓替身來代替希特勒繼續留在地堡，這是發生在4月21日至4月30日之間，而這一切都是鮑曼的安排（註116）。我們會在下一章更詳細地討論貝拉斯科關於希特勒出逃的說法，這裡只需要指出，他採取的顯然是與鮑曼和穆勒完全相同的方式：使用替身。
眼下我們最感興趣的還是貝拉斯科是如何描述鮑曼本人的逃亡。他堅稱鮑曼是先乘坐U艇逃往西班牙，再從那裡前往阿根廷，而貝拉斯科也有跟著隨行，這艘“黑色U艇”直到1946年，即戰爭結束的很長一段時間後仍在納粹的指揮下繼續秘密行動（註117）。如同我們將在下一章看到，德國的U艇在戰爭結束後很長一段時間裡仍在繼續聽從納粹的指揮行動，這個想法其實並不像它乍看下的那麼荒唐。
5. 調和與重構
總之，貝拉斯科的故事，加上後來證實鄧尼茨確實曾於1945年4月21日出現在地堡，這些都大致印證了海德里克對鮑曼和穆勒從1945年4月30日至1945年5月12日乘坐U-234逃往西班牙期間的可能行蹤的細緻重建。貝拉斯科的故事中唯一的問題在於鮑曼抵達阿根廷的方式，因為正如我們將在下一章看到，阿根廷情報部門的文件顯示他是在1948年入境該國，而不是貝拉斯科所說的1946年。而且，這些文件還表示鮑曼是偽裝成耶穌會士搭乘一艘貨輪從義大利的熱那亞來到阿根廷，而不是乘坐U艇。
不過，如果我們還記得前面提到的假設，即鮑曼安排了多個替身來在戰後的歐洲各地製造“鮑曼目擊事件”，那麼這些差異似乎也並非完全不能解釋。也許與貝拉斯科一起乘坐U艇的是其中一個替身，或是那艘熱那亞貨輪上的才是替身，甚至可能兩者皆是。
B. 黨衛軍上級集團領袖漢斯・卡姆勒的逃亡
前面曾經提到，在納粹透過U-234將原子彈的關鍵原料交給美國人的交易背後其實還隱藏著一個更大的陰謀，那就是黨衛軍上級集團領袖漢斯・卡姆勒的逃亡，以及納粹的最超機密秘密武器−鐘的消失。如同我在《黑太陽帝國》中所詳述的，卡姆勒逃離歐洲的過程基本上也是遵循著我們如今已經很熟悉的模式，因為關於他是怎麼死的有多達四個互相矛盾的故事版本，而我們已經在鮑曼和穆勒的身上看過了同樣的模式（註118）。
1. 阿戈斯頓：偽裝成神父以及與鮑曼的相似之處
但就像我在那本書中提到的，卡姆勒本人曾對旁人透露過他打算逃往一座羅馬天主教修道院，在那裡偽裝成修士或神父，然後再逃離歐洲（註119）。問題是，講述這個故事的人正是沃納・馮・布朗博士！同樣地，這與阿根廷文件聲稱鮑曼本人偽裝成耶穌會士逃離歐洲的說法也非常相似。顯然，它們都暗示了梵蒂岡的參與。但卡姆勒的案例卻沒有這麼單純，他似乎很早就為自己留了後手。
2. 尼克・庫克與德國空軍第200號轟炸機聯隊：卡姆勒和納粹鐘的逃亡
但卡姆勒還有另一條可能的逃亡路線，這最早是由波蘭研究人員伊戈爾・維特科夫斯基提出的，並得到了英國記者尼克・庫克在他的著作《追尋零點》（The Hunt for Zero Point）中的最新研究證實。維特科夫斯基和庫克都注意到，鮑曼曾經下令將德國空軍的第200號轟炸機聯隊的指揮權移交給卡姆勒將軍，這支聯隊擁有德國所有的遠程重型四引擎式Ju-290轟炸機，以及剩下的唯一一架六引擎式Ju-390轟炸機，維特科夫斯基和庫克指出這架轟炸機最後一次被拍攝到是在1945年4月的布拉格，當時它正在那裡裝載貨物（註120），而這恰好也是海德里克推測的鮑曼和穆勒出逃的時間點，很可能就是這架轟炸機載著納粹鐘、它的計畫文件（它們一直被保存在卡姆勒位於捷克斯洛伐克皮爾森的秘密武器智庫總部）還有將軍本人一起逃跑了。這位將軍與納粹鐘是先從布拉格飛往挪威的博多（Bodo）空軍基地，然後就永遠消失在了美國戰後的黑色計畫中。
但正如我在《黨衛軍之鐘兄弟會》裡指出的，英國作家傑佛瑞・布魯克斯堅持這架轟炸機的最終目的地不是美國，而是阿根廷（註121）。布魯克斯在他的著作《希特勒的恐怖武器：從V-1火箭到維摩那》中聲稱，鮑曼並不希望讓納粹鐘落入盟軍手裡。
簡而言之，鮑曼透過U-234將原子彈的原料交給了美國人，同時又將最後僅存的一架Ju-390轟炸機交給卡姆勒，好讓後者用它將更具有價值的納粹鐘及其相關文件運送往阿根廷，確保它始終被控制在納粹手中。Ju-390完全有能力從德國直飛阿根廷，無需途中停留加油。
但事實真的是如此嗎？
如前所述，維特科夫斯基和庫克找到的證據表明Ju-390曾先飛往挪威，並推測它接下來又從那裡飛往了美國。一個是飛往挪威，一個是飛往阿根廷，這兩種說法是否能同時成立呢？
答案是可以，而且採取如此迂迴的飛行路線確實是有必要的，因為要從捷克斯洛伐克，即Ju-390最後一次被拍攝到的地點，直接飛往阿根廷就必須穿過一大片已經被盟軍控制的領空，不管是選擇飛越法國、義大利還是巴爾幹半島都一樣。只要過了非洲之角後，飛往大西洋對岸的巴西的這條相對較短的航程就會變得暢通無阻，然後就可以直接沿著海岸抵達阿根廷。但對於Ju-390這樣一架很容易會被發現的龐然大物來說，直接一開始就硬闖敵方領空肯定是最不智的選擇。那麼，為什麼要先前往挪威呢？
鑒於鐘在納粹的秘密武器體系中的重要性，以及鮑曼顯然希望納粹能繼續獨立地控制該計畫及其背後的物理學研究，更不用說他肯定也會想要力保該計畫的最終負責人卡姆勒將軍，因為沒有人比他更了解這個計畫，因此飛往挪威是絕對合理的，Ju-390可以輕鬆地穿越相對較安靜的北大西洋空域，然後再繞遠路前往親納粹的西班牙。抵達西班牙後，它可以稍做休整，乃至載上更多貨物和乘客，接著再起飛前往阿根廷。根據本書後面提出的證據，納粹科學家後來似乎仍在阿根廷繼續從事著與鐘有關的研究，總之這就是我目前對納粹鐘、卡姆勒將軍和Ju-390的最後一次飛行的看法。
C. 結論：一種可能的猜想
綜上所述，現在我們差不多可以勾勒出關於這個“邪惡三位一體”，即鮑曼、穆勒和卡姆勒的完整圖景了，如同本章一開頭的引文所述，這三人分別代表了納粹要繼續獨立掌控其秘密武器計畫所需要的三個不同方面的專業知識，也就是處理和掩蓋巨額資金（鮑曼）、為組織本身及其計畫提供足夠的保護（穆勒），以及滿足像納粹鐘這樣的尖端研究項目所需要的工程能力（卡姆勒）。
鮑曼和穆勒利用替身，將戰後的盟軍和蘇聯調查人員耍得團團轉，他們自己則從偷偷從柏林飛往漢堡，並在那裡登上U-234，鮑曼很清楚得益於他與美國人的秘密協議——或許就是與美國駐蘇黎世的OSS負責人艾倫・杜勒斯達成的——這艘潛艇會受到保護，以確保它載運的貨物能順利抵達美國。這又進一步意味著鮑曼，可能還有穆勒和卡姆勒其實都非常了解曼哈頓計劃的進展，也知道它正苦於鈾235不足的難題，還有缺少製造鈽彈所亟需的紅外線近炸引信（註122）。由於他手上還有著另一個不需要像火箭或原子彈那麼巨大的設施，並且還能帶來更大回報的研究計畫，所以鮑曼果斷選擇交出原子彈的原料，以此來確保納粹鐘的安全撤離。卡姆勒帶著鐘一起逃往阿根廷，而納粹也在那裡繼續進行著他們獨立的研究計畫。正如我們後面會看到的，鮑曼和穆勒之後也加入了他的行列。
但在繼續深入下去之前，我們需要先來研究另一起可能發生過且意義重大的出逃事件，並且考察“鼠線另一端的大老鼠”還有鮑曼在戰後領導的納粹國際的政治活動，如此才能更清楚地把握全局。不過，我們現在可以非常確定的是，威廉・蘭迪格的科幻小說其實一點也不科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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