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希特勒，這個正急切地命令其他所有人撤出柏林的人，會偏偏在此時希望某個人來見他呢？他為什麼會如此渴望與一支現在已幾乎不復存在的軍隊的元帥對話？官方的說法始終無法為格萊姆和瑞奇冒著極大風險的飛行提供合理解釋。官方同樣也無法解釋，為何當這架飛機從柏林附近的雷希林（Rechlin）空軍基地出發前往位於柏林外圍的蓋托（Gatow）時，竟然多達三十至四十架戰鬥機在為其護航——換句話說，幾乎是當時德國空軍僅存的所有家底了。顯然，這次飛行的目的遠比我們所認為的還重要得多。”
——喬丹・史密斯（Jordan Smith，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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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964年的《警察公報》文章
1964年，《警察公報》（Police Gazette）發表了一篇關於元首，也就是阿道夫・希特勒很可能在戰爭中倖存了下來的文章。這篇文章的作者是哈維・威爾森（Harvey Wilson），他毫不含糊地指出：
“這是第一次有外人發現了阿道夫・希特勒在阿根廷郊野中的秘密藏身處。 他親眼目睹了這座堅不可摧的納粹堡壘，證實了《警察公報》早在十二年前就首次發現並公佈的驚人事實。
倫敦《每日快報》記者傑克・康本（Jack Comben）獨自穿越了（塗黑）省的山區——那是一片廣闊的荒野，有湖泊、瀑布、巨大的冰川洞穴和茂密的森林——他在那裡發現了希特勒的德國的最後一個秘密根據地，就位在（塗黑）以北一百英里處。 早在1952年，《警察公報》就獲得了盟軍情報部門的機密報告以及幾名前國防軍成員的證詞，證明希特勒與其情婦愛娃・布勞恩早已逃出了滿目瘡痍的柏林。
隨著第三帝國的覆滅已無可避免，希特勒的心腹馬丁・鮑曼為這位獨裁者制定了一項逃亡計劃。這項計劃的具體執行者是納粹的U艇專家、德國海軍元帥卡爾・鄧尼茨，他後來曾誇口說： ‘令德國潛艇艦隊無比自豪的是，它們在世界的另一端為元首建造了一個陸地上的香格里拉——一座堅不可摧的堡壘。’
鄧尼茨口中的這座‘堅不可摧的堡壘’位於阿根廷的一片廣袤土地的中心地帶，納粹特工在南美洲買下了這塊土地。這個‘小納粹德國’覆蓋了（塗黑）和（塗黑）兩個省份的超過一萬平方英里的土地（相當於馬薩諸塞州的面積）。至於那個後來成為希特勒藏身處的武裝營地則位於（塗黑）的北邊。
尋找納粹的前哨基地
1964年1月，記者傑克・康本隻身前往巴里洛切，以調查傳聞中的納粹前哨基地。下面是他的報導：
‘我親眼見證了希特勒的德國在今天僅存的最後一個、令人震驚的根據地。’
在這個位於赤道以南、阿根廷腹地（塗黑）的一百英里處，湍急的（塗黑）河畔邊有一座營地。一群德國的男女老少在這裡遵循嚴格的紀律，過著奇怪而隱秘的生活。
‘當地人不能隨便進入位於（塗黑）的營地，它位於（塗黑）以北一百英里處。營地裡的居民不被允許與陌生人交談。這裡所有的男人都穿著非洲軍團式制服，頭戴與隆美爾元帥在西線沙漠中的精銳部隊同款的軍帽。’
營地禁止任何非納粹人士進入。任何人如果沒有相關證件也不得擅自入內。營地的外頭有武裝守衛把守。為了進一步落實保密，進出營地的每一封信件都必須經過最嚴格的審查。
‘這座營地，’康本報告說：‘似乎完全由營地的指揮官一人管理，他是一位叫做（塗黑）的灰髮男子，人們習慣稱呼他為上尉。我已確認（塗黑）曾是希特勒的通訊部中的高級成員。他的左右手（塗黑）是一位前黨衛軍軍官。
偽造自殺
當盟軍終於攻入柏林時，從這座被圍困已久的城市傳出的第一個消息是，希特勒已經在帝國總理府的地下碉堡中自殺了。這些報告聲稱，希特勒和他在柏林淪陷前不久正式迎娶的愛娃・布勞恩一起自盡，他們的屍體隨後被手下們抬到院子裡，澆上汽油焚燒了。
可以說，這是在全世界最為流傳的關於希特勒與愛娃的最後下場的說法——但盟軍的情報部門很快就揭露了所謂的‘自殺’從頭到尾就是一場騙局。希特勒的幾位幕僚在他自殺的最後幾分鐘前見過他，但他們的敘述卻充滿了各種矛盾。”
關於阿道夫・希特勒其實在戰後倖存了下來的故事，幾乎在歐洲戰爭一結束後就立刻出現了，這些故事有多種版本，它們每個都對他是如何脫逃又逃去哪裡提出了不同的說法。但是《警察公報》的這篇文章卻包含了這方面的大部分報導和故事都沒有的東西：細節。讓我們來仔細注意這些細節，它們的重要性將會在進入本書的第三部分時變得更加清楚：
- 希特勒的自殺故事是在戰爭已經結束很久以後，才在英國情報部門的主導下被編造出來——這一點會在稍後詳述——根據這篇文章，“盟軍情報部門”早已私下進行過調查並“採錄了前國防軍成員的證詞”，證明希特勒和愛娃兩人皆已逃出柏林；
- 這次逃脫計劃的策劃者正是馬丁・鮑曼——上一章已經探討了他逃出柏林的可能性——同時卡爾・鄧尼茨也提供了協助與支援；
- 文章接著引述了鄧尼茨關於德國海軍建造了一座“堅不可摧的堡壘”的著名發言，儘管文中引用的版本有些不太一樣，因為在更廣為人知的版本中，鄧尼茨口中的這座“堅不可摧的堡壘”是位於一片被冰雪覆蓋的大地，這讓許多人推測鄧尼茨可能是在暗示他們在南極建立了秘密基地。然而，在《警察公報》引述的這個版本中，這位海軍元帥卻只是簡單地表示這座堡壘位於一片“陸地”上；
- 文章明確指出這座堡壘“位於阿根廷的一片廣袤土地的中心地帶”，並且這片土地是由納粹特工在戰爭結束前購買的；
- 文章還很具體地提到，這片土地佔地大約一萬平方英里，且直到受納粹控制，位於一處偏遠的荒野；
- “堡壘”本身受到一群身穿“非洲軍團”制服的武裝警衛守護，需要持有相關證件才能進入，這一事實表明其內部的組織十分嚴密，具有能夠正常運作的指揮系統；
- 這片土地位於聖卡洛斯−德巴里洛切附近，即從布宜諾艾利斯往西南方走大約九百英里；還有最後，
- 希特勒與愛娃在柏林的自殺是偽造的。由於文章在前面提到是鮑曼安排了他們的出逃，這讓我們有理由相信他們逃跑的方式——假如這篇文章所言屬實——應該與鮑曼和穆勒本人逃跑的方式相同：偽造牙齒紀錄、使用多名替身、搭乘飛機出逃、故意混淆“事件順序”並事先設計好用來作為煙幕彈的虛假故事。
仔細審視過上面的要點後，我們可以發現其中有兩點是比較有可能確證的：（1）據說希特勒曾在戰後現身於阿根廷巴里洛切及其周邊地區（2）希特勒是在馬丁・鮑曼的安排下出逃的。對於希特勒曾現身在巴里洛切的傳聞，我們將留待本章的最後再作討論。現在，讓我們先來看看主流版本的希特勒與愛娃的自殺故事本身的問題。
B. 阿道夫・希特勒真的死了嗎？
1. 喬丹・史密斯的《連結》雜誌文章
2008年3−4月號的《連結》（Nexus）雜誌刊登了由澳洲獨立歷史學家兼研究人員喬丹・史密斯撰寫的三篇十分引人入勝且發人深省的系列文章，他在文中對圍繞著希特勒在柏林最後的日子及其自殺的主流敘述提出了質疑。這個問題似乎因為史密斯先生提出的證據和論點而變得更加引人深思，因為我曾在拙作《黑太陽帝國》和《黨衛軍之鐘兄弟會》中指出，“納粹國際”的邪惡陰影似乎一直籠罩著戰後的西方和拉丁美洲。此外，如同上一章所述，我在最近的另一本探討鮑曼、卡姆勒和穆勒這幾位納粹高層是如何出逃的書中，我曾詳細闡述過由這個三巨頭所形成的強大力量，他們包括了黨衛軍上級集團領袖海因里希・穆勒、英格・漢斯・卡姆勒博士以及納粹黨全國領袖馬丁・鮑曼。三巨頭可以說是確保納粹國際能夠在戰後繼續獨立地進行其先進科技研究的完美組合，因為他們三者分別掌控了保安、工程與財政能力，而這些技術更是納粹早在戰前與戰時就一直在研究的。
大多數讀者應該知道，理查德・霍格蘭和麥可・巴拉合著的《黑暗任務：NASA不可告人的秘密》在最近登上了《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這本書為納粹的意識形態與科技研究是如何被延續提供了另一種視角。正如我在自己撰寫的前兩本關於納粹秘密武器的書中所指出的，戰後的納粹國際確實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解釋美國文化和政治為什麼正在慢慢開始變得越來越法西斯化，以至於其如今幾乎已經成為一個充斥著“告密文化”的警察國家。同樣地，納粹國際的存在，如同我在《黨衛軍之鐘兄弟會》一書中所概述的，也可以讓從二戰末期到甘迺迪遇刺後所發生的一連串奇怪事件獲得最合理的解釋。
但就像我在《黑太陽帝國》中所說的，當初在撰寫那本書的時候我其實並不相信希特勒可能逃出了柏林。但喬丹・史密斯在《連結》上發表的文章，特別是那系列的最後一部分，卻大大提升了這種可能性，以至於我現在不得不認真思考這個想法，並將其放在鮑曼、穆勒和卡姆勒逃亡的更大背景下來一起看待。如果元首真的活下來了呢？假如這是真的，它對納粹國際及其在戰後的殘黨、議程和影響力又意味著什麼？
在發表於2008年3−4月號的《連結》上的系列文章中，喬丹一開始就指出了戰後盟軍對於希特勒自殺的主流版本說法存在的問題，而這個版本主要是由休・特雷弗−羅珀（Hugh Trevor-Roper）在英國情報部門的協助下編造的。說得直接點，這個故事最大的問題就在於蘇聯自始自終就沒有接受過“希特勒喪生於柏林”這個結論，何況就像上一章說的，史達林本人甚至認為馬丁・鮑曼也已經逃出了德國。
據喬丹・史密斯在他的系列文章的第三篇也是最後一篇中開門見山地指出，最初是一位名叫約瑟夫・葛里格（Joseph W. Grigg）的美國駐柏林戰地記者在1945年5月8日宣布說發現了希特勒的屍體。但到了5月10日，葛里格卻又聲稱人們在帝國總理府的廢墟中找到了四具“焦黑不堪、面貌看上去神似希特勒”的屍體（註2）。諷刺的是，這聽起來與我在《黑太陽帝國》和上一章中所總結的關於黨衛軍將軍漢斯・卡姆勒之死的四種不同版本有著驚人的雷同。然後又過了五天，葛里格口中疑似是希特勒的屍體已經增加到了六個，葛里格不得不承認，蘇聯人已經對確認屍體的身份陷入絕望，因此根本沒有任何確切或肯定的證據能證明希特勒已經死亡！
根據史密斯的說法，蘇聯人始終對希特勒的死亡抱持懷疑態度。1945年6月9日，朱可夫元帥在一場由英、法、美三國媒體代表出席的記者會上坦承，他們到目前為止仍“並未發現任何可能是希特勒的屍體”。朱可夫元帥還補充說，他認為希特勒非常有可能早已乘坐飛機逃出柏林（註3）。更令盟軍的敘事顯得難以自圓其說的是，史達林曾在波茨坦會議上當著多位美國代表的面表示，他相信希特勒已經逃走。
蘇聯人引發的疑問還不止這些，據史密斯指出，他們曾一度確定了兩具屍體就是希特勒和愛娃，但後來他們卻將屍體重複下葬了三次，一開始是在柏林的一個秘密地點，之後兩具屍體又被轉移至蘇聯的菲諾夫（Finov），最終它們再次被運回德國，重新安葬在拉特瑙。即使如此，兩具屍體卻依然不得安寧，因為它們後來再次被挖出並運往腓特烈港。就像史密斯說的：“如果蘇聯人真的確信他們發現的是希特勒夫婦的屍體，那麼就很難解釋為什麼他們要大費周章地一再這麼做。”（註4）
如同史密斯指出，這個自殺故事基本上就是建立在希特勒的私人司機埃里希・肯普卡（Erich Kempk）和戈培爾在宣傳部的副手弗里切博士（Dr. Fritzsche）的證詞上。可是，就像史密斯一針見血地指出，這讓整個自殺傳說再次陷入了另一個疑點，因為倫敦和華盛頓在戰爭期間總是一直堅持“納粹是一群恬不知恥的騙子”，但對於這個自殺的故事——即使它的其中一個消息來源是戈培爾的副手——它們卻“戲劇性地一反常態、選擇全盤接受”。換句話說，“任何納粹分子都可以說希特勒已經自殺了而不會受到任何懷疑。顯然，所有納粹分子都是騙子——除了那些願意說出盟軍想聽的話的人。”（註5）
史密斯提出這個自殺故事還有其它嚴重的問題，其中最大的問題在於它最出名的擁護者：休・特雷弗−羅珀，而他曾在20世紀80年代誤將一本偽造的希特勒日記信以為真（註6）換言之，史密斯似乎是在暗示特雷弗−羅珀根本就不具備足夠的研究本領，何況他根本沒有親自接觸過任何被蘇聯囚禁的元首地堡倖存者，而只能依賴美國人對他們的訪談。史密斯注意到，特雷弗−羅珀似乎完全被美國人無中生有的關於希特勒手下最知名的試飛員−漢娜・瑞奇的訪談給耍了。瑞奇本人後來已經明確否認了那本書中的說法：“我在被美國人釋放後，讀了特雷弗−羅珀的《希特勒最後的日子》（The Last Days of Hitler）。漢娜・瑞奇在地堡中的最後幾天的親身見聞，像一條紅線一樣貫穿了整本書。問題是我從未說過那些話。我也從未寫下那些證言。那都是他們捏造的。希特勒死得很有尊嚴。”（註7）
漢娜・瑞奇完全否認特雷弗−羅珀的敘述，這就引出了或許是整個自殺故事中最明顯的矛盾：她和羅伯特・格萊姆將軍曾在1945年4月末駕駛一架鸛式偵察機冒著被俄羅斯炮火擊落的風險飛往柏林，並成功降落在一條林蔭大道上。我們很多人都是通過電影《希特勒：最後的十天》而認識了特雷弗−羅珀版本的歷史，亞歷・堅尼斯（Alec Guinness）在這部片中飾演日漸精神錯亂、喪失理智的希特勒，他已經完全脫離現實，在地堡中沉溺於自己僅剩的幻想，而且哪怕到了這個時候，他仍絲毫不願放開手中的權力，他要求人們服從自己的任何突發奇想，無論它們有多麼瘋狂。如同我們在上一章看見的，這個版本的歷史聲稱希特勒因為認定戈林試圖奪權與叛國，於是他急令瑞奇載著格萊姆飛來柏林，好任命後者為空軍元帥。電影中的瑞奇和格萊姆顯得非常困惑——這是理所當然的——因為他們居然得為了一件如此微不足道的事情而冒著這麼大的危險。總之電影想要傳達的重點是，希特勒已經完全瘋了，這次飛行本身就是毫無理智的命令。
然而，正是在這一點上存在著嚴重的矛盾——我們在上一章已經看過——它不管怎麼看都太像是一個刻意編造出來的故事。史密斯指出：
“為什麼希特勒，這個正急切地命令其他所有人撤出柏林的人，會偏偏在此時希望某個人來見他呢？他為什麼會如此渴望與一支現在已幾乎不復存在的軍隊的元帥對話？（註8）官方的說法始終無法為格萊姆和瑞奇冒著極大風險的飛行提供合理解釋。官方同樣也無法解釋，為何當這架飛機從柏林附近的雷希林空軍基地出發前往位於柏林外圍的蓋托時，竟然多達三十至四十架戰鬥機在為其護航——換句話說，幾乎是當時德國空軍僅存的所有家底了。顯然，這次飛行的目的遠比我們所認為的還重要得多。”（註9）
史密斯甚至提到了卡特・海德里克的觀點，後者認為這次飛行的目的實際上是要偷偷將馬丁・鮑曼送出柏林！請仔細注意這裡的新細節，史密斯聲稱這架飛機受到了將近四十架戰鬥機的護衛。如果這是真的，這就意味著當時已所剩無幾的德國空軍在其新赴任的元帥馮・格萊姆的命令下幾乎全體出動，為的就是要確保那架偵察機上載運的對象——不管它是什麼或是誰——能夠安全地抵達最終目的地（註10）。
史密斯還提供了目擊證詞，一名希特勒青年團士兵偶然發現了一個柏林的黨衛軍電台，並從廣播中得知希特勒收到了生日禮物，然後他在漢娜・瑞奇駕駛的那架鶴式偵察機護送下離開了柏林！從這裡開始，接下來的經過就是由漢娜・瑞奇本人講述的：她載著馮・格萊姆飛回了雷希林，讓他去“參加一場會議”。然後她和格萊姆又一同飛往普倫，即海軍元帥卡爾・鄧尼茨的指揮部所在地，再來是多賓，那裡有陸軍元帥凱特爾的指揮部，之後他們繼續飛往呂貝克，最後又回到普倫，再次與鄧尼茨會面。接著，她和格萊姆便展開了堪稱是這次旅程中最離奇的一段插曲，他們一起飛往了一個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即位於捷克斯洛伐克的克拉洛韋（Königgrätz）！這最後一段旅程會不會是為了與卡姆勒集團商量什麼事情，並且它重要到無法通過容易被竊聽的無線電或電話來討論，而只能當面會談？或許吧。簡而言之，史密斯的重建和瑞奇本人的回憶顯示出，她幾乎見到了卡特・海德里克設想的逃亡計劃中的每一位重要人物，更重要的是，她的最後一次飛行還很接近卡姆勒的秘密武器智庫的所在地。換句話說，這看起來非常像是一次緊急協調任務，而它甚至無法通過最高指揮部的電話和無線電通訊來進行，原因也很簡單，因為要被送走的人的身份太敏感了。
史密斯的三篇系列文章到這裡就結束了，真正的問題也隨之而來，假使希特勒真的活了下來，並成功逃出柏林和德國，那麼他會逃去哪裡？他到了那裡之後又會做什麼？用膝蓋想也知道他不太可能逃去歐洲的其它地方。畢竟，作為史上最臭名昭彰的戰犯，何況他才剛剛發動了一場禍害歐洲整整五年半的戰爭，這裡沒有一個地方能容得下他。頂多只有佛朗哥領導的西班牙會對他釋出一些善意，即便如此希特勒也很容易會被盟軍或蘇聯的“特種作戰小組”生擒。
另一個相對安全且受歡迎的避風港是拉丁美洲。那裡需要擔心的問題比較沒那麼多，而且有不少拉丁美洲政府本來就支持納粹，尤其是其中一個國家，下一章會更加詳細地討論這一點。
2. 兩個可能性
然後還有兩個非常令人不安的可能性，但仍必須被提及。當然，這位曾經統治現已無力回天的大德意志帝國的前元首可能逃去的其中一個地方就是位於南極的“秘密基地”。即使假設這樣的基地確實存在，我們也很難想像希特勒這樣一個早已習慣了奢侈生活的人，能夠忍受被困在冰天雪地的簡陋小屋裡面，整天只能靠著獵海獅與企鵝為生！於是這就剩下了最後一個可能性...那就是希特勒的出逃不僅有鮑曼及其黨羽的安排、使用替身和篡改牙齒紀錄等常見的手段，甚至可能還有其它外部勢力的幫忙，有人決定讓安他安度餘生，以“表彰他的貢獻”。從這個角度來說，希特勒實際上是與那些當初扶植他上台的人一起下台一鞠躬了。只有在具備足夠強大的情報和安全資源的大國的知情與縱容下，如此重大的秘密才能被掩蓋數十年之久，而這個故事現在看起來卻越來越像1963年在德州，一顆完好無損的子彈掉落在擔架上一樣荒謬了。
總之，在各種可能性中，如果希特勒真的逃走了，我們最終會得出兩個最有可能的結局，而這兩個結局都指向了“美洲”。
但正如我們即將看到的，在這兩個可能性中，拉丁美洲就是最有可能的目的地，而且那裡還有對納粹最熱情好客的東道主：獨裁者胡安・裴隆的阿根廷。
C. 回到貝拉斯科的故事：希特勒的逃亡與愛娃・布勞恩之死
唐・安吉爾・阿爾卡薩爾・德・貝拉斯科關於鮑曼如何逃出柏林——以及他安排希特勒出逃——的敘述已經在上一章有所介紹。不過，其中有些細節需要更仔細地審視。下面是貝拉斯科在寫給國際鯊魚獵人協會的會長哈里・庫珀的信中的內容：
“根據鮑曼親口告訴我的情況，以及我在地堡中最後幾個小時的所見所聞，現在我已經大致確定了希特勒後來究竟經歷了什麼。我知道在我離開那裡後，很多仍留在地堡中的人對當時發生的事情各有各的說法，他們的說法甚至可能比我的更容易被人們接受。說實話，我完全無意詆毀他們。
但基於我掌握的證據，以下是我重建的經過。在希特勒從元首地堡的樓梯離開過了幾分鐘後，我親見看見一個身材和五官皆與希特勒極為相似的男子，在三名黨衛軍軍官的護送下進入了元首的私人房間。我們每個人都聽說過，在元首的幕僚中似乎有一個人是他的替身。當我與鮑曼交談的時候，他聲稱希特勒是在4月21日——也就是我在地堡的走廊裡與他握手的那一天——被下藥後送出地堡。鮑曼始終沒有向我解釋為什麼在希特勒據稱於4月30日自殺之前，仍有許多看似可靠的目擊者聲稱他們在地堡內看見並與希特勒交談過，他只是表示作為希特勒自殺神話的始作俑者，他已確保所有參與者都得到了最詳細的指示。
所以我只能說，在我離開地堡的九天後，希特勒的替身在那裡假扮了這位納粹史上最重要的角色。後來被開槍射穿口腔的正是這位替身，他的屍體仍穿著希特勒的衣服，在當天下午的大使館花園裡被與愛娃・布勞恩的屍體一起焚燬了。”（註11）
然後，貝拉斯科繼續解釋了鮑曼為何要給希特勒下藥，還有愛娃為什麼沒有與他一起逃走：
“這是鮑曼親自做出指示，在必要時必須對元首下藥，好將他送出柏林。事情就是這樣發生的。
...
當鮑曼最後一次出現在地堡裡時，希特勒仍堅持要留下，他打算與當時只存在於他的幻想中的部隊一起誓死保衛首都。但鮑曼已經掌控了指揮權，他下令將希特勒和愛娃兩人送出地堡。於是他們被強行注射了藥物，結果愛娃卻因此不慎喪命。
...
得知鮑曼竟然違背了元首的遺願，這當然令我們震驚不已。馬丁・鮑曼，這個二十多年來一直對希特勒言聽計從的人，竟然會突然‘變臉’，似乎很令人難以置信。我是在過了將近一年後，才從鮑曼本人的口中得知了他看似背叛的行為背後真正的良苦用心。”（註12）
直到貝拉斯科與鮑曼一起登上從西班牙出發前往阿根廷的那艘“黑色”U艇時，他才知道了鮑曼之所以要對希特勒和愛娃下藥的原因。
鮑曼在U艇上向貝拉斯科吐露了他決意強行將元首送出地堡和柏林的理由：
“然後他向我講述了希特勒不可思議的命運。他說：
‘仔細聽我說，並且一定要記住我的話。我所說的句句屬實。當阿道夫・希特勒被送出元首地堡時，他已幾乎失去了神智。經過數個月與敵人的激戰，以及被自己人的背叛（註13）後，他已經身心俱疲。
但他仍一次又一次地向我表達了他想與德國士兵一起奮戰到最後一刻的決心。我絕不能允許這種情況發生。希特勒是國家社會主義事業的象徵。他們二者缺一不可。至少在當時是如此。
到了1945年4月21日，戰爭的失敗已成定局。我們不得不違背元首的意志，將他強行從地堡中帶走。我讓人秘密地將他從柏林送往羅塔赫−埃根（Rottach am Egern），負責護送的人是我的私人下屬。除了我以外只有極少數人知道元首在那裡，他們都是我確定能夠信任的人，若有必要，他們一輩子也不會說出元首逃走的秘密。
他從羅塔赫被繼續送出德國，然後乘船偷渡至挪威。我手下的兩名特工把他安置在了一個離最近的村莊也有好幾英里遠的地方，直到我們安排好讓他離開歐洲。’
我問道：‘那麼愛娃・布勞恩和他們的自殺又怎麼回事？’
‘愛娃・布勞恩沒有前往挪威。不幸的是，她因為被注射了過量的藥物而死。至於所謂的自殺，是我編造了希特勒和愛娃自殺的故事，還有他們屍體被淋上汽油焚毀了。後來那些出庭作證的證人都聽從了我的指示。’
鮑曼傾身向前，專注地望著桌子的對面說道：‘我保證希特勒沒死。我保證他還活著，但最重要的是，我現在還無法告訴你更多。’所以，我也只好打住不再追問下去。”（註14）
如果僅僅只有貝拉斯科一人的敘述，我們很容易會認為他純粹是在胡說八道，儘管他準確地提到了鄧尼茨來到柏林的確切日期，也就是貝拉斯科聲稱希特勒被強行帶出地堡、並由替身取代他的那一天。
1. 情境分析與調和
我們有必要從（1）卡特・海德里克對鮑曼和穆勒於4月30日夜晚乘坐漢娜・瑞奇和馮・格萊姆的鸛式偵察機逃離柏林（2）史密斯在《連結》的系列文章提出的觀點，以及（3）1964年的《警察公報》關於希特勒現身在阿根廷巴里洛切周邊地區的說法，這些更大的背景下來仔細檢視貝拉斯科的故事中的細節。
仔細讀完並思索貝拉斯科上述的回憶的含義後，我們可以從中整理出幾個重點：
- 希特勒是在1945年4月21日被鮑曼強行送出柏林，比他在4月30日“自殺”的標準歷史版本要早了九天；
- 希特勒——與愛娃——被注射了藥物，以便於送走他們；
- 鮑曼和穆勒屢試不爽的替身操作手法不僅被用來幫助他們自己逃跑，它也被用在了希特勒身上；
- 愛娃因為被注射了“過量”的藥物而不幸身亡，而這本來是為了方便將他們轉移出去；
- 鮑曼事先向地堡裡的人們——大概是在希特勒於21日被送走到鮑曼自己在30日離開（按照海德里克的推測）的這段期間——交代了他們需要熟記的“煙幕故事”，也就是後來的自殺神話；
- 希特勒先是被送往挪威，然後再通過某種間接地途徑，或者也可能是直接地，乘坐U艇（這也宣告著權力正式移交給鄧尼茨）逃往歐洲之外的某個安全地方；
- 鮑曼需要希特勒活著，用貝拉斯科的話說是“至少再多活一段時間”，這是為了確保納粹主義能在未來繼續延續下去。
當我們將貝拉斯科的這些看似相當清晰明確的記述與標準版本的歷史進行比較，並思考過其中的含義後，就會發現他的說法其實與海德里克重新還原的鮑曼和穆勒的逃亡經過一點也不矛盾，甚至是反過來印證了它，因為這些人逃亡的方式甚至是採取的路線幾乎都是相同的：
- 首先要考慮的是愛娃・布勞恩“被注射過量藥物”這一點。根據標準版本的歷史，愛娃在4月30日凌晨於地堡內與希特勒舉行了一場小型的民事結婚儀式。大約十二小時後，她吞下了氟化物膠囊自殺。希特勒接著也朝著自己的太陽穴開槍，或者根據不同的版本，是朝著自己的嘴巴開槍。負責照料他們的黨衛軍勤務兵被命令要在聽見槍響後先等待十分鐘，然後才能進去他們的房間。兩人的屍體隨後便被移走並焚化。
但史達林卻堅信鮑曼與另外兩名男子和一名女子一起逃跑了，如同我們已經看到的，他們很可能是在4月30日搭乘漢娜・瑞奇和馮・格萊姆的飛機從柏林溜走的。那名女子大概就是瑞奇（事實上，她必須在飛機上，因為格萊姆在飛來柏林的途中受了傷，所以現在只能由她來負責駕駛飛機離開柏林）。因此，愛娃並沒有在4月30日那天搭乘飛機逃跑，並且根據貝拉斯科的說法，她根本沒有機會逃走。
可是有什麼方法能夠證明這一點嗎？
答案是確實有，不過說到底這仍然只是一種推測，而它是基於所有史料——包括標準歷史、海德里克的研究與貝拉斯科的敘述的結合。按照標準歷史，當愛娃在結婚證書上簽名時，她一開始還是在上面寫下了“愛娃・布勞恩”，但她隨即意識到自己現在已是希特勒夫人，於是她劃掉了本來的姓氏，將它重新改成“希特勒”。標準歷史對此的解釋當然是這只不過是一時粗心犯下的錯誤。
但還有另一種可能性。假如鮑曼確實成功用替身取代了希特勒，而且如果他打從一開始就根本不在乎愛娃的死活的話，那麼她在柏林的最後那段日子很可能其實一直是處於被下藥的狀態，這樣她才不會發現眼前的希特勒是替身。此外，這位替身“希特勒”與愛娃的婚禮本身或許也是鮑曼為了掩蓋真相而刻意策劃的。在這樣的情況下，愛娃不小心在結婚證書上簽錯姓氏或許不是粗心，而是因為藥物的影響而神志不清所致。在讀著貝拉斯科的敘述時不難發現，這裡的確存在著一種十分黑暗的可能性，那就是愛娃的“用藥過量”也許並非意外，而是鮑曼為了讓整個計劃順利進行選擇犧牲了她，同時減少他需要送出柏林的“非必要人員”的數量。 - 然後請想一想貝拉斯科的敘述所隱含的深意，因為很顯然當鮑曼決定強行對希特勒下藥時，這時負責對眾人發號施令的人已經不再是希特勒而是鮑曼了。換言之，通過佯裝他依然忠誠於元首及其所代表的納粹運動，他以對希特勒下藥並將他從地堡中送走的方式，發動了一場實質意義上的政變。
貝拉斯科的敘述中還有另一個地方也強化了這一觀點。那就是他堅稱鄧尼茨不僅曾來過柏林，並且他在1945年4月21日這場政變發生、希特勒被罷黜的時候人就在地堡裡。如果貝拉斯科的說法，還有我們迄今為止的分析屬實的話，那麼這位海軍元帥的確有必要親赴柏林，才能確認之後的煙幕故事的具體細節以及要將希特勒送往挪威的計劃，畢竟這個任務最終還是要由這位海軍元帥來負責執行。如此敏感的任務絕不能通過電話或無線電來交代，因為盟軍完全有能力攔截和破譯這些通訊。要想確保一切順利進行，就不能心存僥倖。因此，貝拉斯科這一部分的敘述——雖然國際鯊魚獵人協會的會長哈里・庫珀已經設法從其它角度驗證了它——基於當時局勢的內在邏輯來看，確實是說得通的。
另外，它還向我們揭示了鄧尼茨——他出於軍人的責任和榮譽而始終忠於希特勒——與鮑曼之間的陰謀詭計，不僅僅是在希特勒決定將權力移交給這位海軍元帥的問題上，同時更是圍繞著U-234的指揮權，而這些問題很可能其實已經在他於4月21日來到地堡的時候就跟鮑曼談妥了！因此，上一章所提到的地堡與鄧尼茨之間為了爭奪U-234指揮權而引發的鬥爭，或許只是一場精心設計的騙局，好疑惑攔截到這些通訊內容的盟軍。這也很符合鮑曼的作風。一旦4月21日的政變成功後，鮑曼就可以讓被下藥的希特勒——或他的替身——簽署任何鮑曼想要的政治遺囑。只有從這個角度來看，貝拉斯科描述的鮑曼為自己強行將希特勒送出地堡的辯解才會顯得合理，因為鮑曼需要的只是一個剩下最後一口氣的希特勒，好讓他繼續作為整個納粹事業以及他正在建立的、由他一個人說了算的組織的精神圖騰。
簡而言之，對鮑曼來說，希特勒當然是可以犧牲的...但不是現在。 - 最後，我們再結合海德里克的推測和《警察公報》的文章來思索一下逃亡路線反映出了什麼事實。假如希特勒真的被送去了挪威，那麼在U-234離開挪威、返回德國去接走鮑曼和穆勒之前，應該有足夠的時間可以讓他登上這艘潛艇。當然，鮑曼肯定不會告訴他的美國盟友，這艘潛艇上除了有鈾235和珍貴的紅外線近炸引信，還有他自己和穆勒，甚至是希特勒本人！因此，他在賭注美國人一定會放行U-234的情況下，如果前述的分析都是正確的話，不僅成功將自己與穆勒送到了安全地帶，而且與他們一起的還有納粹主義的精神象徵：阿道夫・希特勒。
誠然，上述的這些觀點都具有高度的臆測性，不過必須指出的是，它們是真是假並不會影響到海德里克本人提出的設想的可信度，也不會降低鮑曼和穆勒逃跑的可能性。不管貝拉斯科的敘述是否屬實，他們成功逃走這一點都是可以肯定的。
然而，話雖這麼說，貝拉斯科的敘述卻不僅僅在大方向上與海德里克的推測相吻合，而且它還證實了鮑曼和穆勒所採取的行動方式。
2. 阿根廷的佐證
那麼，這趟旅程的終點究竟在哪裡呢？是否有任何佐證能夠證明1964年的那篇《警察公報》文章所聲稱的，希特勒確實逃到了阿根廷巴里洛切附近的某個地方，從而印證貝拉斯科的敘述？不幸的是，確實有。
鯊魚獵人協會的創辦人哈里・庫珀曾親自率領探險隊前往阿根廷的一個他稱之為“郊外之都”（Stadt）的地方。為了保護生活在那裡的人們，庫珀故意隱瞞了這個地方的具體位置。在一位阿根廷嚮導的帶領下，他拜訪了一座被簡單地稱呼為“牧場”（Estancia）的大莊園。庫珀講述了他與那裡的一位經理發生的對話：
“我們本來聊得很愉快，直到我們告訴這位經理，我們的一位同事認識一位多年前曾在‘牧場’中擔任過廚師的女士，她告訴我們，她清楚地記得阿道夫・希特勒和愛娃・布勞恩曾在那一年的冬天（1945年7月、8月、9月...此時距離他們在柏林自殺已經過了好幾個月）來到‘牧場’作客，她當時為他們做了飯。那位經理一臉茫然地看著我們。於是我們索性問他，他是否能透露希特勒來到‘牧場’的具體日期。
他本來可以直接敷衍我們，說他太年輕，他出生的時候戰爭早就已經結束了。然而，他卻回答說：
‘我不被允許談論這件事。’”（註15）
除了愛娃出現在“牧場”這一點與貝拉斯科的說法相矛盾之外，《警察公報》的文章現在獲得了一個全新的軼事來源來作為佐證：一位阿根廷的牧場經理，他顯然知道些什麼，卻迫於壓力而不敢談論。
問題是，這些壓力是來自於誰？
但《警察公報》的文章還提供了我們更多資訊：據說，希特勒就藏匿在巴里洛切附近大約一百英里的範圍內。
請仔細記住這個地方，就算現在證據看起來似乎仍有些薄弱，我們之後就會在本書的第三部分看到，巴里洛切其實遠比我們想像得還要更不單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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