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countrysquire.co.uk/2024/05/17/tinker-tailor-publisher-spy/
By Prof Gloria Moss & Dr Niall McCrae
研究成果、理論命題和學術論文的發表從來就不是自由開放的。正如圍繞氣候變遷與新冠疫情的教條主義所一再證明的，提出反對意見的人往往很難發表他們的論文。同行評審制度在這裡扮演著相當於守門人的角色，而人們也一直理所當然地以為它對於確保科學文獻的嚴謹性而言是必要的。
但這其實不是什麼自古以來的傳統。至少在20世紀50年代以前，決定一篇論文是否能被發表的往往是學術期刊的編輯，而他們通常是各自領域的泰斗。反之，同行評審制度則是由編輯將不具名的稿件發送給獨立審稿人，雖說最終決定權還是在編輯手中，但審稿人的意見還是能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論文是會被接受、要求修改或退回。乍看下這似乎很客觀公正，但其實同行評審制度早已成為了一種知識控制手段——且如同我們將看到的，這或許才是它最初的目的。
你或許會吃驚地發現，同行評審制度的奠基者竟然是大名鼎鼎的媒體大亨羅伯特・麥克斯韋（Robert Maxwell）。
1951年，這位年僅二十八歲的捷克移民斥資五十萬英鎊收購了巴特沃斯出版社（Butterworth Press）四分之三的股份，並將其更名為別迦摩出版社（Pergamon Press），它掌握了一眾科學、技術和醫學（STM）期刊，然後它們每一家都實施了同行評審制度。據邁耶・庫茨（Myer Kutz，2019）指出：“對於商業化STM期刊在二戰後的出版市場上的崛起，麥克斯韋毫無疑問是極為重要——如果不是最重要的話——的一位關鍵推手。”
麥克斯韋的出版社因為搶佔了先機，因而獲得了令其它出版商難以望其項背的巨大影響力。截至1959年，別迦摩出版社已經發行了四十種期刊，到了1965年更是激增至一百五十種。1996年，接受同行評審發表的論文數目來到了一百萬篇。然而，儘管發表的平台變多了，但那些提出與主流觀點相悖的分析或論證的作者們卻發現自己依然處處受限。在同行評審制度演變成強化既有教條與權威的工具的過程中，麥克斯韋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時間回到1940年，當時麥克斯韋還只是一個身無分文的十六歲猶太裔少年，他為了躲避戰火而離開故鄉、遠赴英國。憑藉自己的語言天份，他很快就得到了英國情報部門的賞識。1944年，他在巴黎執行任務期間認識了自己未來的妻子、胡格諾派教徒伊麗莎白（Elisabeth）。到了1945年戰爭結束後，他又以外交部新聞處長的身份在被佔領的德國待了兩年。四年後，這個年輕人居然在沒有任何家產的情況下，籌集到了足夠的資金去收購一家規模不俗的英國出版社。根據克雷格・惠特尼（Craig Whitney，《紐約時報》，1991）的說法，麥克斯韋後來能將別迦摩出版社發展起來，都要多虧銀行的借貸以及從妻子的家人和美國親戚那裡借來的錢”。
但他最初究竟是怎麼買下巴特沃斯出版社的呢？BBC的一段報導（2022）透露了一些線索，它們揭示了麥克斯韋與情報部門的聯繫。在混跡於柏林的那段期間（那時他還是KGB的間諜），他主動告訴MI6自己“與世界各地的頂尖科學家都有交情”。據調查記者湯姆・鮑爾（Tom Bower）表示：“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他的目的竟是想說服MI6資助他創辦一家出版社。”前MI6官員戴斯蒙德・布里斯托（Desmond Bristow）證實了這件事，他表示麥克斯韋曾請求英國的情報部門贊助他的事業。在創辦別迦摩出版社過了七年後，麥克斯韋搬進了位於牛津的黑丁頓山莊，這是一座擁有五十三個房間的莊園，是從牛津市議會手中租下的。
如果別迦摩出版社的啟動資金確實是來自情報部門（英國和／或俄羅斯），那麼它們的動機很可能就是為了確保對知識的控制，尤其是在二戰帶來的巨大進步（例如，核子物理學及其它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之後。麥克斯韋為這家出版社挑選的名字很耐人尋味。據說，別迦摩這個地方在遙遠的過去曾經是撒旦的領地（《啟示錄》2:12），在一些憤世嫉俗的人看來，麥克斯韋引入的同行評審制度就像是將科學從啟蒙時代引向了黑暗時代。
麥克斯韋採取的一個策略是將他新買下的期刊重新塑造成全球性的刊物：他不再將它們標榜為“英國期刊”，而是全部改成了“國際期刊”。1991年，麥克斯韋以四億四千萬英鎊的價格將他的學術期刊帝國賣給了愛思唯爾（Elsevier）出版社。此時，他已經實現了自己——或許還有他背後的秘密贊助人——當初所許下的目標：掌控一家全球學術出版社。
如果說這個評審制度陰謀論聽起來似乎有些牽強，那麼不妨讓我們來看看《醫學假設》（Medical Hypotheses）這本強調批判性思考的期刊的案例。這本期刊是由英國學者大衛・羅賓遜（David Horrobin）創辦於1975年，它經常刊登各種可能會被傳統期刊拒絕的激進健康新觀點。整本期刊只有一位編輯來負責決定要發表哪些論文，沒有同行評審。在派翠西亞・凱恩（Patricia Kane）發表於《英國醫學雜誌》的訃聞中，羅賓遜被她盛讚是“那個年代最具原創性的科學思想家之一”。
2009年，《醫學假設》因為一件事而引發了軒然大波。接替羅賓遜成為新任主編的布魯斯・查爾頓（Bruce Charlton）允許了一篇極具爭議性的文章發表，它的作者是一位柏克萊大學的病毒學家。彼得・杜斯伯格（Peter Duesberg）在文章中對愛滋病是由HIV病毒引起的這一觀點提出了質疑，並認為南非政府拒絕向愛滋病患者提供抗逆轉錄病毒藥物是正確的，因為HIV病毒與愛滋病之間的關聯根本還未被證實。這篇文章在醫學界掀起了一場風暴。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科學家們揚言要抵制愛思唯爾旗下的所有期刊。他們不只要求愛思唯爾必須撤回這篇文章，而且還堅持所有期刊以後都必須實施同行評審制度。
愛思唯爾選擇了屈服，並同意解僱查爾頓。頂替他的梅哈爾・曼庫（Mehar Manku）則保證，該期刊今後將“謹慎地避免涉入任何爭議性話題”，這顯然與羅賓遜的初衷背道而馳。查爾頓後來哀嘆說：
“如今的《醫學假設》早已名不符實，它完全褻瀆了大衛・羅賓遜教授的遺願；因此，它應該被停刊——這是它遲早要步入的結局。”
英國科學家魯珀特・謝爾德雷克（Rupert Sheldrake）以其對形態共振（morphic resonance）的研究挑戰了傳統科學的基石。謝爾德雷克因此遭到了世界頂級科學期刊《自然》雜誌主編約翰・馬多克斯（John Maddox）的強烈敵視。在1981年的一篇臭名昭彰的社論中，馬多克斯嚴厲抨擊謝爾德雷克的第一本書《生命新科學》（A New Science of Life）是一部“令人惱火的垃圾”，甚至是“這些年來最應該被焚毀的一本書。”1999年，馬多克斯又評論了謝爾德雷克的另一本書《知道主人何時回家的狗》（Dogs That Know When Their Owners are Coming Home），這本書提出了許多證據證明鳥類及其他動物具有心靈能力：
“魯珀特・謝爾德雷克依舊是那麼固執己見、冥頑不靈，尤其是在堅持他的錯誤觀點的時候。這正是他的第八本也是最新一本書的核心。這本書主張動物，特別是狗，會通過心靈感應來進行日常交流。這本書最有趣的地方在於，它的作者原本是一位擁有劍橋大學生物化學博士學位的正規科學家，可是他卻自甘墮落選擇了一條歧路，這就好比是背棄正統醫學去選擇替代療法。”
敏銳的讀者應該可以注意到，馬多克斯一直在訴諸人身攻擊而不是正面接招、回應謝爾德雷克提出的證據。這根本就不是科學方法，而是意識形態審查，是帶有“取消文化”色彩的個人批鬥。同行評審制度所助長的恰恰是充滿這種壓迫性的群體思維，而且謝爾德雷克還不是唯一一位被“放逐”的理論家。
正如尼爾・麥克雷（Niall McCrae）在《綠色的牙與爪》（Green in Tooth and Claw，2024）一書中指出的，這些學術期刊在宣傳領域最主要的用途就是推動生態議程。所謂的“壓倒性共識”——即氣候變遷是人類造成的——純粹是一個神話，因為那個經常被引用的“97%的科學家”這一數據只是來自僅僅四項研究，並且它們每一項都存在各自的問題。科學不是民調，所以更恰當的說法應該是97%的科學家相信任何能讓他們獲得研究經費的東西。如今，同行評審制度已被製藥界徹底玩壞了。自從百憂解在20世紀80年代問世以來，儘管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始終存在疑慮，各大醫學期刊卻還是一直在推薦這款抗憂鬱藥物。新冠疫苗更是學術界無所不用其極地為製藥巨頭的產品背書的極致代表。
為了全人類的福祉，我們必須重拾開放客觀的科學研究。就如同社會上的很多看似進步的舉措，同儕審查制度帶來的問題其實遠多於它解決的問題。這一切都是由羅伯特・麥克斯韋在當初所種下的結果，而他來源成謎的資金也表明了這顯然並非無心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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