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www.unz.com/article/the-ufo-question-and-the-missing-physicists/
By Adrian Soler
今年3月8日，傑西・米歇爾斯（Jesse Michels）邀請埃里克・溫斯坦（Eric Weinstein）和埃里克・戴維斯博士（Dr. Eric W. Davis）來到《美國煉金術》（American Alchemy）節目上進行了一次長達四小時的面對面談話。溫斯坦是哈佛出身的數學家，他曾花了五年的時間研究UAP（不明空中現象），並坦率地承認他幾乎因此賠上了自己的前程。戴維斯是天體物理學家，他接觸過各種重要項目，在這方面有著三十年的資歷——NIDS、AAWSAP（國防情報局耗資兩千兩百萬美元的先進航天武器系統應用計劃）、AATIP（前者的後續項目，全名先進航天威脅識別計畫）、UAP工作組——同時他也是極少數公開聲稱美國確實回收過墜毀UFO的科學家之一。這是一場極為專業的對話，氣氛偶爾會有些緊張，最終他們兩人得出了一個十分發人深省的結論：真正重要的其實不是是否有墜毀的飛行器或生物樣本被回收，而是有一群人缺席了。
在對話的過程中，溫斯坦一直在追問一個問題：物理學家都去哪了？據戴維斯證實，在大衛・格魯什（David Grusch）介紹的大約四十名第一手證人——格魯什提交給情報監察長的就是這些人的證詞——他們清一色是工程師、材料學家、電機工程師、航空工程師、熱力學家。沒有一個人是理論物理學家，也沒有任何博士級的應用物理學家。戴維斯隨後描述了他與美國一家大型傳統航空公司高管的對話，後者是一名材料學家，曾參與回收計劃將近二十年。對於溫斯坦的疑問，即你們的物理學家都去哪了？這位高管的回答是，他們這裡從來就沒有物理學家。
溫斯坦的反應也很直接。“所以這裡沒有物理學家的份，這實在太荒謬了。”然後他做了個比喻：“這就好比我們在演奏貝多芬第五號交響曲時碰上了困難，而我們有最優秀的會計師、驗光師、拳擊手和有氧教練。你一定會問，那小提琴手和中提琴手呢？哦，好吧，我們不需要他們。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你當然演奏不好貝多芬第五號交響曲，因為你不可能只靠工程手段來解決科學問題。”
如果說格魯什、戴維斯及其他數十名具名和匿名證人所描述的那些飛行器確實符合五大觀測指標——例如，瞬間加速且不受慣性約束、跨介質飛行、超音速飛行且無音爆也無熱源，等等——那麼，它們與人類太空船之間的差距就並不僅僅是工程能力，而更是物理學上的差距。目前的物理學仍無法回答該如何抵銷慣性。瞬間加速要嘛意味著有某種方法可以解決慣性問題，要嘛就是我們對時空幾何結構仍不夠了解。這些問題都不是技術嫻熟的工程師能夠解決的，它們需要的是全新的數學理論。
溫斯坦非常清楚這種全新的數學理論看起來會是什麼模樣。他花了三十年的時間在構建一種新的數學，以他提出的幾何統一（Geometric Unity）理論為框架，試圖統一廣義相對論和標準模型，雖然他的理論尚無法獲得驗證，但這已足以體現他對理論物理學前沿領域的深邃思考。使他感到沮喪的並非UAP本身，而是在他眼中自20世紀70年代標準模型建立以來就始終停滯不前的物理學界，學者們將大把的時間浪費在弦理論及其它玄想，問題是它們在過去半個世紀裡卻從未產生任何能經實驗驗證的理論。
當他開始接觸那些回收計劃，並發現其中沒有任何物理學家的參與時，這讓他的沮喪之情變得更加強烈：如果這些計劃是真的，這就等於人類歷史上最重大的物理學研究，居然是在一位物理學家都沒有的情況下進行的。
戴維斯對此深有所感，他以當年的曼哈頓計劃來作為對比——有數千名不同領域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參與了這項計劃，奧本海默負責提供理論指導，格羅夫斯將軍負責確保後勤供應。據他描述，回收計劃也是由“各個互不干涉的小組組成，每組的人數都不多。他們往往互不了解，也不曉得彼此在做什麼。”溫斯坦則反駁說，曼哈頓計劃完全是另一回事、不可同日而語，顯然他們雙方都自認很了解曼哈頓計劃。
他們兩人都使用曼哈頓計劃來支持各自相反的論點。但他們卻沒有一個人嘗試去思考，如果從內部的角度來看待曼哈頓計劃，它看起來又會是什麼樣子。
曼哈頓計劃有著極其縝密的內部結構劃分。橡樹嶺Y-12工廠的工程師們負責提煉濃縮鈾，但他們卻對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的理論物理學家們的中子慢化和臨界質量研究一無所知。這些工程師儲存了大量的硝酸鈾溶液，如果不是因為奧本海默派了年輕的理查・費曼去檢查，否則這堆溶液在儲存不當的情況下很有可能會意外引發臨界反應。這群工程師的能力都相當卓越。他們只是不了解理論物理學家掌握的知識，畢竟雙方從一開始就被分配在不同的部門。費曼本人也成為了這個架構是如何運作的最好例證。他被分配到漢斯・貝特（Hans Bethe）在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中的理論部門，然後自己學會破解了整個設施內的文件櫃密碼鎖，成功打開了保險箱，用他自己的話說，裡面保存著：“原子彈的秘密——所有的秘密、公式、鈾中子釋放速率、製造原子彈需要多少鈾、當時鈾有多少產量又有多少可用、所有相關的理論、所有的試算，總之一切都在裡面。”他所以選擇在星期六下午翹開保險箱，純粹是因為那天圖書館沒開，讓他無法去那裡查閱資料。這是橡樹嶺的工程師絕對不可能做到的事——不是因為他們不夠聰明，而是因為他們身處在一個獨立的部門，只負責從事工業規模的材料加工工作，卻無法從理論的角度去思考自己到底是在做什麼。
這種間隔化（compartmentalization）的現象並非曼哈頓計劃的缺陷，而是一開始就故意設計成這樣的。當戴維斯質疑回收計劃沒有物理學家，溫斯坦則因此認定它無法解決物理難題時，他們兩人所談論的其實都是戴維斯本人能夠接觸到的那些項目。但是，如果真的正確地理解曼哈頓計劃這個類比，卻反而會得出與溫斯坦截然相反的結論。如果回收計劃的結構與曼哈頓計劃類似——著名的威爾遜−戴維斯備忘錄很可能就暗示了這一點——那麼裡面的工程師或許從一開始就是被設計成與物理學家分開的。這份備忘錄記錄了戴維斯本人在2002年與時任國防情報局（DIA）局長托馬斯・威爾遜中將（Thomas Ray Wilson）的一次對話，威爾遜在對話中抱怨自己無法接觸一項由某國防承包商掌控的回收計劃，因為它的保密級別甚至高過他的權限。所以，就連DIA局長也無從過問一個名義上應該歸他監管的項目。理論人員很可能是被劃分在另一個區域。回收計劃中的工程師們，就像他們在橡樹嶺的前輩們一樣，很可能是在對他們的理論物理學家同事們的研究一無所知的情況下進行自己的工作。戴維斯的接觸權限包含了AATIP和AAWSAP層——這是一個很高的權限沒錯，但它畢竟還不是天花板。溫斯坦的悖論真正點出的問題不是這裡面有沒有物理學家，而是戴維斯本人所能接觸的工程領域是否從一開始就是與物理學家分開的。
在繼續深究物理學家都跑去了哪裡之前，我們其實更應該問問是誰一直在關注他們。溫斯坦經常提起傑佛瑞・愛潑斯坦，尤其是在2025年7月史蒂芬・巴特利（Steven Bartlett）對他的那次採訪中，他說的一些話很值得我們思考。“我不知道傑佛瑞・愛潑斯坦到底是誰，”溫斯坦謹慎地表示：“但我可以肯定，他至少與情報界的一個或多個部門有聯繫。”他再三強調，這只是他自己的推測，而不是什麼確切的定論。他注意到了某種結構性的異常：愛潑斯坦“絕對不是任何傳統意義上的金融家，那只是人設。”這個人號稱擁有巨額財富——雖然沒人知道他的財富都是怎麼來的——同時還有著極為廣泛的人脈，但他卻沒有從事任何明確的金融活動，數十年來他一直享有令人費解的法外豁免權，最後在聯邦監獄中上吊身亡，即使幾乎所有人都對此表示懷疑，但FBI仍堅持他是自殺。
真正引起溫斯坦注意的是科學網路。愛潑斯坦曾舉辦過一系列以“對抗重力”為主題的科學研討會，與會者包括史蒂芬・霍金、幾位諾貝爾獎得主和頂尖理論物學家，會議表面上的目的是為了討論包括重力研究在內的各種前沿物理學。愛潑斯坦資助了麻省理工學院的媒體實驗室、哈佛大學數學系，以及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和塞斯・勞埃德（Seth Lloyd）等人的研究。二十多年來，他一直熱衷於與那些身處在理論物理學前沿的人士共進晚餐。如果你想知道有誰在重力或慣性物理學領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如果你的職責其實是監視，而不是搞金融——這就是你需要掌握的情報工具。不需要由政府在暗中實施竊聽，而只需要讓一個財力雄厚、口若懸河且能合法合規地穿梭在所有那些場合的傢伙來搞定。
在一次由史蒂芬・班農陪同他進行的媒體公關彩排中，愛潑斯坦本人透露了非常多訊息，這次彩排的錄音檔後來在2026年1月被美國司法部公開。在被問及他為什麼要斥資收購新墨西哥州的佐羅牧場時，他的回答毫不含糊：在冷戰結束後，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就不斷在縮減編制，解僱了不少核武物理學家和他口中的“高能物理學界的大祭司們”，所以他想去接近他們。他確信這是一個絕佳的機會——這群憤恨不平、才華洋溢的人們，一夕間失去了容身之處，現在最需要的就是一位伯樂。溫斯坦眼中的這位情報特工顯然認為自己能為這些物理學家找到下一個容身之處，那就是新墨西哥州，而原子武器研究項目、傳聞中的UAP回收計劃以及桑迪亞國家實驗室−柯特蘭空軍基地都在這裡。
溫斯坦是在2026年3月作客皮爾斯・摩根（Piers Morgan）的節目時才明確地將這些線索串連起來，他相信有一項長期的計劃正在暗中圍繞著幾個特定的地點進行中。“我認為賴特−帕特森空軍基地正在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他說。“有一個地點在印第安納州，然後有好幾個在新墨西哥州。我猜你會發現，有許多這樣的故事——看看新墨西哥州就知道了——新墨西哥州成為了連結原子武器、UFO和傑佛瑞・愛潑斯坦的關鍵，而這一切最終呈現出的是一個我們尚無法完全理解的權力故事。”溫斯坦提到的那個位於印第安納州的地點，幾乎可以肯定就是海軍水面作戰中心（NSWC Crane）——按地理面積計算，它是全世界第三大的海軍基地，坐落在馬丁縣森林中的這座基地位於布魯明頓西南約二十五英里處，擁有超過三千八百名人員，其中大部分是擅長電子戰、戰略系統和特種作戰技術的科學家、工程師和技術人員。這座基地曾出現在與UAP有關的證詞中，而整個體制對此也是一貫的沉默，這也是溫斯坦所描述的那些政府單位的典型反應。
當然，賴特−帕特森空軍基地正是美國空軍研究實驗室（AFRL）的所在地——退役少將威廉・麥卡斯蘭（William Neil McCasland）曾在2011−2013年間擔任AFRL的指揮官，負責監督價值四十四億美元的機密航天研發計畫。在溫斯坦提出的三角理論中，俄亥俄州這個節點似乎與愛潑斯坦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二十多年來，愛潑斯坦背後的一位主要金主一直是零售業大亨、L Brands集團創辦人萊斯利・韋克斯納（Leslie Wexner），他的商業帝國發家於哥倫布市。韋克斯納在1991年授予了愛潑斯坦代理權，讓他能夠代表自己僱用員工、簽署支票和購買房產。愛潑斯坦被他任命為新奧爾巴尼公司（New Albany Company）的總裁，當時這家建設公司正在負責改造韋克斯納本人的豪宅所位在的那片富裕郊區。愛潑斯坦在新奧爾巴尼有一處房產，是他從一家與韋克斯納有關的公司手中買下，其距離韋克斯納的豪宅僅有半英里，且要進入就一定得先經過韋克斯納的私人土地，愛潑斯坦的女朋友吉絲蘭妮・麥克斯韋（Ghislaine Maxwell）後來曾在向美國司法部作證時說過“愛潑斯坦掌控著新奧爾巴尼”。新奧爾巴尼這個地方距離賴特−帕特森空軍基地大約有七十英里遠。韋克斯納一直堅稱自己對愛潑斯坦的犯罪行為一無所知，並表示他早在2007年就已經跟後者分道揚鑣。韋克斯納本人從未被指控過有任何不當行為，目前也沒有證據能反駁他的說法。但其實根本不需要什麼複雜的判斷，光憑地理位置這一事實就能輕易發現，愛潑斯坦在俄亥俄州的活動範圍恰好與美國最敏感的航天研究實驗室位處同一片區域——而這座實驗室也被溫斯坦認為是他所懷疑存在的那項長期研究計劃中的核心。溫斯坦提出的這個三角理論並不是隨口一說，它們每一個節點都確實存在相對應的設施，愛潑斯坦更是在其中兩個節點上有自己的房產。
要理解溫斯坦的第二層論證需要一些背景知識，但一般人對此可能了解得不多。羅伯特・麥克斯韋（Robert Maxwell），原名揚・路德維克・海曼・本雅明・霍赫（Ján Ludvík Hyman Binyamin Hoch），出生於1923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後來改名為伊恩・羅伯特・麥克斯韋，他在戰後的英國建立了一個屬於自己的媒體帝國，其中包括《每日鏡報》及其它許多出版社和科學期刊。他最後是在1991年11月於加那利群島乘坐遊艇時意外墜海身亡，不過許多人至今仍對他的死因抱有懷疑。以色列為他舉行了國葬，摩薩德和辛貝特的局長皆出席了葬禮，他被安葬在橄欖山上——這是一項只授予對以色列有過重大貢獻者的榮譽。麥克斯韋已經被不止一位情報界人士和調查記者，特別是西摩・赫什（Seymour Hersh）證實是以色列情報部門的線人，同時他也與蘇聯情報部門有所往來。他毫無疑問是一位頂尖的間諜，並曾在冷戰最風雲變幻的那數十年裡遊走於各方陣營之間。
他的女兒吉絲蘭妮・麥克斯韋在同一時期也一直是愛潑斯坦最親密的夥伴、知己，甚至是助理——根據多名受害者的證詞和聯邦陪審團的調查結果，似乎就是她負責誘騙年輕女孩進入愛潑斯坦的犯罪網路。至於他們兩人的關係是偶然嗎，答案很簡單：當然不是。吉絲蘭妮・麥克斯韋是愛潑斯坦與韋克斯納家族之間的紐帶，雙方有著持續數十年的親密關係，如果僅僅將愛潑斯坦理解為一個人脈廣泛的禽獸金融家，那麼這一事實就是無論如何都無法解釋的。不管他究竟是在與以色列情報部門、美國情報部門，還是同時與其它更複雜的勢力合作——這種情況並不罕見——他與一位已被證實是多個情報部門的線人的女兒關係密切，這一點在各種關於愛潑斯坦的主流敘述中始終沒有得到充分的解釋。
對於羅伯特・韋克斯納，溫斯坦主要聚焦於他旗下的別迦摩出版社（Pergamon Press），韋克斯納將它打造成了戰後最具影響力的學術出版社之一，有不少最重要的物理學和工程學期刊都是它的。這些同行評審（peer-reviewed）期刊往往是決定一項科學發現能不能名留青史、獲得主流認可並被相關領域的研究人員看見的關鍵。控制期刊就意味著控制哪些內容可以發表、哪些內容可以獲得注意，然後又有哪些內容會在評審的過程中被悄悄轉移或埋沒。你根本不需要將一項研究列入機密，而只要不允許它發表即可；或者，你也可以故意只以某些形式發表，好將整個領域的注意力引向其它地方。
麥克斯韋家族對學術界的影響力不止於別迦摩出版社，美國司法部在2026年1月公布的文件就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1990年——即羅伯特・麥克斯韋從遊艇上失足的前一年——他向聖塔菲研究所（SFI）捐贈了十萬美元，這是一家私人研究機構，由一群科學家創立於1984年，他們大多數人都曾在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任職過。SFI成立的宗旨是為了延續曼哈頓計劃時期的那種自由奔放、跨領域的科學研究精神，因為在進入冷戰後，政府編給這類研究的預算就減少了很多。麥克斯韋指定他的捐款只能被用於“複雜適應系統的整合研究”。就在捐出這筆錢過了兩個月後，吉絲蘭妮的妹妹克莉絲汀（Christine）就成為了SFI的董事會成員。哈佛大學的科學史學家埃里克・貝克（Erik Baker）曾找到一份備忘錄，裡面提到克莉絲汀是“羅伯特・麥克斯韋的女兒，默里・蓋爾曼（Murray Gell-Mann）的朋友”——這意味著蓋爾曼與麥克斯韋家族的接觸，至少比吉絲蘭妮將愛潑斯坦介紹給蓋爾曼要晚了一年。
默里・蓋爾曼可不是什麼無名之輩，他憑藉對基本粒子的分類和夸克模型而在1969年贏得諾貝爾物理學獎。他曾與費曼合作研究弱交互作用理論。作為SFI的共同創立者，他渴望在實驗室體系之外繼續延續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的科研傳統。在羅伯特・麥克斯韋捐款給SFI時，蓋爾曼可能是當時最傑出的理論物理學家。據吉絲蘭妮後來供稱，正是她將蓋爾曼介紹給了愛潑斯坦。自那時開始，愛潑斯坦就一直十分處心積慮地在維護這段關係：他透過向SFI捐款來資助蓋爾曼的研究、邀請蓋爾曼前往小聖詹姆斯島，蓋爾曼本人還在其1994年出版的《夸克與美洲豹》（The Quark and the Jaguar）一書的致謝中寫道：“我要特別感謝傑佛瑞・愛潑斯坦願意不吝向SFI捐款，以支持我的研究。”根據紀錄，愛潑斯坦至少捐了六十八萬美元給SFI，但後者公開承認的數字只有二十七萬左右。SFI對此的內部調查結果是：“愛潑斯坦與SFI的所有財務往來實際上都只圍繞著一個人，即默里・蓋爾曼。”其他與SFI有關的物理學家同樣跟愛潑斯坦保持著獨立的聯繫：理論物理學家、前SFI主席傑佛瑞・韋斯特（Geoffrey West）曾在2012年造訪過佐羅牧場。塞斯・洛伊德也曾在愛潑斯坦於佛州服刑期間去探望過他。
目前已公開的文件已經十分清楚地揭示了這條人脈關係線：羅伯特・麥克斯韋→默里・蓋爾曼→SFI→愛潑斯坦；然後還有另一條線：羅伯特・麥克斯韋→吉絲蘭妮→麥克斯韋。這兩條線最終都會交匯在同一群科研機構、同一片地理區域，並且這一切恰好就發生在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將其人才釋放到私人領域的時候。那位掌控了戰後物理學研究的發表平台的富豪，現在又將自己的家人安插到了那些物理學家為了延續他們以前在國家實驗室的研究而成立的機構中——而這個機構後來又成為了愛潑斯坦與美國西南部最傑出的理論物理學人才產生交集的管道。
這是一個基於各種間接證據所堆砌起來的論證，它們每一項證據單獨來看都無法證明什麼，但這絕不代表這種思路沒有價值。羅恩・昂茲（Ron Unz）多年來一直在使用相同的方法來論證那些沒有且往往很難有確切證據的歷史事件——甘迺迪遇刺、羅伯特・甘迺迪之死、“自由號”事件、伊拉克戰爭前的情報操縱，以及9/11事件的官方敘述中的矛盾。在每一個案例中，引起人們懷疑的從來不是有什麼文件揭露了重大秘密，而是那些有據可查的矛盾點——官方敘述中的自相矛盾之處、主流解釋中的結構性缺陷，以及那些在正常情況下根本無法解釋的反常官僚行為——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沒有人主動認罪，這些矛盾點也足以成為數量龐大的間接證據，而官方敘述本身又存在明顯的破綻，當這兩個事實結合起來，質疑官方敘述就有了極大的合理性。
愛潑斯坦−麥克斯韋紐帶是這整個模式中的一個節點。他擁有來源不明的巨額財富、可以輕易接觸到理論物理學界的敏感領域、與一名情報特工的女兒保持了數十年的親密關係、在多個政府和司法轄區享有法外豁免權、能夠聚集世界各地的頂尖物理學家召開研討會，甚至還親自深入了SFI的核心。這每一項事實分開來看或許都有合理解釋，但一旦將它們拼湊在一起就完全不同了。
那些被迫保持沉默的物理學家則構成了這個模式中最具說服力的部分，因為他們的事蹟都有明確的文獻記錄為證。尤金・波德克列特諾夫（Eugene Podkletnov）在俄羅斯科學院高溫研究所任職了十五年後移居波蘭，坦佩雷理工大學材料科學系從事高溫超導體研究。他本人是陶瓷工程師，而非嚴格意義上的物理學家，但他的研究卻經常遊走於二者之間。1992年，在一次例行的旋轉超導圓盤實驗中，他的同事剛好叼著煙走了進來，波德克列特諾夫注意到煙霧在圓盤的上方形成了一道異常筆直的煙柱。接著他進行了一連串系統性的實驗。結果顯示放置在旋轉圓盤上的物體似乎會失去一小部分的重量——早期的測量顯示為0.3%，但在後來更精細的旋轉裝置中，失去的重量增加到了2%。他在1992年發表了自己的初步研究成果，但並未引起太多關注。1996年，他向《應用物理學雜誌》（Journal of Physics D）提交了一篇更長的論文，裡面包含了更多明確的實驗結果。
結果就在同行評審完成前，論文的草稿卻不慎被洩露給了英國媒體。斗大的新聞標題——《芬蘭科學家即將公開世界上首個反重力裝置的細節》——完全扭曲了波德克列特諾夫的原意。他的合作研究者立刻否認自己有參與這項研究，並表示自己根本沒有同意署名，坦佩雷大學也迅速與他撇清關係。這篇論文就這樣被撤回了，波德克列特諾夫本人更因為這場爭議而失去了在實驗室和坦佩雷大學中的職位，不得不返回莫斯科，從1997年後他就一直默默無聞地在那裡從事研究至今。主流科學界將這場風波歸結為為失敗且無法重複的邊緣研究，從此再也沒人提起。
但與此同時發生的另一件事卻沒有多少人知道。波音公司也正是在那時啟動了一項代號為GRASP（先進太空推進重力研究）的秘密項目，為的就是要研究波德克列特諾夫的研究成果。據《詹氏防務周刊》（Jane’s Defence Weekly）報導，波音公司承認這種現象背後的科學原理是“有效”的，且該公司的高層也同意其值得進一步投入更多工程方面的資源來進行研究。NASA的馬歇爾太空飛行中心曾嘗試重複該實驗，但最終未能成功。謝菲爾德大學在英國的綠光計劃（Project Greenglow）支持下進行了部分的重複實驗。至於這些實驗的成果則始終沒有被公開。波德克列特諾夫本人曾表示，其他人的實驗已經重現了他當初的實驗結果，但他們往往為了顧及自己的前程而不敢公開。所以我們看到公開文獻被封存，但相關機構的興趣卻沒有因此減少——而只是變得更加低調。
李寧博士（Dr. Ning Li）也有類似的經歷，儘管她的結局完全不同。李寧博士是一位在阿拉巴馬大學亨茨維爾分校任教的華裔美國物理學家，從1991年起她的論文就經常出現在各家同行評審期刊上——《應用物理學雜誌》、《物理學基礎快報》（Foundations of Physics Letters）、《超導物理學雜誌》（Physica C）——她聲稱高溫超導體中快速旋轉的離子能夠產生可測量的重力電磁場。如果這個理論成立的話，我們就能以其為基礎構思一種抵消局部重力的機制，這是對廣義相對論的拓展，並得到了物理學家道格拉斯・托爾（Douglas Torr）的肯定。馬歇爾太空飛行中心也出資資助了更進一步的研究。陸軍航空與飛彈司令部同樣對她的研究十分關注。與波德克列特諾夫不同，李寧博士不僅沒有被革職，反而受到了重用。
1999年，她離開亨茨維爾分校，創立了重力應用研究公司（AC Gravity LLC），與她一起離開大學的還有托爾和亨茨維爾的物理系主任拉里・斯莫利博士（Dr. Larry Smalley）——如果不是因為對這項研究有把握，他們兩人絕不會輕易放棄終身教職職位。美國國防部在2001年向重力應用研究公司資助了四十四萬美元。2003年，李寧博士在MITRE公司（MITRE Corporation）上召開了一場題為“交互重力場的可測量性”的研究座談會，MITRE是一家由聯邦政府資助的研究中心，負責統籌國防部和情報部門的機密研究項目。在那次座談會結束後，她便再也沒有公開發表任何論文。
多年來有許多同事和研究人員試圖聯絡她，但卻始終沒有收穫回應。2004年，波德克列特諾夫在一封信中證實，李寧博士現在“已為國防部工作”，因而不得公開討論她的研究。她的兒子喬治・曼（George Men）後來證實，她持有最高級別的安全許可，並一直在身份保密的情況下從事研究工作，直到2014年的一場意外事故導致她永久腦損傷。她最後在2021年去世，整整十八年來她一直沒有公開發表任何研究成果。這些研究並沒有終止，而只是消失在檯面下。
這兩個案例呈現出的模式十分一致：重力領域的理論或實驗引起了國防和航天部門的興趣；然後研究人員要嘛像李寧博士一樣被納入保密體系，要嘛像波德克列特諾夫一樣被刻意邊緣化。在這兩個例子中，公開文獻都未能如實地反映出這些研究究竟有多麼被官方重視。隨著相關研究轉入地下，那些研究人員也跟著失去了消息。主流共識則會以為這些研究已經被否定或放棄。
哈羅德・普索夫（Hal Puthoff）是少數能參與機密計劃的物理學家之一，了解他的故事會帶給我們很多啟發。普索夫本人擁有史丹佛大學的理論與實驗物理學博士學位，他早年曾從事與雷射和量子電子學有關的研究，並在20世紀70年代初成為史丹佛研究所的一個受CIA和DIA資助的遙視計劃的負責人。正是這段經歷讓他在主流科學界備受冷遇。然而，他自80年代以來在奧斯汀高等研究學院——其後來被併入地球科技國際研究所（EarthTech International）——所進行的大量理論研究卻不容忽視：他涉略的領域涵蓋零點能、量子真空漲落以及他所謂的“時空度量工程”（spacetime metric engineering）——也就是研究如何透過量子真空的結構化相互作用來改變慣性和重力。1994年，他與伯恩哈德・海施（Bernhard Haisch）和阿方索・魯埃達（Alfonso Rueda）合作在《應物物理學雜誌》上發表了一篇論文〈探討慣性作為零點場的洛倫茲力〉（Inertia as a Zero-Point-Field Lorentz Force），其指出阻礙粒子加速的其實是無所不在的量子真空漲落產生的電磁阻力——這意味著慣性並不是物質的基本屬性，而是衍生屬性，並且是能夠被改變的。如果UAP的推進原理涉及改變慣性的話，那麼這毫無疑問正是其所需要的理論架構。
DIA在2008年撥款兩千兩百萬美元成立了AATIP，由普索夫擔任首席科學顧問。這個項目總共委託撰寫了三十八篇理論研究論文，不過它們都只有公開標題。這些論文包括：普索夫的《基於真空（時空度量）工程的先進太空推進》、《曲速引擎、暗能量與對其它維度的操縱》、《可穿越蟲洞、星門與負能量》。這些並不是工程論文，而是理論論文，並且是由溫斯坦和戴維斯口中的那個沒有物理學家參與的計劃委託撰寫。要解釋這個矛盾其實不難，因為AATIP很可能根本就不是整個計劃的全貌，而僅僅是其中的一層——一個能夠承認存在這些物理現象的層級，但真正的物理學研究卻是在更深的層級進行的。最近，普索夫又通過一家叫做Quantcomm LLC的公司——它此前一直默默無聞，與地球科技國際研究所也沒有直接關係——申請了多項專利，內容與以自由場電位（field-free potentials）作為基礎的通訊系統有關，這是對他過去提出的理論的工程應用。一位史丹佛出身的理論物理學家，同時也是政府認可的UAP計劃的首席科學顧問，正在透過一家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來的公司申請專利，而這項專利又是源自於與UAP的推進系統有關的理論。這些事情本身都不能說明什麼，但如果將它們放在本文所闡述的整個背景下來看待，就會發現這一切有多麼耐人尋味。
麥卡斯蘭出現在溫斯坦提出的那片地理三角洲中並不是偶然。除了作為AFRL的主任，他還曾擔任國防部副部長辦公室的特別項目主任，然後是特殊存取計畫監督委員會（SAPOC）的執行秘書——這一職位讓他能夠直接監督國防部的特殊存取項目。這些身份讓他成為了美國歷史上可能只有五十位能夠同時掌控大型機密航天項目與監督所有SAP的人之一。他的名字也出現在《維基解密》公布的電子郵件中，其內容與柯林頓競選團隊、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的臭鼬工廠負責人以及湯姆・德隆（Tom DeLonge）之間的一次會面有關，德隆是一位搖滾樂手，後來成為推動UAP揭秘的活動人士，他創辦的飛向星辰學院（To The Stars Academy）將埃利桑多（Elizondo）、普索夫等人全都串連了起來。在解密的電子郵件中，麥卡斯蘭被形容為對墜毀UAP回收計劃有“第一手的了解”，他後來曾與飛向星辰學院有過短暫的合作。如果說在AATIP之上還存在著一個更高層級的理論物理學研究計劃的話，那麼麥卡斯蘭就是極少數具有足夠的權限能夠去接觸它的人之一。
2026年2月27日，麥卡斯蘭離開了他位於阿爾伯克基的自宅，並留下手機和眼鏡，只帶上錢包、靴子和一把.38口徑左輪手槍，就這樣隻身一人走進桑迪亞山。此後他便音訊全無。FBI目前正在全力協尋他的下落，但直到目前仍一無所獲。每年像他這個年齡與健康狀況的成年男性陷入永久失蹤的比例大約為每十萬人中有0.3−0.5人——這個數字乍看之下很低，但也等於每年至少會有數千起類似事件。但麥卡斯蘭畢竟不是一般人。整個美國或許只有五十人能像他一樣特殊，因為他既是SAP的監督人又與UAP計劃有密切的聯繫。適用於一位普通郊區退休工程師的統計基準線，未必適用於一位曾任國防部執行秘書、能夠接觸到所有機密項目的官員。最引人注目的還不只是他的失蹤，而是還有圍繞著這件事所出現的沉默：他的前東家沒有評論，他的同事沒有關切，他曾經指揮的AFRL更是一句話也沒說。這種體制內的沉默本身就是模式中的一部分。
所有這些證據都圍繞著一個核心問題打轉，也就是溫斯坦和戴維斯始終沒有被回答的那個疑問：如果這些物理學家不在戴維斯所參與的項目中，那麼他們在哪裡？答案也許不是隱藏在五角大樓的機密體系深處，而是一個幾乎完全被外界關於UAP的討論所忽略的鄰近機構中。
美國能源部是美國物理學界真正的守護者。能源部透過其下屬的十七座實驗室——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桑迪亞國家實驗室、勞倫斯利弗莫爾國家實驗室、橡樹嶺國家實驗室、阿貢國家實驗室等等——支撐起了全世界最龐大的科學研究設施群，它們總計僱用了超過四萬名科學家和工程師，同時能源部也是美國物理科學研究領域最大的單一資金來源。更重要的是，能源部有權使用一項在美國法律體系中堪稱獨一無二的原則來對研究成果進行保密：1954年通過的《原子能法案》確立的“天生保密”（born secret）原則，其規定了某些物理研究成果自它們被發現的那一天起就必須自動列入機密，無論是誰又是在哪裡進行的研究。一位在私立大學工作的物理學家，即使他的研究經費並不來自政府機構，若他獨立地推導出了涉及核武器的資訊，這也不能算是他的原創發現，而只能算是重新發現了早已被列入機密的東西。政府甚至不需要確認這些資訊是否真的曾經被納入機密。這項原則最初是為了核物理學而制定的，但同一套邏輯自然可以被延伸到其它任何涉及相同能量尺度、場論或推進原理的物理學領域，而被回收的非人類飛行器背後的原理就可能與這些領域有關。
能源部擁有一套獨立於五角大樓的內部保密等級制度。Q級安全許可——即能源部體系中的“絕密”（Top Secret）安全等級——最初是依據《原子能法案》而非行政命令而設，且這套制度只對能源部長本人而非國防部長負責。能源部內部的SAP（特殊存取項目）受該部門自身的第471.5號命令管轄，與國防部的SAP有著根本上的不同。當威爾遜−戴維斯備忘錄提到了一個由國防承包商掌控、保密等級甚至高於DIA局長的個人權限的項目時，這種項目最可能出現的地方不是五角大樓內部的深處，而是能源部與國防部的保密體系互相重疊、雙方都無法單方面了解另一邊的狀況的那個灰色地帶。當全域異常現象解析辦公室（AARO）聲稱其所進行的檔案審查工作並未發現任何與UAP有關的項目時，它搜索的只是國防部和情報部門的紀錄。能源部的保密體系超出了AARO被允許審查的範圍，因此它最後會一無所獲也就絲毫不足為奇了。
溫斯坦在接受摩根採訪時也明確談到了能源部，他說：“能源部的比爾・理查森（Bill Richardson）...當然，能源部是物理學和核武器的真正掌管者，它最初是被吉米・卡特從原子能委員會（AEC）改組而來，而後者的名字中就帶有‘原子’二字。”卡特在1977年將AEC重新改組為能源部，這使得它成為了曼哈頓計劃的直接繼承者。保密體系並不會因為名稱的變更而改變。溫斯坦提出的三角理論之所以能夠成立，與理查森這位關鍵人物有著十分重要的關係。威廉・布萊恩・理查森三世曾在1998−2001年的柯林頓政府中擔任能源部長，這讓他擁有了對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桑迪亞國家實驗室、勞倫斯利弗莫爾國家實驗室及其它國家實驗室體系的直接監督權，他在2003−2011年間當了兩屆新墨西哥州州長，洛斯阿拉莫斯和桑迪亞兩座國家實驗室都位在這裡。著名的李文和案就是發生在他擔任能源部長的那段期間，這位任職於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的物理學家被指控向中國洩露核武器的設計情報——這起案件恰恰點出了最關鍵的問題：美國國家安全機構中最敏感的理論物理學研究都被集中在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通過受到嚴格限制與密切監視的管道來進行運作，而該實驗室直接隸屬於能源部。
理查森在2023年8月去世，當時愛潑斯坦檔案尚未被全部公開，新墨西哥州議會也還沒成立真相調查委員會。目前已公開的檔案顯示，即使在愛潑斯坦已於2008年的佛州被定罪後，理查森仍與他維持了持續十多年的交情。根據司法部披露的文件，理查森在愛潑斯坦被定罪後曾與他會面過至少九次。他也造訪過愛潑斯坦的私人島嶼，去過後者的佐羅牧場。解密的電子郵件證明了他們兩人的互動一直持續到了2018年。維吉妮亞・朱弗爾（Virginia Giuffre）在她的宣誓書中作證稱，她在還未成年的時候曾經被命令去與理查森上床——理查森本人則堅決否認這些指控，他也從未因此受到任何刑事訴訟。新墨西哥州議會現在成立了一個具有傳喚權的跨黨派真相調查委員會，以對發生在佐羅牧場的事情進行調查。但理查森已經沒有機會出席這場聽證會了。
理查森與愛潑斯坦的關係乍一看似乎與物理學研究沒什麼關聯。但結合愛潑斯坦在新墨西哥州所做的事情——接近那些聚集在SFI的前洛斯阿拉莫斯科研人才——再加上麥克斯韋家族透過羅伯特在1990年的捐款，以及克莉絲汀隨後進入董事會而對SFI進行的滲透，不難發覺這實際上是一個掌握了精準情報的網路，試圖在美國能源部最敏感的實體設施中紮根的、持續數代人的計劃。理查森已經去世，蓋爾曼也在2019年逝世。愛潑斯坦更不用說。所以，將能源部與溫斯坦所談論的那個情報網路直接聯繫起來的三個人物現在都已經無法再接受質詢了。新墨西哥州真相調查委員會擁有傳喚任何在世證人與查閱書面檔案的權力，至於它是否會提出正確的問題——關於物理學、關於國家實驗室、關於人們來訪佐羅牧場的目的究竟是什麼——都還有待我們觀察。
普索夫非常清楚能源部的手臂有多長。他提出的那些理論架構——時空度量工程、慣性作為對抗量子真空的電磁阻力、利用零點場的結構化相互作用來改變重力——恰恰屬於肯定會與被回收的非人類科技產生交集的物理學，因而也必須屬於能源部而非五角大樓的保密體系。他的職業生涯輾轉於史丹佛大學、SRI、CIA、DIA以及地球科技國際公司——可以說是始終遊走在物理學界與保密界的交界處，卻從未讓自己落入單獨任何一個機構的掌控。他發表的三十八篇AATIP論文僅僅代表了這些研究的公開部分，至於其它非公開的部分，則是戴維斯所身處的層級無法接觸到的。
本文並沒有辦法證明美國的保密體系內真的存在著一個隱藏的理論物理學研究計劃，但我們迄今為止所展示的證據顯然與這一假設相符，而這種一致性是很難用其它方式解釋的。
溫斯坦以其一貫的嚴謹態度堅持自己的結論。“我顯然錯了，”他在談到自己最初對UAP的懷疑時表示。“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領域。有太多人出面作證表示自己接觸過相關項目。我實在無法相信有人能訓練出一群演技都像馬龍・白蘭度一樣精湛的演員，讓他們編出如此不可思議的謊言。另一方面，我卻也從未見過像這樣完全無法找到任何確切證據的情況。”這才是誠實的態度。既不是盲目相信，也不是一概否定——而是承認兩種可能性都存在。李寧博士一直保持沉默或許是因為她真的沒有任何發現。波德克列特諾夫受到的打壓或許只是充斥懷疑主義的科學界的正常現象。波音的GRASP計劃或許純粹是官僚機構的異想天開。AATIP的那些理論更是由一個不知何故沒有任何物理學家參與的計劃委託撰寫的。普索夫註冊專利的公司或許與任何機密研究都沒有關係。麥卡斯蘭可能只是在山裡迷路了。麥克斯韋家族對洛斯阿拉莫斯物理學界長達二十年的接觸純屬巧合。這每一種解釋當然都能夠成立。但一旦將它們全部拼湊在一起，卻會呈現出一個截然不同的故事。
溫斯坦提出的這個愛潑斯坦類比之所以引人深思，恰恰是因為它並不關乎外星人或被回收的飛行器，而是關於高度機密項目的結構及其在公開紀錄中留下的可觀察跡象。愛潑斯坦的背後有一個完整的網路，證明這一點的不是任何被曝光的文件，而是那些在結構上無法被用其它方式解釋的事實：來源不明的財富、莫名奇妙的人脈，以及缺乏明顯解釋的法外豁免權。我們是從這些異常現象作為出發點，然後一步步推導出了最符合邏輯的解釋。
戴維斯在3月初的那次訪談中證實了在他所能接觸到的層級——AATIP和AAWSAP層——沒有任何物理學家。威爾遜−戴維斯備忘錄描述了就連威爾遜本人都無從過問的一個由國防承包商掌控的墜毀飛行器回收項目。不管更高的層級還有什麼，那都不是戴維斯能夠知曉的。如果美國能源部的國家實驗室體系其實才是理論物理學的主場——這些實驗室的基本架構、地理位置和監控模式都證明了這一點——那麼戴維斯口中的那些工程師當然不可能會知道那裡到底發生了什麼。能源部延續了曼哈頓計劃的精髓。八十年來，它一直在推動著美國歷史上最敏感的各種物理學研究。五角大樓的保密體系在它面前只是小巫見大巫。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的物理學家們為了繼續重操舊業而建立了SFI，其在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裡更一直是一個與情報部門有聯繫的秘密網路的私人領地。
溫斯坦的貝多芬交響曲比喻認為我們現在缺少的是小提琴手。但一個更令人不安的可能性是，或許小提琴手們其實只是待在戴維斯從未去過的另一個房間裡——那是費曼可以在星期六的下午大搖大擺走進去、橡樹嶺工廠的工程師們卻不得其門而入的房間。如果那個房間真的存在，它很可能就在新墨西哥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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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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