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thegrayzone.com/2026/02/06/kincora-british-intelligence-run-sex-abuse-brothel/
By Kit Klarenberg
隨著美國司法部公開了大量有關於傑佛瑞・愛潑斯坦的性、政治和情報醜聞文件，早已名聲掃地的前王子安德魯・蒙巴頓−溫莎又再次被推上了輿論的風口浪尖。據報導，英國警方現在正在調查安德魯過去涉及的性活動以及他與愛潑斯坦的關係，這也讓人們愈發懷疑英國情報部門是否其實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經知道安德魯涉嫌與未成年人發生性關係。
假使最黑暗的傳聞屬實，那麼這就並非第一次有英國王室成員被捲入與間諜活動有關的兒童性侵陰謀。早在1980年，位於愛爾蘭的金科拉男孩之家（Kincora Boys’ Home）就因為被曝光其實是一座供有權有勢的戀童癖者們取樂的秘密妓院而引發了軒然大波。據說，當時的其中一位加害者就是蒙巴頓勳爵（Lord Mountbatten）——安德魯的叔公。
從一開始就有種種跡象表明，MI5／MI6完全知道發生在金科拉的虐童事件，甚至可能就是它們在幕後操控這家孤兒院，以作為一場精心策劃的陰謀的一部分。當時，英國的間諜們正在愛爾蘭進行著一場殘酷的骯髒戰爭，這兩個情報部門在（愛爾蘭）共和派和統一派的準軍事組織中皆有臥底，金科拉孤兒院則成為了吸收與控制潛在線人的最好管道。官方的調查強烈暗示了英國情報部門的高層與該孤兒院的多位管理人員有著密切的關係。
2025年5月，資深的BBC記者克里斯・摩爾（Chris Moore）出版了一本名為《金科拉：英國之恥》（Kincora: Britain’s Shame）的紀實著作。這本書包含了作者四十五年來嘔心瀝血的研究成果，結果卻沒有一家英國的主流媒體敢於報導它。
摩爾在書中令人信服地證明了金科拉男孩之家只是一個更龐大的兒童虐待網路的一部分，該網路橫跨了英國佔領下的愛爾蘭及其它地方——倫敦的情報部門不僅對此知情，甚至可能還主動參與其中。
2023年，摩爾在澳洲見到了金科拉孤兒院當年的受害者亞瑟・史密斯（Arthur Smyth）。史密斯住在孤兒院的時間雖然不長，但發生在那裡的恐怖經歷卻讓他留下了終生難以磨滅的創傷。
“我採訪過很多金科拉男孩之家的倖存者，我發現他們往往有著與亞瑟似曾相似的遭遇。亞瑟是在十一歲時被貝爾法斯特的一名離婚法庭法官送進了男孩之家，他在那裡多次受到戀童癖者的侵犯，還被威脅絕對不能張揚，”摩爾告訴《灰色地帶》（The Grayzon）說。“亞瑟曾多次遭到一個他只知道叫做‘迪基’（Dickie）的男人殘酷虐待，他會被後者按在桌子上強暴。”
1979年8月，史密斯在逃離金科拉兩年後才得知“迪基”的真實身份居然是路易斯・蒙巴頓，他既是英國王室成員也是伊麗莎白二世的表親。蒙巴頓後來在愛爾蘭海岸附近的一次炸彈襲擊中遇害身亡，其很可能是愛爾蘭共和軍所為，當時他正在那裡駕駛自己的漁船。儘管英國政府一直在極力向公眾隱瞞蒙巴頓的罪行，但幾十年來英國和美國情報部門私下其實都已經知道了他的戀童癖惡行。
早在二次大戰的時候，FBI就認為蒙巴頓是“對幼童抱有特殊癖好的戀童癖者”。歷史學家安德魯・洛尼（Andrew Lownie）後來發現了一份FBI文件，裡面詳細紀錄了這些資料。就在洛尼提出申請想查閱FBI保存的其它關於這位王室成員的文件後，他卻被告知它們都已經被銷毀了。
據洛尼表示，一名FBI官員曾告訴他，這些文件是在“他提出查閱申請後”才被火速銷毀——這說明它們“顯然”是應英國政府的要求被銷毀的。
金科拉陰謀敗露
1958年金科拉男孩之家開設僅僅幾個月後，就陸陸續續有院內的男孩們向周圍的成年人求救，哭訴他們經常遭到性虐待。在接下來數十年裡，警方曾多次接獲強暴及其它虐待的報案，並對這所孤兒院進行了調查。儘管警方進行了多次調查，但這些報案最終都還是被一一駁回。
自從一位名叫威廉・麥格拉斯（William McGrath）的知名親英派人士在1971年成為這座孤兒院的舍監、直接負責管理男孩們的日常生活後，性虐待的通報數目便開始急劇增加。摩爾紀錄了許多令人髮指的案例，受害者們描述了他們是如何被麥格拉斯粗暴地侵犯，甚至因此內出血，事後還會被暴力威脅不准聲張。
摩爾將警方的不作為歸咎於金科拉院長喬・梅恩斯（Joe Mains）的“巧妙斡旋”，他成功地讓警方相信這只是有人故意為了報復那裡的工作人員而編的謊言。
麥格拉斯在愛爾蘭的人脈十分通達，並與不少著名的統一派政客和新教準軍事組織有密切的聯繫，所以他才能一直消遙法外。他本人來領導了一個名叫塔拉（Tara）的武裝共濟會親英派團體，其實際上是一個情報機構，並由英國軍隊在幕後操控。
麥格拉斯經常在與同事的對話中吹噓自己是在為英國情報部門工作，他也因此經常前往倫敦。一位警方消息人士向摩爾證實，MI6從20世紀50年代末就一直十分關注麥格拉斯，並且英國部門“自那時起就一直在監視麥格拉斯的一舉一動”。這也難怪一些活動家會堅信金科拉孤兒院是被利用來收買與控制統一派人士，而這些人皆曾在那裡犯下戀童癖罪行。
金科拉孤兒院駭人聽聞的虐童事件最後終於在1980年1月紙包不住火，當時《愛爾蘭時報》刊登了一篇爆炸性的報導，這才驚動警方開始調查，調查是由一名叫做喬治・卡斯基（George Caskey）的資深偵探負責領導。據摩爾說，卡斯基只用了三天就基本確定了金科拉孤兒院的管理人員不是無辜的。
卡斯基的團隊在幾個星期內就確認了數十名曾在金科拉被麥格拉斯及其他人虐待的受害者，他們都詳細陳述了自己不堪回首的痛苦經歷。根據他們的證詞，梅恩斯、麥格拉斯和另一名高級職員雷蒙德・森普爾（Raymond Semple）被立即停職，並在一個月後被逮補。令人不解的是，梅恩斯和森普爾都很快便向警方坦白了自己的罪行，唯有麥格拉斯卻一直死不認罪。由於他在面對審訊時的從容，以至於調查人員還懷疑他是否事先演練過接受審訊，然後他還發表了一連串古怪而難懂的辯解。
首先，麥格拉斯堅稱自己是政治陰謀的受害者，針對他的指控全都是親英的阿爾斯特志願軍及其他“想要毀掉我”的人捏造的。他拒絕透露這些人是誰，也不願回答為什麼他覺得自己會成為被針對的目標。麥格拉斯還承諾，將會有“其它內幕”與“對這些指控的反駁”被“公諸於眾在法庭上”，但他還是拒絕透露更多詳情。
1981年12月，梅恩斯、麥格拉斯、森普爾和另外三名被指控在另外兩家愛爾蘭公立孤兒院虐待男童的嫌疑犯終於正式出庭受審。麥格拉斯是唯一拒不認罪的被告。據當時在場的摩爾回憶說，人們本來期待麥格拉斯的證詞會“打開潘朵拉魔盒，揭開金科拉事件的真相，曝光英國政府與統一派之間令人不安——甚至該說是充滿罪惡的——聯盟，甚至是曝光MI5的秘密行動的真面目。”
然而，就在最後一刻，麥格拉斯的律師卻突然宣布了一個跌破眾人眼鏡的消息——他的當事人決定認罪。麥格拉斯的認罪在法庭上引起了一陣無奈的嘆息聲，那天有超過三十名金科拉孤兒院的受害者出席作證。儘管這六名男子都因為在貝爾法斯特的三家孤兒院性侵男童而被判處有罪，但他們卻都得到了從輕發落，這自然引發了眾怒。最終，梅恩斯被判刑入獄六年、森普爾五年、麥格拉斯更是只有四年。
MI5提議“虛假檔案”以阻撓調查
在摩爾看來，麥格拉斯突然態度丕變很明顯是有人說服他不要供出“那些他親耳聽聞過的內容”。警方的調查證實了這六名男子都彼此認識，並曾互相分享受虐兒童的資訊，但他們是否同屬於一個更大的戀童癖集團則不得而知。當北愛爾蘭歷史機構虐待調查（HIA）專案在2013年啟動時，其一度令人們燃起了更多真相可能會因此水落石出的希望。
促使這項調查成立的核心在於英國情報部門舉報人科林・華萊士（Colin Wallace）和弗雷德・霍爾羅伊德（Fred Holroyd）的指控，他們聲稱英國情報部門是金科拉系統性地兒童強暴犯罪的共犯，MI5似乎對這次調查感到十分不安，深怕英國間諜在愛爾蘭最黑暗的秘密可能會因此曝光。
然而，HIA幾乎從一開始就注定失敗。由於無法強制MI5或MI6提供檔案，該委員會最後只能接受它們自願提供的、經過大量刪節的文件。
儘管包括金科拉受害者、國會內政委員和前軍方官員在內的各方人士都出面呼籲應該讓英國情報部門接受傳喚、分享敏感文件和證人，但HIA卻還是決定採取自我設限的做法。
在HIA聽證會上，幾名匿名的安全和情報人員是透過視訊連線作證，而調查委員會主席安東尼・哈特法官（Anthony Hart）似乎完全採信了他們的證詞。
考慮到MI5曾在1982年6月向HIA提供的一份文件的內容，這種草率的採證態度著實令人震驚。因為那份文件清楚明白地說明了情報部門是如何打算阻撓調查進行。
為了撇清自己與金科拉事件的關係，MI5內部曾經討論過要通過編造“虛假檔案”來誤導卡斯基“踏上錯誤的方向”。換句話說，MI5是想透過偽造文件來欺騙警方調查人員。
但HIA後來宣稱，他們“確信”這項建議“未被採納”，並得出結論認為那些“虛假檔案”並不是為了誤導調查而製作的。
金科拉的掩蓋仍在持續
2020年，有消息傳出說從1980年至1983年間的有關於金科拉事件的警方調查紀錄，都在HIA成立前後被“巧妙地”銷毀了。
殘存的文件顯示HIA曾收到多條線索，它們均暗示MI5和MI6確實捲入了金科拉孤兒院的戀童癖虐待事件，但這些線索卻始終沒有受到重視。
例如，MI5曾告訴HIA稱他們沒有任何關於威廉・麥格拉斯為該部門效力的紀錄。可是，該情報部門提供的文件卻顯示在1972年4月的時候，當時身為“塔拉旅指揮官”的麥格拉斯不僅已被指控涉嫌“性侵幼童”，而且他還“無法解釋自己在這一年來收到的金援都是來自哪裡。”
HIA接受了MI5荒謬的解釋，即之所以沒有立刻將這件事告知警方，是因為當時他們尚不確定麥格拉斯對男孩們的犯行究竟是屬於戀童癖行為，抑或僅僅是肢體上的傷害。“我們不應假定MI5會斷然將‘侵犯’解讀為性意味上的犯行，”一份提交給調查單位的內部文件寫道。
另一份編寫於1973年11月的MI5文件也提到麥格拉斯涉嫌“性侵男孩”，HIA明確說過英國情報部門有義務向警方報告此類“可定罪的犯行”，而且如果MI5沒有這麼做，那麼就應當認定“知情的MI5官員違反了該義務”。但HIA最終得出的結論卻是：“出於多種原因，採取這種觀點是不合時宜的，”而這主要是因為這一“未經證實的指控”的消息來源是“塔拉組織中的一位身份不明的成員”。
類似的神邏輯也曾被用來淡化一份1989年10月的MI6報告，裡面詳細紀錄了“圍繞金科拉男孩之家的各種指控”，並證明該部門“至少有一名特工知道發生在那裡的性醜聞，並可能有向上彙報過此事”。結果哈特法官卻得出了一個令人困惑的結論：“（MI6）官員很可能誤解了彙報的內容。”
HIA還堅稱MI5是直到1977年才知道麥格拉斯曾在金科拉工作。但這一說法已被後來的調查駁斥，因為1976年1月的MI5文件很清楚地指出：“麥格拉斯曾於1975年3月擔任過金科拉男孩之家的舍監”。一份在1973年11月寄給MI5處長的警方備忘錄同樣指出，麥格拉斯曾以“社工”的身份待過金科拉。
洗白MI6處長在金科拉事件中的角色
作為調查的一部分，HIA搜查了MI5、MI6、政府通訊總部（GCHQ）和倫敦警察廳的文件與紀錄，以調查那些被指控涉嫌性侵兒童的公眾人物和公務員。MI5在其公布的檔案中列出了十名位高權重的人物，其中包括外交官、政府部長和國會議員，有證據顯示他們極可能參與了戀童癖虐待行為。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個人是資深間諜、黑魔法專家莫里斯・歐菲爾德（Maurice Oldfield），他曾於20世紀70年代負責指揮MI6在愛爾蘭的行動，並從最初的副處長晉升為處長。就在他於1981年4月去世前不久，歐菲爾德的同性戀傾向才被曝光，按照當時的招募規定，同性戀者是不能為情報部門效力的。因此，“MI5展開了一項漫長的調查以試圖確定”歐菲爾德的性傾向“是否曾讓他受到了勒索或其它壓力，從而危害國家安全。”
在“幾次面談”中，他“坦白了自己在20世紀40年代服役於中東期間，以及在20世紀50年代的亞洲與酒店服務生，也就是所謂的‘男僕’發生同性性行為的經歷。”媒體的報導也提到歐菲爾德對“男妓與年輕的流浪漢”十分“著迷”，而他身邊的隨扈皆心知肚明。然而，儘管收到了足以證明歐菲爾德涉入了金科拉醜聞的爆炸性證據，HIA卻還是免除了他的罪責。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調查報告最後竟得出結論認為“紀錄中缺乏明確的資訊來判斷‘男僕’僅僅是指工作人員還是青少年，相關當事人的年齡十分模糊不清。”問題是明明有一名匿名的MI6官員向調查組舉報，該部門擁有四個獨立的“活頁夾”，裡面詳細紀錄了歐菲爾德與金科拉的“關係”，以及他與院院長喬・梅恩斯的“友誼”，甚至是他與“發生在男孩之家的犯罪行為”的個人聯繫，但調查組卻還是毫無作為。
HIA公布的大量經過刪節的文件同樣表明，MI5“完全知情”愛爾蘭警方已經掌握了歐菲爾德涉案的證據。一份內部電報指出，有充分的理由懷疑這位處長在“1974−1979年（因公）前往北愛爾蘭期間，曾參與過發生在金科拉男孩之家的不法行為。”然而，調查組卻再次駁斥了這一說法，並堅持它們僅僅是“指控”，不能證明MI5／MI6參與了虐童犯罪。
對金科拉事件的掩蓋直到今天仍在繼續。2021年4月，BBC宣布將推出“一系列里程碑式的紀錄片…它們會以全新的視角來審視發生在北愛爾蘭近代史上的非凡故事”。其中一部名為《失蹤的男孩們》（Lost Boys）的紀錄片講述了許多兒童在北愛爾蘭衝突期間的貝爾法斯特離奇失蹤的可怕故事。紀錄片最後的結論是，這些失蹤案件幾乎都與金科拉的戀童癖虐待事件有關。入鏡的受訪者包括了幾名前警官，他們一致同意英國情報部門蓄意阻撓了調查的進行。
結果就在正式撥出前夕，《失蹤的男孩們》卻毫無預警地被下架了。據報道，這是因為BBC管理層“對紀錄片的內容感到十分震驚，特別是它呈現了MI5參與掩蓋金科拉事件的證據。”曾擔任該紀錄片製作顧問的摩爾告訴《灰色地帶》說，有強烈的跡象顯示英國情報部門一直在密切注意這部紀錄片的製作公司AlleyCats。“參與剪輯《失蹤的男孩們》的一名工作人員的家裡被人闖了空門，”他表示。 “另一名工作人員也懷疑自己的家被侵入過，只是無法完全確定。”
自從金科拉事件首次引起公眾關注以來，摩爾就一直在努力追查它的真相。他總結說：“MI5和與其狼狽為奸的警方似乎認為他們可以恣意妄為，彷彿真相、法律和民主都無足輕重。”他還指出，英國情報部門“竟然還成功說服政府封存金科拉事件的相關檔案，直到2065年和2085年才能解密。”這位資深調查記者最近更得知，情報部門其實一直在監控他與其他記者的私人通訊內容，他們也在調查那些受MI5／MI6資助的親英派準軍事組織的黑幕。
“多年來，英國政府一直在非法監視那些試圖揭露北愛爾蘭真相的人，他們稱之為‘防禦行動’。當地高級警官承認，他們在過去十年間曾包括我在內的三百二十名記者和五百名律師進行過監控，”摩爾表示。 “由於我當時在調查那些私下聽命於政府的親英派槍手，所以我的電話被監聽了。就像許多調查過這些案件的警官一樣，我很清楚當局是如何阻止刑事調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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