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NASA的維京號太空探測器正式啟程飛向火星軌道，並預計將在1976年實現著陸。火星是一顆惡名昭彰的“赤紅”行星，相傳它是戰神的化身。火星就座落在地球與太陽之間，那裡有一片小行星帶，很多人相信它們其實是另一行星在遙遠的過去毀滅後留下的殘骸，如今這些殘骸圍繞著太陽形成了一個由無數塵埃、冰塊、岩石和小行星組成的巨大環狀結構，其中有些小行星的體積還相當可觀。
儘管自望遠鏡發明以來，人們就不時會注意到火星上的各種奇異現象，但主流科學始終堅持它是一顆完全不適合生命繁衍的“死”行星。火星的直徑略大於地球的一半，但質量卻只有地球的11%，它擁有稀薄的大氣層，其主要由二氧化碳構成，光譜分析顯示其中含有少量的水蒸氣、氨和甲烷。火星還極為寒冷，溫度從中午的華氏80度到午夜的-100度不等。
1877年，義大利科學家喬瓦尼・斯基亞帕雷利（G. V. Schiaparelli）注意到火星表面有奇怪的痕跡，他稱之為運河一號，後來另一位天文學家帕西瓦爾・羅威爾（Percival Lowell，1855−1916）主張這些“運河”是智慧生命的傑作，並引發了一場長久的爭論。然而，對火星的後續科學分析卻否定了羅威爾的觀點，這些奇特的地貌被認定是自然孕育的結果，可能類似於地球上的岩石斷層。這場爭論就這樣被暫時擱置，直到1975年和1979年才迎來新的轉機。
1975年，在成功進行幾次星際遙視後，哈羅德・謝爾曼和我決定搶在維京號著陸之前對火星進行遙視。遙視火星與遙視木星和水星有著完全不同的困難。我們對於火星的環境已經有不少了解，為了避免哈羅德和我變得僅僅只是在重複過去已知的發現，我們決定先仔細翻閱有關於這顆行星的資料，好將現有的發現“牢記在心”。
這種在透過心靈“飛抵”目的地之前先預習過目標資料的做法，在研究中又被稱作“預先載入”（front-loading）。在進行遙視的時候，提出請求想要“觀察”特定地點的客戶真正感興趣的當然是過往還未或難以發現的資訊。大部分常見的情報蒐集方法其實已足夠堪用，但它們的效率往往取決於是否能確切地“深入”那些平時難以或根本無法進入的區域。遙視者之所以要進行預先載入，是因為他或她（1）不想浪費時間重複已知的資訊（2）有預習過相關資料後，遙視者將能更容易注意到目標地點的奇特或不尋常之處。哈羅德和我試圖在火星上發現的就是科學尚未發現的東西，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先了解有多少關於這顆行星的已知資訊。
我們花了大約三個月的時間來認識火星，就這樣到了1975年6月的第一個星期，我們兩人皆已信心滿滿地準備好要出發前往火星了。當時我正在休假，可以暫時放下SRI的那些繁瑣實驗，於是哈羅德在他位於阿肯色州的家中，我則在自己位於紐約的家裡，相約好在1975年6月14日美東時間晚上九點啟程飛往火星。我們刻意選在這麼晚的時間，是參考了星象圖指引我們的“方向”。在那個時間點，火星正好位於太陽後面，而太陽則正往西方落下。相對於地球，太陽正“座落”在巨蟹座，火星則“座落”在金牛座。所以火星相當於是在太陽的另一側，這意味著它距離地球非常遙遠。“不管怎樣，”我告訴哈羅德：“只要先‘飛去’太陽的另一側，然後再走遠一點就行了。假如我們迷路了，就‘移動’到那顆小小的紅色星球吧。我們的太陽系中只有一顆紅色行星，它就是火星。”
由於當時我人在紐約，而不是與其他同事一起在加州，所以我邀請珍妮特・米契爾博士來擔任紀錄員，還有史丹利・克里普納博士夫婦，他們兩人都是超心理學界中的名人，以及我的好朋友塞妲・蘇普利夫人。
我用了大約八分鐘的時間才順利瞥見火星，哈羅德後來同樣很納悶為什麼自己也花了這麼長的時間，因為大部分的心靈觀測幾乎都是瞬間完成的。在這八分鐘的時間裡，我第一次體驗到了“旅行”的感覺，彷彿我連同自己的身體都從房間中“消失無蹤”——這讓我根本無法按照本來的設想一邊描述、一邊素描。
我可以聽見自己說話的聲音，也知道現場正在錄音。錄下來的文字稿有整整五頁。但在所有發現中，只有一項特別引起了眾人的興趣。實驗結束後，就連我也驚呆了。就在這時，電話響起。這是哈羅德・謝爾曼從阿肯色州打來的。
哈羅德・謝爾曼平時是一個非常隨和的人，他的內心更是比誰都堅韌。我以前從未聽過他大喊大叫。現在他真的在瘋狂喊叫。“你剛才有看見嗎？”他喊道。我仍未完全從震驚中緩過神來，只能吞吞吐吐地回應說：“好吧，如果你指的是大家肯定不會相信的玩意，我看見了！”
電話兩頭的我們沉默了許久。“假如我們將這件事公開，英戈，”哈羅德嚴肅地說：“人們一定會把我們當成神經病。或許我們應該把這段描述從文字記錄中刪掉。”
我沉思了一下。然後我說：“哈羅德，克里普納和米契爾都在這兒。他們剛才已經在旁邊聽完了我的描述。如果我們要刪改文字紀錄，那麼其它所有描述也都會受到質疑。所以我們不能這麼做，我們必須如實說出我們的見聞。”
“哦，天哪！”哈羅德嘆氣說。“不過，你說得對。”
我的腦袋正在飛速運轉。“哈羅德，不如我們妥協一下。我們別急著公開這些東西。先把錄音內容印出來，做個公證，留給未來的人們檢閱，這樣我們就有一份完整的公證聲明了。”就這樣，我們同意了這個方案。
現在直接切入正題，哈羅德看到的東西是：“當我下降（往火星表面）足夠近的距離時，我看見——這真的有可能嗎——穹頂狀的建築、巨大的土丘，它們都證明了這裡有智慧生命存在。”
緊接著：“...我的感覺是，在火星上曾經存在過一種更高等的生命，或許他們至今仍在那裡，只是現在生活在地底下。我看到一些物體出現在距離火星表面幾英里的天空中。它們（那些物體）看起來像是衛星或人造衛星之類的東西。我至少看到了五個。它們似乎都是靜止的。”
然後是我看到的畫面：“我發現了一些東西，很不可思議的東西——它看著就像那些用來架設高壓電線的電塔。這是一個人造物體，它稜角分明且有彎折，現在已經被廢棄了，但它毫無疑問是人造的！我猜它或許是某種導航裝置，我們的飛機在從一個大陸飛往另一個大陸時也會用上這種裝置。它是用某種不會生鏽的材質製造的，但它已經折彎了。”
還有：“在我剛才經過的那個隕石坑裡，有疑似是正方形的物體，大約有一百英尺長，模樣宛如棋盤。這不是很容易描述，不過它們應該也是人造物。只不過被荒廢已久。”
史丹利・克里普納博士設法恢復了鎮定，他透過分機電話與哈羅德，還有我進行了事後“查核”。我們確認了那些“正方形”或“穹頂”物體看上去就像“古羅馬遺跡”，但那些彎折的高塔和衛星則感覺“比較新”。
哈羅德說，他得“上床好好睡個一覺，仔細消化這一切的含義”。在紐約的我們開了幾瓶酒，大夥兒靜靜地啜飲著。我們所有人都一言不發。
哈羅德和我都領教到了自己究竟有多麼孬種。畢竟，火星上的“人造”建築照理說“不可能”存在，我們幾乎就要成為所有否定心靈能力的懷疑論者最喜歡攻擊的“非理性思考者”了。
就這樣，“火星的心靈探測紀錄”的每一頁雖然都經過公證，其最終卻還是被“束之高閣”。然而，風聲很快流傳了出去，哈羅德和我都開始接到電話，人們迫切想知道“火星上的建築物”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對此，我們兩人的回答皆是“無可奉告”。我們決定等待維京號是否能帶回任何關於火星建築物的消息。結果卻是什麼也沒有，因為NASA決定讓維京號降落在一個小隕石坑，而不是高原地區，本來它應該可以發回各種不同的地形攝影照的。在隕石坑裡當然只能看見岩石與岩壁，所以我們花了數百萬美元就是為了拍攝這些照片。
但我們的非凡心靈探測之旅也並非完全沒有反饋。
• • •
從1979年開始，發生了一連串我後來是直到1984年才知道的事情。我是以一種十分奇怪的方式得知了它們。1984年4月，我重返加州SRI，再次回到那些永無止盡、旨在“完善”遙視這項“技術”的實驗中。蘭伯特・多爾芬博士（Dr. Lambert Dolphin）雖然沒有直接參與我們的“心靈能量學”（psychoenergetics）項目，但他卻對這些事物相當了解，他曾參與過利用超音波及其它設備來搜索地下物體的計畫——包括可能隱藏在開羅大金字塔中的密室。
一天下午，蘭伯特打電話給我，邀請我去他的辦公室一趟。我一到那裡，他便讓我瞧瞧一張放在桌上的照片。“你覺得這是什麼？”他問。顯然，這是一座被沙土覆蓋的金字塔。“咦，”我回答說：“埃及又發現了新的金字塔？”
蘭伯特沒有多說什麼。他只是接著問：“你能憑直覺估計它的大小嗎？”他遞給我一把放大鏡，讓我仔細端詳它。“這裡沒有任何參照物，我沒辦法。”
“好吧，”蘭伯特繼續說道：“我希望你運用你最出名的直覺，而不是你的邏輯。”我只好說：“哦，好吧，讓我猜猜。我想它...很大？”
“有多大？”
“嗯，非常大。”
然後我忽然想明白了些什麼。“你的意思該不會是，”我盯著他：“它比金字塔還大？”
蘭伯特笑了。“把照片翻過來吧，不過你最好先坐下。”照片的背面上寫著NASA維京號的拍攝編號。
幸好我現在是坐著的。
蘭伯特翻開一個資料夾，從裡面拿出另一張照片。“這看起來眼熟嗎？”我發現這是一個棋盤狀的圖案，1975年的火星回憶立刻從腦海中湧現。“我的老天！”我差點暈倒過去。
“這就是你在火星上看到的嗎？”蘭伯特問說。
“不，我想不是。我看到的那些東西是在一個較小的隕石坑裡面。這些東西看起來像...呃，一座城市。那塊區域有多大？”
“我們認為它大概有兩英里寬，”蘭伯特說。“這是另一個穹頂建築的照片。”
“哇，我想我得馬上打電話給哈羅德。”
在接下來的一個小時，我們用放大鏡仔細檢查了所有照片，數量還真不少。所有這些照片都有NASA的正式編號。
1979年，兩位研究人員文森特・迪皮特羅（Vincent DiPietro）和葛雷格・莫勒納（Greg Molenaar）在NASA的火星照片（來自1976年的維京號）中發現了一個神似巨型人臉雕刻的物體，它平躺在地上，遙望著太空。迪皮特羅和莫勒納發表了這些照片，令他們意外的是此舉卻招致了科學界的一片撻伐。科學家們一致認定，這些照片“無非是光影造成的錯覺。”
為了捍衛他們的誠信，迪皮特羅和莫勒納設計了一些方法來提升維京號照片的解析度。現在“人臉”變得更加清晰了。沒想到在提出更確鑿的證據後，科學界對他們的敵意卻不減反增，於是在經過整整四年、花費了數千美元後，他們決定就此從這場爭論中退出。
然而，一位名叫理查德・霍格蘭（Richard Hoagland）的科學家兼分析師卻在1983年注意到了他們的研究。霍格蘭設法獲得了更多NASA在“人臉”周遭地區拍攝的照片，他漸漸相信那一帶的整個地區其實都擁有類似的“幾何”結構，而它們顯然不可能是自然形成。蘭伯特・多爾芬當初給我看的就是這些照片。後來這些照片連同其完整的故事，終於在1986年被人類學家蘭道夫・拉斐爾・波佐斯（Randolfo Rafael Pozos）整理在《火星人臉：失落文明的證據》（The Face on Mars: Evidence for a Lost Civilization）一書中出版。
我已不記得那段時間我在做什麼，當蘭伯特將那些照片遞給我看時，我這才意識到自己究竟錯過了多少八卦。不過，這些照片的確印證了我和哈羅德・謝爾曼在1975年通過心靈能力“看見”的大部分內容，我很快複印了這些照片並將它們寄給哈羅德，而他也立刻回電給我，他激動得幾乎要哭了出來。
“我的天哪，”他說：“如果說有什麼能夠證明心靈能力是真的，哪怕是那些能讓人前往遙遠星球的能力，這就是了。”
“這個嘛，是也不是，哈羅德，”我說：“主流的觀點並不認為它們是人造結構或建築物，雖說也很難用其它方式解釋。我想恐怕要等到有天太空人真的登上火星，開始清理那些磚石的時候才會真相大白。如果這些天文學家連他們自己的照片都不相信，又怎麼可能會相信遙遠的心靈旅行呢。”
蘭伯特・多爾芬還給了我一些建議，他說我應該“去”火星上的幾個特定地點，“看看”可以在那裡“發現”什麼。我當然樂意為之，但我也提醒他，由於我已經看過那些照片，所以我肯定會“預期”自己將在那些地點看見建築物。他說，他會在目標地點之間穿插一些沒有發現“建築物”的地點，且不會讓我事先知道是哪些地點。
話雖這麼說，我畢竟已經看過照片，再加上過去曾親眼見識過群體通靈的厲害，所以我提議乾脆號召一個通靈團隊。我決定從美國東海岸物色人選，因為這裡的人應該都還沒看過迪皮特羅和莫勒納的“火星人臉”。“目標”（火星）會被寫在一個密封的信封裡，這樣在直到任務開始之前，這些“靈媒”都不會知道自己要觀察的目標是什麼。
就這樣，對火星特定地點的第一次群體心靈觀測在1984年6月15日正式開始了。這比蘭道夫・波佐斯的書（1986）出版還要早了兩年，也比理查德・霍格蘭更出名的那本《火星上的紀念碑》（The Monuments of Mars，1987）要早了三年。
遙視也是從這時開始無可避免地與UFO、外星人這些東西產生了交集，這是我在1972年那時完全沒有預料到的，而它最初是被ASPR無意間發現的。
在繼續敘述對火星的群體觀測之前，或許有必要先指出的是，我說這些並不是為了吹噓自己有多了不起，也不是想要證明哈羅德或我才是“最早”發現這些後來被科學證實的東西的人。延續本書的主旨，我提及這些“實驗”是為了強調地球上的靈媒確實有能力穿透外太空和遙遠的行星——甚至是闖入屬於UFO和外星人的領地。
外太空幾乎就是外星人的後花園，因為只有他們擁有在那裡恣意穿梭的能力，而我們的太空技術則還還處於蹣跚學步的階段。換句話說，地球上的靈媒可以滲透外星人的第一個或者說最主要的領地——外太空。
不管是哈羅德・謝爾曼（他現已去世）和我都不能自稱是最早發現火星“建築物”的人。事實上，人類有許多神話都曾提到火星在從前是適宜人居的。很多以前的靈媒也談論過火星上的建築物和文明，乃至更早以前的天文學家同樣發現了被他們認為是“人造”的地質結構，以及會在火星表面上移動的“光點”。
以火星人及其文明為主題的神話在我們的現代科幻小說中屢見不鮮，就連當過去的人類在想像各種可能的外星人形象時，他們也幾乎總是被直接設定為“火星人”。人類擁有所謂的“深層基因記憶”，其中就包括了對火星人及其它外星現象的“回憶”，它們亦經常反映在我們的神話和科幻小說中。
哈羅德和我為自己預先載入了關於火星的資訊，它們包含當時流行的科學觀點，即火星上沒有生命，更不可能有人造建築。但事實上，地球上的科學家根本無法確定這一點，但它卻還是被當成事實教導給無數的學生。哈羅德與我預先載入這些關於火星的“已知”資訊是為了方便我們在順利抵達火星後，能更好地辨認科學界尚不了解或沒有猜想到的事物。然而，他和我本來都不相信火星上有“建築物”，也從未討論過這種可能性。因此，我們在“看見”那些只能用“人造物”來描述的物體時都十分吃驚。
對火星進行群體心靈觀測當然存在一些技術和組織上的困難，但我堅信當靈媒們合作對同一目標發功時，所有人的心靈能力都能因此獲得增幅。
我挑選了五名靈媒，我自己是其中之一，但我在邀請其他人參加這項聯合通靈實驗時，我並沒有事先清楚說明實驗的內容。我只說了具體的目標會寫在他們收到的包裹中，並且要到實驗開始時才能打開。我告訴他們每個人，他們有的住在不同城市，需要準備白紙、鉛筆、鋼筆、裝有幾盤空白磁帶的錄音機，以及大約兩個小時不受打擾的私人時間。
但我也意識到，一旦他們發現要觀察的目標是火星，他們很容易就會懷疑那裡是不是有建築物，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解釋為何要大費周章設計這項實驗。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請求蘭伯特・多爾芬為我準備關於指定要觀察的九個火星地點的副本共五份，其中一些是有“建築物”的地點，其它則否。
這九個地點都僅用火星上的地理座標標示，並以密封信封的形式分批交給我。收到信封後，我便隨意地將這些地點編號為1−9號，就連我也不知道它們哪個是有、哪個是沒有“建築物”的地點。
後續的結果將取決於五位靈媒分別“看見”了什麼，以及他們看見的東西是否相似或完全不同。如果最終的結果是後者，那麼實驗就可以被判定失敗。
五位靈媒將帶著他們收到的包裹，身處在絕對安靜的空間中，並於1984年6月15日美東時間下午五點半打開包裹。直到這時，他們才會知道實驗目標是什麼，並有五分鐘的時間去閱讀實驗說明。這些說明會指示他們打開2號信封，信封中包含了第一個目標地點，然後他們要用任何可能的方式前往這個位於火星表面的特定地點，並描述自己的感覺、所見，等等。
就這樣，在約定的時間，除了我以外的其他四人在下午五點半（或其它城市的等同時間）打開了包裹，確認了他們要“前往”的地方就是火星。
我不會透露他們四人的名字，我只想強調他們都是貨真價實的人類，也就是說他們屬於同一個物種，而這個物種的大多數人並不相信心靈能力的存在，但其實這四個人所做的事情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總之，這四人分別是：
- 一位經驗豐富的知名靈媒；
- 一位曾接受我的遙視訓練的靈媒；
- 一位心靈能力並不穩定、且從未參與過任何實驗的能力者；
- 一位自稱沒有心靈能力，但卻非常聰明且在一個重要的情報機構中任職的高級官員（他非常堅持一定要匿名，否則不願參與實驗）
我另外安排了兩名沒有通靈經驗的參與者作為“對照組”，以觀察他們在參與群體通靈時是否會發生什麼。
然後到了約定的時間，四名參與者打開了包裹，裡面清楚地寫著：
火星計劃
1984年6／7月
他們只有五分鐘的時間來搞清楚這一切，接著他們就要想辦法各顯神通，讓自己朝著這顆紅色星球飛去。
參與者結束觀察後，需要將他們完成的素描、筆記和錄音帶寄給我。我會在收齊資料後對它們進行分析並比較其中的異同。直到這一過程結束後，他們才能開始互相討論彼此的發現。在等待實驗結果出來的那幾個星期裡，五位名義上的火星旅行者幾乎沒有一個睡得好覺。
事實證明，每一位參與者的描述基本上都大差不差，他們看見了一個巨大的隕石坑，坑底有一片“廢墟”，包括建築物、廣場和“通風口”，後者又通往一個更大的地下網路或建築群——很明顯這裡似乎發生過某種“爆炸”或“攻擊”。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在隕石坑的邊緣、“城市”的上邊有一座巨大的金字塔，看不出來它的用途是什麼，但可以確定其內部是空心的。
五位靈媒提供的描述幾乎完全一致，現在剩下的就是要確認這個目標地點是不是本來就被發現疑似存在“建築”的地區。在將這些紀錄提交給蘭伯特・多爾芬後，我們被告知該地點確實是一個裡面疑似有“城市”的隕石坑，而在其邊緣還有一座巨大的建築，當陽光照耀時它會在火星的表面投下一道長長的尖端狀陰影。我將對火星的群體心靈探測紀錄的副本寄給了每位參與者，它們後來又被“洩露”給了很多人。
然後卻發生了一件非常奇怪且完全出乎意料的事，要先說清楚，我這麼說並非出於酸葡萄心理。我們本來理所當然地認為，既然事實證明心靈觀測獲得的結果與NASA的火星照片的確相吻合，那麼這應該會大大提升公眾對火星的興趣。但結果卻恰恰相反，後來人們反而迅速失去了對火星探測的興趣。
火星群體觀測實驗證明了以下幾點：
- 人類具有心靈能力；
- 縱使是缺乏經驗的靈媒，只要與他人互相配合，也能提供相對準確的資訊；
- 距離的遠近並不會成為從地球出發進行此類觀測的阻礙
- 靈媒們都看見並報告了火星上的“建築物”，而現有的照片更讓他們確信它們是真實存在的；
- 靈媒們對建築物的描述往往要比照片還要更鉅細靡遺；
- 假如這些建築物的確存在，它們肯定不是由地球人，而是由某個更早或早已離開火星的外星文明建造的；
- 假如上述的一切都屬實，這就說明人類的心靈能力確實可以窺伺UFO和外星人。
換言之，這次對火星的群體心靈觀測可以說是一個突破，任何人都可以獨立嘗試、複製甚至改進這項實驗。然而，它最終換來的結果卻是人們普遍的沉默與漠然，這一點著實令人費解。
不過，這種沉默和漠然卻恰恰與我以前（及往後）在許多UFO和外星人研究人員身上觀察到的現象不謀而合——明明他們自己的論文和著作已經清楚指出，心靈感應幾乎是外星人與被接觸／綁架者之間唯一的溝通方式，可是這些人卻絲毫無意去深究人類的心靈潛力。他們不斷在自己的著作中強調這種心靈感應交流，卻又完全迴避其所蘊含的深刻含義。
我在1984年後開始逐漸意識到這一切似乎都與一個更深層的原因有關，而它或許可以解釋人類社會中的這種普遍存在但顯然並非有意識的迴避行為。
最終，這會引申出一個更大的問題：為什麼人類的群體意識總是會以幾乎就像是“預設”好的方式去迴避某些問題，並且一再如此？我對這個問題的研究顯示，有四個最主要的領域似乎是人類社會一直以來始終想要迴避的：
- 性與情慾
- 人類的心靈現象
- 普遍的社會之愛
- UFO與外星人
任何有能力的研究人員都會意識到，當上述這些不同的領域被證明存在一個或不止一個共通點（在這個例子中是整個社會的迴避或敵視）時，那麼就應該也存在一個共通的解釋能夠一次全部說明它們。
我同意這四個領域可以被分開來單獨研究，但我認為它們之間其實存在著尚未被發現的“隱藏”心靈聯繫，而這些聯繫對這四個領域均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我相信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說，雖然這或許很讓人難以想像，但這四個領域其實在外星人綁架的背景下是互相關聯的，而這些綁架行為本身就充滿了濃厚的性意味，同時它們是一種具有心靈性質的經歷這一點也是毋庸置疑的。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