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76年，SRI的研究已經在華盛頓內部引起了討論，尤其是情報界的高層。SRI的金主現在從CIA變成了國防部。
情報部門在冷戰期間承受的壓力是非常巨大的。據一些通靈間諜部隊的內部人士透露，將遙視納美國的情報武器庫實屬“萬般無奈之舉”（註1）。
他們聲稱，那些試圖組建通靈間諜部隊的軍官們面對的是難以想像的阻力。阻力遠不止是簡單的保守主義那麼簡單。他們所做的事情完全違背了既有的信仰體系，狹隘的思想、對心靈現象的恐懼、被當成怪人排斥，以及政治與職業上的自毀前程，更不用說是遭到同行的嫉妒，都是他們得面對的困難。
但最難克服的其實是人們冥頑不靈的思維，一名參謀人員就親口表示：“就算你向我證明它真的管用，我也不會相信。”
諷刺的是，這些阻力在高層情報官員的“綠門”背後最為普遍。反倒是許多低階軍官在聽完相關的簡報後，就豪不猶豫地接受了心靈能力的存在及其大有可為的可能性。
20世紀70年代中旬，掃描計畫因為CIA的幾起醜聞而陷入了困境。美國媒體曝光了CIA與黑手黨合作刺殺外國領導人的陰謀，然後還有涉嫌走私毒品及其它不法行動。“一時間‘普羅克斯邁爾效應’（得名於主張嚴格審查預算的參議員威廉・普羅克斯邁爾〔William Proxmire〕）搞得人人自危，人們深怕他們與政府簽訂合約的研究可能會被以為是毫無價值的垃圾，這是阻止CIA參與敏感領域研究的另一個原因，”肯尼斯・克雷斯表示（註2）。
於是所有可能變成CIA的政治負擔或不方便對外解釋的計畫，就這樣被迅速而悄聲無息地終止了，這對CIA內部是一次重大的士氣打擊（註3）。
通靈間諜部隊後來是在埃德蒙・湯普森中將（Edmund “Mike” Thompson）任職期間成立的，他是70年代中旬美國陸軍的情報副參謀長。就在CIA極力迴避這些看似“不切實際”的計畫時，湯普森中將卻毅然決定讓幾個特殊的非傳統部隊來接手陸軍“最棘手的情報問題”。
根據幾名通靈間諜的說法，其中一個“棘手”問題是滿足科學與技術方面的情報需求。軍方需要知道敵人擁有什麼，它是如何運作又如何被使用。
湯普森創立的是一個秘密或“黑色”部隊，其僅由少數人組成，且不屬於陸軍的正規編制。被稱為“臭鼬部隊”的他們每一支都由一名中校指揮，且成員皆是情報部門和特種部隊中最優秀、聰明的軍官與士兵（註4）。
與CIA不同，陸軍不必顧忌失敗所帶來的政治後果。不像政府中的文職人員，軍官們並不十分在乎他們的行為是否符合政治正確。根據最早的通靈間諜之一梅爾・萊利表示，“臭鼬部隊”早在1977年美國陸軍情報與安全司令部（INSCOM）成立之前就已經存在了。
萊利和其他通靈間諜拒絕透露其它“臭鼬部隊”的詳情，理由是會違反國家安全與保密誓言。“此外，我們與他們並沒有太多交集，因此我們確實沒什麼好說的，”萊利說。
在這些“臭鼬部隊”中就包含了最早的通靈間諜部隊，他們的任務是利用心靈能力來搜集情報。
“我開始相信遙視是一種真實的現象，而不是胡說八道，”湯普森中將回憶稱。“我不知道它的原理到底是什麼，但我們對確認它是否有任何實際用途的興趣遠大於解釋它的原理。”（註5）
據萊利說，CIA從一開始就一直以羨慕的眼光盯著陸軍的這項計畫。他聲稱CIA甚至派了他們的首席心理學家來監督該計畫，以防陸軍忽然變卦終止它。
綽號“梅爾”的梅爾文・C・萊利是美國最早的通靈間諜之一。萊利與大多數人想像中的通靈間諜幾乎毫無相似之處。他是一個安靜、謙虛的人，有著真誠而爽朗的笑容。他不管什麼時候都會隨身帶著一些印地安人的小飾品——纏在帽子上的串珠或掛在口袋上的藥包。
萊利退休後在威斯康辛州的新倫敦公共博物館擔任美國原住民研究館的館長。他的家就在威州的斯堪地那維亞（Scandinavia）附近，他還在後院搭了一個印地安帳篷。
萊利表示，他對美國印地安人的興趣“可以追溯到我開始有記憶以來”。這可能與他小時候的一次心靈體驗有關。
據萊利回憶，在他還是一個十二或十三歲小男孩的時候，他很喜歡去密歇根湖岸邊的一處懸崖遊玩。他最喜歡的其中一個地方是一片經常挖出印地安箭頭和古物的田地。事實上，田地裡的箭頭碎片是如此之多，以至於萊利相信它在過去一定是印地安工匠製作箭頭的地方。
他回憶說：
“有一天，我又來到這片寬闊的田野，當時我正面向著一片樹林。突然間我聞到身後傳來營火的煙薰味，還有人們發出的聲音，有孩子和狗的喧鬧聲。這完全沒道理，因為我知道那裡根本沒有人。但當我轉身一看，竟然看見了一個印第安村莊，它是立體的。那裡有用樹皮、墊子之類的東西搭成的圓形小屋。還有很多的人、小孩和狗。我真的看見了。這是真實的經歷。我知道它不應該出現在那裡，但它現在就在我平時翻找古物的同一個地方。接下來發生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完全超出了我的預料。當我發現有一個站在他的小屋還是什麼東西旁邊的人在盯著我，甚至向我招手時，我一度懷疑自己的眼睛是不是出了問題。他居然看得見我。然後，整個村莊就忽然消散或消失了，一切又恢復成原來的模樣。”
直到這些年來，萊利才了解到他的經歷就是俗稱的“雙重位移”，即人類的意識同時出現在兩個不同的地方。他說，後來他就再也沒有過類似的經歷。
萊利在高中畢業後迎來了一段“美好的日子”，他從學徒一路當上當地工會的機械修理工師傅。“我每個星期可以淨賺三百美元——這在60年代是一筆不小的數目——我有一輛科維科特、一輛道奇敞篷車、一輛普利茅茨旅行車，還有自己的房子，”他說。
1969年7月，萊利應召入伍。“我知道這一天早晚會來，”他說：“所以沒什麼大不了的。你知道，我很願意為國效力。我的幾個好友死在了越南，所以我想我應該為他們報仇，現在是時候去上陣殺敵了。但奇怪的是，我卻從未被派赴越南。”萊利說在新兵訓練營中，陸軍“激發了我的興趣”，使他開始鑽研影像解析、航空照片分析。他回憶說：
“我覺得這很有趣，而且它屬於情報活動，讓人感覺酷斃了。所以我簽下了志願役，當了三年的兵。接受完基礎訓練後，我被下發往馬里蘭州霍利伯德堡的軍事情報訓練學校。我是最後一批在那裡受訓的人。它現在已經不在那裡了。
訓練課程結束後，他們會發給你一張志願清單，上面列出了你希望將來被派往哪裡。當時正值1969−70年，正是戰況最激烈的時候，我非常想去越南。我寫下了我的三個選擇——越南、越南、越南。其他人都申請去夏威夷、北卡羅萊納、英國等地方。結果我似乎是畢業班中唯一一個沒被派去越南的人。他們把我送去了德國。”
萊利聲稱他在德國服役時所待的部隊是一個“庸碌無為的戰術情報小組”，這讓他感到非常不滿。“我花了大約六個月的時間，設法靠關係進入了隸屬於空軍的一個特別支隊，在德國的威斯巴登，”萊利說。“現在我們終於可以開始解讀一些真正具有戰略情報價值的影像了。”
1977年，他被調往馬里蘭州米德堡新成立的陸軍情報與安全司令部。在這裡，萊利逐漸深入情報界，他在司令部下屬的一個特別部隊中任職。“我最終進入了一個名為SAVE小隊的特殊部隊，”他表示。
“它的全名是敏感活動風險評估小隊（Sensitive Activity Vulnerability Estimates Team），我們要找出有什麼機密情報可能會被敵方情報機構掌握，例如M1坦克和導彈系統的開發內幕等等。這就是所謂的反情報任務。”
但此時已是上士的萊利再次感到他的部隊根本是在尸位素餐。“我們被叫去‘跑腿’，幫忙搬運傢俱，你知道的，就是把我們當搬運工。包括我在內共有三位影像分析員，我們是士兵。結果我們卻被這樣對待。”
在向上級投訴後，萊利稱他和另外幾名影像分析員被調往華盛頓，接受湯普森中將的指揮。他回憶道：
“那時他們剛剛組建了系統開發支隊（SED）。它是一個更嚴肅、更秘密的SAVE小隊。湯普森中將規劃了一切。他們是一群特立獨行又不近人情的傢伙。據我所知，他們負責研究蘇聯的技術。他們會進行詳細的調查、研究等等。
嗯，他們根據手上掌握的機密情報得知，蘇聯人正在研究‘生物能量’、通靈術之類的東西。湯普森中將對此很感興趣。所以他們把任務交給了SED。但SED的人根本不相信這些東西，所以他們只打算敷衍了事。最後，他們把這項工作交給了那裡的唯一一名上士。
然後呢，有一天我碰見這名上士，發現他有很多關於‘脫離身體’及其它心靈方面的書籍，所以我們開始了交流。他告訴我他正在研究心靈現象之類的東西，我說：‘嘿，我家裡也有很多這類的書籍，我可以帶一些來給你。’
就這樣我對這類東西很有興趣的消息傳開了，大家都說萊利似乎對它們頗有了解，或許我們應該跟他談談。”
然後，阿爾弗雷德・阿特沃特上尉（Fred Atwater）找上了萊利，他是“臭鼬部隊”中的其中一支名為“貢多拉的希望”（GONDOLA WISH）的部隊的成員。該部隊由斯科蒂・瓦特少校（Scotty Watt）指揮，他在不久後晉升上中校。萊利說：
“他們任命他負責一個項目，要組建一個特殊部隊，好看看他們是否能重現發生在鐵幕後面的那些超自然現象。
於是他們帶著各種一疊的心理分析報告前往華盛頓的情報部門，以尋找合適的團隊成員。我猜他們至少物色過大約三千人。最後他們選出了十二人作為核心，他們找這些人來試著重現心靈現象。我就是那十二人之一。”
萊利對自己被“貢多拉的希望”選中感到很幸運，因為瓦特本來並不想讓任何士兵參與。“所以除了我以外，其他人要不是官員就是（政府中的）文職人員。這個十二人核心小組中有兩名女性。於是他們後來就這個小組命名為“炙燒火焰”（GRILL FLAME）。”
按照萊利的說法，“炙燒火焰”只是一個電腦隨機生成的代號，它被用來代表整個心靈研究計畫、米德堡的心靈部隊以及SRI的工作：
“我們一行十二人被帶去一間會議室接受面談，並被告知了這個部隊的任務內容。每個人都會被詢問是否願意加入這支新部隊。大家都回答說：‘沒問題，我很樂意。’他們在文件上了簽了名。這一切都是自願的。你隨時可以退出，事實上，這裡的人員流動率非常高。沒過多久，我們就只剩下六個人了。
有些人是因為不堪重負而退出，他們無法兼顧自己本來在其它單位的工作。他們有許多人被允許每星期來找我們一次或兩次。當然，他們的上級並不了解詳情。他們只是被告知這是一個由更上級領導的特殊項目。有時他們的上級會對這種情形感到不滿，於是這些人就只好退出。
其他人則是因為他們的信仰而離出。我們所做的事情違反了他們的信仰。有一個傢伙，他是一個基督教科學派教徒，總是隨身帶著一本《聖經》。他經常在任務開始前讀經，並對這一切抱有各種道德上的質疑。
我認為阿特沃特上尉希望我參與這個計畫最大的原因之一是，我們需要一個他指揮得動的人。作為一名年輕的上尉，與其他文職官員相比，他的地位是最低的，其他人的官階都比他高。我是唯一一個他可以放心發號施令並讓他感覺自己很重要的人。但我們相處得十分融洽。”
在最開始的六名通靈間諜中，有三人是從其它單位來兼差的。“除了瓦特少校和阿特沃特上尉之外，最後我們只剩下三個人，”萊利表示。“我們身兼數職，今天是遙視者，明天是觀察員，但核心小組是我、肯・貝爾（Ken Bell）和約瑟夫・麥克莫尼格爾准尉（Joseph McMoneagle）。”（註6）
麥克莫尼格爾是一個說話輕聲細語的知性青年，他在畢業於邁阿密的一所天主教學校後從軍，自從1970年在奧地利的一家餐廳外經歷瀕死體驗後，他又經歷了多次自發性的出體體驗。“他們找上了大約三千人，最後只篩選出六個人，”麥克莫尼格爾回憶說。“我們被送去SRI接受測試。結果，我成為了遙視觀察者001。”（註7）
1984年從陸軍退役後，麥克莫尼格爾撰寫了一本講述自己遙視經歷的書《心靈迷航：意識、時間與空間的遙視探索之旅》（Mind Trek: Exploring Consciousness, Time, and Space Through Remote Viewing）。據萊利表示，早期的通靈間諜只有一張曾經屬於某位將軍的舊沙發。“我們迫不得已只能借用這張沙發，因為我們無法透過其它任何管道取得沙發。有太多問題了，”他說。他補充說，“炙燒火焰”最初與加州SRI的研究人員一直維持著聯繫。“我們本來打算過去SRI。普索夫和塔格在那裡。英戈・斯旺也在那裡。我們想要利用他們的技術，並派人過去與他們一起工作。但他們沒有接受過任何軍事訓練。最後我們派去的人頂多只是為他們提供了更多研究數據而已。”
在整個20世紀70年代末，這支部隊大部分的時間都是花在訓練與持續的實驗上。
萊利描述了這段期間的典型訓練方式：
“專案負責人會先選擇一個本地的目標，例如麥當勞或公園之類的，然後將它們寫在密封的信封中。只有他可以拆開信封，也只有他知道目標是什麼，所以這就像是雙盲測試。假設弗雷德想要測試我。他會拿出信封，並將其交給另一個人保管。然後我和他會坐在一個房間裡，保管信封的人則會坐車前往目標地點。他會按照信封中的指示前往某個地方，在限定的時間內抵達那裡，也許還會做什麼事。身為遙視者的我要在房間中觀察那個人並描述他周遭的環境、他正在做什麼等等。有些技術術語我不太熟悉。”
據他說，“炙燒火焰”的遙視者們會嘗試各種方式來誘發意識改變狀態。“除了毒品，其它什麼方法都可以，”萊利說。
但隨著這些遙視者的經驗逐漸增加，他們發現就算不大費周章進行冥想、調整生理節律，他們一樣能表現出色。“我們試過至少六種（甚至更多）方法，”麥克莫尼格爾回憶道：“它們大部分或多或少也被用於該計畫的研究方面。到目前為止，仍沒有任何研究或證據顯示，有哪一種方法其它方法更容易啟動遙視。”（註8）
萊利聲稱，每次一有新人加入，上頭就會出題來考驗這支部隊。“這種情況經常發生，以至於後來我們都厭煩了，”他說。他舉了一個例子：
“有天早上我們接到一通電話，說有一架A6-E墜毀了。他們找不到它；沒人知道飛機墜毀在哪裡，只知道應該是在大煙山（Smoky Mountains）一帶。他們想知道我們是否能發現它。好吧，所以我們拼盡了全力想要找到它。我們的一位遙視者，肯・貝爾感受到了強烈的情感體驗。事實上，他進入了雙重位移狀態，並看見飛行員被燒焦的屍骸，這讓他變得很激動。有趣的是，當我們回報後才得知，肯・貝爾的描述距離實際事發地點只有不到三公里。我們怎麼知道的？這是我們少數收到反饋的案例之一。電話那頭的傢伙告訴我們說：‘哦，是的，我們知道，我們只是在測試你們，看看你們能不能找到它。’
這在座標遙視中被稱作階段四。沒有任何事情能躲過你的法眼。如果你覺得事情存在隱情，有一些他們沒有告訴你的事，那麼它一定會在階段四中出現。
我想說的是，我們的遙視能力是一直在進步的。假如這次考驗是晚幾年才發生，我們就會在進行遙視的時候就發現他們早就知道飛機的位置了。但在那時，我們太過專注於只關注特定的面向。”
據他表示，他們這些遙視者在當時主要在進行“信標”實驗，其與SRI的實驗有些類似，即遙視者要嘗試觀察目標或“信標”的位置。“信標型的目標可以讓你獲得即時的反饋，”萊利解釋說。“當你結束遙視後，就要寫下描述。然後當目標或信標返回時，就可以馬上進行確認。”
萊利聲稱，有一次湯普森中將本人希望親自嘗試遙視實驗。他回憶道：
“瓦特少校和我來到五角大樓，走進湯普森中將的辦公室。湯普森中將要求瓦特少校離開。我們拉上百葉窗，我讓他保持冷靜，然後教他如何進行遙視。目標是由他的一名助理挑選的，最希望這場實驗失敗的就是這傢伙，因為這一切完全超出了他的信仰範圍，在他看來就是胡說八道。（這名助理）選擇了華盛頓特區的一座小火車站，它距離喬治・華盛頓共濟會會堂只有幾個街區。所以這是一個大目標旁邊的小目標，這並不是一個好的選擇，因為遙視者很容易就會被其它更突出的景物吸引。
無論如何，這座火車站後面有一片看起來像稻田的水池。湯普森中將仔細觀察了那個地方，畫下草圖並描述他的所見。然後我們就跳上一輛豪華轎車，去看看是否有任何符合描述的對象。什麼都沒有。湯普森中將說他看到了水池，但我們只能找到一個裝著水的小水桶。他描述了很多我們在現場找不到的東西。所以我們都認為這次實驗失敗了。但令人吃驚的是，就在一個星期後，湯普森中將從華盛頓國家機場搭飛機起飛時正好經過那個地區。據我所知，他的反應是‘天啊，跟我看見的一模一樣！’原來，他忘了他在遙視時是從空中進行觀察的，但我們後來卻是從地面上尋找目標。我認為這次經歷令他徹底信服，因為現在他親身體驗過了，儘管一開始像是浪費了他寶貴的時間，但他在飛越該地區後就明白了事情並非如此。”
萊利說，他在與其他通靈間諜一起共事的過程中，最令人沮喪的地方就是不管他們取得了多驚人的成果，當權者永遠不會認真看他們一眼。“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伊朗門大使館人質事件。我們從第一天起就參與其中。結果我們的努力到頭來都是無用功，這讓我們的一些人感到非常憤怒。”萊利表示。
1979年11月4日，一群學生襲黎了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並劫持了使館內的人作為人質。萊利回憶說：
“我們日復一日不停地提供資訊與數據。一連好幾個月，我們一直在向情報界提供這些資訊——卻始終沒有收穫任何反饋，完全沒有。直到過了四百四十四天人質終於獲釋後，我們才收到反饋。一位上校告訴對我們說了一些像是‘哦，是的，這些資訊很不錯’之類的話。我們為了提供這些資訊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我們以為它會被妥善利用。我們以為這很重要。結果他們只是把它當成是一次測試。”
萊利聲稱，缺乏反饋是通靈間諜最頭痛的問題之一。他補充說，在伊朗人質事件期間，遙視者早就已經看到了1980年4月那場注定失敗的救援行動：
“再一次地，還是沒有反饋。我們只知道正在發生的事情與人質有關。我們有一位遙視者，他在觀察結束後畫下了軍人和直升機降落到地面並發生衝突的圖畫。我們當時並不知道他們正準備進行營救行動，但他已經感應到了。”
萊利還表示，在人質營救行動發生時，通靈間諜都被隔離在當地的一家汽車旅館裡，此舉顯然是為了避免他們對外洩露有關於這次絕密營救行動的事情。
“我記得在整個營救行動期間，我們都被關在那裡，並用遙視觀察著事情的進展——直到它最終以災難收場。我永遠不會忘記那次經歷。那是一間又髒又破的汽車旅館。當然，它也是他們所能找到最便宜的一間旅館。旅館裡到處是老鼠。我坐在黑暗中，旁邊有另一位遙視者，我正在讓他熱身。這時有隻小傢伙爬到了我的腿上。所以我必須將這隻老鼠從身上甩開，才能繼續開始。”
到了1981年夏天，萊利覺得是時候該繼續前進了。他回憶道：
“我本來可以選擇留下來，但我覺得留在這裡實在沒有前途可言。少校對低階士兵一直沒什麼好臉色，我也感到很煩悶，因為我覺得我們應該要投入實戰，而不是繼續永無止盡地測試、測試、測試...所以我決定接受調職，結果想不到我又被派去了德國。”
於是萊利再次回到德國，這次他被調到了第一裝甲師，後來又重返他以前在威斯巴登待過的影像分析部隊。
幾年後，萊利又前往宏都拉斯執行支援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裝勢力的任務。但他很快就對此陷入厭倦。“那真是一場惡夢，”萊利說。“我真的很討厭那些戰術任務，我的意思是，相比起遙視這種有價值得多的任務，我在這裡根本就是在做苦力。”
1986年，萊利得知通靈間諜仍然存在，他設法讓自己被重新調回部隊。他回憶說：
“這支部隊的名字經常變來變去。它總是會在一段時間後陷入沉寂，但就像鳳凰一樣，最後又會在別處浴火重生、被其它單位接管。
我在1986年接到了返回米德堡的命令，我求之不得。那裡有了幾個新的夥伴。我還被介紹了全新的遙視觀察方法，它被稱作‘座標遙視觀察’，這是一種非常嚴謹的方法。與我們過去簡直還處於石器時代般的憑直覺進行遙視相比，這真是驚人的進步。”
1980年12月，《軍事評論》（Military Review）雜誌發表了一篇題為〈心靈的全新戰場：啟動傳送，史巴克〉（The New Mental Battlefield: Beam Me Up, Spock）的文章，它對通靈間諜產生了很大的推動作用。文章的作者是陸軍監察部的約翰・亞歷山大中校（John B. Alexander，註9）。
畢業於瓦爾登大學的亞歷山大擁有博士學位，曾以特種部隊的身份在泰國和越南服役，也在喬治亞州的麥弗遜堡擔任過組織效能參謀辦公室的人力資源部部長。他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就一直對心靈現象深感興趣。
多虧這篇文章和它引述的科學研究，心靈作戰（psychic warfare）或“精神電子學”的概念慢慢地開始出現在了軍官們的日常對話中。
他將“精神電子學”定義為心靈與物質的互相作用，並特意指出，諸如極低頻（ELF）能量刺激和遙視等意識改變狀態已經有了大量的科學研究可以證實。
他補充說：“透過遙視來收集情報...是確實可行的，”並且“其具有無法想像的戰略與戰術應用上潛力。”
亞歷山大聲稱他是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接觸遙視研究，並認識了一些這方面的人。
他說：
“它是真實且有效的。
問題在於為什麼結果有時準確，有時卻不準確，而且似乎沒有很好的過濾機制。
當然，還有一個問題，那就是‘它的原理究竟是什麼？’如果你沒有一個理論來解釋，就會陷入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這時它是否真時已不重要，因為你首先在符合科學規範這一關就過不了。”（註10）
另一個推動心靈間諜發展的變化是阿爾伯特・斯圖拜恩少將（Albert N. Stubblebine）在1981年接管了INSCOM的指揮權。斯圖拜恩身材高大、英氣逼人、白髮蒼蒼，並以握手的力道與樂於接受各種離經叛道的觀念而聞名，他對遙視的概念一點也不排斥。
他的開放心態或許是源自於個人經歷。正如《戰士的刀刃》（The Warrior’s Edge）一書所述，斯圖拜恩曾在1982年於約翰・亞歷山大的公寓中，親眼見證了一位名叫安・格曼（Ann Gehman）的靈媒在沒有實際接觸的情況下折彎了一把叉子。亞歷山大寫道：
“起初，她一直緊緊注視著叉子，可是似乎沒有什麼作用，叉子依然絲紋不動。忽然，彷彿有什麼東西吸引了她的注意，然後叉子就當著眾人的面彎曲了。叉子的尖角和握頸被折彎了九十度。”
亞歷山大和斯圖拜恩一起親眼見證了這一壯舉，並且他們很清楚叉子並非因為任何外力而彎曲，兩人一致認定這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現象（註11）。
在1993年的一次採訪中，亞歷山大將另一次彎曲叉子的測試形容為其“有生以來見過最令人震撼的表演之一”。他回憶說：
“我們當時在維吉尼亞州利斯堡的一間全錄公司的培訓中心。這是一次秘密會議——他們戲稱為‘愛與和平聚會’——來自世界各地的指揮官都出席了這次會議。會上有三、四十名高級軍官，其中有幾位是‘帶徽的’（將軍），但大部分是上校。我們來這裡是為了討論INSCOM的未來。必須特別感謝我在那時的上司斯圖拜恩將軍，因為他允許我按自己的想法行動。我們想把這場會議當成一個機會，讓人們明白事情並不總是像它們表現上看起來的那樣...如果你從一開始就自我設限，你最終就只會找到符合你期望的東西。這在情報工作中可能會造成非常嚴重的後果...因此，這是一次實際的演示，以證明這個世界的本質可能跟我們一直以來所以為的非常不同...
所以在那天晚上...我們讓他們握住兩把叉子的握柄，不需要用力，只要握住它們的握柄。接著，傳來了一聲驚叫，有個傢伙大聲喊道：‘快看！’我們立刻看向那個握住叉子的人，並發現叉子彎曲了整整九十度。我並沒有看到彎曲的過程，但我們的科學顧問艾德・斯皮克曼（Ed Speakman）看見了，他是GS-18，相當於三星上將。由於我沒有親眼看見，所以老實說我有點懷疑，尤其是在場的有些人本來就不樂見這些事情。所以我懷疑是有人故意折彎叉子，當我說出自己的想法後，對方也直接承認了，他說：‘哈，各位上當啦。叉子是我用手折彎的。’我可不想讓在場的眾人被傻傻地騙過去，所以我說：‘哇，真有趣。’接著，就在所有人的注視下，這把叉子突然自行伸直，彎曲九十度，然後再彎曲成四十五度。我可以給你看，叉子我還留著。那個傢伙立刻放下叉子，然後說：‘我希望剛剛的事沒發生過。’他完全被嚇壞了。幸運的是，這是一個密閉空間，而且還有心理醫生在場。我們花了好幾天的時間才讓這傢伙重新恢復神智。他在回家的時候已經好多了，事實上，他在自己的老家重複了彎曲叉子實驗，只為了證明自己是真的做到了。”
斯圖拜恩因為對這些非正統研究的支持而為他贏得了“湯匙彎曲者”的綽號，並因此招致了其他看不慣的同僚的攻擊。
“在斯圖拜恩少將的主導下，軍人對數種不同的人體特異功能進行了研究。不幸的是，太過超前於時代是要付出代價的：由於守舊派的強烈反彈，斯圖拜恩最終不得不被迫提前退役，”亞歷山大表示（註12）。
斯圖拜恩本人拒絕受訪談論他參與遙視研究的經歷，他說自己已經被媒體“坑”了太多次。
儘管如此，得到上級的認可後，雖說這種認可的程度有限，通靈間諜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迅速發展，訓練新的遙視者與開發新的技術。
在這段期間被招募的其中一位新遙視者是精通電腦的倫納德・布坎南。林恩（倫納德）・布坎南有著與其他通靈間諜類似的背景。他在1939年出生於德州韋科，他經常搬家，是一個相當早熟的年輕人，甚至曾有過心靈體驗——但他的經歷卻不像其他人那麼愉快。
據布坎南回憶說：
“我的經歷是發生在大約十二、十三歲的時候。它本來是一種非常愉快的體驗，直到後來發生的事情...我在嬉戲的時候偶然發現自己可以將一塊石頭放在金屬板上，然後透過意念來移動石頭。我覺得這很酷。所以我把它展示給我的一個女性朋友看。誰知道她是基督復臨安息日會牧師的女兒。那天晚上，有人敲了門，然後就有一群人衝進來把我抓住。他們將手按在我頭上，並尖叫著說我是‘魔鬼’。我真的差點被嚇死了。”
布坎南的父親是鐵路工人，所以他們經常搬家。“我上過十一所高中，”布坎南回憶說。年輕的布坎南隨家人從德州搬到了加州，又從加州搬回德州。他後來畢業於休士頓的聖哈辛托高中。
在從事過各種工作後，布坎南最終加入陸軍，並在那裡接受了電腦技術培訓。“我曾在20世紀60年代參與過勝利女神飛毛腿型與力士型飛彈的電腦系統研發工作，”他說。
三年後，布坎南離開陸軍，並在德州傑克遜維爾的朗・莫里斯學院取得了本科學位。他接著在德州納科多奇斯的史蒂芬・奧斯汀大學獲得了心理語言學碩士學位。
他回想起一件事，令他感慨起近年來電腦科技的飛速發展：“當初我在找工作的時候，曾去過休士頓南部的一家叫CDC的小公司。那裡有個傢伙向我展示了一個寬敞的房間，裡面擺滿了巨大的電腦，他告訴我，總有一天我們會擁有與他的辦公桌一樣小的電腦。當然，我們今天甚至擁有了你可以握在手裡的電腦。”
布坎南在德州的幾所中學當過老師，不過他很快就厭倦了教書，決定重返軍隊。如同典型的軍方慣例，由於布坎南主修德語和西班牙語，所以他被派往位於加州蒙特雷的國防語言學院學習俄語。
布坎南在20世紀70年代晉升為E-6中士，並被派駐德國奧格斯堡，負責與電腦相關的機密工作。他在奧格斯堡的那段期間又升了一級成為E-7中士。
正是在這裡，布坎南說，他又經歷了一次“痛苦”的心靈體驗。“我真的不太想細談這件事，”他說：“總之它引起了有關人士的注意。”
不久後，布坎南就被調至米德堡的第902軍事情報大隊，也就是通靈間諜的大本營。甫一抵達米德堡，他就立刻被招募為遙視者。他回憶道：
“當我剛加入該部隊時，我被命令協助斯圖拜恩將軍組建一支部隊，它的任務是要找到方法癱瘓敵方的電腦系統，然後，如果可能的話，控制敵方電腦系統中的資訊。無論如何，國會最終否決了這個計畫，因為它帶有太多‘精神控制’的色彩。
所以，我當時就在單位上，他們那天剛剛得到消息，說我們的預算不會再有更多了——這支部隊失業了。它最後還是在最後一刻獲得了預算，不過這種事一直在反覆上演。總之，他們其實沒什麼事能讓我做，所以他們決定用我來當白老鼠。他們為我設計了一個信標測試。測試人員會帶著信封出去，信裡寫著前往某個地點的路線。他們只會在這棟大樓的視線完全看不見的地方打開信封。二十分鐘後，我就會坐下來開始遙視——沒有指示，沒有說明，什麼都沒有。我可以看見他們開著車四處兜轉，他們將頭探出車窗，然後繼續開車。這就是我看到的畫面。我無法看見任何確切的目標地點。我說：‘我想他們迷路了。’然後斯基普（阿特沃特）讓我結束遙視，他以為我失敗了。結果當測試人員回來後才表示，他們一直沒有找到目標地點——他們迷路了。”
布坎南自稱是一位電腦“大師”（guru）。“每當那些有電腦學位的孩子們碰到搞不定的問題時，他們就會來找我求救，”他笑著說。“我堅信遙視的效果可以在電腦技術的幫助下變得更強，”他說。布坎南表示他希望利用電腦中的虛擬實境技術，來將每位遙視者連結在一起。“如此一來，他們就可以分享彼此看見的東西，”他解釋說。
他還說，他一直在編寫一本書，以為警察和情報部門提供心靈能力與遙視使用指南。“我認為這非常重要，”他表示：“因為他們可以使用我已經親證有效的技術。我已在這個領域待了足夠久的時間了。”
另一位新學員就是莫爾豪斯。莫爾豪斯說，他學習遙視的過程很辛苦，因為“那時我還是一個啥都不懂的菜鳥。”他回憶說：
“坐下來聽別人講解理論是很困難的，因為他們會直接開門見山地告訴你，其實他們也沒搞明白。他們會說：‘我們還是不知道這東西的原理到底是什麼，所以現在讓我們來向你解釋一個連我們也不知道它的原理是什麼的理論。’
像我這樣的傻大兵就只能坐在那裡，撓撓頭，啜飲一口咖啡，然後說：‘我懂了。’”
隨著雷根時代的結束，通靈間諜了解到的事情也變得越來越多。他們的遙視技術已經遠遠超出了哈爾・普索夫、羅素、塔格與英戈・斯旺的想像。
但外頭卻似乎山雨欲來：國會的調查、與來自東方集團的心靈能力者的奇怪對決，還有“女巫”很快就會為通靈間諜帶來大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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