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unherd.com/2025/06/trumps-bargain-with-the-oligarchs/?us=1
By Wessie du Toit
很少有人聽說過李・漢利——他的全名是小威廉・李・漢利（William Lee Hanley Jr）——這位來自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的的商人與政治捐獻者。然而，直到他在2016年去世為止，也就是唐納・川普首次當選總統之前，漢利在這三十多年來其實對右派政治的發展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史蒂芬・班農（Steve Bannon），川普的MAGA運動最初的策士，就曾盛讚漢利是美國歷史上的“無名英雄”之一。“他發自內心深愛著哈比人們（小老百姓），那些被社會忽視的人，”班農說：“而且他從來都不只是嘴上說說而已。”
埃文・奧斯諾斯（Evan Osnos）的新書《小富見大富》（The Haves and Have-Yachts）收錄了過去十年來他在《紐約客》上撰寫的文章，他在書中將漢利形容為“一個喜歡穿鮭魚色休閒褲、為了自己的政治投資而隨身攜帶著支票簿的享樂主義者。”漢利繼承並拓展了家族的建築原料和石油生意。1980年，他在康涅狄格州為正在競選總統的雷根助選，據奧斯諾斯寫道，他提出了一種“彷彿是提前預見了川普崛起的競選策略”，這個策略就是“讓保守派精英和白人工人階級組成聯盟”。在接下來的數十年裡，他資助了許多主張減稅、小州保守主義的組織和倡議，包括出版商、非營利組織以及一家實力雄厚的遊說公司−布萊克、馬納福特＆史東公司（Black, Manafort and Stone，羅傑・史東〔Roger Stone〕是雷根的競選幹事之一；他與保羅・馬納福特〔Paul Manafort〕也曾一起為川普出謀劃策）。
當米特・羅姆尼在2012年敗選後，漢利委託了一位民調專家，以深入研究美國選民的潛在情緒。他被告知“選民對這個國家的不滿程度已經到了瀕臨失控邊緣的程度”。漢利相信川普是唯一能夠將這股能量引導至安全的方向的政治家，於是他便立刻開始著手說服其他富豪一起支持川普。這確實是一項極為高明的投資。即便川普看似是要替班農口中的“哈比人們”出一口惡氣，但他在上台後卻也為美國的富豪們帶來了豐厚的回報，其中最明顯的就是減稅、放鬆管制以及讓他們在疫情期間賺得盆滿缽滿。
在反思像漢利這樣的人所扮演的角色時，奧斯諾斯總結說：“川普崛起的故事經常被形容為就像是惡意併購。事實上，它更像是一家合資企業，美國的精英階層接受了川普主義提出的條件，以作為換取權力的代價。”這筆交易至今仍然奏效。川普最新的預算案已於上個月在眾議院通過，它承諾要鞏固並進一步擴大他在第一任期內通過的減稅措施。
據估計，那些年收入超過五十萬美元的人在未來十年將獲得超過一兆美元的稅收減免，於是聯邦醫療保險和食品援助計畫就不得不被削減。如果再加上川普家族是如何肆無忌憚地利用職權中飽私囊、濫用政治獻金以換取特權，以及賦予伊隆・馬斯克和大衛・薩克斯（David Sacks）等億萬富翁政治權力，那麼除了最愚蠢的人，所有人都應該得出結論同意，美國政府如今早已淪為寡頭統治——由少數富人統治。
美國是怎麼走到今天這般田地的？考慮到美國愈發不穩定的政治和金融局勢——儘管他的政策已經將經濟搞得一團亂，川普卻還在讓這個已經債台高築的國家繼續增加數兆美元的債務——這樣的現狀還能持續多久？奧斯諾斯的書，它的副標是〈超級富豪快訊〉，為這些問題提供了引人深思的答案。
他的基本觀點是，“川普是金錢世界的產物，更確切地說，他是這個時代的美國人對於貪婪、公平、自由與統治的思維方式所孕育出來的人物。”他試圖以一種近乎社會學的方式掀開這個金錢世界的帷幕，並且“捕捉那些世界上最有權有勢的人究竟在想什麼、做什麼。”
他發現在過去五十年來，美國的精英階層開始越來越抵觸任何對他們累積財富的限制，並且否認他們在享有巨大資源的同時也應該對自己的同胞負有更大的責任。他們崇尚自由主義精神，將自己視為純粹的個體，認同人人都應該為自己的命運負責，並有權以他們想要的方式享受財富。然而，他們並沒有放棄用金錢來影響政府與社會的特權。由此產生的結果，正如奧斯諾斯在《小富見大富》中所描述的，就是“簡單的複利算數——錢滾錢，遊說者每過十年就又能買到更多特權，文化失憶症（cultural amnesia）則讓這些財富變得天經地義、充滿光榮且理所當然。”1978年，美國最富有的0.1%的人掌控著全國7%的財富；到了2023年，這一數字已經提升了2.5倍。與此同時，對最富有的0.01%的人所課徵的平均稅率卻不增反降了一半以上。
最能體現美國精英階層變遷的恰恰就是奧斯諾斯出生長大的康涅狄格州小鎮格林威治。格林威治又被稱為“世界避險基金之都”，有許多超級富豪在此置產，享受著被高牆保護的莊園與私人遊艇。但事實其實並非如此。這座小鎮過去曾經是老一代白人新教徒（WASP）精英的重鎮，而他們的貴族文化就包括“炫富是可恥的”，以及財富只有在既用於私人享受也用於公眾福祉時“才具有價值”。普雷斯科特・布希（Prescott Bush）就是在這種環境下長大的典型人物，他是50、60年代的國會議員，也是那個後來出了兩位總統的家族的家老。“貴族派頭十足”的普雷斯科特甚至會要求他的兒子們必須穿西裝打領帶才能上餐桌，他的孫子們則都稱呼他為“議員先生”。他的政治立場，包括調高最低工資和將稅金用於投資基金，無不反映出他對弱勢族群的家長式責任感。
格林威治後來的改變有部分要歸咎於其居民，隨著80年代後金融服務業的繁榮，本來已經很富有的他們現在又變得更有錢了。但這其實也與一種意識形態的轉變有關，而引領這場轉變的正是以漢利為首的一群人，他們拋棄了普雷斯科特・布希的鄉村俱樂部共和黨主義（Country Club Republicanism），轉而開始不顧一切地追求個人自由、反對國家的約束。一個決定性的時刻發生在1980年，當時漢利沒有選擇在共和黨黨內初選中支持作為本地人的老布希，反而是努力幫助雷根與格林威治的上流階層打好關係。漢利的妻子甚至還緊急為這位加州州長“毫無品味”的棕色領帶找到了一條替代品。
在奧斯諾斯的敘述中，精英階層的反逆以及隨後數十年間不平等的急速加劇，最終迫使保守派與川普締結了一個不穩定的同盟，他們犧牲了自己的良知，只為了應對越來越龐大的民怨，哪怕它有一部分的原因就是他們造成的。這裡有一個很值得深思的問題，自由民主制度理論上是以國家面前人人平等為前提，但在現實中富人卻往往可以比其他人更平等。一旦資本變得集中，就始終存在著一種危險，即最富有的一群人會開始想要操控體制，令其為自己服務，乃至不惜破壞它的合法性。這樣的情況曾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鍍金時代發生過，當時美國的寡頭政治十分猖獗，階級衝突和政治暴力屢見不鮮。正是出於對革命的恐懼，再加上大蕭條時期資本被人人喊打，這才讓富蘭克林・羅斯福得以有機會透過新政來讓各階級互相妥協。政府開始大規模擴張，富人受到約束：1941年時，對超過五千萬美元的遺產徵收的稅額高達77%。在二戰後的數十年間——也就是普雷斯科特・布希的黃金時代——高速的經濟成長則有助於說服精英階層接受政府的約束。
如今，這樣的默契早已不復存在，它的法律基礎也已逐漸瓦解。華爾街發現了“屬於投機與金融工程的廣闊新天地”，而這些領域在很大程度上仍不受監管（在鍍金時代鼎盛時期，即1907年金融危機期間，美國的主要銀行家們仍然會有自覺地承擔維護整個體系的責任；相較之下，在2008年時卻是納稅人被迫為銀行家的失職買單）。巨額的資金迅速湧入避稅天堂，白領犯罪的被起訴率不斷下降，美國各州爭相開始為富人提供最優惠的條件。遺產稅的漏洞越鑽越多，這確保了——雖然統治精英總是喜歡說他們都是白手起家——家族財富能不斷代代相傳。2010年，最高法院取消了個人政治捐款的上限，其結果是“候選人不再需要大量的富豪支持者，他們現在只需要少數的超級富豪支持者。”
當然，這些超級富豪的視野絕不會僅僅侷限於美國。冷戰後的美利堅治世（Pax Americana）為美國企業打開了向全世界攻城掠地的機會，富人們則在從法國里維埃拉到杜拜等眾多城市中盡情享樂。在奧斯諾斯的筆下，Meta公司的執行長馬克・祖克柏幾乎就像一位帝國統治者，而他的Facebook正在遙遠的緬甸被利用來助長種族滅絕。21世紀的終極財富象徵是超級遊艇，它被譽為“人類有史以來最昂貴的玩具”，遊艇的初衷當然是炫富，但其同時也是最純粹、最唯我主義的金錢享受（基金經理愛德華・蘭伯特〔Edward Lampert〕將他那艘288英尺長的遊艇命名為“源泉”，以向安・蘭德〔Ayn Rand〕的那部深受自由主義者和叛逆青少年喜愛的同名小說致敬）。
被奧斯諾斯提到的那些人肯定不會同意他說他們都很自私自利。例如，李・漢利對自己手下的員工就非常好，很多美國富豪也都不吝於慈善事業——僅管這種個人的慷慨解囊，而非直接納稅本身就反映了公共責任觀念的變化。更重要的是，透過將川普視為寡頭權力的終極體現，奧斯諾斯反而淡化了美國寡頭政治中的一個重要特徵：它在共和黨和民主黨兩黨中都存在。正如奧斯諾斯自己也說過，富裕精英在川普的反對者中同樣也有很大的影響力。2017年，許多有名的自由派人士一起登上了媒體大亨大衛・葛芬（David Geffen）的遊艇，包括歐巴馬夫婦、布魯斯・斯普林斯汀和歐普拉。或者想想蓋蒂（Getty）家族，他們是上世紀中葉美國最富有的家族。戈登・蓋蒂（Gordon Getty）曾在他位於舊金山的豪宅為賀錦麗和葛文・紐森舉辦募款活動，而“藝術名模”艾薇・洛夫・蓋蒂（Ivy Love Getty）在2021年的婚禮更是由眾議院院長斐洛西來擔任主持人。蓋蒂家族的許多成員都是進步派支持者，不過這並不妨礙他們繼續用信託基金來避稅。亞歷山德拉・S・蓋蒂（Alexandra S. Getty）曾說過，繳稅“固然重要”，但問題是“一旦錯誤的政府上台，這些錢就會被用在我不支持的地方。”
換句話說，美國的超級富豪並不是鐵板一塊。這不是說他們的政治參與是均衡的：雖然《富比士》曾在2024年大選前夕報導稱，賀錦麗的億萬富翁捐款者比川普要多（83:52），但由於馬斯克和米麗婭姆・阿德爾森（Miriam Adelson）等人的巨額捐助，川普實際上獲得了更多的獻金。另外，美國稅收公平組織（Americans for Tax Fairness）的一項分析發現，在去年的所有聯邦選舉中，“有超過三分之二（70%）的億萬富翁家族捐款支持共和黨候選人和保守派事業”。該報告還指出，億萬富翁們的政治支出在今天比2010年時高出了驚人的一百六十倍。
雖然《紐約客》的讀者或許會感到寬慰，但光憑巨額的資金並不足以解釋川普何以能夠贏得兩次選舉或民主黨為何會輸掉選舉。要回答這個問題，撇開其它不談，首先需要有對美國的階級體系進行更全面的剖析，而不能僅僅侷限於奧斯諾斯的視角。就連他本人也承認，他向我們呈現的是一個“頂層的視角”，但這卻會造成一種錯覺，彷彿整個社會被一分為二成只有多數人和少數人。事實上，家族財富只是孕育現代社會精英的來源之一，儘管它是最強大的一個因素。此外，還有管理精英、政治精英與文化精英。這些差異很重要，因為它們是川普的富裕支持者追求的目標與手段的核心。
許多MAGA運動的代表人物都對掌控政府與華盛頓特區的建制精英深痛惡絕。馬斯克在他自己的公司，還有現在在聯邦政府中都發動了大刀闊斧的改革試圖整頓官僚主義。MAGA智庫−美國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的負責人凱文・羅伯茨（Kevin Roberts）亦撰文表示，需要透過系統性地約束那些受過大學教育的企業管理者的影響力，如此一來才能重振美國的資本主義。
另一位知名的川普支持者、創投家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非常認同政治理論家詹姆斯・伯納姆（James Burnham）提出的“寡頭鐵律”。如同安德森解釋說：“真正的民主制度實際上從不存在，縱觀人類歷史，不管是什麼樣的社會說到底都是少數人在統治大多數人。”他將支持川普的寡頭集團形容為一群“反精英者”，他們的目標是要將美國的自由與經濟活力從與左派結盟的“技術專家”的統治中解放。
當然，安德森的言論仍然反映出了即使在寡頭政治體制下，民主還是具有一定的作用：畢竟，他正在討論總統選舉。精英內部的衝突時常會變成煽動群眾來向被視為敵人或意識形態腐化的目標宣洩怒火。這就引出了奧斯諾斯在他的書中一開頭提出的一個川普式謎題：“為什麼選民一邊痛恨‘精英’，另一邊卻又無比崇拜這位紐約房地產億萬富翁。”其中一個原因很簡單，那就是川普及其盟友與這位選民所痛恨的精英並不是同一群精英。沒錯，擁有哈佛或史丹佛學位的富有商人攻擊精英通常是出於自私的目的，並且往往具有憤世嫉俗的味道；但從政治的角度來看，最重要的是有不少選民會認為他們言之有理。
事實上，川普第二任期的混亂局面絕不只是單獨一個精英團體造成的。自從大選結束後，很多左派人士都承認，不管是文化精英的自以為是，還是民主黨執政城市的治理失能，這些都讓選民對他們感到越來越失望。不負責任、唯利是圖的超級富豪與揮霍無度、低效無能的政府是完全能夠同時存在的；說實話，這似乎已成為西方世界大部分地區的現狀。然而，奧斯諾斯非常正確地指出，為了在群眾普遍幻滅的今天繼續維持他們的權力，精英階層不得不主動擁抱無法預測的民粹主義。川普絕不會是這一進程的最終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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