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翻路易十六
在法國大革命爆發時，路易十六是英國的頭號敵人。他因為介入美國獨立戰爭、令英國不得不承認十三個殖民地的獨立而為自己惹上了殺身之禍。
英國人永遠無法原諒他。他們制定了一項計畫，決心除掉路易。
他們的復仇不需要等待太久。法國日益高漲的改革聲浪就是最好的機會。
受到美國革命的啟發，許多法國人都渴望開創一個更美好的世界，在其中階級與特權將會被自由與平等取代。
當時法國自由主義者的立場普遍親英，他們將英國和美國視為自由的燈塔，二者皆擁有共同的英國自由主義傳統（註61）。
英國情報部門利用的就是這種美好的想像。
偽裝成英國改革派的情報人員滲透了法國的知識分子階層，開始煽動異議人士採取暴力行動、階級鬥爭，以及仇恨波旁王朝。
被劫持的革命
托馬斯・傑佛遜等權威人士都曾指責英國人透過“收買”代理人的方式，使法國大革命徹底變了質。傑佛遜本人非常了解實際的情況，因為他在1789年革命爆發時是美國的駐法大使。
傑佛瑞和拉法葉本來期望這場革命能在法國建立君主立憲制，讓路易十六保住他的王位。但最後的結果卻事與願違。
1815年2月14日，傑佛瑞在寫給拉法葉的一封信中對法國大革命的失敗痛惜不已，並將其歸咎於英國的從中作梗（註62）。
傑佛遜寫道，一群“被收買的滲透者”在英國人的指使下，“打倒了議會中真正的共和派”，從而讓革命走向“毀滅”和“羅伯斯庇爾毫無底線的血腥暴政...”
通過這種方式，這些“外國人”，傑佛遜說，“只用幾箱黃金就輕易地推翻了就連動用武力也難以撼動的政府”——這正是對顏色革命最貼切的描述。
收買代理人
在1815年1月31日寫給新罕布什爾州律師兼政治家威廉・普盧默（William Plumer）的信中，傑佛遜又再次表達了相同的觀點（註63）。
“當英國深怕改制共和的法國會成為自己的大敵時，她就出手收買了一批代理人，讓他們煽動縱火犯和無政府主義者去顛覆秩序...”
根據傑佛遜的說法，這些受僱的“縱火犯和無政府主義者”是通過“故意表現得對共和政府異常狂熱”的方式而滲透到革命隊伍中，然後他們設法控制了立法機關，“再以他們壓倒性的多數優勢來箝制真正誠實且開明的愛國者...”
傑佛遜表示，這些被收買的代理人的口袋裡無不塞滿了英國的黃金，“他們一步步滲透了整個巴黎市政府”，接著“透過恐怖手段掌控立法機關”，最終“殺死了國王”，從而“徹底摧毀了自由與政府”。
在同一封信中，傑佛瑞還點名丹東（Danton）和馬拉（Marat）就是英國人的代理人。
倫敦革命協會
傑佛遜的觀點意外地獲得了美國歷史學家米卡・阿爾帕夫（Micah Alpaugh）的支持，他同樣透過研究證明了英國改革派對法國革命分子的巨大影響。與傑佛遜不同的是，阿爾帕夫並不認為這種影響有什麼不對，但他還是對其程度之深表示了訝異。
據阿爾帕夫在2014年發表的論文《法國雅各賓派的英國起源》（The British Origins of the French Jacobins）中指出，法國激進的雅各賓俱樂部實際上是有意效仿一個英國團體——倫敦革命協會（London Revolution Society）建立的（註64）。
倫敦革命協會的成員是英國的一群知識分子，他們從1788年開始在位於主教門（Bishopsgate）的倫敦酒館（London Tavern）進行聚會，表面上是為了慶祝威廉三世的光榮革命一百週年。然而，他們很快就曝露出了真正的目的，那就是策動革命。
1789年11月25日，即巴士底監獄被攻佔過了四個月後，路易十六仍在王位上，並且他顯然願意與新成立的國民議會合作，進行君主立憲制改革。
不幸的是，對於路易和整個法國來說，那一天發生的事情卻徹底改變了局面，粉碎了所有合作的可能性。這場災難的導火線就是倫敦革命協會寫給法國國民議會的一封信。
英國激進分子的干預
1789年11月25日，法國國民議會的議長向在場的議員們宣讀了一份來自倫敦激進分子的信。
這封信直接促成了雅各賓俱樂部的誕生，進而造就了後來丹東、馬拉、羅伯斯庇爾和恐怖統治的出現。
這封信呼籲法國人應該拋下“民族偏見”，與英國兄弟一起加入革命，“為了全世界的自由與幸福而戰”。
阿爾帕夫寫道，這封信“在議會內引起了‘巨大的轟動’與熱烈的掌聲，議會也很快回信給倫敦，表示他們已經看見了‘美好未來的曙光’，期待兩個國家能夠擱置分歧，‘在共同的理想與對自由的共同追求下，成為真正的兄弟之邦。’”這封信激發了“前所未有的親英情緒”（阿爾帕夫語），備受鼓舞的法國革命分子也效仿倫敦革命協會，成立了他們自己的革命協會（Societé de la Révolution）。
革命協會後來改了名，但它一直保持著那個充滿英式色彩的暱稱−“雅各賓俱樂部”，據阿爾帕夫解釋說，它特意保留“club”這個字就是為了紀念這個組織是受到英國的啟發而成立（註65）。
毒鴆
雅各賓派的“俱樂部”就這樣如雨後春筍般開始在法國各地湧現，並始終與它們的英國前輩維持著緊密的聯繫。
阿爾帕夫寫道：“早期的法國雅各賓派在創建他們的結社網路時，就刻意效仿了英國的模式，”例如倫敦革命協會和倫敦通訊協會（London Corresponding Society）。
“從1787−1793年，英國與法國激進組織之間的書信交流催生出了一種互相扶持、互相激勵的關係...這同時也刺激了法國各地的雅各賓俱樂部的興起，”阿爾帕夫寫道（註66）。
無論是有意與否，這些所謂的“英國雅各賓派”（人們後來對他們的稱呼）都向他們的法國同志們奉上了一杯“世界主義、國際主義和普世主義”的毒鴆（阿爾帕夫語），他們鼓勵這些法國理想主義者們放棄狹隘的國家利益，轉而追求更宏大的全人類的利益（註67）。
事實是，這只是一種詭計。
阿爾帕夫或許不這麼認為，但“英國雅各賓派”口中更宏大的、全人類的利益實際上只不過是英國利益的托辭罷了。
雅各賓俱樂部造就了丹東、馬拉和羅伯斯庇爾的崛起，最終導致了恐怖統治與路易十六被送上斷頭台。
同時一種前所未有的意識形態也在這時出現了，它就是共產主義。
發明共產主義
共產主義正是誕生於革命時期的巴黎街頭。
早在馬克思與恩格斯撰寫《共產黨宣言》的五十多年前，一個自稱為平等派（des Égaux）的法國激進團體就已經開始在宣揚無階級社會、廢除私有制和暴力革命的必要性。
在“格拉古”・巴貝夫——他的本名是弗朗索瓦・諾埃爾・巴貝夫（François-Noël Babeuf）——的領導下，平等派曾試圖在1796年發動政變推翻督政府，即法國的最後一個革命政府，但沒有成功（註68）。
他們的政變沒能得逞，巴貝夫本人被處死，但他的思想卻沒有消逝。
馬克思和恩格斯都說過，巴貝夫才是第一位共產主義者（註69）。
沒有記錄表明巴貝夫自己使用過“共產主義者”一詞，雖然他有時會稱呼自己的追隨者為“communautistes”（一般翻譯成“社群主義者”，註70）。
然而，與巴貝夫同時代的尼古拉・埃德姆・雷蒂夫（Nicolas Restif de la Bretonne）卻早在1785年就已經在他的著作中提到了“共產主義者”（註71）。
起訴巴貝夫的檢察官認為雷蒂夫也涉嫌參與了平等派的政變，而根據詹姆斯・比靈頓（James Billington）1980年出版的《星火燎原：革命思想的起源》（Fire in the Minds of Men: Origins of the Revolutionary Faith，註72），有證據顯示這似乎是真的。
雅各賓共產主義
出於這些緣故，19世紀30−40年代巴黎的那些自封的“共產主義者”一致認為自己是在追隨巴貝夫的腳步，就毫不奇怪了（註73）。
“在19世紀40年代的法國，‘共產主義’一詞...指的是法國大革命後從雅各賓傳統中衍生出的一個分支，”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大衛・費恩巴赫（David Fernbach）在1973年寫道。“這種共產主義可以追溯到格拉古・巴貝夫的平等派，它又被馬克思稱為平等主義或‘粗魯的’共產主義，它是在機器工業開始起飛之前出現的。它吸引了許多巴黎的無套褲漢（sans-culottes）——工匠、職工和失業者——甚至是鄉村的貧窮農民。”（註74）
因此，巴貝夫的“粗魯”共產主義早在馬克思出生的二十多年前，就已經在巴黎掀起了旋風。
到了1840年3月，巴黎的共產主義運動已經羽翼漸豐，以至於一家德國報紙對其進行了譴責，它說：“共產主義者企圖用所謂的完全平等社會——一種荒謬、不道德且不可能實現的烏托邦，一個人人共享財富的社會來取代現行的秩序。”（註75）
在這些文字發表的時候，二十一歲的馬克思還正在柏林學習古典文學和哲學。彼時的他仍尚未表露出任何對激進或革命政治的興趣。
巴貝夫的英國導師
巴貝夫作為共產主義開山祖師的地位是無可爭議的。
因此，巴貝夫其實從他的英國導師那裡汲取了許多思想，其中甚至有些是英國情報人員，這一點的意義就顯得特別重大了。從這個角度來說，巴貝夫只是走上了其他法國革命分子也走過的路。
巴貝夫的其中一位導師是詹姆斯・拉特利奇（James Rutledge），一位住在巴黎的英國人，他自稱“宇宙公民”並鼓吹廢除私有制（註76）。“巴貝夫與拉特利奇在革命之前就已經認識了，”比靈頓在《星火燎原》中寫道。
透過拉特利奇和他的社交圈子，巴貝夫又接觸了《歐洲信使報》（Courrier de l'Europe），這是一份從倫敦印刷並在法國發行的法語報紙。它宣揚推翻法國的貴族體制、建立無產階級社會等激進思想。巴貝夫在1789年成為了該報的常駐記者（註77）。
這家報社很有可能其實只是英國情報部門的掩護。
這家報社的所有者是倫敦葡萄酒大亨塞繆爾・斯溫頓（Samuel Swinton），他曾是皇家海軍中尉，並為前任首相諾斯勳爵（Lord North）執行過重要的外交任務。
在1985年的一篇論文中，法國歷史學家埃萊娜・馬斯佩羅・克萊爾（Hélène Maspero Clerc）根據斯溫頓和英國海軍大臣菲利普・史蒂芬斯（Philip Stephens）的書信得出結論認為，斯溫頓是一名英國特工（註78）。
馬克思是英國特工嗎？
從某些角度來看，卡爾・馬克思與法國革命分子的人生軌跡其實非常相似。就像他們一樣，馬克思也受到了英國導師的影響，其中也包括了一些情報人員。
對馬克思而言，英國帶給他的影響甚至比巴貝夫還要更多。
首先當然就是馬克思與英國貴族的家族聯繫。
1843年，他與燕妮・馮・威斯伐倫（Jenny von Westphalen）結為了夫妻。燕妮的父親是一位普魯士男爵，其母珍妮・威沙特（Jeanie Wishart）是蘇格蘭人與亞蓋爾公爵（Earls of Argyll）的後裔（註79）。
1847年，馬克思與恩格斯接受倫敦的共產主義者同盟（Communist League）的委託，合力完成了《共產黨宣言》。這本小冊子是在1848年首次於倫敦發行（註80）。
馬克思由於頻頻參與顛覆活動，而先後被普魯士、法國和比利時驅逐，並在1849年舉家逃往英國。他就這樣在倫敦度過了餘生。
卡爾・馬克思：帝國宣傳家
1854年2月，馬克思結識了蘇格蘭貴族大衛・厄克特（David Urquhart）——他是馬克思的妻子的遠房親戚，雙方的家族因為她的祖母而產生了交集（註81）。
厄克特是一位英國外交官與秘密特工，說他是19世紀時的“阿拉伯的勞倫斯”也不為過。
在希臘獨立戰爭結束後，厄克特以外交官的身份被派駐到君士坦丁堡，並在那裡成為了蘇丹的知己。1834年，厄克特煽動生活在高加索地區的切爾克斯人部落發動叛亂、反抗俄羅斯的統治。切爾克斯人為他取了一個名字叫Daud Bey（大衛酋長），後來他就是以這個名字聞名於中東（註82）。
厄克特本人極度仇視俄羅斯，他甚至曾公開辱罵首相巴麥尊子爵（Lord Palmerston）是俄羅斯的走狗（註83）。
令人吃驚的是，馬克思卻加入了厄克特的陣營，成為了當時最著名的反俄記者之一。馬克思為《紐約論壇報》（The New York Tribune）——那時全世界發行量最大的報紙之一——以及厄克特在英國的私人出版物撰寫了很多言辭尖銳的反俄文章（註84）。
馬克思甚至還附和厄克特的指控，宣稱巴麥尊子爵暗中與俄羅斯人勾結（註85）。
當他在抨擊俄羅斯的時候，馬克思並不是以革命家，而是以英國利益的宣傳家的身份在寫作。他激烈的反俄言論在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亞戰爭期間為英國帶來了很大的幫助。
“革命派與反動派”
幾代以來的歷史學家無不對馬克思與厄克特的關係感到十分困惑。
馬克思是共產主義者，厄克特則是極端的反動分子。
這樣的兩個人怎麼會走到一起呢？他們究竟有什麼共通點？
很多學者甚至直接裝作沒有這個問題。有些人還努力想要掩飾它，乃至不惜否認馬克思寫過那些反俄文章。
法蘭西斯・惠恩（Francis Wheen）在1999年出版的傳記《卡爾・馬克思的一生》（Karl Marx: A Life）中寫道：
“他（馬克思）猛烈抨擊巴麥尊和俄羅斯的文章，後來被他的女兒埃莉諾（Eleanor）重新編纂成了兩本小冊子出版，它們分別是《18世紀外交秘史》（The Secret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與《巴麥尊子爵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Life of Lord Palmerston）——不過其中一些言辭比較激烈的字句卻被悄悄地刪除了。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這兩本書始終未曾再次出版，甚至可以說是被遺忘了。莫斯科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所刻意不將它們放入馬列全集中，大概是因為蘇聯的編輯們不願承認，俄國革命的靈魂人物其實是一個狂熱的反俄分子。西方的馬克思主義傳記作家往往也不願意提及革命家與反動分子之間的這種令人尷尬的夥伴關係。一個十分典型的例子是約翰・路易斯（John Lewis）在1965年出版的《卡爾・馬克思的生平與學說》（The Life and Teaching of Karl Marx）；好奇的讀者可能會想知道裡面是否有任何提到大衛・厄克特，或是馬克思的反俄情結的段落，答案是完全沒有。”（註86）
“相通的靈魂”
在他出版於1910年的傳記《卡爾・馬克思：他的人生與事蹟》（Karl Marx: His Life and Work）中，約翰・斯帕戈（John Spargo）指出：“馬克思很樂意與大衛・厄克特及其他同道中人一同進行反俄宣傳，這是因為他堅信俄羅斯是全世界最大的反動派，他從不會放過任何表達自己對俄羅斯的厭惡的機會。”（註87）
所以，斯帕戈試圖從政治意識形態的角度來解釋馬克思的反俄思想，因為19世紀50年代的俄羅斯仍然是封建社會，沙皇握有絕對的權力，地主貴族則奴役著兩千多萬名農奴。
然而，這種解釋實際上是有問題的。
縱觀整個英國，似乎很難找到比大衛・厄克特更“反動”的人了，要知道他曾經公開呼籲恢復封建制度。
厄克特曾在他1845年出版的《財富與貧困》（Wealth and Want）一書中聲稱，封建制度下的農民過得其實比當今工業時代的窮人、礦工和工廠工人都還要更好（註88）。
“在我看來，農奴制實際上要比有酬勞動更加可取...”厄克特寫道。“農民並不是領主的奴隸，而是...比今天的任何勞動者都還要更加自由的人。”
厄克特的“反動”觀點相比起最封建的俄羅斯地主似乎也好不到哪裡去，既然馬克思這麼痛恨反動派，他又怎麼會甘願與這樣的人為伍呢？
約翰・斯帕戈寫道：“在大衛・厄克特身上，他（馬克思）看見了一個與自己相通的靈魂，兩人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厄克特對馬克思有著非常巨大的影響。馬克思對厄克特的意見的聽從程度，是他對其他人從未有過的。”（註89）
馬克思與厄克特的聯盟對我們來說無疑是一個真正的謎團。假使馬克思真的認為厄克特是與自己“相通的靈魂”，那麼他們兩人必定在某些不流於表面的問題上抱持著相同的觀點。究竟這兩人的共通點是什麼呢？
對中產階級的憎恨
我認為，馬克思與厄克特的共通點就是他們對中產階級的憎恨。
厄克特本人是青年英格蘭（Young England）運動的表率之一，這是一場由地主貴族發起的運動，他們的訴求是恢復封建制度（註90）。
工業革命徹底顛覆了過去的英國社會，讓下層階級的男人、女人和小孩不得不在條件極度惡劣的礦場和工廠中長時間勞動，卻只能拿到微不足道的酬勞。
參與青年英格蘭運動的貴族們相信，導致這些亂象的原因追根究底就在於中產階級，或者說資產階級的粗鄙、貪婪文化。
貴族們認為中世紀時的情況反倒要好得多。那時，仁慈的地主會像對待自己的獵犬和馬匹一樣呵護農奴，而不會讓他們餓著肚子或無家可歸。
他們相信，只要地主士紳重新掌權，“貧困化”的問題就會迎刃而解。古老的貴族義務會驅使這些藍血人去努力救濟貧民，就像他們在過去所做得那樣。
“消滅中產−資產階級的主導地位”
為了證明他們的誠意，青年英格蘭運動的貴族們紛紛成為了19世紀40年代的改革擁護者，他們支持十小時工作制及其它施惠於窮人和工人階級的政策。
為了實現這些目標，青年英格蘭運動與共產主義者、社會主義者結為了盟友，這些人都同樣憎恨“資產階級”，儘管是出於不同的原因（註91）。
據1902年的《大英百科全書》指出，青年英格蘭運動“致力於消滅中產−資產階級的主導地位，並通過證明貴族階級有能力改善農民和勞工階級的生活、知識與財富水平，來重建貴族階級的政治聲望。”（註92）
這裡最關鍵的是“消滅中產−資產階級的主導地位”——這是青年英格蘭運動與他們的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盟友共同的夙願。
因此，青年英格蘭運動將約翰・曼納斯勳爵（Lord John Manners）、喬治・史密斯（George Smythe）這些托利黨貴族與羅伯特・歐文（Robert Owen）和約瑟夫・雷納・史蒂芬斯（Joseph Rayner Stephens）這些社會主義激進分子湊在了一起（註93）。
最終，它也使大衛・厄克特與卡爾・馬克思成為了盟友。
“天生的盟友”
英裔愛爾蘭作家肯納姆・亨利・迪格比（Kenelm Henry Digby）被普遍認為是青年英格蘭運動的精神領袖。
根據查爾斯・惠布利（Charles Whibley）在1925年出版的、講述這一運動歷史的《約翰・曼納斯勳爵和他的朋友們》（Lord John Manners and His Friends），迪比的《榮譽之石》三部曲——它們成書於1829−1848年間——就是這場運動的“指南手冊”或“祈禱書”（註94）。
惠布利寫道：“他（迪格比）在青年英格蘭運動的追隨者們身上找到了自己最熱情的學生，這是因為...他也認為貴族與人民實際上是彼此天生的盟友...”
關於貴族和農民作為彼此“天生的盟友”，惠布利引用了迪格比的原話：“我認為，在這些人（下層階級）與最高層階級，即紳士階級之間始終存在著一種特殊的連結、一種基於情感與敬愛的共鳴、一種使雙方都能立刻感受並認可的友誼。在人的社會中，就如同在自然世界中，中間地帶往往是充斥最多混亂、動盪和暴風雨的地方。”（註95）
迪格比所說的“中間地帶”指的就是“中產階級”。
與馬克思一樣，迪格比認為資產階級是一股不安定的新生力量，其打破了領主和農奴之間的“天然的聯盟”，並播下了“混亂”、“動盪”以及“暴風雨”。
馬克思可能有也可能沒有讀過迪格比的作品，但他對中產階級的看法毫無疑問是格迪比式的。
資產階級革命的神話
“共產主義的目的並不是要廢除普遍的私有制，而是要廢除資產階級私有制，”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寫道（註96）。
通過區分“資產階級私有制”與“普遍私有制”，馬克思的意思是，他的新共產主義運動不是要集中精力打擊地主士紳，因為——按照馬克思的說法——這場鬥爭早就已經結束了。
馬克思認為，當今世界真正的統治者已不再是封建領主，而是資產階級商人，他們通過一連串地資產階級革命從貴族手中奪取了權力。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現在總是被告知，比爾・蓋茲、傑夫・貝佐斯和伊隆・馬斯克這些“白手起家”的企業家是地球上最富有、最有權勢的人。
事實是，我們根本無法知道誰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因為這些人往往將財富隱藏在離岸信託與層層的空殼公司之中，使外人無從辨別。
有證據表明——與馬克思的資產階級革命理論正好相反——某些貴族世家實際上在工業革命後延續了下來，且依舊保持著他們的財富與權力。他們學會了與時俱進，在鄉村莊園裡過著愜意的生活，而資產階級卻成為了眾人宣洩怒火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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