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www.newdawnmagazine.com/articles/john-dee-the-magical-origins-of-the-british-empire
BY GLYN PARRY
事到如今,約翰・迪伊(John Dee)創造“大英帝國”這個名字的一直以來被諱莫如深的真正原因,終於可以被揭曉了。傳統的觀點一向認為,他對這個自己親自命名的帝國抱有一種期望,亦即它肩負著開明的新教使命,要為這個蒙昧的世界帶來啟蒙。然而,這純粹只是試圖美化帝國數百年來的對外干預史的自欺欺人而已。我們可以透過迪伊的作品中被忽略的那些文字與暗示發現,在迪伊眼中,大英帝國真正的目的其實是為了實現一個與預言和世界末日有關的天命。他對古老預言所說的末世帝國(Last World Empire)深信不疑,據說這個帝國的皇帝(或女皇)將會革新全世界的宗教、社會與政治制度,以迎接基督及其千年統治的降臨。
事實上,迪伊並不像後來幾個世紀的人們所以為的是一個新教徒。他出生於1527年的一個倫敦天主教家庭,一出生就接受了洗禮,洗禮的目的是為了保護新生的嬰兒不被惡魔染指,神職人員會通過這項儀式給予他們賜福。他後來以本科生的身份在劍橋大學的聖約翰學院和三一學院學習,更在1547年成為後者的研究生,當時那裡的人幾乎都是保守的天主教徒。迪伊還曾在魯汶大學研讀,這間大學在那時是天主教正統派的堡壘。因此,毫不奇怪的是,迪伊最終在1554年2月成為一名天主教神父,這部分也是為了取悅他的導師彭布羅克公爵(Earl of Pembroke),以便諂媚瑪麗女王,還有部分是為了撇清他的家人與不久前才被殘酷鎮壓的懷亞特叛亂(Wyatt Rebellion)的牽連。迪伊以神職人員的身份服侍倫敦主教“血腥”邦納('Bloody’ Bonner),徒勞地想要勸說那些被邦納迫害的新教徒改信。迪伊本人不是非常教條主義的天主教徒;他屬於一群眼光超前的歐洲知識份子,他們都盼望著一位偉大的君王能夠拯救正在變得四分五裂的歐洲。他們許多人相信煉金術可以為此做出貢獻,因為末世皇帝將會利用賢者之石來革新自然萬物,其中也包括了人類。
迪伊對這樣的想法深感著迷,其在數個世紀以來不斷被歐洲的知識份子和先知一再復述。這個預言最初是源自於一份名為《偽美多迪烏斯啟示錄》(Pseudo-Methodius)的末日文本,它的作者是一位半傳說的主教。這份文本成書於遙遠的美索不達米亞,時間約為公元674−678年,當時那裡才剛被伊斯蘭征服者踏平,而預言本身則受到了猶太人的彌賽亞將會為世界帶來和平與豐饒的思想影響。這個預言承諾一位強大的末世皇帝將會打敗伊斯蘭教、復興耶路撒冷並展開仁慈地統治,直到歌革與瑪各到來。《偽美多迪烏斯啟示錄》聲稱這位皇帝會擊敗他們,然後在耶路撒冷統治十年半,屆時敵基督將現身,皇帝則會將他的統治權交還上帝,然後與世長辭。敵基督短暫且殘暴的統治會在末世之時隨著基督的降臨而終結。
被從敘利亞語翻譯成希臘語的這個關於偉大皇帝命運的預言迅速在拜占庭帝國一傳十、十傳百。它早在公元800年就被翻譯成拉丁語,因為穆斯林的軍事擴張已經威脅到了西歐與南歐。連同《但以理書》和《啟示錄》,它們一同成為了中世紀最受歡迎的末日文本,並在往後的一千年裡深深塑造了西方的想像力。談論上帝的末日皇帝的印刷大報在1683年就很流行,其旨在鼓舞基督徒勇敢對抗鄂圖曼帝國、保衛維也納。
還有一部名為《西比拉神諭》(Tiburtine Sibyl)的神秘文本也催生了這個預言的另一種版本。它的原文是用希臘語寫成,其目的本來是為了解釋公元378年拜占庭帝國在阿德里安堡戰役的慘敗,但後來出現的拉丁語版本卻經常被一再改寫,以使它的內容不斷與時俱進。一開始,它先是借古喻今地“預言”了君士坦丁大帝會展開長達三十年的統治,推廣基督教、貫徹法律、伸張正義。接著它又預言君士坦斯皇帝(Emperor Constans)將為基督徒帶來一百一十二年的太平盛世,他會毀滅異教徒的土地,讓他們受洗並將他們的神殿變成教堂。等過了一百二十年後,接下來將輪到猶太人接受洗禮。這位皇帝會打敗歌革與瑪各,當敵基督現身來與以利亞和以諾爭戰時,他就會將自己對基督徒的統治權交還給降臨耶路撒冷的上帝。
末世皇帝的預言極大促進了盛行於11世紀耶路撒冷的末日氛圍,同時也推動了前四次十字軍東征。然而,由於聖奧古斯丁堅持基督的王國不會是千禧年或“千年式”(chiliastic)的地上之國,所以即使是在12世紀末出現的由維泰博的戈弗雷(Godfrey of Viterbo)撰寫的完整版本中,敵基督的到來也幾乎總是發生在這位皇帝戰勝他的敵人之後。
沒過幾年後,生活在12世紀的熙篤會修道院院長菲奧雷的約阿希姆(Joachim of Fiore,他逝世於1202年)花了數年的時間徹底改寫了奧古斯丁的教誨,後者堅持基督的王國不會在人世間降臨。約阿希姆是一個極具影響力的人,他預言人類會在歷史進入第三“位格”的時候迎來翻天覆地的巨變。在聖父與聖子的“位格”接連過去後,這兩個紀元將在一個漫長的安息日紀元(Sabbath Age)合而為一。這一充滿靈性與魅力的預言為約阿希姆本人和他後來的追隨者的夢想賦予了強烈的末日色彩。
此外,因為約阿希姆的觀點“飛快虜獲”了好一大群中世紀追隨者,於是約阿希姆主義傳統也吸收了拜占庭的末世思想,以迎合西方帝國的需要。後來的編纂者將末世皇帝與偽約阿希姆預言混合在了一起。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將約阿希姆末日預言中來自北方的敵人,改寫成了來自炎熱的東方沙漠。在《創世紀》中,該隱是撒旦的第一個追隨者,他住在伊甸園以東的挪得之地(4:16),從那而來的東風摧毀了莊稼並使水源乾涸(41:6),《出埃及記》10:13更說東風帶來了蝗災。整部《舊約》其實就是“東方之子”的故事,他們是亞伯拉罕妻妾的後裔,且是以色列的敵人(〈創〉24:6)。《舊約》經常使用東方來作為對像是占卜等異端邪說的比喻(〈以西結書〉2:6),還有在〈啟示錄〉16:12裡有第六位天使用一只碗使幼發拉底河乾涸,從而為末日時“東方列王”的到來鋪平道路。
因此,第一個賦予西方皇帝在末世中的明確角色的末日文本,即法蘭克人阿德索修士(Abbot Adso)的《論敵基督的來歷與一生》(Letter on the Origin and Life of the Antichrist,950)便借鑒了此一業已存在的傳統。正是因為阿德索的影響力,末世帝國逐漸從原來的東方帝國被重新想像成了一個西方帝國,與此同時他還透過將末世皇帝從“羅馬人與希臘人之王”改成“法蘭克人之王”的方式,暗暗地貶低了東方。
約阿希姆主義採納了《偽美多迪烏斯啟示錄》,卻刪去了原文的四分之三,以迎合西方皇帝崛起的思潮。這些改編者還加入了更多新的元素,例如設想將會有一個西方帝國而不是占庭帝國去征服伊斯蘭教,後者現在被認定是來自東方的威脅。
《西比拉預言》的篇幅也被縮短,以便納入新的預言,其聲稱日耳曼的諸王們將面臨“一位來自巴比倫、臣服於撒旦的國王”的威脅,他將使世界陷入萬劫不復。傳統上,敵基督被認為將出生在被放逐至巴比倫的但支派中。這可能是一種對塞爾柱土耳其人的蘇丹的暗示。總之,東方現在變成了邪惡的來源,西方的統治者們必須勇敢與之對抗,末世皇帝被認為將會是亨利四世的後裔,他將率著大軍從拜占庭出發打敗穆斯林,建立屬於基督徒的普世王國,然後靜待末日的到來,這會是一段不確定有多久但很長的時間。
帝國主義者特別喜歡的另一部末日文本是《厄立特里亞的西比拉》(Erithrean Sibyl),其首次成書於公元800年,但因為深受歡迎,所以它的預言經常被重新改寫以跟上最新的政治變化。其中最有影響力的一個版本是巴勒莫的尤根紐斯(Eugenius of Palermo,他逝世於1203年)在1195年完成的,他本人是西西里國王的手下大將。這個版本的預言聚焦於與地中海的撒拉遜人的艱苦鬥爭,其將穆罕默德形容為一頭“來自東方的惡獸”,至於與他對抗的則是來自西方的“最偉大的雄獅”,後者將展開持續五百年的統治。
霍亨斯陶芬皇帝腓特烈二世刻意授意他手下的人重新詮釋《聖經》中的預言,以賦予他彌賽亞式的角色,同時他也出於自己的目的對約阿希姆預言進行了調整。《厄立特里亞的西比拉》在1249−54年被重新改寫,好美化西方的王國,末世皇帝現在被認為將會誕生在霍亨斯陶芬王朝,而不是作為希臘人出生。
在整個14−15世紀,法蘭西的國王們一直在與日耳曼的帝皇們互相爭奪著查理曼大帝的西方帝國繼承權,以及預言中的末世皇帝的身份,尤其是因為15世紀積弱不振的日耳曼帝皇們似乎完全不配成為理想中的彌賽亞。然而,隨著馬克西米連一世(1493−1519)的登基,哈布斯堡家族開始一轉頹勢,在皇帝本人的默許下,16世紀出現了越來越多聲稱彌賽亞將出生在哈布斯堡家族的呼聲,逐漸壓倒了傾向於法國的聲音。哈布斯堡家族的公關人員巧妙地操縱印刷書籍與圖畫,使西歐將與東方展開末日決戰的思想再次復甦,尤其是哈布斯堡家族本身就身處於阻止鄂圖曼帝國擴張的第一線。到了16世紀初,關於巴比倫大淫婦,也就是敵基督,將從東方出現的古老西方預言正在變得越來越流行。
末世皇帝的預言重新激發了文藝復興時期的一種盼望,人們既恐懼於敵基督的即將到來,同時卻也對黃金時代的再次到來充滿期盼,畢竟約阿希姆預言過世界將會在敵基督被擊敗後重獲新生。1519年即位的查理五世似乎就在印證這些預言,因為查理同時擁有法蘭西與日耳曼皇室的血統。他曾經打敗土耳其人和新教徒的事蹟也非常符合《西比拉》預言,看來他確實要實現征服東方的天命。自維吉爾的《埃涅阿斯記》開始,帝國的統治者們就一直喜歡使用太陽神阿波羅作為自己的象徵,因為東升西落的太陽正好就像是西方取代東方的縮影。查理的祖父馬克西米連一世將這個傳統與末世皇帝的預言相結合,他的兒子腓力二世也利用了這個傳統,並透過自己的宮廷占星師來讓人們相信他的使命就是征服東方、使異教徒皈依並開創太平盛世。
高深玄奧的迪伊博士
當馬克西米連在1563年的布拉提斯拉瓦加冕成為匈牙利國王時,迪伊首次得知了有關於哈布斯堡家族的末世皇帝預言。迪伊在1564年初撰寫了《象形單子文字》(Monas Hieroglyphica),並在書中向即位不久的馬克西米連二世提出了建言。他承諾自己會將賢者之石獻給馬克西米連,以助其實現預言、打敗與基督教為敵的東方並一統世界。他在《象形單子文字》中結合卡巴拉與約阿希姆的思想,發明了一套被他稱之為單子(Monad)的象形文字,以將賢者之石的奧秘藏於其中。這套文字融合了太陽、月亮、白羊座與十字架等天文符號。這些符號儼然已是象徵哈布斯堡家族天命的標誌,而查理五世更將十字架欽定為該家族最尊貴的符號。
當迪伊在1564年夏天回到伊莉莎白一世的宮廷後,他向這位女王傳授了這些符號的奧秘。他傳授的一些奧秘可能與煉金術傳說中的賢者之石有關,伊莉莎白本人對此很是著迷。他教授的其它內容則是與太陽、白羊座、十字架有關的象徵主義,它們現在已經成為了代表普世帝國的符號。隨著伊莉莎白統治的英國與哈布斯堡家族統治的西班牙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的關係不斷惡化,雙方展開了一場試圖爭奪古老天命的意識形態競爭,尤其是那個聲稱將會有一個西方帝國征服東方的預言。最終,都鐸王朝成功摘走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帝冠。
在伊莉莎白時代的英國,這些思想在激進派與保守派的新教徒之間同樣十分盛行,每個人都在為了取得對國政的影響力而互相鬥爭。在古老的天命帝國意識形態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元素是維吉爾在獻給奧古斯都的《第四牧歌》(Fourth Eclogue)中所寫下的預言,它聲稱一個和平與富裕的黃金時代將會在正義女神(Astraea)的庇佑下再次到來。伊莉莎白女王自登基伊始就牢牢地同時掌握著君權與教權,這種集政教大權於一身的姿態可以追溯到君士坦丁大帝。到了1570年代中旬,一些朝臣已經開始將她推崇為帝國的貞女,並撿起了過往不怎麼為英國人所熟悉的約阿希姆預言,以將其用於推動反天主教、反哈布斯堡家族的外交政策,這些政策可以說是他們自詡肩負的“新教使命”的代名詞。
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在1576年失去了對荷蘭的統治,這使得萊斯特伯爵(Earl of Leicester)及其追隨者開始相信,伊莉莎白女王完全可以從哈布斯堡家族手中搶走末世皇帝的地位,這對推動她征服東方的野心也是有利的。他們力促她在1576年吞併荷蘭與西蘭(Zealand)。約翰・迪伊也在一系列受萊斯特伯爵資助、在宮廷內被廣為傳閱的策論中支持這些野心,並呼籲伊莉莎白應該重建“大英帝國”。這個名字與其說是在展望未來,不如說是在緬懷過去,它是在向不列顛之王亞瑟的帝國致敬。這個古老帝國的疆域甚至涵蓋了北美洲,因為迪伊相信亞瑟王曾在那裡建立殖民地,而它們控制著傳說中通往印度的西北航道(North West Passage)。
不過,迪伊在這些策論中更強調的是伊莉莎白的祖先−亞瑟王統當年在不列顛群島的“南方與東方”開創過一個遼闊的歐洲帝國。儘管他是不列顛人,但亞瑟王同樣也是哈布斯堡家族心目中的偉大英雄,因此都鐸家族再次向哈布斯堡家族展開了挑戰。迪伊在其發表於1577年9月的《普遍與罕見的紀錄》(General and Rare Memorials)中刻意將伊莉莎白與君士坦丁大帝的肖像並置在一起,迪伊後來回憶說:“(一些政治人物)懷著一個宏偉的希望,他們想讓女王成為普天之下最偉大的王,成為所有基督教國王、王侯與帝國總督的王。”到了1576年,伊莉莎白本人也逐漸開始相信,自己能為整個基督教世界帶來和平。
迪伊肯定很清楚,歷史悠久的占星學傳統也為1570年代的“大英帝國”夢增添了一絲彷彿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色彩。1519年,查理五世被推選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很快地就出現了各種圍繞著他的末日預言,據說他將重新統一因為宗教改革而分裂的基督教世界,並且他就是要打敗東方的反基督教土耳其人的天選之人。關於哈布斯堡家族最具影響力的預言之一是波希米亞占星學家居塞普瑞恩・雷維茲(Cyprian Leowitz)在1564年發表的《論最偉大的合相》(On the Greatest Conjunction),其聲稱界末日將會在1584年4月,也就是木星和土星在白羊座合相的時候降臨。據雷維茲指出,這樣的合相每八百年才會在白羊座發生一次,而上一次合相正好兆示著羅馬帝國的開始與基督的降生,下一次合相則是發生在查理曼大帝開創其霸業的時候。現在即將到來的這一次必定是最後一次合相,因為這個世界的歷史不可能持續超過六千年。
雷維茲知道白羊座對哈布斯堡家族有著特別的意義。古人認為白羊座是黃道的開端,因為這個世界是在太陽進入白羊座的時候被創造,因此它標誌著最早的黃金時代,金羊毛就是它的神秘化象徵。哈布斯堡家族繼承了金羊毛騎士團(Order of the Golden Fleece)的領導權,這個騎士團的成員都堅信自己是上帝的選民,他們的使命是為耶穌基督的再臨做好準備,這位被以金羊毛來象徵的上帝的羔羊將在耶路撒冷統治地上王國。雷維茲認為,天上的星辰即將回歸它們在太初之時的位置,這暗示了統治從波希米亞到君士坦丁堡的東歐哈布斯堡家族與鄂圖曼土耳其人的敵基督勢力將展開末日決戰,之後就是他們重新把旗幟插回耶路撒冷與基督重返人世。迪伊也拜讀了雷維茲的著作,他還在與敵基督展開末日決戰以及征服東方、建立最後帝國的段落上寫滿了旁註。
1576年,迪伊的魔法研究助手、同樣深受萊斯特伯爵賞識的詹姆斯・桑福德(James Sandford)將他的《休閒時光》(Houres of Recreation)獻給了伊莉莎白的情人克里斯托弗・哈頓(Christopher Hatton)。過往屬於哈布斯堡家族的預言地位,現在在桑福德的筆下變成了屬於伊莉莎白女王。桑福德引用了雷維茲對1583年大合相的預言,以及他在波蘭看見的異象,並補充說人們普遍期望世界將在1588年終結,或者至少“地上的王國將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然後伊莉莎白女王必定將在這個過程中“扮演著比其它國家的國王與女王都還要更加神聖的角色”,她將會成為末世舞台上的主角。
1578年8月,在諾里奇舉行的皇家慶典上,宮廷詩人們在假面舞會和朗誦會中宣布了一個消息,這是伊莉沙白第一次被尊為童貞女王(Virgin Queen)。幾年後,當桑福德將自己翻譯的雅各波・布羅卡多(Giacopo Brocardo)的《聖約翰啟示錄》(The Revelation of St John Reveled,1582)獻給萊斯特伯爵的時候,他也對約阿希姆的預言進行了新的詮釋。這個新的約阿希姆式新教預言想像了基督的王國很快就會屹立於“普天之下,屆時將再無別的宗教、別的律法,人人都要聆聽福音書的教誨。”至此,伊莉莎白將透過征服東方來為基督的再臨鋪平道路的想法已經徹底滲入了那些流傳於地下世界的預言與手稿,它們爭相宣告著“伊莉莎白,英格蘭的女王,已奉上帝的旨意成為耶路撒冷的女王。”
迪伊為伊莉莎白描繪的“大英帝國”,與那個實際出現在後來幾個世紀裡的帝國可以說是毫無共通之處。迪伊的願景借鑒了古老的預言傳統,它與人們普遍相信的天上的星象將會影響地上事件的信念互相交織,並且迪伊堅信煉金術士能夠創造賢者之石,而末世女皇將通過它來統治世界。伊莉莎白本人對煉金術同樣深信不移,她在漢普頓宮、白廳和樞密院中都有專門的蒸餾室,以供男性或女性煉金術士使用。她也篤信占星學,迪伊曾多次根據星象向她提出建言。在1570年代中旬,成為全世界的統治者對她來說已不再只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
那麼,為什麼迪伊對於“大英帝國”的神秘願景在歷史上卻一直不為人知呢?答案就在於伊莉莎白宮廷中的保守派,特別是她長久以來的男寵克里斯托弗・哈頓,以及其他在幕後扶植哈頓的人,還有哈頓的門徒約翰・惠特吉夫特(John Whitgift)。這些人從1570年代中旬後就逐漸在宮廷中得勢,惠特吉夫特更在1583年被任命為坎特雷伯大主教。自那時起,他與哈頓就一直致力於將天命帝國的預言逐出政治圈,因為他們深怕這樣的想法最終將會被用來煽動“暴民”,導致激進的“民粹”政治崛起。在萊斯特伯爵於1588年去世後,哈頓和惠特吉夫特對年邁的伊莉莎白的影響力又變得更大了。在整個1590年代,他們與自己的支持者動用了所有他們掌控的政府宣傳機器來打壓迪伊的“大英帝國”天命思想。他們甚至逼迫迪伊的弟子,理查德・哈維(Richard Harver)和約翰・哈維(John Harvey)兄弟不准再談論雷維茲的預言。這些人對占星學預言發起了鋪天蓋地的攻擊,並將煉金術士抹黑成是裝神弄鬼的騙子。惠特吉夫特故意不讓迪伊獲得任何升遷或任命的機會,後者的仕途就這樣陷入了困境。
在詹姆斯國王統治期間,隨著第一批英國殖民者踏上了維吉尼亞州,人們逐漸失去了對與“大英帝國”有關的末日預言的興趣,並將注意力轉向了北美的發展。英國內戰所造成的混亂似乎中斷了帝國的天命,王室權威的崩塌意味著輿論審查制度跟著消失了,於是在1640−50年代,玄學作家們又開始再次談論起令人興奮的末日預言,他們堅持占星學和煉金術無不“證明”了他們夢想中的帝國早晚有一天會實現。查理二世復辟後決定一勞永逸地剷除這些思想,嚴苛的輿論審查制度再次死灰復燃,現在任何還想保住自己的社會或政治地位的人,都不會想要主動去與那些預言沾上邊。就這樣,玄學思想被驅逐至地下,那些“斯文”的社團,例如皇家學會的成員們知道他們不宜在公開場合談論這些東西,儘管他們仍然在私人書信中這麼做。建制派的這次剷除行動有多麼成功,只需要從“天命”帝國的思想在今天被遺忘得有多徹底就可以知道。至此,迪伊的“大英帝國”夢現在只能在“大眾”文化、無權無勢與被邊緣化的社會底層中苟且偷生。
如果我們想知道這些思想後來究竟都去了哪裡,我們或許應該看看近幾個世紀以來,是什麼理由驅使著人們離開英國。然後我們也許就會發現,約翰・迪伊的“大英帝國”夢其實從未消失,如同這些出走的人們深信著他們將會在澳洲或紐西蘭親手開創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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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Reading
Marjorie Reeves, The Influence of Prophecy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A Study in Joachimism, Oxford, 1969
Marjorie Reeves, Joachim of Fiore and the Prophetic Future, London, 1976
Glyn Parry, The Arch-Conjuror of England: John Dee, New Haven and London, 2011
Bernard McGinn, Visions of the End. Apocalyptic Traditions in the Middle Ages, New York, 1979
Ann Williams, ed., Prophecy and Millenarianism. Essays in Honour of Marjorie Reeves, London, 1980
N. Cohn, The Pursuit of the Millennium, London, 1957
Marie Tanner, The Last Descendant of Aeneas, New Haven and London, 1993
Frances A. Yates, Astraea. The Imperial Them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London and Boston, 1975
Margaret Aston, ‘The Fiery Trigon Conjunction: An Elizabethan Astrological Prediction’, Isis, Vol. 61, No. 2 (Summer, 1970), 159-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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