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族的持久權力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宣布封建貴族制度已經消失過了七十多年後，英國的地主貴族卻忽然又成為了美國參議院的議論焦點。
1919年，參議院正在討論是否該同意《凡爾賽條約》，該條約要求美國必須加入國際聯盟。公眾對此普遍抱持反對態度，因為大多數美國人——這絕非毫無道理——擔心如此一來只會讓美國重新陷入對大英帝國的依附關係中。
1919年8月30日，紐約最高法院法官丹尼爾・科哈蘭（Daniel F. Cohalan）就在參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上大力反對批准該條約。
科哈蘭出生於紐約，擁有愛爾蘭血統，並積極參與了愛爾蘭共和運動。他聲稱自己代表了美國的兩千萬愛爾蘭裔公民，也就是當時大約五分之一的美國人（註97）。
“我們始終深信，終結獨裁統治才是我們參戰的理由...”科哈蘭告訴外交事務委員會說（註98）。然而，大英帝國卻代表了“世界上有史以來最絕對、最專制、最強大的獨裁政權，”他強調（註99）。
科哈蘭的發言在這裡值得詳細引述。
“真正的統治力量是...英國的封建地主貴族...”科哈蘭告訴參議院：
“美國公眾...恐怕並沒有意識到，他們平時所聽聞與讀到的關於英國民主的一切，實際上全都與現實沾不上邊，英國依然是由少數人統治，除了一些例外，這些人基本上都是自亨利八世，甚至更早以來就一直統治著英國的貴族地主家族...
主宰當今英國的人——那些實質的統治者——是塞西爾（Cecils）家族和他們的親族。勞合・喬治或其他被認為代表民主的人物...只不過是被推舉出來擔任首相而已。但真正掌握、控制並決定英國的政策與行動的卻是塞西爾的意志，不管他是該家族的哪位成員，或是屬於同一個圈子...
英國人總喜歡說喬治國王統而不治。這話確實沒錯。因為真正的統治者是那一小撮封建地主貴族，正是他們構成了這個有史以來最絕對、最專制、最強大的獨裁政權。”（註100）
本文無意探討誰才是世界真正的統治者這個問題。但科哈蘭的發言至少提醒了我們，那些最常見的答案未必就是正確的。
“赤裸裸的、無恥的、殘酷的”資產階級
就像他的貴族導師厄克特一樣，馬克思傾向於將封建歷史浪漫化成為某種“田園牧歌”，並且詆毀中產階級文化，這不禁令人聯想起了青年英格蘭運動。
這並不是說馬克思對封建社會的不公不義完全視而不見。但他顯然認為資產階級社會要更加糟糕。
馬克思想像中的中世紀至少提供了某種令人欣慰的幻想，即基於“家長式”關係、騎士精神與宗教信仰的和諧自然秩序。
貪婪的資產階級卻完全扯下了這些幻想，以至於現在只剩下馬克思口中“赤裸裸的、無恥的、毫不遮掩的、殘酷的剝削”。
馬克在《共產黨宣言》中把這一點說得很清楚。他寫道：“資產階級摧毀了一切封建的、家長式的、田園牧歌式的關係。它無情地撕碎了將人與他的‘自然上級’連結在一起的各種五花八門的封建紐帶，只留下人與人之間赤裸裸的利益關係、毫不講究人情的‘錢說了算’。它把宗教狂熱、騎士精神、市儈感傷主義等最神聖的狂喜通通淹沒在了自私算計的冰水中。它將個人價值變成交換價值，然後用那唯一且不合理的自由——交易自由——取代了無數本不該被剝奪的特許自由。總之，它用赤裸裸的、無恥的、毫不遮掩的、殘酷的剝削取代了披著宗教和政治幻想外皮的剝削。”（註101）
就連迪格比本人也沒有辦法說得比這更好了。
永垂不朽的青年英格蘭運動
大多數的歷史學家都認為，青年英格蘭運動在1849年後就漸漸消亡了。
然而，這場運動的精神其實以不同的形式被繼續延續著。
它透過厄克特和馬克思之間奇特的共生關係而存活了下來。
在整個19世紀80年代，它的精神一直縈繞在牛津大學教授約翰・拉斯金（John Ruskin）和他的兩位年輕學生阿諾德・湯恩比（Arnold Toynbee）與阿爾弗雷德・米爾納（Alfred Milner）的學說中（註102）。
拉斯金學派信奉一種後來被稱為“自由帝國主義”的哲學——其主張要讓全世界變得文明開化，最好的方式就是通過征服與征服，也就是透過大英帝國的擴張。
米爾納後來成為了英國最傑出的政治家之一，他在布爾戰爭期間擔任南非殖民地總督，在一戰時更是勞合・喬治的陸軍大臣。
被推翻的俄羅斯總理亞歷山大・克倫斯基（Alexander Kerensky）曾在1920年形容米爾納是一個“邪惡的天才”，他是在暗指米爾納在煽動俄國革命背後所發揮的作用（註103）。
不過，這已經超出了本文的範圍。
馬克思主義如何為帝國服務
1882年，米爾納還只是一位充滿理想主義、對帝國深感自豪且支持社會改革的年輕記者。
那一年——也是馬克思生命的最後一年——湯恩比和米爾納兩人都以社會主題為題舉辦了一系列的講座（註104）。
他們兩人都盛讚馬克思是百年難得的天才。有趣的是，他們也都認為社會主義是英國遏止和阻止革命的秘密武器。
他們的論點可以說與青年英格蘭運動的觀點如出一徹——即上層階級可以主動通過社會主義政策造福大眾，來避免英國爆發革命。
兩人進一步宣稱——這也非常符合青年英格蘭精神——中產或資產階級是實現這個目標的最大阻礙。
湯恩比和米爾納1882年的這些演講，無論在形式還是主題上都非常相似，因此下面我將交替引述兩人的發言，以讓他們為彼此互相補充。
阻止革命
米爾納首先認可了馬克思的核心論點，即工業革命加劇了階級衝突，以至於革命如今似乎已不可避免。
然而，米爾納接著卻表示，只要英國及時採取明智的行動來亡羊補牢，一切就尚有轉圜餘地。
“一切席捲歐洲各國的工業革命最初都是發軔於英國，”米爾納說。“我們比其它國家更早經歷了危機，更早地嚐到了它的可惡，也許以後我們還會發現，我們也比其它任何國家都更早地找到了解決之道。”（註105）
那麼，解決之道是什麼呢？“那就是社會主義綱領，”湯恩比說（註106）。
湯恩比認為在所有國家中，英國是最不可能爆發革命的一個，因為她有足夠的先見之明，早在一切為時已晚之前就已經開始推動“社會主義綱領”。
“德國和法國的社會主義者現在正在努力爭取的東西，我們從1834年後就已經擁有了，”湯恩比自豪地說。在這方面，湯恩比舉出了1834年的《新濟貧法》，其為窮人建造了濟貧院，然後還有1847年和1848年的《工廠法》，它們規定了十小時工作制並改善了工作環境。
湯恩比說，正是這些措施“挽救了英國免於革命”。
資產階級的威脅
湯恩比明確地將這些開明的政策歸功於青年英格蘭運動，並且特別點名表彰了約翰・曼納斯勳爵。
“讓我們誠實地說，”湯恩比說道：“正因為英國有一群統治貴族，我們才能夠如此順利地推行社會主義綱領...地主階級至高無上的地位，既是造就如此之多的不公正與苦難的根源，也是避免革命的手段。”（註107）
米爾納和湯恩比皆同意，阻止革命最好的方式就是與革命分子妥協，然後施予他們某種形式的社會主義。
如同更早之前的青年英格蘭運動，米爾納和湯恩比也認同上層階級和下層階級彼此是“天然的盟友”。反而中產、資產階級才是最大的問題所在。
米爾納更毫不避諱地直言，中產階級就是社會穩定的最大威脅。
他特別譴責了其所謂的“資本家發明的、用來為資本主義體系辯護並維持現狀的經濟學主導原則，即中產−資產階級原則。”（註108）
共產主義：人類社會的終極形態
米爾納繼續說道：“主流（中產階級）學派的基本教義——我認為社會主義者確實有理由說它是主流，因為它在議會、新聞界、我們十分之九的法律和政府機構中都佔據著主導地位...這種資產或中產階級經濟的信條是，國家唯一的職責就是保護人們的個人自由與財產權。”（註109）
然而，米爾納卻看到了一種新的秩序，在其中“個人自由”與“財產權”這些“資產或中產階級”的價值觀都將不復存在。
“我不否認共產主義可能是人類社會的終極形態，”米爾納表示，儘管他也承認“純粹的共產主義”在現在或許仍然是“不切實際”的（註110）。
無論是否不切實際，米爾納依然給予了馬克思極高的評價。
在1882年的一場關於“德國社會主義者”的演講中，米爾納讚譽馬克思是“最嚴肅、最具有邏輯且最有學識的理性思考者之一”，他補充說：“馬克斯的巨著《資本論》既是理性思考的豐碑，也是真理的寶庫。”（註111）
米爾納對沙皇的最後通牒
說來也巧、卻又彷彿是命中註定，曾在1882年盛讚過馬克思的米爾納卻在三十五年後第一個馬克思主義國家的誕生背後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1917年2月，米爾納前往彼得格勒警告沙皇，俄羅斯正瀕臨革命邊緣。米爾納告訴沙皇，為了拯救搖搖欲墜的君主制，他必須放棄過往的專制權力，建立民主政府（註112）。
尼古拉拒絕了這個提議。
事實上，米爾納的要求本身就不合理。在戰爭期間推動俄羅斯的民主化無異於天方夜譚。何況英國自己也不是這樣，它於1916年12月組建了一個只有五人的戰時內閣，他們被賦予了極大的權力，以至於許多人批評這與獨裁又有何異。法國同樣也大大精簡了政府在戰時的決策機制（註113）。
如果說俄羅斯真的有實現民主化的最好時機，它也絕對不會是1917年2月。
米爾納是故意向沙皇進諫錯誤的建議。他想要操縱沙皇，讓其將權力下放給杜馬，因為他很清楚杜馬中的自由派領導人們皆已被英國大使館收買了。
自上而下的革命
米爾納在2月27日離開彼得格勒。九天後，革命就爆發了（註114）。
1917年3月8日，糧食配給的突然減少引發了彼得格勒的暴動（註115）。
3月12日，城內駐軍發生譁變。沙皇最終在3月15日退位（註116）。
這就是人們所熟知的二月革命（之所以是二月，是因為俄羅斯曆法比公曆晚了十三天，所以暴動開始時還是2月24日）。為了避免混淆，下面的所有日期都將比照公曆。
二月革命是一場經過精心策劃的革命。這是一場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的革命。
當士兵們造反時，他們並沒有在街上掀起騷動。他們直接奔赴杜馬開會的塔夫利宮（Tauride Palace），然後向俄羅斯的新統治者宣誓效忠。
1917年3月17日的倫敦《每日電訊報》報導稱：“星期二（3月12日），運動迅速蔓延至駐軍的所有兵團，他們一個接一個聚集在杜馬，宣誓效忠...他們聆聽了米哈伊爾・羅將柯、米留科夫和克倫斯基的演說，然後在歡呼聲中解散。”（註117）
基里爾・弗拉基米洛維奇大公（Cyril Vladimirovich）——沙皇的堂兄、王位的第三順位繼承人——當天也穿著海軍制服，率領他的海軍禁衛軍來到杜馬（註118）。
“我希望能藉此表明對新政權的支持，並且我非常樂意聽從你們的調遣，”大公告訴羅將柯說。
值得一提的是，基里爾大公的妻子是英國人、愛丁堡的維多利亞公主（Victoria of Edinburgh），其父阿爾弗雷德親王（Prince Alfred）就是已故的維多利亞女王的次子。
宮廷政變
二月革命的本質是一場沙皇的親屬與英國大使館聯手策劃的宮廷政變。
法國大使毛里斯・巴列奧洛格甚至直接將這場革命形容為“大公的陰謀”（註120）。
英國大使喬治・布坎南亦直接參與了導致沙皇退位的陰謀。
布坎南在3月14日會見了沙皇的弟弟、王位的第二順位繼承人米哈伊爾・亞歷山大羅維奇大公。他們一起討論了該如何迫使沙皇願意讓步。
總理羅將柯計畫在當晚搭乘火車過來覲見沙皇，他會請求沙皇簽署一份宣言，批准俄羅斯人民憲法。這份宣言會讓尼古拉二世成為虛位君主，結束一千年來俄羅斯的專制統治（註121）。
但這可以讓尼古拉繼續保有他的王位。
這份宣言是由亞歷山大羅維奇——帕列伊公主的丈夫——在一位律師的協助下起草的。保羅大公、米哈伊爾和基里爾都已經在上面簽字（註122）。
剩下唯一需要的就是沙皇的簽名。
喬治五世支持革命
在3月14日的會晤那天，米哈伊爾大公還詢問了布坎南，他是否有任何“特別的要事”想要向沙皇稟報。
布坎南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我回答說，我只求他以對沙皇陛下滿懷敬意的喬治陛下的名義，向沙皇懇求，簽署這份宣言，向他的子民展示自己的誠意，並與他們達成徹底的和解。”（註123）
鑒於事態的嚴重性，布坎南不太可能是在未獲得國王同意的情況下，擅自請求以“喬治陛下的名義”懇求沙皇。
因此，得出這樣的結論似乎十分合理：英國國王喬治五世——通過他的大使喬治・布坎南——在3月14日正式表態支持了仍在進行中的革命。
誰下的命令？
為什麼沙皇最終選擇退位，而不是簽署宣言接受君主立憲制，這確實是一個好問題。
布坎南在他的回憶錄中表示一切都是命運的安排。他暗示說，沙皇其實從未看見那份宣言，因為沙皇的火車並未在當晚抵達。這似乎是有心人士刻意造成的，工人們破壞了火車前方的鐵軌，導致沙皇不得不改道前往北方戰線指揮官魯斯基將軍（General Russky）在普斯科夫的總部。
根據布坎南的說法，第二天（3月15日），沙皇就從普斯科夫那裡向羅將柯發出電報，表示他同意批准杜馬的立憲請求。但羅將柯卻告訴他：“已經太遲了。”於是，退位便成為了剩下唯一的選擇（註124）。
羅將柯為什麼忽然改變了主意呢？
布坎南說，羅將柯其實也別無選擇。要求退位最大的呼聲來自彼得格勒蘇維埃，他們是一群社會主義活動分子，他們在3月12突然宣布成立，並聲稱自己代表了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但當然這是不合法的。
“就在我與大公交談的時候，蘇維埃已經表態拒絕接受這份宣言，因此沙皇的退位也就無可避免了，”布坎南在回憶錄中表示（註125）。
然而，布坎南的說法卻存在一個問題。
羅將柯聽從的並不是蘇維埃，而是布坎南自己的命令。
俄羅斯的“獨裁者”
現在讓我們回憶一下帕列伊公主的指控，她聲稱某些自由派政治家曾在英國大使館私下會面、策劃革命，其中包括“洛夫親王、米留科夫、羅將柯、馬克拉科夫、古奇科夫等人”（註126）。
在1917年3月15日逼迫沙皇退位的正是這群人。他們也都在那天被羅將柯的臨時政府提拔、擔任要職。洛夫親王被任命為總理、米留科夫被任命為外交部長、古奇科夫被任命為陸軍部長、馬克拉科夫則是立法委員。
政變發生的那天晚上，布坎南就是整個事件的中心人物。
在沙皇退位後，布坎南在3月15日當晚離開了冬宮。布坎南被暴民們奉為革命之友，他們“用熱烈的歡呼聲迎接他，護送他返回英國大使館，並在那裡舉行了一場盛大的遊行以向協約國致敬，”據《泰唔士報》報導說（註127）。
1917年3月24日——即沙皇退位九天後——據一位丹麥記者報導稱，布坎南現在在俄羅斯擁有宛如“獨裁者”般的權力。他寫道：
“（俄羅斯）政府已完全落入英國的掌控，現在帝國中最有權勢的人絕非英國大使喬治・布坎南爵士莫屬。這位精明的外交官儼然正在他被派駐到的這個國家扮演起獨裁者的角色。俄羅斯政府事事都要過問他的意見，他的命令無人敢不從，哪怕這些命令涉及內政...每當議會開會時，他總會出現在自己專屬的皇家包廂裡，各黨派的領袖都會尋求他的建言和指示。每次只要他一出現，就會引起眾人的歡呼。”（註128）
根據這篇報導，布坎南使用的那間皇家包廂，本來是屬於沙皇本人的。
鑒於這些事實，我們不得不對布坎南本人的說法持保留態度，他宣稱彼得格勒蘇維埃——他們才成立僅僅三天——不知何故就掌握了比布坎南更大的權威，足以令羅將柯唯命是從。
米爾納的復仇
英國媒體毫不掩飾它們對沙皇倒台的喜悅。英國的記者們甚至暗示沙皇完全是自作自受，誰叫他當初沒有聽從米爾納勳爵的告誡。
“沙皇的固執摧毀了一切努力，”《衛報》在1917年3月16日報導說。“值得注意的是，米爾納勳爵剛從俄羅斯返國後不久，革命就爆發了，他的無功而返普遍被認為意味著已不必再對沙皇抱有任何希望，人民只能選擇自救。”（註129）
當然，並不是所有英國人都贊同讓米爾納出面去干預俄羅斯的內政。愛爾蘭下議院議員勞倫斯・金內爾（Laurence Ginnell）就曾公開跳出來反對。
1917年3月22日，當下議院正在致電杜馬表示祝賀時，金內爾卻指出，沒有什麼比恭賀俄羅斯的叛亂分子，卻絞死愛爾蘭的叛亂分子更虛偽的了。他十分諷刺地建議應該用下面這樣的方式來發出賀電：
“本議院在此恭賀米爾納勳爵成功煽動革命、推翻了我們的盟友俄羅斯帝國...並且違背了對愛爾蘭的自治承諾，但鑒於俄羅斯的事態已成定局，我們將暫時擱置評判，留待時間來揭曉後果。”（註130）
金內爾的建議理所當然被否決了，理由是“不合時宜”與“陰陽怪氣”，但值得一提的是，他聲稱是米爾納煽動了俄國革命，這一點卻沒有人反駁（註131）。
【4/5】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