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是如何發明共產主義－Part 2

“東方問題”

葉卡捷琳娜大帝逝世於1796年，但她的希臘計劃卻並未因此停下腳步。

英國對希臘計劃的反對，最終演變成了俄國革命。

在整個19世紀，英國戰略家一直在苦苦思索該如何阻止俄羅斯佔領君士坦丁堡和達達尼爾海峽，他們稱之為“東方問題”（Eastern Question）。

不幸的是，英國人的盟友土耳其人已逐漸變得積弱不振，反而俄羅斯的國力卻在蒸蒸日上。鄂圖曼帝國的衰落已經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

因此，英國人跳起了一支精妙的舞蹈，他們會視情勢需要，時而與俄羅斯人結盟對抗土耳其人，時而與土耳其人結盟對抗俄羅斯人，他們改變立場的速度幾乎就像翻書一樣快。

於是，當俄羅斯人在1821年煽動希臘人反抗土耳其人時，英國人選擇背叛他們的土耳其盟友，站在希臘人這一邊。英國人通過這種方式贏得了新生的希臘的好感，並避免了它成為俄羅斯的附庸（註36）。

另一方面，當俄羅斯人在1853年與土耳其人開戰時，英國人卻又選擇站在蘇丹這一邊。法軍和英軍聯手向俄羅斯發兵，並在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亞戰爭中擊敗了俄國。

克里米亞戰爭的停戰條款要求俄羅斯確保黑海的非軍事化。即使充滿了憤怒與屈辱，沙皇亞歷山大二世仍不得不解散他的黑海艦隊，摧毀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防禦工事（註37）。

“統治世界”

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戰略家都相信，“東方問題”的成敗攸關著誰最終將統治世界。在追求全球霸權的過程中，俄羅斯就是他們眼中最大的對手。

正如大衛・弗羅姆金在《終結所有和平的和平》中說道：

“挫敗俄羅斯在亞洲的目標，成為了一代又一代英國文人與武官的夙願。對他們來說，這是一場伴隨著極高賭注的‘大博奕’。後來的印度總督喬治・寇松（George Curzon）就曾清楚指出其中的利害關係：‘土耳其、阿富汗、外里西亞、波斯...它們就像棋盤上的棋子，這是一場爭奪世界霸權的博弈。’維多利亞女王對此甚至更加直言不諱，她說：‘這是世界霸權究竟屬於俄羅斯還是英國的問題。’”（註38）

維多利亞女王非常重視這場博弈，並決心要取得勝利。她在與首相本傑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的通信中將自己的觀點表達得很清楚。

“這些人不配被稱為基督徒”

在1875−1878年的東方危機（Great Eastern Crisis）期間，鄂圖曼帝國境內的基督徒紛紛揭竿而起。土耳其人以極其殘酷的方式鎮壓起義，並屠殺了數以萬計的基督徒。光是在保加利亞，就有多達十萬名基督徒被殺害。

歐洲人理所當然對此感到十分憤怒。至少，大部分的歐洲人是這樣的。然而，維多利亞女王卻選擇為土耳其人辯護。

“支不支持土耳其根本不是重點；這是世界霸權究竟屬於俄羅斯還是英國的問題！”她在1877年4月19日寫給迪斯雷利的一封信中表示（註39）。

在維多利亞看來，眼下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阻止俄羅斯人進入君士坦丁堡。如果這意味著拋棄東方基督徒，讓他們自生自滅，那就這樣吧。

另一方面，俄羅斯卻決定出手拯救命懸一線的基督徒們，並在1877年4月24日正式向鄂圖曼帝國宣戰。俄軍攻進了鄂圖曼境內，穿過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二者當時均處於土耳其的統治之下），一路直逼君士坦丁堡。

維多利亞女王滿腦子只想著該如何阻擋俄羅斯人的腳步。至於那些貧窮、受苦的基督徒，他們大多是東正教徒，又有誰在乎呢？

“對於那些根本不配被稱為基督徒的人，為他們流淚...實在是多此一舉。”維多利亞在1877年3月21日寫給迪斯雷利的信中說道（註40）。

東方基督徒“就跟土耳其人一樣殘忍，”維多利亞在6月27日表示。“俄羅斯人也跟土耳其人一樣野蠻殘暴。”（註41）

維多利亞的憤怒

隨著俄羅斯人朝著君士坦丁堡步步逼近，維多利亞在她寫給迪斯雷利的信中也開始變得越來越慌張。

依照當時的禮俗，維多利亞總是用第三人稱來稱呼自己，她要求立即採取軍事行動，並不止一次威脅說，假如君士坦丁堡陷落，她就要退位。

“俄羅斯正在前進，很快就會抵達君士坦丁堡！”她在6月27日寫道。“屆時，政府將會受到排山倒海的責難，女王也會跟著蒙羞，甚至產生退位的念頭。當心點！”（註42）

1878年10月，維多利亞再次寫信告訴迪斯雷利，她絕對無法忍受讓英國“親吻野蠻人（俄羅斯人）的腳，他們是自由與文明的敵人...噢，如果女王是個男人，她真想跑去狠狠地痛揍那些俄國佬一頓，他們囂張的模樣真是令人看不下去！”（註43）

僅僅十天後，維多利亞的願望就成真了。

當俄羅斯人打進君士坦丁堡的郊外時，英國人終於決定出手。他們警告俄羅斯人立刻停止進攻，並派了一支艦隊穿越達達尼爾海峽，以協防土耳其的首都。

由於忌憚英國艦隊，德軍在1878年1月20日於聖斯泰法諾（San Stefano）的村莊前停了下來，這裡距離君士坦丁堡市中心僅有七英里（註44）。

這是俄羅斯人最接近他們的新拜占庭夢想的一次。

讓俄羅斯留在戰爭中

英國人對“東方問題”的執著絲毫沒有因為一戰的爆發而減少。

一如既往，阻止俄羅斯進入達達尼爾海峽才是英國政治家的首要考量。

問題是現在的情況已不同以往。鄂圖曼帝國此時正在與英國交戰。1914年8月2日，土耳其與德國正式結為了盟友。

此外，俄羅斯這邊的情況也發生了變化。

俄軍的拉垮表現大大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戰爭才開始一個月，德軍就已經殲滅了兩支俄軍部隊，傷亡人數加起來超過十二萬之多。

德國人趁勢向俄羅斯人提出了單獨議和的建議，而俄羅斯人也準備答應了（註45）。

英國必須想辦法幫助其搖搖欲墜的盟友，並且讓俄羅斯繼續參戰。

1915年1月1日，俄軍總司令尼古拉大公（沙皇的表兄）向英國求援。當時土耳其人正在高加索地區向俄羅斯人發起猛攻。大公請求英國人從西邊攻擊鄂圖曼帝國，以減輕俄軍在東邊的壓力（註46）。

英國人答應了，他們別無選擇。

如果他們拒絕出兵，俄羅斯人就會與同盟國單獨議和。

加里波利之謎

一次大戰中最奇怪、最令人費解的一場戰役——加里波利之戰就這樣拉開了序幕。

為了回應俄羅斯人的請求，英國承諾會直接進攻達達尼爾海峽。一旦這場作戰成功，君士坦丁堡就會直接陷落，鄂圖曼帝國也將隨之瓦解。

但這場作戰卻失敗了，而且是失敗得一塌糊塗（註47）。

一百多年來，無數的軍事史學家一直努力思索著為什麼它會釀成這樣的結果。

1915年3月18日，英法艦隊沿著狹窄的、只有三十八英里長的達達尼爾海峽出發，試圖攻向君士坦丁堡。但他們卻在密集的地雷和砲火洗禮下損失慘重，最終不得不撤退。

他們在4月25日再次發起進攻，這次的目標是加里波利半島（海峽的北岸）。

在八個月的時間裡，有超過四十一萬英聯邦軍人——包括英國人、愛爾蘭人、澳洲人、紐西蘭人和印度人——試圖登陸加里波利海灘。結果他們死了將近四萬七千人。

還有大約七萬九千名法軍士兵也被動員來參加這次攻勢，最後有九千七百九十八人陣亡，這讓協約國這邊的傷亡總數來到了五萬六千七百零七人。

最終，這場作戰被中止了。從1915年12月7日到1916年1月9日，協約國陸陸續續撤出了所有軍隊。

邱吉爾因為這次失利受到千夫所指，這或許對他不太公平。結果他被迫因此辭去海軍大臣一職。

愚蠢還是惡意？

大部分的歷史學家都將加里波利的慘敗歸咎於魯莽和無能。然而，卻也有一些人認為英國人實際上是故意敗退，好讓土耳其人能獲得喘息的機會。

澳洲歷史學家哈維・布羅德本特（Harvey Broadbent）撰寫過四本有關於加里波利戰役的書，包括《回家的男孩們》（The Boys Who Came Home，1990）、《加里波利：致命的海岸》（Gallipoli: The Fatal Shore，2005）、《保衛加里波利》（Defending Gallipoli，2015）和《加里波利：土耳其人的反擊戰》（Gallipoli: The Turkish Defence，2015）。

2009年4月23日的一篇題為《加里波利：一場驚天大騙局？》（Gallipoli: One Great Deception?）的文章中，布羅德本特提出他的觀點認為，加里波利戰役從一開始就沒有打算成功，反而它很可能其實只是“一道詭計，為的就是要讓俄羅斯人繼續深陷戰爭的泥淖...”（註48）

布羅德本特推測，這場戰役真正的目的就是要營造一種假象，讓人以為協約國確實在努力援助俄羅斯，只不過事實並非如此。

布羅德本特指出，這一連串“決策錯誤”的程度之嚴重，實在很難僅僅用計畫不夠周全來解釋，反而令人懷疑它會不會其實根本就是故意的。他寫道：

“在我看來，資源準備不足、讓敵人早在五個月前就得知進攻意圖、計畫倉促且不充分、登陸作戰過於複雜，選擇的還是最不利的海灘，甚至沒有在一開始先進行大規模轟炸以摧毀敵軍的防禦工事、為這項艱巨的行動挑選的偏偏是最無能、最懦弱的指揮官，以及協約國在作戰中一再做出錯誤決策。這一切不可能僅僅是無能所造成的...羅賓・普萊爾教授（Robin Prior）亦在他的新書《加里波利：神話的終結》（Gallipoli: End of a Myth）裡列出了一系列他認為令人費解或無法解釋的決策和事件。”

動機之謎

為了接下來的論證，我們假設布羅德本特是正確的。假設協約國確實是故意讓這將近五萬七千名士兵去送死，從一開始就沒有打算讓他們活著回來。

他們的動機是什麼？

據布羅德本特指出，如果協約國成功佔領君士坦丁堡和達達尼爾海峽，他們便有義務根據1915年3月的秘密協議，將它們移交給俄羅斯。

這意味著出力的是協約國，收穫的卻是俄羅斯。

布羅德本特引用了英國的阿斯奎斯（Asquith）政府在1915年3月15日的一份備忘錄，其中寫道：“假如作戰取得成功，屆時就只會讓俄羅斯坐收漁翁之利。”

簡而言之，遵守協議對英國沒有任何好處。相反地，它只會損害英國的利益，因為它完全違背了“英國近兩百年來遏止俄羅斯進入地中海的基本國策，”布羅德本特指出。

所以最好讓土耳其人繼續掌控君士坦丁堡，而不是將它拱手讓給俄羅斯人。

英國戰略家們曾分析過，就算鄂圖曼帝國被擊潰並瓦解，也可以將達達尼爾海峽交付給“一個縮小版的、更聽話的鄂圖曼帝國，”布羅德本特解釋說。

英國指揮官或許就是基於這樣的考慮而得出了結論：最好讓這場作戰失敗。

“為了這些所謂的大戰略，成千上萬的人們就這樣白白犧牲了性命，”布羅德本特說道。

革命及時雨

顯然，英國人無意將君士坦丁堡交給俄羅斯人。但他們該如何化解這個難題呢？光是讓加里波利戰役失敗仍不足以實現這一目標。

這項秘密協議——即《君士坦丁堡協議》（Constantinople Agreement）——是不能隨便毀約的。只要協約國贏得戰爭，俄羅斯就有權收下戰利品。不管打贏加里波利戰役的是誰，這項協議都具有約束力。

但英國人最後還是成功食言了。據布羅德本特指出，是俄國革命拯救了他們。

“這項協議從未被遵守...”他寫道：“是因為布爾什維克政府主動退出戰爭、放棄了所有沙皇時期簽訂的協議，其中就包括《加里波利條約》。”

簡單來說，布爾什維克單方面地放棄了對君士坦丁堡的主權，從而解開了這個死局。

這對英國人而言無疑是天大的好運。

但這真的只是運氣嗎？還是說，它是精心策劃好的結果？

布羅德本特認為答案是後者。

出賣沙皇

既然不管是誰打贏了加里波利戰役，俄羅斯都有權拿下君士坦丁堡，那麼英國人為什麼卻還要大費周章發動作戰並故意打輸呢（如同布羅德本特所假設的）？

為什麼他們不乾脆直接打贏呢？

作為回答，布羅德本特提出了一個假設性的問題。他問：“假如加里波利戰役打贏了，俄羅斯還會爆發革命嗎？”

布羅德本特說，答案是不會。

他認為，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並被俄羅斯成功收下，將會激發俄國國內巨大的宗教與愛國熱情，如此一來革命便絕不可能發生。

在談到葉卡捷琳娜大帝的新拜占庭計畫時，布羅德本特寫道：“當沙皇在博斯普魯斯海峽的‘沙皇格勒’新基督教王座上，宣布新拜占庭帝國誕生的時候，數百萬虔誠的俄羅斯農民如何能夠不擁戴神聖的沙皇，並且撲滅布爾什維克的氣燄呢？”

布羅德本特相信他們一定會這麼做。如果是那樣的話，沙皇或許還會繼續穩坐他的王位。

問題是，布羅德本特認為，這樣的結果違背了英國的利益。

加里波利戰役是否導致了俄國革命？

布羅德本特的觀點是，從英國的角度來看，讓俄羅斯在一戰中取勝是最糟糕的結果。

這意味著，在加里波利戰役中，英國與英聯邦軍隊“並不是為了捍衛世界民主，而只是為了阻止沙皇俄羅斯統治斯拉夫世界而戰”。

布羅德本特總結說：“解決的辦法，當然就是確保伊斯坦堡不會被攻陷。”

布羅德本特相信，基欽納勳爵和阿斯奎斯政府的其他高級官員在策劃加里波利行動時，也是抱著相同的想法。

布羅德本特的論點很有說服力。他逼迫我們思考，英國是否故意讓加里波利戰役失敗，目的就是為了使沙皇錯失唯一能保住其王位的勝利。

籌碼

不過，布羅德本特的文章仍留下了一個重要的問題沒有回答。既然1915年3月的秘密協議對英國的利益是如此有害，那麼它當初為什麼還要簽訂這樣的協議？

如果他們不想讓俄羅斯擁有君士坦丁堡，為何還要把它當作籌碼呢？

布羅德本特認為，這是唯一能夠讓俄羅斯繼續參戰的誘因。毫無疑問，這在某種程度上是正確的。但還有另一個原因。

英國人並不是免費將君士坦丁堡送給俄羅斯人。他們也是要回報的。說得具體點，他們要求的是新發現的波斯油田。俄羅斯人同意了這個條件（註49）。

1907年，俄羅斯和英國簽署了一項協議，將波斯劃分為兩個勢力範圍，北部歸俄羅斯，南部歸英國，中間則是中立區域。

結果就在加里波利戰役前夕，英國卻突然要求將中立區域也劃分入英國的勢力範圍，如此一來這將會大大擴充英國對波斯油田的掌控。

不管我們如何看待加里波利戰役，它似乎都是這場圍繞著波斯油田的高賭注談判中的重要籌碼。

《君士坦丁堡協議》是在1915年3月4日至4月10日之間由法國、英國和俄羅斯透過一系列外交書信締結的。至於該協議到底是在哪一天拍板定案，則有不同的說法。

《大英百科全書》給出的時間是1915年3月18日，恰好是協約國艦隊開始進攻達達尼爾海峽的那一天。假如事實確實如此，這就說明英國人是直到協議談妥的那一刻才出兵。

波斯油田的特許權很可能就是英國在進攻君士坦丁堡時所要求的回報。

暗中為王室效力的托洛茨基

最終，英國得到的遠不止是波斯的中立區域。整個波斯基本上都被移交給了英國，而這都得感謝托洛茨基出人意料的慷慨，我們前面已經介紹過他與英國情報部門之間的奇怪聯繫（註50）。

1917年11月7日布爾什維克政變後，托洛茨基的地位幾乎與列寧平起平坐，人們甚至開始討論新政府究竟該由誰來領導。

“列寧−托洛茨基這對組合將會無人能敵，”1917年11月19日的《倫敦時報》報導說。

托洛茨基在政變後的第二天，即1917年11月8日就出任了外交人民委員。他這麼做是為了集中精力與德國迅速談和。

但接著托洛茨基卻做了一件奇怪的事。他在11月22日忽然宣布，布爾什維克政府將會放棄歷屆俄國政府簽訂的所有秘密條約與協議。

托洛茨基聲稱這些協議“已經失去了對俄羅斯工人、士兵和農民的約束力，因為現在他們才是政府的主人。”（註52）

“我們要將所有的秘密協議踢進垃圾桶，”他說。

通過公開和否定這些協議，托洛茨基宣稱他這麼做是在拒絕“帝國主義及其可恥的征服野心和強盜同盟。”（註54）

實際上，他是在將肥水都留給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英國。

英國石油公司和布爾什維克

托洛茨基拒絕承認的協議就包括1915年3月18日秘密簽訂的《君士坦丁堡協議》。他單方面地解除了英國必須將君士坦丁堡和達達尼爾海峽交給俄羅斯的承諾（註55）。

托洛茨基同樣放棄了俄羅斯在波斯的利益，並將一切拱手讓予英國（註56）。

1919年8月，英國政府趁著俄軍撤出，直接宣布英波石油公司（Anglo-Persian Oil Company）擁有波斯所有油田的鑽探權。波斯政府從未同意過這一點，但他們的意見已經無足輕重（註57）。

“俄羅斯在波斯的影響力已幾乎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英國人...成為了整個波斯的主人，”美國記者路易斯・舍菲爾（Louis Fischer）在1926年出版的《石油帝國主義》（Oil Imperialism）一書中說道（註58）。

雖然托洛茨基開口閉口都是革命，但他的所作所為卻沒有為俄羅斯人民帶來任何好處。反而最後受益的只有英國人。現在再也沒有人可以阻擋英波石油公司的擴張，因為它的主要競爭對手俄羅斯帝國已不復存在。

1935年，這家快速擴張的英國石油巨頭正式更名為英伊石油公司（Anglo-Iranian Oil Company），然後又在1954年改成英國石油公司（British Petroleum）。

假如哈維・布羅德本特的觀點是正確的——即英國人故意打輸加里波利戰役，好避免俄羅斯贏得戰爭——那麼他們的盤算無疑是成功的，至少從商業的角度來看，英國可以說是大獲全勝。

一百五十年的陰謀

英國政府和布爾什維克之間顯然有很多不能見光的秘密，因此將責任推卸給其他人，例如猶太人，就是最好的選擇。

然而，邱吉爾在1920年的《星期日先驅報》上發表的那篇文章甚至走得更遠。邱吉爾不只將布爾什維克革命歸咎於猶太人，他甚至宣稱“19世紀以來的每一次顛覆運動”都是他們策劃的。

邱吉爾堅稱這是一個持續了整整一百五十年的陰謀，可以追溯到亞當・威斯豪普特（Adam Weishaupt）的光明會和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他寫道：

“猶太人從很久以前就開始策劃這場運動。從斯巴達克斯−威斯豪普特時代到卡爾・馬克思時代，再到托洛茨基時代...這場旨在顛覆文明的世界陰謀...一直在有條不紊地進行著。它在法國大革命的悲劇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它是19世紀所有顛覆運動的幕後黑手。”（註59）

邱吉爾為什麼會這麼說呢？他是不是在故意誇大其詞？這聽起來難道不會有點太離譜了嗎？

還說是，他恰恰是經過深思熟慮才要強調這是一個長達一百五十年的陰謀？

我相信他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邱吉爾的百年陰謀說似乎其實只是為了掩蓋另一個故事，也就是轉移人們對英國政府有理由隱瞞的一個更敏感的問題的注意力。

英國的秘密武器：顏色革命

我曾在之前的文章《英國人如何發明顏色革命》中指出，現代的“顏色革命”或者說不流血政變是由伯特蘭・羅素、巴茲爾・李德哈特（Basil Liddell Hart）和史蒂芬・金−霍爾等20世紀的英國心理戰略家所奠定的（註60）。

在那篇發表於2021年5月14日的文章中，我提到了1974年葡萄牙的康乃馨革命是我知道最早的“顏色革命”。後來，我才逐漸瞭解到顏色革命的歷史其實遠比我想像得還要淵源流長。

數個世紀以來，英國人一直在策劃著這樣的革命。

如果我們將顏色革命定義為一種虛假的起義——即偽裝成人民起義的外國政變——那麼我們似乎必須得出結論，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和1917年的俄國革命似乎在很多方面都符合這一定義。

在這兩個例子中，起義都不是從街頭，而是從信奉自由主義的貴族們的客廳中開始的。

在這兩個例子中，我們都可以發現英國情報部門在幕後操縱的跡象。

在這兩個例子中，叛亂分子都有他們用來標示身份的“隊色”，這一點幾乎與今天的顏色革命無異——比方說，法國大革命有三色帽徽和“弗里吉亞”帽，俄國革命則有紅旗和“斯基泰”帽。

革命年代恰好也是英國崛起成為全球霸主的時候，這絕非巧合。正是在那個時代——18世紀末至20世紀初——利用政治顛覆作為武器來剷除敵國政府的策略，被英國政府玩弄得爐火純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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