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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Richard P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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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從很久以前就開始策劃這場運動，”溫斯頓・邱吉爾寫道：“從卡爾・馬克思到托洛茨基...這場旨在顛覆文明的世界陰謀...一直在有條不紊地進行著。”（註1）
邱吉爾的這段話是在談論共產主義。
彼時的時間是1920年2月8日。如同邱吉爾寫道，當時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俄羅斯身上，布爾什維克和反布爾什維克——“紅軍”與“白軍”——正在互相爭奪著這個國家的統治權。
俄國內戰導致了大約一千萬人喪生，其中絕大多數是平民，他們大多是死於疾病、飢荒以及交戰雙方的大規模暴行。這場血腥的內戰最終將會孕育出世界上的第一個共產主義國家（註2）。
邱吉爾將這一切的發生歸咎於猶太人的“世界陰謀”。
在發表於《星期日先驅報》（Sunday Herald）的一篇文章中，邱吉爾寫道：“有一群不分國界、且幾乎都是無神論者的猶太人在幕後推動了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誕生與俄國革命...這場革命大多數的領導人都是猶太人。此外，它的指導思想也幾乎是來自猶太領袖...李特維諾夫...托洛茨基...季諾維耶夫...拉狄克——都是猶太人。”
邱吉爾還表示，對於他們在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這群猶太革命者...相較於他們的族裔所佔據的人口比例”是“非常驚人”的，且不僅僅是在俄羅斯，而是在整個歐洲皆是如此。
這群猶太陰謀分子現在已經“揪住了俄羅斯人民的頭髮，”邱吉爾說。如果任由事態繼續發展下去，還會有更多的國家屈服於他所謂的“國際猶太人陰謀”。
代表英國政府發言的邱吉爾
很多讀者在知道邱吉爾原來說過這樣的話時，一定會感到非常驚訝。
我們已經習慣將他視為希特勒和納粹的死敵，這也是他後來一直扮演的角色。但在1920年那時，邱吉爾的觀點似乎與希特勒沒有什麼不同，至少在某些問題上是如此。
身為陸軍大臣，邱吉爾基本上都是在代表英國政府的立場發言。他的文章忠實地呼應了當時英國官方的宣傳。
1919年4月，英國外交部發表了一份報告，題為《俄羅斯一號白皮書：論俄國布爾什維克主義》（Russia No. 1 White Paper: A Collection of Reports on Bolshevism in Russia），又名“布爾什維克暴行藍皮書”。這份報告直截了當地認定，猶太人就是處死沙皇和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幕後黑手（註3）。
英國媒體迅速展開了一場有組織的反猶宣傳運動，其中最常被它們拿來當作依據的是《錫安長老會紀要》，這是一個來歷十分可疑的文件，其據稱揭露了猶太人企圖奴役全世界的陰謀。
“令人尷尬的麵包屑”
《紀要》的第一個英語版本是在1920年2月出版，書名為《猶太人陰謀》。這本書實際上就是英國政府影響力的體現。
據艾倫・薩金特（Alan Sarjeant）在2021年發表的研究《紀要的迷宮》（The Protocols Matrix）中指出，參與編寫《紀要》的人其實留下了一條“令人尷尬地指向英國政府的麵包屑”（註4）。薩金特的結論是，《猶太人陰謀》是“英國的最高權力階層策劃並資助的陰險宣傳攻勢的一部分。”（註5）
負責翻譯《猶太人陰謀》的喬治・尚克斯（George Shanks）和愛德華・伯頓（Edward G.G. Burdon）兩人都是與英國的戰時宣傳機構有聯繫的軍人（註6）。
發行這部作品的艾爾與斯波蒂斯伍德出版社（Eyre & Spottiswoode）是一家名聲卓著的國家出版社，它以前曾發行過《詹姆斯王欽定本聖經》、《聖公會祈禱書》等王室授權的作品（註7）。
《猶太人陰謀》的初版就賣出了三萬冊，比F・史考特・費茲傑羅（F. Scott Fitzgerald）在1925年出版的《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還多（註8）。
根據薩金特的說法，這場圍繞著《猶太人陰謀》的宣傳活動“設計得是如此刻意，以至於在1920年2月的第一個星期，幾乎所有英國的全國性和地方性報紙都已經收到了這本書的成品”——也就是正好趕上邱吉爾在2月8日發表那篇引起轟動的文章之前（註9）。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英國的各大報紙紛紛開始大力宣傳《猶太人陰謀》。
《倫敦晨報》（The London Morning Post）發表了一系列長篇文章來討論這本書。“令人震驚的真相，世界動盪的禍源，猶太人的邪惡勢力，”這個系列文章在1920年7月20日的一篇文宣中寫道（註10）。
《倫敦時報》（The Times of London）甚至質疑一次大戰是否根本從頭到尾就打錯了敵人。“難道我們好不容易逃出‘日耳曼和平’，只是為了陷入‘猶太和平’嗎？”1920年5月8日《泰唔士報》的一篇社論質問道（註11）。
推卸責任
為什麼英國當局要突然將砲口對向猶太人呢？
我相信這麼做的目的是為了塑造出一個替罪羊——猶太替罪羊——以為英國開脫其在俄國革命中扮演的角色。
需要指出的是，當邱吉爾宣稱猶太人在布爾什維克運動中佔據的比例過高時，他說的是實話。他們確實有點太多了。但這只是故事的一半（註12）。
故事的另一半是，布爾什維克其實只是一場更大的遊戲中的棋子。這是一場屬於英國的遊戲。
而且邱吉爾很清楚這一點。
在繼續下去之前，我應該要先說明，我的祖母和祖父——也就是我父親的父母——都是猶太人，他們在戰前的俄羅斯帝國出生長大。他們親身經歷過血腥的內戰，當邱吉爾在1920年撰寫那篇文章的時候，他們仍在見證著這些恐怖。
所以我不能說自已在這個主題上是完全客觀的。
但我確實認為我已經盡力做到客觀公正。
我想將這篇小小的歷史修正文章獻給我的祖母與祖父，波琳娜・拉扎列夫娜・布爾德（Polina Lazarevna Burde）和拉斐爾・阿羅諾維奇・波格雷比斯基（Rafail Aronovich Pogrebissky），願他們能得到遲來的安息。
布爾什維克得到了幫助
事實是，布爾什維克的實力根本不足以掀翻俄羅斯政府，更無法擊敗俄羅斯軍隊。若不是因為有英國的暗助，他們恐怕早已淪為草中枯骨。
在俄國革命的所有骯髒秘密中，這可以稱得上是最骯髒的一個。
我們的故事要從列夫・托洛茨基開始。
正是托洛茨基指揮了1917年11月7日的布爾什維克政變，同時也是他領導紅軍贏得了內戰。
可以說沒有托洛茨基，就不會有後來的蘇聯。
但托洛茨基並非僅憑一己之力就完成這些壯舉。他得到了來自英國政府的幫助。
托洛茨基與英國情報部門之間的聯繫一直以來都被嚴重忽略了。
托洛茨基與英國情報部門
當1917年3月15日沙皇被推翻的時候，托洛茨基正在紐約擔任記者。他立刻搭船要趕回俄羅斯，但是當他的船停靠在加拿大新斯科細亞省的哈利法克斯（Halifa）時，英國當局卻趁機逮補了他。
托洛茨基就這樣被英國扣留在了加拿大一個月。
不知何故，英國秘密情報局（SIS）卻決定出手營救托洛茨基，下令釋放他。這項命令是由英國對外情報部門，即今天廣為人知的MI6的美國分局局長威廉・懷斯曼（William Wiseman）直接下達的（註13）。
1917年4月29日托洛茨基獲釋後，他便迅速趕赴俄羅斯參加革命。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就是歷史了（註14）。
在俄羅斯，英國的代理人一直與托洛茨基維持著聯絡。其中一位代理人是克萊兒・謝里丹（Clare Sheridan），她恰好是邱吉爾的表妹。她是一位對布爾什維克抱持同情態度的雕塑家。謝里丹為托洛茨基做了塑像，據說還成為了他的情人（註15）。有可靠的消息來源聲稱，謝里丹的另一個身份是英國間諜（註16）。
托洛茨基在1929年被史達林流放，他的餘生都在逃亡中度過。
在1938年的莫斯科叛國罪審判中，在庭審上缺席的托洛茨基就是以秘密替SIS效命的罪名被定罪。指控他的關鍵證人是蘇聯外交官克里斯蒂安・拉科夫斯基（Christian Rakovsky），他作證稱英國情報部門曾在1924年試圖用一封偽造的信件來勒索他，而這一切都是在托洛茨基知情並准許的情況下進行的（註17）。
“我後來去了莫斯科，親自與托洛茨基對質，”拉科夫斯基說。“托洛茨基說那封偽造的信只是一個藉口。他承認我們確實在與英國情報部門合作。”
被隱藏的歷史
蘇聯的作秀審判當然稱不上是最可靠的證據。然而，仍有大量獨立的證據證實了拉科夫斯基的證詞。
假如拉科夫斯基的指控屬實，這就意味著托洛茨基早在1924年就已經開始為英國情報部門效力。如此一來，他與英國人的聯繫很可能是在更早之前就已經建立了，也許就是在1917年的時候，當時MI6忽然神秘地將他從加拿大拘留營中放了出來。
有證據顯示，托洛茨基在1920年的時候就已經處於秘密情報局的控制之下，當時邱吉爾還曾公開譴責他是一個詭計多端的“國際猶太人”。
從這個角度來看，邱吉爾在《星期日先驅報》上發表的反猶太言論其實根本就是煙霧彈。
但這是為了遮掩什麼呢？
當邱吉爾將俄國革命歸咎於猶太人——特別是托洛茨基——他究竟想要掩蓋的是什麼？
你絕對不會在傳統的歷史教科書中找到答案。因為這個故事已經被抹去了。
但在1920年那時，這些記憶還未褪色。許多當事人皆留下了他們的證言。英國人在俄羅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引起了人們的強烈質疑。他們迫切需要一個替罪羊。
英國的背叛
喬治・布坎南（George Buchanan）是1910−1918年的英國駐俄羅斯大使，他在1923年的回憶錄中用了整整十六頁的篇幅，來否認是英國策劃了俄國革命（註18）。
他為什麼要特地否認這件事？
原因是，當時有不少知名的俄羅斯流亡者指責英國在幕後促成了這場革命，包括沙皇的叔父保羅大公（Grand Duke Paul）的遺孀奧爾嘉・帕列伊公主（Olga Paley）。
保羅是沙皇亞歷山大三世的弟弟，亞歷山大三世則是尼古拉二世的父親。
帕列伊公主在1922年6月1日的《巴黎評論》（Revue de Paris）上寫道：“在（首相）勞合・喬治的命令下，英國大使館已經成為了宣傳的溫床。自由派、洛夫親王（Prince Lvoff）、米留科夫（Miliukoff）、羅將柯（Rodzianko）、馬克拉科夫（Maklakoff）、古奇科夫（Guchkoff）等人經常在那裡聚會。正是在英國大使館的煽動下，這些人才決定捨棄合法的途徑，走上革命一途。”（註19）
這位公主同樣指責法國大使毛里斯・巴列奧洛格（Maurice Paléologue）協助布坎南實現了這些陰謀，儘管這並非他所願。“他當時的處境非常尷尬，”她寫道。“他（巴列奧洛格）從巴黎得到了明確的命令，要求他不管在任何事情上都要支持英國同事的決定，但他很清楚這麼做其實並不符合法國的利益。”（註20）
法國屈服於英國
巴列奧洛格在1925年的回憶錄中承認，布坎南與俄國激進分子的勾結經常令法國大使館陷入左右為難的境地。“我曾多次被人問及布坎南與自由派到底是什麼關係，事實上，曾有人非常嚴肅地質問我，他是否在秘密地幫助革命事業，”他在1916年12月28日的一篇日記中寫說（註21）。
巴列奧洛格對此是矢口否認，他堅稱布坎南是一位“完美的紳士”，他“絕無可能密謀反對與他的王室結盟的君主。”
維亞澤姆斯基親王（Prince Viazemsky）曾以“充滿挑戰的目光”注視著巴列奧洛格，並反譏說：“但如果他的政府命令他煽動我們的無政府主義者，他就必須去這麼做！”
巴列奧洛格則反駁說：“假如他的政府命令他在下次與沙皇共進晚餐時偷走一把叉子，你覺得他會照做嗎？”
巴列奧洛格心裡肯定很清楚，如果真的接到命令，何止是叉子，他的英國同事甚至會把沙皇的每一件銀器都偷走。
儘管如此，由於三百萬德軍已逼近巴黎，法國的生存現在完全取決於英國，因此它也無力改變局勢。
了解英國的計畫
當帕列伊公主聲稱英國大使館才是革命的中樞神經時，她絕不只是在跟著附和當時的傳言而已。她實際上非常了解英國在彼得格勒的動向。
公主的丈夫，保羅大公深度參與了逼迫沙皇退位的陰謀。幾乎每一步，他和他的王室親屬都與英國大使館保持著密切地合作。
他的兒子德米特里（Dmitri，公主的繼子）也參與了這場陰謀。
1916年12月30日，德米特里參與了暗殺“妖僧”拉斯普京的行動。近一百年來，歷史學家總是告訴我們這次行動是由費利克斯・尤蘇波夫親王（Prince Felix Yusupov）領導的——他是一個同性戀、異裝癖社交名人——但所有證據皆表明，真正的領導人應該是英國情報人員奧斯瓦爾德・雷納德中尉（Oswald Rayner），他曾是尤蘇波夫在牛津大學時的密友。
根據安德魯・庫克（Andrew Cook）的《刺殺拉斯普京》（To Kill Rasputin，2006），雷納德當時人就在刺殺現場，並且就是他向拉斯普京的頭部開了致命一槍（註22）。
庫克指出，一份英國的秘密通信內容也證實了這一點，它說道：“我們的目標已經達成。人們對‘黑暗勢力’被剿滅的反應都很熱烈...雷納德正在處理一些剩下的爛攤子。”
“黑暗勢力”是英國人用來稱呼拉斯普京及其在俄國宮廷中的“反動”追隨者們的代號（註23）。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帕列伊公主一家人也為英國王室做過不少事，甚至到了欺君罔上的程度。儘管有這些貢獻，公主一家人最終卻還是被英國人無情背叛和拋棄了，應該說是整個俄羅斯都被背叛了。
像保羅大公這樣的俄羅斯自由主義者本來一直以為英國會幫助他們，在俄國建立一個民主的君主立憲國家。誰也沒想到，在結束了歷時五年的內戰後，接下來迎來的卻是長達七十年的共產主義統治。
最後，帕列伊的丈夫連同她唯一的兒子都被布爾什維克殺害，她的丈夫被槍決，兒子弗拉基米爾（Vladimir）則是被扔進煤井，然後用木頭和石塊壓死（註24）。
奇怪的聯盟
“英國，真是一個奇怪的盟友，”帕列伊公主在她1924年出版的自傳《俄羅斯回憶錄：1916−1919》（Memories of Russia 1916-1919，註25）寫道。
這位公主在她的書中納悶道，俄羅斯人怎麼會如此輕易地被愚弄，乃至竟然相信英國人的誠意。“明明在俄羅斯的歷史上，”她寫說：“英國人對我們的敵意已經持續了整整三個世紀。”
她說得一點也沒錯。這位公主正確地指出，英國已經費盡心機了三百年在阻止俄羅斯進入她所說的“自由水域”（即取得對暖水港的控制權），他們為此可以說是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公主認為，布爾什維克主義實際上只是英國用來削弱俄羅斯的一枚棋子。
“難道不正是因為英國，俄羅斯才會陷入如今的境地嗎？”她問說。“英國有意扶植...蘇聯政府的原因是為了不讓真正的俄羅斯、那個作為民族國家的俄羅斯復活與崛起。”
有大量的證據表明，帕列伊公主的觀點是正確的。
布爾什維克確實是被英國利用的棋子。
英國為何不能讓俄羅斯贏得戰爭
儘管英國和俄羅斯在一戰期間名義上是盟友，但俄羅斯戰敗帶給英國的益處卻遠大於戰勝。這是俄國革命背後的一個非常關鍵的考量。
1915年，俄軍已經全面潰敗、損失慘重。德國人、奧地利人和土耳其人正在三條戰線上齊頭並進。
德國向俄羅斯提出了單獨的議和條件，這讓沙皇尼古拉十分心動（註26）。
但協約國卻在此時介入了談判。他們向尼古拉拋出了一個他無法拒絕的提議。1915年3月，他們與沙皇達成秘密協議，承諾一旦協約國獲勝，就會將君士坦丁堡和達達尼爾海峽都劃分給沙皇（註27）。
俄羅斯人接受了這個提議，但現有的證據皆表明，英國人從未打算兌現承諾。
如同帕列伊公主指出，阻止俄羅斯人進入地中海是英國幾百年來的國策。如果俄羅斯掌控了達達尼爾海峽，它的軍事艦隊就會對英國控制的蘇伊士運河和東方貿易路線形成威脅。
這是1915年的英國政府絕不可能允許發生的事情。
讓俄羅斯戰敗——英國真正的戰爭目標？
帕列伊公主在她的回憶錄中寫道，英國首相勞合・喬治“在接獲俄羅斯政府垮台的消息時，他竟激動地搓著雙手說：‘英國的其中一個戰爭目標已經實現了！’”（註28）
由於公主沒有透露這段話的出處，因此它很可能是杜撰的。
儘管如此，這一軼聞還是足以反映出許多俄羅斯人對英國其實另有所圖的懷疑。
有證據顯示，早從戰爭一開始的時候，英國領導人就已經在策劃著該如何讓他們的俄羅斯盟友陷入萬劫不復。
這當然也是赫伯特・基欽納勳爵（Herbert Kitchener）的態度，他從1914年8月5日開始擔任陸軍大臣，直到他在1916年6月5日逝世為止。
據美國歷史學家大衛・弗羅姆金（David Fromkin）在1989年出版的《終結所有和平的和平》（A Peace to End All Peace）一書中表示，基欽納勳爵堅信俄羅斯是永恆的敵人，亦是唯一能夠挑戰英國的亞洲霸權的歐陸強權。弗羅姆金寫道：
“在基欽納看來，德國是在歐洲的敵人，俄羅斯則是在亞洲的敵人：英國與俄羅斯在1914年結為盟友導致了一個弔詭的局面，一旦英國在歐洲取得勝利，就意味著它在亞洲失敗了。從基欽納的角度來看，這場戰爭唯一能令人滿意的結果就是在打敗德國的同時，確保俄羅斯也沒有贏得任何什麼——而在1914年那時，他們還沒有想清楚該如何實現這一點。”（註29）
最後，英國人真的實現了基欽納所追求的結果。
德國輸掉了戰爭，但俄羅斯也什麼都沒贏。
大博奕
英國人長久以來一直有著智勝俄羅斯人的傳統，他們稱之為“大博奕”（Great Game）。
據說是英國情報官員亞瑟・康諾利（Arthur Conolly）在1840年創造了“大博奕”一詞，以用來描述英國與俄羅斯間諜彼此之間的爾虞我詐，雙方為了掌控中亞的草原而展開了激烈的鬥爭，英國一直在拼命試圖阻擋俄羅斯南進往印度的腳步（註30）。
然而，大博奕的舞台並非僅侷限於印度，更不是從1840年才開始，而是已經持續了好幾個世紀。
當英國探險家在1553年首次接觸俄羅斯時，其在他們眼中只不過是一個弱小而孤立的國家，仍在努力驅逐三百年前征服這裡的最後一批亞洲軍閥。蒙古和韃靼王子們在1553年時仍佔據著黑海沿岸，就像自成吉思汗時代以來一樣。但現在他們只是土耳其蘇丹蘇萊曼大帝的附庸。俄羅斯的南部海岸皆處於土耳其的控制之下。沒有蘇丹的允許，俄羅斯的船隻便不得通過黑海。
沙皇伊凡四世——別名伊凡雷帝——起初對英國商人十分禮遇，但他們卻要求壟斷俄羅斯的貿易，這讓他完全無法接受。由於他們的無禮，伊凡直接下令驅逐了新成立的英國莫斯科公司（註31）。
英國人為何支持土耳其人
兩百年後，俄羅斯早已非當年的吳下阿蒙。俄國女皇葉卡捷琳娜二世在與蘇丹進行了兩次戰爭（1768−1774；1787-1792年）後，終於成功將土耳其人趕出了黑海沿岸。
葉卡捷琳娜的成功，同時也敲響了倫敦的警鐘。
俄羅斯現在擁有了黑海的出海口，這直接威脅到了英國對地中海的控制。
黑海要塞奧恰科夫（Ochakov）在1788年落入俄軍手中，英國人不惜以發動戰爭作為威脅，要求葉卡捷琳娜將它還給蘇丹。
她拒絕了。
英國選擇了讓步，放棄了最後通牒，但卻也誓言絕不會再讓俄羅斯進一步擴張下去（註32）。
他們的算盤是要挑起穆斯林與基督徒之間的衝突。在接下來的一百年裡，英國持續支持著搖搖欲墜的鄂圖曼帝國，以作為制衡俄羅斯的力量。
“希臘計劃”
葉卡捷琳娜的算盤卻與英國正好相反。
葉卡捷琳娜並不打算主動挑起穆斯林與基督徒的紛爭，而是決定團結所有的基督徒，一起將土耳其人徹底趕出歐洲。
彼時的鄂圖曼帝國仍然統治著歐洲的大部分地區，包括希臘及其它巴爾幹國家，例如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塞爾維亞、阿爾巴尼亞、摩爾多瓦、科索沃與馬其頓。
葉卡捷琳娜試圖將這些基督教土地從穆斯林的統治中解放。
她渴望重建過去信奉希臘東正教的拜占庭帝國的榮光。
然後她的孫子康斯坦丁將會被加冕為拜占庭皇帝。
他的首都將設在君士坦丁堡（俄羅斯人習慣稱其為沙皇格勒，即“凱撒之城”）。
這就是葉卡捷琳娜的“希臘計劃”（Grechesky proyekt，註33）。
俄羅斯的拜占庭根源
葉卡捷琳娜對拜占庭帝國的懷念實際上是深植在俄羅斯的歷史中。
在公元988年之前，東斯拉夫人（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的祖先）仍一直是崇拜古老斯拉夫諸神的異教徒。
基輔大公弗拉基米爾一世在988年皈依了基督教，確切地說是拜占庭希臘人的東正教。
拜占庭傳教士以希臘字母為基礎，為斯拉夫人發明了一套字母表，它後來就演變成了今天的西里爾字母。
當君士坦丁堡在1453年被土耳其人攻破後，許多拜占庭人紛紛逃往了俄羅斯。
莫斯科大公娶了拜占庭公主索菲婭・巴列奧略為妻，她是最後一位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的侄女，這位末代皇帝最終戰死在與土耳其人的巷戰中。
為了紀念滅亡的拜占庭帝國，伊凡採用了拜占庭的雙頭鷹來作為俄羅斯的國徽。他自封“沙皇”（意即凱撒），並宣布莫斯科為“第三羅馬”，意指其繼承了目前被土耳其人控制的“第二羅馬”——君士坦丁堡。
俄羅斯帝國就這樣宛如鳳凰般，從君士坦丁堡的廢墟中誕生了（註24）。
基於這些原因，俄羅斯和希臘之間存在著淵源流長的聯繫。俄羅斯人視拜占庭為自己的精神祖先，希臘人則視俄羅斯為救世主與保護者。
為什麼英國反對“希臘計劃”
葉卡捷琳娜十分希望她的“希臘計劃”能夠獲得其他基督教統治者的響應，無論他們是天主教徒還是東正教徒。
她在1780年秘密地向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約瑟夫二世提出了這個構想（註35）。
然而，英國人卻有不同的打算。他們很快就知悉了葉卡捷琳娜的計畫，並下定決心要阻止它。
英國人很清楚，葉卡捷琳娜心目中的新拜占庭帝國將會成為俄羅斯最忠實的盟友，畢竟兩者擁有相同的東正教信仰。
它將徹底取代鄂圖曼帝國，使權力的天秤開始向俄羅斯傾斜。
英國人將無法再離間土耳其人與俄羅斯人、穆斯林和基督徒。他們將得面對組成統一戰線、扮演東方門戶守護者的東正教徒。
對英國來說更糟糕的是，葉卡捷琳娜的新拜占庭帝國肯定會向俄羅斯開放達達尼爾海峽，這意味著後者的軍艦將能夠進入地中海。
如此一來，英國就會失去對地中海和東方貿易路線的控制權。
正是出於這些原因，讓英國人下定決心無論如何也要阻止葉卡捷琳娜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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