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潘恩的振臂高呼對美國人實現他們的秘密命運，也就是創造一個人人自由且平等的未來有著無可抹滅的貢獻。
傑佛遜的《獨立宣言》背後同樣有他的貢獻...潘恩非常強調
政教分離、宗教寬容的重要性，在那個迫害氛圍仍十分濃厚的時代他卻毫不畏於批評特權階級
...恐怕還要經過千百年的漫漫長路，人類才能終於實現這位愛國者心目中的大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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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是托馬斯・潘恩用他的筆桿子為殖民地贏得了獨立，其甚至比喬治・華盛頓的槍桿子還好使。只有對政府、宗教以及教育進行全面的大破大立，人類才能實現甚至連今天的我們都還只能遙望的、托馬斯・潘恩當年所設想的大同世界。
無論是在美國還是法國，托馬斯・潘恩都是革命的定海神針。作為一位勤勤懇懇、以劈柴伐木為生的貴格會教徒之子，年輕的托馬斯只接受了中學程度的教育；直到後來開始在政治與社會議題上展露頭角之前，他也曾經像父親一樣做過伐木工。多虧本傑明・富蘭克林的啟發，托馬斯・潘恩才成為了一名堅定不移的人權捍衛者。兩人是在英國偶然結識，潘恩最後也在富蘭克林的鼓勵下來到美國，開始以寫作為業。雖然出生在英國，潘恩卻是殖民地自由事業的忠實衛士。他的著作激起了一股如星火燎原般的愛國熱情，以至於有人說在為殖民地爭取獨立這件事上，他的筆尖甚至比喬治・華盛頓的刀鋒還要銳利。
托馬斯・潘恩還曾協助傑佛遜起草《獨立宣言》，最新的研究認為可能是他先完成了整個大綱，然後再將其交給傑佛遜進行潤飾和修改。《獨立宣言》中提到的“自然法”與“自然神”更是明確反映出了潘恩個人的神學觀點。
潘恩在獨立戰爭期間曾為大陸軍政府出任過不同的公職，他在1789年返回歐洲。三年後，他出版了《人的權利》（Rights of Man），儘管沒人反駁得了這本書所提出的真知灼見，但是其所掀起的反響之巨大，還是迫使他不得不逃離英國，以免被以叛國罪起訴。他選擇前往法國尋求庇護，並立刻在這裡以革命黨支持者的身份參與法國大革命，他大膽主張應該放逐路易十六，但他反對處死這位國王。他在這個問題上的寬容態度必定是讓一些激進分子感到十分不滿，所以後來羅伯斯庇爾下令將他送上斷頭台。他在淪為階下囚之前才剛發表了自己的傳世名作《理性時代》（Age of Reason）的第一部分；之後他在被囚禁的十個月裡完成了第二部分。
最後能與人頭落地的結局擦肩而過，對潘恩而言完全是一場幸運的意外，很多時候就是這些意外大大改變了歷史的進程。這次意外就是羅伯斯庇爾的垮台，取代他上台的人很快就重新恢復了潘恩在革命大會中的地位。
隨著法國的局勢逐漸穩定下來，人們開始討論要建立一個長久的政府，潘恩也漸漸將他的目光轉向了喬治・華盛頓，他對後者十分輕視，這也導致潘恩的名聲在美國一落千丈。
潘恩在1802年重返美國，此時實際上已是他人生中的暮年。他最後在1809年與世長辭，遺體則在十年後被送回英國，終於得以落葉歸根。
托馬斯・潘恩是一位自由思想家與大膽的寫手。“領先時代”也許是他這一生最大的不幸，但時代的軌跡也恰恰是因為他的出生和才華而被徹底改變。他以剛正不阿的態度與嫻熟精湛的文筆痛斥英國政府的腐敗，使他幾乎成了全英國最令人聞之色變的男人。然後，憑著身為貴格會教徒的一腔熱血，他又繼續透過他的筆桿斥責教會的腐敗，既禍害歐洲的黎民百姓，也拖累人類的社會進步。
在《理性時代》這本書中，潘恩強調了政教分離的重要性，相比起一廂情願的相信二者能夠相輔相成，他更願意揭穿其污穢不堪的真相。他對宗教基本上抱持著大而化之的態度，他相信所有的宗教信徒本質上都同樣是在追求善，宗教信仰也有益於人類的靈性。可是這種觀點顯然不合時宜，於是他成了眾多激進分子的眼中釘。在那個迫害氛圍仍十分濃厚的時代，宣揚宗教寬容是一件相當吃力不討好的事。
當神職人員選擇與國家狼狽為奸，一心只想著追求私慾的時候，他們所代表的靈性權威便再也無法引起人們的共鳴；所以潘恩指責他們背叛了所有公眾的信任。潘恩所看見的宗教領袖盡是縱情聲色、玩弄權術與狼心狗肺之人，只懂得如何與貴族階級一起壓迫和剝削大眾。面對已經敗壞到極點的教會，他再也無法忍受，決心要用自己雄辯的口才與過人的勇氣來傳達自己的信念，不管這要付出多少代價。
他對貴族也抱持著同樣的不屑。在他看來，特權階級基本上不比寄生蟲好到哪去，都是靠著誠實人的辛苦勞動為生，卻完全不關心公眾的利益。由荒淫無道的貴族與阿諛奉承的公務員組成的政府更是令潘恩的怒火沸騰到了極點，現在他要用大眾也可以輕易理解的語言來表達自己的憤慨。他說，無能的教會再加上無能的政府，那就等於沒有教會也沒有政府。政府的鋪張浪費對人民來說已經夠糟，但更可恥的是教會居然宣稱人們應該接受這是上帝的安排，是上帝想要讓人們通過忍耐和謙卑來淨化自己的靈魂。
光是提出人人生而自由與平等對潘恩而言還遠遠不夠；這些自由人同時也應該享有籌組代議政府的不可剝奪的權利，以及其它所有有益於人們享受更多自然之善的權利。
無論是在他那時還是我們的時代，都很難再找到比他還要更固執的完美主義者。如同大部分的理想家，他太過拚命想要捍衛人性，結果反而因此不願正視人性的醜陋。人類想要達到潘恩理想中的境界，尚需幾千年的磨礪，還有政府、宗教以及教育的全面汰舊換新。他號召眾人去追求更崇高的命運，不過人們實際上只是似懂非懂，並沒有真的理解他的用心良苦。
這或許多少也可以解釋為什麼潘恩對華盛頓如此嚴苛。潘恩親眼見證了美國政府的誕生，想必他也看過不少發生在那些最為關鍵的時刻裡的黨同伐異。作為總統，華盛頓無法博取所有人的歡心；他的當選也是幾經波折之後才確定的結果。新政府才成立沒多久便馬上陷入了政治困境，唯利是圖的政客從一開始就沒少過，就好像他們從未離開過。潘恩眼看著這個新生國家所信奉的崇高的理念正在遭到扭曲與誤解，於是當其他人都審慎地決定先保持沉默時，只有他選擇直抒己見。
潘恩的公共生活同樣充滿了挫折，他毫不在乎別人對自己的羞辱，從來不會因此改變立場。他永遠也不會承認，自己的主張對於一個想要實現長治久安的政府來說實在太過不切實際。
有足夠政治經驗的明智公職人員應該都知道，公職並非無所不能，任何好的想法都必須一步步且在最合適的時機推行，才能避免被公眾的惰性與反對所阻礙。從原則上來講，潘恩是對的，他確實留下了一個不朽的印記。
他是一個烏托邦主義者，是有著堅定意志的夢想家。當世界民主的夢想終於實現的那一天，潘恩的名字與故事也將會永垂不朽；因為他是引領人類進步的偉大先驅中特別不凡的一位。
托馬斯・潘恩的征程是實現人人自由平等的秘密命運的一部分。
他的人生有許多波折，但他最後總是能化險為夷。他正是那條將大地與奧林匹斯山的頂峰緊緊相連在一起的金鏈中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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