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暗殺了甘迺迪兄弟嗎？

https://www.unz.com/article/did-israel-kill-the-kennedies/ 

By Laurent Guyénot

引言

1968年6月6日午夜剛過，參議員羅伯特・甘迺迪就在洛杉磯大使酒店的後院中被人開槍刺殺。當時他正在慶祝自己贏得了加州初選，這讓他成為了最有可能代表民主黨角逐總統的候選人。他的支持率是如此驚人，以至於共和黨的理查・尼克森幾乎已經篤定沒有勝算。四十三歲的羅伯特本來會成為美國有史以來最年輕的總統，此前他已經在自己哥哥的政府中出任過年輕的司法部長。他的英年早逝為尼克森掃除了阻礙，使後者在1960年被約翰・甘迺迪擊敗過了八年後終於當上總統。

約翰是在羅伯特過世的四年半前遇刺。假如他還活著，他肯定會連任總統到1968年。相反地，他的副總統林登・詹森在現實中接替他在1963年執掌白宮，但不受歡迎的他最終只能在1968年宣布放棄連任。有趣的是，詹森是在甘迺迪去世的當天宣誓就任總統，並在羅伯特去世的幾個月後結束任期。兩次調查恰好都發生在他掌權的時候。

這兩次調查普遍被外界認為是在掩蓋真相。官方的結論充滿了自相矛盾，我們將在這篇文章中總結這些矛盾。但我們要做的還不止如此：我們將證明破解這兩起懸案的關鍵就在於它們之間隱藏的聯繫。我們要在本文中徹底解決這些謎團。

正如蘭斯・德哈文−史密斯（Lance deHaven-Smith）在《美國陰謀論》（Conspiracy Theory in America）中所言：

“很少有人會將甘迺迪兄弟的遇刺視為一起連環謀殺案。事實上，每當談及這兩起謀殺案時，美國人往往很少使用複數形式的‘Kennedy assassinations’...顯然，這反映出了記者、政客與數百萬普通美國人一直無意識地在避免將這兩起暗殺事件聯繫在一起，即使事實證明這兩名受害者有著許多共同的聯繫。”（註1）

約翰和羅伯特是一對感情誠摯的兄弟。甘迺迪的傳記作家們經常強調羅伯特對他的哥哥是多麼忠心耿耿。1952年約翰成功競選參議員時就是羅伯特在背後為他統籌競選活動，還有1960年的總統選舉也是。約翰不僅任命他為司法部長，他同時也是約翰身邊最親密的顧問，不管是在外交還是軍事事務上。約翰最欣賞羅伯特的地方是他的正義感與剛正不阿的性格。例如，正是羅伯特鼓勵約翰應該全力支持黑人民權運動（註2）。

鑒於甘迺迪兄弟之間的真摯情誼，兩次甘迺迪遇刺事件毫無關聯的可能性有多大？相反地，我們應該先假設它們彼此之間應該有某種關聯。只需要用常識想想就知道，甘迺迪兄弟極有可能是被同一股勢力出於同樣的動機殺害的。至少，阻止羅伯特當上總統是為了不讓他有機會重新審理自己兄長的死亡，這聽起來是一個非常合理的假設。出於羅伯特對哥哥的忠誠與對正義的執著，人們很容易可以預見一旦他入主白宮，就一定會下令重審此案。但回到1968年那時，有任何跡象表明他真的會這麼做嗎？

鮑比是否計劃重新調查兄長之死？

大衛・塔爾伯特（David Talbot）曾在他2007年出版的《兄與弟：甘迺迪時代不為人知的歷史》（Brothers: 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Kennedy Years）中對這個問題給予了肯定的答案。羅伯特從未相信過《華倫報告》的結論，即李・哈維・奧斯華（Lee Harvey Oswald）就是殺害他哥哥的唯一兇手。由於他很清楚詹森在打什麼主意，所以他拒絕在華倫委員會面前作證。因此當報告出爐時，他別無選擇，只能公開表示支持報告的結論，但“私底下他對這份報告十分鄙夷，”如同他的兒子小羅伯特・甘迺迪（Robert Kennedy, Jr.）所回憶的那樣（註3）。與他親近的友人們曾問他為什麼不公開表達自己的懷疑，對此羅伯特回應說：“我現在不能這麼做。時機還沒有到。”（註4）

從1963年11月22日開始，羅伯特就一直受到詹森和胡佛的孤立與監視。儘管他仍然是司法部長，但他很清楚自己無力對抗殺害哥哥的龐大勢力。然而，他並沒有放棄私下進行自己的調查；他首先找上了CIA局長、甘迺迪的好友約翰・麥康恩（John McCone），以查明CIA是否涉及其中，最終他確信CIA是清白的。1964年3月，他又與自己多年來的死對頭、黑手黨老大吉米・霍法（Jimmy Hoffa）進行了一次面對面交談，他們兩人曾花了十年的時間互相鬥爭，他懷疑對方可能將仇恨發洩在了他的哥哥身上。羅伯特也請求他的朋友丹尼爾・莫伊尼漢（Daniel Moynihan）去徹查負責保護總統的特勤局中是否有任何內奸（註5）。當然，羅伯特也懷疑詹森，他一直不信任後者，正如傑夫・謝索爾（Jeff Shesol）在《虎鬥龍爭：林登・詹森、羅伯特・甘迺迪與橫跨十年的鬥爭》（Mutual Contempt: Lyndon Johnson, Robert Kennedy, and the Feud that Defined a Decade，1997）中所指出的那樣。

事實上，在甘迺迪總統遇刺僅僅一個星期後，即1963年11月29日，甘迺迪兄弟的好友比爾・沃爾頓（Bill Walton）就動身前往莫斯科，並通過一名值得信任的特工向赫魯雪夫傳達了一個口信，這名特工在過去就一直是赫魯雪夫與甘迺迪兩人之間的秘密溝通橋樑，這是羅伯特和賈桂琳・甘迺迪的口信；根據20世紀90年代亞歷山大・弗森科（Alexandr Fursenko）與蒂莫西・納夫塔利（Timothy Naftali）在蘇聯檔案中發現的一份備忘錄，羅伯特和賈桂琳是想要告知這位蘇聯總理，他們認為甘迺迪是“一場右派分子策劃的陰謀的受害者”，並且“由於詹森的原因，美蘇關係可能會出現裂痕，但這種情況不會永遠持續下去。”（《賭局》〔One Hell of a Gamble，1998〕，註6）

羅伯特還聯絡了一位前MI6官員，他曾是羅伯特的父親在擔任駐倫敦大使時的朋友。這位退休英國官員又找上自己在法國的一些值得信賴的朋友，並委請兩名法國情報人員花了三年的時間進行秘密調查，其中包括在美國訪問上百名證人。他們的調查報告強烈暗示林登・詹森與德州的一群右派石油大亨們涉有重嫌，這份報告後來被送給了羅伯特，就在他於1968年6月遇刺身亡的幾個月前。羅伯特去世後，他最後一位在世的弟弟泰德・甘迺迪（Ted Kennedy）不願意捲入此事。調查人員隨後聘請了一位叫做埃爾韋・拉馬爾（Hervé Lamarr）的法國作家，讓他以筆名詹姆斯・赫本（James Hepburn）將這些資料整理成書。這本書最初是以法語出版，書名為L’Amérique brûle，後來它也被翻譯成英語《送別美國：刺殺甘迺迪的陰謀》（Farewell America: The Plot to Kill JFK）。書中的結論相當值得引述：

“甘迺迪總統的遇刺毫無疑問是魔術大師的傑作。這是一場舞台魔術，著各種精心設計的道具和假可亂真的鏡子，而當布幕落下時，不只是演員們，甚至連整個佈景都消失了...這些陰謀策劃者們是對的，陰影和沉默將掩蓋他們的罪行，一切的責任都會被歸咎給‘瘋子’和人為疏忽。”（註7）

羅伯特本來計畫要在1972年參選總統，但越戰的升級使他決定在1968年就提早出馬。另一個可能影響他的因素是1967年紐奧良地區檢察官吉姆・加里森（Jim Garrison）進行的調查。加里森曾親眼看過亞伯拉罕・扎普魯德（Abraham Zaprude）拍攝的業餘錄影，這捲影帶在暗殺事件發生當天就被FBI沒收了。儘管錄像後來明顯被篡改過，但它仍然顯示出真正致命的那一槍其實是從總統前方的“草丘”射出的，而不是來自他後方的教科書大樓，也就是所謂奧斯華開槍的位置。

對於這次調查，甘迺迪曾請求他最好的朋友之一的弗蘭克・曼基維奇（Frank Mankievitch）密切關注調查的進展，“如果到了我可以提供幫助的時候，你就要立刻告訴我。”他曾向自己的朋友、《展望》（Look）雜誌主編威廉・阿特沃德（William Attwood）透露，他跟加里森一樣懷疑這是一場陰謀，“但在我們控制住白宮之前，我什麼也做不了。”（註8）他沒有公開支持加里森，因為他認為考慮到調查結果尚不確定，太早表態反而可能不利於日後重啟調查，甚至可能會讓外界以為他只是意氣用事，從而削弱他當選的機會。

總之，看來毫無疑問的是，假如羅伯特・甘迺迪當上總統，他就會盡一切努力來重新審理哥哥的遇刺案。殺害約翰的兇手們當然不會不清楚這一點。他們別無選擇，只能除掉羅伯特。這是第一個結論，其已足以說服我們開始對兩起甘迺迪遇刺事件進行比較分析，尋找有沒有可能引導我們找出幕後黑手的共同線索。現在，讓我們先從羅伯特・甘迺迪的遇刺事件開始。

索罕・索罕是一位因為仇恨以色列而起殺機的巴勒斯坦人嗎？

在羅伯特中彈身亡僅僅幾個小時後，媒體就迅速向美國人民公佈了刺客的身份、動機甚至是詳細的成長背景（註9）。當時二十四歲的索罕・比薩拉・索罕（Sirhan Bishara Sirhan）出生於約旦，並在1948年與家人一起被逐出西耶路撒冷後移居美國。刺殺事件發生時，記者在索罕的口袋裡發現了一張被剪下的報紙，上面的內容是羅伯特在大力稱讚以色列，然後還有一段聽起來就像是競選承政見的話：“美國應該毫不猶豫地向以色列出售其長久以來所承諾的五十架幽靈戰鬥機。”從索罕家中發現的手寫筆記也證實，他預謀這起行動已久，且動機就是他對以色列的仇恨。

從那一天起，主流媒體就不斷重複著這個說法。《洛杉磯時報》的傑里・科恩（Jerry Cohen）在頭版報導中聲稱，索罕“被他的一名熟人形容為‘惡毒的’仇視以色列者，”（科恩後來在《鹽湖城論壇報》的一篇文章中將這句話改成了“惡毒的反猶主義者”），他繼續說道：“根據調查以及最了解他的一些人透露，他是一個對以色列抱有強烈仇恨的年輕人。”科恩推斷說：“甘迺迪參議員最近正好發表了親以色列的言論，這讓他成為了宣洩仇恨的對象。”科恩進一步表示：

“差不多三個星期前，這位被指控刺殺參議員羅伯特・甘迺迪的年輕約旦難民曾寫下一份筆記，裡面寫道：‘甘迺迪必須在1968年6月5日之前被殺死’——這一天恰好是六日戰爭的一週年紀念日，以色列在那場戰爭中徹底擊敗了埃及、敘利亞和約旦這三個它的阿拉伯鄰國。”（註10）

在2001年9月11日後，羅伯特的悲劇又被新保守主義者們納入了他們的“文明衝突”和“反恐戰爭”神話中。索罕成為了最早的美國本土伊斯蘭恐怖主義者。喜好駁斥陰謀論的梅爾・艾頓（Mel Ayton）曾在他的《被遺忘的恐怖分子》（The Forgotten Terrorist）中聲稱自己提供了“大量證據證明（索罕是）狂熱的巴勒斯坦民族主義者”，他並堅持“索罕是唯一的刺客，他的這種出於政治動機而犯案的行為堪稱當今恐怖主義的先驅。”

2008年，在羅伯特逝世四十週年之際，《波士頓環球報》的薩沙・伊森伯格（Sasha Issenberg）回憶說，羅伯特・甘迺迪之死是他“第一次感受到中東恐怖主義的可怕”。他引用了哈佛大學教授艾倫・德肖維茨（Alan Dershowitz，其以作為喬納森・波拉德〔Jonathan Pollard〕的辯護律師而聞名）的話說：

“我認為這是一次針對以色列及其支持者而來的暴力行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是美國伊斯蘭恐怖主義的開端。這是第一槍。當時我們很多人其實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註11）

德肖維茨似乎不知道索罕實際上是來自一個基督教家庭。《猶太奮進報》（The Jewish Forward）雖然在一篇文章中承認了這一點，卻不忘補充說，他的身上流淌著與伊斯蘭狂熱主義相同的血液：

“但他的與他的穆斯林同類們——那些9/11事件的策劃者——抱有相同的情感，也就是對以色列的近乎本能、非理性的仇恨。正是這樣的仇恨導致他奪走了一位至今仍被許多人認為是上一個世代最偉大的希望的性命。”

“羅伯特・甘迺迪是現代阿拉伯恐怖主義的第一位美國受害者，”《奮進報》的記者沉痛地譴責說：“索罕憎恨甘迺迪，因為他力挺以色列。”（註12）

這就引出了一個問題：鮑比真的是以色列支持者嗎？但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還有一個更迫切的疑問：殺了鮑比的人真的是索罕嗎？

真的是索罕殺了羅伯特・甘迺迪嗎？

如果我們相信官方的說法和主流新聞，那麼羅伯特・甘迺迪的遇刺案就應該是一樁一目了然的案件。兇手的身份已毋庸置疑，因為他是被當場逮捕，手中還握著犯案的證據。事實是，彈道分析和法醫證據都表明，索罕射出的子彈其實並沒有擊中甘迺迪。

根據首席法醫−驗屍官野口恆富（Thomas Noguchi）發表的驗屍報告，羅伯特・甘迺迪是因為頭部中彈而身亡，子彈是從右耳後方的近距離射出，角度向上。野口在他1983年出版的回憶錄《驗屍官》（Coroner）中重申了自己的結論。可是，現場的十二名目擊者全都在他們的證詞中表示，羅伯特並沒有背對索罕，而且索罕開槍時與他有五、六英尺的距離。

對茶水間的所有子彈碰撞痕跡，再加上造成甘迺迪周圍的另外五人受傷的子彈痕跡進行的分析顯示，兇手至少開了十二槍，問題是索罕手中的槍只有八發子彈。

2011年4月23日，律師威廉・派珀（William Pepper）與他的同事勞麗・杜塞克（Laurie Dusek）整理了所有這些及其它證據，合力編寫了一份長達五十八頁的報告，並將其提交至加州法院，請求重審索罕的案件。他們細數了1968年的審判中出現的嚴重違規行為，包括在實驗室中進行鑑定的與從羅伯特的大腦中取出的其實不是同一顆子彈，它根本不是來自索罕的左輪手槍，而是另一把序號完全不同的槍；因此，彈道分析根本無法證明索罕有罪，反而證明了他是無辜的。派珀還提供了工程師菲利普・范・普拉格（Philip Van Praag）在2008年完成的對當年槍擊現場的錄音分析結果，結果證實的確有兩聲槍響（註13）。

有不止一名目擊者指出現場其實有第二名槍手，就連在當天也有很多新聞媒體提到過這一點。很多人懷疑當晚受僱的保全泰恩・尤金・塞薩（Thane Eugene Cesar）就是第二名槍手，事發當時他正站在甘迺迪身後，且有多名目擊者看見他掏出了手槍。其中一名目擊者唐・舒爾曼（Don Schulman）還看見了他開槍。儘管塞薩從不掩飾他對甘迺迪兄弟的仇恨，但他卻從未受到調查，他曾在一次錄音聲明中透露，他認為甘迺迪兄弟“將國家出賣給了共產黨”（註14）。

即便我們假設真的是索罕開槍打死了甘迺迪，這起案件也還是有一個令人困惑的地方：根據幾名目擊者的證詞，索罕在整個槍擊過程中似乎一直處於精神恍惚的狀態。更重要的是，索罕本人直到今天都仍然堅持，他根本記不得自己做了什麼：

“我的律師告訴我，我開槍打死了羅伯特・甘迺迪，就算我想否認也沒有用，（但）我從過去到現在始終對自己開槍射殺甘迺迪參議員一事毫無記憶。”

他還表示自己對“槍擊事件之前的幾個星期內發生的事情”也沒有任何印象（註15）。在索罕的臥室中發現的筆記本裡面有不少重複的字句，索罕承認那是自己的筆跡，但卻不記得自己寫過這些東西，這不禁令人聯想起自動書寫（automatic writing，註16）。

包括測謊在內的專業精神分析已經證實，索罕聲稱自己失憶並不是在說謊。2008年，哈佛大學教授、催眠和創傷記憶喪失領域的專家丹尼爾・布朗（Daniel Brown）對索罕進行了長達一個鐘頭的採訪，並得出結論認為索罕是一個“高度催眠者”，他是在被催眠的情況下而做出了非自願的行為：“他既不是出於自願，也不是有意識地在開槍，他很可能是受到了催眠與強制性控制（coercive control）。”（註17）

我們知道，美國軍事機構在20世紀60年代曾一度非常熱衷於精神控制實驗。匈牙利猶太人西德尼・戈特利布博士（Dr Sidney Gottlieb）領導了CIA臭名昭彰的MK-Ultra計畫，根據一份1951年5月的解密文件，“人是否能在被催眠的情況下殺人？”就是該計畫試圖研究的課題之一（註18）。著有《先下手為強：以色列定點刺殺行動秘史》（Rise and Kill First: The Secret History of Israel’s Targeted Assassinations，2018）的以色列記者羅南・伯格曼（Ronen Bergman）聲稱，在1968年一位名叫本傑明・沙利特（Benjamin Shalit）的以色列軍事心理學家曾制定過一項計畫，企圖對一名巴勒斯坦俘虜“進行洗腦和催眠，讓他成為一個被編程的殺手”，而刺殺的目標就是亞西爾・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註19）。

假使索罕確實被催眠了，那麼現在問題就變成了：是誰會想要讓一個極端反猶太復國主義的巴勒斯坦人去刺殺羅伯特・甘迺迪？當然，以色列是最有可能的嫌疑犯。但是，這就讓我們立刻陷入了一個矛盾，如果主流說法是正確的，即羅伯特・甘迺迪是以色列的忠實支持者，既然如此以色列又為什麼要殺死他呢？

羅伯特・甘迺迪真的是以色列的朋友嗎？

這個矛盾實際上是源自於一種誤解，而這也是騙局的一部分。事實是，羅伯特・甘迺迪從來就不是以色列的支持者。別忘了他在1968年時正在競選總統。眾所周知，在這種情況下向以色列表達一些美好的祝福與空洞的承諾是最起碼的禮貌。在索罕的口袋中發現的那張被剪下的報紙，即《帕薩迪納獨立星報》（Pasadena Independent Star-News）在5月27日報導的羅伯特於俄勒岡州的一座猶太教堂中發表的講話顯然並沒有太過超出這個最低限度的要求。報導的作者大尉・勞倫斯（David Lawrence）曾在更早以前的另一篇文章《矛盾的鮑比》（Paradoxical Bob）中批評這種競選承諾是最不可信的：“總統候選人們滿腦子只有選票，他們有些人甚至沒有意識到自己有多麼前後不一。”

無論從什麼角度來看，都沒有理由會讓人覺得羅伯特・甘迺迪在當上美國總統後會對以色列特別友好。甘迺迪家族是愛爾蘭裔，信奉天主教，他們在過去就以反對猶太人的政治影響力而聞名，這也是反甘迺迪文學中常見的主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羅納德・凱斯勒（Ronald Kessler）1996年出版的著作，它有一個十分聳動的書名《父輩的罪孽：約瑟夫・甘迺迪及其王朝》（The Sins of the Father: Joseph P. Kennedy and the Dynasty He Founded，註20）。

在他哥哥的政府中，羅伯特同樣也不是一個特別親以色列的總檢察長：他曾支持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的威廉・傅布萊特（William Fulbright）發起的一項調查，其旨在推動將美國猶太復國主義委員會（American Zionist Council）登記為“外國代理人”，這意味著它將必須遵守1938年通過的《外國代理人登記法》中規定的義務，而這肯定會大大妨礙它在美國的任務（AZD後來故意在1963年改變組織架構，並更名為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好逃避這一規範，註21）。

《奮進報》曾在鮑比逝世四十週年的時候發表過一篇緬懷他的文章，其可以說是虛偽到了極點：

“在緬懷甘迺迪的同時，我們不僅要記住他是為何而生，更要記住他是為何而死——為了彌足珍貴的美以關係。”（註22）

羅伯特・甘迺迪的死去對彌足珍貴的“美以關係”而言並不是一件壞事。相反地，它對阿拉伯世界來說反而才是一大惡耗，他們為鮑比的逝世哀痛不已，就像對他哥哥一樣。

當然，猶太復國主義媒體在羅伯特死後刻意美化了他對以色列的看法，從而賦予了以色列不在場證明，但這仍然不足以成為認定就是以色列謀殺了羅伯特的理由。即使被選中的替死鬼是一個反猶太復國主義的巴勒斯坦人，而且羅伯特的遇刺還激起了美國人強烈的反巴勒斯坦情緒，但光是這些都無法證明以色列真的是幕後黑手。我們目前還是沒有找到一個合理的犯案動機。

必須要找到刺殺羅伯特的動機，其顯然與他在俄勒岡州的猶太教堂中公開發表過的言論無關，而是他只向身邊最親密的友人透露的事情：他打算重啟對兄長的遇刺案的調查。因此，我們的下一個問題是：一旦羅伯特入主白宮重啟調查，它究竟會揭露什麼？

CIA暗殺了甘迺迪嗎？

任何就算只是稍微了解一點情況的人應該都明白，一場真正的調查肯定首先會確定奧斯華只是一個“替罪羊”，就像他自己所說的，他只是一個事先被準備好的替死鬼，後來甚至在未經審判的情況下就被人開槍射殺。我們不會在這裡細究與官方的“孤狼槍手”理論相反的證據，這可以在許多書籍和紀錄片中找到。

還有一個非常流行的理論主張是CIA內部的一個秘密團體策劃了對甘迺迪的暗殺，並且其還與五角大樓中的激進分子互相勾結。自從甘迺迪遇刺後，這個陰謀論在各種書籍、文章和電影中一直非常受歡迎。

這個CIA−五角大樓理論，我這麼稱呼它（如果你喜歡，還可以再加上軍工複合體）在行兇動機方面存在著很大的問題：撇除其它之外，這個理論主張除掉甘迺迪最主要的目的是為了給入侵古巴製造藉口，CIA一直在積極推動這件事，但甘迺迪卻拒絕這麼做（結果就導致豬玀灣事件的發生）。由於奧斯華被塑造成一個青睞卡斯楚的共產黨員，這樣發生在達拉斯的暗殺事件就可以被嫁禍成是古巴所為。但既然如此，為什麼美國在甘迺迪遇刺後卻沒有入侵古巴呢？為什麼華倫委員會最終不再強調奧斯華是親卡斯楚分子，而只是堅持他是一個孤狼槍手？那些曾探討過這個問題的人，例如詹姆斯・道格拉斯（James Douglass）在他的《甘迺迪與不能說的秘密》（JFK and the Unspeakable）一書中就認為實際上是詹森阻止了這場入侵的發生。我們被告知是詹森挫敗了一群密謀想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陰謀家的企圖。這種觀點完全是無視了這五十年來浮現的大量對於詹森的不利證據，一些頗具開創性的著作已經談論過這一點，像是菲利普・尼爾森（Phillip Nelson）的《詹森：甘迺迪暗殺事件的幕後黑手》（LBJ: The Mastermind of JFK’s Assassination，2010）或羅傑・史東（Roger Stone）的《暗殺甘迺迪的男人：詹森的陰謀》（The Man Who Killed Kennedy: The Case Against LBJ，2013）。

CIA−五角大樓理論的另一個漏洞，其對策劃這場陰謀的幕後主使缺乏一個明確的答案。事實上，最常出現的其中一個嫌疑人是CIA反情報部門的負責人詹姆斯・安格爾頓（James Jesus Angleton），約翰・紐曼教授（John Newman）在奧斯華與CIA（Oswald and the CIA）中是這麼描述他的：

“在我看來，不管在幕後唆使奧斯華的人是誰，我們現在都必須認真考慮安格爾頓是他們的首腦的可能性。在CIA中沒有其他人有這樣的權限、權力與才智來策劃如此縝密的陰謀。”（註23）

但有大量證據顯示，身為CIA“以色列辦公室”負責人的安格爾頓實際上是摩薩德的間諜。據他的傳記作家湯姆・曼戈爾德（Tom Mangold）指出：“安格爾頓在外國最親密的同行友人...往往都是摩薩德的人...他的以色列同事和以色列政府都對他十分禮遇，甚至在他死後授予其最高榮譽。”（註24）在以色列舉行的追悼會上，有兩座碑文就是特地獻給了他，出席追悼會的還有以色列情報局局長與一位未來的以色列總理（註25）。

還有一件事必須考慮：如果說研究甘迺迪之死的人總是首先懷疑CIA，那也是因為這是主流媒體以及好萊塢塑造出來的印象。這一切甚至早在暗殺事件發生之前，從1963年10月3日《紐約時報》的首席華盛頓記者亞瑟・克羅克（Arthur Krock）發表的一篇文章就已經開始了。這篇文章譴責CIA“毫無節制的權力慾”以及每天都有匿名的“高級官員”在抱怨白宮已經駕馭不住CIA，還有：

“假如有一天美國真的發生了一場政變，那麼它的幕後主使肯定是CIA，而不是五角大樓。該機構握有的權力已經太過巨大，且完全不必對任何人負責。”（註26）

通過這種方式，《紐約時報》在達拉斯的暗殺事件發生的一個半月前就預先埋下了伏筆，將CIA描寫成是未來可能發生的政變的策劃者。那篇文章說道：“總統將成為政變的受害者，而這將是一場CIA策劃的政變。”

甘迺迪遇刺一個月後，《華盛頓郵報》也使用了類似的伎倆，其發表了一篇署名哈里・杜魯門的文章，這位前總統在文中表示他對“CIA日益偏離其最初的權限範圍感到十分擔憂...當我下令創立CIA的時候，我從未想過它連在和平時期也在進行秘密行動，”當它開始在全世界“成為各種陰險、神秘的境外陰謀的代名詞時，顯然這意味著事情出了什麼問題。”杜魯門這話是在暗示CIA參與了那些推翻外國政府和暗殺外國民選領導人的陰謀。但考慮到他投稿的時間，亦即達拉斯事件發生的一個月後，任何長著耳朵的人想必都聽得出來，他其實是在暗示CIA策劃了對甘迺迪的暗殺。這篇文章在20世紀70年代丘奇委員會（Church Committee）和參議院暗殺事件特別委員會成立後立刻被廣分轉載，並被視為杜魯門的懺悔。然而，這篇懺悔的風格其實很不杜魯門；因為它的作者根本就不是杜魯門，而是他的長期助理兼代筆作家，一個叫做大衛・諾伊斯（David Noyes）的俄羅斯裔猶太人，西德尼・克拉斯諾夫（Sidney Krasnoff）曾在《杜魯門與諾伊斯：總統的另一個自我》（Truman and Noyes: Story of a President’s Alter Ego，1997）中形容他是“杜魯門的另一個自我”。杜魯門也許是直到它被刊登在《華盛頓郵報》晨間版後才第一次看到那篇文章，但它在下午版中就被撤稿估計與杜魯門脫不了關係（註28）。

因此，美國最具影響力的兩家報紙表面上支持孤狼槍手理論，但私底下卻在渲染CIA理論。大部分的甘迺迪之死研究者就直接咬上了這個餌。

主流媒體和出版業在70年代再次發揮了重要作用，引導陰謀論者將目光集中在CIA，同時避免任何對以色列的提及。這項努力最主要的貢獻者之一是A.J・韋伯曼（A. J. Weberman），他在1975年與邁克爾・坎菲爾德（Michael Canfield）一起合著了《美國政變：CIA與甘迺迪暗殺事件》（Coup d’État in America: The CIA and the Assassination of John F. Kennedy）。根據《奮進報》（2012年12月18日），韋伯曼“在1959年移民至以色列，擁有美國和以色列雙重國籍，”並且他還是猶太防衛組織（Jewish Defense Organization）創始人莫迪凱・利維（Mordechai Levy）的好友，這個邊緣團體是已故的拉比梅爾・卡哈納（Meir Kahane）的軍事右派組織−猶太防衛聯盟（Jewish Defense League）的衍生組織。”韋伯曼承認自己在寫書的過程中得到了新保守主義者理查德・珀爾（Richard Perle）的幫助（註29）。正是韋伯曼和坎菲爾德的書推動了眾議院暗殺事件特別委員會（HSCA）於1976年重新調查甘迺迪和馬丁・路德・金博士的謀殺案。

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新聞周刊》（Newsweek）的記者愛德華・愛潑斯坦（Edward Jay Epstein）發表了一篇對喬治・德・穆赫倫施爾特（George De Mohrenschildt）的採訪，後者是一名俄羅斯地質學家兼德州石油商人的顧問，他在1962年於達拉斯結識了奧斯華和他的俄羅斯裔妻子。穆赫倫施爾特在這次採訪中聲稱，奧斯華當初其實是在達拉斯的CIA特工J・沃爾頓・摩爾（J. Walton Moore）的指使下接近自己的（註30）。這個說法很值得懷疑，原因如下：首先，摩爾是在FBI而非CIA任職。其次，愛潑斯坦究竟有沒有扭曲穆赫倫施爾特的原意已無從考證，因為他在接受完採訪的幾個小時後就遇害身亡了。事實上，愛潑斯坦發表的這篇採訪與穆赫倫施爾特死後被公開的他談論奧斯華的手稿內容互相矛盾（註31）。穆赫倫施爾特的死因被裁定為自殺。警方的報告提到，他在死前的最後幾個月裡經常宣稱“猶太人”和“猶太黑手黨”想要他的命（註32）。當然，愛潑斯坦完全沒有提到這件事。更令人起疑的是愛潑斯坦在1978年出版的書《黑暗傳奇：李・哈維・奧斯華的秘密世界》（Legend: the Secret World of Lee Harvey Oswald）中引用的主要消息來源就是詹姆斯・安格爾頓，而後者在HSCA成立時就一直在積極散播虛假情報，以將奧斯華塑造成是一個與CIA有聯繫的KGB特工。

以色列特工在宣傳CIA才是罪魁禍首的陰謀論這方面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奧利弗・史東（Oliver Stone）1991年的電影《誰殺了甘迺迪》就支持這種理論，凱文・科斯納（Kevin Costner）在片中飾演紐奧良地區的檢察官吉姆・加里森。這部電影上後引起了極大的反響，甚至直接促成了1992年的《甘迺迪暗殺事件檔案收集法》（President John F. Kennedy Assassination Records Collection Act）的通過，電影本身是由阿諾恩・米爾坎（Arnon Milchan）出資製作，2011年出版的一本傳記曾提到他年輕時是“以色列情報部門有史以來最重要的特工之一”，他直接參與了將軍火從美國走私到以色列的秘密活動（註33）。米爾坎在2013年公開承認了自己過去為以色列情報部門效力的事實，特別是以色列的核武研發計畫（註34）。因此，毫不令人意外的是，史東的電影絲毫沒有提及加里森發現了摩薩德很有可能涉有重嫌。

誰殺了甘迺迪？

一個弔詭的悖論是，支持CIA是殺害甘迺迪的共犯那些作家，往往是以奧斯華的個人經歷作為論述的基礎，但他們同時卻又堅稱奧斯華其實與這起暗殺事件毫無關係，他只是一個“替罪羊”，就像他本人公開聲稱得那樣，既然如此，要尋找真正的幕後黑手就應該要從是誰想讓奧斯華閉嘴開始。

開槍射殺奧斯華的人是傑克・魯比（Jack Ruby），但很少人知道他的真名其實叫雅各布・萊昂・魯賓斯坦（Jacob Leon Rubenstein），而且他是波蘭猶太移民的兒子，也是猶太黑手黨的成員。他是洛杉磯黑手黨老大米奇・科恩（Mickey Cohen）的朋友，兩人從1946年就認識了。科恩是惡名昭彰的本傑明・西格鮑姆（Benjamin Siegelbaum），別名巴格西・西格爾（Benjamin Siegelbaum）的接班人，西格爾則是全國犯罪集團（Murder Incorporated）的首領之一。科恩本人對猶太復國主義事業十分熱忱，他曾在回憶錄中解釋說：“我變得太過投入於以色列，以至於將其它很多事情放在了一旁，那時我除了與伊爾貢（Irgun）有關的事之外幾乎什麼都不管。”（註35）據洛杉磯警察局的前偵緝警長加里・威恩（Gary Wean）表示，科恩與伊爾貢的領袖梅納赫姆・貝京（Menachem Begin）私下有聯繫，他“花了很多時間”與貝京打交道。因此，通過米奇・科恩，傑克・魯比與以色列恐怖組織產生了聯繫，尤其是偽旗恐怖活動的專家貝京。我們也知道，奧斯華被捕不久後，魯比就與米奇的同事艾爾・格魯伯（Al Gruber）通了電話；套黑手黨的說法，魯比收到了一個“無法拒絕的提議”（註36）。魯比的辯護律師威廉・昆斯特勒（William Kunstler）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魯比曾告訴他，他是“為了猶太同胞”才殺死奧斯華，魯比的拉比希勒爾・西弗爾曼（Hillel Silverman）也在監獄中探望魯比時聽見了同樣的說詞（註37）。

這還不是全部。在甘迺迪暗殺事件的每一個層面，我們幾乎都可以發現以色列深層政府的蹤跡。甘迺迪的達拉斯之行嚴格來說是“非政治性”的，當時他是受一個叫做達拉斯公民委員會（Dallas Citizens Council）的強大商業團體邀請而來，該委員會的主席朱利葉斯・謝坡斯（Julius Schepps）是“酒精飲料批發商、鎮上每座猶太教堂的教友以及猶太社區的實質領導人，”如同布萊恩・史東（Bryan Edward Stone）在《天選之民：德州邊境的猶太人》（The Chosen Folks: Jews on the Frontiers of Texas）中指出（註38）。甘迺迪是在前往他舉辦的招待會的路上遭到槍擊的。

負責迎接甘迺迪的“接待委員會”是由達拉斯當地富裕的猶太社區中的另一位極具影響力的人物籌辦的：廣告高管兼公關人員山姆・布魯姆（Sam Bloom）。據前英國情報官員約翰・休斯−威爾森上校（John Hughes-Wilson）透露，當初正是布魯姆建議警方“將嫌犯奧斯華從達拉斯警察局轉移到縣監獄，好讓記者能更方便進行採訪與攝影。”奧斯華後來就是在移送的過程中被槍殺。威爾森還補充說：“警方後來搜索魯比家時，在裡面發現了一張紙條，上面寫著布魯姆的名字、地址與電話號碼。”（註39）

達拉斯的悲劇發生後，以色列的支持者們立刻就開始動員起來協助官方編造謊言。除了因為身為大法官而被當作花瓶選中的主席厄爾・華倫（Earl Warren）之外，華倫委員會中的其他所有關鍵人物幾乎都要嘛是甘迺迪的死敵——例如1961年被甘迺迪開除的CIA局長艾倫・杜勒斯（Allen Dulles）——要嘛是狂熱的猶太復國主義者。阿倫・斯派特克（Arlen Specter）在華倫委員會中的角色尤其重要，就是他發明了後來被戲稱為“魔法子彈”的理論：一顆子彈在甘迺迪和坐在他前面的約翰・康納利（John Connally）身上造成了共七處傷口，然後人們在達拉斯帕克蘭紀念醫院的病床上取出了這顆完好無損的子彈。斯派特克本人是俄羅斯猶太移民之子，他曾十分厚顏無恥地將自己的自傳取名為《為真理獻身》（Passion for Truth）。當他在2012年去世時，以色列政府在悼文中盛讚他是“猶太之國的堅定捍衛者”，AIPAC則稱他是“美以關係的重要締造者”（註40）。

因此，在這場陰謀的各個階段，我們都能發現猶太復國主義勢力的身影，他們包括商人、政客以及與伊爾貢有關的黑幫分子，至於媒體高層就更不用說了，他們一向忠於以色列。

有兩本書最為合理地解釋了以色列刺殺甘迺迪的動機：西摩・赫什（Seymour Hersh）1991年出版的《參孫的選擇》（The Samson Option）和艾夫納・科恩（Avner Cohen）1998年的《以色列與核武》（Israel and the Bomb），還有邁克爾・卡平（Michael Karpin）2007年的《地下的核彈》（The Bomb in the Basement）也很不錯。根據這些研究人員，當甘迺迪在1960年從CIA那裡獲悉以色列在內蓋夫沙漠的迪莫納軍事基地的秘密核武研發計畫後，他就下定了決心要阻止以色列研發核武。為此，他撤換艾倫・杜勒斯，改讓約翰・麥康恩成為CIA局長，麥康恩過去曾在艾森豪政府中擔任過原子能委員會（AEC）的主席，就是他向《紐約時報》曝光了以色列的迪莫納核武研發計畫；這篇報導發表於1960年12月19日，即甘迺迪宣誓就職的幾個星期前。正如艾倫・哈特（Alan Hart）寫道：“毫無疑問，甘迺迪已鐵了心要阻止以色列研發核武，這是他決定任命麥康恩最主要的原因。”（註41）然後，甘迺迪開始向本・古里安（Ben-Gurion）施壓，要求後者允許迪莫納基地定期接受檢查，他先是在1961年首次在紐約通過口頭表達這一要求，接著又在一系列的電報中展示出越來越強硬的態度。最後一封電報於1963年6月15日被發給以色列大使，他被指示要將電報親自交給本・古里安。甘迺迪要求古里安立刻同意他出訪以色列，並且未來他六個月要來訪問一次，否則“本國政府對以色列的承諾和支持很可能會受到嚴重的傷害。”（註42）結果卻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古里安在6月16日宣布辭職，這樣他就可以藉口沒有收到這份電報。新任總理列維・艾希科爾（Levi Eshkol）上任後，甘迺迪又向他發送了一份內容類似的電報，日期為1963年7月5日，但沒有回應。本・古里安主動請辭，會不會其實為了準備對付甘迺迪呢？

五個月後，甘迺迪的遇刺使得以色列不必再面臨終止核武計畫的壓力（不管是外交還是其它層面）。由於詹森完全無意去管這件事，約翰・麥康恩只好在1965年辭去CIA的職務，他說：“總統甚至不願意閱讀我的報告，這下我不離開也不行了。”

甘迺迪下定決心要阻止迪莫納計畫只是整個“甘迺迪問題”的一部分。在他進入白宮的頭幾個月，甘迺迪就曾致信納賽爾及其他阿拉伯國家元首，承諾自己願意支持聯合國第194號決議，落實巴勒斯坦難民的回歸權。本・古里安立即向以色列駐華盛頓大使寫了一封信，這封信只在美國的猶太領袖們之間傳閱，他在信中表示：

“以色列認為這一決議是對其生存的嚴重威脅，這甚至比阿拉伯的獨裁者、國王、所有阿拉伯軍隊、納賽爾的所有飛彈和蘇聯的米格機都還要更嚴重...以色列將誓死反對這項決議，哪怕流乾最後一滴血。”（註43）

甘迺迪對以色列最大的敵人納賽爾表現出了極大的好意。歷史學家菲利普・穆倫貝克（Philip Muehlenbeck）寫道：

“艾森豪政府曾試圖通過扶植沙烏地阿拉伯的薩德國王作為這位埃及總統的保守派競爭對手，藉此來孤立納賽爾、削弱他的影響力，而甘迺迪政府卻採取了完全相反的策略。”（註44）

甘迺迪過世後，美國的外交政策便又再次朝令夕改，而美國的公眾對此卻渾然不覺。詹森大砍了對埃及的經濟援助，並反過來增加對以色列的軍事援助，光是在1966年援助金額就高達九千兩百萬美元，這已經超過了前幾年的援助總和。

五十年來，以色列在甘迺迪暗殺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一直被諱莫如深，任何提及這一點的人都會遭到批鬥。儘管如此，美國眾議員保羅・芬德利（Paul Findley）卻還是勇敢地在1992年3月的《華盛頓中東事務報告》（Washington Report on Middle East Affairs）上寫道：“有趣的是，在所有有關於甘迺迪遇刺的討論和發言中，從來沒有出現過以色列的情報機構−摩薩德的名字。”有一位作家決定認真調查這個線索：麥可・柯林斯・派珀（Michael Collins Piper），他在1995年出版了《最後的審判：甘迺迪遇刺陰謀論中缺失的環節》（Final Judgment: The Missing Link in the JFK Assassination Conspiracy）。主流的甘迺迪真相運動幾乎都忽視了派珀。但他的作品依然取得了成功。2013年，馬丁・桑德勒（Martin Sandler）在他主編的甘迺迪書信集中提到了派珀的書，這本書信集也收錄了甘迺迪與本・古里安談論迪莫納計畫的信件：“在所有陰謀論中，這個理論是最有趣的一個。”事實上，這個理論如今已經在阿拉伯國家中廣為流傳（註45）。

林登・詹森的真相

有不少調查人員相信，甘迺迪的副總統很可能其實是這場陰謀的主謀。至少，可以肯定的是陰謀的策劃者們似乎很篤定，一旦甘迺迪死後，自動接任總統的詹森一定會幫忙掩護他們。在當時內外交困的背景下，詹森不僅能夠輕易地箝制司法部和媒體，還可以實現自己的個人野心。詹森不只是從這場陰謀中受益；他實際上參與策劃了它。作為前德州議員，他可以調動自己在達拉斯的同黨來策劃這次伏擊。海軍裡面也有詹森的人。1961年，德州參議員約翰・康納利（John Connally）正是因為詹森的舉薦而被任命為海軍部長。十一個月後，康納利就辭去了職務並宣布參選德州州長，詹森則說服甘迺迪讓他的另一位德州朋友弗雷德・科斯（Fred Korth）來接管海軍。

詹森對海軍的控制是這場陰謀中的關鍵之一，因為海軍在陰謀的策劃與掩蓋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與十分流行但卻錯誤的觀點相反，最初招募奧斯華入伍的其實不是CIA而是海軍。他本來是海軍陸戰隊員，曾在海軍情報局（ONI）工作。其次，甘迺迪的屍體是在華盛頓海軍醫院進行屍檢，而達拉斯的帕克蘭醫院則是在槍口的威脅下才不得不交出甘迺迪的屍體。

驗屍報告聲稱致命的子彈射進了甘迺迪的後腦勺，這與達拉斯醫院的二十一名醫護人員的證詞相矛盾，他們都表示甘迺迪的身體前部有兩處槍傷。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奧斯華據說是從甘迺迪的後方開槍，所以這兩處槍傷不可能是他造成的。

值得一提的是，詹森實際上還透過他在海軍中的人脈，涉入了當時有紀錄以來最大規模的舞弊案。1963年11月，也就是達拉斯事件發生的幾個星期前，詹森的同黨弗雷德・科斯才被迫辭去海軍部長一職，原因是羅伯特・甘迺迪領導的司法部指控他涉嫌假公濟私，讓海軍與德州通用動力公司簽訂一份價值七十億美元的合同，來生產一千七百架FTX軍用飛機。詹森的私人秘書鮑比・貝克（Bobby Baker）也在同一案件中受到了指控。

由於這起醜聞持續延燒，再加上其它貪腐疑雲，這讓甘迺迪下定決心要在之後的連任競選中撤換副總統（註46）。在總統到來的前一天，尼克森就在達拉斯散佈了詹森很可能會被撤換的消息，《達拉斯晨報》在11月22日報導說：“尼克森預測甘迺迪很有可能會放棄詹森。”誰也沒想到，最後詹森卻在那一天成為了總統。

許多美國人在那時立刻就懷疑詹森參與了發生在達拉斯的政變，尤其是在詹姆斯・海利（James Evetts Haley）在1964年出版了《一個德州人眼中的林登》（A Texan Looks at Lyndon）後，書中將詹森描繪成了一個極度腐敗的人。根據他的傳記作家羅伯特・卡羅（Robert Caro），詹森是一個“對權力有著強烈渴求的人，他想要權力不是為了造福他人，而是為了操縱和控制他人，讓他們屈從於他的意志。”（註47）

指控詹森的證據與指控以色列的證據並不衝突，而是恰恰相反。首先，這兩條線索最後都會回到傑克・魯比這個人身上，尼克森手下的前特工羅傑・史東曾形容魯比是“詹森的男孩”之一（註48）。有人猜測魯比很可能實際上是奉詹森的命令去行刺，這就解釋了他向華倫委員會發表的一些奇怪言論：

“如果你們今晚不帶我回華盛頓，讓我有機會向總統解釋我是被冤枉的，那麼你們就會看見最壞的結局發生...如果你們不接受我的證詞，不願意為我平反，我的同胞就得因為我而吃苦頭了。”

魯比聲稱他擔心自己的行為會被有心人士利用來“塑造一些抹黑猶太信仰的謊言”，但他接著補充說：“假如我們的總統林登・詹森能從我口中聽見真相，那麼一切就還有迴旋餘地。”（註49）魯比似乎是想要透過華倫委員會來向詹森傳達一個消息，或者更確切地說是警告，即要是詹森不出手救他，他就會公開以色列在這場陰謀中扮演的角色。看來魯比可能是希望詹森能夠赦免他。

然而，詹森卻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來將魯比救出監獄。魯比肯定覺得自己被背叛了，這可以解釋為什麼當他在1965年被判處終身監禁後，在一次記者會上隱晦地指責詹森對甘迺迪的死亡負有責任：“如果（阿德萊・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是副總統，我們敬愛的總統就不會喪命。”（註50）

魯比最後因為一場神秘的疾病而在1967年病逝於獄中。

一位秘密的猶太復國主義總統？

魯比並不是詹森與以色列之間唯一的紐帶。事實上，詹森一直都是以色列的夥伴。從1948年以來，他的競選活動就從未少過猶太復國主義金融家亞伯拉罕・范伯格（Abraham Feinberg）的資助，而後者恰好是美國人為哈加納而戰（Americans for Haganah）的總裁，這是一個專門為猶太民兵集團募資的組織。正如甘迺迪後來告訴他的朋友查爾斯・巴特利（Charles Bartlett），范伯格還曾在1960年民主黨黨內初選結束後他提出了如下的建議：“我知道你們的競選活動陷入了困境。只要你們願意讓我們制定中東政策，我們就會非常樂意為你們的開銷買單。”據巴特利回憶說，甘迺迪對此一直耿耿於懷，並發誓“如果他真的當上總統，他一定要好好處理這些人。”（註51）

據熟悉甘迺迪的內部人士亞瑟・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一千個晝夜：約翰・甘迺迪的白宮之旅》〔A Thousand Days: John Kennedy in the White House〕，1965）透露，是菲利普・格雷厄姆（Philip Graham）和約瑟夫・阿索普（Joseph Alsop）說服了甘迺迪選擇詹森作為他的競選搭檔，這兩人分別是《華盛頓郵報》的出版人與專欄作家，同時他們也都是以色列的堅定支持者（註52）。施萊辛格並未提到格雷厄姆和阿索普是怎麼說服甘迺迪，而只說他最後的決定是“完全無法解釋”的——這對於一位在這個主題上如此學識淵博的歷史學家來說是很奇怪的說法。

但做過甘迺迪十二年私人秘書的伊芙琳・林肯（Evelyn Lincoln）對此卻有自己的看法。她認為甘迺迪是有把柄在別人手上，也就是他多次對自己的妻子不忠的證據：“傑克（甘迺迪）很清楚，詹森和胡佛巴不得讓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他的風流韻事。”無論勒索的細節為何，甘迺迪曾向他的助理海曼・拉斯金（Hyman Raskin）吐露苦水表示，他選擇詹森實在是情非所願：“我別無選擇...那些混蛋想陷害我。他們用一堆麻煩來威脅我，我真的不想再惹出更多麻煩了。”（註53）

2013年，美聯社報導了詹森的白宮辦公室新近解密的錄音內容，它們揭示了詹森“與以色列的個人關係，甚至可以說是革命情誼”，報導還指出在詹森的主政下，“美國成為了以色列最主要的外交盟友和武器供應國”。《五鎮猶太時報》（5 Towns Jewish Times）則在一篇題為〈林登・詹森：我們的第一位猶太總統？〉的文章中回顧了詹森在20世紀40−50年代對猶太人和以色列的持續支持，它最後總結說：“正是在詹森總統堅定不移地推動下，美國的外交政策才逐漸靠往了親以色列的方向。”文章還提到：“從詹森的成長背景中可以知道，他對猶太人的關懷其實是繼承自他的家族。他的姑姑潔西・詹森・哈徹（Jessie Johnson Hatcher）對他的影響很大，她是美國猶太復國主義組織的成員。”然後還有一點：“在詹森的族譜中有可以追溯到三代人之前的猶太女性。因此毫無疑問，他是一個猶太人。”（註54）

不管詹森決定忠於以色列的原因是什麼，事實是，多虧有詹森，以色列才能不受阻礙地繼續研發核武，並在1965年成功研製第一顆核彈。歷史學家史蒂芬・格林（Stephen Green）寫道：“當反應堆在1964年成功達到臨界質量時，林登・詹森的白宮卻從來沒有提起過迪莫納哪怕一次。”（註55）

由於甘迺迪的死去，以色列也才得以違背聯合國的分治計劃，併吞其被限定的邊界之外的巴勒斯坦國土。在五角大樓和CIA內部的鷹派支持下，詹森讓冷戰的局勢變得更加劍拔弩張，以色列也正是利用這樣的氛圍來妖魔化埃及總統納賽爾，並鞏固其在中東作為美國不可或缺的盟友的地位。

在1976年的六日戰爭中，以色列成功將它的領土擴大了兩倍，並營造出自己只是在合法自衛的假象。這樣的謊言當然騙不過美國情報機構，但詹森卻為以色列的先發制人開了綠燈，甚至授權CIA的詹姆斯・安格爾頓可以向以色列提供埃及空軍基地的精確位置，使得以色列得以在短短幾個小時內就迅速摧毀這些基地。

以色列發動攻勢四天後，納賽爾便接受了聯合國的停火調停，可是停火對於尚未奪取所有目標領土的以色列而言顯然言之過早。1967年6月8日，在西奈半島附近的國際水域航行的NSA偵察艦−自由號（USS Liberty）突然遭到以色列的幻象戰鬥機和三艘魚雷艇的狂轟濫炸，整個攻擊持續了整整七十五分鐘，其意圖很明顯是為了將它擊沉，不留下任何活口（就連船艦上的逃生通道都遭到機關槍掃射）。與此同時，人在白宮的詹森卻親自下令，不准就在附近的美國第六艦隊前去救援自由號，雖然自由號的通訊器已被摧毀，但船員們還是設法發出了求救訊號。

假如這次偷襲成功了，亦即自由號真的被擊沉且無人生還的話，那麼埃及顯然會背上這個黑鍋。這次行動也將為詹森提供藉口，讓他能夠與以色列一起全力對付埃及。

但它沒有得逞。美國駐歐洲海軍總司令、海軍上將約翰・西德尼・麥凱恩二世（John Sidney McCain II，他也是亞利桑那州參議員麥凱恩三世〔John McCain III〕的父親）領導的調查委員會壓制了自由號的真相。詹森接受了以色列自稱是“錯誤識敵”的荒唐辯解。1968年1月，他邀請以色列總理列維・艾什科爾訪問華盛頓，並熱情地招待他參觀自己在德州的牧場。更重要的是，詹森還解除了對以色列的進攻性武器出口禁令：美製的坦克與飛機立刻被大量出口到了特拉維夫。

這場失敗的偽旗事件是詹森與以色列私下串謀的證據，這也意味著他犯下了叛國罪。

結論

現在讓我們來總結一下證據：除了約翰和羅伯特兩人本身是兄弟之外，他們的遇刺還至少有兩個共通點：詹森和以色列。

首先，他們都是在詹森擔任總統期間死去的，還有馬丁・路德・金也是。在約翰和羅伯特的暗殺事件調查進行的時候，都是詹森在掌控國家的大局。

其次，在這兩起暗殺事件中，我們都發現了以色列深層政府的蹤跡。在羅伯特這裡，它反映在了那位被抓來的替罪羊身上，這麼做顯然是為了將羅伯特的遇刺塑造成是對以色列的洩恨行為，而在約翰這裡，則是那位殺死替罪羊的刺客，他是一名與伊爾貢有聯繫的猶太黑幫分子。

詹森和以色列是甘迺迪兄弟遇刺案中的兩個共通因素，同時他們二者也有著緊密的關係，因為詹森本人根本就是一個以色列間諜，他是一個暗中忠於甚至本來就聽命於以色列的人，以至於他願意背叛自己本來應該領導與保護的國家。

如此一來，兩起暗殺事件的因果關係就變得很清楚了：即使羅伯特支持以色列，雖然他實際上並沒有，以色列和詹森仍然有充分的理由必須在他入主白宮之前除掉他，因為一旦他進入白宮，他就可以——且一定會——重啟對自己兄長的遇刺案的調查。

從一開始就應該是顯而易見的事實，現在更顯得一清二楚：想要解開約翰・甘迺迪的遇刺之謎，人們其實只需要調查與之相關的另外兩起刺殺事件：李・哈維・奧斯華和羅伯特・甘迺迪的遇刺。前者如果被帶去接受審判，就有可能會導致幕後黑手的身份曝光；後者如果還活著，就一定會下令重新審理此案。同時這兩起暗殺事件也都有以色列在背後作祟的痕跡。

當羅伯特・甘迺迪在1968年去世時，他留下了十一個孩子，其中還不包括被他收養的兄長的兩個孩子。約翰的兒子小約翰・甘迺迪在父親的葬禮那天才剛滿三歲，所有美國人都對他充滿了同情。他在未來有一天成為美國總統似乎已是指日可待的事。1999年7月16日，就在他即將降落在馬薩諸塞州的甘迺迪莊園時，他的私人飛機卻突然神祕地墜入海中，與他一起不幸罹難的還有他懷有身孕的妻子和嫂子。

小約翰在人們的心目中的形象經常是一個玩世不恭、被寵壞但本性不壞的年輕人。只不過這個形象就跟莎士比亞筆下年輕的哈姆雷特一樣具有誤導性。小約翰其實對政治一直有著濃厚的興趣，他踏入政壇的時候已經三十九歲。他在1995年創辦了《喬治》（George）雜誌，這本雜誌本來沒什麼特別的，直到它開始關注一些政治暗殺事件。1997年3月，《喬治》發表了刺殺以色列總理伊扎克・拉賓（Yitzhak Rabin）的兇手伊加爾・阿米爾（Yigal Amir）的母親撰寫的一篇十三頁文章。這篇文章主張這起暗殺實際上是以色列極右派策劃的。因此，小甘迺迪顯然正在追隨他父親的腳步，通過新聞界一步步進入政界，並一邊試圖探究以色列深層政府的罪行。加拿大裔的以色列記者巴里・查米什（Barry Chamish）認為，這就是小甘迺迪最後被暗殺的原因（註56）。

甘迺迪家族被某種神秘的詛咒纏上了這種荒謬的說法顯然只是為了混淆視聽。甘迺迪和他的兩個合法繼承人——他的弟弟和唯一的兒子——的謀殺案至今依然懸而未決，有待更合理的解釋。官方所做的調查其實只是為了掩蓋真相，這種感覺一直困擾著美國人的心理，就像是被壓抑的家庭秘密不斷從潛意識的層面影響著一個人的人格。

甘迺迪總統和他的弟弟是當之無愧的英雄，他們是像基督般的人物，越來越多的人已經開始意識到他們的遇刺究竟帶來了多麼長遠的負面影響。只有當美國人民願意正視他們遇刺的真相，並尊重他們的遺產和犧牲時，美國才有可能獲得救贖、變得再次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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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tnotes 

[1] Lance deHaven-Smith, Conspiracy Theory in America,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13,kindle 284-292. 

[2] John Lewis’ testimony is in the PBS documentary American Experience Robert F. Kennedy. 

[3] Associated Press, “RFK children speak about JFK assassination,” January 12, 2013, on www.usatoday.com 

[4] David Talbot, Brothers: 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Kennedy Years, Simon & Schuster, 2007, p. 278-280, 305. 

[5] David Talbot, Brothers, op. cit., 2007, p. 21-22. 

[6] David Talbot, Brothers, op. cit., p. 25-7. 

[7] James Hepburn, Farewell America: The Plot to Kill JFK, Penmarin Books, 2002, p. 269. 

[8] David Talbot, Brothers, op. cit., p. 312-314. 

[9] Extract of TV news in the documentary film Evidence of Revision: Part 4: The RFK assassination as never seen before, 01:11:42

[10] Jerry Cohen, “Yorty Reveals That Suspect’s Memo Set Deadline for Death,” Los Angeles Times, June 6, 1968, pages 1 and 12, on latimesblogs.latimes.com/thedailymirror/2008/06/june-6-1968.html. Jerry Cohen, “Jerusalem-Born Suspect Called An Anti-Semite,” The Salt Lake Tribune, June 6, 1968, on www.newspapers.com. See also Harry Rosenthal, “Senator Kennedy’s support for Israel promoted decision declares Sirhan,” The Telegraph, March 5, 1969, on news.google.com 

[11] Sasha Issenberg, “Slaying gave US a first taste of Mideast terror,”Boston Globe, June 5, 2008, on www.boston.com 

[12] Jeffrey Salkin, “Remember What Bobby Kennedy Died For,” Forward.com, June 5, 2008. Also Michael Fischbach, “First Shot in Terror War Killed RFK,” Los Angeles Times, June 02, 2003, on articles.latimes.com 

[13] Frank Morales, “The Assassination of RFK: A Time for Justice!” June 16, 2012, on www.globalresearch.ca; watch on YouTube, “RFK Assassination 40th Anniversary (2008) Paul Schrade on CNN.” 

[14] Philip Melanson, The Robert F. Kennedy Assassination: New Revelations On the Conspiracy And Cover-Up, S.P.I. Books , 1994, p. 25. For a full overview, watch Shane O’Sullivan’s 2007 investigative documentary RFK Must Die: The Assassination of Bobby Kennedy. For more detail, read his book Who Killed Bobby? The Unsolved Murder of Robert F. Kennedy, Union Square Press, 2008. See also Don Schulman’s testimony in The Second Gun (1973), from 42 min 40. 

[15] In a parole hearing in 2011, failing to convince the judges for the fourteenth time. Watch on YouTube, “Sirhan Sirhan Denied Parole”: www.youtube.com/watch?v=nsm1hKPI9EU 

[16] Shane O’Sullivan, Who Killed Bobby? The Unsolved Murder of Robert F. Kennedy, Union Square Press, 2008, p. 5, 44, 103. 

[17] Jacqui Goddard, “Sirhan Sirhan, assassin of Robert F.Kennedy, launches new campaign for freedom 42 years later,” The Telegraph, December 3, 2011, on www.telegraph.co.uk/search/ 

[18] Colin Ross, Bluebird: Deliberate Creation of Multiple Personality by Psychiatrists, Manitou Communications, 2000,summary on www.wanttoknow.info/bluebird10pg 

[19] David B. Green, “Brainwashing and Cross-dressing: Israel’s Assassination Program Laid Bare in Shocking Detail,” Haaretz, February 5, 2018. 

[20] Ronald Kessler, The Sins of the Father: Joseph P. Kennedy and the Dynasty He Founded, Hodder & Stoughton, 1996. 

[21] The Israel Lobby Archive, www.irmep.org/ila/forrel/ 

[22] Jeffrey Salkin, “Remember What Bobby Kennedy Died For ,” op. cit.. 

[23] Michael Collins Piper, False Flag, op. cit., p. 78. 

[24] Tom Mangold, Cold Warrior: James Jesus Angleton: the CIA’s Master Spy Hunter, Simon & Schuster, 1991, p. 318.

[25] Michael Howard Holzman, James Jesus Angleton, the CIA, and the Craft of COunterintelligenc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8, p. 153. 

[26] “Assassination studies Kennedy knew a coup was coming,” on Youtube. Image of Arthur Krock’s article is shown on www.youtube.com/watch?v=snE161QnL1U at 1:36. 

[27] “Harry Truman Writes: Limit CIA Role to Intelligence,”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22, 1963, quoted in Mark Lane, Last Word: My Indictment of the CIA in the Murder of JFK, Skyhorse Publishing, 2011 , p. 246. 

[28] Thomas Troy, “Truman on CIA,” September 22, 1993, on www.cia.gov ; Sidney Krasnoff, Truman and Noyes: Story of a President’s Alter Ego, Jonathan Stuart Press, 1997. 

[29] Michael Collins Piper, False Flags: Template for Terror, American Free Press, 2013, p. 67. 

[30] James Douglass, JFK and the Unspeakable: Why He Died and Why It Matters, Touchstone, 2008 , p. 46. 

[31] George de Mohrenschilldt, I am a Patsy! on jfkassassination.net/russ/jfkinfo4/jfk12/hscapatsy.htm 

[32] Read the Sheriff’s Office report on mcadams.posc.mu.edu/death2.txt 

[33] Meir Doron, Confidential: The Life of Secret Agent Turned Hollywood Tycoon – Arnon Milchan, Gefen Books, 2011, p. xi. 

[34] Stuart Winer, “Hollywood producer Arnon Milchan reveals past as secret agent,” The Times of Israel, November 25, 2013, on www.timesofisrael.com ; Meir Doron, Confidential: The Life of Secret Agent Turned Hollywood Tycoon – Arnon Milchan, Gefen Books, 2011, p. xi 

[35] Mickey Cohen, In My Own Words, Prentice-Hall, 1975, p. 91-92. 

[36] Michael Collins Piper, Final Judgment: The Missing Link in the JFK Assassination Conspiracy, American Free Press, 6th ed., ebook 2005, p. 133-155, 226. 

[37] William Kunstler, My Life as a Radical Lawyer, Carol Publishing, 1994, p. 158; Steve North, “Lee Harvey Oswald’s Killer ‘Jack Ruby’ Came From Strong Jewish Background,” The Forward, November 17, 2013, on forward.com 

[38] Bryan Edward Stone, The Chosen Folks: Jews on the Frontiers of Texas,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10, p. 200. 

[39] John Hughes-Wilson, JFK-An American Coup d’État: The Truth Behind the Kennedy Assassination, John Blake, 2014.

[40] Natasha Mozgovaya, “Prominent Jewish-American politician Arlan Specter dies at 82,” Haaretz, October 14, 2012, on www.haaretz.com. 

[41] Alan Hart,Zionism: The Real Enemy of the Jews, vol. 2: David Becomes Goliath, Clarity Press, 2009 , p. 273. 

[42] Warren Bass, Support any Friend: Kennedy’s Middle East and the Making of the U.S.-Israel Alliance, 2003, p. 219. 

[43] Quoted in George and Douglas Ball, The Passionate Attachment: America’s Involvement With Israel, 1947 to the Present, W.W. Norton & Co., 1992, p. 51. 

[44] Philip Muehlenbeck, Betting on the Africans: John F. Kennedy’s Courting of African Nationalist Leaders, Oxford UP, 2012. 

[45] Listen to Libyan leader Muammar Gaddafi on the topic on www.youtube.com/watch?v=PV4kvhs8I8E 

[46] Phillip Nelson, LBJ: The Mastermind of JFK’s Assassination, XLibris, 2010, p. 372. 

[47] Quoted in Phillip Nelson, LBJ: The Mastermind, op. cit., p. 17. 

[48] Patrick Howley, “Why Jack Ruby was probably part of the Kennedy conspiracy,” The Daily Caller, March 14, 2014, on dailycaller.com 

[49] Read Ruby’s deposition on jfkmurdersolved.com/ruby.htm [50] See on YouTube, “Jack Ruby Talks.” 

[51] Seymour Hersh, The Samson Option: Israel’s Nuclear Arsenal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Random House, 1991, p. 94-97. 

[52] Arthur Schlesinger, A Thousand Days: John Kennedy in the White House (1965), Mariner Books, 2002, p. 56; Alan Hart, Zionism, vol. 2, op. cit., p. 257. 

[53] Phillip Nelson, LBJ: The Mastermind, op; cit., p. 320. 

[54] Morris Smith, “Our First Jewish President Lyndon Johnson? – an update!!,” 5 Towns Jewish Times, April 11, 2013, on 5tjt.com. 

[55] Stephen Green, Taking Sides: America’s Secret Relations With a Militant Israel, William Morrow & Co., 1984, p. 166. 

[56] Barry Chamish, “The Murder of JFK Jr – Ten Years Later,” www.barrychamish.com (also on: www.rense.com/general87/tenyrs.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