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詛咒的民族與撒旦聖殿

https://www.unz.com/article/the-cursed-nation-and-the-temple-of-satan/ 

By Laurent Guyénot

並不是所有基督徒都與現代以色列站在一起。但所有的基督徒卻都願意與古代以色列站在一起。並不是所有基督教都相信以色列有“權利”以在巴勒斯坦實施種族滅絕和入侵其它國家的方式來“自衛”。但所有基督徒都被教導說，古代以色列有權利——甚至是神聖的義務——去殺光亞瑪力人，“將男女、孩童、吃奶的...盡行殺死”，只因為他們妨礙了以色列征服迦南（《撒母耳記上》15:3）。

所有基督徒都支持摩西在《民數記》第33章中下令屠殺所有米甸人，以作為他們與以色列人通婚的懲罰。摩西對自己手下的將士們居然放過了婦孺感到非常憤怒，但他最後還是允許他們留下“女孩子中，凡沒有出嫁的”。結果總共有三萬兩千名少女被俘虜，其中有0.1%的人要被“上供”給耶和華，她們可能會與牛、驢和羊一起在燔祭上被獻祭給祂。

諸如此類的故事在文明的標準中應該屬於什麼檔次？它最多也只屬於勞倫斯・基利（Lawrence Keeley）在《文明之前的戰爭：和平野蠻人的神話》（War Before Civilization: The Myth of the Peaceful Savage）中所描述的“史前戰爭”，在當時殺光一整個部落的人並不是什麼稀罕事，並且“對許多部落戰士而言，俘虜的婦女既是美好的戰利品，有時甚至還是發動戰爭最大的原因之一...被俘虜的婦女的社會地位會因為不同的文化而異，她們有的會被當作卑賤的奴隸、有的被當作小妾、有的被當作側室，也有的會直接成為嫡妻。”（註1）在古以色列，“卑賤的奴隸”似乎是更普遍的情況。要成為“嫡妻”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發動這些大屠殺的目的就是為了阻止異族通婚。與非以色列人發生性行為是被允許的，只要“他們的子孫，雖過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華的會”（《申命記》23:3）。這並不是出於對女性的任何特殊尊重，它反倒解釋了為什麼一個人是不是猶太人要從他的母親來認定。

還有其它《聖經》故事同樣反映了類似的前文明戰爭準則。在《士師記》第19-21章中，基比亞城的便雅憫人強姦了利未人的妻妾，導致雙方結下血海深仇，最終其他十一個以色列支派聯合起來殺光了基比亞的所有人，又放火燒毀整座城市，只有六百名便雅憫戰士逃去了曠野。然後，作為和解的象徵，以色列人決定為這些便雅憫人提供新的妻子，所以他們攻打了當初拒絕一同出兵的以色列城邑基列雅比，將“一切男子和已嫁的女子”全部殺光，再挑出四百個未嫁的處女給便雅憫人。

當所有這些故事被寫下來的時候，新月沃土已經有了文明——意思是那時已有了具有道德價值觀、已開化的民族。縱然亞述人以嗜血殘暴而聞名，但他們卻從未屠殺戰敗的以色列人，而是將後者流放到其它地方。後來，巴比倫人允許淪為他們階下囚的猶太人重新生活在一起，在幼發拉底河岸上繁衍子孫。然而，以色列人和猶大人卻選擇寫下並歌頌這些講述他們如何濫殺無辜、販賣兒童的故事，甚至將其作為他們的神聖傳統的一部分。更糟的是，他們堅信自己的祖先是奉著上帝的旨意才犯下這些暴行。自從我們成為基督徒的第一天開始，猶太人就讓我們接受了他們完全顛倒黑白的故事，並將亞述人和巴比倫人變成了反派角色。

透過神聖化古老的種族滅絕故事，並將殘酷的戰爭準則說成是上帝的旨意，以色列把自己變成了一個現代的石器時代活化石，一個來自遠古蠻荒時代的怪物（註2）。原來房間裡的不是大象，而是暴龍。希伯來人的《塔納赫》就像是一個青銅時代的軟體，為所有以色列人植入了一種僵化的史前或半遊牧民族式思維。

將種族滅絕劊子手視為民族−宗教英雄，崇拜一個雙手沾滿了24,681,116人的鮮血的神（註3）——這個充滿妄想的惡魔還自稱是唯一真神，即大寫的God——卻又偏偏擁有一支現代化的軍隊與核武，以及無與倫比的腐蝕各國的力量，以色列如今已經成為了徹頭徹尾的戰爭販子、全世界的吸血鬼，站在一切文明成就，例如人權和國際法的對立面。如果文明意味著沒有戰爭，那麼以色列的存在就是反文明的。這不是因為他們拒絕耶穌和信奉《塔木德》；而是因為他們堅持崇拜耶和華與唸誦《妥拉》。

當猶太復國主義者聲稱他們要恢復古以色列的榮光時，他們絕不是在開玩笑。當萊希（Lehi）或稱斯特恩幫（Stern Gang）的一位秘書自稱這個恐怖組織是“古代以色列的正統繼承者”時，我們應該仔細注意這句話（註4）。他說得一點也不錯。以色列始終堅守著《聖經》。隨著以色列的國力日漸強盛，它也開始越來越公開地踐行《聖經》的內容。那些曾收過政府的錢的拉比，像是伊扎克・夏皮拉（Yitzak Shapira，他被納坦雅胡盛讚是“偉大的哈拉卡（halakhic）仲裁者”）曾在他的書Hamelech（《國王的妥拉》）中寫道：“如果一個嬰兒長大後會傷害我們，那麼殺死他就是理所當然的。”（註5）夏皮拉聲稱他這麼說“完全符合《妥拉》的教誨。”毫無疑問，他是對的。《聖經》就是以色列的種族滅絕綱領。

請先暫時摘下你的“寓言式”或“末世論式”基督教眼鏡，如果你有的話，然後讀一讀下面這段出自《撒迦利亞書》第14章的預言：

“耶和華用災殃攻擊那與耶路撒冷爭戰的列國人，必是這樣：他們兩腳站立的時候，肉必消沒，眼在眶中乾癟，舌在口中潰爛...（那時）四圍各國的財物，就是許多金銀衣服，必被收聚...所有來攻擊耶路撒冷列國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來敬拜大君王─萬軍之耶和華。”

現在請想想，如果有一個抱持這種想法且擁有核武的國家真的相信這就是上帝的旨意，它會做出什麼。

以色列的問題不僅僅在於食古不化。它生病了。以色列是一個精神病患者。這個崇拜耶和華的部落聯盟必定曾在很久以前經歷過某種非常痛苦的創傷。接下來我將提出一種“該隱情結”——類似於佛洛伊德投射到全人類身上的伊底帕斯情結（《圖騰與禁忌》，1913）。我個人並不認同佛洛伊德的理論，他認為人類身上存在一種普遍的精神病症狀，而導致它產生的原因是發生在史前時代的一次謀殺。相反地，我認為只有一個非常善於自我反省的猶太人才有可能提出這樣的理論，因為它放在猶太人身上確實十分合理。猶太人的自我認同，撇開其它不談，最先受到的就是一種可以追溯至數千年前的集體自我矛盾或因果報應的影響：猶太人一邊自詡為被上帝“選中”的民族，另一邊他們卻又將其視為一種負擔或詛咒。萊昂・平斯克（Leon Pinsker）就以十分巧妙的方式表達了這種心理，他寫道猶太人是“一個被仇恨所選中的民族”（《自我解放》〔Auto-Emancipation，1882〕）。西奧多・萊辛（Theodor Lessing）亦表達過相同的觀點，他認為所有猶太人無一例外都有某種程度的自我仇恨（《論猶太人的自我仇恨》〔Jewish Self-Hatred，1930〕）。如果我接下來要提出的理論是正確的，那麼猶太人的選民妄想症——其顯然是一種精神疾病——其實是源自於一種揮之不去的受詛咒感，這就是佛洛伊德所說的“補償”（compensation）。

該隱情結

有一種觀點叫做“基尼人假說”（Kenite Hypothesis），其主張摩西的耶和華宗教實際上是起源於一個半遊牧的銅匠部落−基尼人（Qayn，註6）。根據《士師記》1:16，摩西的岳父就是基尼人。他的名字是何巴，但在《民數記》18:1和《出埃及記》的大部分篇章中他都被稱為葉忒羅，除了《出埃及記》2:18稱呼他為流珥。我們就用葉忒羅來叫他吧。《出埃及記》是這麼描述他的：

• 葉忒羅是一位祭司（2:16；18:1）
• 正是在為葉忒羅放羊時，摩西來到了耶和華的“神山”（3:5）
• 當摩西和亞倫從埃及回來時，葉忒羅“獻上燔祭”給耶和華，這意味著他是耶和華的祭司（18:12）。
• 正是葉忒羅教導摩西如何在政治上團結各個部落（18:19-25）：“現在你要聽我的話，”葉忒羅告訴摩西說：“我為你出個主意，願神與你同在。”這段經文的結尾是：“摩西聽從他岳父的話，按著他所說的去行。”
• 葉忒羅的女兒西坡拉，也就是摩西的妻子，為他們剛出生的兒子行了割禮（4:24-26）。

基尼人並非以色列人的同族，但雙方的關係相當密切，他們曾與猶大支派在迦南並肩作戰、共同生活（《士師記》1:16），並與以色列人分享亞瑪力人的戰利品（《撒母耳記上》15:6；30:26-29）。

另外，根據《歷代志上》2:55，基尼人是“利甲家之祖哈末所生的”。這代表他們應該與利甲人是同族或至少是親族，先知耶利米曾稱讚利甲人對耶和華的忠心，以及他們始終恪守自己祖先的承諾：“不喝酒、不蓋房、不撒種、不栽種葡萄園，但一生的年日要住帳棚。”（《耶利米書》35:6-7）這聽起來就像是在說利甲人是最原始的耶和華信徒。我們也知道利甲的兒子約拿達曾幫助猶大支派的將軍耶戶打敗北方以色列王國的巴力祭司（《列王記下》第10章）。

如前所述，根據《士師記》1:16，摩西的岳父是基尼人，但在《民數記》10:29中他卻被稱為米甸人，《出埃及記》3:1和18:1皆用“米甸的祭司”來稱呼他。看來米甸似乎是一個地區，而不是指具體的民族，然後基尼人則是生活在米甸的一個部落。以色列人顯然與基尼人締結了特殊的同盟，但這個同盟並不包括其他米甸人，而他們後來在《民數記》第31章中被摩西下令屠殺殆盡。

米甸位於阿拉伯半島西北部的亞喀巴灣東岸。這是一個盛產銅礦的地區，古埃及人早在公元前14世紀末就開始在這裡開採銅礦。基尼的意思就是“鐵匠”或“鍛造金屬者”。他們在銅和青銅冶金方面的技術十分高超，這一點也與他們崇拜火山神十分吻合，《出埃及記》19:16-19對此說得很清楚。阿拉伯半島的西北部恰好有一片火山地區，與後來被錯誤地命名為西奈的埃及半島十分不同（探險家查爾斯・貝克〔Charles Beke〕曾在1873年的《西奈山是一座火山》〔Mount Sinai a Volcano〕中指出這一點）。以色列的《聖經》學者尼希姆・阿姆扎拉格（Nissim Amzallag）認為耶和華最初其實是冶金之神，受到生活在青銅器時代至鐵器時代之間的半遊牧冶銅民族的崇拜（註7）。摩西對基尼人宗教的主要創新就是他建造了一個木箱（約櫃）和一座帳棚（會幕），以將他們的神帶去迦南。

但正是在這裡，基尼人假說將變得有趣起來，而且它或許可以解釋以色列後來的民族性。

按照《妥拉》的規矩，這些民族都是用他們假想中的祖先來為自已命名，所以以東的後代叫以東人，基尼人的名字可以被簡稱為Cain（Qayn），他們的祖先就是傳說中的該隱。《創世紀》4:19-24將該隱的子孫形容為一群“住帳棚、打造各樣銅鐵利器、彈琴吹簫”的人。因此，我們可以推測《創世紀》第4章中該隱和亞伯的故事很可能是源自於一種“病因學神話”（etiological myth），基尼人用它來解釋他們為何永遠只能過著四處流浪的生活，因為他們同名的祖先殺害了他的親弟弟，並因此被神詛咒。耶和華對該隱說：

“你做了什麼事呢？你兄弟的血有聲音從地裡向我哀告。地開了口，從你手裡接受你兄弟的血。現在你必從這地受咒詛。你種地，地不再給你效力；你必流離飄蕩在地上。”（4:10-12）

除了詛咒，耶和華也設下了一個特殊的保護：“凡殺該隱的，必遭報七倍。耶和華就給該隱立一個記號，免得人遇見他就殺他。”（4:15）後來在該隱的後代拉麥身上，報應則變成了七十七倍（4:24）。

由於亞伯死了，亞當和夏娃於是又生下一子塞特（4:26），不過基尼神話中本來是沒有他的。他是後來才被一位《聖經》編纂者添加到故事中，後者經過慎重的考慮，決定為該隱的後裔另立一位作為替代的、沒有犯過罪的祖先。這也許解釋了為什麼《創世紀》5:6-32中塞特後代的名字，基本上就只是照抄自4:17-18中該隱後代的名字。

根據這些經文的記載，我們可以知道基尼人是一個半遊牧部落，擅長冶煉銅與黃銅，但他們卻也十分令人畏懼，不僅因為冶金學是一門與魔法有關的秘密技藝，更是因為他們以殘忍無情和有仇必報而聞名。還有一種可能是，作為與嫉妒之神有關的秘密技藝的守護者，他們發展出了與其他人迥然有別的傳統。

由於出現在《妥拉》中的人物常被用來代表不同的部族，因此該隱與亞伯的故事可以被理解為一個部族消滅另一個同族的部落（就像以色列人對米甸人所做的）。實施這場種族滅絕的部落想必會一直被罪惡感、被詛咒感籠罩，他們非常恐懼自己將來會不會遭致相同的報復，所以才需要掩飾這段過往、塑造自己有仇必報的形象。

該隱殺死亞伯和雅各欺騙以掃以取得繼承權的故事，顯示出以色列人很可能借用了基尼人的神話，並將神的詛咒重新詮釋成神的祝福。我們甚至可以推測，在原始版本的雅各與以掃的故事中，雅各其實殺死了以掃，後者之後就變成鬼魂或天使在雅博渡口與雅各摔角（《創世紀》第32章）。

最後我們要記住的是，當他被基尼人祭司收留時，摩西當時實際上是一個正在逃亡的殺人犯：“他左右觀看，見沒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裡。”（《出埃及記》2:12）

一個民族將他們四處流浪且離群索居的生活方式歸咎於神的詛咒，這乍聽之下似乎很無理取鬧，但尤里・斯列茲金（Yuri Slezkine）卻指出，其他的流浪民族其實往往也相信他們是因為“神的懲罰”才不得不過上這種生活。比方說，“在許多有關於吉普賽人的傳說中...最常見的一個說法是，當初被用來釘死耶穌的釘子就是吉普賽人打造的。”（註8）這與基督徒指責猶太人殺死了耶穌，以及中世紀時流傳的“流浪的猶太人”（Wandering Jew）傳說形成了有趣的對比。

那麼，我們是否可以從這種能夠追溯到久遠以前的部落種族滅絕的“該隱情結”中發現塑造猶太人心理的秘密根源，就像佛洛伊德試圖從發生在遙遠過去的弒父事件導致的伊底帕斯情結中尋找人類心靈的鑰匙，或是像奧古斯丁那樣認為亞當與夏娃犯下了原罪，並因此禍及了他們的所有後代（仔細想想，這其實是一個非常猶太人的理論）。

無論如何，猶太人堅持他們是上帝的選民，其實是為了補償他們內心深處認為自己被上帝詛咒所帶來的痛苦，這確實是一個很有趣的想法。這個假設具有十分深遠的含義，其將有助於理解猶太人的本質以及該如何與他們相處。

不是遺傳，而是生殖器

作為對上述理論的一個有趣補充，有證據顯示早期的以色列人曾經有過獻祭頭生子的習俗，直到後來才被以為每個新生男嬰行割禮的方式取代：這有沒有可能其實是對過去的那位頭生子該隱犯下的殺人之罪的贖罪意識？

證據來自《出埃及記》4:24-26，耶和華突然想要殺死摩西，摩西的妻子西坡拉（葉忒羅的女兒）便趕緊用燧石為他們剛出生的兒子行割禮，這才解除了神對摩西的殺機。由於故事完全沒有解釋為什麼耶和華對摩西起了殺心，並且前一節經文才提到耶和華威脅法老說“看哪，我要殺你的長子。”所以我推測這個前後不一致的敘述應該是一個被扭曲過後的版本，原來的版本應該有更明確地表示，耶和華想殺摩西是因為他的兒子還未行割禮。

至於為什麼抄寫員要故意進行如此拙劣的改動？顯然這麼做是為了掩蓋一件顯而易見的事，那就是猶太人的割禮最初其實是為了取代獻祭長子的儀式而設立的。這只是一個猜想，因為沒有其它經文線索能證明這就是在巴比倫之囚時所發生的事，當時人祭被廢止，在第八天行割禮的習俗也是在那時確立的。

《出埃及記》13:12-13寫道：“那時你要將一切頭生的，並牲畜中頭生的，歸給耶和華；公的都要屬耶和華，”經文還說頭生的驢可以“用羊羔代贖”，人類的頭生子亦是如此：“凡你兒子中頭生的都要贖出來。”34:19-20又重複了這一內容（註9）。“代贖”的意思就是“贖回”；在宗教祭祀中，這意味著長子要被象徵性地獻祭，不過實際被放上祭壇的是動物供品（就像亞伯拉罕的兒子以撒）。

如果說這些經文的含義還不夠清楚，那麼22:28-29就徹底消除了歧義：“你要將頭生的兒子歸給我。你牛羊頭生的，也要這樣；七天當跟著母，第八天要歸給我。”這條誡命說明了牲畜與人類在這一點上是一樣的。同時它還規定了頭生子必須在出生後的第八天被獻祭。

要將羔羊——或人類——“歸給耶和華”，除了獻祭之外還能有什麼方式，而且它大概率是燔祭（火祭），因為這是耶和華最喜歡的獻祭。確實，我剛才引用的經文並未十分明確提及這一點。我們不應該對此有太多期待，因為在《聖經》最終成書的時候，這條誡命早就已被廢止很久了；那時人祭已經變得過時，甚至不再被允許。但《以西結書》20:25-26清楚證明了，耶和華在過去確實曾要求以色列人將他們“頭生的經火”。

《利未記》18:21、22:2-5和《耶利米書》7:30-31均對活人獻祭下達了禁令，但對於歷史學家來說，禁令恰恰意味著這種風俗曾經存在過，否則根本沒有必要禁止一件從未發生過的事（順道一提，《出埃及記》22:18-19中禁止與動物性交的誡命也是如此）。因此，在《利未記》和《耶利米書》成書的時候，以孩童作為祭品的風俗顯然仍然存在，儘管這種行為現在已被正式禁止。

令人困惑的是，《利未記》和《耶利米書》都提到有人以耶和華之名，在祂的聖殿中向摩洛獻上孩童作為祭品。例如：“把自己的兒女獻給摩洛的，總要治死他...因為他把兒女獻給摩洛，玷污我的聖所，褻瀆我的聖名。”（《利未記》20:2-3）瑞士的《聖經》學者托馬斯・羅默（Thomas Römer）對此提出了一個解釋：MLK（摩洛）這個字在用希伯來語寫成的《馬所拉抄本》中的發音為molek，而在希臘語的《七十士譯本》中，melek的意思是“國王”（相當於阿拉伯語的malik），並且這個字曾被用來形容耶和華超過五十次。也就是說，摩洛與耶和華最初其實是同一個神。在巴比倫之囚時期，耶和華−摩洛被一分為二變成了要求每個頭生子都必須在八天後被獻祭的邪神摩洛，以及下令杜絕這種習俗的善神耶和華（註10）。這就讓《聖經》中的內容產生了兩層含義，就像一卷被複寫的書卷：在古代的版本中，頭生子需在第八天被獻給耶和華，新的版本則禁止活人獻祭，但仍要求向摩洛獻上供品（只不過變成以耶和華的名義，在耶和華的聖殿獻祭）。以色列和猶大的王都曾試圖將他們的兒子當成供品獻祭，並因此受到譴責（《列王記上》16:24、《列王記下》16:3、21:6）。

在第八天獻祭頭生子的習俗並沒有在巴比倫之囚時期被徹底廢止，而是被在第八天為所有男嬰行割禮的方式取代了：

“你們世世代代的男子...生下來第八日，都要受割禮。我的約就立在你們肉體上作永遠的約。但不受割禮的男子必從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約。”（《創世紀》17:9-14）

在《聖經》的故事中，亞伯拉罕的立約要早於摩西的立約，但在現實中卻是後者先被撰寫出來的。巴比倫之囚時期的先知們從未提及亞伯拉罕。《創世紀》15:7對他的應許，即從美索不達米亞前往巴勒斯坦的旅程，實際上是結束巴比倫之囚的人們為了（重新）征服巴勒斯坦而發明出來的神話。

亞伯拉罕不敢違抗耶和華獻祭以撒，最後卻又被制止，這個故事在傳統上一直被認為是以色列的重大文明突破。勒內・吉拉爾（René Girard）在他的多本書中都採用了這一觀點，首先是《替罪羊》（The Scapegoat，1986）：上帝饒恕以撒的故事的本質，就是為了終結將孩童獻給摩洛等神明的多神教習俗。吉拉爾認為，《聖經》中的一神論之所以反對偶像崇拜，就是因為多神論的“宗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種活人獻祭崇拜。

但歷史記載並不支持這種解釋，而且如果你告訴我，吉拉爾的理論只是一個猶太人的幻想，就像奧古斯丁的原罪論——我不會否認，何況吉拉爾和奧古斯丁一樣，他們都是天主教徒。活人獻祭的習俗確實存在其它許多社會中。腓尼基人會這麼做，甚至連亞該亞人（希臘人）也會在特殊情況下這麼做（伊菲革涅亞、伊底帕斯）。但以色列人顯然不是最早放棄活人獻祭的人。亞里斯多德的學生泰爾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在大約公元前250年寫道：“敘利亞人，或者說猶太人（Ioudaioi，“猶大族人”）至今仍有活人獻祭的習慣。”他補充說：“他們是最早開始以其他活物乃至他們自己作為祭品進行祭祀的民族。”（註12）這或許不是事實，但卻的確顯示出活人獻祭絕對不是猶太人最早廢除的。

根據《列王記下》23:10，約西亞王（前640−前609）廢除了孩童獻祭，“不許人在那裡使兒女經火獻給摩洛。”但托馬斯・羅默認為活人獻祭是直到巴比倫之囚後才被徹底禁絕，因為巴比倫人反對活人獻祭。於是，在第八天獻祭男嬰的習俗就這樣慢慢被在第八天為男嬰行割禮的方式取代了。

從客觀的角度來說，第八天行割禮的行為本身就是在製造一種儀式性的創傷，其所造成的心理影響是十分深遠且難以癒合的。僅僅在出生才過了一個星期後——更何況出生本來就是一件極具創傷性的體驗，只不過這種痛苦很快就會被母愛治癒——男嬰現在要痛苦地體驗到他的家庭與神施加在自己身上的殘忍。感謝史蒂芬・布萊克福德（Stephan Blackford），我們現在知道（但這真的需要有人來告訴我們嗎），人類在出生的第一年中所獲得的安全與自信感是否足夠，將會對其往後的人生產生重要的影響。如同心理學家埃里克・艾力克森（Erik Erikson）指出，這是他未來的心理發展的基礎，因此父母的保護與養育至為重要。無法建立這種最基本的信任感可能會導致未來出現慢性焦慮、憂鬱和人格障礙。所有經歷包皮環切術（且是在沒有麻醉的情況下）帶來的劇痛的兒童或許不會全都有相同的反應，但他們許多人的基本信任感將因此受到永久的傷害，這一點應該是毫無疑問的吧？

母親同樣也是承受創傷的人，這種愧疚感是導致經常在“猶太母親”身上出現的矛盾心理的決定性因素。在割禮儀式進行的時候，母親通常不會在場。但《割禮資訊中心》（Circumcision Resource Center）在其網站上發表的〈見證割禮的母親〉中提供的證詞卻很值得參考。“我永遠忘不了寶寶的哭聲，它一直在我腦海裡揮之不去，”米麗婭・波拉姆（Miriam Pollack）回憶說。“他的哭聲聽起來就像正在被屠宰一樣，我嚇得打翻了手上的牛奶。”南希・科恩（Nancy Wainer Cohen）說：“當我聽見那可怕的哀嚎的時候，我的心完全碎了，我覺得我對此負有責任。”伊莉莎白・金斯伯格（Elizabeth Pickard-Ginsburg）表示：

“傑西一直在尖叫，我的臉上滿是淚水...傑西叫得非常大聲，然後他忽然就沒有聲音了！我從未經歷過這樣的事情！他本來還在尖叫著，現在突然就沒有聲音了，他的嘴巴張得大大的，臉上充滿了痛苦！我記得那一刻我真的好痛苦...就好像保險絲被熔斷了！這真的太超過了。我們知道事情已經結束了，可是我卻覺得它始終無法真正癒合...我沒有辦法直視它。這是一個傷疤。我嘗試努力去癒合這個傷疤。我一直在哭，我們也接受了很多諮商。但一切都無濟於事，真的太痛苦了...我們好不容易有了這個美麗的男孩，我們度過了最美好的七天，才剛開始這美妙的一切，但現在卻彷彿有什麼東西被打碎了！...當他剛出的那一刻，我就與我的孩子，我的寶寶，建立了一種最深刻的聯繫。當割禮開始的時候，我必須強迫自己斬斷這種聯繫。我必須割斷我的母性，而這同時也割斷了我對傑西的許多感情。我割斷它是為了壓抑痛苦，也是為了壓抑我想要去制止割禮的本能。”

由於嬰兒不會說話，所以捍衛割禮傳統的拉比會代替他們說話，並盡量淡化他們所遭受的痛苦。但根據《割禮：隱藏的創傷》（Circumcision, the Hidden Trauma，1997）一書的作者羅納德・戈德曼教授（Ronald Goldman）的說法，目前研究已經證實割禮對嬰兒的神經系統造成了有害的影響。在手術後觀察到的行為變化包括了睡著障礙與母子關係變得疏離，這些都是創傷壓力症候群的跡象。

嬰兒沒有辦法承受父母的虐待，因為他的生存完全依賴於父母。父母居然會這樣傷害自己，這種傷痛是如此具有毀滅性，以至於無法釋放的憤怒會在他們與父母之間種下無法抹滅的創傷。將第八天接受割禮的創傷，以及猶太人對他們的宗教領導人施加在自己身上的虐待的視而不見，卻反而將世界上的其他人視為對自己的永恆威脅，認為這之間存在某種因果關係是否會太牽強呢？猶太人天生的偏執是否就是源自於割禮，而這反過來又阻礙了他們在某些情境下理性思考的能力？割禮在二十三個世紀以前被發明出來的目的，會不會其實就是要利用這種儀式性的創傷，來在精神上奴役數百萬人，將一種以無法癒合的恐懼作為形式的“契約”深深烙印在他們的潛意識中，而它隨時可以被“大屠殺”或“反猶主義”這樣的暗號給觸發？

2015年，由紐約西奈山醫院的瑞秋・耶胡達醫生（Dr. Rachel Yehuda）領導的一個研究小組得出結論認為，大屠殺導致的創傷會通過“表觀遺傳”（epigenetic inheritance）而代代相傳（註13）。既然如此，他們是否也應該研究一下割禮造成的表觀遺傳影響（或者說“基因印記”）？今天，有超過九成的以色列人經歷過這種創傷：這肯定會對一個民族的心理產生深遠的影響。

當然這只是一種理論。但我們很清楚我們在面對的是一個瘋子，因此我們必須先找出病因，然後才能開始討論如何治療。要檢驗這個理論很容易：讓一個國家立法禁止割禮，然後看看那裡的猶太人的心理健康是否會因此有任何改善。冰島人的確曾在2018年試圖通過這樣的法案，卻遭到歐洲的猶太團體以這是“反猶主義”為由強烈抵制，最終不了了之（註14）。

無論如何，割禮遲早必須在全世界被禁止，因為它違反了最基本、合乎自然且普遍的兒童保護法律。禁止割禮很有可能將有助於解決很大一部分的猶太人問題。

撒旦的聖殿

讓我們承認現實吧：我們，也就是整個基督教世界，並沒有幫助猶太人變得更好。我們總是告訴他們，我們相信他們是上帝的選民，但我們卻又允許他們一再殘害自己的新生兒。我們一直允許他們在基督教世界中享有特殊的地位，甚至讓他們的宗教作為唯一被允許的非基督教宗教繼續存在。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奧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提出的“見證論”：

“他們用自己的經書作為證據，為我們作見證，證明我們並沒有捏造關於基督的預言...因此，當猶太人不相信我們的經書時，他們就是沒有真正讀懂他們自己的經書，因為他們書上所說的已明明確確應驗...為了為我們作證，猶太人才被允許擁有並保存這些經書（《舊約》），甚至被迫分散到各國中，隨著基督教會一起擴散到各處...所以《詩篇》（第59章）早已預言：‘不要殺他們，恐怕我的民忘記（律法）...求你用你的能力使他們四散。’”（註15）

現在讓我們回到前基督教時代。希臘人和羅馬人幾乎一致認為，仇恨其他人類是猶太人最普遍的特徵（詳見彼得・沙菲爾〔Peter Schäfer〕的《猶太恐懼症：古代世界對猶太人的態度》〔Judeophobia: Attitudes Toward the Jews in the Ancient World，1998〕）。塔西佗在公元1世紀的時候就曾指出，猶太人隨時都準備好幫助彼此，但他們卻“對其他民族充滿了仇恨”（《歷史》〔Histories〕卷五）。同一時期，生活在亞歷山卓的希臘人伊西多爾（Isidoros）正率代表團出訪羅馬，並向皇帝抱怨猶太人“試圖讓全世界陷入混亂”（註16）。另一位來自亞歷山卓的希臘人阿皮翁（Apion）寫了一本反對猶太人的暢銷書，這本書今天已經佚失，但它的部分內容卻因為約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為了反駁他而寫的《駁阿皮翁》（Against Apion）而得以被保存下來；阿皮翁聲稱猶太人在他們的聖殿裡崇拜金驢頭。這個說法其實是源自於古埃及人的信仰，普魯塔克（Plutarch）曾在其關於伊西斯和奧西里斯的論著中指出，猶太人的神就是賽特，即埃及的驢頭神。賽特殺害了他的哥哥奧西里斯（與該隱同樣是兄弟相殘），並被諸神流放至猶地亞的沙漠。對古埃及人而言，賽特是謊言、內戰與飢荒之神，相當於多神教中的撒旦。

當他們皈依基督教後，羅馬人被教導說猶太人是最早開始崇拜真神的人。於是，猶太人的邪惡現在不能再被用他們的神本來就是邪惡的來解釋。相反地，它被解釋為猶太人背離真神的報應。古埃及人、希臘人和羅馬人都認為猶太人是一個被詛咒的民族，因為他們憎恨除了耶和華以外的所有神，反而基督徒卻認為正因為他們憎恨除了耶和華之外的神，這證明了猶太人的確是神的選民。

基督徒一向喜歡引用《啟示錄》2:9和3:9，將一切的責任歸咎於“撒旦的會堂”和《塔木德》，而不是聖殿與《妥拉》。這很奇怪，因為耶穌當初斥責的是聖殿，而不是猶太會堂。他痛斥聖殿為“賊窩”（《馬可福音》11:17），他所引發的騷動也是祭司們下定決心要除掉他的原因。他們指責他想要摧毀聖殿。根據福音書的記載，耶穌確實預言了聖殿將來會被徹底毀滅（《馬可福音》13:2）。

基督徒的“撒旦會堂”理論意味著猶太人是因為被撒旦蒙蔽而作惡，與耶和華無關。但這個理論顯然不對：每當以色列人在燒殺擄掠的時候，他們都是奉耶和華而不是撒旦的名字來這麼做的。納坦雅胡曾宣稱，他將遵照耶和華的旨意去對付巴勒斯坦人，恰如當年摩西遵循其旨意去消滅亞瑪力人。所以，現在是時候回到前面的希臘−羅馬理論：以色列人之所以邪惡，是因為他們的神本來就是邪惡的。問題的根源從一開始就在於聖殿本身（順道一提，它在古代同時也是銀行）。

當巴比倫人在公元前586年摧毀所羅門聖殿時，他們一定很清楚這一點。當羅馬人在公元70年將希律聖殿夷為平地時，他們肯定很明白自己在做什麼。然後在公元130年，哈德良皇帝在聖殿的廢墟上重建了一座新城−伊利亞・卡比多連（Aelia Capitolina，直到很久以後它仍被阿拉伯人稱作Iliya），並將過去聖殿的遺址改建為垃圾場。他還將這座省份重新命名為敘利亞−巴勒斯坦（Syria Palæstina），以紀念從前生活在此地的非利士人（Philistines）。

但是基督教國家卻將巴勒斯坦交還給了猶太人，後者將其改名為以色列，並正在計劃重建聖殿與當年的所羅門帝國。

我的基督徒朋友經常因為我談論這些事實而不快。我完全無意將他們從宗教催眠中喊醒。但歷史卻要求他們必須從對以色列的妄想中醒來。沒有任何藉口可以為崇拜《舊約》及其中的種族滅絕之神的行為辯護。我們不能再為自己找任何藉口來不去譴責猶太人的選民思想，因為這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最具災難性的謊言。像“要用寓言的方式去理解《聖經》”之類的神學藉口已經夠多了！現在是時候吞下綠藥丸了！

但不要將嬰兒與洗澡水一起倒掉。聖嬰耶穌應該被保留下來：他是“新太陽”（noio hel）的神話與儀式性化身，這是一個遠早於基督教的歐洲傳統，因而也是我們重新找回前基督教傳統的基礎。還有成年的耶穌也值得被保留。他的故事就是每一個因為試圖違抗聖殿而被帝國治死的人的故事。別忘了耶穌是一個巴勒斯坦人。

耶穌對以色列人說：“下地獄去吧，撒旦！”

但要注意：實際上有兩個耶穌，一個是彌賽亞耶穌，另一個是上帝的兒子耶穌。第一個耶穌是猶太人，第二個耶穌是希臘人。我們不需要彌賽亞耶穌，因為如果耶穌是彌賽亞，就代表彌賽亞背後的脈絡——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選民——是真實的。

有意思的是，耶穌本人其實並不認為自己是彌賽亞。他在《馬可福音》8:27-33（引自《天主教耶路撒冷版聖經》）中說過：

“（27）耶穌和門徒出去，往該撒利亞腓立比的村莊去；在路上問門徒說：人說我是誰？（28）他們說：有人說是施洗的約翰；有人說是以利亞；又有人說是先知裡的一位。（29）又問他們說：你們說我是誰？彼得回答說：你是彌賽亞...（33）耶穌轉過來，看著門徒，就責備彼得說：撒但，退我後邊去吧！因為你不體貼神的意思，只體貼人的意思。”

沒錯，我跳過了中間的30−32節，因為它們是後來才被添加的。

“（30）耶穌就禁戒他們，不要告訴人。（31）從此，他教訓他們說：人子必須受許多的苦，被長老、祭司長，和文士棄絕，並且被殺，過三天復活。（32）耶穌明明的說這話，彼得就拉著他，勸他。”

當這些經文被添加進去後，整個故事的含義就完全顛倒了：耶穌接受了彌賽亞的身份，卻不願聲張，彼得則因為不願耶穌受死而被責備。但耶穌注定一死與復活是後來才發展出來的說法，因此上面這整段文字都可以被認為是確實出自史實中的耶穌，但不包括30−32節。

第30節引入了學者們所說的“彌賽亞的秘密”（messianic secret，其由威廉・雷德〔William Wrede〕在1901年首次提出）這個主題。添加這節經文的目的似乎是為了反駁一種觀點：在公元70年初的時候，一些認識耶穌或身為他早期門徒的人，都否認耶穌曾說過他就是彌賽亞。於是福音書的作者們採取了一個辦法，那就是想像耶穌曾告訴他的門徒要保守這個秘密。所以，發明“彌賽亞的秘密”的目的就是為了掩蓋耶穌曾經否認自己是彌賽亞的事實。

這只是一個理論。但另一個更有說服力的證據是，耶穌曾說過類似“撒旦，退我後邊去吧”（在《武加大譯本》中為“Vade retro, Satana”）這樣的話，以回應當時的猶太人對彌賽亞的期盼，而且他還說過不止一次：耶穌在沙漠中接受試探的時候，也說過同樣的話：

“魔鬼又帶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將世上的萬國與萬國的榮華都指給他看，對他說：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這一切都賜給你。耶穌說：撒但，退去吧！”（《馬可福音》4:8-10）

在這裡，我們看見耶穌拒絕了耶和華與祂的子民立約時所訴諸的原則，這個原則被記錄在〈申命記〉中，並在整部《舊約》裡反覆不斷出現：只要猶太人只認耶和華而不是其他的神，那麼耶和華就會讓他們“超乎他所造的萬民之上”並且“你必借給許多國民，卻不致向他們借貸。”（《申命記》26:17-19、28:12）

撒旦的試探與耶和華的立約之間的相似性是顯而易見的。耶穌拒絕成為帶領以色列走向輝煌的彌賽亞式君王。撒旦試探的故事或許只是傳說，但它很可能確實是源自於耶穌曾說過的一些否定以色列人的彌賽亞夢想的話，《馬可福音》8:27-33則為此提供了一個可信的背景。

這仍然只是一個理論。讓我們面對現實：我們並不知道耶穌究竟說過什麼，也沒有人知道該如何將他的話與福音書作者和編輯們借他的口說出的話區分開來。重點是，我們可以選擇要相信哪一種解釋。耶穌只有一個，但理解耶穌的方式卻不止一種。即便是相對較晚近才出現的“史實的耶穌”概念，也有各種不同的觀點：拉比耶穌、革命者耶穌、醫治者耶穌、末世論宣揚者耶穌，或是巴勒斯坦人耶穌。我們可以選擇相信耶穌認可以色列的自我中心及其形而上的種族優越論，也可以相信他實際上是試圖治癒以色列的這種精神疾病。我們可以選擇相信耶穌接受以色列的神是他的天父，也可以相信他其實是在暗示以色列的神就是撒旦。我們可以選擇相信耶穌是以色列的彌賽亞，也可以相信他堅決地拒絕了這個身份，並斥其為邪惡的想法。這是一個完全取決於理性的選擇，並且有充足的學術論據支持第二種選擇。我在上面介紹的只是其中之一。

我想要幫助那些慢慢開始認識到以色列從一開始就是邪惡的基督徒。如果我們接受耶穌反對的是《舊約》所代表的意識形態，以及耶穌口中的天父與耶和華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神的話，那麼馬吉安主義（Marcionism）就確實是有道理的。馬吉安主義是不是異端？特土良（Tertullian）不是譴責了它嗎？誰在乎呢？耶穌教導人們要尋找天上的寶藏，反觀耶和華卻執著於用金銀填滿祂的聖殿：“我必震動萬國；萬國的珍寶必都運來，我就使這殿滿了榮耀。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萬軍之耶和華說：銀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哈該書》2:7-8）這不只是撒旦的會堂，這是撒旦的聖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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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1] City of God, 18.46, quoted in Lawrence H. Keeley, War Before Civilization: The Myth of the Peaceful Savage, Oxford UP, 1996, p. 86. 

[2] Arnold Toynbee applied the metaphor of the fossil to the Jews in the first volume of his monumental Study of History (1934). 

[3] Steve Wells, Drunk With Blood: God’s Killings in the Bible, SAB Books, 2013. 

[4] Thomas Suárez, State of Terror: How Terrorism Created Modern Israel, Skyscraper, 2016, p. 55. 

[5] Wyatt Peterson, Perfidy of Zion, 2022, p. 58. 

[6] The “Kenite hypothesis,” or “Midianite hypothesis”, is presented in Thomas Römer, The Invention of God, Harvard UP, 2015. Also worth reading is Hyam Maccoby, The Sacred Executioner, Thames & Hudson, 1982. 

[7] Ariel David, “Jewish God Yahweh Originated in Canaanite Vulcan, Says New Theory,” Haaretz, April 11, 2018, on haaretz.com. 

[8] Yuri Slezkine, The Jewish Century, Princeton UP, 2004, pp. 22-23. 

[9] Numbers 18:15-17 declares redeemable the “first-born of an unclean animal” (unfit for consumption), but forbids to redeem “the first-born of cow, sheep and goat,” which are destined for the consumption of the Levites. 

[10] Thomas Römer, The Invention of God, Harvard UP, 2015, pp. 137-138. 

[11] Mario Liverani, La Bible et l’invention de l’histoire, Gallimard, 2012, pp. 354–355. English edition: Israel’s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Israel, Equinox Publishing, 2007. 

[12] Menahem Stern, Greek and Latin Authors on Jews and Judaism (vol. 1), Israel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1974, p. 10. 

[13] “Study of Holocaust survivors finds trauma passed on to children’s genes,” The Guardian, August 21, 2015, on www.theguardian.com. 

[14] David Rosenberg, “Iceland drops proposed circumcision ban,” April 30, 2018, on www.israelnationalnews.com/News/News.aspx/245193 

[15] Paula Fredriksen, Augustine and the Jews: A Christian Defense of Jews and Judaism, Yale UP, 2010. 

[16] Joseph Mélèze Modrzejewski, The Jews of Egypt, From Rameses II to Emperor Hadrian, Princeton UP, 1995, p. 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