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瓶座（《馬可福音》13:1-14:16）
拿著水瓶的人
“一切都崩落，再無核心可以掌握；
只剩下混亂，漫溢世間，
血色的暗潮，漫溢四方
純真的慶典已經沉沒了；”
（W.B・葉慈《二度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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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瓶座與土星
“水瓶座時代”一詞第一次進入公眾的視線要追溯到音樂劇《毛髮》（Hair）在1968年首次公演的時候，劇中的演員們歌頌著一個宛如烏托邦般的未來，在這個世界中，所有人都可以無拘無束、自由戀愛、幸福與和諧地生活。不過真正了解水瓶座時代背後的占星學意義的人卻很少。哪怕是這齣音樂劇的編劇也顯然沒有搞懂。光是“當月亮在第七宮／當木星與火星對齊時”這句話就曝露出他們對占星學有多麼一無所知：木星本來就經常與火星對齊，而月亮更是每天都在第七宮。還有其它幾句歌詞——“讓和平指引行星，讓愛引導星辰”——與其說是在呼應神秘學傳統，倒不如說它只是60年代那種天真爛漫的樂觀主義而已。要是編劇們仔細去研究這個傳統，他們就會發現水瓶座時代的“黎明”絕不會是平靜、和諧且充滿愛的。正如我們將看到，《馬可福音》就是他們可以參考的文獻之一。
“摩羯座和水瓶座，”托勒密說：“...冰冷而冷酷...一點也不像它們的對立相位那般仁慈。“（p.81）他口中的“對立相位”指的是與它們正好相對立的巨蟹座和獅子座，太陽在進入這兩個星座的時候力量最為強大。雖然巨蟹座的主宰星是月亮，但它卻是夏至的標誌，太陽在此時處於天空中的最高點；獅子座的主宰星是太陽，它象徵個人的榮耀、自我意識與個人的獨一性。反過來說，摩羯座和水星座皆受土星主宰，而後者是“佔據最高的軌道、距離太陽最遙遠”的行星，“冷若冰霜”就是它的本性。“寒冷”與“黑暗”象徵著集體；自我之光在這時已幾乎熄滅，被集體意識取而代之。冬天是我們抱團取暖的時候，人人必須互相幫助以抵禦掠食者，並分享各自擁有的東西好確保群體的生存。今天的我們早已忘記了這些事情，但它們其實仍然以一種略有不同的形式被保存至今，那就是在冬至我們慶祝聖誕節的時候。但是，對我們的祖先來說它們卻是非常重要的，這種光明與黑暗的象徵主義對他們的意義，遠比對擁有暖氣和電燈的我們要大得多。
在參孫第一次剪頭髮的故事（《士師記》16:17-19）中，《舊約》通過優美的詩歌向我們描述了太陽的弱點就在於它進入水瓶座的時候。參孫這個名字（參見〈失落的星語〉）源自於希伯來語shermesh，意思是“太陽”，所以他的名字相當於我們今天的“桑尼”（Sonny）。他的敵人大利拉的名字源自於希伯來語deliy，意思是“水桶”。大利拉是水瓶座，太陽在它身上將失去所有力量，這就是參孫剪掉頭髮（太陽的光線）的隱喻。
在托勒密看來，摩羯座和水瓶座都缺乏“仁慈”，這不是因為作為這些星座出生的人天生冷酷無情，而是因為這些星座本身就象徵著冬天的寒冷與黑暗，這是生命最為艱難也最為危險的時候。然而，正是這樣的艱難使我們意識到自己原來有多麼脆弱，多麼需要他人的幫助，還有我們在群體中的責任：只有當我們放下自我重要感，我們的集體責任感才會產生。
在摩羯座身上，這種集體意識表現為權威，表現為國家權力壓過個人權利。然而，在水瓶座身上，它卻是表現為個體之間的自由合作，這些個體皆已脫離低級趣味，並樂意為了眾人的福祉而奉獻。水瓶座是一個固定風象星座，儘管作為固定星座它多少帶有土星的僵化死板，但風（空氣）卻是思想、辯論與追求智慧的媒介。正因如此，水瓶座向來與民主精神、平等且自由地參政聯繫在一起。摩羯座的專制與父權終將屈服於水瓶座的平等主義，而這一點也反映在了一個奇怪的事實中：許多20世紀最傑出的女權主義思想家都是水瓶座。*
在最好的情況下，水瓶座象徵著理想的社會，個人的權利和集體的權利將在其中找到適當的平衡。水瓶座特質強烈的人往往極具社會責任感，並十分關心群體的福祉。據曼里尼烏斯表示，一個人出生時如果水瓶座正好在東方升起，他就會成為一個模範公民：
“善良者、虔誠者和正義者將出生在
水瓶座第一次倒出他的水壺之時。”
（p.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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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吉尼亞・吳爾芙出生於1882年1月25日；安吉拉・戴維斯出生於1944年1月26日；蘇珊・桑塔格出生於1933年1月28日；吉曼・基爾出生於1939年1月29日；凡妮莎・蕾格烈芙出生於1997年1月30日；葛楚・史坦出生於1874年2月3日；貝蒂・傅瑞丹出生於1921年2月4日。
同樣的想法也出現在了更現代的人對水瓶座的評論中。查爾斯・卡特在1925年寫道：
“...（水瓶座的人）幾乎總是生性善良、富有同理心、溫文爾雅，並且對大自然充滿熱愛。他們大多具有藝術天賦，對朋友的態度十分熱誠，並容易被各種社團、俱樂部、協會、群體和‘運動’吸引，卻依然能夠在這些‘事業’中做自己。”（Carter, 1925, p.8）
水瓶座容易融入群體正是因為他們本來就並不那麼執著於個人的欲求，而這又是水瓶座的另一個特質——超然。所以這個星座自古以來就與科學有著不解之緣，他們就像客觀冷靜的觀察者，證據指向哪裡就看向哪裡。曼里尼烏斯認為水瓶座的人特別有創造力，尤其是在設計水利機器這方面；他還告訴我們：
“這個世界要多虧有他的誕生
天體、軌跡、星辰與天空的意義才得揭示。”
（p.128）
這就像是在描述一位天文學家，他透過手上的工具仔細觀察並繪製天體的軌跡，並向生活在天空下的我們解釋它們的意義。這才是真正的“水瓶座”，他耐心地從天地間汲取智慧，然後再將其傾倒給全人類分享。他是一個致力於為所有人帶來甘泉的人，一個全心全意為眾人的福祉奉獻自己的人，一個體現並弘揚博愛與平等理想的人。
這些都是非常崇高的理想，如同我們前面提到的，許多人相信它們將隨著水瓶座時代的到來而成真，而我們現在就身處在它的門檻上。但這些改變不是一蹴而就的。我們也許會對彼此之間的關係產生新的認識，但除非這種認識成為每個人乃至全人類的共識，否則它就依然只會是對正義與公平的美好幻想。要想改變社會，我們首先必須改變自己：我們無法倒出本來就沒有的東西。這種改變就是靈性生活追逐的目標，不過在水瓶座階段有一點不同，現在我們要開始評估自己能不能，更重要的是，願不願意為集體做出貢獻。這實際上是一個非常巨大的改變，若不經歷一番動盪是不可能實現的。正如麗茲・格林（Liz Greene）告訴我們，在博愛精神真正深入人心之前，我們必須得先：
“經歷一個漫長而血腥的過程，去發現為什麼我們過去一直從未理解博愛的真諦。一個人無法不經痛苦而認識自己，集體同樣也是如此。如果某樣東西注定凋零，那麼它必定會在這個過程中引起很大的麻煩，如果某樣東西注定誕生，它必定會帶來極大的分娩之痛...水瓶座時代也許會讓我們意識到，不管是從生物學還是心理學的角度來看，我們確實都是一個互相關聯的巨大生命實體的一部分。但這種意識必須要學會超越我們身上的一切阻礙這些理想實現的缺陷。”（Greene, p.172-3）
每當人類意識發生改變，我們的生活重心就會隨之發生變化，占星學中的時代概念（參見〈失落的星語〉）就是在反映這一點。每當春分點從一個星座移動至另一個星座，我們就必須接受新的星座代表的原則。這自然意味著與過去的決裂，而它從來就不是一帆風順的過程。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人類的生命週期，包括作為個體的人的週期：只有舊的人死去，新的人才會誕生。但水瓶座，這個倒數第二個星座象徵的並不是週期的結束。它象徵的其實是坦然迎接終結，直面死亡的苦楚。
這一點也反映在了水瓶座的主宰星土星（♄）身上。在上一章中，我們說過土星代表結構和秩序，正好與被它掌控的摩羯座很相襯。但土星同時還是腐朽和死亡之星，它掌管的這兩個星座亦與它們有某種關聯性。就像雅努斯一樣，土星似乎有兩種面向：在摩羯座身上，它代表結構的誕生；在水瓶座身上，它代表結構的崩解。在現代占星學中，天王星（♅）取代了水瓶座的這一面向，天王星是一顆象徵暴力破壞與徹底革新的行星，古人實際上並不知道它的存在，不過它代表的原則似乎從很早開始就與水瓶座有關了。*土星與天王星一起統治著水瓶座，一個象徵漸漸的凋零，另一個象徵突如其來的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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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學家威廉・赫歇爾（William Herschel）在1781年首次發現天王星，但有證據表明“在更早以前，從地表上的某些地方就已經有人通過肉眼發現了它”（Reid, p.95）。因此，古代的同修很可能早就知道了天王星。
在希臘神話中，薩圖恩（Saturn）是烏拉諾斯的孩子，但他最終還是吞噬了自己的孩子並閹割他父親。作為克洛諾斯或時間之神的土星確實“吃掉”了他的孩子，並且作為結構和秩序的象徵，他將制止天王星象徵的混亂與創造力。
水瓶座象徵的這種秩序與無政府狀態之間的互相拉扯也可以在許多水瓶座作家的作品中看見，他們經常開創出前所未有的文學風格。詹姆斯・喬伊斯（出生於1882年2月2日）就是一個絕佳的例子，但喬伊斯的反傳統文學其實還有另一位更早的開山鼻祖，那就是同樣是水瓶座的路易斯・卡羅爾（Lewis Carroll，出生於1832年1月27日），他創作了一個無政府式的奇幻仙境，那裡“沒有我們熟悉的空間、時間和邏輯”，甚至“沒有規律、沒有理則，就連語言本身也是一種難以捉摸且模稜兩可的媒介。”愛麗絲的冒險則是一場“荒誕幽默的穿越之旅”（Wright, p.182）。
我們在《馬可福音》第十三章中所看到的世界也具有某種奇幻仙境的色彩，只不過它沒有“荒誕的幽默”。
水瓶座的靈性教訓
“噢，不可思議，
這裡有多少美好的人啊！
人類是多麼的美麗。噢，勇敢的新世界
竟有如此了不起的人！”
（莎士比亞《暴風雨》中米蘭達的台詞；第五幕，第一場）
《馬可福音》第十三章帶給註釋者的困難比這部福音書的其它任何部分都還要多。首先，其整個章節都是採用單人說話的形式，《約翰福音》的讀者對此肯定並不陌生，但這卻與《馬可福音》前面的風格完全不同。此外，乍一看，敘述的重點似乎也發生了變化。
神的國不再僅僅被理解為一種內在狀態，像芥菜的種子一樣在人的裡面生長（4:30-32）；相反的，它現在增加了一種宇宙層面的含義，而人子，其在迄今為止都只是被定義為“人”，也變成了一個屬天的、末世般的角色，他將在時間到來的時候降臨到地球上。其中有許多經文似乎是對未來的預言，千百年來它們激發了無數關於千禧年的幻想。事實上，《馬可福音》的這一章，連同《馬太福音》（二十四章）、《路加福音》（二十一章）、《啟示錄》、《但以理書》均是出了名的難以解釋，現在它們幾乎成了當代宗派主義的基本教科書。主流基督教世界中的很多人相信，《聖經》的這些部分為我們提供了哈米吉多頓之戰和世界末日的時間表。當雷根總統宣布俄羅斯是“邪惡帝國”，那時蘇聯還沒有開始進行重建改革（Perestroika），並且種種跡象似乎都顯示《聖經》的預言即將實現時，他可把西方的自由派人士給嚇壞了。就連聖奧古斯丁也相信字面意義上的“再臨”，基督會真的現身在所有人面前，他還用自己的信仰來反駁那些認為地球是圓的人：如果地球是圓的話，住在“下面”的人就看不到耶穌再臨了。
然而，《馬可福音》第十三章的一連串預言顯然是失敗的，光是最開頭的“將來在這裡（聖殿）沒有一塊石頭留在石頭上”（13:2）就沒有完全成真，哭牆直到今天依然轟立在那裡。然後還有13:30的預言：“這世代還沒有過去，這些事都要成就。”所以我們現在知道，為什麼不應該將這些經文當成字面意義上的預言來理解。
事實上，字面主義的詮釋只會阻礙對這個章節的任何有意義的分析。堅持把每一節經文都當成“聖經”，當成上帝的偉大啟示的其中一片拼圖，反而會使人錯失整體的重點。要理解作者到底想表達什麼，我們就需要先理解經文中的那些詩意的意象，以及這些意象的來源和它們在整個故事中的意義。
然而，由於耶路撒冷是在公元70年遭到羅馬人摧毀，因此第十三章的第一部分（1-23）很可能是在描述真實發生的事件，並且經文提到的“那行毀壞可憎的”（學者們認為這是在暗指羅馬人對聖殿的破壞），撇開其它可能的含義，它最有可能就是在談論那段歷史。無論如何，馬可將它放在了正確的位置上，儘管這是一個有關於世界末日的意象，因而是一個非常符合猶太傳統的意象，但它卻充滿了對黃道十二宮之一的水瓶座的暗示。
猶太人自古就相信所謂的“主的日子”（Day of the Lord），也就是在未來的某個時刻，上帝將親自介入世界歷史並拯救以色列。《舊約》每次在提到這個觀念時所呈現的意象總是宇宙性的、災難性的、血腥的。約珥的敘述（參見〈失落的星語〉）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猶太人一般將歷史分成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充滿痛苦和衝突，和平則會在第二個時期降臨，屆時以賽亞的預言就會應驗：
“他們要將刀打成犁頭，把槍打成鐮刀。這國不舉刀攻擊那國；他們也不再學習戰事。”（《以賽亞書》2:4）
這兩個時期的分界點就是“主的日子”，它的徵兆是各種災難的發生，然後是彌賽亞的到來。
《馬可福音》忠實地繼承了這一觀念。我們被告知在“末日”來臨之前：
“在那些日子，那災難以後，日頭要變黑了，月亮也不放光，眾星要從天上墜落，天勢都要震動。”（13:24-25）
然而，在這種傳統的猶太意象中其實還摻雜著占星學的觀念，它們所涉及的不是一次，而是一系列的宇宙巨變。正如〈失落的星語〉一章已解釋過，古代世界認為當春分點從一個黃道星座轉移至另一個星座，就代表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這並不是“異教”才有的信仰；亞伯拉罕和出埃及的故事實際上就包含了這種觀念，*這說明猶太人對它並不陌生。在馬可所身處的時代，春分點正即將要從白羊座轉移至雙魚座，可以預見如此巨大的人類意識變化必將會伴隨著各種災難。因此，馬可實際上是在談論（白羊座）時代的終結，以及個人靈修之路的結束，只不過他使用的是來自猶太教啟示文學的術語，它們對這些災難性的動亂進行了很多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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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伯拉罕的故事很可能是在隱喻春分點從金牛座轉移至白羊座的過程。據推測他生活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也就是白羊座時代剛開始的時候，他奉上命的旨意離開自己的故鄉，前往遙遠未知的國度。他的經歷象徵著新的開始，我們“憑著信心”接受召喚走向一個充滿不確定性、沒人知道會發生什麼的未來。在準備獻祭以撒時，亞伯拉罕在灌木叢裡發現了一隻公羊，即白羊座的象徵（《創世紀》22:61）。
但這裡面也有占星學的意象，並且出於某種原因，我們再次發現《馬太福音》中的黃道主題反而比《馬可福音》要清楚得多。《馬可福音》13:26寫道：
“那時，他們要看見人子有大能力、大榮耀，駕雲降臨。”
當然，雲是“水之承載者”（！）但《馬太福音》的類似段落對水瓶座的暗示更明確：
“那時，人子的兆頭要顯在天上，地上的萬族都要哀哭。他們要看見人子，有能力，有大榮耀，駕著天上的雲降臨。”（24:30）
引發這整段討論的是馬太在更前面寫的一段對話：“請告訴我們，什麼時候有這些事？你降臨（parousia，字面意思就是“到來”）和世界的末了有什麼預兆呢？”《詹姆斯王欽定版聖經》將最後一句話翻譯成“世界的末了”，但它的希臘語原文其實是aiôn的所有格形式，它的意思是“一段時間...一輩子、一代人、一段歷史、一段無限長的時期、一個時代”（Abbot-Smith, p.15）。這裡的暗示還不僅僅是一個占星學時代的結束與另一個時代的開始。《馬太福音》進一步指出了這個新時代就是水瓶座時代，我們讀到：
“閃電從東邊發出，直照到西邊。人子降臨，也要這樣。”（24:27）
這個小小的比喻正好抓住了水瓶座的符號（♒︎）的外形，即兩道閃電。*“人子的兆頭要顯在天上”（24:30）也是一個對水瓶座的暗示。水瓶座是黃道十二宮中的唯一一個“男人”，而每當我們在這種象徵背景下碰到“人”時，它總是與黃道十二宮中的另外三個固定星座一起出現：金牛座、獅子座和天蠍座。它們就是《以西結書》（1:10）裡出現在這位先知的異象中的“四活物”，然後在《啟示錄》（4:7）裡則是圍繞著上帝寶座的四獸。他們分別是獅子、牛犢、人和老鷹：獅子座、金牛座、水瓶座和天蠍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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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倫引述C.W・金先生的話說：“至於這些符號的由來，至今仍是一個謎。我們在許多古老的中世紀手稿中都可以發現它們。在缺乏明確起源的情況下，金先生傾向於認為‘它們可能是阿拉伯人的發明’，但我個人並不認同。這是一個相當困難的問題；就連賽斯教授也告訴我，他無法確定黃道符號在西方文學中首次出現究竟是什麼時候。”（艾倫的腳註，p.49）然而，水瓶座的符號確實曾出現在埃及的丹達拉黃道十二宮中，只不過它是三條線而不是兩條線。
《馬太福音》的這一部分應該是在暗示我們現在要邁向的時代，即水瓶座時代的“黎明”，屆時舊有的結構將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秩序從灰燼中誕生。深諳神秘學傳統的W.B・葉慈也在他的詩《二度降臨》中描述了新時代的到來。那是一個“一切都崩落，再無核心可以掌握”與“只剩下混亂，漫溢世間”的時代。在詩中接著出現了一頭“有獅的身軀人的頭”的野獸，這正是在寓意水瓶座和它的對立面獅子座，這兩個星座是新時代的象徵。彼得・萊邁蘇里爾（Peter Lemesurier）用生動的語言談論著這些馬太式的意象：
“當他（天王星）施展自己新發現的力量，亮出自己的宇宙肌肉時，她，地球母親，就會開始劇烈抽搐。地球將在宇宙的震盪中不得安寧，行星開始互相碰撞——也許是彗星撞擊，甚至更糟。隨之而來的是大地震。火山的塵埃會遮住月亮，使太陽變成血紅色。饑荒和瘟疫席捲全地，人們紛紛兵戎相見。生靈塗炭無可避免。這是新時代的陣痛，然後人們盼望已久的天國才會降臨。在諸神的黃昏結束後，就是應許過的新黎明到來。人子降臨，水瓶座時代由此揭開序幕。”（Lemesurier, p.40）
但是，我們現在從雙魚座時代過渡到水瓶座時代的動盪與混亂——這一切都在古老的占星學理論的預料之中——與福音書寫作時從白羊座過渡到雙魚座的情形可謂如出一徹。魚的時代要開始了；公羊的時代——耶路撒冷聖殿就是它的象徵——必須結束，舊秩序展開的抵抗是如此強烈，以至於宇宙本身也在反映這種新與舊之間的激烈碰撞（《馬可福音》13:7-8）。沒有人知道這些事什麼時候發生，但耶穌要求他的追隨者忍耐到底（13:13）、尋找徵兆（13:28-31）。至少有一點是肯定的：“這世代還沒有過去，這些事都要成就。”（13:30）換言之，這個還活著的人們將得以見證這個過渡期。
水瓶座的旬星
水瓶座的兩顆旬星−飛馬座和天鵝座，似乎也出現在了《馬可福音》的這一關於末日的章節中，因為它們二者皆與天空有關。佩加索斯（Pegasus），即飛馬，其名字可能源於希臘語pegai，意思是海洋之泉，牠是貝勒羅豐（Bellerophon）的坐騎，並在最終成為手持神聖閃電的朱庇特的雷霆之馬。塞斯注意到這個名字有很多不同的變體，並且它們似乎與《馬可福音》這一章的內容有著驚人的契合，儘管艾倫認為它們的詞源仍有待商榷，不過還是值得一提：
“這匹坐騎的名字的前啜，Pega、Peka或Pecha在希臘語方言中的意思是‘酋長’；後啜sus的意思不僅僅是‘一匹馬’，而是還有帶著好消息回來的含義；因此，它完整的意思是酋長凱旋而歸，帶給人們好消息和祝福。再來是組成這個星座的星體的名字，室宿一（Markab）的意思是歸來，室宿二（Scheat）的意思是去而復返。”（p.76-7）
對於水瓶座的第三顆旬星−天鵝座，弗萊明寫道：
“天鵝座又被稱為Tesark，意思是來自遠方...它的名字在希臘語和拉丁語中的意思則是盤旋與回歸。它最亮的星星是天津四（Deneb），意思是主的降臨...它的另一個名字是Arided，即他將到來...還有它尾巴的兩顆星，Azel和Fafage的意思是迅速歸來和閃耀前行。”（Fleming, p.84）
（水瓶座的第一顆旬星是南魚座，它的主星是南魚座α，我們前面曾在獅子座的章節討論《馬太福音》17:24-27時提到過它）
如果原始福音書的作者很熟悉這些星星的傳說，且在我看來確實如此，那麼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他會選擇用這部福音書的水瓶座部分來談論救世主的歸來。當然，將“救世主歸來”理解為對時代轉變的詩意隱喻也只是一種推測，但它的確比聖奧古斯丁所相信的耶穌在末日之時再次到來要更合理，也更符合我們對歷史與天文學的理解。
警醒
這個陌生而複雜的章節可能也包含了個人的精神層面，因為它提到了探求者在黃道之旅接近尾聲時要保持的“警醒”。這或許就是30:14的“讀這經的人須要會意”這句神秘的話的含義。在這種解讀中，聖殿的毀滅象徵著探求者在摩羯座階段遇到的秩序、習俗和傳統的崩潰。土星現在要親手毀滅它自己建造的秩序。從純粹心理學的角度來說，這種正處於破壞狀態的土星就是那“行毀壞可憎的”。正如薩圖恩閹割了他的父親烏拉諾斯並吞噬自己的孩子，因此“弟兄要把弟兄，父親要把兒子，送到死地；兒女要起來與父母為敵，害死他們。”（13:12）這就是那些像基督一樣的人、獲得靈性啟蒙的人、已經認識神的國的人回過頭來向社會奉獻自己的恩賜的時候了。這樣的人注定會被不愉快地接待。他可能會遇到那些試圖用虛假的啟蒙來欺騙他人的人（13:5-6），他可能會受到宗教和世俗權威，甚至是自己家人的藐視（13:9-13）。但是，他必須時刻謹記，靈性生活是上帝所賜予的，不管面對的是任何逆境，上帝的力量都會在背後守護他（13:11,20）。這是一個非常契合個人啟蒙的宇宙意象，如同所有靈性傳統告訴我們，任何人的覺醒都是一個宇宙事件。當它發生時，我們內在的宇宙就會發生翻天覆地的巨變。它粉碎了我們從前的世界觀；使我們內在的日月星辰偏離原來的軌道；我們曾經確信的事物、我們微不足道的目標和期望都會被徹底改變。整個世界再也不一樣了。
基督教傳統中所說的神的國，在藏傳佛教中叫做本覺。當本覺產生的那一刻，敦珠仁波切說：
“那一刻，就像摘下了頭上的兜帽...一切變得開闊、寬廣、純淨、清晰、多彩、生動而新鮮。就彷彿你心靈中的屋頂飛走了...所有的桎梏皆不復存在...長久以來的封印終於解開。”（Dudjom Rinpoche，p.157-8）
當佛陀成道時（我們在佛經中讀到）：“大地在顫抖，彷彿陶醉在幸福之中，人們不再怒髮衝冠、不再臥病在床、不再以淚洗面、不再作惡多端、不再驕矜狂妄，整個世間只剩下寧靜，好似一切都達到了完美。”（Rinpoche, p.56）哪怕只是一個人的轉變也能夠影響到宇宙，這是世界各大宗教的一致見證。對神的國的領悟不僅僅會改變領悟者，而是會像池水的漣漪一樣擴散開來。
這種內在轉變的本質究竟是什麼？我們怎麼知道它何時發生？它也許會來得突然，就像保羅在前往大馬士革的路上被一道閃焰的光擊中，但更多時候它是慢慢降臨到我們身上。無論是怎麼發生，它都會讓人對宇宙產生一種與過去完全不同的看法。印度聖人帕坦伽利（Patanjali）說：
“...你的思緒不再被束縛；
你的念想超越一切桎梏，
你的意識擴展向四面八方，
你發現自己身處在一個嶄新、偉大
而美妙的世界。
沉睡的力量、天賦和潛力
現在開始甦醒，你會發現自己
正在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比你曾經夢想過的
都要更卓越。”
（Dyer, p.17）
水瓶座的主題一直延伸到了第十四章，其中出現了兩次與罐子有關的事件。第一個是一個女人將珍貴的香膏倒在耶穌的頭上（14:1-9）。這個女人是一個像基督一樣的人，她出於同情和愛而願意分享自己獲得的啟蒙，也就是那個香膏，這被認為是一件比在物質上幫助窮人還要更可貴的舉動。在約翰版本的同一個故事中（《約翰福音》12:1-8）是拉撒路的妹妹，一個名叫馬利亞的女人為耶穌的雙腳塗抹香膏。雙腳是由雙魚座掌管的部位，因此這個故事最初很可能同時包含了水瓶座和雙魚座的元素，以作為福音書最後兩個部分之間的銜接。
第二個是提水者本人（《馬可福音》14:12-16），他是一個開明、慷慨且陰陽同體*的人，他“已經完全認識自己，與他和其他人之間的共在，決定有意識地為人類的集體生活做出貢獻”，所以他倒出了“作為知識與真理的生命之水”（Reid, p.92）。
他是我們所有人都必須跟隨的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進入這場戲劇的最後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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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明明是一個男人，卻做著照常理是女人才幹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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