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木德主義：列國的瘟疫

https://truthblitzkrieg.com/2021/06/09/talmudism-a-blight-on-the-nations/

By W.M. Peterson

前不久以色列對加薩人民犯下的恐怖暴行依然歷歷在目，看著大批的基督教右派人士仍堅持為以色列的殺戮行為辯護，這讓我覺得有必要指出一些事實，以證明這種行為是多麼精神分裂。首先，我將揭露的是非猶太人——尤其是基督徒——在正統猶太教中畜生不如的地位，我希望這麼做能讓人們對如今的事態產生更清晰的理解。

猶太−基督教傳統？

“我們不能忘記，拉比猶太教是與基督教不共戴天的敵人。”

——納斯塔・韋伯（Nesta Webster）《秘密社團與顛覆運動》（Secret Societies and Subversive Movements，1924）

《塔木德》是正統猶太教最主要的宗教文本，在拉比的世界中其在很大程度上甚至比《舊約》更重要（註1）。它最早是作為一種口述傳統存在，可以一直追溯到基督的時代，並在公元頭六個世紀中逐漸成書。耶穌本人曾多次在福音書中譴責法利賽人的口述律法，正是其構成了《塔木德》的內容。事實上，當猶太教徒談到《妥拉》——即口傳律法（Torah SheBe’al peh）——的時候，他們通常指的是《塔木德》而不是《舊約》。《舊約》又被稱作筆傳律法（Torah SheBich’tav），它的重要性遠遠不如《塔木德》。

《塔木德》（意思是“教誨”）分成兩個部分：〈米示拿〉（法規）與〈革馬拉〉（註釋）。1952年，在《展望》（Look）雜誌的一篇題為〈什麼是猶太人？〉（What is a Jew?）的文章中，拉比莫里斯・克澤（Morris N. Kertzer）解釋了《塔木德》的重要性：“《巴比倫塔木德》是整個猶太宗教律法的基石，也是拉比的培訓手冊。”

著名猶太歷史學家海因里希・格雷茨教授（Heinrich Graetz）撰寫了最早的其中一部猶太通史。他在1893年的巨著《猶太史》（History of the Jews）中指出，《塔木德》乃是“猶太民族的基本財富，是他的吐息、他的靈魂...自然與人性、權力與一切...對猶太民族來說，《塔木德》就是唯一的真實。”

但一個人的財富也可能是另一個人的垃圾，自從13世紀一位皈依基督教的猶太人−尼古拉斯・多寧（Nicholas Donin）將《塔木德》的內容公諸於世以來，它就為寄居在各國中的猶太人們帶來了許多麻煩。

多寧對《塔木德》的翻譯點燃了人們的怒火，結果在歐洲引發了持續數個世紀的屠殺與《塔木德》焚燒運動。顯然，我們的非猶太祖先並不喜歡被視為牲畜，更痛恨猶太人可以行騙、殺人與強姦而不受懲罰（註2）。下面幾段文字清楚地展示了在塔木德猶太教中，非猶太人、婦女甚至是兒童畜生不如的地位：

“如果一個猶太人殺死另一個猶太人，這個猶太人就要以死償命。但如果一個猶太人殺死另一個非猶太人，這個猶太人則不必受懲。”（Sanhedrin 57a）

“與非猶太人做鄰居是可恥的。”（Sanhedrin 52b）

“所有非猶太人的孩子皆與牲畜無異。”（Yebamoth 98a）

“殺死非猶太人不是一種罪。”（Ketubot 102b）

“非猶太人並非人類，而是野獸。”（Baba Mezia 114b）

“所有非猶太女人都是‘Niddah、Shifchah、Goyyah和Zonah’（不潔的來月經者、奴隸、異教徒和妓女）。”（Sanhedrin 81b – 82a）

“基督徒注定要下地獄，信奉基督教比亂倫更可惡。”（Avodah Zarah 17a）

“當彌賽亞降臨時，他將消滅所有基督徒。”（Sanhedrin 99a）

“聖母瑪利亞只是一個與木匠同床的妓女。”（Sanhedrin 106a）

“耶穌被浸泡在地獄的糞水中。”（Gittin 57a）

“如果一名成年男性與未成年女孩發生性行為，這是可以接受的，與不到三歲的女孩發生性行為，就像用手指戳戳眼睛一樣沒什麼大不了的。”（Ketubot 11b）

《塔木德》對非猶太男性、女性和孩子，以及對基督教的救世主與聖母的這些令人作嘔的評論，是導致猶太人在過去先後被109個國家驅逐的最主要原因。《塔木德》竭盡誹謗耶穌基督，說他是一個黑魔法師、偶像崇拜者和性變態，他的母親與一位名叫潘得拉的羅馬士兵通姦生下了他。毫不意外的是，拉比們總是面紅耳赤地試圖說服非猶太人相信，《塔木德》中沒有任何提到耶穌的段落，如果有人反駁的話那就是...你猜對了...“反猶仇恨言論！”然而，誰要是真信了這些歷史謊言大師，誰就是真蠢材。在〈塔木德是如何談論耶穌〉（What the Talmud Really Says About Jesus，《出版者週刊》〔Publisher’s Weekly〕2007年1月31日）這篇文章中，猶太作家大衛・克林霍夫（David Klinghoffer）寫道：“...這些令人難以置信的段落談論的不是其它任何古代人物，而正是那位拿撒勒人耶穌。所以它們到底說了什麼如此令人震驚？耶穌被迫浸泡在一口沸騰的糞水大鍋，在地獄裡接受永生永世的懲罰，聽起來怎麼樣？散落在《塔木德》中各處的這些與耶穌有關的段落全是在毫不客氣地嘲諷基督教的教義，包括處女生子與復活。”

充滿人道主義與兄弟之愛的宗教？

“...重要的是要記住，直到幾代人以前，絕大部分歐洲猶太人仍十分篤信猶太教...這種高度獨特化的文化模式與社會態度很容易就會滲透到更廣泛的人群中，尤其是那些對這些情緒的起源一無所知的人們...”

——羅恩・昂茲（Ron Unz），猶太學者

充滿種族至上思想的《塔木德》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當代猶太人的行為，其實可以從國際猶太社群中的許多有名人物的言行中看出。下面僅舉幾個例子：

• 1994年2月25日，一位名叫巴魯赫・戈爾斯坦（Baruch Goldstein）的猶太醫生兼以色列軍官手持突擊步槍闖進了希伯崙的一座清真寺，並當場射殺了二十九名正跪下祈禱的巴勒斯坦人。另有一百二十五人在這場襲擊中受傷。戈爾斯坦在試圖重新裝彈的時候被眾人圍毆致死，後來他成為了許多猶太教徒心目中的烈士。多位有名的拉比出席了他的葬禮，包括拉比雅各夫・佩林（Yaacov Perrin），他宣稱“一百萬阿拉伯人的命還不如猶太人的一片指甲”。甚至有人寫書來紀念戈爾斯坦的事蹟，書名為Baruch Hagever（受祝福者），每年都會有人前往他的墳墓朝聖。戈爾斯坦本人是梅爾・卡漢（Meir Kahane）的追隨者，卡漢曾經告訴CBS的麥可・華萊士（Mike Wallace）說，他所謂阿拉伯人全都是“狗”的說法乃是源自於《塔木德》。

• 2009年，在回答猶太人該如何對待他們的阿拉伯鄰居時，頗具影響力的盧巴維奇派拉比曼尼斯・弗里德曼（Manis Friedman）聲稱：“我不信奉西方的道德觀，即不該殺害平民或兒童、不侵犯聖地、不在節日期間動武、不炸毀墓地、不先開第一槍。猶太人的戰爭方式只有一種：摧毀他們的聖地。殺光他們的男人、女人和小孩。”

• 2010年，在每星期六晚上的講道中，以色列塞法迪猶太人首席拉比奧瓦迪亞・尤瑟夫（Ovadia Yosef）聲稱：“外邦人生來就是為了侍奉我們，若非如此，他們根本就不會誕生在這個世上——侍奉以色列的子民就是他們的職責...為什麼外邦人要存在？因為總要有人來勞動、來耕地、來採收。我們只需要像阿凡提（effendi）一樣坐享其成...這就是外邦人被創造出來的原因。”

• 在接受《猶太週刊》（Jewish Week，1996年4月26日）採訪時，盧巴維奇派的重要拉比伊扎克・金斯伯格（Yitzhak Ginsburg）舉了一個例子來說明猶太人與非猶太人之間的差異：“假如一個猶太人急需肝臟，你能直接從一個正巧路過的無辜非猶太人身上強取肝臟嗎？《妥拉》對此的回答是肯定的。猶太人的生命具有無限的價值。猶太人的生命比非猶太的生命更神聖、更可貴。”1989年，金斯伯格的大約三十名學生闖進基夫爾哈雷村（Kifl Hares），殺死了一名十三歲的巴勒斯坦兒童，金斯伯格後來在法庭上替他們辯護說：“我們應該承認，猶太人的血與非猶太人的血在價值上是完全不同的。”

• 2011年，在接受正統派電視台Kol Hai採訪時，主張必要時可以殺害非猶太人的《國王的妥拉》（Torat Hamelech）一書的作者拉比伊扎克・夏皮拉（Yitzak Shapira）聲稱：“你只要閱讀猶太律法（《塔木德》）就會明白，殺死外邦人其實根本就不是一種罪。”

• 《塔木德》認為基督徒是偶像崇拜者（avodah zarah），並要求所有虔誠的猶太教徒在經過基督徒的住宅或墳墓時都應該對其進行咒詛（Berakhot 58b）。事實上，塔木德主義者有一個古老的傳統就是朝基督教十字架和基督教神職人員吐痰，而這種傳統直到今天依然在以色列十分盛行。《奮進報》（The Forward，2004年10月22日）就提到了這一現象，當時諾罕・馬諾伊安大主教（Nourhan Manougian）正在聖墓教堂附近主持光榮十字聖架（Exaltation of the Holy Cross）遊行活動，結果卻遭到幾名猶太經學院（yeshiva）學生吐痰：“幾十年來，這一直是耶路撒冷的骯髒小秘密：正統派經學院的學生，還有其他猶太居民經常破壞教堂、向基督教神職人員吐痰...現在其它地方的猶太教徒似乎也在效仿這種做法，包括來訪的美國猶太經學院學生。”《國土報》（Ha’aretz，2004年10月11日）亦指出：“虔誠的猶太教徒...習慣在地上吐痰，以表達對十字架的厭惡。”與此同時，《紐約時報》（2004年10月19日）也引述拉比大衛・羅森（David Rosen）的話，他試圖為這種可恥的習俗辯護：“從嚴格的定義上來說，極端正統派猶太教徒並不是生活在現代世界。對他們而言，十字架是偶像崇拜的象徵。”

• 2019年，歷史悠久的巴黎聖母院慘遭祝融之災，事後祭司之冠猶太經學院（Ateret Cohanim Yeshiva）的院長、著名拉比施羅莫・阿維納（Schlomo Aviner）竟表示：“巴黎的基督教大教堂陷入了火海。究竟我們是該對此感到遺憾還是慶賀，因為它（大教堂）是偶像崇拜，是應該被焚燒的罪惡？過去的幾位重要拉比，其中最出名的是邁蒙尼德（Maimonides），就曾裁決過教堂是偶像崇拜的場所，理應被摧毀。這是非常明確的裁決。”

• 2008年5月，大批《塔杜德》學生在以色列奧爾耶胡達鎮的一間猶太會堂外焚燒數百本《新約》。美聯社（2008年5月20日）引述副市長烏茲・阿哈倫（Uzi Aharon）的話，他為他們辯護說這只是在“燒掉所有逼迫猶太人改宗的文本”。

• 英國《每日電訊報》（2015年8月6日）有一次極為罕見地對以色列極右派組織勒哈瓦（Lehava）的領導人本・錫安・戈普斯坦（Benzi Gopstein）進行了專訪：“在以色列政府積極打擊猶太極端主義的情況下，這位以色列極右派團體的領導人仍公開呼籲人們應該對基督教教堂縱火，現在他很可能將因此被捕入獄。戈普斯坦...是在猶太經學院的一個小組討論課上發表了上述的言論，當時有一名學生問他燒毀以色列境內的教堂是否是正當的，‘拉姆班（邁蒙尼德）是否會同意摧毀（偶像崇拜）？偶像崇拜必須被摧毀。所以答案很清楚。’”

需要注意的是，上面的這些引述都不是無名小卒的瘋言瘋語；而是來自猶太人的政治與宗教生活中的精英人士。拉比夏皮拉甚至曾被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盛讚是“posek gadol——偉大的哈拉卡（halakhic）仲裁者”，就連《國土報》（2013年4月23日）都看不下去直言：“沒有任何西方領導人會做出類似的事，即便他們願意。在西方，一個人如果敢寫出像‘律法允許殺害猶太人’、‘律法允許殺害基督徒’、‘律法允許殺害有色人種’這樣的書，他們肯定會被直接抓進監獄，至於稱讚他們是‘偉大仲裁者’的人更絕對得為此引咎辭職。”

自我崇拜的宗教

“事實是，猶太人的宗教高於一切猶太民族主義。”

——摩西・赫斯（Moses Hess）《羅馬與耶路撒冷》（Rome and Jerusalem，1862），他是卡爾・馬克思的老師和猶太復國主義的創始人

不是只有猶太教徒才對非猶太人抱持著制度化的藐視——這種塔木德式的心態實際上也滲透到了世俗猶太人的生活中。這是因為與其說《塔木德》是一部包含靈性教誨與不朽戒律的宗教文本，倒不如說它是唯利是圖、貪婪且惡毒的民族中心主義被法典化的結果。換句話說，塔木德主義就是猶太復國主義所抱持的種族至上心態，再加上一些偷來的宗教裝飾以作為偽裝。猶太學者以色列・沙哈克（Israel Shahak）和諾頓・梅茲文斯基（Norton Mezvinsky）就在他們合著的《以色列的猶太原教旨主義》（Jewish Fundamentalism in Israel）中指出了這一點：

“世俗的...以色列猶太人往往與虔誠的猶太人抱有類似的政治觀點、說出差不多的言論...對於虔誠的猶太人來說，非猶太人的生命沒有任何價值；對於利庫德集團（貝京、沙米爾和納坦雅胡的政治黨派）來說，其同樣價值有限...大部分的外國觀察家沒有意識到的是，以色列的猶太公民中有相當不少人抱持著這種沙文主義思想...利庫德政客的世界觀基本上就是虔誠的猶太人的世界觀，並深受支持者的狂熱追捧；它雖然經過世俗化的洗禮，卻還是保留著基本的特質。”（註3）

世俗的猶太復國主義者與正統派拉比之所以擁有如此相似的世界觀，就是因為他們都將猶太民族本身視為上帝的化身，並將這個物質世界當作只屬於他們的王國。天主教學者邁克爾・霍夫曼（Michael Hoffman）曾在他厚達一千一百頁的巨著《解構猶太教》（Judaism Discovered）中指出：“猶太教的神不是耶和華，而是猶太人自己，《塔木德》和拉比們的哈拉卡的核心就是自我崇拜。”因此，當世俗派領袖納坦雅胡在近日宣稱，以色列這個擁有兩百萬阿拉伯裔公民的國家是“一個並非屬於全體公民，而是只屬於猶太人的民族國家”時，他所展現出的民族中心主義其實與《塔木德》及其他無數拉比的思想完全如出一徹（註4）。

“殺死追捕者”政策

“哈卡拉中的規定非常清楚。殺死追捕者（rodef）是完全合法的，《巴比倫塔木德》的Sanhedrin, folio 73a就有明文記載...在我看來，只要正常地閱讀這段文字就可以明白，‘追捕者’的概念包含了所有主張或煽動殺害猶太人的人。每一個投票給哈瑪斯的加薩公民都必須——這是肯定的——被算入其中...身為猶太教的信徒，我完全沒有興趣去理會基督教的‘比例’原則，畢竟哈卡拉律法已經說明得再清楚不過了，不是嗎？”

——猶太教授傑佛瑞・阿爾德曼（Geoffrey Alderman），《衛報》（2009年1月12日）

按照《塔木德》的規定，任何被認為對猶太民族構成威脅的人均可被認定為rodef（追捕者），並以此為理由將其誅殺。不需要審判、罪證、質問證人，當然也不需要陪賞團。一旦有哪個倒霉蛋被宣布為rodef，或更精確地說是“rodfim”，那麼他或她就是處於人人皆可誅之的狀態。這樣的教義，不管它是作為心照不宣的默契還是直接公開執行，都確實奪走了古往今來許多人的性命，而這些人所犯下最大的罪過就是試圖反抗猶太人的權力。瑞典貴族、外交官福爾克・伯納多特伯爵（Folke Bernadotte）的遭遇就是一個最著名的例子。

伯納多特是瑞典親王奧斯卡・伯納多特（Oscar Bernadotte），即維斯堡伯爵的兒子。他曾在二戰期間透過談判的方式救出了德國集中營的三萬一千名囚犯，其中有許多是猶太人。戰後他被任命為聯合國駐巴勒斯坦調解員，並在結束1948年阿以戰爭（代爾亞辛村大屠殺這場血腥的單方面殺戮就是發生在那時）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註5）。即便伯納多特曾將猶太人從集中營救出，但由於他堅定地支持和平解決以巴衝突，這就讓他成為了猶太極端分子的眼中釘。1948年9月17日，伯納多特在執行聯合國的實地調查任務時遭到猶太復國主義恐怖組織萊希（Lehi，又名斯特恩幫）的特工用機關槍刺殺。這起襲擊是未來的以色列總理伊扎克・沙米爾一手策劃的。由於他力主和平解決巴勒斯坦問題，伯納多特被認為是“對新生的以色列國的嚴重威脅”。

追捕者拉賓

2004年，耶路撒冷首席拉比阿維格多・內文扎爾（Avigdor Neventzal）聲稱：“眾所周知，任何主張以色列放棄土地的人都是追捕者，沒有一塊地應該給予非猶太人。從哈拉克律法的角度來看，任何提議將以色列土地分給非猶太人的人，都應該被認定為追捕者。”

當內文扎爾發表這段不加掩飾的殺人宣言時，他肯定想到了前以色列總理伊扎克・拉賓的下場。

拉賓在1993年簽署了《奧斯陸協議》，這是聯合國主導的旨在促成以巴和解的計畫一部分。結果此舉卻激怒了以色列的許多猶太人，他們認為拉賓是一個叛徒。為了實現“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自決”，該協議要求建立“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且其對約旦河西岸和加薩走廊的部分地區享有自治權。協議還承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是以色列的合法談判對象，這些談判涉及邊界紛爭、以色列屯墾區、耶路撒冷的地位、以色列在承認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後的軍事基地控制權，以及巴勒斯坦人回歸的權利。

1995年11月4日，拉賓被一位名叫伊蓋爾・阿米爾（Yigal Amir）的塔木德法學院學生連開兩槍刺殺。由於“將屬於以色列的土地割讓予外邦人”，拉賓被認定是追捕者，並付出了生命作為代價。1995年11月27日的《紐約時報》引用了阿米爾的原話，他欣然承認了這就是自己行刺他的原因：“按照猶太律法，如果有猶太人背叛自己的民族與國家，就必須以死來償命。這不是有人教我的。我這一輩子都在研讀《塔木德》，裡面的教義都被我背得滾瓜爛熟。”

追捕者若雪

“就算追捕者沒有直接揚言殺人，而只是間接地威脅，這項律法也依然適用...因此，任何反對我們的人——支持武裝分子攻擊我們，或對他們的行為表達讚許，都可以被視為追捕者並予以誅殺。還有，任何出言批評或以其它方式指責我們國家的人，亦應被視為追捕者。”

——拉比伊扎克・夏皮拉和奧瓦迪亞・尤瑟夫《國王的妥拉》（2009）

世界各地有許多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與“猶太人”產生衝突的活動家、政治家和記者，最後就是命喪在“殺死追捕者”這項誡命下（註6）。

其中一位受害者是享年僅二十三歲的美國女性，若雪・柯利（Rachel Corrie）。

2003年3月16日，若雪在巴勒斯坦被佔領區的拉法難民營抗議以色列軍隊的暴行。一個外邦人女子竟然膽敢做出如此大膽的行為（Sanhedrin 81b–82a），這顯然足以讓她被認定為人人皆可誅之的追捕者。無論兇手到底是不是這麼想的，以色列國防軍（IDF）士兵還是駕著一架推土機直接碾過了若雪。理查德・珀塞爾（Richard Pursell）是當時的目擊者，他描述了事發時的情景：“她就站在土堆上。司機不可能看不見她。由於鏟刀推出土堆，使泥土迅速隆起，若雪從土堆上滑了下來，她的腳似乎卡住了。可是司機非但沒有減速，反而直直朝著她撞去。接著他又倒車，再次從她身上碾過了一遍。”

2012年，以色列法院宣判軍方無罪，並表示這件事單純是一樁意外，是若雪本人自找的。不意外的是，美國政府對此毫無表示，完全無意為了這起冷血的謀殺據理力爭。一位美國眾議員確實曾試圖推動一項決議，以對若雪之死進行徹底、透明的調查，但國會卻無動於衷。顯然，他們更在乎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AIPAC）提供的政治獻金，而不是讓以色列為謀殺美國公民負起責任。“永遠憤怒”的西方媒體全都忽視了這個故事，直到今天大多數的美國人仍從來沒聽過若雪・柯利的名字。她很有可能就是被當作追捕者誅殺的。

殺死追捕者與墮胎

“大多數支持墮胎運動的領導人都有猶太血統，儘管令人可悲，但這卻是事實。”

——肯尼斯・米茲納博士（Dr. Kenneth Mitzner）

殺死追捕者的誡命不只適用於那些試圖從肉體上傷害猶太人的人，甚至也可以被任意套用在任何人身上，包括被用來宣稱嬰兒正在殺死自己的母親以為墮胎的合理性“辯護”：

“猶太教有一個概念叫做rodef。它的意思是，如果你的生命受到威脅，自然就應該採取手段保護自己。rodef的字面意思是‘追捕者’。對於那些支持墮胎的拉比來說，嬰兒也可以被認為是追捕者...”

——珊迪・福克博士（Sandy Falk, MD）與拉比但以理・賈德森（Daniel Judson）《給猶太人的懷孕疑難解答》（For Jews, Pregnancy has Unique Issues，2004年1月17日）

我們在過去幾年裡看見了美國有些州已經開始取消對晚期墮胎的限制。對大多數理智的人來說，這無異於赤裸裸的謀殺，是對西方道德的徹底敗壞。然而，如今制訂我們法律的已不再是受基督教道德薰陶的西方人，而是在人權、生死等議題上有著大相徑庭看法的其他外人。

在《聖經》中，上帝明確說過“胎兒在子宮中形成之前”就已經存在（《耶利米書》1:5）。我們該如何使這一獨特的基督教教義與今天美國和歐洲正在通過的法律相協調呢？答案是我們做不到。很明顯，我們的法律受到了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意識形態影響。《塔木德》是如何看待尚未出生的孩子的權利呢？根據知名猶太法律學者，拉比以撒・蕭爾（Isaac Schorr）的說法：“《塔木德》認為胎兒不算是一個人。”拉比梅爾・阿布拉菲亞（Meir Abulafia）對此表示認同，他聲稱：“只要胎兒還在子宮中，它就不算是nefesh，《妥拉》也不會憐憫它。”（Nefesh在希伯來語中的意思是靈魂。拉比阿布拉菲亞在這裡說的《妥拉》顯然就是指口傳律法）。

搞清楚《塔木德》對未出生孩子的權利（或缺乏權利）的看法，將有助於我們理解為什麼有這麼多猶太人站在美國和歐洲的墮胎運動的最前線。墮胎從一開始就與“婦女解放”沒有任何關係。這不是我說的，而是法國前衛生部長、猶太裔女性西蒙娜・韋伊（Simone Veil），正是她推動了該國的墮胎法。據報導，韋伊曾在巴黎的一次記者會上表示：“我們的目的就是要摧毀家庭。最好的方法就是從它最脆弱的成員下手——也就是尚未出生的孩子。”（註7）由於對追捕者執行法外謀殺被認為是一種mitzvah（神聖的義舉），因此只要尚未出生的孩子被認定為追捕者，這時就無需再考慮人道問題。

新冠病毒微觀管理

“...務必要仔細研究希伯來人的哲學，他們的《米示拿》、《革馬拉》、卡巴拉、《創世之書》、《光輝之書》還有《塔木德》...人們的情操和禮節究竟要墮落到何種程度，才會認同這些腐敗的思想。耶穌所試圖改革的就是這種‘可悲墮落’的道德。”

——托馬斯・傑佛遜，1813年10月13日寫給約翰・亞當斯的信，收錄於《托馬斯・傑佛遜選集》（The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1854；卷六，p.218）

《塔木德》最醒目的特徵之一是，它為信徒制定了各種令人窒息的微觀管理守則。數以千計病態的誡命牢牢地控制著猶太教徒的生活，甚至連最微小的細節也不放過（例如，針對來月經婦女的七日潔淨儀式，或是要求婦女必須在逾越節的八天裡將家中清理得乾乾淨淨，不得有哪怕一粒發酵麵包的碎屑，同樣的強迫症心理在我們今天這個新冠疫情“瘋狂時代”也同樣存在）。這些是法利賽人施加在古代以色列人身上的“重擔”，如同耶穌呵斥他們說（《路加福音》11:46）。

兩千年過去了，情況並沒有多少改變，只是現在這個“難擔的擔子”變成全世界都要一起承擔了。

在新冠疫情“大流行”開始後，各國的政府都對人民採取了塔木德式的微觀管理。每一項荒謬的口罩規定、社交距離或宵禁都完全沒有科學根據，更是對常識的侮辱，而它們幾乎都可以在《塔木德》中找到依據。像是Bava Metzia 59b就寫道：“人們必須與被排斥的人保持四肘尺的距離。”四肘尺就相當於六英尺。還有最近人們對勤洗手的宛如儀式般的癡迷，也正好是曾被耶穌斥責的法利賽人傳統的一部分（《馬可福音》第七章）。

耶穌基督將我們從這些充滿壓倒性的《塔木德》重擔中解放，美國的《獨立宣言》與《合眾國憲法》都是由那些深受福音書中的自由思想薰陶的人寫下的。當然還有《大憲章》也是如此。隨著猶太至上主義從上個世紀開始變得越來越強勢，我們也在同一時間目睹了西方民主思想的式微。填補這個真空的是一個完全陌生的體系，它毫不在乎真理、言論自由、人權或人類乃是上帝按其形象所造的神聖存在。其結果是，曾經自由民主的西方現在卻逐漸淪為警察國家，弱者的權利在強者面前幾乎什麼也不是。這是拉比們所建立起來的反基督塔木德體系，它對如今世局的邪惡影響正在預示著西方文明的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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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1. According to Rabbi Shimon ben Yohai: “He who occupies himself with Scripture gains merit that is no merit.  He who occupies himself with Mishnah gains merit for which people receive a reward.  He who occupies himself with Talmud — there is no source of merit greater than this.” (Baba Metzia 33A)

2. According to Dov Zakheim, Under Secretary of Defense during the George W. Bush Administration: “It is the consensus of many halachic decisors that the yefat to’ar (female goy battle captive) can be subject to involuntary intercourse, though only once, after which she must undergo a specific regimen described in the Torah, conversion and marriage, before her captor is permitted further sexual relations with her…” — Dov Zakheim, Meorot vol. 6 (2006) p. 5                                       

Eyal Karim, the Chief Rabbi of the Israeli Army, has also voiced the same opinion regarding the legality of raping non-Jewish women during wartime.                                                                  cf. Hoffman, Michael A., Revisionist History newsletter no.111

3. Few examples better illustrate this fact than Secretary of State Madeline Albright’s infamous appearance on 60 Minutes, during which she told reporter Lesley Stahl that the death of half a million Iraqi children due to her administration’s sanctions was “worth it” to punish Saddam Hussein. Albright was a Jew by race but not religion (allegedly), yet her complete disregard for non-Jewish life falls right in line with Talmudic teachings. Suggesting a racial explanation for this phenomena, Alfred Rosenberg once wrote, “the Talmud didn’t create the Jew, but rather the Jew the Talmud.”

4. Advancing the cause of International Jewry is always paramount to these people. Seemingly contradictory worldviews like secular/religious or communist/capitalist often align to march in unified formation with this purpose in mind. This is why throughout history Jewish capitalists like Jacob Schiff, Paul Warburg, George Soros, et al., have allocated huge sums of money to communist revolutionaries. It also explains why an ardent Zionist like the criminal Marc Rich provided funds for the Arab terrorist Abu Nidal, despite being close personal friends with Israeli prime ministers Ehud Barak, Shimon Peres and Ehud Olmert. Oftentimes terrorism against Israel is desired by the Zionists themselves as a means of achieving political goals (like when Ariel Sharon launched the invasion of Lebanon in 1982 using an attack on an Israeli diplomat by a Palestinian as his justification). If the requisite terrorism doesn’t exist organically, they will create it.

5. Deir Yassin was a peaceful Palestinian village of 600 civilians that wanted nothing to do with the 1948 war. Nevertheless, the Jewish terror group Irgun, led by Menachem Begin, invaded the village and unleashed a ruthless campaign of terror resulting in 254 deaths, many of which were women and children. Zvi Ankori, who commanded the Haganah unit that controlled Deir Yassin, said: “I went in to six or seven houses. I saw cut off genitalia and women’s crushed stomachs. According to the shooting signs on the bodies, it was direct murder.”  Colonel Meir Pa’el, another Haganah officer said: “The Irgun and LEHI men came out of hiding and began to ‘clean’ the houses. They shot whoever they saw, women and children included, the commanders did not try and stop the massacre…” It’s hard to believe such barbarism could be inflicted by Jews just three years after the liberation of Auschwitz, if we are to believe Auschwitz was the ‘factory of death’ Jews claim it was.  Apparently the slogan ‘Never Again’ had a shockingly short shelf life and should perhaps be revised to ‘Not for Three Years.’

6. There are Jewish fingerprints all over the assassination of John F. Kennedy, and numerous researchers have pointed to Meyer Lansky, Tibor Rosenbaum, Louis Bloomfield, Yitzhak Shamir and, of course, Jack Ruby aka Jacob Rubenstein, as having played significant roles. The late, great journalist, Michael Collins Piper, asserted that it was American Jews in conjunction with Israelis who were mainly responsible for Kennedy’s death, and pointed out that New Orleans District Attorney Jim Garrison inadvertently stumbled onto the Rothschild link in the assassination during his prosecution of Clay Shaw. Both Shaw and Louis Bloomfield sat on the board of the shadowy Permindex organization that Garrison was investigating (Bloomfield was its chief executive and largest shareholder). Bloomfield was also a longtime attorney for, and business partner of, the Rothschilds — in particular Baron Edmund de Rothschild — and he provided material support for Israel’s nuclear bomb program. It is known that Kennedy had run afoul of ‘the Jews’ after vocally denouncing Israel’s illegal nuclear program and ordering routine inspections of its facilities in Dimona. Michael Piper’s book Final Judgement is a must-read.

7. Bernard Nathanson and Lawrence Lader were the men who did more than anyone to make abortion legal in America. Both were Jews.  Nathanson gained widespread prominence as a founding member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Repeal of Abortion Laws (known currently as NARAL Pro-Choice America). He worked closely with feminist Betty Friedan (nee Goldstein) for the legalization of abortion and their efforts were finally successful with the decision in Roe v. Wade. Nathanson would later convert to Catholicism and become an outspoken opponent of abortion. Filled with remorse later in life he would write in his memoir that Americans never would have accepted abortion had they known it was being promoted by “a cadre of wild-eyed Jewish radicals in New York City.”

The following is excerpted from the book The Jewish Revolutionary Spirit, (2008) by Catholic scholar E. Michael Jones. It illustrates how pervasive ‘the Jews’ have been in legalizing infanticide in America: 

• All four original organizers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group of abortion push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National Abortion Rights Action League (NARAL), were of Jewish birth, including now prolife Dr. Bernard Nathanson
• Dr. Christopher Tietze worked for the Population Institute and International 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 and did more to promote the worldwide slaughter of innocent unborn children than any other person.
• Dr. Alan Guttmacher was president of the 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 of America for more than a decade, founded Planned Parenthood Physicians, and did more than any other doctor to promote abortion in this country. He also advocated mandatory abortion and sterilization for certain groups in the United States.
• Dr. Etienne-Emile Baulieu, inventor of the RU-486 abortion pill, was born in 1926 to a physician named Leon Blum. He changed his name in 1942.
• Stanford professor Paul Ehrlich is the ”father” of the overpopulation myth. His work, The Population Bomb, was the spark that ignited the anti-natalist movement.
• California and New York state legislators led the drive for legalized abor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Legislators who constantly emphasized their Jewishness led the pro-abortion movement in both states; those leaders included state senators Anthony Beilenson in California and Albert Blumenthal in New York. [Anthony Beilenson drafted the abortion bill signed into law by Ronald Reagan.]
• Of the 41 Jewish-born members of the U.S. Senate over the last 20 years, 32 (or 80 percent) have been stridently pro-abortion.
• Pro-abortion “Jews” dominate such anti-life groups as the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and People for the American Way.
• Numerous liberal Jewish groups openly support and advocate abortion, including the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the American Jewish Congress, the National Council of Jewish Women, Hadassah Women, the Federation of Reconstructionist Congregations, the Jewish Labor Committee, the Union of American Hebrew Congregations, B’nai B’rith Women, Naiamat USA, the National Federation of Temple Sisterhood, the New Jewish Agenda, North American Temple Youth, the United Synagogues of America, and the Women’s League for Conservative Judaism. Many of these groups were founded for the express purpose of pushing abor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