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Bogdan Herz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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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作家邁克爾・霍夫曼（Michael Hoffman）和他的導師詹姆斯・唐納德（James Shelby Downard）是最早開始談論“透過公共心理劇（Public Psychodrama）來對人類進行煉金術嬗變”這個概念的人。根據兩位神秘學研究人員的說法，中世紀的煉金術士與繼承其傳統的秘密社團真正追求的其實不是轉化金屬，而是轉化人類。點石成金只是一個龐大的社會變革計劃的幌子，這個計畫的內容包含了廢除君主制、消滅教會、不再按照自然法則，而是根據人的意志去改造世界。
這樣的解釋是有道理的，正如共濟會員、偉大的神秘學家曼利・霍爾（Manly P. Hall）在他的《西方神秘學傳統中的大師》（The Adepts in the Western Esoteric Tradition）一書中寫道：
“煉金術傳統包含了一項世界啟蒙與革新計畫的所有元素。哪怕是只對煉金術的哲學與文學略知一二，也可以感受到這項秘而不宣的計畫的規模有多龐大。如果煉金術真的只是一門關於轉化金屬的學問，那麼這項技藝的大師們就根本沒有必要從基督教世界逃離，前往伊斯蘭世界避難了。”（註1）
“煉金術實驗室儼然已成為靈性科學的聖殿，取代了古代神秘學派早已化為廢墟的聖地。”（註2）
人類和人性如何能夠被改變呢？煉金術過程的階段總是相同的：先找到一種可以用來打破自然秩序的溶劑、將現有的物質溶解（solve）並還原為原始物質（prima materia），然後煉金術士就可以開始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來對原始物質進行重建或凝結（coagula）。
水銀在金屬嬗變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各種象徵符號在人類嬗變過程中扮演的角色。根據霍夫曼的說法，符號是通過一種被他稱之為黃昏的語言（twilight language）的方式傳達給人的潛意識心智的，他說：
“這是一種曾經存在於埃及、巴比倫、印度次大陸和阿茲特克人中的潛意識交流系統，由數字、原型單詞（archetypal word）和符號所構成，其在我們這個時代有時會被植入在現代的廣告以及某些電影與音樂中。”（註3）
同樣地，那些神秘學大師肯定也很了解這一點：
“儘管仍然需要一定程度的謹慎，點石成金背後真正的目的仍正在逐漸而慎重地顯露出來。煉金術神秘主義——無論是它與卡巴拉、占星學的聯繫，還是它與古代民族和遙遠異國的淵源——無不漸漸地開始變得明顯。存在於煉金術中的秘密傳統，與其致力於使人類獲得新生與救贖的神聖科學，在過往只能通過符號與象徵來加以表達。”（註4）
一旦我們理解了秘密社團以及那些大師最終的目標是要取代上帝，而煉金術中的solve et coagula（溶解與凝結）就是他們用來實現這一目標的方法——溶解這個被上帝創造的世界，再根據人的意志將其重新凝結——這時我們就會對當前的趨勢與過往的歷史產生全新的看法。
曼利・霍爾曾公開說過，煉金術士最主要的工作其實是發生在社會層面的。為什麼這麼說呢？這是因為，根據《創世紀》1:26，人類是上帝按自己的形象所造的萬物之靈。符號本來應該是要被用來對我們的潛意識說話，可是它們現在卻直接被用來操控我們的思想，而我們對此卻渾然不覺。這就是為什麼霍夫曼會說：
“人類的煉金術嬗變是一場以時間與空間作為舞台的演出：每當有重大的事件按照事先設計好的儀式發生時，現實就會受到‘扭曲’...現實是如何被扭曲的？答案是通過放置在舞台上的道具。這些舞台既存在於人的心靈中，也存在於物質空間中。”（註5）
正是因為有這種在時空舞台上放置特定符號的必要，我們才得以判斷某些事件是不是大型儀式，“如果要判斷這是不是某種大型儀式，我們就必須尋找是否存在任何有關聯的共時性（有意義的巧合）。”（註6）
三位一體原子彈爆炸與“殺死國王”儀式
雖然霍夫曼曾形容他就像是“遊走在天才與瘋子之間的剃刀邊緣”（註7），不過唐納德確實具有罕見的天賦，他總是能夠發現隱藏在人類重要歷史事件中的符號與象徵。他們兩人一起成功地找出了一些模式，例如在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或甘迺迪總統遇刺等重大事件中出現的神秘地名學與地理學、煉金術象徵主義及其它共時性。
從物理角度來看，第一顆原子彈是在1945年7月新墨西哥州北緯33度的三一核試場（Trinity Site）引爆的，這是人類首次實現了對原始物質的創造與毀滅。為如此具有煉金術意義的核爆特地選擇“三位一體”這個代號，核試驗地位於新墨西哥州（它的綽號是“迷人／入魔之地”〔Land of Enchantment〕）的Jornada del Muerto（死者之旅）的最末端，再加上其正好處在北緯33度，種種象徵意義都引起了唐納德與霍夫曼的注意，而他們也在甘迺迪遇刺事件中發現了同樣不尋常的模式。
與甘迺迪遇刺事件有關的共時性現象促使唐納德與霍夫曼共同撰寫了一篇題為《殺死國王：數字33》（King Kill 33）的文章，這個名字後來不知何故竟通過自稱為撒旦教徒的瑪麗蓮・曼森（Marylin Manson）的同名歌曲而進入了流行文化。這篇令人大開眼界的文章指出了各種巧合：刺殺地點——再次位於北緯33度、日期——11月22日，11＋22＝33、戴利廣場（Daley Plaza）與共濟會有關的歷史，以及後來負責調查的華倫委員會（Warren Commission）的成員亦有共濟會背景，再來是甘迺迪、傑克・魯比（Jack Ruby）等人的名字的不尋常含義，等等。為什麼從煉金術的角度而言，這起暗殺事件是這麼重要呢？這是因為，跟據霍夫曼的說法，“殺死國王”實際上是一種古老的儀式，其目的是為了復興、“綠化大地”。儘管對不了解的讀者來說這聽起來或許很不可思議，可是“殺死國王”及其在古代社會中的普遍存在其實早已被學者們的研究證實，例如19世紀的人類學家詹姆斯・弗雷澤（James Frasier），還有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和史丹佛大學的傑出教授兼法國科學院終生院士的勒內・吉拉爾（René Girard）。事實上，吉拉爾曾批評弗雷澤的研究範圍過分侷限於原始文化，而忽略了“現代且文明”的社會，像是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註8）。
其它三位一體的共時性與發生在東方的“殺死國王”
誠然唐納德和霍夫曼的研究非常出色，但他們對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的符號學研究仍然有一些疏漏之處。這場核試驗的日期很值得注意。第一顆原子彈引爆的時間恰逢Tisha B’Av（聖殿被毀日），這是一個紀念所羅門聖殿，以及在公元70年被羅馬人摧毀第二聖殿的猶太節日。核試驗本來要在7月18−21日（1945年的聖殿被毀日是發生在7月19日，註9）進行，不過原子彈最終提前在16日引爆，這是杜魯門總統的要求，由於波茨坦會議正好要召開，他希望藉著這個機會用美國的最新武器來震攝一下史達林（註10）。
偏偏在紀念第一與第二聖殿的日子，安排代號為“三位一體”的原子彈進行引爆，這似乎不是單純的巧合，而是有什麼更險惡的意圖在作祟。據“原子彈之父”、三一試驗場的規劃者羅伯特・奧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本人說，他是從約翰・多恩（John Donne）的《神聖十四行詩》（Holy Sonnet: Batter my heart, three-person’d God）中得到了這個“三位一體”的靈感：
“三一神啊，求祢破碎我的心，
祢得不斷叩我心門 ，向它吹氣 、光照它、尋找它、修補它，
好叫我可以活過來，站穩抵擋魔鬼，又屈膝順服祢。
用祢的大能打壞、吹散、燒盡我，使我成為新造的人。
我像一座叛逆的城，投降別人，
想重新回歸祢，努力想讓祢進來，卻徒勞無功；
主啊，提醒我，祢是我的主，我在祢的保守中，
但我懦弱又虛偽，被敵人擄走。
幸好，主啊，祢總對我說：‘我愛你’，使我願意被祢愛。
但我又自甘墮落，嫁給祢的敵人，
主啊，砍斷我與祢敵人的親密聯繫，
把我帶走，把我和祢關在一起，因為，
除非作祢的奴隸，否則我沒有自由，
除非與祢結合，否則我不會貞潔！”
一個令人難以置信但卻是事實的巧合是，奧本海默是著名的魔像（Golem）創造者、布拉格拉比猶大・洛夫（Judah Loew）的直系後裔（註11），而約翰・多恩是一位“對煉金術有淵博造詣”的詩人，他“熱衷於研究與煉金術的實踐和理論有關的哲學、神秘學和玄學教誨”（註12），現在你應該已經對1945年核試驗背後的陰暗力量與符號學有著更清晰的認識了。
至於人類煉金術嬗變過程中的第二部分，即唐納德和霍夫曼指出的“殺死國王儀式”，我們要先請讀者回過頭來注意發生在甘迺迪遇刺之前的事。沙皇尼古拉二世，根據東正教傳統他是最後一位正統的羅馬皇帝，在幾十年前連同他的家人一起在葉卡捷琳堡的伊帕切夫別墅慘遭滅門，巧合的是，它恰好與伊帕切夫修道院同名，1613年羅曼諾夫家族就是在這裡被正式宣佈為俄羅斯的統治者。生活在那個時代的英國記者、在《倫敦時報》任職的羅伯特・威爾遜（Robert Wilton）曾在他的著作《羅曼諾夫王朝的黃昏》（The Last Days of the Romanovs）中提到了有關於這起滅門慘案的一些可怕細節，例如沙皇一家人被處死的地窖牆上有奇怪的文字，這甚至使得一群俄羅斯調查人員“打算進行心理與歷史分析，以確定對沙皇一家的處決是否其實是一場儀式性謀殺。”（註13）*
就像上面三位一體核試驗的例子，我也想分享一些自己的調查發現，而這場滅門慘案恰巧就發生在...1918年的聖殿被毀日前夕（註14）。這又是一個名字、日期與地點都呈現出“有意義的巧合”的例子。
“桃莉”羊與“新冠病毒”
但這些奇怪的共時性畢竟已經是過去的事了...
我在拙作《共時性與象徵主義》（Synchronicity and Symbolism，註15）中曾嘗試像唐納德與霍夫曼一樣尋找可疑的共時性模式，我的其中一個有趣的發現就是克隆羊桃莉（Dolly）的故事。
桃莉羊之所以引起了我的注意，是因為這個史上第一次的動物克隆實驗是發生在蘇格蘭的一個名叫羅斯林（Rosslyn）的小村莊，這個地方最有名的當然就是羅斯林教堂（Rosslyn Chapel）。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克隆實驗竟然不是發生在北美、德國、瑞士或日本的高科技實驗室，而是一個毫不起眼、卻具有神秘象徵意義的小村莊，我實在不覺得這只是巧合。不僅如此，負責進行克隆實驗的羅斯林研究所（Roslin Institute）也正是為此才特地創立的。
為什麼史上首次克隆動物實驗很重要？因為這是人類第一次能夠宣布自己“創造”了動物，這是足以比肩上帝的成就，具有非同小可的煉金術意義。
選擇羅斯林作為實驗地點不可能只是人類第一次創造動物這麼重要的事件中唯一的共時性現象。遵照霍夫曼對於如何判斷大型儀式的建議，我試著尋找還有沒有其它有意義的巧合。事實證明，“桃莉”這個名字也是大有學問。根據羅斯林研究所的官方說法，選擇這個名字是“因為桃莉的DNA取自乳腺細胞，所以就用鄉村歌手桃莉・帕頓（Dolly Parton*）的名字來替牠命名。”（註16）然而，如果將桃莉轉換成希伯來語，並按照規則從右往左閱讀的話，桃莉就會變成Ylod或ילוד。它肯定有什麼特別的含義，對吧？ילוד確實有一個非常恰當的含義，它的意思就是新生兒或嬰兒（註17）！（ילוד的希伯來語發音是Ylod，o和u在希伯來語中是互通的）我不知道以前有沒有人發現這一點。桃莉・帕頓的官方解釋只不過是在糊弄無知的大眾，這是來自秘密社團的詭計與嘲諷。當然，選擇綿羊作為第一隻克隆動物亦絕非偶然。值得一提的是，克隆羊被首次公開的日期——1997年2月22日（222）。
為什麼要給一隻羊取希伯來文名字？因為希伯來語是卡巴拉的語言，根據共濟會哲學家阿爾伯特・派克（Albert Pike），卡巴拉是所有秘密社團象徵主義的核心：
“一切秘教皆源自且復歸於卡巴拉；光明會、雅各・波姆（Jacob Boehme）、史威登堡（Swedenborg）、聖馬丁（Saint Martin）等人的科學與宗教宏願皆出自卡巴拉；共濟會的所有秘密與符號都要歸功於卡巴拉。”（註18）
時間快轉到現在：2020年2月11日，WHO正式宣佈由於冠狀病毒所引起的新型疾病現在將被命名為COVID-19，而它在先前曾有過幾個不同的名字，例如SARS-2或冠狀病毒大流行。
“現在來談談冠狀病毒。
首先，我們已決議為這種疾病正式命名：
COVID-19，它是這樣拼寫的：C-O-V-I-D，1-9——COVID-19。
依照WHO、世界動物衛生組織和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的共同意見，我們在命名時需要避免涉及地理位置、動物、個人或特定族群的名字，並且要盡量讓它聽起來就很明顯與疾病有關。
正式命名的重要性在於，這樣將可以防止其它較不準確或具有歧視性的名字的誤用。同時它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標準的格式，以用於未來可能爆發的冠狀病毒疫情。”（註19）
自那時起，全世界的新聞媒體就一直不斷在複誦著這個名字，彷彿就像是在進行某種儀式性地祈禱：COVID、COVID、COVID...
COVID-19是Corona Virus Disease（冠狀病毒）的首字母縮寫再加上它被發現的時間−2019年所組合成的名字。可是，假如我們按照上面桃莉羊／Ylod／ילוד的公式來研究COVID，結果會怎樣呢？把它變成希伯來語再從右往左閱讀，應該不會產生任何有意義的結果，對吧？畢竟桃莉羊可能只是一個奇怪的巧合。好吧，不管是不是巧合，基於同樣的規則，COVID現在變成了DIVOC，在希伯來語中是דיבוק（註20），而且它確實有某種含義——意思是邪靈附身（這個希伯來字轉換成英語就是dybbuk，b和v在希伯來語中互通，Bet–ב）。為了更好地理解dybbuk（附鬼）是什麼，我們可以向約拉姆・比魯教授（Yoram Bilu）求助，他是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的社會學與人類學教授，並曾在2013年榮獲以色列獎。據比魯說：
“dybbuk（dibbuq）這個字在猶太神秘主義中常被用來表示一個生前為罪大惡極之人的死者，他的靈魂現在附身在了某個活人身上...dybbuk被認為是一個十分痛苦的過程，類似於疾病，附身的邪靈是危險的侵入者，必須被盡快驅逐...只有德高望重的拉比能夠進行驅魔，其將視程度運用不同的宗教手段來對抗邪靈。”（註21）
比魯引用了著名卡巴拉學家哥舒姆・肖勒姆（Gershom Sholem）的作品指出：“附鬼、惡魔（demons）或邪靈最容易附身在憂鬱或精神有問題的人身上。”附鬼似乎最常針對婦女和兒童下手，而“強烈的情緒反應或喚醒反應（arousal）”是這種附身的先決條件。比魯總結說：
“被附鬼控制的受害者將淪為被動的客體，暫時失去自我意識，完全缺乏自我控制，無法對那兩個外部的權威做出反應：一個是附身在她身上、剝奪其個人意識的附鬼，另一個是逼迫邪靈離開的拉比−驅魔師。”（註22）
附鬼是猶太民間傳說、藝術、電影與戲劇表演中經常出現的題材。
附鬼與新冠病毒之間的共時性不只在於名字。Dybbuk這個單詞源自於希伯來語動詞dāḇaq，它的意思是“附著”或“依附”。就像附鬼接管受害者身體的方式，新冠病毒會附著在宿主的細胞身上，並接管其控制權。據《麻省理工科技評論》（MIT Technology Review）表示：
“病毒的棘狀蛋白會附著在細胞表面的一種被稱作ACE2的蛋白質上。在正常情況下，ACE2具有負責調節血壓的作用。但一旦它與冠狀病毒產生結合，就會引發化學變化，使得細胞周圍的膜與病毒結合在一起，然後病毒的RNA就可以長驅直入細胞內部。病毒接下來會劫持宿主細胞的蛋白質製造機制，以將自身的RNA轉譯成更多新的病毒複製體。”（註23）
或許新冠病毒與附鬼在名字與行為上的相似性只是巧合，或有趣的文字遊戲。但願如此。但也或許這一切表明了這個病毒其實是“人類煉金術嬗變”的重要一步，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件，就像過往的“三位一體核試驗”和“桃莉羊”一樣。
但為什麼不給WHO的那些大人物鼓鼓掌呢？也許這個與邪靈附身的類比確實不是開玩笑，而是觸及了某種深刻的真相。有沒有可能新冠病毒其實更像是一種心理疾病，而不是病毒性疾病？這是否意味著，透過誘發他們的恐懼，人們就會陷入一種催眠狀態，進而將自己的自主權拱手讓給權威，並接受那些前所未有的對個人自由的踐踏？極度的恐懼是否符合“強烈的情緒反應”，即附鬼上身的先決條件？我們還有勇氣繼續下去嗎？有沒有可能我們如今所面對的並不僅僅是心理問題，而是從本質上來說屬於靈性層面的問題？畢竟，中世紀的猶太人就非常直接地斷言，附鬼是一個屬於靈性而不是心理層面的問題。只是由於現代學術界對靈性抱持著否定與懷疑的態度，所以才必須將這種情況轉化成科學上可接受的語言。如果是這樣的話，驅魔會不會其實才是唯一可行的治療方法？這就是教會在封控期間被處處針對的原因嗎？
勒內・吉拉爾認為，模仿慾望（mimetic desire）是導致人與人之間衝突不斷最根本的原因，所以人類社會才發明出“替罪羊”（scapegoat）機制來解決這個困境。根據吉拉爾和東正教傳統，一個社會若想維持長久的穩定就必須要具有攔阻者（Katehonic*）的元素，而這需要透過神聖的犧牲−聖餐禮來實現。這是聖餐禮在封控期間被禁止的真正原因嗎？故意策劃在1945年的聖殿被毀日上，在三一核試場分解原始物質背後的那股力量是否又再次起了作用？
由於分析這些模式時需要非常小心謹慎，因此這裡就不再解釋為什麼COVID的後面還會被添加一個19，這個問題就留待讀者自行去研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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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一個專門研究末代沙皇一家的網站（https://www.romanovs.eu/）的說法，後來人們在地窖的窗戶附近也發現了晦澀難解的文字與奇怪的符號。1923年有一位研究人員聲稱這些符號其實是波斯文字，它們翻譯過來的意思是：“透過秘密的力量，沙皇在此被獻祭，好讓他的國家被摧毀。他的死訊將傳遍全世界。”
*桃莉・帕頓因其擁有一對巨乳而聞名，所以才用她的名字來為從乳腺細胞克隆的桃莉羊命名。
*Katechon是一個源自於《聖經》的觀念，用最簡單的方式來說就是社會的安定離不開人心的虔誠，只有人人都虔誠敬神，才能“攔阻”邪惡的力量、避免人們墮落。
——譯註
Note
[1]Hall, M.P. The Adepts in the Western Esoteric Tradition, p 18
[2]Hall, M.P. The Adepts in the Western Esoteric Tradition, p 19
[3]Hoffman, M. Secret Societies and Psychological Warfare,p. 207
[4]Hall, M.P. The Adepts in the Western Esoteric Tradition, p 24
[5]Hoffman, M. Secret Societies and Psychological Warfare,p. 176
[6]Hoffman, M. Secret Societies and Psychological Warfarep. 172
[7]Faulkner B, Hoffman M, The Alchemical Processing of Humanity through Public Psychodrama, podcast, transcript available at http://gunsandbutter.org/blog/2019/01/27/the-alchemical-processing-of-humanity-through-public-psychodrama
[8]An interview with René Girard discussing Frazier’s exclusion of Victorian England from the scapegoat mechanism realized by CBC and is still available online at
[9]The Jewish Calendar for 1945, including Tisha B’Av is available at https://www.hebcal.com/hebcal/?year=1945&v=1&month=x&yt=G&nx=on&i=off&vis=0&D=on&d=on&c=off&geo=zip&maj=on&min=on&mod=on
[10]The initial schedule of the Trinity nuclear test and Truman’s motivation for altering i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rinity_(nuclear_test)
[11]Rhodes, R.Dark Sun: The Making of the Hydrogen Bombp. 471
[12]Mazzeo J. Notes on John Donnes’s Alchemical Imagery– Isis – A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Vol48, No.2, 1957, p. 103-123
[13] https://www.rt.com/russia/411172-investigators-to-probe-sacrifice-theory/
[14]The Jewish Calendar for 1918, including Tisha B’Av is available at https://www.hebcal.com/hebcal/?year=1918;v=1;month=x;yt=G;nh=on;nx=on;i=off;vis=on;D=on;d=on;c=off;geo=zip
[15]Herzog, B.Sincronicitate și Simbol în executarea lui Nicolae și a Elenei Ceaușescu,Frontiera (2019)
[16]Rosslin Institute official website https://dolly.roslin.ed.ac.uk/facts/the-life-of-dolly/index.html
[17]An online translation is available at https://he.wiktionary.org/wiki/ילוד
[18]Pike, A. Morals and Dogma, p. 744
[19]WHO Director-General’s remarks at the media briefing on 2019nCOV on 11 February 2020 https://www.who.int/dg/speeches/detail/who-director-general-s-remarks-at-the-media-briefing-on-2019-ncov-on-11-february-2020
[20]The Hebrew version of Wikipedia regarding דיבוק https://he.wikipedia.org/wiki/דיבוק
[21]Bilu, Y. Dybbuk and Maggid: Two Cultural Patterns of Altered Consciousness in Judaism, in AJS Review, Vol 21 No. 2 (199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348
[22]Bilu, Y. Dybbuk and Maggid: Two Cultural Patterns of Altered Consciousness in Judaism, in AJS Review, Vol 21 No. 2 (199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365
[23]Pattel, N.How does the Coronavirus work?, MIT Technology Review, April 15, 2020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20/04/15/999476/explainer-how-does-the-coronavirus-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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