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ject Xanadu: 小羅伯特・甘迺迪與HIV病毒／愛滋病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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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Ron Unz

有一個著名的真實故事是關於前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的部長拉夫連季・貝利亞（Lavrenti Beria）失勢並被處決後引發的一連串餘波。貝利亞在蘇聯曾經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存在，他理所當然地在《蘇聯大百科全書》（Great Soviet Encyclopedia）中享有一篇洋洋灑灑而文情並茂的條目，而在這個幅員遼闊、橫跨十一個時區的國家中不管是什麼單位基本上都會收藏這套百科全書，於是現在尷尬的問題就產生了。最後，上頭決定用郵寄的方式將包含有關於白令海及其它主題的替代條目寄給所有擁有這套百科的單位，並要求他們直接用剃刀將貝利亞的條目刮掉，再用新的條目取而代之。

類似地，有一本有趣的書叫《消失的政委》（The Commissar Vanishes），其中收錄了許多被塗改過的蘇聯官方照片，照片中被修掉的都是曾經的重要人物，只是他們在失勢與被處決後就不再適合繼續出現在公眾場合中了，這肯定多少也是喬治・奧威爾的名著《1984》的一部分靈感來源。

在一個媒體必須完全為意識形態服務而不得說半句真話的體制中，缺失或被消除的資訊有時反而比公開的資訊更能告訴我們事實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撇開敏感的種族議題，過去我一直相信我們的主流媒體再怎麼樣也不至於墮落到這種地步，可是後來我卻漸漸發現自己的想法原來錯得離譜，而這就是促使我決定撰寫《美國真理報》系列的原因：

“對於大部分受過教育的美國人而言，承認真實的世界往往與我們從報紙和雜誌上讀到的截然不同，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或至少對我來說是如此。過去數十年來，我每天早上都會仔細閱讀《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與其它一、兩份主流報紙，還有五花八門的週刊或月刊雜誌。我當然知道它們在某些問題上有自己的立場。但我相信透過比較和權衡各方的觀點，再運用一些簡單的常識去做出判斷，我就可以獲得一個相對較接近真相的現實。可是我錯了。
除了我們自己的感官證據之外，我們所知道的關於過去或現在的新聞無不都是來自於紙上的墨水或螢幕上的彩色像素，幸運的是，在過去十、二十年裡，網際網路的發展極大地拓寬了我們接觸後一類資訊的範圍。即便這些非傳統的網路資訊提供的絕大部分非主流主張都是錯誤的，但至少現在我們終於有可能從浩如煙海的謊言中挖掘出真正的真相。當然，過去幾十年來發生的事情也迫使我徹底重新校准了自己的現實感測器。”

在史達林主義高壓統治的那段黑暗日子，訂閱《真理報》（Pravda）與其說是為了閱讀它上面的謊話，倒不如說是為了觀察蘇聯官方在編造謊言時所反映出的風向轉變。我之所以直到今天還在訂閱《紐約時報》就是出於同樣的理由，至少這麼想可以讓我在又讀到那些令人火冒三丈的睜眼說瞎話時感到好受些，在這一點上《華爾街日報》也只比它稍好一點。

最近就有一個重要的例子證明了這麼做是值得的，那就是重新當選總統的唐納・川普提名的衛生及公共服務部長小羅伯特・甘迺迪（Robert F. Kennedy, Jr.），這是美國最大的政府機構之一，其擁有八萬三千名僱員，年度預算更高達一兆六千億美元，足足是國防部的兩倍。

儘管甘迺迪在過去曾經是自由派心目中的英雄人物，甚至連歐巴馬總統都一度考慮要任命他為內閣成員，但近年來他卻逐漸在這個意識形態陣營中失寵。他對疫苗安全性，尤其是新冠疫苗的強烈懷疑，還有他對為了防疫而採取的封控及其它有爭議政策的直言批評，已經徹底惹怒了主流的自由建制派。

這種意識形態上的決裂最終導致他在民主黨初選中向拜登發起挑戰，然後他又試圖以獨立候選人的身份參選，直到最後他才退出選舉並轉而支持川普。川普的勝選現在則反過來給予了甘迺迪接手我們國家的公衛體系的契機。

甘迺迪在這些年來經常對製藥與食品業做出尖銳的批評，因此讓他主掌NIH、CDC和FDA無疑是這些大企業最不想看見的噩夢，它們自然地動員了大量的遊說者和反對派研究人員來為其媒體與政治盟友幫腔，試圖阻止他的提名。

就像馬特・蓋茨（Matt Gaetz）、彼得・赫格塞斯（Pete Hegseth）和圖爾西・加巴德（Tulsi Gabbard），甘迺迪也是川普極具爭議的任命人選，此次提名在政治與媒體上皆引起了極大的爭論。《泰晤士報》、《華爾街日報》及其它主流媒體發表了大量的文章試圖強調他過往的一些有爭議觀點，以此來要求撤回他的提名。這些聳人聽聞的文章幾乎找遍了所有可用的理由來攻擊他本人和他的觀點，質疑他是否適合擔任政府要職，並希望能藉此說服足夠多的參議員來否決他的提名，就跟蓋茨被迫退出時的情況一樣。

然而，在仔細閱讀這些文章時，我卻注意到有一件事似乎偏偏沒有被提到，即使照理說它應該可以成為用來攻擊甘迺迪的最好理由、進而毀掉他的提名。正所謂不會吠的狗往往才最引人注目。

縱然他的家族名聲顯赫，他本人在環境活動方面還有不俗的成就，但直到最近幾年前，我對甘迺迪家族的歷史仍可以說是一無所知，我頂多有印象他似乎是美國古怪的反疫苗運動的領軍人物，我們的主流媒體偶爾會嘲笑該運動看似荒謬的主張。

但在2022年底，他出版了《安東尼・弗奇的真面目》（The Real Anthony Fauci）一書，書中對這位備受矚目的、在公共衛生領域任職已有數十年之久的官員進行了嚴厲的批評。我因為有人的強力推薦而讀了這本書，結果它的內容令我大吃一驚。我很快就在一篇文章中談論了這件事，它引起了不錯的迴響，甚至還受到了一些與甘迺迪本人有密切關係的網站的轉載。

“由於甘迺迪本人關注的公共議題以及他這本書的受眾，我原本以為它的內容基本上就是在批評疫苗與西方政府為控制疫情而採取的有爭議公衛政策，結果也確實如此。我很高興看到這本書用了很長的一章在講述這個肆虐全世界的神秘病毒與美國長久以來的生物戰計劃之間的聯繫。但書中的主要部分其實是聚焦在另一個完全不同的主題，而它將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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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們所有人過去從媒體了解到的，愛滋病是一種致命的自體免疫性疾病，其在20世紀80年代初被首次診斷，男同性戀者和吸毒者是最主要的感染族群。這種疾病會藉由體液傳播，通常是經由性行為、輸血或共用針頭，而導致該疾病的HIV（人類免疫缺陷）病毒本身則是在1984年被發現。多年來人們已經發明了數種治療方法，起初成效不盡人意，但近來卻逐漸出現突破，感染愛滋病曾經就等於是被宣判了死刑，但現在它已經成為一種慢性、可控的疾病。目前關於HIV病毒／愛滋病的《維基百科》條目已有超過兩萬字，其中包括三百多個參考文獻。
然而，根據甘迺迪在這本亞馬遜銷售榜排行第一的書中提供的資訊，這些一直以來人們所深信不移、我也從未質疑過的事實實際上全部都不是真的，從本質上而言這一切是一場巨大的醫療−媒體騙局。HIV病毒不但不會導致愛滋病，它本身甚至可能是無害的。但每當人們發現自己感染HIV病毒時，他們就會立刻去接受要價高昂的愛滋病藥物治療，真正致命的就是這些藥物，它們才是殺死人們的罪魁禍首。最早的愛滋病病例大多是因為過量使用特定的非法毒品而引起的，HIV病毒卻被誤診為病因。但自從弗奇和貪圖利益的製藥公司靠著這種誤診建立起了一個巨大的帝國後，這三十五年來他們就一直在試圖維護與保護它，並動用他們在媒體上的影響力來壓制真相，毀掉任何可能揭穿這場騙局的誠實研究人員的飯碗。與此同時，在非洲蔓延的愛滋病則完全不同，其主要可能是因為營養不良及其它當地的衛生問題而引起的。
我發現甘迺迪的論述遠比我本來所以為的還要更令人吃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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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有實驗室發現AZT（齊多夫定）這個藥物可以殺死HIV病毒。為了讓它快速通過臨床試驗，弗奇付出了巨大的努力。1987年，FDA終於批准HIV病毒陽性患者可以使用該藥物，這是弗奇取得的第一項勝利。AZT的定價為每名患者每年一萬美元，堪稱有史以來最貴的藥物之一，由於有健康保險和聯邦政府的補貼，製藥公司因此靠著它賺得盆滿缽滿。
甘迺迪花了一整章的篇幅在講述AZT的故事，而它讀起來簡直就像只有卡夫卡或巨蟒劇團（Monty Python）才寫得出來的情節。顯然，弗奇在當時背負著巨大的壓力，他需要盡快取得突破，才能證明迄今為止投入的龐大經費不會竹籃打水一場空，所以他竄改了AZT的試驗結果以掩蓋其本身極具毒性的事實，結果該藥物很快就殺死了大量接受治療的患者，可是他們的死因卻被歸咎於愛滋病。於是，在1987年獲得FDA批准後，數十萬名被診斷出罹患HIV、但其實完全健康的患者接受了AZT治療，由此導致的大量死亡被錯誤地歸咎於病毒，而不是抗病毒藥物。根據書中引用的科學專家的說法，1987年後的絕大多數‘愛滋病死亡’病例實際上都是AZT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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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新冠疫情爆發之前，愛滋病在近四十年來的時間裡一直是世界上最受關注的疾病，它花掉了上兆美元的經費，並成為許多科學家和醫學專家爭相研究的焦點。認為HIV病毒／愛滋病很可能是一場騙局，且絕大多數人並非死於這個疾病，而是死於旨在治療它的藥物，這再怎麼說都太令人難以置信了。
我的科學教科書曾經介紹過，在愚昧無知的18世紀，西方最頂尖的醫生會使用放血來治療各種疾病，這種江湖郎中般的療法經常導致病人死亡，就連我們的喬治・華盛頓也一直被懷疑是這種療法的受害者。事實上，有些人相信在現代到來之前的幾個世紀裡，正統醫學在無意中奪走的其實要遠多於其所拯救的人命，那些因為太窮或太落後而無法看醫生的人反而因此成為了受益者。但我做夢也想不到，同樣的事情居然會發生在我們今天這個科學時代。”

甘迺迪的這本書狂銷了超過一百萬冊，他用了其中將近一半的篇幅——大約兩百頁——在宣揚一個理論，即愛滋病其實不是一種真正的疾病，而只是安東尼・弗奇博士和他的貪婪同謀們編造出來的醫療−媒體騙局。

如此前所未有的關於HIV病毒／愛滋病的說法固然讓我吃驚，但同樣令我感到非常訝異的是，後來所有針對甘迺迪和他的書出現的猛烈媒體攻擊，包括美聯社的記者們合力撰寫的一篇四千字文章，都完全忽略了這個主題。

“這次攻擊顯然是有備而來，它的合撰者包括了另外五名美聯社記者和研究人員，看來為了對付這個已經樹立起強大聲譽的敵人，他們幾乎動用了所有可用的新聞資源。但在我閱讀這篇文章時，我的腦海中卻不禁浮現了一句話‘響亮的沉默’或用夏洛克式的口吻來說是‘不吠之犬’。
這本飽受攻擊的書有將近一半的篇幅——大約兩百頁——是在宣揚一個令人震驚的主張，即我們這三十五年來所了解的有關於HIV病毒／愛滋病的一切，很可能其實都是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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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從什麼標準來看，小羅伯特・甘迺迪毫無疑問都是美國最大牌的‘HIV病毒／愛滋病否認者’，直到新冠疫情爆發之前，愛滋病很可能是近四十年來最受關注的疾病，據報導至今花在其身上的研究與治療經費加起來已至少有兩兆美元。因此，如果有人聲稱這個疾病其實不存在，這聽起來簡直就像是瘋了，其荒謬的程度絲毫不下於地平論。然而，美聯社的這篇文章卻對如此令人震驚的主張完全隻字未提，即使它已經搬出了所有可能的理由來攻擊甘迺迪，無論它們是否合理。為什麼美聯社的這六位合撰者要直接無視佔據了甘迺迪這本書中近兩百頁篇幅的內容呢？
這個由美聯社記者組成的大型團隊為了寫這篇文章花了至少十天的時間，他們仔細挖掘了甘迺迪的過去，試圖找到所有可能引起爭議的東西，甚至包括一張他站在川普的盟友羅傑・史東（Roger Stone）與麥可・弗林（Michael Flynn）旁邊的照片。”

《甘迺迪如何在新冠疫情期間建立他的反疫苗大軍》米歇爾・史密斯（Michelle R. Smith）等人撰，2021年

我還注意到，在接下來的一個月，《反擊報》（Counterpunch）的總編輯在一次類似的攻擊中亦對愛滋病的事情一聲不吭。

《疫苗、小羅伯特・甘迺迪與虛假訊息科學》約書亞・弗蘭克（Joshua Frank），2022年

“隨著甘迺迪的書的銷量突破百萬大關，他的影響力正在持續擴大，可是同樣的情況卻仍然存在，甚至還變得更奇怪了。《紐約時報》在2月下旬用頭版的版面對他展開了猛烈的抨擊，痛斥這位作者和他的書是各種完全非理性且危險的虛假訊息的來源，但這篇兩千六百字的文章卻依然絕口不提他書中的核心重點其實是愛滋病。
此外，這篇文章的作者亞當・納古尼（Adam Nagourney）本人是《泰唔士報》的資深記者，且曾在2001年與人合著過一本關於現代同性戀權利運動史的書，因此他肯定有對愛滋病做過研究。但他卻從未提及甘迺迪在近兩百頁的篇幅中發表的驚人言論，即愛滋病是一場醫學−媒體騙局，這一遺漏或許是在暗示他害怕甘迺迪可能是正確的，某些門就應該被緊緊關上。”

《甘迺迪針對疫苗的十字軍東征正在傷害所有人》亞當・納古尼，2022年

正如我在後來指出，這樣的沉默與媒體過去總是因為有人稍微表達了對愛滋病問題的懷疑就怒不可遏的反應，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愛滋病一直是公共領域最具爆炸性的話題，任何對其表示質疑的人——不管是科學家還是外行人——都會受到瘋狂的譴責，彷彿他的雙手沾滿了鮮血。2000年代初，南非總統塔博・姆貝基（Thabo Mbeki）謹慎地提出了這種可能性，結果就是被國際媒體與學術界罵得狗血淋頭。然而，甘迺迪卻在這本亞馬遜暢銷榜排名第一的書中走得更遠，他用了整整七章的篇幅來證明HIV病毒／愛滋病只是醫學騙局，可是他的媒體批評者卻都小心翼翼地迴避了這個話題，儘管照道理他們應該用這一點來大肆攻訐他才對。
再一次，唯一合理的解釋是，這些記者和他們的編輯其實已經意識到甘迺迪提出的證據實在太過有力，以至於對其進行的任何攻擊都很有可能會適得其反。早在20世紀90年代，一位前哈佛教授就曾公開宣稱，愛滋病騙局是堪比過去臭名昭彰的李森科事件的巨大科學醜聞，要是有足夠多的美國公眾得出結論認為，愛滋病確實是一場醫學騙局，媒體欺騙了我們足足有三十五年之久，那麼如今的疫苗的可信度很可能也會因此被徹底摧毀。
對媒體而言，直接批評甘迺迪是‘主張愛滋病是一場騙局的陰謀論者’應該是再明白不過的選擇，這個簡短、有力的標籤肯定會對他的公眾聲譽造成巨大打擊。但接著許多人就會開始研究事實，一旦他們這麼做了，事情就有可能會迅速反轉，然後這群批評者的可信度就會蕩然無存。媒體的沉默表明了這正是它們所害怕的情況。”

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我就已經從報紙上大略地了解到有關於愛滋病的爭論，但我從來沒有認真關注它。所以，隨著媒體漸漸不再提及此事，我以為這場爭論已基本蓋棺定論。

但根據甘迺迪的暢銷書，事實卻並非如此。他聲稱這三十年來西方媒體一直在宣傳與維護一場巨大的醫學騙局，它是弗奇及其盟友精心炮製的結果，結果就是導致數十萬美國人白白喪命。

如此離奇的指控在我看來簡直宛如天方夜譚，它更像是一個精神錯亂的瘋子的咆哮，而不是真實世界應該發生的事情。但他在兩百頁的內容中提出的證據卻出乎意料地具有說服力，我認為這一點恐怕就連那些敵視他的媒體與醫療人士都有所同感，因此他們才非常畏懼在這個十分爆炸性的話題上挑戰他：

“大膽的主張自然需要小心的求證。甘迺迪論述愛滋病的章節包含了九百多個參考來源，其中有許多是來自學術期刊或其它權威科學資訊。但是，儘管我有不錯的科學功底，我當初在大學唸的就是理論物理學，但我畢竟不是醫生，也不是病毒學家，更不具備愛滋病的專業知識，所以光是閱讀書中的內容對我來說仍無法證明什麼。因此，我不得不開始另尋證據，以確定甘迺迪的這兩百頁關於愛滋病的內容究竟是真是假。
他的書受到了一長串醫生和科學家的熱烈稱讚，但他們的名字和背景我都不認識，何況在美國有上百萬個執業醫生，所以不管是什麼東西肯定都會獲得少數某些人的支持。然而，出現在封底的第一個名字是因為發現HIV病毒而在1984年榮獲諾貝爾獎的醫學研究人員呂克・蒙塔尼耶（Luc Montagnier），他寫道：‘對人類來說，悲劇的是，弗奇和他的共犯散播了太多的謊言。小羅伯特・甘迺迪致力於揭穿這些已經存在數十年的謊言。’此外，據說早在1990年6月舊金山的國際愛滋病大會上，蒙塔尼耶就曾公開宣稱‘HIV是一種無害、被動且良性的病毒。’
也許這位諾貝爾獎得主是因為其它原因才推薦這本書，也許他在1990年發表的那段引人注目的話是被斷章取義了。但在思考HIV病毒可能扮演的角色時，肯定不該完全忽視因為發現該病毒而拿到諾貝爾獎的研究人員的意見。
而且他並非孤身一人。據甘迺迪解釋說，哈佛大學的一位頂尖生物學家在隔年召集一群世界上最優秀的病毒學家和免疫學家，組成了一個研究小組，他們發表了一份公開聲明，其獲得了另外三位諾貝爾獎得主的認可，並提出了同樣的問題：
‘人們普遍相信一種被稱為HIV的逆轉錄病毒會導致所謂的愛滋病。如今卻有許多生物醫學家正在質疑這個假設。我們的建議是，應該要成立一個合適的獨立研究小組，來重新評估支持與反對這一假設的現有證據。我們主張即刻開始設計與進行這項重要的流行病學研究。’
如同甘迺迪指出的，在當時愛滋病研究人員和主流媒體已完全被弗奇及其企業盟友所掌控的政府經費和藥品廣告海洋淹沒，所以根本無人理會這些傑出科學家的呼籲，更沒有任何相關報導。據一位記者表示，HIV病毒／愛滋病的研究與治療在這十幾年來已至少花掉兩兆美元，有無數人的學術前程和個人生計仰賴於這個‘HIV病毒／愛滋病工業複合體’，以至於很少有人願意以批判性的目光來重新審視這個帝國的根基。
直到幾個星期前，我還從未想過要質疑愛滋病的主流敘事。但在發現有這麼多學識淵博的專家，包括四位諾貝爾獎得主，其中一人還是HIV病毒的發現者，原來長久以來都對其抱持懷疑態度後，這徹底改變了我的想法。
我無法輕易忽視或駁斥甘迺迪提出的理論，而只能對其進行簡要的總結，留待讀者進一步去研究，並自己得出結論。公允地說，甘迺迪本人一再強調他‘對HIV病毒與愛滋病的關係並沒有確切的答案’，但他對弗奇正在利用政府經費和媒體影響力來打壓完全合理的科學辯論感到非常不安。甘迺迪表示，他寫這本書的目的是為了‘為不同的聲音提供空氣和陽光’。
他對HIV病毒／愛滋病之所以會被劃上關聯的敘述絕對令人震撼，且似乎十分有理有據。最初是弗奇手下的NIH研究人員羅伯特・加洛博士（Dr. Robert Gallo）在1984年一場聲勢浩大的記者會上宣布HIV病毒就是導致愛滋病的原因，而他甚至還沒有發表任何研究成果，更沒有經過科學同行評審。直到這個理論已經在全國上下的媒體中根深蒂固過了很久之後，人們才發現在他的那項研究中，七十六名愛滋病患者裡其實只有二十六人被證實感染HIV病毒，所以這個重大的結論完全是奠基在一根非常脆弱的蘆葦上。
除此之外，批評者還指出，另外數千名被記錄的愛滋病患者同樣沒有任何感染HIV病毒的跡象，同時有數百萬名感染HIV病毒的患者並未表現出愛滋病的症狀。相關性並不等於因果關係，但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是相關性也顯得非常牽強。據甘迺迪表示，曾有專業的愛滋病研究人員勉強地承認，目前沒有任何科學研究能夠證實HIV病毒會導致愛滋病。長久以來，加洛的實驗室就一直飽受各種指控，包括嚴重的科學不當行為和竊取他人的研究成果，它們後來都在法庭上被證實了，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他的名字沒有出現在發現HIV病毒的諾貝爾獎名單中。
原本愛滋病問題是歸國家癌症研究所管的，但隨著其病因被歸咎於病毒後，弗奇的傳染病研究所就名正言順地接管了它。本來一直在角落裡默默無聞的NIH就這樣突然獲得國會撥下來的大筆預算，以及媒體的大量關注，弗奇也很快就確立了自己作為‘愛滋病沙皇’的地位。HIV病毒−愛滋病的聯繫在科學上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事實，但毋庸置疑的是它從政治與財務上大大地改變了弗奇的職業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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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迺迪筆下的其中一位科學英雄是柏克萊大學的彼得・杜斯伯格教授（Peter H. Duesberg）。在20世紀70−80年代，杜斯伯格曾被認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病毒學家之一，他在五十歲時獲選為大名鼎鼎的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這讓他成為了史上最年輕的院士之一。他早在1987年就對HIV病毒／愛滋病假設提出質疑，並指出了AZT的危險，他後來發表了一系列有關於該主題的期刊文章，它們也得到了包括蒙塔尼耶在內的許多人的支持。1996年，他出版了長達七百二十一頁的巨著《發明愛滋病》（Inventing the AIDS Virus），為這本書寫序的凱利・穆利斯（Kary Mullis）是PCR技術的發明者，也是另一位HIV病毒／愛滋病假設的公開批評者。杜斯伯格甚至表示他願意注射被HIV病毒污染的血液，以強調他對這個病毒的懷疑。
但弗奇和他的盟友沒有選擇與這位強大的科學對手進行公開辯論，反而卻直接將杜斯伯格列入黑名單，不讓他獲得任何政府預算，從而一勞永逸摧毀了他的研究生涯，並迫使其他人跟著一起詆毀他的名聲。根據甘迺迪引述其他研究人員的說法，封殺杜斯伯格就是為了殺雞儆猴。與此同時，弗奇還利用自己的影響力來禁止他的批評者出現在主流媒體上，以確保除了科學界的一小部分人之外，根本沒有多少人意識到這場仍在持續進行中的科學爭論。”

《美國真理報：疫苗、安東尼・弗奇與愛滋病》羅恩・昂茲，2021年

我在接著花了幾個星期的時間仔細閱讀了杜斯伯格和他的科學同盟及其反對者的論點，並總結了自己的研究心得：

“因此，我需要來研究這個杜斯伯格假說，它試圖挑戰深植人心的HIV病毒／愛滋病正統觀念，並因此一直受到打壓...
杜斯伯格的一個核心論點是，被稱為‘愛滋病’的疾病實際上並不存在，它只是一個官方發明出來的標籤，被貼在超過二十種不同的疾病身上，它們分別有各自的病因，其中只有部分具有傳染性病源。事實上，這些疾病絕大部分早在幾十年前就已經被發現且能夠治療，但每當患者被檢測出HIV病毒呈陽性反應時，它們就會被認定是‘愛滋病’，可是HIV病毒很可能其實跟這些病症毫無關係。
為了支持他們的論點，這群作者指出，不同的‘愛滋病’高風險族群往往會表現出不同的症狀，血友病患者的‘愛滋病’與非洲村民的‘愛滋病’完全不同，男同性戀者與吸毒者的症狀亦只有少許共通之處。確實，‘愛滋病’在非洲似乎具有與已開發國家截然不同的症狀表現。但如果所有這些不同的症狀都是由同一種愛滋病引起的話，這一切就顯得十分說不通，很難從科學的角度解釋。”

面對這些難以反駁的論點，醫療產業中的愛滋病利益集團的做法就是將這些人列入黑名單、封殺他們，以及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向主流媒體施壓，不讓他們獲得發聲管道。但是在審查制度的銅牆鐵壁建立起來之前，有的雜誌已經發表了一些有關於這個問題的激烈意見交流，所以人們還是可以聽見這場科學辯論的雙方論點。我發現杜斯伯格和他的同志在三十年前提出的論點，與甘迺迪在2022年的書中提出的觀點非常相似。

“美國最清醒、最具影響力的保守派雜誌之一《政策評論》（Policy Review）在1990年夏天為杜斯伯格及其合作撰稿人提供了一個展示這個有爭議理論的平台，他們最終發表了一篇將近九千字的長文。根據編輯的說法，這篇文章收穫的讀者來信——無論是正面或負面的——比該雜誌過往的任何一期都還要多，它也成為了他們最常被談論的文章之一。然後，雜誌在下一期又刊登了其中一些讀者的來信與兩位作者的回覆，整個交流累積了差不多一萬三千多字。
《愛滋病是科學虛構的嗎？》彼得・杜斯伯格＆布萊恩・埃里森（Bryan J. Ellison），1990年
《HIV病毒是愛滋病的原因嗎？》1990年
幾年後，美國自由主義運動的頭牌雜誌《理性》（Reason）也發生了類似的事情。該雜誌刊登了一篇長篇封面故事，其作者是杜斯伯格的三位科學家同志，他們支持他的主張，其中一人是前哈佛醫學院教授，另一人是近年來的諾貝爾獎得主。結果它再次引起了大量的讚譽與批評，雜誌亦在下一期發表了後續的冗長辯論。

《愛滋病的病因是什麼？》1994年
《是什麼引發了愛滋病？辯論繼續》1994年
《柳葉刀》是全世界最知名的醫學雜誌之一，在他於1996年成為該雜誌主編後的第二年，理查德・霍頓（Richard Horton）就在《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對杜斯伯格的理論進行了一萬字的討論，這個主題也出現在了這位研究者的最近三本書和文集中。霍頓顯然是建制派中備受尊敬的人物，雖然他支持大部分有關於HIV病毒／愛滋病的正統共識，但他仍十分不偏不倚地闡述了杜斯伯格的論點，以一種尊重但不無批判的方式。然而，霍頓的論述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承認自己對美國的醫療工業複合體對待杜斯伯格的方式感到非常震驚，如同他那篇文章的標題《愛滋病的真理與異端》所暗示的。
他的長篇評論文章一開頭就提到‘今天，一個龐大的學術與商業複合體...已經圍繞著HIV病毒建立起來了’，接著他便開始介紹杜斯伯格對其科學基礎提出的挑戰。其結果是，這位‘才華洋溢的病毒學家’在一夕間淪落成了‘全世界最受誹謗的科學家’、‘無情砲火的眾矢之的’。那些專業的科學期刊展現出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嚴重雙標’，結果就造成其他潛在的持不同意見者不再敢追求他們的非主流理論。
霍頓指出，財務考量如今已成為科學研究的第一要務，他很驚恐地注意到，在一場質疑某種特定抗愛滋病藥物有效性的科學研究發表會上，竟然來了一堆財經記者，還有企業的高階主管試圖詆毀這項研究，因為其結果對他們推出的產品不利，即使這項研究當初是他們贊助進行的。
最重要的是，雖然霍頓對杜斯伯格的結論抱持懷疑態度，但他仍認同這位持不同意見的病毒學家受到的對待實在太過分了。
‘在杜斯伯格與愛滋病建制派的爭論中最令人不安的其中一點是，他被完全剝奪了檢驗自己假設的機會。在一門講究實踐出真理的學科中，直接拿出實驗證據照理說應該是證實或反駁杜斯伯格的最好方法。但杜斯伯格卻發現，不管是哪一家科學機構都拒絕了他多次提出的實驗請求...
杜斯伯格值得被認真聆聽，他所經歷的意識形態打壓可以說是現代科學正逐漸變得越來越保守反動的尷尬證明...在人們如此迫切地渴望新的思維與新的研究方向的時候，愛滋病學界怎麼就不願意資助杜斯伯格的研究呢？’
最後一段話結束了整篇評論，它是在四分之一個世紀前被發表在極具口碑與影響力的雜誌上。但就我所知，霍頓的這番肺腑之言完全被置若罔聞，愛滋病建制派依然無視這些爭論，並繼續施壓媒體要求停止任何報導。這似乎完全證實了甘迺迪在他的暢銷書中所描述的事情。
《愛滋病的真理與異端》理查德・霍頓，1996年
這五篇文章加起來總計超過四萬五千字，相當於一本小書的長度，這是關於杜斯伯格假說最精彩且公正的辯論，它們現在仍可以很輕易地找到。讀者們可以自己去思考答案，但個人認為杜斯伯格陣營在這些爭論中佔了上風。”

《美國真理報：愛滋病與杜斯伯格假說的復興》羅恩・昂茲，2021年

1996年，杜斯伯格出版了《發明愛滋病》，以向一般讀者闡述他充滿爭議的理論，諾貝爾獎得主凱利・穆利斯不僅大力推薦，還為這本書寫了序。雖然這本書的定價頗高，但這位熱心的作者卻也在網路上發布了可供免費下載的PDF版本。

在這本書中，杜斯伯格非常有說服力地將HIV病毒／愛滋病爭論放置在了過去的公共衛生災難和傳染病研究人員面臨的巨大壓力的大背景下。他的書顯然是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完成的，其最終由知名的保守派出版社雷格納里圖書公司（Regnery Company）發行，後者還在本書中加入了一篇不同尋常的說明性前言，下面是其中的一些段落：

“現在你即將翻開的是一本姍姍來遲的傑作。為什麼這麼說呢？這本書既引起了極大的爭議，卻又擁有無可挑剔的論據。它的作者是一位才華洋溢、勇氣十足的科學家與作家。我們相信它將在科學界和大眾之間引發一場驚人的風暴。我想我可以肯定地說，這是雷格納里圖書公司近五十年來所出版過最不容易的一本書。
如果杜斯伯格關於愛滋病的觀點是正確的，我們也確實如此認為，那麼他所娓娓道來的就是本世紀最大的科學醜聞之一。愛滋病是一種政治疾病，它遠比其它任何疾病都還要浪費了更多的政府預算、新聞成本，甚至是人們的眼淚——而這本來是可以避免的。至於為什麼，就讓杜斯伯格來告訴我們吧。”

儘管這本書寫得平鋪直述，很適合一般讀者閱讀，但其中依然包含大量令人吃驚的科學資訊，非專業人士很難判斷它們，所以我也必須格外謹慎。然而，《柳葉刀》是全世界數一數二的醫學雜誌，其編輯理查德・霍頓是主流的HIV病毒／愛滋病假設的堅定支持者，可是他仍然在《紐約書評》上發表的一篇萬字長文中熱烈稱讚了杜斯伯格和他的書，所以我想這應該可以說明後者本身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杜斯伯格的書距今已有四分之一個世紀，但我可以說，自從那本書問世以來一切幾乎沒什麼變化，20世紀90年代中旬的爭論在今天依然重要。因此，我強烈建議所有對這個主題感興趣的讀者去閱讀它，並得出自己的結論。由於原始的PDF檔案太大，我將它拆分成各個章節，好方便讀者閱讀。

《發明愛滋病》彼得・杜斯伯格，1996年

杜斯伯格簡述的故事很簡單，在20世紀50年代成功根除小兒麻痺後，美國臃腫的傳染病專業體系頓時失去了其存在的大部分理由，於是它的領導人開始想方設法尋找一些新的理由來證明繼續撥給他們預算的合理性。20世紀70年代的抗癌戰爭最終被證明是慘烈的失敗，1976年對豬流感疫情的大肆宣傳結果鬧了大笑話，還害得幾名高級官員被迫引咎辭職。因此，幾年後當愛滋病這個名字開始被貼在一堆彼此之間毫無關聯的疾病上時，安東尼・弗奇等人確實有極大的誘因去宣稱它的元凶是一種傳染源，即便根本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這一點，但他們還是很快就斷定HIV病毒是罪魁禍首。這個誤診隨後催生出了一個價值數十億美元的巨大產業，研究人員、行政人員和企業均從中獲得豐厚的利益，所以他們自然會努力想要保住這隻金雞母。

如果有人對科學細節更感興趣，杜斯伯格和他的兩位合撰者也在2003年發表了一篇非常長的學術論文，他們在其中總結了自己的觀點，作為一名非專業人士，我發現它寫得非常清楚紮實。

《各種愛滋流行病的化學基礎：娛樂性藥物、抗毒化療與營養不良》彼得・杜斯伯格、克勞斯・科恩萊恩（Claus Koehnlein）和大衛・拉斯尼克（David Rasnick），2003年

杜斯伯格已經在他的書中提供了迄今為止有關於這個主題最全面的論述，但對於那些喜歡用聽的人，我很推薦他在2011年11月與《紅藥丸電台》（Red Ice）長達一個鐘頭的採訪，可以直接在Youtube上找到。

隔年，他又在喬・羅根（Joe Rogan）的播客上接受了快要兩個鐘頭的採訪：

20世紀90年代，著名的愛滋病調查記者西莉亞・法柏（Celia Farber）對杜斯伯格和這場爭論中的其他主要人物進行了報導。2022年，她在Substack上重發了一篇2004年為《哈珀》（Harpers）雜誌撰寫的文章，內容是關於柏克萊大學充滿爭議的研究人員，它後來甚至直接成為了她的一本書中的第一章。

《彼得・杜斯伯格受難記》西莉亞・法柏，2022年

記者約翰・勞里森（John Lauritsen）數十年來一直在報導HIV病毒／愛滋病議題，他撰寫了兩本有關於該主題的書，也是甘迺迪本人的重要參考來源。他在2018年的一次演講上很好地總結了這個議題的歷史與現狀。

《在真理之戰中闡明我們的立場》約翰・勞里森，2018年

那些懶得閱讀這麼多字的人可能會更喜歡Youtube影片，就在杜斯伯格的書出版的同一年，Starvision Productions發布了一部兩小時的紀錄片《HIV＝愛滋病：事實或騙局》，它十分清楚地介紹了上述的資訊。紀錄片還採訪了柏克萊大學的研究人員和他的幾名科學家同事，其中有一人直言美國醫學界的這樁醜聞遠比前蘇聯臭名昭彰的李森科事件還要更加荒唐。

據紀錄片指出，儘管美國愛滋病患者有近90%是男性，但對新入伍士兵的愛滋病檢測結果卻顯示，男性士兵與女性士兵的愛滋病感染率其實大致相同，對於該疾病與其所謂的病因而言這是一個相當奇怪的結果。另外，性傳染病與HIV病毒的發病率多年來一直呈現出巨大的差異，這不禁令人懷疑該病毒是否真的是透過這種方式傳播。

儘管杜斯伯格及其他志同道合的科學家大多是非常傳統甚至保守的研究人員，但諾貝爾獎得主凱利・穆利斯卻是一個明顯的例外，他是一個公認才華洋溢卻性情古怪的反傳統式人物。如果有人對他關於HIV病毒／愛滋病爭論的觀點感興趣，我建議你們可以看看加里・努爾博士（Dr. Gary Null）在同樣是1996年發布的兩小時採訪。

穆利斯這個人的言行舉止總是不拘小節，幾乎就像個孩子，他提出的問題也經常給人一種“皇帝的新衣”的感覺。據他指出，每年在愛滋病檢測中呈現陽性的年輕士兵有很多人從小在農村長大，這些小鎮不太可能成為愛滋病的溫床，所以他們的母親也應該要接受檢測，因為眾所周知這種疾病會傳染給新生兒。假如這些女性的檢測結果也呈現陽性，那麼就說明病毒早在十八、二十年前就已開始傳播，如此一來這將會徹底推翻過往對於愛滋病的認知。當然，我們成千上萬的專業愛滋病研究人員中沒有一個人願意去做這項看似再簡單不過的研究。

2009年，一位名叫布侖特・梁（Brent Leung）的獨立電影製作人拍攝了一部關於愛滋病的九十分鐘紀錄片，並非常認同杜斯伯格的研究。紀錄片指出了主流觀點的許多自相矛盾之處，而且它還對杜斯伯格、穆利斯、弗奇以及這場爭論中的很多關鍵研究人員與記者進行了採訪。

我不是醫學專業人士，更不是病毒學家，而只是一個充滿好奇的外行人，我在過去幾年裡花了大約幾個星期的時間，仔細研究了圍繞著愛滋病真相的複雜且漫長的科學爭論，數十年來已有無數的研究人員為此付出了極大的心血。

然而，這些年來我在揪出媒體的斷章取義與刻意忽略事實這方面已經相當得心應手，這是我在撰寫《美國真理報》系列的過程中磨練出來的本領。小羅伯特・甘迺迪在其位居亞馬遜暢銷書排行榜第一名的書中提出了有關於HIV病毒／愛滋病的驚人主張，而恰恰是媒體的集體沉默在我看來最有力地證實了他的說法。

自從這本書出版，特別是他決定競選總統並在最近被即將上台的川普政府提名為衛生及公共服務部長以來，甘迺迪受到了幾乎無休無止的媒體攻擊，其中還包括幾篇《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的頭版報導。這些攻擊將他描繪成了一個頭腦不正常、缺乏理性且抱持有害思想的怪人，甚至是最危險的陰謀論販子，他在書中提出的爭議性觀點有時也會成為這場誹謗運動的焦點。以下是《泰唔士報》和《華爾街日報》在最近發表的數十篇文章，它們每一篇都在抨擊他根本沒有資格進入內閣。

然而，甘迺迪這本暢銷書的絕大部分內容——整整七章，共計約兩百頁——卻是在宣揚一個不可思議的理論，即愛滋病實際上不是一種疾病，而只是安東尼・弗奇和他貪圖利益的企業盟友炮製出來的醫學騙局，這場騙局至今已經奪走了數十萬美國人的生命。很難想像還有什麼比這更離譜，或者該說是更精神不正常的指控。

如同我所一再強調的，甘迺迪的媒體敵人們只需要說出一句話就可以輕易摧毀他：“小羅伯特・甘迺迪是一個陰謀論者，他的書主張愛滋病是一場騙局。”

可是，我們的主流媒體——它們一向迫不及待在別的問題上攻擊甘迺迪——卻幾乎完全迴避了這個話題。看看《泰唔士報》和《華爾街日報》上的那些加起來起碼有兩萬字的文章，它們都只用短短幾句話就快速帶過甘迺迪對HIV病毒／愛滋病抱有離經叛道的觀點，由於這些段落是如此微不足道，我懷疑根本不會有多少讀者注意到。最早對他的書展開攻擊的其中一人是專門研究同性戀權利史的《泰唔士報》記者，但他在那篇頭版文章中卻完全沒有提到甘迺迪的愛滋病否認主義。這就是“不吠之犬”。

對於這樣的情況我所能想到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媒體害怕甘迺迪很有可能是對的。所以，在諮詢了值得信任的醫學專家，這些人仔細檢查了甘迺迪在兩百頁的內容中提出的科學分析，所有這些編輯最後得出的結論是，謹慎是最好的勇氣。

假如甘迺迪是對的，這就意味著過去四十年來整個美國媒體一直在宣揚和維護一場巨大的醫學騙局，而我們卻為此付出了數千億美元與數十萬人的生命。早在20世紀90年代，一位前哈佛大學教授就宣稱愛滋病是比前蘇聯的李森科事件還要更糟糕的醜聞。因此，媒體擔心它們如果執意要在這個問題上挑戰甘迺迪，最後反而可能會適得其反，這是有道理的。

愛滋病至今已經奪走了大約七十萬美國人的生命，但根據甘迺迪的說法，這些受害者絕大多數其實是完全健康的人，導致他們在痛苦中死去的恰恰是致命卻利潤豐厚的愛滋病藥物。這樣的公共衛生方針得到了我們主流媒體的熱情擁護，而這一切都要歸功於弗奇在政府中的影響力和他掌控著廣告資金的企業盟友。這些死去的人們中有超過一半是男同性戀者，同性戀活動分子是一支極具影響力且高度組織化的政治力量。所以媒體竭盡全力避免甘迺迪的主張引起公眾關注也就不足為奇了。

但如今事情卻逐漸出現了轉機。作為川普的重要支持者，甘迺迪被提名為衛生及公共服務部的負責人，而正是這個機構中的人很可能要為他所痛批的巨大公共衛生災難負責。一旦他真的走馬上任，他將有機會揭露HIV病毒／愛滋病的真相，並利用由此引發的輿論爆炸來打倒他長久以來所深深痛恨的腐敗公共衛生官僚系統。因此，儘管他們一直以來對甘迺迪的HIV病毒／愛滋病觀點唯恐避之不及，但我認為他的反對者現在不能再逃避這個問題了。

或許，一些深重的歷史錯誤將得以藉著這個機會撥亂反正。

我在20世紀70年代的時候就讀過，彼得・杜斯伯格教授曾因為他在癌症治療這方面的開創性貢獻而差點拿到諾貝爾獎。但他卻頑固地不願讓自己的科學信念屈服於官方的觀點，堅持提出並宣揚他關於HIV病毒／愛滋病的假說。

其結果是他的研究生涯被徹底摧毀，並被政府與醫學界迫害了整整三十年。如果他其實一直是正確的，而且我相信他很可能是正確的，那麼其後果將非常驚人。考慮到他已年屆八旬，如果他最終能獲得他早就應該得到的國際獎項肯定，那就再好不過了。

2024年12月3日星期二

小羅伯特・甘迺迪與HIV病毒／愛滋病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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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2月3日 星期二

小羅伯特・甘迺迪與HIV病毒／愛滋病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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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2月3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