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德・卡辛斯基的獄中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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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辛斯基的故事是一個寓言。

“很久以前有一片大陸，它佈滿了美麗的原始荒野，參天大樹紮根在鬱鬱蔥蔥的山坡上，河流在沙荒中奔流不息，猛禽在天空中翱翔，河狸辛勤地築著巢，人類與自然和諧共處，他們溫柔地踩踏在大地之上，只需用石塊、骨頭和木頭即可取得日用所需。然後，探險家、征服者、傳教士、士兵、商人和移民來了，他們帶來了先進的技術、槍砲與政府。繁衍了數千年的野生動物開始滅絕，他們被外來人自詡進步、傲慢的天命幻想與失控的功利主義科學所帶來的疾病殺死了。

在短短五百年的時間裡，幾乎所有的巨樹都被砍伐殆盡，河流盡是化學污染；老鷹瀕臨絕種，河狸的窩被陸軍工程兵團取而代之。人們過得怎麼樣？答案很可能要取決於他們在這個競爭激烈的世界中有多少收入、精神正不正常、身體健不健康，以及他們又在體制中享有多少特權。但對於曾經與荒野和野性有著深厚的連結、對它們抱有熱愛與嚮往的人來說，真正一無所有且受壓迫的恰恰是數百萬被困在城市裡的人們，由於體制是如此無所不在，他們甚至找不到一個可以宣洩怒火的對象。放眼我們的四周，由於人性的貪婪與缺乏對一切眾生的尊重，大自然與地球母親的生靈正在受苦。牠們是工業社會的受害者。

割斷血腥的吊索，這就是束縛我們的，重新感受無拘無束的喜悅吧，在時間倒流中重獲新生，回歸最原始的自由，回到自然這個單詞最簡單、最字面、最純粹的含義，這才是它唯一真正重要的含義。比如說，殺人而不受懲戒的自由，除了良知的譴責之外，沒有其它任何懲罰。

上帝啊！我常想，我們有大半輩子都在忍受各種令人難以置信的狗屎——日常的家務、愚蠢無用且有辱人格的工作、傲慢自大的官僚、狡猾且不誠實的商人、無聊的戰爭，使我們忙著互相殘殺，明明真正的敵人就在首都，還有我們生活的骯髒、病態又醜陋的城鎮，由自動洗衣機、汽車、電視和電話這些永無止盡的瑣事所砌成的暴政，基督啊！我們日復一日地把自己埋在難以忍受的垃圾和毫無意義的廢話中，同時卻又耐心等著被白領與富人們的四手結領帶絞死！

這就是我的思想，你覺得它們不配稱為思想？那麼這就是我的感受，一種厭惡與喜悅參半的混合體，當我們在河水裡載浮載沉時，暫時拋下我們所珍視、喜愛與厭惡的一切吧。這就是一個人在城市裡住久了以後第一次品嚐到荒野的滋味時會有的感受。也難怪政府會如此急著想要瀝青和水壩來淹沒荒野。他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沒有冒險。滑雪只能朝著順時針的方向。讓我們一起玩得開心吧。”

——愛德華・艾比（Edward Abbey）《沙漠紙牌》（Desert Solitaire，1968）

“我在80年代中旬讀了愛德華・艾比，它讓我意識到原來還有別人也跟我有同樣的想法。但我最初並不是因為讀了任何東西才產生這些想法。我只是因為看見森林被機器夷為平地，所以感到很憤怒而已...”

——1999年6月，卡辛斯基在美國科羅拉多州的佛洛倫斯監獄中接受《地球優先》（Earth First!）雜誌採訪時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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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德・卡辛斯基對技術工業體制的失望從很早以前就開始了。據他解釋說，早在1962年，也就是他在哈佛大學的最後一年，他就已經漸漸對這個體制幻滅了。他說這讓他感到很孤單。“在60年代的時候就出現過一些對科技的批判，但就我所知，從來沒有人反對這個科技體制本身...直到1971或72年，差不多是我搬到蒙大拿不久後，我讀到了雅克・艾魯爾（Jaques Ellul）的《科技社會》（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這本書是一部傑作。我讀它的時候非常激動，我心想：‘瞧，這傢伙說出了我一直想說的話。’”

為什麼，我很好奇，他會這麼反對科技？他的反應非常快：“為什麼不呢？科技正在將人們變成機器中的齒輪，它剝奪了我們的自主權與自由。”但顯然事情並非這麼簡單。撇除他對機器的憤怒，他在言談間還流露出了對蒙大拿荒野的一股非常真誠的熱愛。他在說到這裡的時候明顯變得更加神采飛揚，他講述著自己是如何一邊努力在山裡求生，一邊想盡辦法抵抗體制的侵犯。“實事求是地說，我其實並沒有什麼政治訴求。我寧願在森林裡住一輩子。如果不是因為他們開始在那裡修築道路、砍伐樹木，直升機和雪地摩托車整天吵個不停的話，我還會繼續住在那裡的，我根本不想管這個世界。可以說，我開始進行政治行動完全是迫不得已。這從來就不是我想要的。”

1971年，卡辛斯基在蒙大拿州的林肯（Lincoln）當地蓋了一棟小木屋。在那兒的第一個十年裡他完全專注於學習如何使用最原始的技能求生，好讓他能在荒野獨立生活。他解釋說，隱居是早在他童年時就已經隱約萌生的念頭。“毫無疑問，我決定擺脫科技體制的原因是因為我知道還有其它生活方式，尤其是原始人的生活方式。我記得我在大約十一歲的時候，去了伊利諾州長青公園的一座小型圖書館。圖書館裡面有史密森尼學會出版的各種科普讀物。其中有一本講述史前人類的書，這是我第一次接觸人類學。我發現這本書很有趣。在讀過幾本關於尼安德塔人的書後，我開始渴望更多。我開始思考自己到底在渴望什麼，然後我意識到我想要的其實不是再讀一本書，我想要的是那樣的生活。”

卡辛斯基表示，後來他開始學習如何分辨野生的可食用植物、追蹤動物和複製原始技術，他就像是一位學者一樣在埋頭苦幹。“很多年前，我經常閱讀像是歐內斯特・湯普森・西頓（Ernest Thompson Seton）的《狩獵動物的生活》（Lives of Game Animals）這樣的書，我靠著它們來了解動物的行為。但從某個時刻開始，當我在森林中生活了一段時間後，我漸漸厭惡起閱讀任何科學文獻。從某種角度而言，閱讀專業生物學家對於野生動物的評論，就像是在毀了或玷污牠們。我想要直接從我的個人經驗中來獲得與野生動物有關的知識。”

卡辛斯基回憶著他在沒有電力、沒有自來水的小木屋裡的生活。在他受審的那段期間，他的辯護律師曾試圖用這種生活方式和那棟小木屋來證明他已經精神失常。卡辛斯基聲稱這種辯護策略讓他深感被冒犯。我們繼續談論了他的日常生活的細節。“我在分辨野生可食用植物這方面有很多經驗，”他自豪地表示：“這是我最有成就感的事情之一，走進森林，尋找一些好吃的。但像蒙大拿這樣的地方與東部的森林不同在於，這裡富含澱粉的植物要少得多。有可食用的根莖，但它們通常很小，而且分佈不多。它們大多生長在地勢較低的地方，基本上就是農業區、牧場，牧場主人可不會希望你隨便亂挖他們的草場，所以澱粉類食物是文明的食物。我不得不買了麵粉、米、玉米粉、燕麥片、奶粉和食用油。”

令卡辛斯基耿耿於懷的是，有三件事他一直沒能完成：製作一把用來打獵的十字弓、縫製一雙精良的鹿皮軟皮鞋，好讓他能夠每天在多岩的山坡上徒步行走，還有學習如何不使用火柴來生火。他說他一直很忙碌，並對自己孤獨的生活十分滿意。“我在森林裡生活時發現了一件事，你在那裡不會擔心未來，不會擔心死亡，一切都很美好，你會想著：‘如果我下個星期就要死了，我已不虛此生。’我記得珍・奧斯汀曾在她的一本小說裡寫道，幸福永遠是對未來的期待，而不是珍視現在擁有的。這話並不總是對的。或許在文明社會確實如此，但當你走出體制、重新適應不同的生活方式時，幸福往往就是你現在擁有的東西。”

他欣然承認自己在70年代犯下了不少生態恐怖主義罪行。但當時他決定投入更多的精力來與體制抗爭。他回憶了事情是如何發生變化的：

“對我來說，那片高原最好的地方就是那裡有一片很大的、屬於第三紀（Tertiary）地質期的遺跡。那個地方凹凸不平，一點也不平坦，當你走到它的邊緣時，你會發現這些峽谷十分陡峭，高低差就像懸崖一樣，那兒還有瀑布。從我的小木屋步行到這裡需要大約兩天時間。直到1983年夏天之前，那裡一直是最好的地方。那年夏天，我的小木屋周圍突然跑來了一堆人，所以我想要清靜一下。於是我回到高原，結果卻發現他們在高原中間修了一條路。”他停頓了一下，接著繼續說道：“你無法想像我有多難過。正是從那時起，我決定不再繼續留戀於荒野，而是要重新回到體制。我要復仇。這不是我第一次進行生態恐怖主義活動，但在那時，它成為了盤踞在我心頭的首要任務...我開始閱讀與社會議題相關的東西，特別是科技議題。一方面，我想要了解社會如何變化，所以我讀了人類學、歷史學、一點點社會學和心理學，但主要是人類學和歷史學。”

卡辛斯基很快就得出結論認為，僅僅主張“修復”體制的改良主義策略是完全不夠的，同時他也對人們總有一天會醒悟過來、推翻科技體制的想法缺乏信心。“我認為這是不可能的。部分的原因在於人類的天性，大多數人總是傾向於選擇最不困難的路，當然也有少數例外。人們喜歡簡單的方法，放棄汽車、電視和電力對大多數人而言太困難了。我不覺得我們可以透過任何可控或有計畫的方式來拆除工業體制。我認為唯一擺脫它的方法就是任其毀滅與崩潰。這就是為什麼我相信它的後果將類似於俄羅斯革命，或我們今天在世界上的其它地方看見的情況，例如巴爾幹、阿富汗和盧安達。我想，這一點確實為主張非暴力行動的激進分子帶來了麻煩。一旦體制崩潰，暴力就無可避免會發生，這的確是一個問題，我不確定我是否想將它稱之為道德問題，但重點是那些意識到必須摧毀工業技術體制的人必須明白，你為了摧毀它所做的努力實際上會造成很多人的死亡。如果體制崩潰了，社會就會陷入混亂，然後是飢荒，農業設備和燃料將會停產，現代農業所需要的農藥或化肥也沒有了。到那時，就沒有足夠的糧食可供販賣，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呢？我還沒有看過哪一個激進分子敢於正視這一點。”

這時，卡辛斯基突然要求作為激進分子的我回答這個問題。我表示我不知道該怎麼做。他說他也是。他雙手合十，緊緊注視著我。他濃厚的中西部口音、說話方式和使用的措辭，讓我回想起我在俄亥俄州攻讀人類學、歷史和政治哲學時認識的教授們。我決定向他分享我的導師、哈佛校友雷斯尼克博士（Dr. Resnick）的故事，他曾經在一次關於政治合法性的專題講座上問了一個問題：假設今天有一群科學家要與一群政治家開會，討論一項新的發明。科學家們表示這項發明可以帶來很多好處，它會大大提升生產效率，讓每個人的生活變得更輕鬆。唯一的缺點是，他們警告說，要讓它順利運作，每年就必須獻上四萬條人命。所以政治家們應該採用這項新發明嗎？全班的學生都異口同聲地表示不應該採用它，可是雷斯尼克博士卻回答說：“我們實際上已經採用它了——它就是汽車。”他逼迫我們思考，為了維護這個科技體制，我們的社會究竟付出了多大的代價——現在我們每個人一出生就在體制裡面，我們除了學會適應之外別無選擇。每個人都知道現代的科技社會是暴力的、壓迫的且充滿破壞性的，但問題是我們又能做什麼呢？

“最大的問題是，人們不相信革命是可能的，而革命之所以無法成為可能，恰恰就是因為他們不相信它是可能的。我認為生態無政府主義運動其實已經取得了很不錯的成就，但我覺得他們還可以做得更好...真正的革命者應該將自己與改革者區分開來...我想，如果有人能夠努力讓人們盡可能地重新擁抱荒野，那就太好了。總之，我認為我們要做的並不是說服大多數人相信我們是對的，而是應該加速催化社會的緊張局勢，直到一切開始崩潰。我們要創造一種讓人們感到不舒服，進而起身反抗的情況。可是你該怎麼製造這些情況呢？我不知道。”

卡辛斯基想要繼續討論技術工業體制的各個方面，並進一步探討我們該如何努力實現它的滅亡。這是我們都思考過很多次的話題。我們談到了直接行動和政治意識形態的局限。不過到目前為止，最有趣的其實是我們對野生動物與大自然的優先性的討論。在採訪即將結束時，卡辛斯基分享了一個令人心酸的、他嘗試與白靴兔建立親密關係的故事。

“這個故事有點私人，”他說，當我問他是否需要停止錄音時，他回答：“沒關係，我願意與你分享它。以前當我住在森林裡的時候，我為自己創造了一些神，”他笑了。“這不是說我在理智上真的相信這些神，而是我將我的感受投射到了他們身上。我記得我發明的第一個神是兔子爺爺。你知道，白靴兔是我在冬天時的主要蛋白質來源。我花了很多時間去研究牠們的行為、追蹤牠們的蹤跡，然後才能慢慢靠近並射中牠們。有時你會追著一隻兔子跑了一圈又一圈，然後就追丟了。你完全搞不清楚那隻兔子去了哪裡。於是我為自己編造了一個神話，那就是牠其實是兔子爺爺，牠創造了所有的兔子。牠能夠隨意消失，這就是為什麼你捉不到牠，也永遠找不到牠...每當我射中一隻白靴兔，我都會說：‘謝謝你，兔子爺爺。’過了一段時間後，我開始產生了想要畫下白靴兔的念頭。天天這樣你追我跑下來，牠們幾乎完全佔據了我的腦海。事實上，我還真的雕刻了一隻木頭白靴兔。我本來想要再做一隻更好的，但我到最後也沒有完成它。然後還有‘小妖精’或者叫早晨的翅膀。當你早上出發去山上，不知怎的你就只是想單純地不停走下去，這時你其實就是在追著小妖精跑了。這是我為自己發明的另一個神。”

所以，生活在荒野裡的泰德・卡辛斯基，就像早在他之前世世代代的史前民族一樣，天真地重新發現了森林之神。我不禁想知道他是否會覺得那些神已經拋棄了他，因為他現在被判處終身監禁，不再有自由，不再有與荒野的連結，他曾如此珍視的生活已一去不復返，除了他依然保有對自然的真摯熱愛、對知識的渴望以及對加速科技工業體制崩潰的革命計畫的堅持。我問他，他會不會害怕自己有一天喪失理智，因為監獄的生活而精神崩潰？他回答說：“不，我真正擔心的是，我可能會在某種意義上適應這個環境，在這裡感到舒適，甚至不再怨恨它。我害怕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可能會慢慢忘記、失去我對山脈與森林的記憶，這才是我真正害怕的事情，我可能會失去這些記憶，失去我與大自然的連結。但我並不擔心他們會粉碎我的意志。”他向綠色無政府主義者提出了一些建議，他們與他一樣反對這個科技工業體制，並迫切希望加速愛德華・艾比說的“工業文明的末日審判”：“永遠不要失去希望，堅持下去、永不言棄。在歷史上有很多例子，表面上的失敗者最後被證明才是勝利者，所以請你們永遠不要放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