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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ly P. Hall
曼利・霍爾
本書的主題和形式最初都是源自於作者本人在1942年12月2日的紐約卡內基音樂廳的一場演講。這次演講引起了公眾對該主題的興趣，受此激勵的進一步研究又帶來更多發現，最終促使了本書的誕生。
序言
秘密、理想與神話：曼利・霍爾的美國夢
——米契・霍洛維茨（Mitch Horowi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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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神話比歷史更重要。神話捕捉了那些塑造歷史的磨難與失敗、理想與挫折。事件來來去去；唯獨人性永恆不變。
在很大程度上，當然並非全部，我就是以這樣的方式來看待曼利・霍爾的歷史著作：將它們視為神話與事實的結合。還有更根本的是對永恆法則的紀錄，而這也是神話的功能之一。
在解讀霍爾的作品時，最膚淺的莫過於試圖從政治的角度去理解它們。這是因為在這裡並不存在政治，至少不是我們熟悉的那種充滿結黨營私的政治。霍爾的寫作散發著強烈的理想主義，但卻一點也不迂腐。他對美國的看法與他非常尊敬的布拉瓦茨基夫人（H.P. Blavatsky，1831−1891）頗為類似。
在她1881年的著作《秘密教義》（The Secret Doctrine）中，這位俄羅斯神秘主義者將美國，這個她曾經深情顧復的國家描述為一個避難所，所有的人都可以在這裡尋找人生的意義、享受言論與集會的自由。布拉瓦茨基曾在她的訪談和書信中表示，正是出於這些原因，她才決定在1873年前往紐約，五年後她將以美國公民的身份遠赴印度，直到她去世前，她一直對自己的美國公民身份引以為豪。
布拉瓦茨基對美國的讚美，還有霍爾的附和，在今天恐怕只會引起白眼和訕笑吧！在大多數人的眼裡，這個國家的歷史只能用不堪入目（甚至更糟）來形容。的確，霍爾在本系列的上下兩卷，即《美國的秘密命運》（1944）和《美國的命定之約》（America's Assignment with Destiny，1951）中都只有順便提及了奴隸制。關於前哥倫布時代的美洲，霍爾在他的書中十分得意地寫道：“這座大陸堪稱是一片處女地，僅有遊牧而居的印地安人在此生活，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這片廣闊的領土都是最適合民主共和國這個偉大的人類實驗進行的地方。”
霍爾後來在其它本書和文章中對美洲印第安人做出了更公允的描述，從而多少彌補了過去有失妥當的發言。雖然這兩本書的出版時間相隔七年——《美國的秘密命運》最初是始於1942年的一場演講和隔年的一篇同名論文——但它們卻正好能夠彼此互補。《美國的命定之約》對上一本書只有淺嘗輒止地談到的中美洲文化的神話和靈性思想進行了更深入的探索。
可是，霍爾似乎無法很好地調和與他的論點背道而馳的歷史事實，因為他主張殖民地是一個“普世計畫”的產物，數個世紀以來有無數的神秘學兄弟會和思想運動都在它們的教誨中談論著這個計畫，而它總有一天將會發展成一個自我統治的國家。他巧妙地將這個計畫的歷史追溯到法老時代，通過古希臘的哲人團體，最終傳承到現代的賢哲之士，例如玫瑰十字會與共濟會。
霍爾在《美國的秘密命運》中寫道：
“經過多年來對保存在圖書館、博物館與古代神殿中的史料進行的研究，我已確信在這個世界上其實存在著一個延續了數千年、由賢哲之士所組成的團體，我們姑且稱他們為先行者。這個團體的成員都擁有足夠的知識與靈性，所以他們知道人類的文明有一個秘密使命——我之所以說它是秘密的，是因為仍有非常多人對這個願景茫然無知；這個世界上的絕大多數人都不曉得，他們實際上也是這個普世計劃的一部分。”
在這篇序言中，我要討論的是霍爾在歷史寫作方面的得失——與他在符號學方面的精湛作品完全不同——有時他會捕捉到一些重要的、看不見的歷史潮流；也有時他會因為太過急切於想要強調某種哲學理念，而一頭栽進奇怪的、論據不足的敘述或材料裡面。每當碰到這種情況，我就會嘗試尋找有沒有什麼新的研究可以補足這些缺乏之處。
鑒於我上面所說的這些話，為什麼喜歡歷史的人還要閱讀霍爾的這本關於美國的著作呢？雖說霍爾對先烈先賢的看法有時過於武斷，但他仍然非常精準地掌握到了所謂的秘密社團在歷史中的作用，例如光明會，其於1776年成立於當時還是君主制的巴伐利亞公國，而傑佛遜主義（Jeffersonianism）的影響對此功不可沒。如同我在拙作《現代神秘主義》（Modern Occultism）中探討過的，恰恰是神秘學思潮在文藝復興期間的觸底反彈，以及伊莉莎白一世死後對宗教自由的打壓，才造就了以追求靈性為基礎的、後古代（post-ancient）模式的秘密社團。從歷史上來看，這些玄奧與秘密之人大多其實不是什麼頭戴兜帽的惡人，而只是想要保護自己的探索者和知識分子。正如霍爾在《美國的秘密命運》中透徹地指出：
“隱蔽與保密是秘密社團所奉行的第一要務。這些社團的成員都通曉特殊的知識，經常參加外人不得其門而入的儀式與聚會，最重要的是，這些社團提供了他們私下實踐自己的信念與學說的機會，這些東西往往無法為世人所理解，只會為他們招來指責和迫害。”
在這一點上，霍爾是少數願意承認共濟會在美國建國過程中的重要作用的歷史作家之一，這一觀點是直到近來才逐漸在學術界受到了遲來的重視。我們的開國元勳有許多人是共濟會員，包括喬治・華盛頓、本傑明・富蘭克林、約翰・漢考克、保羅・里維爾和約翰・保羅・瓊斯。簽署《獨立宣言》的五十六人中有九人是共濟會員，簽署憲法的三十九人中有十三人是共濟會員，華盛頓麾下的七十四名將軍中亦有三十三人是共濟會員（這些數字是來自當代共濟會的官方紀錄，與霍爾在《美國的命定之約》中提出的數字並不相符）。
共濟會的發展在大致上是與被稱作玫瑰十字主義（Rosicrucianism）的激進普世論兼神秘學思想運動，以及逐漸式微但仍持續存在的文藝復興神秘學思潮相並行的。繼1717年英格蘭總會館建立後，美洲殖民地的第一個共濟會分會出現在1731年的費城（這一年份是根據該會館提供的紀錄。由於新生的殖民地分會有時在更早以前就已經以非正式的方式存在，所以年份也可能會被提早一年或更久，亦有其它分會，例如馬薩諸塞州和維吉尼亞州的分會，聲稱自己才是最早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國的命定之約》中，霍爾特別提到了早期的拉丁美洲解放者與共濟會之間的關係，其中就包括西蒙・玻利瓦（Simón Bolívar，1783−1830）和米格爾・伊達爾哥（Miguel Hidalgo，1753−1811）。
秘密社團的兄弟情誼對這些生活在美洲殖民地的成員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費城分會建立後的幾代人裡，一直到19世紀，美國仍有大半的地方是農村。農場、莊園、貿易站、碉堡、酒館、港口和教堂是那時最普遍的設施。很少有地方可供人們獲取書籍、思想交流以及學習藝術、科學或醫學（這可能是這些殖民地、新國家落後歐洲最大的一個地方）。教會主導著人們的生活，同時異端思想也非常盛行。
因此，加入共濟會意味著要接受一種獨一無二的社會紐帶。這是一個十分不同尋常的兄弟會，其致力於通過神秘學、煉金術與秘密符號來追求德性，這些符號包括骷顱和交叉骨、方尖碑、全視之眼、蛇、智慧之梯、圓規與矩尺、共濟會的字母G（起源不詳），還有在古代宗教中處處可見的金字塔符號，這些符號在共濟會的受難表演（passion plays）和入會儀式中各有著不同的含義。
共濟會承認所有信仰，包括前基督教時代的宗教。這一點可以說是與舊世界的徹底決裂，其重要性再怎麼強調也不為過。即使是在殖民地時代，共濟會的章程和文件在歌頌造物主的同時，也沒有將基督教推崇為唯一的救贖之道。這又間接地暗示了神秘哲學的影響。
《獨立宣言》和憲法規定的宗教自由源自於洛克、伏爾泰和盧梭的啟蒙主義哲學。但有多少美國農村人曾讀過它們呢？就算在今天又有多少人讀過？在殖民地，至少只有那些有一定財產的人，才有能力參與兄弟會，而這個兄弟會相信每個人都應該進行自己的靈性探索，並且這種探索不是任何教會、學說或教條可以限定的。這就是共濟會的標新立異之處。這也是為什麼共濟會向來被認為是對既有宗教秩序的威脅。
1776年7月4日，大陸會議設立了一個由本傑明・富蘭克林出任主席的小組委員會，該委員會將負責設計這個新國家的國徽。在1782年獲得批准的美國國璽上面印有人們再熟悉不過的白頭鷹，牠的右腳抓著橄欖枝、左腳抓著箭頭。但國璽背面的圖案卻傳達出了更深奧的含義。今天在美鈔的背面也可以看見這個圖案，不過它是在1935年時才被放上去的，巧合的是，20世紀剛好有兩位重要的共濟會員：農業部長（兼後來的副總統）亨利・華萊士（Henry A. Wallace）和富蘭克林・小羅斯福總統。
這個圖案就是金字塔，及其上面的全視之眼，或者用更古典的叫法是荷魯斯之眼。未完工的金字塔上面有一隻代表上天的眼睛，其含義是除非擁有悟性或靈知（gnosis），否則光是只有物質上的成就仍然是不足夠的。圍繞這個圖案的是一句拉丁語俗諺−Annuit Coeptis Novus Ordo Seclorum，它可以被翻譯成“上帝贊佑吾人基業／時代新秩序”。這個圖案本身不是共濟會的專利。但我認為確實可以說，這是一個受到共濟會啟發的設計，全視之眼是後者的重要符號。共濟會哲學對它的象徵含義有清楚的定義：若無智慧之光照耀，世俗的成就將是不完整的。
在充滿理想主義的開國元勳眼中，這個嶄新國家的誕生是一次繼承了埃及、希臘和羅馬的偉大文明復興，這些文明都相信它們受到了冥冥之中的智慧與命運指引。這一點也反映在了美國首都的希臘−埃及式建築風格中。
在繼續下去之前，我想特別提起共濟會的一個分支，它對美國歷史有重要的影響，但人們卻不怎麼了解，甚至連霍爾都沒有提及它。它就是霍爾王子共濟會（Prince Hall Masonry），這是一個黑人共濟會團體。時間回到18世紀70年代，從奴隸身份重獲自由的普林斯・霍爾（Prince Hall，1735/8−1807）是波士頓的一名皮革工人，他與十四名黑人同事一起建立了這個共濟會分會。由於當時的其它會館拒絕讓他們加入共濟會，因此這些人只能自行另組會館，其又名非洲人一號會館（African Lodge No. 1）。
直到近來，霍爾王子共濟會的歷史仍一直因為18世紀末的文獻錯誤而被拖累。大部分傳統的歷史資料均聲稱霍爾王子共濟會成立於1775年，這一錯誤在1795年被寫入了馬薩諸塞州歷史學會的年鑑中，於是它就這樣延續了下來。所以，即便是年代久遠且來源可靠的資料也需要小心檢查。後來兩位治學嚴謹的共濟會歷史學家約翰・海爾斯頓・貝（John L. Hairston Bey）和奧斯卡・阿萊恩（Oscar Alleyne）在2016年出版了一本旨在澄清事實的專著《我們父輩的地標》（Landmarks of Our Fathers），兩位作者在書中研究了無數史料，最終確定霍爾王子共濟會或非洲人一號會館是在1778年，而不是1775年成立。
普林斯・霍爾是該會館的第一任總大師，他開創的共濟會分支後來就以他的名字來命名至今仍然存在的黑人共濟會運動。霍爾王子共濟會在今天已經逐漸獲得傳統共濟會的承認。最重要的是，普林斯・霍爾本人的名字曾出現在兩份呼籲廢除美洲殖民地奴隸制的請願書中：一份寫於1777年，另一份寫於1778年，即非洲人一號會館成立的年份。它們是殖民地最早出現的反奴隸制請願書之一。所以，美國的第一個由黑人領導的廢奴運動實際上是由共濟會發起的。我並不是說廢奴主義源自於共濟會。廢奴主義包含了很多思想流派，比如貴格會。但看看普林斯・霍爾在這兩份早期請願書上的簽名，以及霍爾王子共濟會成立的時間，這其中的聯繫無疑是值得注意的。
在回顧法老的歷史時，曼利・霍爾就曝露出了他的不足之處。《美國的秘密命運》的第二章標題為〈世界上最早的民主主義者〉，它以介紹聖人的口吻娓娓道來了阿肯那頓（其在位時間約為公元前1353−1336或1351−1334年）的一生，他被描述成是一位開明的前現代民主主義者與哲人王。
霍爾的說法主要是基於查爾斯・波特（Charles F. Potter）在其1930年的《宗教的故事》（The Story of Religion）中對阿肯那頓的描述，以及20世紀初對這位人們不甚了解的法老的浪漫化，隨著其位於阿瑪納（Amarna*）的祭祀中心和首都被挖掘出土，他在上世紀末曾一度引起了人們的極大關注。
歷史學家對阿肯那頓及其王后納芙蒂蒂的評價十分兩極，他們創立了一個獨一無二的、作為全國國教的太陽崇拜宗教，又稱阿頓教（Atenism）。在包括西格蒙德・佛洛伊德（他甚至在1939年出版的《摩西與一神教》〔Moses and Monotheism〕提出，摩西本人其實就是阿肯那頓的祭司）在內的一些人看來，它實際上就是最早的一神教。
在其他人看來，阿頓教卻是在強行分裂國家，而在其領導人去世後，盼望恢復多神教的民眾與統治階級也很快就拋棄了它。事實上，在這位法老死去後沒多久，他的臣子們就捨棄了他為了獻給阿頓神而建造的阿瑪納城。阿克那頓的繼承者，可能是他兒子的圖坦卡門選擇定都盧克索，並重新恢復了過去的埃及多神教。
霍爾在上下兩卷書中都曾多次提到亞特蘭提斯。由於這是一個極具爭議性的話題，我們必須從當代的角度來仔細檢視它。亞特蘭提斯真的存在嗎？歷史上是否曾有過一個失落的文明，它的興衰為全人類帶來了某種重要的、甚至攸關未來的啟示？
在他的整個作家生涯中，霍爾出於濃厚的歷史興趣撰寫了許多有關於亞特蘭提斯大陸的文章，他借鑒了許多資料，包括柏拉圖的對話錄《克里底亞篇》和《蒂邁歐篇》。在那些特別是那些作者被冠以柏拉圖之名的對話錄中，其筆下的對話者聲稱在大西洋上曾經有過一個失落的先進文明。他們的敘述乃是源自於雅典的傳奇政治家梭倫（約公元前630−560）的回憶，後者曾造訪古埃及，並向那裡的祭司請教人類的起源。據柏拉圖紀錄下的故事說，亞特蘭提斯這個海洋帝國十分強大，以至於它逐漸變得窮兵黷武：對雅典發動了侵略戰爭。結果雅典人成功保衛了家園，而那個古老的文明則從此步向衰亡。
由於霍爾是使用他那個時代的歷史研究成果來探討亞特蘭提斯的歷史性，這一點很重要，因為我認為我們應該從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的角度來重新思考這個問題。約翰・米歇爾（John Michell，1933−2009）和作家兼研究人員葛瑞姆・漢卡克（Graham Hancock，1950）等知名人物的著作在今天再次喚起了我們對失落的、遙不可及的亞特蘭提斯文明的興趣，這個主題也曾出現在19−20世紀的神秘主義者，如布拉瓦茨基、G.J・葛吉夫（G.I. Gurdjieff，約1866−1949）還有埃德加・凱西（Edgar Cayce，1877−1945）等人的著作中。
1961年，神秘的埃及古物學家R.A・施瓦勒・德・盧比茨（R.A. Schwaller de Lubicz，1887−1961）在《神聖科學》（Sacred Science）——它要直到1982年才終於被翻譯——中寫道：“獅身人面像，除了頭部之外，其宛如獅子般的身體處處都顯示出水蝕的痕跡。”獅身人面像身上最古老的部分有水蝕的痕跡，這暗示它很可能早在更久以前就已經被建造了，甚至要早於古埃及文明的誕生，這就意味著史前文明的存在。
受到施瓦勒的觀點啟發，另一位獨立的埃及古物學家約翰・安東尼・韋斯特（John Anthony West，1932−2018）亦在其1979年出版的《天空之蛇》（Serpent in the Sky）詳細探討了水蝕理論。大約十年後，韋斯特與耶魯大學畢業的地質學家伯羅特・肖赫（Robert M. Schoch）合作在1990年的埃及考古探險之旅中對這個理論進行了實地分析。次年，肖赫正式提出了水蝕理論，並指出獅身人面像身上年代最古老的、有水蝕痕跡的部位要比興起約公元前7500年的埃及文明還要老，可以追溯至公元前10000年。肖赫−韋斯特的理論是神秘哲學的一次意想不到的反擊，它後來更成為了1993年由查爾斯頓・赫斯頓（Charlton Heston）主持的電視特別節目《獅身人面像之謎》（Mystery of the Sphinx）的基礎，它榮獲了艾美獎並受到極大的好評。顯然舞台已經搭好，現在是時候該闖入主流世界了。但韋斯特是一個善變的人，他到最後也沒有完成那本討論水蝕理論的書。我在韋斯特去世的幾年前有幸見過他本人，當時我就催促這位才華洋溢卻三心二意的作家兼研究者應該趕快完成它，結果還是沒能如願。
今天，學術界的考古學家（或至少是那些願意正視這一問題的考古學家）對肖赫−韋斯特的論點展開了激烈的爭論。然而，從來沒有考古學家能直接反駁它；也沒有人試圖對獅身人面像進行實地調查，以檢驗肖赫−韋斯特理論。最容易說服人（且最常見）的論點是，沒有任何陶器碎片或文物能夠證實肖赫−韋斯特提出的年表。我曾特別向韋斯特請教過這個問題，那時他還住在紐約哈德遜河谷地區，正好離我家不遠。
他的反駁很簡單，那就是我們需要的只是進一步的調查；他說，他與肖赫已經提出了重要的證據，至今還沒有任何人能夠反駁它。當然，目前有很多互相矛盾的理論，它們考慮到了環境和採石場的因素。在我看來，這些反駁理論固有其參考價值，但仍遠遠不足以推翻肖赫−韋斯特的發現。
這時有人可能會想問：難道在新生代的教授、研究生和考古學家中就沒有人想要驗證肖赫−韋斯特的理論，並直接分析證據嗎？似乎這觸碰了我們這個時代的學術界和考古學界的政治逆鱗。首先要知道的是，光是要進入吉薩高原進行考察本身就是一件極為困難的事。
申請許可證的條件不僅十分嚴格，而且還要價不斐。此外，大部分的西方大學幾乎都不可能為這些研究“開綠燈”。曾在波士頓大學取得通識學士學位的肖赫就告訴我，如果有研究生或考古學界的任何人表示想要研究水蝕理論，就等於是直接斷送了自己的前程。大多數的學者都無法接受肖赫−韋斯特的理論，因為它將完全摧毀許多人畢生所維護的年表。當然，他們嘴上會說自己之所以瞧不上它，是因為它根本就是偽科學，這是一個非常好用的標籤，但卻不應該成為否定其本身的理由。科學是能夠被複製的方法論。如果你沒有發現方法論上的缺陷，那麼你所爭論的其實就只是個人喜好問題。無論如何，現行的年表一直以來都被認為是無可置疑的——如果你想要對其提出質疑，就等於是在挑戰前輩們以此為基礎建立起來的聲譽。因此，這樣的研究絕不可能獲得認可、資金和批准。
地緣政治的障礙也是一個問題。現代埃及理所當然地以自己身為文明的搖籃為傲。在某種程度上，這就像是給埃及人打了一劑名為民族主義的強心針，就像那些如今散落在其它國家的文物一樣。一些政府官員認為，如果承認有比古埃及還要早的文明，就會貶損這個國家所繼承的偉大遺產。我個人對此則有不同的看法。如果研究證實埃及真的擁有比公認更悠久的歷史，這其實應該會讓它變得更加吸引人才對。只不過許多埃及官員顯然不這麼覺得（“遠古外星人”的說法更是進一步加深了他們的反感，雖然它與肖赫−韋斯特的理論毫無關係）。
在他1950年出版的寓言故事《魔鬼講給孫子的故事》（Beelzebub's Tales to His Grandson）中，靈性哲學家G.I・葛吉夫描述了一個遙遠的失落文明，它存在的年代大致上與肖赫−韋斯特提出的時間相當。肖赫−韋斯特的理論也與曼利・霍爾本人的觀點相符。它同樣與柏拉圖對話錄中的一些內容有吻合之處。所以，我相信這確實是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而它在我們這個時代仍遲遲沒有被解決。當然，有些探險家已經在世界各地——土耳其沿海、加勒比海、地中海——展開了獨立的探險活動，他們相信失落文明的證據就被埋藏在海底中。這些說法直到今天仍未有定論。
在某些方面，《美國的秘密命運》所描述的古代中美洲聽起來簡直就像是神話中尚未墮落的亞特蘭提斯：
“瑪雅人是一個非常好客、友善、溫柔且勤奮的民族；他們的城市風光多彩多姿，他們自己也是富有公共精神、舉止得體、井然有序且教養充實。我們也可以從他們的後代子孫身上窺見他們過去的宗教態度。宗教寬容幾乎是美洲所有印第安人的共識，他們認為每個人的宗教都代表了大家各自不同的人生信念，如果這個宗教確實符合他的需要，那麼其他人都應該予以尊重。所以，我們可以看到，ㄧ種大度而開明的生活方式的原型，乃是美洲大陸早已有之的共通遺產。”
我必須再次指出，霍爾在《美國的命定之約》中對前哥倫布時代的宗教和象徵主義有著更為全面的探討，雖然它在這兩卷書中的知名度較小，但它的論述卻更成熟。但無論如何，瑪雅文明都不該被理解為一個連續的整體。在從大約公元250−900年的所謂古典時期中，瑪雅社會經歷了劇烈的變化與動盪。既有相對較和平的時期，也有戰亂不斷的時期，某些時期有獨特的建築風格，接著又被其它風格取代。這一切都是源自於社會的具體需求，以及古人如何理解自身定位的思想轉變。
瑪雅文明與亞特蘭提斯之間的聯繫就像是一種迷因。如上所述，瑪雅文明在各個時期，甚至是從它衍生出來的阿茲特克文明中，都從來沒有少過暴力與戰爭。阿茲特克文明興盛於大約公元1300−1521年，期間充滿了公開處決、活人獻祭與儀式化的暴力。當這類行為出現的時候，往往也說明一個文明已經病入膏肓。
歷史系的學生肯定會好奇為什麼瑪雅和阿茲特克文化會將那些儀式性的暴力及其它殘忍的行為寫入法典。托勒密・湯普金斯（Ptolemy Tompkins）是一位富有見地的神秘學作家，他對此提出了一個十分發人深省的理論。托勒密曾廣泛遊歷中美洲，其父親彼得・湯普金斯（Peter Tompkins）是一位獨立考古學家，就像約翰・安東尼・韋斯特。托勒密注意到晚期的瑪雅和阿茲特克文明都熱衷於血腥的運動，甚至是活人祭祀，他推測在早期階段，這些文明可能曾經對萬物之間的合一有著更深的體會——他們感覺到自己很接近眾神或宇宙。他們自然抱有一種深刻的理解與感受。可是到了後來，這樣的悟性逐漸在文化與人們的身上消失了。隨著活力與合一感的消失，人們開始尋求其它能帶來興奮與意義感的東西，例如藥物、危險的刺激、宣洩憤怒，甚至有時是暴力。
參與或目睹暴力可能會讓人產生一種彷彿自己是真的活著的感覺。例如，那些在羅馬競技場中被撕裂的殉道者就是一個例子。人性中的一些成分使我們容易被流血吸引或想要模仿它，其似乎會帶來一種扭曲的興奮感。弗農・霍華德（Vernon Howard，1918−1992）是一位傑出的現代神秘主義者，他曾談論過這種“活著的錯覺”，其通常會反映為無端的敵意、憤怒、暴力娛樂及其它身體與情緒上的暴力行為，包括在社交媒體上攻擊他人。因此，托勒密推測，一些中美洲文明在它們的晚期就是陷入了這種儀式化的暴力，這對我們自己的文明當然也適用。不管是在文化還是個人層面上，古人失去了與生命原理的連結。然後，由於失去了那些連結以及它們帶來的美好感受，現在他們只能通過訴諸暴力的方式來獲得虛假的刺激——當你感覺所有的可能性都在向自己敞開、所有障礙皆已消失、所有的道路在你眼前延伸時，你就會感到極大的興奮。事實證明，這恰恰是偉大文明衰落的徵兆。
霍爾有時會過度依賴民間傳說或混合了數個傳說的單一來源。這一毛病也出現在了他描述德裔美國敬虔派神學家、神秘主義者約翰內斯・凱爾普斯（Johannes Kelpius，1667−1708）的時候。但是，光是霍爾提到了凱爾普斯這本身就很值得讚譽，因為當時的大多數歷史學家都已經遺忘了這位隱士，即使他是曾對殖民地有重要影響的宗教思想家。
1693年，凱爾普斯和他的追隨者（傳說有四十人）為了逃離宗教迫害與據說即將到來的世界末日，而在隔年來到了美洲殖民地，並在費城建立了一座隱修院，然後是位於城外的維薩希肯河畔上的數百棟房屋。正是這個樸素的公社幫助殖民地成為了歡迎所有舊世界的異端分子前來投靠的避風港。隨著消息的傳開，陸陸續續又有其他人，包括康拉德・貝塞爾（Conrad Beissel，1691−1768）決定追隨凱爾普斯的腳步，貝塞爾在賓夕法尼亞州的埃夫塔拉建立了一個活躍更久的宗教殖民地。
霍爾並不認同凱爾普斯的圈子與玫瑰十字會有聯繫或受其哲學影響的說法。雖然這段歷史十分模糊不清，但值得注意的是，虔敬派是路德宗內部衍生出來的一種神秘主義流派——而路德宗在今天越來越被懷疑是17世紀初在中歐開始流傳的第一批玫瑰十字會文集的來源。*
無論如何，這位隱士帶來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這一點正在逐漸受到宗教歷史學家的認可。2024年，牛津大學出版社發行了第一本關於凱爾普斯的學術傳記《美洲人的靈光：約翰內斯・凱爾普斯的一生及其啟示》（American Aurora: Environment and Apocalypse in the Life of Johannes Kelpius），作者是蒂莫西・格里夫−卡爾森（Timothy Grieve-Carlson）。儘管霍爾在《美國的命定之約》中講述了更多有關於這位聖徒的奇怪軼事，包括他的秘密棺材和煉金術實驗，不過正是他的寫作才使得這位重要的人物不至於被從宗教與美國的歷史中抹去。今天，如果沒有提到凱爾普斯的話，任何關於這個國家的宗教史的論述都是不完整的。
現在我們終於要看到霍爾作為歷史學家所帶來最重要卻不為人知的影響之一：似乎就是他的作品點燃即將初試啼聲的政治新星、當時還在洛杉磯的隆納・雷根（1911−2004）心中的愛國熱情。
我是在2010年的時候才第一次發現，霍爾關於美國的秘密天命的一些想法與討論，居然也曾出現在雷根的寫作和演講中，貫穿了從他初入政壇到第二個總統任期的整個政治生涯。正如我們將看到的，他們兩人很可能早在雷根於加州擔任州長的時候，就已經在後者位於洛杉磯的家鄉認識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霍爾的影響力已不再只是單純地侷限於神秘學圈子。他對20世紀最具重要性的政治家之一的影響就是最好的例子。
在他從1967−1975年擔任兩屆州長期間，就一直有傳言和八卦聲稱雷根這位前演員私底下非常迷信幸運數字、算命和占星學。但很少有人知道的是，霍爾這位神秘學學者，尤其是他對於美國的神秘學天命的論述，對這個後來成為第四十任總統的男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與其他許多演員一樣，雷根本來就對神秘學不陌生。他的好朋友、影視明星伊甸・格雷（Eden Gray）撰寫了第一本在美國暢銷的塔羅指南。然後在擔任州長的時候，雷根又與靈媒珍妮・迪克森（Jeane Dixon，雷根和南希後來與這位女先知決裂了，因為她未能預見他成功入主白宮）結下友誼，雷根在他1965年的回憶錄《我的下半身在哪裡？》（Where's the Rest of Me?）中還提到，聖莫尼卡的觀星家卡羅爾・萊赫特（Carroll Righter）是他的“好哥們”，後者在1969年成為了迄今唯一一位登上《時代》雜誌封面的占星學家。
1988年春天，隨著時間邁入雷根的第二個總統任期，關於雷根和南希在私底下沉迷於神秘學的謠言逐漸成為了人們茶餘飯後的話題。然後一位心懷不滿的前幕僚長在其所撰寫的回憶錄中聲稱，雷根與南希對舊金山的占星學家瓊・奎格利（Joan Quigley，1927−2014）深信不移，她的建議甚至能夠左右總統的行程與人事任命。
白宮發言人馬林・菲茨沃特（Marlin Fitzwater）立刻召開了記者會試圖澄清此事，他承認雷根夫婦確實是占星學的愛好者，但也絕對不會依靠占星學來做出決策；這位發言人亦承認總統很喜歡“幸運數字”或數字命理學。對於許多政治評論家而言，這些爆料似乎印證了媒體過去的猜測，即雷根在當上州長的時候，莫名其妙地將自己宣誓就職的時間安排在了凌晨十二點十分，批評者認為他這麼做就是刻意為了讓就職典禮趕上良辰吉時的天象。
但這些都不是故事中真正重要的部分。在他於那數十年間發表的演說和文章中，雷根的用字遣詞完完全全反映出了霍爾的風格。從雷根經常借用並重複霍爾的措辭來看，這位總統對神秘學的興趣已經遠遠超出了日常的星座運勢。
如前所述，《美國的秘密命運》是在講述為什麼這個國家的誕生其實是源自於古代哲學家與秘密社團的一個“偉大計劃”，以實現宗教自由與自治精神。霍爾主張這些原則實際上深植於西方神秘學傳統。他相信那些富有啟蒙精神的現代知識分子都曾在他們的作品中談論過這個計畫，例如弗朗西斯・培根和沃爾特・雷利（Walter Raleigh），當然還有秘密兄弟會，包括共濟會與玫瑰十字會（嚴格上它可能不是一個真正的兄弟會，而是一種思想運動），最終由美國的開國元勳實現了它，前面說過，他們有許多人要嘛是共濟會員，要嘛致力於追求德性與個人主義哲學，例如潘恩和傑佛遜。
在霍爾1943年的原始文章和1944年的書中，他都提到了當年曾經有一位神秘的“無名演說者”在眾人仍躊躇不定是否要簽署《獨立宣言》的時候發表過一場激勵人心的演講。霍爾在他1928年的鉅著《歷代秘教》（The Secret Teachings of All Ages）中同樣講述過這個故事。
“這位彷彿是借上天之口在說話的陌生人，”霍爾在《美國的秘密命運》中寫道，這個人在1776年7月4日神不知鬼不覺地溜進了費城州議會大廈深鎖的大門，並發表了一場演說，在他的鼓舞下本來猶豫不絕的代表們終於下定了決心。
“上帝已賜予美國自由！”這位陌生人大聲喊道，敦促與會的代表們克服他們對絞索、斧頭或絞刑架的恐懼，簽下這份偉大的文件來開創命運。在這番鼓舞下，霍爾寫道，在場的眾人紛紛衝上前去寫下自己的名字。然後他們想向這位演說者致謝，卻發現他早已從上鎖的大廳中消失無蹤。霍爾問，難道這個人其實是“是秘密社團的代表，也正是秘密社團一直在幕後捍衛與指導美國的命運”嗎？
1957年，雷根受邀回到他在伊利諾州的母校尤里卡學院發表畢業致詞，當時他是通用電氣公司的宣傳大使，他就試圖用這段神秘的歷史來鼓勵學生。“這是一片被命運眷顧的土地，”雷根說：“我們的祖先憑藉著上天的旨意而來到這裡，他們肩負著一項使命，那就是要帶領人類走出沼澤。”接著，雷根在並未說明出處的情況下重述了霍爾的那位無名演說者的故事。“當他們回過頭來想要感謝這位演說者的時候，”雷根總結道：“他卻已不見蹤影，直到今天，仍然沒有人知道他是誰，也不知道他是如何進入或離開被上鎖的大廳的。”
雷根曾不止一次提起這個故事，包括他在1981年應《大觀》（Parade）雜誌之邀，以新任總統的身份撰寫的一篇文章，其中闡述了獨立紀念日在他心目中的意義。雷根的長期助手邁克爾・迪弗（Michael Deaver）在這篇文章發表時附註了一張紙條，上面寫著：“這篇關於獨立日的訊息是由總統親口所述，且由總統親筆寫下原稿”，他最初是將文章的內容寫在大衛營（Camp David）中的一本黃色便條紙上。雷根再次重述了這位無名演說者的傳說——這次他使用的措辭與霍爾本人更接近了：“當他們轉身過來想感謝他及時的演說時，卻發現他已不見蹤影，沒有人知道他是誰，也不知道他是如何進出上鎖的大廳的。”
雷根之後仍時不時就會談論起這些與霍爾有關的主題，例如美國的神聖使命、美國建國背後的神秘計畫。“如果你願意的話，你可以說這是神秘主義，”1974年，他在華盛頓舉行的保守派政治行動會議（CPAC）上表示，“但我始終堅信，這片偉大的大陸被放置兩大洋之間是上天的旨意，好讓那些真正熱愛自由且心懷勇氣的人去找到它。”1986年7月4日，在自由女神像落成一百週年紀念日上，雷根又當著數百萬電視觀眾的面基乎逐字重複了這段話。
那麼，曼利・霍爾究竟是從哪裡了發現了這個故事，它對一位總統產生了如此深遠的影響，甚至改變了他對美國的使命與命運的看法？事實上，這個故事是來自於一本美國建國民間傳說故事集，故事的名字叫做“無名之人的演說”，它是在1847年出版，書名為《華盛頓和他的將軍們：革命傳奇故事》（Washington and his Generals, or Legends of the Revolution），作者是美國社會改革家、揭弊記者喬治・利帕德（George Lippard）。利帕德是愛倫・坡的好友，他酷愛哥德式風格，所以無名之人在他的筆下披上了一件“深色長袍”。他基本上也默認這個故事是自己編的：“這位演說者的名字...已不可考。我希望能將當時眾人的辯論中最精彩的部分全都濃縮在這段演說中。”
無論如何，這個寓言已經有了自己的生命，並逐漸跨越了事實與虛構之間的灰色地帶，就像喬治・華盛頓砍倒櫻桃樹，或年輕的亞伯拉罕・林肯步行數英里只為了歸還鄉村商店的顧客零錢的故事。如同大部分的神話，隨著時間的流逝，這個故事又被繼續賦予了更多元素。1911年，這篇演說又再次出現在了一本美國政治演講集中，而那位身披長袍的演說者不知何故竟被認定是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
霍爾本人似乎並不清楚這個故事的起源。一位已故的神智學會秘書送給了他“無名之人的演說”的印本，但上面除了提到它是來自“一本罕見的美國早期政治演講集”之外，就沒有其它任何出處了。這篇演說於1938年被發表在該學會的期刊《神智學家》（The Theosophist），並附有一段註釋：“它最初源自於一本罕見的演講集，哪怕是在美國公民中，恐怕也只有百萬分之一的人讀過它。”
霍爾的寫作毫無疑問對雷根產生了影響。事實上，有跡象顯示雷根與霍爾兩人可能見過面。在霍爾版本的故事中，這位神秘學作家聲稱無名演說者的事蹟被記錄在了托馬斯・傑佛瑞的著作中。當雷根在CPAC上發表演說時，他對這個故事的來源是這麼解釋的：雷根表示這是他在“幾年前”從“一位作家那裡聽來的，他碰巧很熱衷於研究歷史...這個人告訴我，這個故事可以在托馬斯・傑佛瑞的著作中找到。不過我得承認，我從來沒有研究過，也沒有認真去核實過它。”
諾斯底教學者史蒂芬・霍勒（Stephan A. Hoeller）是霍爾多年的摯友，也是PRS（哲學研究學會）的常客，他肯定了霍爾曾與雷根見過面的可能性。霍勒告訴我，1971年的有一天，那時是雷根擔任州長的第二個任期，他在格里菲斯公園看見了一輛黑色的豪華轎車，霍爾的PRS就在附近，車外站著一名身穿制服的司機。他好奇地走上前去問對方：“這是誰的車，真氣派？”
“起初，”霍勒回憶說，司機“顯得十分支支吾吾，然後才終於鬆口‘哦，這是雷根州長的車，他正在跟霍爾先生會面。’”霍爾的圖書館管理員佩爾・托馬斯（Pearl M. Thomas）也向霍勒證實了這件事。“他們彼此相談甚歡，”他回憶起托馬斯曾說過。她還偷偷告訴他，雷根曾“多次打電話到他的辦公室，但我們最好還是不要談論這個吧。”
霍爾一向以低調內斂、遠離好萊塢的閒言碎語和社交攀比而聞名；他從未留下任何自己與這位州長的談話記錄。但據霍勒回憶說，在雷根入主白宮後，有一次他們兩人聊到他，這位神秘主義者就笑著表示：“是的，是的，我們跟他很熟。”
霍勒是一個老成穩重的人，加油添醋從來就不是他的風格。他總結說：“種種跡象都表明，他們兩人確實認識且影響過彼此。”這位學者的回憶也與1974年雷根在CPAC發表的演說中提到的時間點吻合。
考慮到“無名演說者”和其它霍爾敘述的故事很可能不是真的，人們也許會質疑既然如此，這個故事——與這兩本書——又能為讀者提供什麼有意義的歷史內容。如前所言，不管是古代或現代的神話，它們實際上都反映出了一些心靈上的真理，以及說故事者的自我認知，有時這些甚至比實際的歷史事件本身還更重要。神話揭示了我們渴望成為怎樣的人，同時也告誡我們不應該成為怎樣的人。我們迷戀什麼神話，往往也反映出了我們的性格。
透過“無名演說者”的故事，霍爾非常好地抓住了哲學家雅各布・尼爾蓋曼（Jacob Needleman，1934−2022）所說的“美國人的靈魂”。雷根肯定也有所同感。雷根所講述的那些謎語和故事其實就是了解他內心的鑰匙——傑拉德・福特總統憑直覺意識到了這一點，他曾形容雷根說“我這輩子很少見過這樣的政治人物，他的公開演說反而透露出了比私人談話還要更多的訊息。”*
既然如此，“美國的秘密命運”或“美國人的靈魂”是否真的存在呢？至少可以說，它們肯定是作為一種理想而存在的。閱讀曼利・霍爾的著作不必是為了了解枯燥乏味的歷史，因為這是他口中的（雖然這麼說或許有點厚顏無恥）“字面主義歷史學家”的工作。相反的，霍爾將人類的歷史視為一條思想不斷飛躍自身的弧線。他的作品致力於探究人類及其行為背後的意義。他敘述歷史的方式有時是寓言式的——而他會在這個過程中揭示隱藏在不同時代中的思想潮流，包括我們的時代。霍爾的歷史主義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美國的自我概念（self-conception），進而在其中發現更多元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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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契・霍洛維茨是《探索頻道》的節目主持人、國際筆會獎的獲獎歷史學家與蘭登書屋的前副總裁。他的著作包括《美利堅魔法合眾國》（Occult America）、《白日夢幻想家》（Daydream Believer）、《一個簡單的念頭》（One Simple Idea）、《奇蹟俱樂部》（The Miracle Club）、《魔禁之地》（Uncertain Places）、《逍遙勇士》（Happy Warriors）以及《現代神秘主義》（Modern Occultism）。他的作品在中國受到了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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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 see The Secret History of America: Classic Writings on Our Nation's Unknown Past and Inner Purpose by Manly P. Hall,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Mitch Horowitz (St. Martin's Press, 2019).
*E.g., see "The Rediscovery of Akhenaten and His Place in Religion" by Erik Hornung,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Research Center in Egypt, Vol. 29 (1992).
*E.g., see The Invisible History of the Rosicrucians by Tobias Churton (Inner Traditions, 2009).
*A Time to Heal: The Autobiography of Gerald R. Ford (Harper & Row,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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