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Whitney Webb
在唐納・川普確定選擇J.D・范斯（J.D. Vance）擔任副總統的消息曝光後，公眾的注意力不僅轉向了范斯，億萬富翁彼得・泰爾（Peter Thiel）也在同一時間進入了眾人的視線。范斯可以說是泰爾近年來最出名的子弟兵之一，這位PayPal的聯合創辦人的其他得意門生還包括OpenAI的山姆・阿特曼（Sam Altman）和安杜里爾（Anduril）的帕爾默・拉奇（Palmer Luckey）。
據最近的報導指出，范斯早在就讀於耶魯大學法學院的時候，就已經被泰爾延攬入了他的圈子。此後不久，范斯便加入了泰爾的秘銀資本（Mithril Capital）投資公司，他在那裡待了兩年，然後又進入了另一家投資公司−革命創投（Revolution Ventures）。范斯在革命創投注資成立的種子基金−“崛起基金”（Rise of the Rest）背後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它的主要投資者包括亞馬遜公司的傑夫・貝佐斯、沃爾瑪集團的沃爾頓家族，後者與柯林頓家族有著長遠且深厚的聯繫。范斯隨後在2020年創立了自己的風險投資公司−納雅資本（Narya Capital），其得到了泰爾以及前Google CEO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的大力資助。
施密特一直是民主黨的大金主，也是拜登政府的科技政策背後的話事人，作為人工智慧國家安全委員會（NSCAI）的領導人，他幾乎主導了美國軍方與情報界的人工智慧政策。正如我們以前報導過，施密特領導的NSCAI一直在積極提倡美國人是時候該放棄駕駛私家車、親自上門購物這些習慣，而應該轉而擁抱AI技術，以符合新冠封控時代的國家安全需要。施密特和泰爾兩人皆是充滿爭議、極度不透明且有著明顯的全球主義色彩的畢德堡俱樂部的成員。《新聞周刊》（Newsweek）曾聲稱施密特和泰爾是畢德堡集團最有影響力的兩位人物。
泰爾為范斯的政治生涯貢獻了大量的捐款，他在2022年范斯競選參議員的時候向其捐獻了一千五百萬美元，是當時所有參議院候選人捐款中最大的一筆。泰爾也與曾經誓言“死不投川”的范斯一起參觀了川普的海湖莊園，范斯在那裡得到了這位前總統的恭賀。范斯透過泰爾而與其他PayPal黑手黨（PayPal mafia）的成員產生了交集，例如大衛・薩克斯（David Sacks），他給范斯捐了一百萬美元，並幫他舉辦了一場募款活動。據說，薩克斯和PayPal的另一位創辦人伊隆・馬斯克是促使川普決定選擇范斯擔任副總統的關鍵因素，他們特地為了范斯進行了一次“私下遊說”，就連媒體主持人塔克・卡森（Tucker Carlson）也有參與遊說。
泰爾是2016年川普競選總統時的主要金主，他曾在川普的過渡團隊中任職，像崔・史蒂芬斯（Trae Stephens）這些與泰爾有聯繫的人物則極大地影響了川普對五角大樓官員的任命。史蒂芬斯利用自己在五角大樓的影響力積極促成了軍方與泰爾資助的公司−安杜里爾之間的合作，該公司是由史蒂芬斯本人與泰爾的同事帕爾默・拉奇共同創立。在創立安杜里爾之前，拉奇開發了虛擬實境裝置Oculus Rift，它後來被賣給Facebook，泰爾則成為了Facebook的董事。安杜里爾目前正在負責為聯邦政府建造“虛擬邊境牆”，川普很早以前就承諾要在美墨邊境築高牆，但這個政見在他的第一個任期內就跳票了，現在他正轉而支持安杜里爾提供的方案。
安杜里爾的無人機亦為烏克蘭在烏俄衝突期間的軍事行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還有其它由泰爾資助的有爭議公司也是，例如帕蘭泰爾（Palantir，一家CIA承包商）和全景AI（ClearView AI），後者正在使用主要是Facebook（它又是一家受泰爾資助的公司）提供的用戶照片來開發一套奧威爾式的人臉辨識系統。
這些公司與烏克蘭軍方的密切關係很可能會影響川普的第二任政府的政策，這將直接左右美國對烏克蘭的支持力度，特別是如果泰爾仍將握有重大影響力的話。除了烏克蘭之外，泰爾資助的國防公司也正在改變網路戰爭的面貌，並以緩慢而堅定的步伐推動人工智慧取代人類決策。
儘管這些關係已經足夠令人不安，但泰爾對即將上任的川普政府的潛在影響力仍應該引起每個美國人的警覺，無論他們支持的是哪個黨派，因為泰爾正在試圖恢復與重塑情報機構針對國內異議人士的一些最奧威爾式且明顯違憲的鎮壓行為。
泰爾的全面監控計畫
雖然彼得・泰爾長久以來一直標榜自己是自由主義者，但他從PayPal開始的履歷卻表明了，他實際上是現代監控國家的設計師，也是曾經嘗試（但失敗）過要這麼做的新保守派集團的繼承者。在PayPal剛成立的時候，泰爾和他的同事就曾訪遍包括情報機構在內的各個政府機關，以了解如何為它們量身打造需要的產品，從而贏得政府對其產品與服務的青睞（跟合同）。離開PayPal後，泰爾又遵循類似的方式創立了帕蘭泰爾。帕蘭泰爾就像是一台監控國家運行的引擎，在范斯被宣布將成與川普的副手後不久，就有報導指出帕蘭泰爾的創辦人之一喬・朗斯代爾（Joe Lonsdale）與這家公司本身都已經表態支持一個名為美國PAC的川普−范斯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
多年來我們已經對泰爾和帕蘭泰爾進行過多次報導。正如過去所指出的，該公司最初就是作為後9/11時代監控計畫的民營化版本成立的，這是當年那群違反憲法的伊朗門犯罪分子們醞釀已久的計畫。在雷根政府期間，伊朗門事件的核心當事人曾開發了一個名為“主核心”（Main Core）的數據庫，正是它讓美國的國安機構走上了通過科技手段來箝制異己的不歸路。據一位曾在五屆政府中擁有高級安全許可的官員在2008年向《雷達新聞》（Radar）透露，主核心是“一個專門用來對付美國人的數據庫，任何因為一些最輕微、最微不足道的原因而被視為不友好對象的人，都有可能會因此在國家陷入恐慌的時候被抓進監獄。這個數據庫可以快速檢索與識別被認定是‘國家敵人’的人。”
主核心是由伊朗門事件的關鍵人物奧利佛・諾斯（Oliver North）及其夥伴為了“政府存續計畫”（COG）開發的，他們在CIA的授意下運作著一個被稱作“企業”（The Enterprise）的“非編制”情報機構。諾斯和他的同事利用COG和主核心編制了一份美國國內的持不同政見者和“潛在麻煩製造者”名單，一旦到了不得不啟動政府存續計畫的時候，這些人就會被一一處理。令人擔憂的是，政府存續計畫可以因為各種原因而被啟動，包括公眾以大規模且非暴力的方式反對美國在海外的軍事干預、大規模的國內抗議，或是定義十分模糊的“國家危機”、“恐慌時期”。諾斯後來與川普政府產生了理念衝突，他曾與前黑水公司的創辦人埃里克・普林斯（Erik Prince）一起遊說政府成立一個“非編制”的私人版CIA。
主核心使用了PROMIS軟體，雷根政府的高級情報官員與以色列間諜頭子拉菲・伊坦（Rafi Eitan）從英斯勞公司（Inslaw Inc.）那裡偷走了這個軟體。另一位捲入PROMIS醜聞的人是媒體大亨、以色列“超級間諜”羅伯特・麥克斯韋（Robert Maxwell），他是吉絲蘭妮・麥克斯韋（Ghislaine Maxwell）的父親，據說也是他將傑佛瑞・愛潑斯坦（Jeffrey Epstein）引薦入以色列情報部門。與PROMIS一樣，美國和以色列情報部門都利用主核心提供的大數據來監控國內的持不同政見者。
伊朗門事件和PROMIS都在曝光後迅速被掩蓋，這主要該歸功於時任的美國司法部長威廉・巴爾 （William Barr），他後來在川普執政期間又再次被任命為司法部長。聯邦政府從未停止使用主核心來蒐集數據。直到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攻擊事件發生後，情報界才終於能利用這些數據來好好大展拳腳，打擊“恐怖主義”現在成為了對美國國內民眾進行監控的最好藉口。例如，根據報導，在接獲9/11恐攻發生的消息不久後，就有政府官員發現白宮的電腦已經連上了主核心數據庫。
9/11事件也成為了拆除國家安全機構內部之間的“防火牆”、擴大不同機構的數據庫彼此間的“情報共享”的藉口，這又進一步擴充了主核心能夠讀取與分析的數據。正如CIA的首席資訊官艾倫・韋德 （Alan Wade）在 9/11 事件發生不久後指出：“9月11日之後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就是協調與實現情報共享。我們正在尋找能夠促進更多溝通的工具，這正是我們現在所缺乏的。”
為了在後9/11時代實現這兩個目標，美國國家安全機構決定建立一個“公私合營”的監控計畫，它的監控力度是如此超過，以至於國會在該計畫立項幾個月後就決定不再撥款給它，因為它可能會完全摧毀美國人的隱私權。這項計畫的全名叫“全面資訊監控計畫”（TIA），其旨在開發一種“全景”監控系統，並將由五角大樓的DARPA負責管理。TIA的支持者認為為了防止恐怖攻擊、生物恐怖主義，甚至是自然產生的瘟疫爆發（例如大流行病），對美國人民進行侵入性的監控是必要的。
TIA的設計師和領導者是約翰・波因德克斯特（John Poindexter），他是雷根在伊朗門事件期間的國家安全顧問，並因為捲入這項醜聞而被判了五項重罪。波因德克斯特最出名的就是他曾在伊朗門聽證會上公然表示，他有責任向國會隱瞞資訊。
在TIA中，波因德克斯特最主要的盟友之一是CIA的首席資訊官艾倫・韋德。韋德曾多次就TIA的事情與波因德克斯特私下會面，而且不只是CIA，而是還包括其它所有情報機構與TIA的合作都是由他負責管理，這些機構會將它們的數據作為“節點”分享給TIA，作為交換它們可以獲得對這個工具的使用權。韋德在CIA任職期間與羅伯特・麥克斯韋的女兒克莉絲汀・麥克斯韋（Christine Maxwell）合作開發了一套名為Chiliad的國家安全軟體，它與TIA（以及帕蘭泰爾）有一些相似之處，但無論在規模或雄心上均遜色得多。克莉絲汀先前還曾隨她的父親一起向美國國家實驗室推銷已經被偷偷植入了後門的PROMIS系統。
即便波因德克斯特和韋德等人盡了一切努力，TIA計畫最終還是在大量的批評與公眾的怒火下被迫中止了。雖然該計畫已經被取消預算，但後來人們才發現TIA其實從未真正結束，它的各個子項目被秘密地轉入了不同的軍事與情報機構中。一些TIA的項目轉入了地下，但作為TIA重點項目的全景監控系統現在卻仍在被帕蘭泰爾持續開發中，並得到了CIA、艾倫・韋德還有波因德克斯特的全力支持。
當TIA在2003年2月正式啟動的時候，它幾乎立刻就引起了爭議，於是它在2003年5月更名為“恐怖主義全面監控計畫”（Terrorism Information Awareness），這麼做無疑是為了讓它聽起來不要那麼像是一個老大哥式的監控系統，而只是一個專門用來對付“恐怖分子”的工具。TIA計畫最終在2003年末正式中止。
同一個月，TIA就馬上通過彼得・泰爾創立的帕蘭泰爾公司成功借屍還魂。然而，泰爾實際上早在好幾個月前就已經開始佈局，儘管他聲稱自己不記得具體的時間。根據一些報導，帕蘭泰爾原本只是泰爾的PayPal內部使用的一種反詐騙演算法。泰爾、卡普及其他帕蘭泰爾的創始人多年來一再聲稱該公司成立於2004年，儘管這與泰爾在創立這家公司時準備的文件上面的說法互相矛盾。
此外，2003年，顯然是在泰爾正式創立帕蘭泰爾後不久，伊拉克戰爭的重要推手、布希時代的新保守主義者理查德・珀爾（Richard Perle）曾致電給波因德克斯特，表示他想要介紹這位TIA的設計師認識兩位矽谷企業家，也就是彼得・泰爾和亞歷克斯・卡普（Alex Karp）。據《紐約雜誌》（New York Magazine）報導，對泰爾和卡普來說，波因德克斯特“就像是一位伯樂”，因為“他們的新公司正好與波因德克斯特過去試圖在五角大樓建立的計畫具有相同的願景”，這指的就是TIA。雙方之後進行了會面，泰爾和卡普已下定決心“要說服這位如今被普遍認為是現代監控技術教父的人”加入他們，一起將帕蘭泰爾打造成一個新的TIA。
帕蘭泰爾成立後沒多久，雖然具體的時間和細節尚不清楚，但隸屬於CIA的IQT電信公司（In-Q-Tel）立刻成為了除了泰爾本人之外的、帕蘭泰爾的第一個投資者，其向該公司提供了兩百萬美元。IQT究竟持有帕蘭泰爾的多少股份要直到2006年中旬才被公開。另外，亞歷克斯・卡普還告訴《紐約時報》：“IQT這筆投資真正的價值在於，它讓帕蘭泰爾能夠接觸到CIA的分析師，而他們正是它的目標客戶。”主導IQT在這段時期的投資活動（包括對帕蘭泰爾）的關鍵人物，就是CIA首席資訊官艾倫・韋德。
在IQT進行了投資後，CIA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一直是帕蘭泰爾的唯一客戶，直到2008年。在那段期間，帕蘭泰爾的兩位頂尖工程師——阿基・賈因（Aki Jain）和史蒂芬・科恩（Stephen Cohen）——每兩個星期就要前往位於維吉尼亞州蘭利（Langley）的CIA總部。據賈因回憶，他在2005−2009年間去了CIA的總部至少兩百次。CIA的分析師會“測試（帕蘭泰爾的軟體）並提供反饋，然後科恩和賈因就要飛回加州重新做調整。”
就像IQT決定投資帕蘭泰爾一樣，CIA首席資訊官艾倫・韋德也多次在這些會議以及帕蘭泰爾隨後對軟體的“調整”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帕蘭泰爾的產品逐漸變得與韋德和波因德克斯特過去失敗的TIA計畫越來越相似也就不足為奇了。我們之前已經詳細報導過兩者之間的重疊之處。
在TIA被要求中止後，將過去“公私合營”的TIA重新改頭換面成為完全私有化的公司，這麼做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舉例來說，由於帕蘭泰爾是一家私人公司而非政府項目，政府和企業客戶就可以“合理的隱瞞”自己到底在使用它的軟體做些什麼，同時帕蘭泰爾和它的軟體也可以擺脫作為政府項目必須受到的種種約束。
《紐約時報》就在2020年的一篇對帕蘭泰爾的報導中指出：
“這些數據被儲存在各種雲端服務器或客戶的伺服器中，並由客戶自行管理，帕蘭泰爾明確表示不會干涉客戶打算怎麼使用它的軟體。隱私權設定也不是萬無一失的；客戶可以自己決定誰能看見什麼，又要如何呈現什麼。”
社群媒體的圓形監獄
當TIA在泰爾的幫助下改頭換面成為帕蘭泰爾公司後不久，另一個後9/11時代的DARPA專案也正在嘗試對自己進行私有化改造。生活紀錄（LifeLog）是由波因德克斯特的好友、DARPA專案總監道格拉斯・蓋奇（Douglas Gage）開發的一個旨在“追蹤一個人的一切生活軌跡的數據庫”，包括這個人的人際交友、通話內容（電話、電郵等）、媒體瀏覽習慣、消費習慣以及其它所有有助於掌握“這個人所說過、看過與做過的一切”的數據紀錄。生活紀錄計畫會將這些非結構化的數據重新整理成為“周密的情報”或者說是剪影，並且“梳理出其中的所有關係、記憶、事件與歷程”。
按照蓋奇和這項計畫的支持者的說法，生活紀錄計畫將會創造出完整紀錄一個人ㄧ生的永久可搜索電子日記，DARPA認為這不僅將使下一代的“虛擬助理”變得更加完善，同時還可以提供“近乎完美的數位記憶”。蓋奇當然不忘強調，人們對“他們自己的數據收集工作擁有完全的控制權”，因為人們可以自行決定“何時打開或關閉數據裝置，以及要跟誰分享數據。”幾年後的矽谷科技巨頭也對用戶做出了相同的承諾，但結果卻是它們屢屢違背了自己的諾言，為了利益而選擇與政府的國內監控機構合作。
生活紀錄計畫會從個人與科技裝置的每一次互動、GPS發射器還有紀錄當事人所在位置、所見所聞與溝通內容的視聽傳感器，抑或是紀錄健康狀況的生物醫療監測器來收集數據。就跟TIA一樣，DARPA也對外宣傳生活紀錄計畫能對“醫學研究和新興流行病的儘早發現”有所貢獻。
來自主流媒體和其它地方的批評者很快就指出，這項計畫無可避免地會被用來建立持不同政見者與恐怖分子嫌疑人的名單。配合TIA從多個層面上對個人的監控，生活紀錄計畫可以藉由“為數據庫注入物理資訊（我們的感受）和媒體資訊（我們閱讀的內容）”來走得更遠。其中一位批評家，電子前沿基金會（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的李天（Lee Tien）便警告說，DARPA的這些項目，包括生活紀錄計畫都“可以非常輕易地被出於國安目的另作他用”。
DARPA堅稱生活紀錄計畫與TIA沒有關係，即便兩者的相似之處十分明顯，其甚至還掛保證說生活紀錄計畫絕不會被用於“秘密監控”。然而，DARPA自己內部關於生活紀錄計畫的文件卻明白指出，這項計畫“將能用於...推斷用戶的例行行為、習慣以及與其他人、其它組織、其它地點、其它對象之間的關係，可以利用這些模式來減輕任務的負擔。”這等於是承認了它可以被作為大規模監控工具所用。
不過，縱然它的支持者再怎麼盡力，生活紀錄計畫最終也跟TIA一樣被叫停了。鑒於TIA的前車之鑑，有些人懷疑它其實只是換了名字繼續運作。例如，電子前沿基金會的李天就在得知生活紀錄計畫要被關閉時告訴《VICE》說：“如果有一天政府被曝光仍在繼續推動這一領域的研究，只不過它不叫做生活紀錄的話，我完全不會感到訝異。”麻省理工學院的大衛・卡格爾（David Karger）是生活紀錄計畫的研究者之一，他像其他批評者一樣確信它只會被DARPA改個名字繼續運作下去。他告訴《連線》（Wired）雜誌：“我相信這類研究會以其它名目繼續獲得撥款...我無法想像DARPA會願意就這麼乾脆地從如此重要的研究領域中‘退出’。”這些流言蜚語的答案，似乎就在一家與生活紀錄計畫被五角大樓中止的同一天誕生的公司身上：Facebook。
2004年6月，就在Facebook推出幾個月後，它的創辦人馬克・祖克柏與達斯廷・莫斯科維茨（Dustin Moskovitz）便邀請肖恩・帕克（Sean Parker）進入其執行團隊，帕克過去與他人一起創立了Napster，後來也是他牽線Facebook結識它的第一位局外投資者−彼得・泰爾。如前所述，泰爾當時正跟CIA合作想方設法要重啟DARPA被喊停的幾個有爭議項目。值得注意的是，成為Facebook首任總裁的肖恩・帕克過去曾與CIA共事過，他十六歲的時候就因為先前曾駭入企業和軍事數據庫被FBI逮補，而得到了CIA的賞識與招募。2004年9月，泰爾買下Facebook合計總值五十萬美元的股票，並在董事會裡獲得一席之地。帕克、Facebook以及泰爾之間的關係一直十分緊密，泰爾也在2006年聘用帕克擔任其創業基金會（Founders Fund）的合夥管理人。泰爾在2022年離開了他於2005年加入的Facebook董事會，轉而去全力支持“與川普結盟的候選人”，其中就包括J.D・范斯。
在Facebook一砲而紅後，泰爾和它的聯合創辦人莫斯科維茨很快就開始涉足其它社交媒體領域，泰爾的創業基金會在2012年成為莫斯科維茨的Asana公司的重要投資方。泰爾與Facebook的幾位創辦人們的互惠關係也延伸到了他的帕蘭泰爾公司，因為Facebook所有用戶的公開數據最後都會匯流至帕蘭泰爾的數據庫，好方便後者繼續為少數美國警察部門、軍方還有情報機構扮好監控工具。Facebook還為另一家泰爾資助的公司−全景AI提供了不少數據。
值得注意的是，就連生活紀錄計畫的設計師道格拉斯・蓋奇也曾公開評論過Facebook與他過去領導的那項專案的相似之處。2015年，他告訴《VICE》說：“可以說，Facebook才是生活紀錄計畫本來該有的模樣。”他接著更關鍵地補充道：“現在我們可以向廣告商和數據經紀人提供同等詳細的個人數據，卻不會像生活紀錄計畫那樣引起反彈。”這是因為它現在是一家私人公司，而不是隸屬於DARPA的政府項目。
帕蘭泰爾與川普的監控議程
帕蘭泰爾在川普執政期間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優待，其在川普的第一個任期內就獲得了許多利潤豐厚的新合同，跟它簽約的對象主要是軍事和情報部門。這恐怕多多少少與泰爾在川普的過渡團隊中的角色，以及他的親密同事對五角大樓的人事任命的影響力有關。
不僅如此，帕蘭泰爾背後的更大議程——也就是數十年來美國一直在發展的，能夠用於預知犯罪、以人工智慧為基礎的監控系統——同樣在川普的第一個任期內受到了大力推動。例如，川普的司法部長威廉・巴爾就以防患大規模槍擊案的名義，悄悄地將與犯罪預知（pre-crime）有關的活動合法化了。這項計畫的正式名稱叫做DEEP，它讓司法部、FBI能夠與“私營部門的夥伴”合作監視那些雖然還未犯罪，但卻正在進行“暴力動員”的潛在嫌疑犯。差不多就在該計畫宣布的同時，巴爾也積極推動政府在一般消費者使用的應用程式和設備中植入後門，特別是那些有使用加密技術的。他還與英國內政大臣普莉提・巴特爾（Priti Patel）簽署了一項數據存取協議，允許兩國“在不受法律限制的情況下向對方的科技公司索取消費者的電子數據。”
同樣是在川普執政期間，一家名為卡拜911（Carbyne911）的以色列資安公司生產的緊急呼叫器開始被裝設在了全美各地。卡拜911獲得了彼得・泰爾的創業者基金的傾囊資助，崔・史蒂芬斯、邁克爾・切爾托夫（Michael Chertoff ，布希的國土安全部長）和基爾絲琴・尼爾森（Kirstjen Nielsen，川普的國土安全部長）則是它的顧問委員會成員。卡拜還受到了傑佛瑞・愛潑斯坦和萊斯利・韋克斯納（Leslie Wexner）的贊助，這家公司在它初創的前幾年裡與以色列前總理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有著密切的聯繫，而巴拉克本人是愛潑斯坦的好友。
卡拜911及其它類似的公司會從消費者的智慧型手機中提取所有他們過去撥打緊急求救電話的數據，然後利用它們來“分析撥打者過去和現在的行為模式，作出相應的反應，並及時預測未來的模式，”其最終的目標是要做到能讓周圍的智慧型設備——例如“智慧”路燈——主動向當局撥打求救電話，而無需人類親自進行。
這些產品蒐集到的數據會作為“下一代”911系統在全國範圍內應用，並與目前正在實施、巴爾設計的“國家治安與快速介入計畫”（national disruption and early engagement program）合作，以掌握所有基於模糊的標準而被標記的潛在暴力犯。結合拜登政府發布的“國內恐怖主義”（domestic terror）打擊計畫，現在“國內恐怖分子”的定義已經擴大到包含了任何反對美國政府越權行事，或是反對任何形式的資本主義的人，其中也包括世界經濟論壇所鼓吹的“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和／或“企業全球化”（corporate globalization）。
與此同時，川普政府也正在考慮以DARPA為藍本成立一個健康監控機構。川普的女婿庫許納和女兒伊凡卡，還有他的好友、前NBC總裁鮑伯・萊特（Bob Wright）一直在積極地鼓勵川普同意設立這個還處於擬議中的“HARPA”。HARPA提出了一項計畫——“SAFE HOME”（全稱為“通過協助克服精神障礙以阻止失控的致命攻擊事件”〔Stopping Aberrant Fatal Events by Helping Overcome Mental Extremes〕）——其將利用“具有高度特異性與靈敏度的突破性全新技術，尤其是“基於人工智慧和機器學術的先進分析工具”來提前診斷出神經精神暴力疾病。該計畫預計將在四年內花費六千萬美元，並使用來自美國人的社群帳號，以及“Apple Watch、Fitbits、Amazon Echo與Google Home”和其它電子消費產品提供的數據進行分析。該計畫還會蒐集醫療健保使用者提供的資訊，以預先判斷哪些人可能成為“威脅”。
雖然HARPA不是在川普政府時期提出的，但據報導川普對這項提議的反應“非常積極”，且“對這個概念很感興趣”。另外，早在這個提案公開之前，川普就曾呼籲大型科技公司，特別是社群媒體應該與司法部合作，共同開發軟體來在大規模槍擊案的犯案者採取行動之前就預先揪出他們，從而阻止槍擊案的發生。
然而，川普最終放棄了創建HARPA的念頭，該計畫後來在拜登執政任內變成了ARPA-H，以凸顯這是一個兩黨合作的議程。
彼得・泰爾支持的情報承包商真的“MAGA”嗎？
儘管許多泰爾支持或創立的公司都標榜自己支持“美國優先”、以“西方價值觀”的捍衛者自居，但對這些公司的仔細研究卻表明實情並非如此。一個很少人知道的例子是，帕蘭泰爾早年曾協助美國政府研究該如何對付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出於公眾利益的洩露新聞或“《維基解密》威脅”。
看看其它與泰爾有關的公司，很顯然它們有不少都非常樂意代表自己最大的客戶，亦即川普支持者最痛恨的“深層政府”來對付美國公民，不管他們的政治立場為何。以泰爾資助的全景AI為例——該公司號稱能用它先進的人臉辨識系統來辨識這顆星球上的每一個人。正如我們的撰稿者斯塔夫蘿拉・帕布斯特（Stavroula Pabst）在最近的一篇調查中指出：
“當在NBC的採訪中被問及全景AI可能會對社會造成什麼負面影響時，該公司的CEO尊室歡（Hoan Ton-That）表示：‘1月6日那天發生的事情改變了很多人對人臉辨識技術的看法，當時（美國國會大廈）發生了暴動。這對於快速身份辨識技術的推動是一件好事。’”
如同其CEO所言，全景AI在1月6日那天就已經派上了用場，它曾吹噓自己“有能力辨識每一位參與1月6日國會暴動的暴徒。”《紐約時報》記者克什米爾・希爾（Kashmir Hill）在2023年的一次採訪中補充說，不僅僅國會在當天使用了全景AI，而且它在接下來的幾天、幾個星期內，它也一直被用來辨識涉案的暴徒：
“FBI擁有所有這些人的照片，因為他們有很多人都將自拍照上傳到了社交網路，而且他們沒有戴口罩。許多執法單位已開始透過全景AI來分析照片，辨識這些人的身份。”
2021年1月6日的暴動發生後，據全景AI發布的報告稱，執法部門使用其服務的比例已達到26%，該公司正在積極利用它在逮捕川普支持者上的成果來推銷自己。
全景AI並不是唯一一家與泰爾有聯繫、卻願意對川普的支持者重拳出擊的公司，因為帕蘭泰爾的聯合創始人兼現任CEO亞歷克斯・卡普長久以來一直很恐懼“極右派”會因為他的族裔背景而刺殺他。卡爾聲稱，這種恐懼“推動了帕蘭泰爾的許多決定”。“我仍然不敢相信，直到今天我還沒有被人開槍並拋出窗外，”卡普在2020年告訴《紐約時報》記者邁克爾・斯坦伯格（Michael Steinberger）說。斯坦伯格補充說：“假如極右派上台，（卡普）堅信他肯定會成為他們的受害者。‘誰會是第一個被絞死的人？你可以列出一份名單，我會告訴你上面的誰會最先遭殃。答案就是我。我一定會仔細檢查過每個手提箱。’”
然後是2023年，卡普又在世界經濟論壇年度大會上接受採訪時表示：“我們開了一套PG（專有軟體），它以一己之力阻止了歐洲極右派的崛起。”鑒於“極右”或“極左”的標籤經常被濫用來污衊那些不認同或不支持官方立場的人，所以卡普口中的“極右派”到底是否真的是配得上這個標籤的人實在很值得懷疑，或者他指的其實是右傾民粹主義，因為任何形式的民粹主義都會威脅到帕蘭泰爾在企業界和美國國家安全部門中的資助者。
還有，任何不同意新冠時代的官方政策的川普支持者，都更應該了解帕蘭泰爾在川普政策的新冠政策以及疫苗接種計劃中所扮演的角色。帕蘭泰爾在疫情期間開發了一個叫做Tiberius的軟體，HHS就是使用它來“協助聯邦政府分配每個州的疫苗量”並“決定這些疫苗將被送往何處，從地方的診所到大型醫院。” Tiberius，以及帕蘭泰爾從美國政府機關、地方和州政府、製藥公司、疫苗製造商以及疫苗分銷公司那裡蒐集了大量的疫情與醫療健保數據。在川普主政期間，HHS還向帕蘭泰爾提供了美國人的敏感健康資訊，還有“廣泛的人口、就業和公共衛生數據”以便“幫助確定高度優先族群”，也就是有哪些人應該最先接種疫苗。在疫情期間，帕蘭泰爾也是新冠健康聯盟（Covid-19 Health Coalition）的成員，該組織的其它成員包括了IQT，即帕蘭泰爾的第一個投資者，以及亞馬遜、微軟和Google。
帕蘭泰爾還負責管理HHS防疫計畫（HHS Protect）的數據庫，這是一個極為隱私的資料庫，它儲存（且仍在持續增加）了各種與新冠病毒的傳播有關的數據，它們的來源是“超過兩百二十五個數據集，包含人口統計數據、社區診斷和政府提供的大範圍數據”。HHS防疫計劃在當時就受到了好幾名公共衛生專家和流行病學家的批評，因為川普時代的HHS突然強行要求所有美國醫院皆必須向HHS防疫計劃提供新冠病毒的病例數據與患者資訊，而這些數據最後就流向了帕蘭泰爾那裡。一旦醫院拒絕將新冠患者的數據和資料輸入HHS防疫計劃數據庫，那麼就有可能會失去健保補助或聯邦醫療補助金。儘管參、眾議員一再要求其清楚說明，可是帕蘭泰爾卻仍然拒絕回答它該如何在這些與HHS相關的計畫中保障美國人民的健康隱私權。HHS防疫計劃後來被納入了HHS遠見計畫（HHS Vision），這是一個以人工智慧為基礎的“預測”系統，它“將使用預先編寫好的演算法來進行行為模擬，並預測可能的結果。”HHS防疫計劃的許多層面皆與TIA的子項目“生物監控計畫”有著明顯的相似之處。
不只如此，帕蘭泰爾的長期顧問艾微兒・海恩斯（Avril Haines）也是2019年備受爭議的大流行病“模擬”實驗中的關鍵人物，這場實驗參考了不少過去與情報部門有關的生物安全危機，例如 2001年的炭疽病攻擊事件。海恩斯曾任CIA副局長，她與她的上司約翰・布倫南（John Brennan）在2016年大選期間對川普的競選人員進行了非法監控，同時又大肆宣傳“通俄門”，現在海恩斯又想要故技重施。海恩斯在參加完“201事件”（Event 201）不久後就進入了拜登政府，她自2021年1月拜登上任以來就一直是政府的最高情報官員——國家情報總監。
帕蘭泰爾在左派中也飽受爭議，因為它正在使用大數據幫助ICE對移民進行突襲搜查，還有它打算在低收入的少數族群社區試點“預測性警務”，即犯罪預知。說到底，帕蘭泰爾就跟其它許多與泰爾有密切關係的軍事／情報承包商一樣，只是國家安全部門的工具，而後者一直致力於強化自己的“國內反恐戰爭”機器——根據政府的文件——不管是左派還是右派，只要是任何敢於挺身而出反對政府的擴權與違法行為的人現在都會成為其針對的目標。
在副總統的人選揭曉後，泰爾、帕蘭泰爾及其聯合創辦人喬・朗斯代爾至今已經向川普−范斯的競選活動捐獻了數百萬美元，目前看來似乎無可避免的是，帕蘭泰爾和其它與泰爾本人有聯繫的軍事承包商將在川普的第二個任期中，享有遠比在他的第一個任期內更大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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