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的一次秘密會議如何讓以色列掌控了美國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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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Kit Klarenberg

隨著以色列在10月1日入侵黎巴嫩，媒體開始積極美化輿論觀感的行為引起了廣泛的質疑，而這一切其實都可以追溯到1984年的一次極具爭議性的會議，與會者是一群富有影響力的廣告和媒體人士，他們齊聚一堂的目的是為了討論該如何幫助以色列操控輿論。這次會議為奠定了日後的一項極為複雜的宣傳策略——哈斯巴拉（Hasbara）——其旨在粉飾以色列的罪行，同時美化它的軍事行動。今天，看著西方記者無所不用其極地粉飾、歪曲、隱瞞以色列的致命暴行，當年那次會議所留下的遺害從未變得如此明顯，這同時也揭示出了一個早在數十年前就已經制定好的議程，是如何左右著人們現在對這場已經造成無數生靈塗炭的衝突的報導。

就在10月的第一個星期，以色列軍隊朝著一輛載有一名五歲兒童的汽車射出了三百五十五發子彈，接著又繼續向趕來搶救她生命的醫護人員開火。這是一起令人髮指的罪行——然而，在許多西方媒體的新聞版面上，她卻只是一個“在加薩遇襲的女孩”。至於她是如何喪生又是誰造成的，如果有提及的話，也幾乎總是被藏在報導的最下面，百分之八十的讀者根本不會去注意到，因為他們只會閱讀頭條新聞，而不會繼續翻閱下面的文章。

相較之下，《天空新聞》（Sky News）反而非常想要讓讀者記住因為“真主黨的無人機襲擊”而“英勇捐軀”的四名“年輕”以色列國防軍士兵的名字和長相，僅僅因為他們是為以色列軍隊服役，報導就願意用非常人性化（humanizing）和幼兒化（infantilizing）的方式來對待他們，即使他們實際上正在實施種族滅絕。順道一提，同一則報導還十分輕描淡寫說了一句：“加薩的學校抗議活動造成‘二十三人’死亡”。新聞完全沒有提供他們的身份、年齡和照片，對於是誰或什麼造成了他們的死亡更是隻字不提。

此外，巴勒斯坦死難者的人數卻偏偏莫名其妙地被加上了引號，就像是要刻意淡化它的可信度，貶低這些受難兒童的重要性，彷彿只有那四位以色列國防軍的種族滅絕劊子手才是值得關注的。

《薄荷新聞》（MintPress）的資深撰稿人艾倫・麥克勞德（Alan MacLeod）就在Twitter上十分中肯地評論說：“在未來的幾年裡，這篇新聞的標題會成為世界各地的大學生最好的研究課題。短短十六個字居然可以包含這麼多的宣傳目的，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主流媒體一直在有系統地玩弄語言，無視、歪曲、淡化或乾脆直為以色列對平民的殺戮辯護，同時不斷將受害者非人化，企圖否定巴勒斯坦人反抗以色列國防軍殘暴且非法的佔領行為的合法性，這些怪象其實有著一段淵源流長的歷史。令人驚訝的是，事情曾經不是這樣的。曾幾何時，主流媒體會毫無隱瞞地揭露以色列的罪行，主持人和專家會在電視節目上當著數百萬名觀眾的面譴責這些行為。

西方媒體是如何淪為以色列的宣傳奴婢的故事不僅僅是一段引人入勝且骯髒下作的歷史，而更是一個深刻的教訓，它時刻提醒著我們威權原來多麼輕易地就可以讓假想中的真理仲裁者屈服於其意志。唯有先理解我們是怎麼走到今天這一步，我們才能夠看清、判斷和解構這些大大小小的謊言——進而有效地挑戰和反擊以色列的欺騙，阻止這些殖民者的野心。

“土霸惡鄰”

1982年6月6日，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此舉表面上的理由是為了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自由戰士逐出以色列北部邊境。但是，隨著國防軍一邊燒殺擄掠、一邊持續深入該國，最後甚至攻進了貝魯特，很顯然種族清洗、屠殺和掠奪土地——就像在巴勒斯坦一樣——才是他們真正的目的。在黎巴嫩的首都，各大電視台的新聞人員和西方主流報社的記者都已經做好了準備。

迄今為止，以色列的嗜血暴行和對阿拉伯人生命的踐踏基本上都被成功向外界隱瞞了。然而，突然之間，以色列國防軍對民宅區的蓄意空襲、特拉維夫的好戰士兵們在貝魯特大街上的胡作非為，以及醫院裡身負重傷的無數平民，其中包括因為以色列使用白磷彈而重度燒傷的受害者，這些畫面被播映在了世界各地，引起了全世界幾乎一致的譴責。正如NBC的資深新聞主播約翰・錢斯勒（John Chancellor）在當時向西方觀眾解釋說：

“這個世界究竟怎麼了？以色列的安全問題是發生在它最南邊五十英里遠的邊界。既然如此，以色列軍隊跑來貝魯特做什麼？答案是，我們正在目睹一個以色列帝國，它解決自己問題的方法就是跑去別人的國家燒殺擄掠，全世界的輿論見鬼去吧。”

以色列國防軍對黎巴嫩大片地區進行非法軍事佔領的那段期間所發生的事情，更加加深了全世界對以色列的震驚與反感。1982年9月，一支基督教武裝民兵組織“長槍黨”在以色列的默許下闖入貝魯特的薩布拉社區，這裡居住著很多因為1948年的大災難（Nakba）而失去家園的巴勒斯坦人。長槍黨人在兩天內屠殺了三千五百多人，至於其他被殘害與強暴的受害者更是不計其數。對特拉維夫當局來說，不幸的是，主流記者再次記錄下了這些令人咋舌的暴行。

可以說，雙手沾滿鮮血的以色列攤上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國際公關災難。一旦其正在進行種族滅絕的事實被進一步揭露，這就可能會徹底地、永久地改變全球輿論，讓世人轉而開始支持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世界，這是以色列絕對無法承擔的後果。黎巴嫩的遭遇正在促使西方媒體以批判性的態度重新思考以色列從過去到現在的所有非法併吞和佔領行為。正如ABC記者理查德・斯雷凱爾德（Richard Threlkeld）評論說：

“以色列曾經是一個勇敢而弱小的民主國家，它克服千辛萬苦只是為了生存下去。如今，以色列人已經併吞了東耶路撒冷和戈蘭高地，開始在約旦河西岸強行定居，並佔領了將近一半的黎巴嫩國土。為了所謂的自衛，以色列這個曾經的小英雄現在卻彷彿變成了一個土霸惡鄰。”

於是，1984年夏天，美國猶太人大會（American Jewish Congress）——一個主要的猶太復國主義遊說組織，在耶路撒冷召開了一場會議，主題為“以色列的公眾形象：問題與對策”。會議的主席是美國廣告業大亨卡爾・斯皮爾戈維爾（Carl Spielgovel），他曾在十年前無償地為以色列政府提供公關政策方面的建議，指導他們該如何對外說明為什麼特拉維夫當局拒絕遵守亨利・基辛格在1973年斡旋達成的西奈和平協議。斯皮爾戈維爾後來回憶道：

“當時我就想到，以色列人在訓練軍人這方面做得非常好，在訓練外交人員這方面也不錯。但他們卻從未好好花時間培訓公關人員，也就是負責向世界各地的大使館和電視主持人介紹以色列情況的人。所以這麼多年來，我一直將它視為己任。”  

1984年的耶路撒冷會議為斯皮爾戈維爾及其他眾多西方廣告業和公關業高管、媒體專家、編輯、記者和猶太復國主義團體的領導人提供了一個實現他們邪惡目標的絕佳機會。他們共同制定了一項策略，以確保兩年前因為那些關於入侵黎巴嫩的新聞報導而引起的“危機”永遠不會再次重演。所以他們想出的對策是什麼呢？答案就是要持續不斷、有條不紊且大規模的實施“哈斯巴拉”——這是一個希伯來語，意思是宣傳——即“改變人們的想法，讓他們以不同的方式思考。”

“獨家新聞”

AJC後來公佈了這次會議記錄。他們對實施哈斯巴拉的多種方式進行了非常坦率的描述，這些策略自此之後就一直在持續運作。例如，最基本的宣傳訊息必須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其中包括了不少以色列的支持者至今仍在持續鸚鵡學舌的訊息，像是以色列對美國及歐洲的區域重要性、西方的文化與政治價值觀、地緣上的考量，以及以色列是在為和平而戰、抵抗好戰又兇殘的巴勒斯坦人之類的說法。

特拉維夫大學的“傳播”專家茱蒂絲・埃利祖爾（Judith Elizur）解釋說：

“由於以色列的形象現在已經變得充滿太多‘火藥味’，依我之見，哈斯巴拉應該著重於宣傳以色列具有正面吸引力的其它方面——醫學、農業、科學、考古學...我們過去太過專注於撲滅政治上的叢林野火了。現在我們需要投入更多資源在長期的形象塑造。我們必須重新塑造以色列的多元形象，以確保我們在危機時刻能保有基本盤的支持者。”

與會者們討論了該以怎樣的方式向西方民眾介紹那些“容易引起反感的政策”，以及該如何反駁以色列是正在西亞大搞破壞的“巨人歌利亞”，只會欺負一群“兵力、技術與裝備都遜色得多”、“毫無抵抗能力”的對手的這種輿論觀感。其中培訓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猶太人，讓他們主動為以色列辯護被認為是最重要的。

AJC的主席就感嘆說，“很多美國猶太人”都在譴責對黎巴嫩的入侵，“這對我們造成了很大的傷害。”如果這樣的“意見分歧”在未來繼續出現，“我們就會很難有效地實施哈斯巴拉”。

百事可樂的前公共關係部副總裁約瑟夫・布洛克（Joseph Block）則強調，需要建立一個專門的、二十四小時全天候的以色列新聞機構，由它來負責“偶爾賞給外國記者一些獨家新聞”並參與其它外宣活動，以平衡那些批判性的報導，讓記者和電視台只能“成為配角”。布洛克感嘆說，假如以色列官員當初不要“對NBC及其它電視台那麼有求必應“，還有在入侵黎巴嫩的時候向他們分享那麼多“大新聞”的話，“美國的九千萬戶家庭本來就會看到完全不同的故事”：

“新聞並不只是接受鏡頭採訪。它是必須被指導的。它需要被管理。新聞現在已經變得唾手可得。所謂的公關就是要以特定的方式管理新聞。在美國，公關與會計、法律和軍隊一樣重要...作為兩家美國前五十強企業的發言人，我真希望每當我對記者回答‘無可奉告’時，都可以拿到一枚謝克爾（shekel）。不過，我總是很謹慎，不為難或威脅記者。我知道我必須與他或她打好關係。”

以色列資訊中心的媒體分析主管約拉姆・埃廷格（Yoram Ettinger）對此很是認同，他認為應該事先決定好媒體該怎麼報導以色列的軍事行動。像“轟炸民宅”這類“容易引起眾怒”的“行動”就需要通過將其放置在“上下文”中與“舉出其它類似的例子”的方式來為其合理性辯護，或至少讓它顯得不要那麼刺眼。根據特拉維夫的觀點，這麼做將“有助於人們理解這些行動的意義”。

會議希望這些努力能夠讓“我們的美國朋友採取更加積極的姿態，成為我們政策的擴音器”並幫助他們“不讓家醜外揚出去”。還有人提議，不管是在個人還是團體層面上，應該讓猶太復國主義者形成一股快速的反應力量，一旦有媒體批評以色列，他們就要對其群起攻之。一位與會者自豪地分享了自己成功的例子：

“有一次，CBS報導說有一名美軍士兵因為在貝魯特機場踩到一枚以色列的集束炸彈而身受重傷。我立刻致電給CBS，指出根本還沒有人證實那枚炸彈是以色列製造的。一小時後，CBS更正了報導表示一名美國士兵踩到了炸彈；這次它完全沒有提及以色列。”

“經常違背新聞原則”

另一個重要的提議來自卡爾・斯皮爾戈維爾本人：他主張建立一個“訓練計畫”，將一批精挑細選的以色列資訊專家引入美國的廣告、公關與新聞媒體業。這個計畫的目的是要讓他們及時掌握所屬行業的風向，才能讓哈斯巴拉的效果最大化，並在以色列官員和他們身處的行業之間建立更緊密的聯繫。

這些“專家”將在一個美國−以色列共同委員會的指導下行動，該委員會被描述為“由一群能夠事先預測各種局勢並想出對策的智者組成”，他們會為像“併吞領土和耶路撒冷”等敏感的問題提出最好的建議。斯皮爾戈維爾非常謹慎地澄清說，他的意思“並不是應該由我們來制定政策”，而是“我們必須讓最優秀的人才來指出某些政策的後果”。他表示，這麼做的目的是為了讓美國公眾知道，特拉維夫依然是華盛頓“堅定的政治與軍事盟友”。

斯皮爾戈維爾進一步提出，未來AJC應該更積極聆聽“年輕族群”和有色人種的意見，以提升特拉維夫在不同“選民”眼中的形象。他聲稱，“哈斯巴拉需要做的就是將以色列公民的日常生活呈現在全世界眼前”，而這就需要“美國的報紙在藝術、商業和亨飪版面上給予其源源不絕的報導”。從那時開始，在美國培育猶太復國主義支持者的哈斯巴拉計畫就一直在持續進行。

受到其成功的鼓舞，這項行動很快就擴展到了世界各地的中小學和大學學生身上，他們在課堂和校園中不斷被灌輸以色列有多麼的好。這些經過以色列資助的教育計畫薰陶的畢業生通常都會進入有影響力的領域，包括新聞業，他們會在那裡繼續宣揚哈斯巴拉的敘事、為以色列的行為辯護。這對西方媒體在報導巴勒斯坦時的態度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在很大程度上，特拉維夫已經成功塑造了自己作為“勇敢而弱小的民主國家，它克服千辛萬苦只是為了生存下去”的形象。儘管加薩危機仍持續不止，但主流媒體卻鮮少談論巴勒斯坦人之所以要拼死抵抗以色列的併吞、佔領和軍事行動的完整背景。這些報導總是將以色列的行動描述成對抗“恐怖主義”的“自衛”行為，西方記者很清楚他們一旦與這種主流敘述作對會有什麼下場。

1984年的AJC會議提出建立的快速反應部隊至今依舊非常活躍。這個由哈斯巴拉培訓的個人和以色列遊說組織組成的龐大網路總是隨時待命，一旦有任何媒體以不友善或批判性的態度對待以色列，他們就會對其展開密集的施壓與威脅。正如BBC的一位資深製片人曾向媒體評論家格雷格・菲洛（Greg Philo）吐露說：

“我們只能在恐懼中等待著來自以色列人的電話。然後我們唯一的問題就是，這通電話是來自層級多高的人。它是來自監控部門嗎？還是來自以色列大使館？這件事已經傳到我們的高層那裡去了嗎？編輯部或總幹事是否已經知道了？曾有好幾個記者在要報導重大新聞之前事先打電話問我，他們是否有越過紅線——‘這些話可以說嗎？’”

半島電視台在10月份的一篇揭露新聞中引述了BBC和CNN內部人士的證詞，他們證實了這兩家電視台“在報導時存在著嚴重的美化以色列傾向、系統性的雙重標準且經常違背新聞原則”。根據他們的說法，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要考量到以色列官員會如何看待這些報導，又會有什麼反應。然而，獨立的活動人士和記者就不必受到這些潛規則的束縛——從2023年10月7日的那一天開始，他們就一直在努力挑戰哈斯巴拉政策塑造出來的敘事。

如果沒有《薄荷新聞》、《灰色地帶》（The Grayzone）和《電子起義》（Electronic Intifada）等媒體持續不懈的查證，自加薩衝突爆發以來以色列一再編造的各種毫無根據的指控——例如哈瑪斯犯下大規模強姦或斬首嬰兒的罪行——就可能永遠不會被揭穿。與此同時，許許多多關心事態發展的民眾正在透過社交媒體對西方的主流敘述提出挑戰，主流媒體的編輯部最終將無法再忽視這股批判性的浪潮。

諷刺的是，曾經被哈斯巴拉首先開創的資訊戰技巧，現在卻正在反噬以色列及其支持者。數十年來，以色列就是利用這些技巧來在西方觀眾的默許下逐步驅巴勒斯坦人民。但時代正在慢慢改變。今天，以色列政策的批評者和它的對手們也學會了這些技巧，而他們的手裡還有著最有力的武器——真相與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