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www.mintpressnews.com/gilbert-bigio-israel-man-haiti-architec-us-migrant-crisis/288383/
By Kit Klarenberg
2022年12月，加拿大正式對吉爾伯特・比吉歐（Gilbert Bigio）發起了制裁，素有“海地唯一的億萬富翁”之稱的他被普遍認為是這個極端貧困的國家中的“首富”。渥太華當局指控他和另外兩名海地富豪一直在利用他們在該國的巨大影響力與權力來“袒護和支持武裝犯罪集團的非法活動”，正是它們造成了太子港多年來的混亂局面。這些年來，比吉歐本人始終逍遙法外，從未受到任何懲罰——與此同時，海地的局勢卻正在變得越來越岌岌可危。
顯然，沒有其它西方國家——包括一向樂於實施制裁的美國——願意跟進加拿大的決定。儘管近年來不斷有聯合國的維和部隊進駐海地，但他們始終無法平息——甚至往往還會加劇——在該國蔓延的暴力，以至於其國家機能與公民社會在如今幾乎已完全癱瘓。日前在太子港發起一項國際“反幫派”倡議的肯亞最近正在尋求將這項計畫轉變為具體的聯合國維和行動。
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研究教授丹尼・肖（Danny Shaw）十分篤定地表示，海地之所以會陷入今天這般境地，比吉歐一夥人絕對難辭其咎。他告訴《薄荷新聞》（MintPress）說：“一小群人脈廣闊的白人軍閥對海地99.9%的人們的需求和處境完全漠不關心，他們控制著私人機場、港口與海關的工作人員，所以可以輕易將槍枝及其它違禁品走私入該國。”
這些武器走私活動一直方興未艾，也從來沒有人嘗試採取行動來打擊比吉歐的國際犯罪網路，這顯示出這位大亨的所作所為似乎是受到了西方政府內部的高層人士的默許。正如我們將看到的，比吉歐的其中一個國際後台很可能就是以色列。了解他是如何促進以色列在海地與其它地區的利益，對於理解特拉維夫當局是如何將其觸手延伸到海外至關重要。
據肖教授指出，比吉歐就連在鄰國多明尼加共和國也很活躍，他與路易斯・阿比納德爾總統（Luis Abinader）有密切的合作。例如，比吉歐名下的GB能源公司的CEO巴勃羅・丹尼爾・波特斯・戈里斯（Pablo Daniel Portes Goris）同時是阿比納德爾的財政顧問。沃克里亞・卡馬諾（Walkiria Caamaño）和瓊安・費爾南德斯・奧索里歐（Joan Fernandez Osorio）這兩位GB的高管現在也在為多明尼加總統工作。肖補充說：
“像比吉歐這樣的人不管在邊境哪一側的國家都是動不得的。縱觀歷史，多明尼加的精英總是與海地的腐敗領導人站在一起對抗這座島上99.9%的大眾。比吉歐家族以及其他千萬富翁家族，還有對他們唯命是從的政客，早已自成一個國中之國。海地政治中的許多動盪，從政變到暗殺，都與這些人彼此之間的權力鬥爭脫不了關係。”
“對以色列的欽慕”
西方媒體在報導加拿大對比吉歐的制裁時往往刻意不提及他這一生對猶太復國主義事業的貢獻，或是他與以色列之間長久以來的緊密關係。不管他們再怎麼遮遮掩掩，2004年2月《猶太電訊社》（Jewish Telegraphic Agency）還是在一篇關於海地猶太人歷史的報導中深度談論了這位寡頭，並提供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難辨真偽的資訊。
比吉歐被描述為海地日趨減少的猶太社區的“實質領導者”，每逢猶太新年與贖罪日等節日，他便會在自己“金碧輝煌的豪宅”裡舉辦派對，這座豪宅本身就坐落在“太子港為數不多的高檔社區之一”。儘管他本人“並不信教”，比吉歐仍對他擺放在書房裡的《妥拉》捲軸感到非常自豪——這是海地的唯一一本《妥拉》。”巧合的是，以色列的開國元勳大多也不是信教的猶太人，而主要是無神論者和福音派基督徒。直到今天，這些人仍然是特拉維夫最忠實的支持者之一。
《猶太電訊報》講述了比吉歐的祖父和父親是如何分別在1800年代和一次大戰期間移民到海地，他們是來自埃及、黎巴嫩和敘利亞的塞法迪猶太人移民潮的其中一員。此後，這位寡頭的祖先“靠著棉花、可可與墨水樹木材出口逐漸過上富裕的生活”。如今，比吉歐一家已經將他們在海地的事業版圖擴張到了“工業與貿易”，他們在經營一家鋼鐵廠的同時也涉足銀行業。正是這些生意使得他們在這個“大約有50%的人是文盲、76%的五歲以下兒童體重不足或發育遲緩”的國家中變得“富可敵國”。
雖然比吉歐一家住在“守衛森嚴”且富麗堂皇的豪宅，裡面還有“一座豪華的游泳池與可供戶外聚會的涼亭”，但他本人卻否認海地老百姓對自己或該國的其他富有的僑民有任何“怨恨”，這些僑民包括了一些有名的以色列人。相反地，他說：“只要你知道如何取得成功，人們就會尊敬你而不是厭惡你。”當他被問及是否曾在海地碰到過反猶主義時，他甚至“笑了出來”。
然後比吉歐反駁說，海地人“非常尊重猶太人，也非常欽慕以色列，”並指出海地曾在1947年投票支持聯合國的巴勒斯坦分治方案，正是該方案促成了以色列的誕生。他補充說，今天的太子港“每年都會從以色列進口價值差不多有兩千萬美元的商品，從電信設備到烏茲機關槍，”因此兩國的關係十分“良好”。正如《猶太電訊報》指出，這位大亨確實有資格就這個問題發表評論：
“比吉歐...是以色列駐海地的名譽領事，這就是為什麼他的豪宅大門前懸掛著一面以色列國旗——以及為什麼他會有一輛防彈的梅賽德斯SUV。”
這可能意味著比吉歐享有實質上的外交豁免權，這就多少可以解釋為什麼明明受到加拿大政府的制裁，大批軍火卻仍舊能夠繼續不受阻礙地流入太子港，還有為什麼他從未在海地或其它地方被起訴或處罰。儘管如此，在《猶太電訊社》的那篇2004年的文章最後，比吉歐卻拒絕“談論政治或從一個猶太人的角度來對當前的騷亂發表看法”，這指的是當時海地民選總統讓・貝特朗・阿里斯蒂德（Jean-Bertrand Aristide）面臨的政治衝突。在那時，騷亂已經持續了整整兩年。比吉歐解釋說：
“我們沒有一天不恪守著不參與海地政治的原則。哪怕在過了三代人後，我們仍然還是被當成外人看待。所以我們認為，要與政府保持良好的關係，就不要主動攪和這些事情。我們只管生意，政治歸他們管。”
“比吉歐帝國”
僅僅過了兩個星期半後，海地就又陷入了另一場由突擊小隊發起、CIA幕後策劃的政變。這場政變的影響直到今天仍籠罩著海地。阿里斯蒂德倒台後，他的政府過去為了人民的福祉所做的努力都在一夕間化為烏有，美國在太子港扶植了一個野蠻的軍政府，並對前總統的支持者與政治勢力展開了近乎真槍實彈的鎮壓。正是這些可怕的動盪導致了海地陷入如今的境地。這並不是偶然。
對於2004年2月海地政變背後的故事，包括究竟是誰在支持、資助與訓練反叛軍以推翻廣受愛戴的阿里斯蒂德總統，這一切可能永遠不會有答案。儘管如此，比吉歐仍然被認為是這場政變幕後的關鍵策劃者。
如果從“誰是獲益者？”（cui bono?）的角度來思考，這位寡頭——與他表面上號稱絕不干涉海地政治的說法相反——確實有他想要除掉阿里斯蒂德的理由。
專門研究海地的準軍事獨裁政權與加勒比海地區跨國資本主義的學者傑布・斯普拉格（Jeb Sprague）告訴《薄荷新聞》，早在2004年2月之前就已經有不止一次想要推翻阿里斯蒂德第二任政府的陰謀，一次是在2000年底的就職典禮前，另一次是2001年12月有人企圖襲擊總統府，還有2002−2003年間海地中部發生了一場規模並不大的叛亂行動：
“人們普遍懷疑是比吉歐和其他資本家、背叛國家的高階地方警察與安全官員一起在幕後策劃了這些失敗的政變。比吉歐、其他寡頭以及部分的海地軍事領導人都被美國政府列入了塞德拉斯（Cédras）軍政府的支持者名單中，軍政府後來在CIA的支持下於1991年發動政變了推翻阿里斯蒂德總統的政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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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德拉斯雖然成功在1991年發動政變，但沒多久後便迫於聯合國的壓力將政權交還給阿里斯蒂德，直到後者在2004年再次被政變推翻——譯註
此外，就連美國媒體也承認比吉歐在海地政府逐漸走向失能的過程中獲得了大量利益。由於海地勞工不再享有最低工資及其它福利保障，同時政府也不再限制外資對海地的工業和天然資源的所有權與開採權，比吉歐家族因此賺得盆滿缽滿，其生意版圖如今已橫跨太子港和多明尼加共和國。在比吉歐的所有新投資中，能源、維安和航運是最有利可圖的。據《邁阿密先鋒報》（The Miami Herald）在2021年12月報導說：
“該集團的業務範圍現在已囊括了整個海地經濟，從提供建材、燃料到食用油和食物等民生必需品。他還將業務拓展到了伊斯帕尼奧拉島另一側的多明尼加共和國..凡是在海地生產、銷售或消費的商品絕大部分都會經過比吉歐帝國的某個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投資還包括了拉菲托港（Port Lafito）的建設與監管，這是一座距離海地首都不遠的重要進出口樞紐。大多數的重型軍火就是從這裡進入海地，然後被送到危險的幫派分子和民兵手中，使得當地的戰亂更加難以平息。2018年4月，一名知情人士向獨立記者柯瑞・林恩（Corey Lynn）透露，以色列政府實際上協助了拉菲托港的建設：
“他可以讓任何他想要的東西（進入海地）...他在華盛頓特區有強大的說客來幫助他保護自己的資產...他不會允許競爭，並且會剷除任何試圖與他生產或進口的產品競爭的人...（比吉歐）擁有一支大約八十人的私人軍隊，他們負責保護他本人、他的家園和資產。他還可以調動這個國家的軍隊、準軍事部隊和警察部隊。每個地方的警察局長都在他的薪水單上。”
斯普拉格向《薄荷新聞》解釋說：
“比吉歐、布蘭特（Brandt）、馬德森（Madsen）、阿克拉（Acra）這些‘家族’一直牢牢把持著整個伊斯帕尼奧拉島的經濟。即使如此，在20世紀的最後幾十年以及進入21世紀後，他們又與杜華利（Duvaliers）家族和軍閥結盟，搭上全球化的順風車，並與美國在該地區的軟實力進行合作。他們與安全公司、準軍事組織以及軍火貿易有著緊密的聯繫。”
“被排斥的國家”
林恩的消息來源進一步透露，比吉歐與以色列軍方“關係並不一般”，而且“他身邊還有十名以色列突擊隊員會在危難時刻保護他的安全”。海地近代歷史上有一個“危難時刻”就是2010年1月發生在該島的超級大地震。特拉維夫當局立刻派出了一支全副武裝、由以色列國防軍組成的“人道主義”救援小組前來救助當地人民與幫助海地政府。這次行動獲得了大量的宣傳，對以色列政府在海地的形象產生了巨大的加分效果。
毫不令人意外的是，比吉歐家族也在這個過程中出了不少力。據特拉維夫駐多明尼加和加勒比地區的大使阿莫斯・拉迪安（Amos Radian）告訴《耶路撒冷郵報》說：“（他們）提供的協助對我們非常重要。”其中包括捐贈了“一座足球場大小的土地”，以供以色列國防軍將其作為“野戰醫院”使用。吉爾伯特的兒子魯文（Reuven）還向媒體吹噓說，他的家族“非常榮幸”能夠幫上特拉維夫當局的忙，並且這是完全“不求回報”的：
“人們需要救助，我們需要伸出援手...在一座沒有猶太教堂的城市，我們只能在自己的家裡禱告，以色列就是我們的祖國。它是磐石。這就是我們的自我認同。”
直到2023年10月加薩的大規模暴力衝突發生之前，這種慷慨的國際援助行為幾乎已經成為一種例行公事——且成效斐然——這是特拉維夫當局對自身軟實力的展現。舉例來說，2008年8月，第比利斯（Tbilisi）在與俄羅斯為時五天的戰爭中一敗塗地後，以色列也派人去協助修復了俄軍在該國境內造成的破壞。以色列的投資者們在這個過程中成功拿下了格魯吉亞政府三分之一以上的重建工程標案。
時間快轉到2012年11月。以色列國防軍對加薩展開狂轟濫炸，屠殺了上百名巴勒斯坦平民，同時傷者也有數千人。國際社會的抗議與譴責很快便接踵而至——唯獨沒有格魯吉亞。格魯吉亞政府默不作聲，甚至還有一些公民走上首都的街頭聲援特拉維夫當局。在接下來的數年裡，第比利斯當局又砸下重金簽署了許多協議，從以色列購買武器、飛彈、安全服務和警察訓練。
成功被以色列拉攏的不是只有格魯吉亞。以色列靠著對外援助贏得了巨大的國際善意，從而對以色列正在一步步消滅巴勒斯坦人的事實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甚至是公然支持。以色列在加薩與約旦河西岸使用的鎮壓手段和殺戮武器隨後又會被繼續分享給它的外國盟友。
這就是特拉維夫當局的長期戰略。早在20世紀80年代，以色列就已經積極在與南半球國家打好關係，其中包括阿根廷、薩爾瓦多、瓜地馬拉、菲律賓、種族隔離下的南非和薩伊這些殘暴的獨裁政權，原本支持這些政權的西方在那時正逐漸開始與它們保持距離。正如以色列聯合黨（利庫德集團）的一名黨員、以色列國會前外交委員會主席在1985年解釋說：
“以色列是一個被排斥的國家。每當人們有求於我們時，我們從來不會過問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以色列唯一不會援助的就是反美政權。而且，如果我們正好有能力援助一個美國不太方便親自這麼做的國家，這時如果我們不幫助它的話，就等於是白白浪費了一個大好機會。”
“智慧圍牆”
以色列反猶太復國主義者傑夫・哈爾珀（Jeff Halper）和澳洲獨立記者安東尼・洛文斯坦（Antony Loewenstein）兩人都撰寫過大量的文章在講述滿目瘡痍的巴勒斯坦是如何淪為以色列的實驗場。
今天很少有人知道，海地其實就是美利堅帝國最初的實驗場，幾百年來它一直是華盛頓的“後院”，更不用說自1945年後全世界都步上了它的後塵。雖然海地人經常自嘲他們的國家根本就是CIA的“遊樂場”（laboratwa），但這個國家卻也有著層出不窮的抵抗運動，其最早可以追溯到對法國統治的反抗，其結果是世界上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由一群從前的奴隸親自贏得獨立的國家誕生。
然而，自那之後，美國就採取了各式各樣的方法來無視海地的主權、妨礙發展、扼殺希望並確保它始終無法穩定下來。但當然——無休無止的混亂意味著像比吉歐這樣的富人可以趁機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而華府更是不斷以各種理由進行干涉、插手甚至是軍事佔領，以幫助他們牟取暴利。隨著《全球不穩定性法案》（Global Fragility Act）在2019年12月通過，這些邪惡的干涉他國行為更是被美國法律正式予以了合理化。
這項法案給予了美國國際開發署，它實際上就是情報機構的煙幕彈，還有“國務院、國防部和財政部”一張空白支票，讓它們可以隨意介入“不穩定國家”的內政，也就是那些所謂衝突頻發、極端主義盛行、局勢混亂且極度貧窮的地區。海地被明確列為這項計畫的首要目標。理所當然地，這項法案的內文絲毫沒有提及太子港如今深陷的“亂局”其實就是華府多年來精心設計的結果。
世界各地越混亂，以色列就可以獲得越多利益，因此毫不意外的是特拉維夫當局也同樣想要繼續維持現狀，並利用這些不穩定的局勢來作為出兵保護吉爾伯特・比吉歐等人的資產的藉口。
多明尼加目前正在斥資建造一堵“智慧圍牆”，以防止太子港的失控局面蔓延至該國境內。這堵圍牆採用的是以色列提供的設計和技術，且是直接仿照自加薩的種族隔離牆，或按以色列的講法是“安全牆”。
多明尼加建造的隔離牆長達一百六十公里，是由鋼筋混凝土和3.90公尺高的金屬結構搭建而成，其頂部是帶有鋒利刀片的鐵絲網。總計一百七十座監視塔、完整的監控系統、運動偵測器、具有夜視與紅外線功能的高畫質閉路監視器、檢查哨和七十一道受控的閘門，足以防止任何人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進出。與此同時，上面還有無人機會進行全天候的巡邏。
圍牆的存在恰恰注定了兩個國家將陷入永無止盡的摩擦與分裂，而它們本來明明可以成為並肩作戰的戰友，一起反對以色列和美國的介入。這些圍牆即使不會擴大，也肯定會持續存在下去，因為只要比吉歐仍然擁有拉菲托港，武器及其它違禁品就會繼續無可避免地流入海地。這一切確實可以說是早已注定，畢竟早在1947年，比吉歐的父親就曾在海地投票支持以色列建國的背後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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