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ihr.org/other/anti-semitism-why-does-it-exist-dec-2013
By Mark We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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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個世紀以來，針對猶太人的敵意已經導致了無數可怕的暴力衝突發生。猶太人一次又一次地被趕出他們生活的國家。為什麼會出現反猶主義？為什麼對猶太人的仇視會在不同的國家、時代與文化中一而再、再而三上演？這就牽涉到了猶太人與非猶太人之間經常發生的衝突這一更廣泛的問題——它被許多作家和學者稱之為“猶太人問題”。
與反猶主義、“猶太人問題”有關的討論經常被偏見、偏執和不誠實的態度所扭曲。但這個重要的主題確實值得仔細、深入且誠實的思考。
猶太領袖們經常表示，他們一直無法理解為什麼反猶情緒和暴行會如此綿延不絕。他們堅持反猶主義是一種毫無根據、不合理的偏見，並多次將其比作為病毒或疾病。
反誹謗聯盟（ADL）是全世界最強大、最具影響力的猶太復國主義組織之一。它自認肩負著監控與打擊反猶主義，並教育大眾了解這一危險現象的重責大任。ADL的全國主任亞伯拉罕・福克斯曼（Abraham Foxman）曾在他的著作《永不再犯？》（Never Again?）中對他所觀察到的、針對猶太人日益增長的仇恨表達了擔憂。“我相信，”他寫道：“猶太人如今正面臨著與20世紀30年代一樣，甚至更嚴重的威脅。”（註1）他同時也對猶太人與非猶太人之間長久以來的不和感到困惑。“我認為反猶主義是一種疾病，”福克斯曼寫說。“反猶主義也許從根本上就是一種非理性的疾病...一種精神與心理上的疾病。”（註2）
埃利・維瑟爾（Elie Wiesel）是當代最著名的猶太作家與名人之一。他的戰時回憶錄《夜》（Night）早已成為無數學校的必讀經典。他曾獲頒諾貝爾和平獎，並在波士頓大學擔任了多年教授。儘管維瑟爾被認為是反猶主義專家，他卻坦言自己對其同樣充滿不解。2004年，他在一場演講上告訴德國的聽眾說，反猶主義在歷史上的根源及其持久性至今仍然是一個謎（註3）。他在另一次演講中將反猶主義形容為一種“非理性疾病”。在2002年的一場會議上，維瑟爾表示：“這個世界在過去兩千年裡經歷了太多變化，只有反猶主義始終不變...如今唯一尚未找到治癒方法的疾病就是反猶主義。”（註4）
查爾斯・克勞薩默（Charles Krauthammer）是一位頗有影響力的猶太裔美國作家與以色列的忠實支持者，他同樣困惑於反猶主義的陰魂不散。“始終揮之不去的反猶主義，這個世界上最古老的毒藥，堪稱是歷史上最大的謎團之一，”他在《華盛頓郵報》的一篇專欄中寫道，這篇文章也曾出現在全國上下的其它許多報紙上（註5）。
福克斯曼、維瑟爾、克勞薩默以及其他著名的猶太復國主義領袖都無法——或不願意——為反猶主義的陰魂不散提出解釋。他們相信，或表面上相信這是一種完全非理性且毫無根據的“疾病”，猶太人的行為與非猶太人對他們的看法沒有任何關聯。在他們看來，猶太人與非猶太人之間持續了數個世紀的衝突和糾紛，與猶太人究竟做了什麼斷然無關。
慶幸的是，現代歷史上最著名且有影響力的其中一位猶太名人卻為這一綿延古今的現象提出了一個合理的解釋：西奧多・赫爾茨（Theodor Herzl），現代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創始人。他在用德語寫成的《猶太之國》（Der Judenstaat）一書中闡述了自己的觀點。這本出版於1896年的書是猶太復國主義的基本宣言。一年半後，他就召開了第一次國際猶太復國主義大會。
據赫爾茨在他的書中解釋說，無論他們生活在哪裡，無論他們以什麼身份生活，猶太人永遠不僅僅是一個宗教群體，而是一個民族，一個獨一無二的民族。他在這裡使用的是德語“Volk”（民族）。他說，只要大量的猶太人與非猶太人混居在一起，衝突就不僅可能發生，甚至是不可避免。“任何地方只要有大量猶太人存在，就一定會出現猶太人問題，”他寫道。“即使在本來沒有這個問題的地方，它也會被遷徙過來的猶太人帶來...我自認理解反猶主義，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現象。我是以猶太人的身份在思考這個問題，沒有摻雜任何仇恨或恐懼。”（註6）
在他的公開與私人著作中，赫爾茨反覆強調反猶主義並不是一種異常現象，而是非猶太人對作為外來者的猶太人的行為與態度完全合乎情理的反應。他說，反猶情緒並不像很多人以為的那樣是出於無知或偏執。相反地，他的結論是猶太人與非猶太人之間古老且看似無解的衝突其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猶太人是一個特立獨行的民族，他們有著不同於其他民族的利益，並且經常因此與其他民族產生衝突。
赫爾茨認為，現代反猶太情緒源自於18−19世紀猶太人的“解放”，大量的猶太人開始離開貧民窟、進入現代城市生活，並與非猶太人中產階級進行直接的經濟往來。赫爾茨寫道，反猶主義“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對猶太人造成的禍害的反應。”他在日記中寫道：“我發現，反猶主義者確實是有道理的。”（註7）
赫爾茨堅持猶太人必須停止假裝——不管是對他們自己還是非猶太人——他們和其他人一樣，而是應該坦率地承認他們是一個特立獨行的民族，擁有完全迥異於其他民族的利益。唯一可行的長久之計，他說，就是讓猶太人承認現實，讓他們在一個屬於自己的國家作為“正常”人生活。在一份寫給沙皇的備忘錄中，赫爾茨表示猶太復國主義是“猶太人問題的最終解決之道”（註8）。
以色列的首任總統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也發表過類似的觀點。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道：“不管在哪一個國家，只要猶太人的數量達到一個程度，這個國家就會對他們做出反應...（這種）反應...不應該被理解為普通或膚淺意義上的反猶主義；它實際上是猶太移民造成的社會與經濟後果，是我們永遠擺脫不了的宿命。”（註9）
一些最有影響力的現代猶太名人亦在私下承認了猶太人的行為與反猶情緒之間的聯繫。梅耶・羅斯柴爾德（Mayer Carl Rothschild）是19世紀下半葉歐洲最有權勢、最成功的猶太人之一，他是家族中的家老，並以能夠在國際金融世界中呼風喚雨而聞名。在1875年寫給另一位有影響力的德國猶太銀行家的私人書信中，他寫說：“至於反猶情緒，猶太人的確應該受到苛責，當前的騷亂恰恰是他們的傲慢、虛榮與目中無人所導致的。”（註10）
幾乎沒有一個猶太人曾像亨利・基辛格這樣在美國政府中扮演著如此重要的角色，他以國務卿和國家安全顧問的身份先後經歷了兩屆政府（1969−1977）。基辛格對猶太團體總是千方百計想要迫使美國的外交政策符合他們的利益感到十分惱火，他說：“若不是因為我的出身，我肯定會成為反猶主義者。”他補充說：“如果有任何民族可以被持續迫害兩千年，他們一定做錯了什麼。”在另一段電話錄音中，基辛格又表示：“我將成為第一個被指控反猶主義的猶太人。”（註11）
這樣的坦率實屬罕見。猶太領袖往往只有在很偶爾的時候才會承認反猶主義確實與猶太人本身的行為脫不了關係。現代最富有、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是出生在匈牙利的億萬富翁金融家喬治・索羅斯。他向來很少強調自己與猶太社群的聯繫，也很少參加猶太活動。但2003年，他在紐約市的“猶太贊助人網路”（Jewish Funders Network）會議上發表了一場演說。當被問及歐洲的反猶主義問題時，索羅斯卻出乎所有人意料地將話題帶向了美國和以色列的親猶太復國主義政策。“反猶主義正在歐洲死灰復燃。布希政府和夏隆政府對此難辭其咎，”他說：“如果我們願意調轉方向，反猶主義就會自行消退，”他表示。“我不認為除此之外還有其它辦法。”（註12）
索羅斯的言論立刻引起了猶太社群的憤怒。世界猶太人大會（World Jewish Congress）的高級顧問（與前執行董事）埃蘭・斯坦伯格（Elan Steinberg）就表示：“讓我們把事情說清楚：反猶主義不是猶太人的錯；反猶主義者才是問題。”亞伯拉罕・福克斯曼聲稱索羅斯的言論“絕對令人髮指”。這位ADL的主任接著表示：“他接受了那套刻板印象。這是一種過分簡化、顛倒黑白、充滿偏見和偏執的看法。它將以色列和猶太人的困境怪罪於受害者。”（註13）
大多數人都可以接受非猶太人對猶太人產生好感，必定是因為猶太人做了好事。但福克斯曼、維瑟爾和斯坦伯格這些猶太領袖卻似乎不願接受，外界對猶太人的厭惡同樣也可能是因為猶太人做了不好的事。就像其它所有的社會行為一樣，猶太人與非猶太人之間的衝突無論是在歷史抑或人性中皆有著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反猶主義之所以始終陰魂不散，其根源就在於猶太人與非猶太人之間的不正常關係，這一點是有史可鑒的。
以色列和猶太復國主義的領袖們堅信猶太人是一個獨特的“民族”——而世界各地的所有猶太人都應該忠於自己的民族（註14）。一些美國猶太領袖亦明確聲明過這一點。美國最高法院法官路易・布蘭代斯（Louis Brandeis）就表示：“讓我們謹記，我們猶太人是一個獨一無二的民族，每個猶太人，無論他的國家、地位或信仰為何，都無法改變他是猶太人的事實。”（註15）美國猶太人大會與世界猶太人大會主席史蒂芬・懷斯（Stephen S. Wise）在1938年6月的紐約集會上說道：“我並不是信仰猶太教的美國公民。我永遠都首先是一個猶太人...至少在這件事上希特勒是對的。他說猶太人是一個種族，我們確實是一個種族。”（註16）同樣地，以色列領導人曾不止一次表示，猶太復國主義代表的不僅僅是本國的猶太公民，而是還包括全世界的猶太人（註17）。
猶太復國主義者一方面告訴自己的同胞，猶太人是一個獨一無二的民族、他們必須忠於自己的民族，可是另一方面猶太復國主義者卻又堅持所有國家都應該接納猶太人作為平等的公民。儘管亞伯拉罕・福克斯曼這些美國的猶太復國主義者一再強調“猶太人”的獨特性，但他們卻又表示猶太人和其他人一樣是美國人，並且所有的猶太人，包括猶太復國主義者，皆應享有美國公民的完整權利，而不得有任何社會、法律或制度上的阻礙來限制猶太人在美國社會中使用他們的權力和影響力。簡單來說，猶太復國主義領袖和團體（例如世界猶太人大會、美國猶太人委員會）要求猶太人不僅僅是在“他們的國家”以色列，而是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必須享有充分的公民權利。
各大猶太復國主義組織，以及更廣泛地猶太社群，也一直在美國及其它國家積極倡導“多元化”、“寬容”、“多樣性”，因為他們知道這麼做對猶太人有好處。“美國的多元化社會是保證猶太人安全的核心，”亞伯拉罕・福克斯曼寫道。“從長遠來看，”這位ADL主任解釋說：“使美國猶太人的經歷成為散居史上的一次獨一無二的正面體驗，並讓我們成為以色列最堅定的盟友，這是只有一個多元化、寬容且充滿包容性的美國社會才能夠帶來的美好發展。”（註18）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ADL一直在宣揚“多元就是我們的力量”這句口號。為了貫徹這個理念，ADL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與資源在說服美國人——尤其是年輕人——歡迎與擁抱更多的社會、文化和種族“多樣性”（註19）。這些宣傳的結果可以說是非常成功。美國的政治家和教育家，以及幾乎所有大眾媒體都在宣揚“多樣性”、“多元文化主義”與“多元化”，並將那些不支持它們的人描繪成可憎的無知者。與此同時，像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AIPAC）這些有影響力的猶太復國主義組織卻又堅持，美國必須承認並捍衛以色列作為猶太人這個獨特民族專屬的民族−宗教國家（註20）。看來多元化和多樣性似乎只適用於非猶太人。猶太復國主義的領袖們就差沒有直接說出，多元化和多樣性不適合猶太人自己的國家，猶太人只需要部落式的民族主義。
猶太人怎麼想很重要，因為猶太社群確實有能力實現他們想要的目標。2013年還是副總統的喬・拜登曾在一次演講中承認過這一點。他說猶太人在美國的大眾媒體與文化生活中扮演著“巨大”且“深重”的角色，是過去一個世紀以來塑造美國的態度與重大文化−政治變革背後最重要的力量。“我敢打賭，無論是好萊塢還是社交媒體，有85%的（社會−政治）變革都是源自於領導這些行業的猶太人的推動。他們的影響力確實非同一般，”拜登說。“在過去兩百二十三年的時間裡，猶太人為我們——我們所有人，包括我——帶來的影響之深遠，絕不亞於甚至要超過於其它任何因素。這是事實。”（註21）
拜登並不是唯一一個承認這種影響力的人。“試圖否認猶太人的權力及其在流行文化中的突出地位是徒勞的，”著名猶太作家、電影評論家邁克爾・梅德韋德（Michael Medved）在1996年寫道（註22）。《洛杉磯時報》的專欄作家喬・斯坦（Joel Stein）在2008年寫說：“身為一名自豪的猶太人，我由衷希望美國可以承認我們的成就。是的，我們掌控好萊塢...我不在乎美國人是否認為我們掌控著媒體、好萊塢、華爾街或政府。我只關心我們是否能繼續掌控它們。”（註23）
儘管猶太人在美國的政治和文化中享有令其他任何種族或宗教群體望塵莫及的影響力和權力，但每當非猶太人指出這一點，猶太人就會感到被冒犯。事實上，ADL主任福克斯曼就聲稱，一個人只要認同“猶太人在我們的國家擁有太多權力”這種說法，那麼他就是反猶主義者（註24）。顯然，對福克斯曼來說，猶太人的影響力和權力永遠“不嫌多”。
反猶主義並不是一種令人費解的疾病。正如赫爾茨和魏茨曼所指出，也如同歷史所一再證明的，所謂的反猶主義實際上是人們對一群只在乎自己的特殊利益、而不顧全體共同利益的少數族群的正常反應，而這些少數族群卻握有著不成比例的極大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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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Notes
1. “Abraham H. Foxman. Never Again?: The Threat of the New Anti-Semitism. (HarperCollins, 2003), p. 4.
2. Abraham H. Foxman. Never Again? (2003), pp. 42, 43.
3. “Wiesel Calls for ‘Manifesto’ on Anti-Semitism.” The Jewish Federations of North America. April 30, 2004.
4. “A Call to Conscience: Nobel Laureate Elie Wiesel Opens ADL Conference on Global Anti-Semitism.” Anti-Defamation League. October 31, 2002
5. Charles Krauthammer, “How to fight academic bigotry,” The Washington Post, Jan. 9, 2014.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charles-krauthammer-how-to-fight-academic-bigotry/2014/01/09/64f482ee-795e-11e3-af7f-13bf0e9965f6_story.html )
6. Th. Herzl, Der Judenstaat. ( https://de.wikisource.org/wiki/Der_Judenstaat )
7. Kevin MacDonald, Separ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Praeger,1998), pp. 45, 48. Ref. cited: R. Kornberg, Theodore Herzl (1993), p. 183.
8. Memo of Nov. 22, 1899. R. Patai, ed., The Complete Diaries of Theodor Herzl (New York: 1960), Vol. 3, p. 888.
9. Chaim Weizmann, Trial and Error (1949), p. 90. Quoted in: Albert S. Lindemann, The Jew Accus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277.
10. Fritz Stern,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Despair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softcover ed.], 1974), p. 64. Source cited: Letter of Sept. 16, 1875, from Mayer Carl Rothschild to Gerson von Bleichröder, in the S. Bleichröder Archive, New York.
11. Benjamin Ivry, “Kissinger at 98 : ‘If it were not for the accident of my birth, I would be antisemitic’,” Forward, May 27, 2021 ( https://forward.com/culture/470300/kissinger-at-98-if-it-were-not-for-the-accident-of-my-birth-i-would-be/ )
12. Uriel Heilman, Jewish Telegraphic Agency (JTA). “In Rare Jewish Appearance, George Soros Says Jews and Israel Cause Anti-Semitism.” Nov. 10, 2003 ( https://www.jta.org/2003/11/10/archive/in-rare-jewish-appearance-george-soros-says-jews-and-israel-cause-anti-semitism )
13. U. Heilman, JTA. “In Rare Jewish Appearance, George Soros Says Jews and Israel Cause Anti-Semitism.” Nov. 10, 2003.
14. Abraham H. Foxman. Never Again? (2003), pp. 18, 4.
15. Louis D. Brandeis, “The Jewish Problem and How to Solve It.” Speech of April 25, 1915. ( https://www.thirteen.org/wnet/supremecourt/personality/sources_document11.html ; https://louisville.edu/law/library/special-collections/the-louis-d.-brandeis-collection/the-jewish-problem-how-to-solve-it-by-louis-d.-brandeis )
16. “Dr. Wise Urges Jews to Declare Selves as Such,”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June 13, 1938, p. 12.
17. Israel even claims to speak and act on behalf of Jews who lived and died before the state was established. “Holocaust Victims Given Posthumous Citizenship by Israel,” The Associated Press, Los Angeles Times, May 9, 1985. ( https://www.latimes.com/archives/la-xpm-1985-05-09-mn-6754-story.html ; https://www.jta.org/1985/03/14/archive/holocaust-victims-to-receive-posthumous-israel-citizenship )
18. Foxman letter of Nov. 11, 2005. Published in The Jerusalem Post, Nov. 18, 2005.
19. ADL On the Frontline (New York), Summer 1997, p. 8. This issue of the ADL bulletin also happily noted that President Clinton, in his Feb. 1997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had given an unexpected boost to what it called the “ADL tag line.” In that address, Clinton said: “My fellow Americans, we must never, ever believe that our diversity is a weakness. It is our greatest strength.”
20. Note the address by US ambassador Daniel B. Shapiro, Sept. 6, 2011. See also: M. Weber, “Behind the Campaign For War Against Iran.” April 2013. ( https://ihr.org/other/behindwarcampaign )
21. Jennifer Epstein, “Biden: ‘Jewish heritage is American heritage’,” Politico, May 21, 2013. ( https://www.politico.com/blogs/politico44/2013/05/biden-jewish-heritage-is-american-heritage-164525 ); Daniel Halper, “Biden Talks of ‘Outsized Influence’ of Jews: ‘The Influence Is Immense’,” The Weekly Standard, May 22, 2013.
22. M. Medved, “Is Hollywood Too Jewish?,” Moment, Vol. 21, No. 4 (1996), p. 37.
23. J. Stein, “How Jewish Is Hollywood?,” Los Angeles Times, Dec. 19, 2008. ( https://www.latimes.com/archives/la-xpm-2008-dec-19-oe-stein19-story.html )
24. Abraham H. Foxman. Never Again? (2003), p.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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