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Christ Hedges
以色列經常訴諸一個聽上去很有說服力的藉口來作為建國的理由：由於阿拉伯人和伊斯蘭教天生的、狂熱的反猶主義，生活在中東的猶太人從來沒有一個真正屬於他們的家園。如果沒有以色列，這些猶太人就會淪為中東社會的棄兒，受到充滿非理性的宗教與種族偏見的穆斯林迫害。
歷史學家兼作家阿維・施萊姆（Avi Shlaim）在他的著作《三個世界：一個阿拉伯猶太人的回憶錄》（Three Worlds: Memoirs of an Arab Jew）中，透過他的親身經歷與歷史分析，清楚地證明了這種說法完全是一派胡言。
“阿拉伯世界從來沒有反猶主義的歷史。反猶主義是一種歐洲病，”施萊姆告訴克里斯・赫奇斯（Chris Hedges）說。“反猶主義是在20世紀20−30年代才從歐洲傳入伊拉克，令人驚訝的是在阿拉伯世界中其實根本就沒有反猶主義文學。因此，反猶主義文學必須被先從歐洲語言翻譯成阿拉伯語...”
施萊姆出生在伊拉克，在他童年時期，那裡的猶太人生活在一個欣欣向榮、教育程度很高、經濟多元化的社會中。他談到“歐洲花了比阿拉伯世界更長的時間才接納猶太人作為平等公民，”以及“（猶太人）如何成為伊拉克社會重要的一分子。我們並非異類。縱觀整個阿拉伯世界，從黎巴嫩、敘利亞、伊拉克、埃及到北非無不有蓬勃發展的猶太社群，但伊拉克的猶太社區是其中最成功、最繁榮也是同化的最好的一個。”
施萊姆認為，恰恰是以色列造成了中東猶太人的分裂與困境。施萊姆很懷念他們一家人曾經歷過的和平時光：“穆斯林（和）猶太人的共存並不是一個抽象的空想。它不是遙遠的夢想，而是曾經存在於日常生活中的現實。”
施萊姆也發揮他身為歷史學家的本領，深入探討了他發現的那些無可辯駁的證據，它們能夠證明以色列自導自演了對伊拉克猶太人的恐怖攻擊。這些攻擊在當時引起了阿拉伯猶太人對反猶主義的極大恐懼，進而導致伊拉克猶太人移民潮的發生，最終鞏固了以色列存在的合法性。
“這場偽旗行動，”施萊姆在談到1950−1951年以色列針對伊拉克猶太人策劃的爆炸案時表示：“是對以色列最沉重的控訴，以色列建國的初衷本該是要為被迫害的猶太人提供一個避風港，而不是破壞原本和平的生活、嚇唬並製造散居在海外的猶太人的不安全感。”
“真正的巨變，”施萊姆回憶說：“發生在1948年以色列建國的時候，就像我的母親所說的，從此一後一切都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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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赫奇斯（CH）：前牛津大學國際關係學教授、傑出的中東歷史學家阿維・施萊姆在1950年，也就是他五歲的時候被迫離開伊拉克，他的家族已經在那裡定居了好幾個世代。他們逃到了新建立的以色列國。他和他的家人曾經是巴格達一度十分繁榮的猶太社群的一員，在猶太復國主義國家成立之前，這個社群的人數約有十三萬人。今天它已幾乎完全消失。他在《三個世界：一個阿拉伯猶太人的回憶錄》一書中回憶了那個逝去的世界，遜尼派、什葉派和基督徒在一次大戰後隨著鄂圖曼帝國被瓜分而誕生的伊拉克中和諧共處，生活在那裡的生活都受過教育、充滿文化且通曉多種語言。他的記憶顯然與猶太復國主義的官方敘述不太一致，後者認為伊斯蘭教有著根深蒂固的反猶主義，並且直到1948年以色列建國之前，猶太人在阿拉伯世界一直是飽受迫害的弱勢群體，他們亟需一個新的猶太國家。“1950−1951年對伊拉克猶太人而言是一場不折不扣的災難，”施萊姆教授寫道。“在短短一年的時間裡，幾乎所有人都離開了他們世代居住的家。我的家人也是其中之一。我們原本安逸舒適的生活在一夕間崩塌了，而小時候的我始終不明白一切到底是怎麼了。從那時起，我就一直試圖弄懂究竟發生了什麼，又為什麼會發生這些事情。”這次大逃往，他寫道，是發生在1950−1951年巴格達出現了五次針對猶太人的炸彈攻擊後，正是它們導致局勢徹底失控。對於究竟是誰策劃了這些針對猶太人的恐怖攻擊，以色列的兩個官方調查委員會已經持續爭論了七十五年。施萊姆教授親自採訪並研究了當年的相關人員與以色列的文件，他最後得出的結論是“五起爆炸案中，有三起實際上是猶太復國主義地下組織所為，”其目的就是為了激起猶太人的恐懼，好讓他們前仆後繼湧向以色列。來到以色列後，施萊姆教授及其一家人又因為他們具有阿拉伯血統，而受到了把持以色列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歐洲猶太人歧視。
他寫道：“藉由深入研究我的家族在伊拉克的過往，我對猶太復國主義的本質及其對全世界的影響有了更深的理解...猶太復國主義是一場定居−殖民（settler-colonial）運動...現在回頭來看，毫無疑問以色列的誕生對巴勒斯坦人造成了巨大的災難。一百萬巴勒斯坦人中有四分之三，即一半以上的人們從此流離失所...
“然而，我家人的遭遇卻讓我認識到，猶太復國主義還製造出了另一群受害者：生活在阿拉伯土地上的猶太人。而且，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對待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阿拉伯人猶太人的方式其實是十分類似的。這兩個族群都只是為了達成目的而可以犧牲的對象：在中東建立一個具有排他性的猶太民族國家...致力於驅逐巴勒斯坦人的殖民當局同時也不斷想要吸收阿拉伯土地的猶太移民。出於同樣傲慢、歐洲中心主義、東方主義的心態，來自東方的猶太新移民也是被歡迎的對象。”現在，請各位和我一起來與阿維・施萊姆討論他的新書《三個世界：一個阿拉伯猶太人的回憶錄》。
阿維・施萊姆（AS）：誠如你所言，我寫這本書的目的是為了復興、重建近東曾經存在過的獨特猶太文明，直到它在20世紀被民族主義的寒風吹散。我的書試圖將個人的故事、家族的故事與20世紀上半葉伊拉克猶太社群的更大背景聯繫在一起。如同你所指出，我敘述的故事完全違背了猶太復國主義的觀點，後者宣稱整個阿拉伯與伊斯蘭世界自古以來就存在反猶主義，正是這種根深蒂固的偏見迫使猶太人離開阿拉伯世界，前往新生的以色列。在我的書中，我試著誠實地描述我們移民到以色列之前在伊拉克的生活。我要強調的一個重點是，不同的少數民族之間其實曾經有著悠久的和睦共處、宗教寬容傳統。在伊拉克有很多少數民族。那裡有基督徒、天主教徒、迦勒底派教徒、土庫曼人、雅茲迪人和猶太人。猶太人在伊拉克並不是異類。
猶太人只是眾多少數族民之一，他們一直以來都與大家和諧共處。所以伊拉克沒有猶太人問題，請用括號把這段話標註起來，只有歐洲才有猶太人問題。在歐洲，猶太人是異類。只有歐洲才有猶太人問題。阿道夫・希特勒提出了他認為可以解決猶太人問題的方案。伊拉克不存在猶太人問題。伊拉克有很多少數民族，是一個多元共存的社會。猶太復國主義者總是把伊拉克猶太人遭受的迫害和苦難描述得繪聲繪影，可是我的家人和猶太社群的實際經歷卻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我們與彼此共存，對我的家人和我來說，穆斯林和猶太人的共存並不是一個抽象的空想。它不是遙遠的夢想，而是曾經存在於日常生活中的現實。真正的巨變發生在1948年以色列建國的時候，就像我的母親所說的，從此一後一切都變了。
CH：你的書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點是，裡面談到了20世紀30年代一個反猶主義政黨的興起。但同樣，它也是從歐洲進口的，背後是德國法西斯主義在推動。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觀點，原來在伊拉克哪怕是最極端的反猶主義實際上也是源自於歐洲。
AS：阿拉伯世界從來沒有反猶主義的歷史。反猶主義是一種歐洲病。反猶主義誕生於歐洲。你可以將其追溯到中世紀的教會，它大力迫害猶太人，因為他們不肯接受耶穌基督是上帝的兒子。可是在中東、阿拉伯世界並沒有類似的傳統。反猶主義是在20世紀20−30年代才從歐洲傳入伊拉克，令人驚訝的是在阿拉伯世界中其實根本就沒有反猶主義文學。因此，反猶主義文學必須被先從歐洲語言翻譯成阿拉伯語，阿道夫・希特勒的《我的奮鬥》就是一個例子。伊拉克猶太人的處境與歐洲猶太人的處境非常、非常不同。在伊拉克，猶太人並沒有生活在貧民區。伊拉克的猶太人可以從事各種不同的職業。歐洲花了比阿拉伯世界更長的時間才接納猶太人作為平等公民，至於我們，我的家人和我，作為猶太人我們與阿拉伯同胞在語言和文化上的共通點，遠比與我們在歐洲的宗教手足要來得多，所以我們是伊拉克社會重要的一分子。我們並非異類。縱觀整個阿拉伯世界，從黎巴嫩、敘利亞、伊拉克、埃及到北非無不有蓬勃發展的猶太社群，但伊拉克的猶太社區是其中最成功、最繁榮也是同化的最好的一個。
CH：你的家境相當富裕。你父親是一位成功的商人，所以你從小就在巴格達過著養尊處優的生活。
AS：確實，我們屬於上層中產階級。我們非常幸運。我父親是一位很成功的商人。我們住在一棟富麗堂皇的房子，還有很多僕人。我母親是一位悠哉的家庭主婦，我們過著相當安逸舒適，近乎奢侈的生活。我們的生活非常、非常愜意。我們的確享有特權，我並不認為所有伊拉克猶太人都跟我們一樣。伊拉克猶太人有各種不同的階級，既有很多非常貧窮的猶太人，也有很多中產階級。所以，我寫下的是我自己的經歷，我也明確表示，伊拉克的其他猶太族群並不能因此被一概而論。
CH：在我們談論以色列的建國之前，我想先談談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猶太復國主義。它並沒有獲得太多伊拉克猶太人的支持。你寫道，猶太復國主義雖然大力宣揚猶太人與其中東故土的歷史連結，但它實際上造就的卻是一個不管在文化還是地緣政治上都全盤西化的國家。以色列視自己為歐洲殖民主義在中東的延伸，它的敵人也這麼認為。對於像你提到的像你祖母那樣的人來說，在這裡根本不可能會有如賓至歸的感覺，這就是大多數伊拉克猶太人的真實感受。他們並不覺得自己是猶太復國主義者。
AS：猶太復國主義是歐洲猶太人發起、為了歐洲猶太人服務的運動。它與東方的猶太人毫無瓜葛，事實上，早期的猶太復國主義領袖大多根本瞧不上阿拉伯猶太人或東方猶太人。他們傾向用東方主義的觀點來看待阿拉伯人，認為他們是落後且原始的民族，至於阿拉伯世界的猶太人也沒好到哪裡去，頂多稍微好一點，但仍然是一群落後又沒有教養的人。猶太復國主義的領導層在大屠殺發生之前其實從未給予中東猶太人太多關注。可是大屠殺消滅了這個猶太國家的主要人口來源。所以在大屠殺後，猶太復國主義的領袖們不得不將目光轉向世界各地的猶太人，並將他們帶往新生的以色列，其中就包括阿拉伯猶太人。
CH：我很想細談這段歷史，但在我開始之前，我知道你還談到了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聽上去頭頭是道的文明衝突理論，以及它是如何隱晦地否定了猶太−阿拉伯身份認同的可能性。你說文明衝突理論對一些猶太復國主義歷史學家思考以阿衝突的態度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我們討論伊拉克發生的事情之前，你能先談談這一點嗎？
AS：好的。蘇聯解體後，哈佛大學教授塞繆爾・亨廷頓就開始宣揚文明衝突理論，他主張在蘇聯帝國瓦解後，未來將不會再有民族國家之間的衝突，取而代之的是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文化之間的衝突。有些美國人似乎總是覺得他們需要一個敵人。在冷戰時期，這個敵人是蘇聯，一切都圍繞著東方與西方的衝突。蘇聯解體後，這些美國人需要有一個新的敵人，於是塞繆爾・亨廷頓召喚了它，也就是極端伊斯蘭教。所以，現在互相衝突的不再是民族國家，而是西方與非西方、西方與極端伊斯蘭教。有趣的是，全球反恐戰爭在最早其實叫做反全球，抱歉，是反極端伊斯蘭教戰爭。文明衝突理論實在是太過簡單且膚淺了，我甚至想說它毫無價值，更完全不符合我所親身經歷過的歷史。我的家人和其他猶太人離開伊拉克並不是因為任何文化或宗教原因，也不是因為我們與伊拉克社會的其他族群有什麼衝突。迫使我的家人，迫使我們流離失所的是政治，而不是意識形態和文化。
所以，文明衝突理論完全是言過其實。然而，它卻被一些以色列右派作家奉為金科玉律，例如本尼・莫里斯（Benny Morris），他寫過一本很好的書，是在講述1948年的第一次以阿戰爭。在那本書的導言中，他聲稱這不是一場傳統的地緣政治衝突。從更廣闊的角度來看，這是猶太−基督教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的衝突。我認為這同樣是對事實的扭曲。那場戰爭純粹是猶太人與阿拉伯人為了一塊土地而發生的非常傳統的地緣政治衝突。總之，我認為文明衝突理論絲毫無助於我們理解以阿衝突的本質。
CH：作為戰爭的結果，你聲稱有八十五萬名猶太人被迫從阿拉伯國家出逃。所以你是對的，錯的是我，我以為只有兩百六十人，你寫說這相當於一場猶太版的大災難（Nakba），其規模與1948年的巴勒斯坦大災難不相上下，甚至更具破壞性，當時有七十五萬名巴勒斯坦人遭到種族清洗。你特別提到這件事，是因為它的影響特別惡劣嗎？
AS：這就是我與猶太復國主義的敘述產生分歧的地方。猶太復國主義的敘事總是說，1948年阿拉伯人主動進攻了新生的以色列。結果導致四分之三的巴勒斯坦人淪為難民。可是並不是誰把他們趕走，他們是出於自願或服從上級的命令而離開。與此同時，有八十五萬猶太人被逐出阿拉伯世界，最後來到以色列，他們是大逃亡的主力軍。所以你看見的是一個雙重出逃。這叫做雙重出逃理論，即在1948年不只是巴勒斯坦人在逃亡，也有猶太人從阿拉伯世界逃往以色列。因此，實際上發生了一場人口交換，以色列並不欠阿拉伯人或巴勒斯坦人什麼。這是以色列右派非常流行的論調，總理本傑明・納坦雅胡更是喜歡逢人就將它重複一遍。這個理論主張以色列完全是無辜的。以色列是被侵略的一方。以色列對巴勒斯坦難民不負有任何責任。阿拉伯人冤枉了猶太人，以色列只是想要為那些被迫害的猶太人提供一個避風港。這就是在以色列非常流行的觀點，並經常被納坦雅胡反覆重申，就在我們說話的現在，他應該正在國會兩院的特別會議上發表演說，我想他大概又會再次提起關於那場戰爭的這種猶太復國主義觀點。
CH：讓我們談談中東的猶太人大舉逃離伊拉克的過程，如同我在開場時提到的，那時發生了五起連環爆炸案，而你做了很多研究試圖找出誰才是幕後黑手，這些恐怖攻擊使得猶太難民潮從本來只是涓涓細流變成了一股巨浪。現在來談談你的研究，你在書中說過，作為一名歷史學家，在你職業生涯的大部分時間裡，你一直對這段歷史非常感興趣。
AS：在1950年時，伊拉克有十三萬五千名猶太人。到了1952年底，這個數字只剩下約一萬人，有十二萬五千名猶太人逃去以色列。當他們來到以色列的時候，他們身上只能帶著一個手提箱和五十第納爾。這些人失去了一切，1950−51年巴格達的猶太人聚會場所發生了五起炸彈爆炸案，而在以色列境內卻一直流傳著不祥的謠言。我從我的家人和親戚那裡聽說了這個謠言，也就是炸彈其實是以色列製造的，這麼做的目的就是為了迫使猶太人出逃，同時這也激起了阿拉伯裔猶太人對以色列的怨恨，所以我早在還是孩子的時候，而不是成為歷史學家時，就已經一直在思考誰才是爆炸案的幕後黑手。當我在1982年成為歷史學家時，我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國家檔案館度過了一年的學術休假（sabbatical year），我想申請閱讀一份名為《伊拉克1950》的檔案，卻被告知它已經被封存。我向國家檔案館詢問封存的原因，畢竟事情已經過去三十年了，辦事人員告訴我這得要請示上級。第二天，他解釋說這是因為檔案裡有一些涉及摩薩德的文件。我心想，啊哈，原來有摩薩德的文件，這就是他們想要隱瞞的原因。所以我對他說，既然如此能不能與摩薩德有關的文件就算了，讓我閱讀外交部的文件就好呢？他回答說，他會檢查一下。再隔天他告訴我說，很抱歉，整批文件都被封存了，我不能查閱任何文件，我想，那些文件裡面也許包含了確鑿的證據，所以他們才不敢公開。
但我是歷史學家，不是陰謀論者。我不能胡亂揣測，直到我開始撰寫自傳時，我發現了兩個很重要的證據，證明以色列的確參與了五起爆炸事件中的三起，其中一個證據來源是雅科夫・卡庫克里（Yaakov Karkoukli），他是我母親的伊拉克舊識，也是猶太復國主義地下組織的活動分子，他向我詳述了他們當年的行動，包括通過賄賂和偽造文件來幫忙搞定首先是來自伊拉克的非法移民，然後是1950年後的所有合法移民。這是因為1950年伊拉克通過了一項法律，任何想要離開的伊拉克猶太人都要在一年的時間內登記，然後他們就可以離開。所以他是第一個消息來源，他告訴我他有一位名叫尤瑟夫・巴斯里（Yusef Basri）的同事，參與過五起爆炸案中的三起，並且他的上司，巴斯里的上司，是以色列的情報官員馬克斯・比納斯（Max Bineth），後者當時被派駐在德黑蘭，因為伊朗王國與以色列有秘密的結盟關係。所以，馬克斯・比納斯是巴斯里的上司，而巴斯里參與放置了那三枚炸彈。這是第一個證據來源，但我們都知道口述的回憶未必可靠。另一個證據是伊拉克警方的報告，卡庫克里提供給了我其中一頁，上面列出了幾個名字，包括巴斯里和他的助手沙洛姆・薩利赫・沙洛姆（Shalom Salih Shalom）。上面還記錄了他們在被捕後接受審訊時的口供。所以，我現在有了口述的歷史與確切的證據，它們清楚證明以色列製造了這些炸彈，其目的就是要引起猶太人的恐慌，迫使他們從伊拉克逃往以色列。
CH：比納斯後來去了開羅，他顯然在納賽爾政權期間參與過一些針對西方目標的恐怖攻擊，最後在監獄中自盡。所以，這些恐怖主義，猶太復國主義在背後煽動的恐怖主義，並不是僅限於伊拉克。
AS：這一點很重要，1950−51年發生在巴格達街頭的爆炸案絕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一場貨真價實的偽旗行動，它是猶太復國主義在阿拉伯策劃的一連串偽旗事件的一部分。另一次重要的偽旗行動就是你剛才提到的。它在今天的以色列普遍被認為是一場災難性的失敗。這場災難的另一個名字是拉馮事件（Lavon affair）。1954年，在平哈斯・拉馮（Pinhas Lavon）擔任國防部長期間，由於本來要在電影院中引爆的炸彈提前爆炸，導致現場立刻產生大量濃煙，一群猶太裔埃及間諜和破壞分子當場人贓俱獲。這次行動本來的目的是要在新成立的納賽爾政權與西方之間製造嫌隙，讓西方失去對納賽爾政權的信任。那時英國剛剛簽署了一份協議準備撤出蘇伊士運河，此舉就是要迫使英國繼續在蘇伊士運河駐軍。領導這次行動的是一位老熟人，即馬克斯・比納斯。他後來被捕並在埃及監獄中自殺。
他是在得知伊拉克政府因為他在1950−51年所做的那些事情而想要引渡其回去受審後才自殺的。所以，我得出的結論是，偽旗行動並沒有只發生在伊拉克，它們實際上是猶太復國主義針對整個阿拉伯世界的大戰略的一部分，然後我還必須指出一件事。可怕的是，在這些偽旗行動中，以色列往往會派遣情報人員去招募土生土長的伊拉克猶太人，讓他們反對自己的國家，將他們變成間諜，最糟的是，將他們訓練成恐怖分子。以色列在背後支持猶太人對他們在其它阿拉伯國家的猶太同胞進行恐怖攻擊。這就是以色列犯下的累累血債。
CH：嗯，我們也都知道，以色列摩薩德，或是那些地下組織一直在將各種武器和爆炸物走私進伊拉克，並將它們藏匿在猶太教堂中。
AS：他們確實是這麼做的，在巴斯里和他的助手沙洛姆被捕後，後者是負責處理這些工作的人，所以他帶著伊拉克警察去猶太教堂，他們在那裡藏匿了武器和無線電發射器，甚至連普通猶太人的房子都是藏匿點。這是非常大量的軍火、手榴彈，猶太復國主義運動應該為此負責，你也許可以替他們辯護說，這些人只是想要為當地的猶太人進行自衛訓練；問題是使用這些武器、手榴彈、TNT炸藥進行恐怖攻擊來恐嚇猶太同胞，無論如何也說不過去。一些批評我的猶太復國主義者乾脆完全否認這些事。他們堅持這些是我瞎編的，以色列怎麼可能會是這些爆炸事件的幕後黑手。
其他人則承認，是的，以色列可能有參與其中，但大逃亡的發生並不是因為這些恐怖攻擊，而是因為反猶主義的興起、各國政府開始迫害猶太人。這才是猶太人大量出逃的原因。我沒有打算爭論恐怖攻擊到底是不是引發大逃亡的主因。我認同各國政府的迫害是一個更主要的原因，但這些恐攻確實產生了很重要的影響。這一點是必須被考慮的。就算我真的證明了沒有任何一個伊拉克猶太人是因為恐攻而逃往以色列，我仍然會說這場恐怖攻擊，這場偽旗行動是對以色列最沉重的控訴，以色列建國的初衷本該是要為被迫害的猶太人提供一個避風港，而不是破壞原本和平的生活、嚇唬並製造散居在海外的猶太人的不安全感。
CH：不過，決定逃往以色列的伊拉克猶太人確實是在恐怖攻擊發生後大量激增，對嗎？
AS：是的，當1950年3月法律正式准許猶太人離開時，只有幾千人選擇這麼做。大多數人更願意留下來，直到後來登記離開的猶太人人數才變得越來越多，你的確可以將恐怖攻擊與猶太人移民數量的激增聯繫起來，但我得再次重申，我並不認為恐怖攻擊是促使猶太人離開伊拉克的唯一原因。大逃亡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這裡面涉及了很多因素，恐怖攻擊是其中很重要的一個，而我也為此提供了無可辯駁的證據。
CH：我們應該都清楚，在1948年以色列建國後，許多阿拉伯政府確實開始歧視和迫害作為少數民族的猶太人，無論他們是不是猶太復國主義者，只要是猶太人就會被貼上“第五縱隊”的標籤。
AS：毫無疑問，這的確是事實。但造成這種變化的原因也跟猶太復國主義有關。猶太復國主義許諾要讓猶太人在經過兩千五百年後再次擁有自己的領土，而它也確實在1948年以色列建國時實現了諾言。所以現在有了一個猶太國家，對於任何厭惡猶太人的阿拉伯人來說，這是趕走他們的最好時機。在伊拉克有一個政黨，一個右派民族主義政黨，立場為反閃族、反猶太，它曾公開呼籲應該沒收伊拉克猶太人的財產並驅逐他們。其它阿拉伯國家也有類似的右派政黨。1948年發生的變化是，現在有了一個猶太國家，於是任何反感猶太人的阿拉伯人就可以對他們說：“你們不屬於這裡，你們不是這裡的人。你們是外國人，是外人。你們是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兄弟，他們趕走了我們的巴勒斯坦兄弟。”因此，現在任何反猶主義者都可以更容易將矛頭轉向猶太人，伊拉克猶太人自一次大戰以來一直是該國社會中很重要的一分子，為國家建設貢獻良多，可是現在他們卻越來越被視為第五縱隊。
CH：在我們談論你移民到以色列後的經歷之前，你曾寫道，以色列在大量吸收猶太人的過程中，除了獲得充足的移民，還收穫了數十萬英鎊的利益。這為猶太復國主義者帶來了可觀的收益。
AS：確實如此，因為法律只允許猶太人帶著最多五十第納爾離開，最後總共有十二萬五千人抵達以色列，所以，將125000x50，1950−51年嚴重缺乏硬通貨的以色列而言無異於一場及時雨，而且當時制定的官方匯率又剝了這些伊拉克猶太人一層皮。所以，沒錯，以色列確實因為這些伊拉克猶太人的到來而大賺了一筆，獲得了相當多的硬通貨。
CH：我們還應該聊一下你的母親，她在整本書中讓人感覺她真的是一個非常堅強的人，她成功偷偷帶走自己的鑽石，我記得還有六張東方地毯。你們在塞浦路斯的一家旅館住了一個月，你的父親因故無法跟上，他不得不冒著巨大的風險越境逃往伊朗，一年後你們才再次重聚。讓我們談談阿拉伯猶太人在這個猶太復國主義國家的生活。這對你來說是一段非常痛苦的回憶，儘管你在還是青少年時也曾一度被梅納赫姆・貝京（Menachem Begin）的極右派政黨吸引。但現在讓我們來聊聊你和你的家人在這個國家生活的感受，你知道，統治它的是歐洲猶太人。
AS：正如我之前說過，我們是非常幸運的一家人。我們的家境很富裕，我母親還擁有英國公民身份，因為她的父親是英國駐巴格達領事館的翻譯。所以在1950年6月，我的母親、祖母、兩個姊妹和我一起離開巴格達，我們先搭上一架飛往塞浦路斯的尼克西亞（Nicosia）的航班，然後再從那裡乘船前往海法，當我們抵達以色列時，我們無處可去，最後就像大多數伊拉克猶太人一樣，只能住在臨時收容營。我們後來住進了我母親的叔叔在拉馬干（Ramat Gan）的一棟大房子裡。所以我和我的家人並沒有像絕大多數普通的伊拉克猶太人那樣受苦受難，他們在入境以色列時還會被用滴滴涕（DDT）噴灑全身。想像一下，一個好不容易抵達應許之地的猶太人對此會作何感受，自己居然被當作牲畜一樣對待，被人噴灑殺蟲劑。這些猶太移民之後被從機場送去瑪巴羅特（Ma’abarot）的中轉收容營。瑪巴羅特的環境非常、非常糟糕。那裡只有帳篷和棚屋，衛生條件很差，食物不足且品質也不好。但最重要的是，人們在來到一個說不同語言的新國家時往往會產生文化衝突，而瑪巴羅特的管理者卻都是阿什肯納茲（德系）猶太人。他們根本不曉得這些新移民是誰。他們不知道這些人在伊拉克亦是有地位、身份和成就的人。他們只覺得這些人沒有資格抱怨，反而該感謝他們所做的一切。所以，對於初來乍到以色列的伊拉克猶太人而言，這實在不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CH：嗯，你在書中提到，阿拉伯人猶太人，尤其是女性，其實往往比瞧不起他們的阿什肯納茲猶太人或歐洲猶太人要接受過更多教育。你寫道，你還談到了猶太復國主義的領導階層，“他們根本不了解伊拉克猶太人的習俗、文化或需要。他們覺得阿拉伯猶太人落後又原始，只配成為社會的底層，甚至認為他們應該為此心懷感激。這些新移民來自九個不同的阿拉伯國家，但在中轉收容營的管理者眼裡，他們每個人都是一樣的。”然後你寫道，以色列政府處心積慮想要打壓阿拉伯文化，並通過強迫新移民學習歐洲−阿什肯納茲猶太人來消滅他們舊有的身份認同。（以色列的）第一任總理大衛・本・古里安（David Ben Gurion）曾用野蠻人來形容來自東方的移民，還有阿巴・伊班（Abba Eban），我認識他，曾說過我們的目標就是要用西方價值觀來改造這些新移民，而不是讓他們反過來用低劣的東方價值觀改變我們。像是這樣的東方主義非常盛行，你在求學的時候就體會過，雖然你後來考上了英國劍橋大學，還成為有名的學者，但這並不會改變你早年經歷過的事，因為身為伊拉克猶太人而備受歧視。
AS：的確，在我還是孩子的時候，我總是很自卑，因為我是伊拉克男孩，我是一個伊拉克人。我的遠親伊扎克・巴爾・摩西（Yitzhak Bar Moshe）寫過好多本書，其中一本就是關於他們一家人在那時離開伊拉克的經歷，他說我們以猶太人的身份離開伊拉克，卻是以伊拉克人的身份來到以色列。這對我和我的家人也是如此。我們在以色列總是感到格格不入。我們覺得自己不屬於這裡。我的父親從來沒有學會希伯來語，所以他不能算是真正完成了Aliyah，人們用Aliyah來形容回歸以色列，它字面的意思是上升，代表你能來到以色列是一種福氣。但從我們親身經驗來看，從伊拉克來到以色列反而更像是一次Yerida（下墜），我們本來在伊拉克過著優渥的生活，現在卻在以色列淪為社會邊緣。所以，是的，以色列的領導階層總是抱著一種東方主義的態度，這一直沒有改變。我的自卑感一直影響著我在以色列社會中的生活，直到多年以後，我才開始理解這一點，以及為什麼我在學校的成績會那麼糟糕，有一件事是我在後來成為學者時才知道的，我原來在還是孩童的時候並不知道，那就是阿什肯納茲精英們一直在有系統地推動阿拉伯猶太人的去阿拉伯化。
這整個教育體制的目的就是要對阿拉伯猶太人去阿拉伯化，然後將他們變成新的以色列人。但這麼做同時也抹去了我們的歷史。於是歐洲猶太人的歷史現在就變成了猶太人的歷史，美國猶太歷史學家薩洛・巴倫（Salo Baron）曾用“充滿淚水”來形容猶太人的歷史，也就是說，猶太人的歷史就是一部永無止盡的壓迫、歧視、暴力與受難史，最後更是發生了大屠殺。這或許適用於歐洲猶太人的歷史，雖然我對此表示懷疑，但它肯定不適用於我們伊拉克猶太人的歷史。因此，我想透過這本書實現的其中一個目的就是重新書寫我們在伊拉克的歷史，如同我和我的家人所經歷過的，而不是讓猶太復國主義歷史學家來改寫歷史，擅自把我們的歷史變成充滿淚水的猶太苦難史。
CH：讓我們談談你曾非常崇拜赫魯特黨（Herut）、梅赫納姆・貝京這件事吧，他們在以色列建國之前曾針對英國和巴勒斯坦發起一連串的恐怖攻擊，還有你在以色列國防軍中服役的經歷，因為這些經歷的緣故，你曾經非常支持猶太復國主義的敘事。不過讓我們先從貝京開始，因為他肯定不是阿拉伯世界的朋友。我的意思是，他的赫魯特黨有很鮮明的種族主義色彩，當時執政的是以色列地工人黨（Mapai），但它的領導人幾乎都是歐洲猶太人，談談你被極右派吸引，並在國防軍中服役的那段經歷吧。
AS：好的，我們先從貝京講起，他是一個極右派民族主義者，他在民生經濟方面沒有為東方猶太人做過什麼，因為他支持資本主義，他的政治綱領對一貧如洗的東方猶太人沒有，或者說本來就不該有任何吸引力。他只有民族主義這張牌可以打，而且他還是一個口才非常好的演說家。他曾在拉馬干廣場上對著我和群眾講話，大家都來聽他演講，他對我們說，我們是兄弟，我們是平等的。我們都是愛國的以色列人。我們的敵人是工人黨的精英，他們根本看不起你們，可是我卻把你們當兄弟來看待。所以他利用了我們內心的疏離感，利用了工人黨精英的傲慢，這就是他打動我們和東方猶太人的原因，因為我們是外人，我們非常渴望歸屬感。我們也想成為忠貞的愛國民族主義者，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被貝京和他的猶太復國主義政黨吸引。
CH：這聽起來很像川普，很多被奪走財產的人都覺得他說出了他們的心聲，儘管這實際上就是導致他們被奴役的原因。我們來談談以色列國防軍，你說過你曾經是個愛國憤青，直到六日戰爭發生...順道一提，你曾在一本談論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區別的書中提過一個非常好的觀點，你說民族主義永遠需要一個敵人，這就是民族主義的定義。但讓我們來談談你在以色列國防軍中服役的經歷，及其對你的影響。
AS：我在十八歲那年加入國防軍，那可以說是我這輩子最認同猶太復國主義和以色列的時候。關於民族主義的學術著作已經有很多，特別是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探討想像的共同體的書。但我在還是個男孩的時候，卻覺得民族主義就流淌在我的血液裡。我當然明白這意味著什麼。我的入伍典禮是在黃昏時的猶大山舉行，當時一陣禮砲照亮了天空，我們每個人都異口同聲喊道：“在血與火中，猶大山淪陷了。在血與火中，猶大山必將再起。”我當時真心認為，我們是一個熱愛和平的小國，周遭都是阿拉伯侵略者，他們想把我們趕進海裡。我們是為正義而戰，就像我的所有同袍一樣，我們是真正的民族主義者。我們隨時準備好要保家衛國、為國捐軀，那是我人生中最認同猶太復國主義的時光。
1967年6月六日戰爭爆發時，我還是劍橋大學歷史系的一名學生，我就是從那時漸漸開始對以色列感到失望，六日戰爭既是中東歷史的轉捩點，也是我人生中的轉捩點，我曾在20世紀60年代中旬充滿自豪地為以色列國防軍服役，這是因為我以為它真的是一支為了保家衛國而存在的軍隊。但在1967年戰爭勝利後，以色列卻開始蠶食鯨吞其它國家的領土。它強佔了戈蘭高地、約旦河西岸和西奈半島，以色列正在成為一個殖民國家，就連國防軍也逐變成了一個殘暴殖民帝國中的警察軍隊。這就是我對以色列和猶太復國主義漸漸失望的開始。
CH：我想這場談話差不多要結束了，你在書中的最後寫道，以色列從不覺得自己是中東的一部分，也從未想過要融入中東。東方猶太人會講阿拉伯語也擁有在阿拉伯國家生活的第一手經驗，他們本來可以成為以色列與其鄰國之間的溝通橋樑。可是，阿什肯納茲猶太人卻對建造這樣的橋樑完全不感興趣。大衛・本・古里安將以色列打造成了一個自我封閉的堡壘國家，總是認為其周邊的鄰國亡我之心不死。以色列自認為是西方的一部分，憑仗著與美國的特殊關係，它非但沒有試圖解決與巴勒斯坦人的衝突，反而只想繼續鞏固被自己佔領的領土。當然，現在加薩還發生了種族滅絕。
AS：以色列的開國元勳們從來不認為它是中東的一部分，澤維・賈鮑京斯基（Ze’ev Jabotinsky）曾將這個猶太國家比作是一堵分隔歐洲與東方蠻族的高牆。就連最有遠見的西奧多・赫爾茨（Theodor Herzl）也認為無論從文化還是精神上來看，這個國家都是歐洲的一部分，第一任總理古里安就說過，我們身處在中東純粹只是地理上的偶然。我們的價值觀和文化無不表明我們屬於西方。以色列的地緣政治方針亦一直是以融入西方為主。從古里安到納坦雅胡，以色列始終拒絕融入中東，而納坦雅胡更是一個伊斯蘭恐懼症患者，他厭惡阿拉伯人，不想與阿拉伯世界扯上任何關係，認為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都應該臣服於以色列。我曾經天真地希望Mizrahi，也就是阿拉伯猶太人能夠成為以色列與其鄰國之間的橋樑，但就如同我在書中所寫的，以色列的阿什肯納茲猶太人領導人們對此一點也不感興趣。
這些人只對以色列的霸權與統治感興趣。因此，阿拉伯猶太人從來沒有機會扮演這個橋樑，即使他們絕對有能力做到。我在這本書的結語中說了，我自己從小與阿拉伯人一起生活的經驗使我相信，以色列如今造成的這些對立與分裂並非必然如此...我的親身經歷讓我能夠跳脫偏見思考，去設想一個現在更美好的未來，即使以色列如今正在對巴勒斯坦人發動戰爭、在加薩實施種族滅絕，我仍然相信這樣的未來是有可能的，這個未來需要的就是回歸過去，回歸世界主義、多元主義，回歸以色列建國前穆斯林與猶太人曾經和平共存的世界。
CH：你在書中的最後寫道，“我希望有一天在約旦河和地中海之間會出現一個民主國家，所有公民不分種族與宗教都可以享有平等的權利。這是一個民主式的一國解決方案。”今天在美國大學學校內，有學生會因為高舉“從河流到大海”的標語而被捕。但你不像我一樣支持兩國方案，你堅持要建立一個一人一票的完整民主國家。
AS：我曾經也支持兩國方案，問題是以色列已經扼殺了它。以色列一直在（約旦河）西岸建造安全牆、吞併東耶路撒冷，不斷擴大自己的屯墾區，這時還要推動兩國方案無異於癡人說夢。現在西岸只剩下一堆阿拉伯−巴勒斯坦人的飛地，它們通通被以色列的屯墾區和軍事基地包圍著，在這種情況下根本無法實現兩國方案。今天人們常說兩國方案已死，可是我想說兩國方案從來就沒有任何現實性，因為沒有一屆以色列政府提出過哪怕是最溫和的巴勒斯坦人也願意點頭的解決方案。其次，美國政府也未曾嘗試推動以色列接受兩國方案。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一國方案是唯一可行的辦法。我們在牛津的學生使用的口號就是“從河流到大海”。我一直很支持他們，我不贊同牛津大學叫警察來驅離他們。
這些學生們還送了我一件印有牛津標誌的T恤，上面就寫著從河流到大海...在美國，你可能會因為這句口號而被捕，但對我來說，這個口號的意義並不是要否定（以色列的存在）...而是在表達所有生活在（約旦河）河流與（地中海）大海之間的人皆應該享有平等的權利，應該享有民主與自由。現在的情況卻完全不是這樣，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實施種族隔離，其政府也變得越來越種族主義，它絲毫無意接受一國解決方案，以色列變成了一個猶太人至上的種族隔離國家，這是我完全無法接受的，所以我才堅持一個保障所有公民平等權利的一國解決方案。
CH：太棒了。以上就是阿維・施萊姆教授對於他的傑作《三個世界：一個阿拉伯猶太人的回憶錄》的介紹。我要感謝我們的製作團隊，蘇菲、托馬斯、迪亞戈和馬克斯。如果想了解更多，可以參見ChrisHedges.Substac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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