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天的星辰，在運行的時候，
誰都格守著自身的等級和地位，
遵循著各自的不變的軌道，依照著一定的範圍、季候和方式，
履行它們經常的職責；
...可是眾星如果出了常軌，陷入了混亂的狀態，
那麼多少的災禍、變異、叛亂、海嘯、地震、風暴、驚駭、恐怖，
將要震撼、摧裂、破壞、毀滅這宇宙間的和諧！
...只要把紀律的琴弦拆去，聽吧！多少刺耳的噪音就會發出來。”
——莎士比亞《特洛伊羅斯與克瑞西達》第一幕，第三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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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查爾斯・狄更斯未完成的最後一部小說《埃德溫·德魯德疑案》（The Mystery of Edwin Drood）中，律師格魯吉斯先生經常若有所思地凝視著星空，“彷彿他能從它們身上讀出些什麼來”。我們很多人也會做這樣的事，狄更斯繼續寫道：“但我們卻沒有人知道星星其實是一種文字——不過要現在的人知道這一點本身就很強人所難——如果沒有先掌握文字，就沒有辦法理解任何語言。”
狄更斯似乎是在暗示，我們要直到未來的某一天才會開始理解星星的語言，天文學的羅塞塔石碑仍正在等著被科學界發現；或者，也許只有進入了某種更高的境界之後才有能理解這種語言，因此我們這些凡夫俗子是永遠無法理解的。
狄更斯的古怪想法看在今天的我們眼裡，絲毫沒有比看在他當時的讀者眼裡要來得更不奇怪。星星可能正在使用某種未知的語言與我們溝通的想法與其說是科幻，倒不如直接說是幻想還更為合適。我們都知道那些星體距離我們有多遠；哪怕是看上去近在咫尺的星體，實際上也相隔數十億英里之遙；我們知道那些看似想試著與我們說話的閃爍小光點其實是巨大得難以想像的無聲熾熱氣球，並且它們只會向天文學家和物理學家透露自己的秘密，而不是語言學家。肖恩・奧凱西（Sean O’Casey）那個著名的問題“星星是什麼？”只能從我們這些葛萊恩先生*的孩子們口中得到最平淡無奇的回答，我們早已習慣生活在刺眼的路燈與充滿光害的天空下，有千百種干擾可以將我們的雙眼牢牢固定在地上，而我們的文化更是先天就對任何無法被稱重、測量、探測或解剖的事物充滿了不信任。
但這種情況並非古今皆然。很久以前，當人們有時間卻沒有電視的時候，當充滿詩意的想像力每晚都在璀璨的星空中自由翱翔的時候，我們的祖先發明了一種複雜而優美的星語：占星學，它可以說是原始科學、神話學、初級心理學與宿命論預言的混合體，亦是古代世界的通用語言。星星的語言並不像狄更斯所以為的那樣屬於未來；至少它的其中一種方言已經存在了上千年，並從許多方面對我們的文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influence”（影響）這個字最初就是源自於占星學，其它舉凡disaster（災難）、lunatic（瘋狂）venereal（性慾）、mercurial（善變）、saturnine（陰鬱）、jovial（快活）之類的詞彙也是。占星學深深影響了不少聞名古今的哲學家、藝術家和科學家*，雖然它後來被與報紙上的愚蠢星座專欄混為一談，但今天仍有一群作家和研究人員致力於恢復它在知識界的名聲。然而，學術界至今依然正眼也不願意瞧它一眼。
這種健忘或許不會對我們當代的科學造成多大麻煩，但它卻會使我們無法看見古老文化遺產的真正價值。著名的宗教歷史學家弗朗茨・庫蒙（Franz Cumont）就認為占星學“是迷信所產生的最奇怪的一隻奇美拉”，並且它“不僅與天文學和氣象學有著密切的聯繫，就連與醫學、植物學、人種學和物理學也同樣密不可分。如果我們溯及各種學問的誕生之初，直至亞歷山大甚至巴比倫時期，就會發現幾乎處處可見這些星宿數學的影響。”他接著告訴我們：“它可以說是盤踞在人類頭腦中最為恆久的幻想”，古往今來的各大宗教身上皆有占星學留下的印記，它主宰了巴比倫的宗教，也影響了其它所有古代異教，而且“憑藉其對古代異教偶像崇拜帶來的改變，它亦在許多方面為基督教的興起奠定了基礎。”（Cumont, p.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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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自學占星學》（Teach Yourself Astrology，Mayo, 1964, p.11）中列出的人名。它包括了畢達哥拉斯、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但丁、歌德、克卜勒、牛頓、哥白尼和伽利略。喬叟和莎士比亞的作品中也充滿了占星學（光是莎士比亞就可以舉出超過兩百個例子）。至於在近代，如小說家亨利・米勒（Henry Miller）、詩人路易斯・麥克尼斯（Louis MacNeice）和泰德・休斯（Ted Hughes）等人也都是占星學的研究者。榮格本人亦撰寫過大量關於占星學的文章，並時常在他的臨床診療中使用星座圖作為診斷工具。
*葛萊恩先生為狄更斯《艱難時世》中的一個角色，為人刻薄冷漠、唯利是圖——譯註
占星學幾乎支配了古代世界的方方面面，弔詭的是，大部分的正統猶太教和基督教評論家卻無法在《聖經》中找到任何有關於占星學的例子，彷彿只有《聖經》不受占星學影響。結果我們就看到了一個奇怪的諷刺，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一邊在翻領和汽車上裝飾耶穌魚的標誌，一邊卻又嚴厲斥責占星學是撒旦的詭計。更令人詫異的是，聖誕節和復活節這兩個基督教節日實際上都是根據天文週期制定的：聖誕節發生在冬至，恰逢太陽進入摩羯座；復活節發生在春分結束第一個滿月後的第一個星期日，恰逢太陽進入白羊座。就連猶太教的主要節日大多也是依陽曆與陰曆而定。
這些還算是比較廣為人知的，但基督教——尤其是天主教——的禮拜儀式和靈修實踐其實同樣充滿占星學色彩，卻很少有神學家意識到這一點。比方說，星期五要吃魚最初並不是因為要紀念耶穌受難而不吃肉（很多基督徒以為是這樣）。這其實是一種有意要與基督合一的行為；之所以挑選星期五，是因為這一天是金星的日子，而它的“旺位”正好就是雙魚座，其形象為兩條魚。8月6日是耶穌顯聖容慶日，也就是要紀念他“臉面明亮如日頭”（《馬太福音》17:2）的奇蹟，太陽在這一天進入了獅子座，“神聖的光輝之星”，按照古代占星學家的說法，獅子座的“主宰星”是太陽。天主教徒一般會在5月和10月的時候紀念聖母瑪麗亞，這同樣不是隨便決定的：5月和10月分別是金牛座與天蠍座的月份，二者均與金星這顆“晨星”（其為聖母瑪麗亞在《聖母德敘禱文》中的頭銜之一）有關。還有被認為是她“生日”的9月8日以及她“升天”的8月，背後都有占星學上的依據，我們會在後面討論處女座的章節中看到。11月是天主教徒所謂的“煉靈月”，同時也是天蠍座的月份，選擇這個月份就是因為天蠍座象徵著淨化、救贖與新生。
據猶太歷史學家弗拉維奧・約瑟夫斯（約37−100）告訴我們，耶路撒冷聖殿的某些部分裝飾著繪有天體與黃道帶的圖畫。分隔內殿與外殿的幔子上飾有黃道十二宮的符號，香壇前的七盞燈象徵七大行星，壇子上的十二塊麵餅象徵黃道十二宮與一年十二個月（Josephus, p.107）。所以，早在耶路撒冷聖殿於公元70年被摧毀之前，占星象徵主義就已經成為了猶太教的核心。猶太人直到今天仍經常在互相問候時說mazel tov，它的意思是“（願你有）一顆幸運星”，這顯示出當代猶太教仍殘留著些微的占星學元素。
《聖經》本身就是誕生在一個充斥著星宿神話的時代，它的大部分篇章是在猶太人被擄至占星學盛行的巴比倫過了五十年後（公元前586−536）完成的。既然它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成書，如果《聖經》中真的完全沒有任何占星學元素的話，反倒才顯得奇怪。
很多人會同意這雖然是事實，但《聖經》提到占星學純粹只是為了譴責它，而且無論是占卜、占星學還是其它什麼都被一視同仁，這一點不容否認。例如，《利未記》就宣稱任何“交鬼”（通靈）或行巫術的人都要被治死（20:27），先知耶利米澤告誡他的追隨者“不要為天象驚慌”（《耶利米書》10:2）。以賽亞更毫不避諱表達他對占星學的輕蔑：
“你籌劃太多，以致疲倦。讓那些觀天象的，看星宿的，在月朔說預言的，都站起來，救你脫離所要臨到你的事。”（《以賽亞書》47:13）
這種預言傳統一般會反對任何有損上帝的絕對權威的學說或占卜。在以賽亞或耶利米看來，這個由上帝所創造的宇宙不可能需要有任何中介的力量；人類不應該將自己的缺陷歸咎於宇宙因素。人與上帝之間的道德關係要求人類承擔全責，而這種責任也只有在人們擁有自由意志的情況下才能夠成立。
但《聖經》並不是只有這種預言傳統。在其它篇章中，我們仍然可以找到占星學思想的痕跡，這說明對星宿“影響力”的抵觸情緒在古以色列其實沒有那麼普遍。最著名的例子絕非《士師記》莫屬，其中我們讀到“星宿從天上爭戰，從其軌道攻擊西西拉。”（5:20）這可以說是唯一一個確認了星宿本身擁有力量的例子，但它可能只是詩意的描述，也可能真的是一種相信星宿擁有影響力的觀念。然而，拉比喬爾・多賓（Joel C. Dobin）對《聖經》中談論星宿的字句進行了仔細的研究，他的結論是像“諸天”（heavens）這樣的詞彙實際上具有一種非常重要的“超自然”層面的含義，其表明“諸天或它們的僕從擁有與其在物質宇宙中的自然地位所不相符的智慧或意識。”（Dobin, p.92）例如“諸天哪，要因此驚奇，極其恐慌”（《耶利米書》2:12）這段話就暗示了天體擁有（當然，這是象徵性的）某種程度的意識，而不僅僅只是一堆在天空中移動的土塊而已。希伯來語詞根MSL，即“統治”經常與太陽、月亮和星星一起出現（“日頭管白晝...月亮星宿管黑夜”〔《詩篇》136:8-9〕），多賓聲稱它還具有道德含義，“這意味著要對自我與臣民進行有意識且明智地統治，以及以身作則的領導...（這）正是占星學認為這些天體被賦予的特質。”（Dobin, p.89）
《聖經》中的一些經文很明顯會使我們推斷出，星星的出現是為了傳達上帝的旨意。例如，在第一個創世故事中，我們讀到上帝在第四天創造了太陽、月亮和星辰以“作記號、定節令”（《創世紀》1:14），在這裡被翻譯成“記號”的希伯來原文是“owth，意為用來指向其它事物的東西”*，它在這裡顯然具有占星學含義。這無疑是將天體視為上帝傳達其旨意的工具，它們是上帝派來給人類的使者。東方三賢士跟隨星星尋找耶穌（《馬太福音》2:2）的故事更是再明顯不過的例子。
《詩篇》19:1亦表達了類似的想法：“諸天述說神的榮耀；穹蒼傳揚他的手段。”這些內容沒有要求人們應該崇拜行星與恆星，但它們仍非常明確地暗示了，這些星宿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上帝的化身。《詩篇》接著告訴我們，在地上沒有地方聽不見它們的聲音（1:4），我們可以合理假設這應該是在反映一種信仰，其認為行星與恆星具有超越其外在形象的神性。《詩篇》的其餘部分更是明白無誤地指出，天上的秩序反映出了宇宙的道德本質，而創造這種秩序的上帝理所當然希望人類過著合乎正道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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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wth：符號、記號、令牌、徽章、標誌、碑文、紀念碑、警告、預兆、奇觀、意符、奇蹟、魔法印記、標記。這個字在《舊約》中出現了大約八十次，其中絕大部分都與奇蹟有關。owth常指某物的指示符號或信號。”（佐迪亞特斯〔Zodhiates〕《聖經希伯來−希臘語研究》〔The Hebrew-Greek Study Bible〕，1986, p.1577）
《聖經》中的黃道十二宮
儘管很不幸地它在現代經常與珠廉、水晶球以及報紙星座專欄聯繫在一起，但黃道十二宮本身其實沒有什麼神奇之處。黃道十二宮的定義是從黃道兩側延伸八度或九度的天空帶，黃道則是太陽每年繞行地球的圓周。黃道上的星座就是為這趟旅程充當背景的星群。
因此，當我們說太陽“位於”白羊座時的意思就是太陽在其一年一度的運行週期中，已經來到了白羊座的位置。
希伯來人將黃道十二宮稱作mazzaroth，意思是“分離”、“分隔”；單數的mazzal被用來表示單獨的星座。《約伯記》第九章提到“北斗、參星、昴星，並南方的密宮”（9:9）。北斗，希伯來語叫Arish，指的是大熊座；參星（獵戶座）是一個很容易辨識的非黃道星座；昴星是金牛座的美麗星團。《約伯記》繼續說道：
“你能繫住昴星的結嗎？能解開參星的帶嗎？你能按時領出十二宮嗎？能引導北斗和隨他的眾星嗎？你知道天的定例嗎？能使地歸在天的權下嗎？”（38:31-33）
雖然“天的定例”（《約伯記》38:33）似乎確實反映出多賓說的“諸天”具有“超自然”含義，不過我們不能僅憑這段話就認定《約伯記》的作者認同占星學。然而，從諸如此類的段落中可以發現，《聖經》其實並未譴責過黃道十二宮本身。約瑟夫・塞斯（Joseph Seiss）寫道：
“令人訝異的是，猶太先知從未譴責它（黃道十二宮）或對它表示過任何意見，即使他們在傳達上帝對異教和偶像崇拜的憤怒與懲罰時也是如此。如果說黃道十二宮只不過是人類的胡思亂想，如同古往今來的許多虛假宗教，那麼這就很難解釋為什麼偏偏只有它沒有受到先知們的斥責。”（p.178）
《約伯記》26:13甚至暗示希伯來人相信黃道十二宮是上帝所立的：
“藉他的靈使天有妝飾；他的手刺殺快蛇。”
“有裝飾”的希伯來原文為shiphrah，意思是“美化”；“快蛇”若不是指黃道十二宮本身，其經常被描繪成一條銜著自己尾巴的蛇，就是指長蛇座，它的形象是一條正在逃跑的蛇。這節經文採用了“平行體”（parallelism），這是希伯來詩歌中的一種風格，即一首詩的第二部分會在略作修改之後重複第一部分的主旨。因此，這段經文的意思是上帝的靈（原文為“氣息”）透過創造星座而使天空變得美麗；所以黃道十二宮是上帝的傑作，而非人類的胡思亂想。《詩篇》147:4重申了相同的觀點，它寫道：“他數點星宿的數目，一一稱他的名。”
偽經《以諾書》（可能成書於公元前2世紀）的作者同樣相信黃道十二宮出於上帝：
“我觀看它們（黃道十二宮），願神祝福我。每當星星出現的時候，我讚美神的大能，他創造巨大和華麗的景象，顯示天使和人類靈魂的工作，所有的榮耀歸於全能的 神。看到他的大能大力；願所有的榮耀歸於全能者， 神的祝福直到永永遠遠。”（35:3；Prophet, p.135）
考古學家在古代猶太教堂的地板上發現過黃道十二宮，上面清楚描繪了傳統的占星圖。在貝思阿爾法（Beth Alpha）猶太教堂發現的黃道十二宮圖的中心是太陽正駕馭戰車繞著諸星辰行駛。
太陽每年穿越黃道十二宮的旅程可以說是世界上所有旅程的天然象徵，尤其是人類的生命之旅。“zodiac”源自於詞根zoad，“一段路、道路或走道”（Seiss, p.17）*，並與希臘語的hodos，“道路”和梵語的sodi，“通道”同源。值得注意的是，早期基督徒常被外人稱為“道的追隨者”（《使徒行傳》24:14）。在這個太陽神話中，英雄在最後凱旋而歸之前要先歷經重重試煉（通常是十二個），這一點無疑是參照了太陽的運行軌跡。吉爾伽美什是一位太陽英雄，還有海克力士和忒修斯也是。同樣的概念也可見於亞瑟王傳說，那位國王坐在圓桌的正中央，周圍有十二名騎士。
這些太陽英雄大多有極不尋常的出生背景。例如，海克力士雖然名義上是安菲特律翁的兒子，但他的生父是宙斯，後者一如既往趁著安菲特律翁的妻子阿爾克墨涅獨守空閨的時候登門拜訪。珀爾修斯也是宙斯的兒子，宙斯化為一陣金雨與他的母親達那厄完成了結合。《聖經》也有自己的太陽神話，比如參孫的故事（《士師記》13-16）。如同希臘英雄，以及以撒（《創世紀》21:1）和撒母耳（《撒母耳記上》第一章），參孫的降生是神的旨意。他的母親無法生育，但卻有一位天使到來告訴她即將懷上一個兒子（《士師記》1:2-25）。
參孫的希伯來名字是Shimshon，源自於詞根Shemesh，意思是太陽。因此他的名字的含義即為“獨一太陽”，或照多賓的說法是“屬於太陽”（Dobin, p.115）。今天的我們如果要給他取名，最適合的名字大概是“桑尼”（Sonny）。他的妻妾是非利士人大利拉，這個名字源自於deliy，意為“水桶”，也是水瓶座的希伯來語名字。在占星學中，太陽是獅子座的“主宰星”，獅子座則是仲夏的星座，此時也正是太陽的光線最為耀眼的時候。參孫的第一個壯舉是他在亭拿的葡萄園裡擊殺了一頭獅子（獅子座）。當進入水瓶座這個代表冬天的星座，就是太陽的力量最為虛弱的時候，這又被稱作“入陷”（detriment）。大利拉（水瓶座）剪斷了參孫的頭髮（太陽的光線），導致他氣力盡失。他最後死在魚神大袞聖殿中的兩根柱子之間，恰好呼應著太陽在進入雙魚座時死亡的觀念，雙魚座的形象就是兩條魚，而這也預示了耶穌後來與左右兩個小偷一起被處死的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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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占星學家認為“zodiac”的意思是“活物的圓圈”或“動物的圓圈”，它源自於希臘語詞根zoe，生命。但是天秤不是活物，雙子、處女和水瓶也不是動物。雙魚也很難說是嚴格意義上的動物。更不用說半人馬又該怎麼分類呢？
宇宙的和諧
黃道十二宮除了作為精神之旅的天然象徵之外，它對古代詩人而言也是規律、秩序與和諧的象徵。在天空中組成星座的那些星星彷彿永遠不會變動，儘管太陽、月亮和行星在黃道帶上有各自的運動，但它們的週期仍可以被歸納出來，位置也能被準確預測。如此充滿秩序的遊行必定令古人感到十分著迷，它與混亂不堪的塵世生活形成了鮮明對比，為尋求秩序的人類提供了最好的範例。
世界末日的意象在猶太教和基督教的經書中屢見不鮮，其部分就是源自於對這種星空中的秩序的感悟。啟示文學經常會被與預言文學混淆，這是因為它們的目的是要說明當上帝決定親自介入歷史、為以色列伸張正義時會發生什麼。然而，這些樣板化的意象和天馬行空的災難凸顯了啟示文學更多還是一種文學體裁，而不是真的想要預測未來。這些意象具有顯而易見的宇宙色彩。例如在《約珥書》中，我們讀到：
“在天上地下，我要顯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煙柱。日頭要變為黑暗，月亮要變為血，這都在耶和華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2:30-31）
然後是《以賽亞書》：
“天上的眾星群宿都不發光，日頭一出就變黑暗；月亮也不放光。”
《約珥書》特別提到天象預示著主的日子與災難即將到來，這呼應了《創世紀》說的星星是“記號與節令”（1:14）。
此外，所有這些經文都抱有一個基本的假設，那就是地上的混亂與天上的混亂是有關的，發生在天上與地上的事件往往會互相影響。這就是“如在其上，如在其下”這句古老的格言要傳達的道理，其本質上就是占星學的觀念。
這些觀念以不同的形式出現在《聖經》的其它段落中。在《以西結書》第一章，有一段經文長久以來一直讓學者們感到百思不得其解，因為這位先知在上帝展現其威嚴的異象中看見了各種千奇百怪的形象。不過，在這些鋪天蓋地的比喻中，我們看到從上帝閃爍著火的大雲中，出現了“四個活物的形象”（1:5）。它繼續說道：
“至於臉的形像：前面各有人的臉，右面各有獅子的臉，左面各有牛的臉，後面各有鷹的臉。”
這個意象其實是要強調上帝的永垂不朽，因此它用了黃道上的四個“固定”星座來作為比喻：水瓶座−人、獅子座−獅子、金牛座−牛、天蠍座−鷹*。天蠍座在古代文本中有時會被描述為蠍子、毒蛇，或在這個例子中是老鷹。老鷹被認為可以“返老還童”（《詩篇》103:5）、自我重生很可能也跟天蠍座（象徵新生）有關。
以西結在這卷書的後半段又描述了上帝與祂的子民以“四方形”的方式站著，以及全新的聖殿，它將會取代過去被巴比倫人摧毀的舊聖殿（40:5）。對這座聖殿的描述令人聯想起會幕（《出埃及記》第二十五章）和所羅門聖殿（《列王記上》第五章）建造的過程。所有這些段落都是試圖用塵世的事物來凸顯上帝的完美。對稱與和諧是天空的特徵，它們很適合用樹木和石頭來比喻。斯特拉坎（Strachan）說：
“聖殿的結構傳達出的是宇宙的完美和諧，它的建築比例就相當於音樂中的音程，伊甸園中的樹木、食物與芬芳也是在表達相同的觀念。”（Strachan, p.34）
在《聖經》的最後一幕，我們讀到新耶路撒冷將“由神那裡從天降下”（《啟示錄》21:2）。這個完美無瑕的立方體結構反映了天國的和諧，而天國的和諧又反映了上帝的完美。約翰不斷在重複十二這個黃道的數字——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十二門徒、十二個城門——它們無不說明了他的異象具有宇宙層面的含義。就連裝飾城牆的珠寶也毫無疑問與占星學，以及大祭司的胸甲上象徵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寶珠有關（《出埃及記》28:17-21）。
數字七
神聖的數字七在《聖經》中出現過不下六百次（Davies. J, p.116），它可能是在寓意宇宙的和諧。我們從《創世紀》中可以知道，上帝曾賜福給第七天並將其定為聖日（2:3），《利未記》（二十三章）則告訴我們猶太教的禮拜活動基本上都是圍繞著以七為基礎的週期制定的。七個月、七年和“七十個七”皆在猶太教中具有重要意義。一直以來人們對數字七為何如此重要提出了許多解釋：它是肉眼可見的行星數目（包含太陽與月亮）、它是月相變化的週期數、它是大熊座肉眼可見的星體數目，由於這個星座永遠不會離開北方的天空，所以它也被當作永恆與不朽的象徵。這些說法似乎都有道理，其中任何一個或全部都可能是這個數字的象徵主義的依據。然而，約瑟夫・埃佩斯・布朗（Joseph Epes Brown）卻在他的《美洲印第安人的靈性遺產》（The Spiritual Legacy of the American Indian）中指出，數字七在美洲大陸也被認為是神聖的，他提出的理由或許更有助於解釋它在《聖經》中為何如此重要：
“世界軸心的概念可以解釋數字七在印第安人心目中的神聖性，有趣的是，他們對數字七的解釋與其它主流宗教簡直如出一徹。將天空與大地代表的垂直維度與四個水平的維度相加，我們就獲得了六個維度，第七個維度則是所有方向互相交匯的中心。”（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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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福音傳道者馬太、馬可、路加和約翰從一開始就被與四活物聯繫在一起，這一點值得深思。馬太對應人、馬可對應獅子、路加對應牛、約翰對應鷹（見圖.3）。
美洲原住民薩滿黑麋鹿（Black Elk）相信南達科他州的哈尼角（Harney Point）是“四方交匯的中心”，但他接著又說“任何地方都是世界的中心。”（Campbell, 1986, p.34）你在哪裡、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世界的中心；“雖然有形的中心總是物質的，因而屬於外在空間...但真正重要的是內在的中心...那是心理和形而上的中心，它屬於內在空間。”（Campbell, 1986, p.31）作為個體的人就是外在空間與內在空間的交匯點，數字七就是它的象徵，靈性修練的目的就是要將宏觀世界的秩序重現到作為微觀世界的個人身上。用《聖經》的術語來說，新聖殿、至聖所、新耶路撒冷都是對這種內在轉變的隱喻，而不是真的在描述實際的建築。我們正在建造的是我們內在的精神聖殿：對馬可而言，它是根據我們可以在天空中看見的完美藍圖來建造的。
占星時代
除了每年繞行天空一圈之外，太陽在黃道十二宮還有另一個更長的週期。由於地球的軸心會一直輕微擺動，每年春分時太陽與固定星座的相對位置都會發生變化。這一運動變化的幅度並不大——大約每七十二年才會改變一度*——但它產生了一個叫做大年（Great Year）的概念，這是一個總計兩萬五千九百二十年的週期，也就是春分點在所有星座中輪轉一圈需要的時間。這種現象在天文學上被稱作“歲差”，因為春分點看起來就像在星座中向後移動。每隔兩千一百六十年（25920除以12），春分點就會從一個星座移動到下一個星座。目前它正在從雙魚座移動到水瓶座；在基督教紀元剛到來的時候，它正完成了從白羊座到雙魚座的轉移，而在亞伯拉罕時代則正逢金牛座到白羊座的轉移。根據維拉・里德（Vera Reid）的計算，這些“時代”的年份大致如下：
- 獅子座時代——前10800−前8640
- 巨蟹座時代——前8640−前6430
- 雙子座時代——前6430−前4320
- 金牛座時代——前4320−前2160
- 白羊座時代——前2160−1
- 雙魚座時代——1−2160
- 水瓶座時代——2160−4320
每一個兩千一百六十年都是一個“時代”——所以有白羊座時代、雙魚座時代、水瓶座時代等等——每個時代都反映出了人類精神歷史的不同階段。根據這個理論，每個新時代的宗教象徵都對應著春分點所進入的星座。出現在《聖經》中的象徵主義似乎確實符合這種說法。始於公元前2160年的白羊座時代的主要象徵是羔羊（《創世紀》22:13），它取代了公牛座，從此之後（至少在希伯來人中）公牛便成為了邪惡與放蕩的象徵。摩西的故事，從他在燃燒的荊棘中遇見上帝（《出埃及記》第三章）到他在曠野裡流浪四十年的過程中處處充滿了白羊座的意象。米開朗基羅顯然很熟悉這個神秘傳統，所以他雕刻的摩西像頭上有一對公羊角。在逾越節大餐中有食用羔羊的傳統，這就是為了紀念春分點從金牛座“穿越”到白羊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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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加福音》10:1中，我們可以知道耶穌差遣了七十個人去傳福音。然而，任何權威的《聖經》譯本註腳都會告訴我們，很多古代手稿記載的數字其實是七十二，斯特拉坎（p.61-62）相信七十二才是原始的數字。這種特殊的傳教活動是否與大年中的“一天”有某種關聯？
《出埃及記》34:29的大部分譯本都告訴我們，當摩西從西奈山上下來時，“不知道自己的面皮發了光。”這樣的翻譯並沒有忠於希伯來原文，原文的意思其實是他的臉上“長了角”（karari）。
“逾越節”源自於希伯來語pesach，意思是“跳躍、跳過”，它可能與一個意思是“蹣跚”的同音動詞有關，當我們記得正是地軸的搖擺引起了歲差現象時，就可以從全新的角度來理解逾越節。或許希伯來人對太陽系動力學的了解其實遠超出我們的想像。
《新約》是在雙魚座時代開始時撰寫的，福音書裡充滿了與魚有關的話語和象徵——總共二十八個（Strachan, p.92）。“耶穌”這個名字是約書亞的希臘語版本，約書亞在《聖經》中的意思是“嫩的兒子”（《約書亞記》1:1）；“嫩”在希伯來語中就是魚的意思。
希臘語中的魚，即ichthus，也曾被用在基督教最早的離合詩（acrostic）中：
IESUS 耶穌
CHRISTOS 基督
THEOU 神的
HUIOS 兒子
SOTER 救世主
《牛津基督教詞典》告訴我們，這種離合詩很可能是起源於諾斯底教，因為它最初是在《西比拉神諭》（Sibylline Oracles）中被發現的，並且“從4−5世紀開始，魚成為了聖餐禮的象徵，並經常與麵餅和葡萄酒一起出現在以地下墓穴為主題的繪畫中。”（p.514）正如我們之前所看到，直到近來在星期五吃魚仍是羅馬天主教的傳統，這是與基督進行精神合一的一種形式。之所以選擇星期五是因為這天是金星的日子，而雙魚座又是它的“旺位”（“星期五”一詞源自於Fria，也就是挪威語中的“金星”。羅曼語族的語言比英語更清楚地顯示了“金星”與“星期五”的聯繫）。
魚形符號在今天成為了很多人的外套與汽車上的裝飾，它是雙魚座符號（♓）的簡化變體，而雙圓光輪（vesica piscis）在許多基督教藝術中都有出現，亦即將人物繪畫在雙魚座符號重疊的線條之內。正如斯特拉坎指出，如果不從占星學去理解的話，就實在很難解釋為什麼這樣一種“冷血、冷漠的水中生物”能夠成為高貴且崇高的救世主的象徵（p.95-96）。
每個時代都會同時顯現出春分星座及其對立星座的特徵。所以，白羊座時代具有天秤座，這個強調平衡、關係、“契約”的星座的特徵。處女座與雙魚座在天空中彼此相對，除了身體上的貞潔之外，處女座也是謙虛和侍奉的象徵。所有這些都是基督教故事中的突出主題，也是聖母瑪麗亞的特徵：她和代表雙魚座的耶穌是這個處女座−雙魚座軸心的雙極。
下一個即將到來的是水瓶座時代，許多人期待這會是一個世界大同的時代，屆時人文價值將獲得尊重，人們會開始更願意承擔照顧自然環境與弱勢族群的集體責任。與之相對的是獅子座，它象徵個體性，因此個人與集體價值之間的矛盾在未來將變得更加尖銳。占星學家相信，如何在這樣強調集體的背景下追求“自我”將是下個兩千年最主要的靈性功課。
一般認為是希臘天文學家喜帕恰斯（Hipparchus，前2世紀）最早發現歲差，但其實早在喜帕恰斯對其做出解釋之前，人們就已經注意到了這個現象。愛麗絲・豪威爾（Alice Howell）寫道：
“我們至今仍無法確定迦勒底人和古埃及人是否了解歲差。有人因為從大金字塔中測量出了25920這組數字比例而推測，古埃及人可能早就已經知道它們了。但直到目前為止，除了埃及的宇宙觀、神話和建築中的宗教象徵展示了從雙子座時代到金牛座和白羊座時代的轉變之外，還沒有其它確切的證據可以證明這一點。”（Howell, p.133）
約瑟夫・坎伯相信在喜帕恰斯之前的古人就已經知道歲差。他的主要依據是他所謂的“神奇數字432”（Campbell, 1986, p.38）。這個數字乘以60——即正常人的心率——就會得出25920，剛好是大年的年數。他發現了人類身上的節奏與宇宙的節奏之間的聯繫：它就是432，在各種神話裡都可以發現這個數字。印度教的爭鬥時（Kali Yuga）會持續432000年，在巴比倫神話中（按照貝羅索斯〔Berossos〕的記載），第一座城市基什（Kish）的建立與大洪水之間相隔了432000年。坎伯還舉了冰島神話的例子：
“我發現在奧丁（即沃坦〔Wotan〕）的勇士大廳瓦爾哈拉（Valholl）裡總共有五百四十扇門，在“狼之日”（現在這個時間週期的結束）到來的時候，八百名神聖的戰士會穿過這些大門，與邪惡的勢力展開最終決戰。800x540=432000。”（Campbell, 1986, p.35）
就連《聖經》也在一個看似最不可能的地方提到了這個數字。在《創世紀》第五章中，我們看到了十位上古族長的名字，他們的年齡加起來總共是一千六百五十六歲。據朱麗葉斯・歐珀特（Julius Oppert）指出，一千六百五十六年相當於八萬六千四百個星期。86400除以2=43200。約瑟夫・坎伯認為它暗示了“蘇美爾−巴比倫這些外邦人的數學宇宙論，即宇宙的時間一直在循環往復，一切生靈都會在43200年（432000或4320000）的時間中不斷新生、消逝，回歸宇宙的懷抱，最終又再次復甦，直至永永遠遠。”（Campbell, 1986, p.35）此外，432這個數字還寓意了宇宙的脈搏與人類的脈搏之間的關係，也就是宏觀世界與微觀世界的神秘聯繫。《聖經》隱晦地提及這一點表明了“宇宙意識”這一千百年來的神秘主義者們努力想要追求的目標，其實對古代以色列的先知而言根本一點也不陌生。
榮格也認同占星學的時代理論。他說，這是“一個已經用無數的例證證明了自己的故事...基督教中的這些魚符號不是我憑空發明出來的；它們屬於那位人類的漁夫、基督的小魚（pisciculi christianorum）...否認這一點無異於是將嬰兒和洗澡水一同倒掉。”（Dean, p.306）對此我們可以補充說，這些符號也不是歷史學家或準歷史學家發明出來的，它們的目的並不是要向我們提供任何有關於耶穌生平的細節。出現在福音書中的魚象徵主義只是進一步向我們證明了這些文本背後的神秘學源流。
星辰中的福音
在19世紀，約瑟夫・塞斯的作品曾在大西洋兩岸引起了熱烈迴響，直到今天仍有許多作家在復述他的主張。塞斯的基本論點是，黃道十二宮及其周圍的“旬星”*，也就是圍繞它們的其它非黃道星座，其實就是整個基督教救贖故事的具象化，上帝從太初之時就將它們放置在天空中，以作為福音的見證與預兆。他進一步指出，對這些星座的解釋一直以來都被“迷信和偶像崇拜的占星學”所壟斷，異教吸收並歪曲了上帝原本想要透過這些星座來講述的故事。按照塞斯的說法，許多神話中都出現過的處女生子的觀念實際上是對那個歷史上唯一一真正的處女生子——即耶穌的誕生——的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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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星”在現代占星學中有不同的含義，它指的是黃道十二宮的十度區間。
然而，我們在《聖經》和異教神話中發現的那些英雄、食人魔、豆莢、魔鬼、試煉與考驗的故事更有可能其實是源自於黃道十二宮。黃道十二宮是人類最古老的圖畫與故事書。這些星座的形狀並不是隨便地“點對點”連起來的，它們是存在於人類精神意識中的普遍原型，千百年來這些圖像曾以各種神話和宗教的形式展現。*因此，珀爾修斯的故事並不是對基督戰勝邪惡的故事的“歪曲”（像塞斯所認為的那樣），而只是基督神話所反映出的人們對救贖的渴望的另一種表達方式。黃道十二宮是海克力士的十二偉業的原型，他的冒險實際上就是一場靈魂的解放之旅，而同樣的文學精神在進入猶太傳統後就成為了我們現在擁有的《馬可福音》。這部福音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線索，讓我們知道這才是作者真正的用心，我會在接下來的內容中一一解釋這些線索。
塞斯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奠基於弗朗西絲・羅列斯頓（Frances Rolleston）在1863年出版的《星座之書》（Mazzaroth）一書中提出的理論。羅列斯頓研究了各個恆星的名字的含義——例如天狼星、參宿七、水位四——這些名字都是從古時候流傳下來的，而塞斯發現其中一些名字在翻譯成現代語言後居然能夠對應上福音書中的故事。塞斯沒有意識到，有時這些名字更是以驚人的準確性反映出了《馬可福音》的主要故事內容。舉例而言，餵飽五千人和餵飽四千人這兩個故事都是發生在我稱之為福音書中的巨蟹座章節的部分。在巨蟹座中有一顆名為瑪法（Ma'alaph）的恆星，其意即為“千眾”，而在大熊座（它是巨蟹座的“旬星”之一）中有一顆恆星叫天璣（Phad），它的意思是“數數”。還有其它很多對應關係，我們會在後面討論各個黃道星座的時候進行介紹。馬可很可能刻意將這些恆星的名字編入他的福音中，以作為對書卷中隱藏的黃道結構的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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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格廷斯（Gettings）寫道：“有些人認為，某些星群所標示的天空區域在最初其實是能通過心靈投射的方式直接體驗到的。這種‘體驗’很可能不是人人皆可，而是只有那些接受過神秘學校的老師，即前基督教文化的導師教育與啟蒙的人才能獲得。這些人可以通過像遙視這樣的能力來窺見不同的星域，並根據他們從這些星域感受到的力量而賦予它們不同的名字與形象。”（Gettings, 1987, p.102）
這種方法的有效性
一個理論是否有效得要看它是否能為過去難以解決的問題提供解答。我希望在接下來的章節中為那些從前以歷史或準歷史的方法來研究《馬可福音》時所產生的問題提出合理的答案。這些問題包括：
- 為什麼《馬可福音》沒有從耶穌的嬰兒時期開始講起；
- 為什麼《馬可福音》收錄了兩個基本上大同小異的“餵飽眾人”的故事（6:30-44、8:1-9）；
- 為什麼在《馬可福音》中耶穌要繞道來到加利利海（7:31）；
- 為什麼許多學者認為耶穌顯聖容（9:1-13）的故事放錯了地方，它更應該放在耶穌復活之後，但其實它並沒有放錯；
- 為什麼耶穌要詛咒無花果樹（11:13）；
- 為什麼最後的晚餐是一頓逾越節大餐，即使經文並沒有直接提到羔羊。
這種方法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解答對觀問題——即《馬太福音》、《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之間的關係。正如我們將看到，過去那種主張最早是馬可先寫作，然後馬太和路加只是沿用他的底本的假設是站不住腳的。在這幾部正典福音書誕生之前，很可能存在一份更原始的文本，並且它比我們現有的任何福音都更為清楚地闡述了黃道十二宮的意義。
然而，比上述任何一點都還要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能夠證明福音書的故事其實依然能使當代人振聾發聵。長久以來，由於人們的焦點始終集中在福音書的史實與否，結果就出現了兩種極端的觀點，並掩蓋了福音書真正的精神價值。這對立的雙方——原教旨派和自由派——都拒絕從一個更詩意的角度來看待福音書。但是，正如叔本華提醒我們，歷史是“詩歌的對立面”。歷史只關心個別事物；詩歌卻談論普遍真理。馬可用黃道十二宮來建構他的故事，並藉此賦予其宇宙層面的含義。出現在這個故事中的英雄是一個個體的人，就像亞伯拉罕和摩西，但他傳達的訊息卻是普世的。黃道之路是我們所有想要追求靈性生活的人都必須走過的路。耶穌也許在我們之前就走完了這條路，但至少在《馬可福音》中，他並沒有代替我們走完它。馬可告訴我們，我們必須“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耶穌（10:21）；如果我們想獲得同樣的獎賞，就必須“喝同樣的杯，受同樣的洗”（10:38）。馬可借用黃道十二宮這個永恆的隱喻，為我們設計了一本靈性生活教科書，這是一種與宇宙和諧共處的生活，一種唯有付出巨大的努力與個人犧牲才能獲得的聖潔、完整的生活。隨著我們愈發了解這些普遍原則，我們也就會慢慢開始真正地認識那個人，歷史只留給了我們他的名字，但他的一生卻體現了這些原則，他就是我們的兄弟和楷模。
這並不是說我們一定要將耶穌的故事視為“純粹”的黃道神話。正好相反：我認為《馬可福音》是一部具有深刻精神含義的作品。我以基督教牧師的身份寫作，儘管我與瓦倫廷的共通點多過我與愛任紐的共通點，並且我承認這本福音書還有很多超出我的研究所能解釋的內容*，我想要論證《馬可福音》中的黃道十二宮結構確實存在，但我絲毫不認為這就是這部福音書的全部。畢竟，一個兩千年來吸引了無數人的想像力的故事，必有著足以包容許多解釋的詩意深度。本書將娓娓道來的只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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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確信這部福音中還有更多我還沒發現的占星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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