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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RON UNZ
揭開甘迺迪暗殺事件的真相
兩個星期前，我發表了一篇關於甘迺迪暗殺事件的長文，文中列出了大量證據表明甘迺迪的繼任者、副總統林登・詹森很可能涉有重嫌。
然後我引用了我在六年多前發表的另一篇文章來作為總結：
“...我對20世紀的美國史卻一點興趣也沒有。一方面，在我看來該說的東西似乎都已經說得差不多了，我上學時用的歷史教科書已將一切都講得清清楚楚，因此除了僅存的一些最陰暗晦澀的角落之外，幾乎沒有任何可供進一步原創研究的空間了。
此外，古代的政治舞台往往曲折離奇又引人入勝，希臘與羅馬的統治者被宮廷政變罷黜、遇刺、下毒或因為其它極為可疑的原因而死去簡直可以說是家常便飯。相較之下，美國的政治史則索然無味得多，絲毫沒有那些可以增添戲劇性的緊張情節。我一生中經歷過最戲劇性的政治動盪是理查・尼克森總統在彈劾威脅下被迫辭職，而他辭職的原因——濫用那一丁點微不足道的權力與隨後的欲蓋彌彰——其實根本算不上什麼滔天大罪，結果這似乎只是再次證明了我們美國民主的偉大，以及哪怕面對的是最有權勢的人，我們的媒體也會以最嚴格的態度去監督其是否有任何不正當行為。
事後回想起來，或許我應該問自己，羅馬帝國發生的政變和下毒事件是否都在那個時代獲得了準確的報導，或者說那個時代的大多數穿長袍的公民是否意識到了誰才是這個社會幕後真正的統治者。”
在過去十多年裡，一些巨大的啟示徹底顛覆了我對上個世紀的美國歷史的理解，這些爆炸性的發現長久以來一直被主流媒體的宣傳泡沫所掩蓋，而我也是直到很久以後才醒悟過來。
其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便是20世紀60年代的甘迺迪兄弟暗殺事件。我一直相信官方的說法，即兩名瘋狂的孤狼槍手開槍殺死了我們的總統和他的弟弟。與此同時，我卻完全忽略了我自己經常閱讀的書籍和文章偶爾會以輕蔑的態度提到的陰謀論說法。因此，我最後才會驚訝地發現，那些重要的歷史事件已經衍生出了一個巨大、堅實的地下學術世界，它們的分析與研究似乎都比我過去信任的媒體所提供的內容還要更加有憑據與說服力。
在仔細消化和研究過所有這些令人震驚的新資訊後，我的心得最終變成了過去六年來的一系列文章，它們包括：
- 《刺殺甘迺迪，Part 1−發生了什麼？》羅恩・昂茲，2018
- 《刺殺甘迺迪，Part 2−誰是幕後黑手？》羅恩・昂茲，2018
- 《甘迺迪暗殺案與被掩蓋的真相》羅恩・昂茲，2022
- 《甘迺迪暗事件：小羅伯特・甘迺迪 vs I.F・史東》羅恩・昂茲，2023
- 《甘迺迪、詹森與我們最大的國恥》羅恩・昂茲，2024
理查・尼克森與約翰・甘迺迪
發現甘迺迪暗殺案的真相徹底顛覆了我過往的歷史認知。但這麼多年來，我其實也碰過一些比較小的驚喜，它們雖然沒有那麼驚世駭俗，但卻仍然相當重要。
其中一個驚喜與甘迺迪本人有關，它還使我對理查・尼克森這個人產生了新的想法，甘迺迪曾在1960年以微弱的優勢在大選中擊敗後者，但他最終在八年後東山再起、成功入主白宮。在某些方面，他們兩人的命運簡直就是一組對照，甘迺迪成為唯一一位死於暗殺的現代美國總統，尼克森則是一個多世紀以來第一位面臨彈劾的總統，迫於法律的壓力他決定主動請辭，這在我國歷史上是頭一遭。
我知道甘迺迪和尼克森是政治上的同輩，而我過去隨意瀏覽的媒體往往將他們描繪成在政治與意識形態上截然相反的兩個人。
20世紀60年代初，甘迺迪與他迷人的妻子賈姬（Jackie）一起締造了美國的卡米洛特宮。年輕的甘迺迪夫婦彷彿是我們國家的國王與王后，從好萊塢明星到學術界的頂尖知識分子，這個國家的所有精英都在為他們歡呼。儘管這位英俊而年輕的王子最終因為一名刺客的子彈而英年早逝，但是在後來的幾十年裡，他的英雄形象卻一直長存在人民的心中。在上個世紀，恐怕還沒有哪位美國政治人物能獲得我們的主流媒體和知識精英如此誠摯的擁戴，而他們的謳歌也喚起了我們這些公民的極大熱情。比方說，即使甘迺迪才做了不到三年的總統，可是他卻在最近的一項民調中被評選為繼亞伯拉罕・林肯和喬治・華盛頓後第三受歡迎的總統。
與此同時，尼克森在同一項民調中幾乎接近墊底，比其他任何現代總統都要低。事實上，直到唐納・川普出現之前，我懷疑過去一百年來是否有總統曾如此不受媒體的待見，並且在他極不光彩地辭職之前就已經是這樣了。由於我在尼克森執政的時候還是個孩子，所以我不假思索地接受了這些觀感，部分原因是我的大多數朋友和家人都會隨口附和它們。雖然我從未認真研究過美國現代史，但後來我仍不免會好奇，究竟是什麼原因才使得這種敵意在我們的精英媒體和學術界中如此普遍。
我自己的印象是，尼克森不討人喜歡主要是因為他不誠實、他在政治上的冷酷無情以及憤世嫉俗的性格，正如他當初為了在政壇中往上爬而不惜將自己的所有對手都抹黑為蘇共同路人。但有時當我仔細思索這些想法，我總是感覺好像還是有哪裡說不通。因為類似的批評放在其他政客身上同樣沒少過，我很懷疑尼克森是否真的是其中最差勁的一個。畢竟，人們也承認甘迺迪在1960年的大選中是以微弱的優勢取勝，而且德州和芝加哥還存在疑似大規模選舉舞弊的行為，因此不誠實和政治上的冷酷無情似乎不足以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尼克森在1946年成為國會議員，一開始他的仕途可謂平步青雲，直到他竟然大膽地支持惠特克・錢伯斯（Whitaker Chambers）對阿爾傑・希斯（Alger Hiss）提出的“南瓜文件”（Pumpkin Papers）指控，這位滿臉褶子的前共產黨員聲稱這位受人尊敬的新政擁護者實際上是蘇聯間諜。希斯是東岸建制派的基石人物，也是聯合國的第一任秘書長，儘管他後來因為偽證罪被判刑入獄，希斯仍然被認為是自由主義陣營的偉大領袖，這似乎可以解釋媒體為什麼如此記恨那位毀掉他政治生涯的國會議員。直到20世紀90年代《維諾納檔案》（Venona Decrypts）的解密終於證明了希斯確實是間諜，這才徹底還了尼克森一個清白。
受到尼克森的政治成功啟發，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有樣學樣發起了一場反共運動，問題是他的指控往往更加草率且天花亂墜，當尼克森在1954年因為這些理由而批評這位權力和影響力正如日中天的參議員時，他也因此得罪了右派人士。諷刺的是，甘迺迪家族實際上是麥卡錫的得力盟友，羅伯特・甘迺迪（Robert Kennedy）本來想擔任麥卡錫的高級助理但被羅伊・柯恩（Roy Cohn）捷足先登，於是他在1953年成為了參議院常設調查委員會小組的法律顧問。
甚至可以說，甘迺迪在1960年著名的總統大選電視辯論中對尼克森採取了更過分的抹紅誣衊。這位民主黨候選人已經得知艾森豪政府正在策劃秘密行動要推翻古巴的卡斯楚共產主義政權，但他卻公開指責副總統尼克森在這方面毫無作為，明明他知道自己的對手礙於立場不能公開談論這項計畫，於是這就讓尼克森在面對共產主義問題上顯得像是一個軟弱無能的人。
有時，我們媒體的態度是友善或敵視會直接決定有爭議的事實是會被全世界知道還是被忽視。20世紀30年代末，老約瑟夫・甘迺迪（Joseph Kennedy）曾竭盡全力想要阻止英國向納粹德國宣戰，戰爭爆發後他又一直在力阻美國被捲入衝突。約翰・甘迺迪在其1956年獲得普立茲獎的暢銷自傳《當仁不讓》（Profiles in Courage）中有一章就是在讚揚共和黨參議院領袖羅伯特・塔夫脫（Robert Taft）敢於公開指出戰後的紐倫堡戰爭罪審判是不合法的，他還引用塔夫脫的話說，那些人“很可能會從此毀掉歐洲的司法正義理念”。在2019年的一篇文章中，我還指出了甘迺迪本人私下在戰後對那位已故的德國獨裁者發表了非常出人意料的看法。
“幾年前，約翰・甘迺迪在1945年，也就是他二十八歲那年前往戰後的歐洲旅行時寫的日記被拿出來拍賣了，日記的內容顯示他對希特勒非常迷戀。年輕的甘迺迪還預言‘總有一天，希特勒會洗刷這些充滿仇恨的冤名，成為有史以來最重要的偉人之一。’他甚至聲稱‘他是一個真正的傳奇人物。’這樣的情緒尤其值得注意，因為它是在與德國的殘酷戰爭剛結束不久後寫下，儘管在這場戰爭中早已充斥著大量充滿敵意的宣傳。”
我非常懷疑，如果尼克森有過類似上述的言行，那麼他肯定會因此受到好幾十年的輿論追殺。
自由派媒體後來常批評尼克森在1969年入主白宮後卻沒有結束越戰，雖然這個批評是合理的，但說實話他也只不過是在延續從甘迺迪和詹森的民主黨前任政府開始並持續擴大的戰爭而已。
同時，尼克森與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的重大外交突破徹底改變了國際舞台的局勢，並為他接下來與蘇聯的緩和奠定了基礎，從而大大降低了全球核戰爭的風險。傑佛瑞・薩克斯教授（Jeffrey Sachs）的意識形態背景與我應該沒有太大不同，他在最近的一次採訪中提到，儘管他從小就總是聽見人們在批評尼克森及其政策，但他卻是戰後為數不多成功讓《原子科學家公報》（Bulletin of Atomic Scientists）的著名“末日時鐘”的指針往回撥的總統之一。使熱核戰爭爆發的風險大幅降低絕不是一項微不足道的成就，它理應受到那些主宰媒體和學術界的進步派人士讚揚，但人們卻從未給予尼克森應有的掌聲。
保守派一向對美國最終成為漫長冷戰的贏家充滿自豪，他們經常將這項榮譽授予雷根總統，而他們大多數人也和自由派一樣對尼克森沒有好感。然而，若不是因為尼克森成功促使共產中國在冷戰中倒向我們這邊，雷根的政策根本不可能成功。的確，我們頭腦魯鈍的保守派一直非常討厭中國，以至於他們總是將尼克森非凡的地緣政治成就視為他最大的罪過之一。尼克森是一個政治上的實用主義者，而不是保守的意識形態主義者，因此後者自然會不喜歡他。
多年來，這些零碎的事實逐漸改變了我對甘迺迪和尼克森的既有認知，我有時會懷疑他們是否真的像媒體所說的那樣是兩個截然相反的人。但我對這兩位戰後美國政治人物的了解仍非常淺薄，所以我一直以為他們互不對頭，甚至是政治上的死敵，畢竟媒體對他們迥然不同的態度似乎就足以說明這一點。然而，大約在十年前，我讀到了克里斯・馬修斯（Chris Matthews）的《甘迺迪與尼克森》（Kennedy & Nixon），他曾長期擔任《舊金山紀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的記者，後來轉行成為MSNBC的談話節目《刨根問底》（Hardball）的主持人並因此聞名全國。他的這本雙人政治傳記完全打破了我過往的認知，如今再次重讀它只是重新印證了這個結論。
馬修斯首先描述了這兩位領導者的政治生涯是如何互相交織，他一開始就指出了許多令人驚訝的事實——以及諷刺——而這些都是我過往從未聽過的。尼克森和甘迺迪兩人皆為二戰老兵，他們在戰後的首屆國會選舉中正好是以與後來相反的意識形態立場勝選，甘迺迪當時給自己標榜的身份是“戰鬥保守派”，尼克森則是“務實的自由主義者”。雖然稱不上知心好友，但他們的關係確實很好，有時還會互相傳紙條或在政治上幫彼此一把，當尼克森在1950年競選參議員時，他不斷抨擊其民主黨對手、眾議員海倫・道格拉斯（Gahagan Douglas）對共產主義的態度太過軟弱，甘迺迪卻依然親手將家族的大筆政治捐款交給了他。多年後，尼克森在接受採訪時談到了這段往事：
尼克森在三十七歲那年以壓倒性的優勢贏得了參議員選舉。這場勝利再加上他早年在希斯案中取得的成功，打動了德懷特・艾森豪在兩年後將他納入全國候選人名單，尼克森在政治上的迅速崛起使得他在慶祝四十歲生日時就已經距離總統寶座只剩一步之遙，並成為我國歷史上最年輕的副總統之一。
甘迺迪也緊隨其後在1952年的同一次選舉中進入參議院。作為參院議長，整個20世紀50年代尼克森都在正好位於甘迺迪正對面的另一間辦公室度過，兩人亦保持著相當友好的關係。當甘迺迪在1954年需要開刀進行危險的背部手術時，尼克森經常過來探望他，甚至為了在政治上幫忙他而改變了一些議事規則，賈姬・甘迺迪因此寫了一封私人感謝信：“沒有人比我的丈夫更欽佩您了。”當尼克森聽見甘迺迪正命懸一線的消息時，一名特勤局特工看見他哭了：“可憐而勇敢的傑克就要死了。噢，上帝啊，讓他活下來吧。”甚至在1960年大選前，甘迺迪就告訴他的朋友，假如他自己沒有獲得提名，他會把票投給共和黨候選人尼克森，他的父親約瑟夫・甘迺迪也對尼克森說過相同的話：“迪克，若不是因為我的兒子，我肯定會支持你。”在更早四年前的1956年，羅伯特・甘迺迪就投票支持艾森豪與尼克森連任，而不是民主黨自己的候選人阿德萊・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
顯然，當兩位卓越的領袖分別身處敵對的政黨，政壇上的針鋒相對就再所難免，甘迺迪和尼克森之間的互相批評或叫板也從未少過，尤其是因為民主黨內的強大自由派勢力一直對尼克森深惡痛絕。但他們兩人的私下關係確實跟我過去所以為的非常不同。
諷刺的是，固然甘迺迪和尼克森的關係在1960年大選之前似乎仍相當友好，但他們兩人與其他政治人物的關係卻緊張得多。尼克森與艾森豪的關係並不好，甘迺迪和詹森則始終互相鄙視。
兩位政治人物的背景更是一個強烈的對比，甘迺迪家族是美國最富有的名門望族之一，尼克森的父母則只能在大蕭條時期艱難地經營著一家小雜貨店。甘迺迪在進入他父親的母校哈佛大學之前曾先就讀過昂貴的精英預科學校，而尼克森的成績雖然讓他贏得了哈佛大學的全額獎學金，但他的家庭卻無力支付他的交通費或住宿費，因此他最終只能選擇就讀當地的惠蒂爾學院，之後他上了杜克大學學習法律。但當他們在1946年進入國會時，兩人在意識形態上的分歧其實並沒有那麼大，他們同樣對新政持批評態度，並強烈反對共產主義。
隨著1949年毛澤東在中國取得勝利，使擁有全世界最龐大人口的國家投入共產主義陣營後，公眾開始認真意識到共產主義的威脅，隔年的韓戰又使得這種擔憂進一步升級，美軍在戰爭初期遭受了一連串的嚴重軍事失敗。人們普遍認為這些失敗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在於美國政府高層已經被共產勢力滲透，因此共產主義就成為了20世紀50年代許多選舉中的重要議題。
馬修斯提供了一些引人入勝、意想不到的例子來說明共產主義是如何在尼克森和甘迺迪早年的競選活動中發揮作用。儘管我所有的歷史教科書都說尼克森之所以能在1950年贏得參議員選舉，是因為他用抹紅策略將其自由派對手海倫・道格拉斯醜化為“粉紅女郎”，但實際上是她先開始潑髒水，並在競選廣告中指責尼克森是共產主義的走狗，因為他在擔任參議員時曾投票反對援助南韓。
同樣地，甘迺迪在1952年的參議員選舉中擊敗共和黨議員亨利・洛奇（Henry Cabot Lodge），後者是一位堅定的反共主義者，卻被甘迺迪抹黑成一個在共產主義面前抬不起頭的軟柿子，甚至是說他“舉雙手”贊成杜魯門“對中國和遠東的綏靖政策”，而甘迺迪本人則不避諱“跨黨”支持參議員麥卡錫對共產黨已經滲透國務院的指控。甘迺迪還曾公開盛讚麥卡錫是“一位偉大的美國愛國者”。因此，甘迺迪和尼克森在他們的競選中都打過類似的抹紅牌，尼克森也絕非像我過去的教科書上描述的那樣是一個毫無原則的抹紅者。
在那些甘迺迪和尼克森的態度應該截然相反的意識形態議題上，他們的立場也並不總是像我們以為的那樣。例如，甘迺迪在1957年選擇接受了南方派民主黨（Dixiecrat）對《民權法案》的立場，他希望藉此爭取他們對自己計劃於1960年參加的總統初選的支持，而尼克森卻完全支持這項法案，因為他一直是黑人民權的堅定擁護者。
1960年，馬丁・路德・金在亞特蘭大被捕，甘迺迪在投票前不久向他的妻子科麗塔・金（Coretta Scott King）打了一通著名的電話表達自己的支持，這引起了很大的爭議，他的弟弟羅伯特非常擔心他們可能會因此得罪南方白人選民。結果甘迺迪的競選團隊最後仍靠著不惜重本的方式度過了這個危機，他們花錢收買黑人領袖來讚揚甘迺迪、譴責尼克森的沉默，接著又印刷了兩百萬份甘迺迪語錄，並在大選前夕將它們分發給各地的黑人教會，從而最大程度地彌補了失去南方白人支持的風險。
馬修斯本人是天主教徒，母親是愛爾蘭人，他在甘迺迪執政的時候還是個青少年，並且在羅伯特・甘迺迪遇刺時才二十出頭。他一直是堅定的民主黨人，在進入新聞界之前曾當過多位民主黨眾議員的助理，包括擔任眾議院議長提普・奧尼爾（Tip O’Neill）的幕僚長，奧尼爾實際上就是從甘迺迪那裡接過了議長的位子。鑒於其個人背景，我相信馬修斯應該十分欽佩甚至崇拜甘迺迪，並且厭惡尼克森的，我想他在發現這兩人的真實政治立場和私下關係的時候一定跟我一樣驚訝。但值得讚許的是，他在書中對這些事實毫不避諱。
我的教科書和我閱讀的那些媒體總是習慣將尼克森描繪成“狡猾的迪克”（Tricky Dick），一個冷酷無情的政治操弄者，其長久以來的不誠實最終在水門事件中鑄下了大錯，反之甘迺迪則經常被描繪成一個充滿理想的白衣騎士。不出意料地，馬修斯在這本四百頁的書中記錄了各種賄賂回扣、政治權鬥和目無法紀的行為；只不過它們幾乎所有都是甘迺迪在競選的過程以及他短暫的總統任期中犯下的，並且這是從他1946年第一次參選時就已經開始了。即使約瑟夫・甘迺迪為了送自己的兒子進國會願意砸下血本，但這位粗心的年輕候選人卻忘了在法定截止日前提交參選申請，因此他和一名同夥一起非法闖入波士頓州政府大樓，這是很嚴重的犯罪，將申請書偷偷放入受理的單位辦公室。與此同時，尼克森從1970年開始也做過一些不太合法的事情，只是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情非得已，因為他非常擔心參議員泰德・甘迺迪（Ted Kennedy）會在1972年的選舉中為了擊敗他而不惜動用甘迺迪家族早已聲名狼藉的烏賊戰手段。
馬修斯似乎是一位非常精明的政治觀察家，他提出了很多我在其它地方從未見過的見解。當尼克森在1960年競選總統失敗後，他決定在1962年挑戰深受歡迎的加州州長帕特・布朗（Pat Brown），結果卻再次鎩羽而歸，這對他的政治生涯也是一記重擊。儘管充滿敵意的媒體經常將尼克森的參選描繪成一次憤世嫉俗的嘗試，説他只是為了在1964年再次挑戰甘迺迪做準備，但馬修斯卻令人信服地指出，尼克森的想法很可能其實恰恰相反。他相信甘迺迪肯定會輕鬆連任，因此他才決定競選加州州長，以避免自己又在1964年被推派出來參選總統，所以他馬上承諾自己一旦當選州長絕對會做好做滿，然後才會考慮在1968年第二次角逐白宮。
馬修斯在這本出色的書中只用了短短的篇幅來敘述甘迺迪遇刺事件，並且其基本上是在附和我們的主流媒體長久以來所宣揚的官方說法。這位作者溫和地認可了那個一直以來飽受質疑的觀點，即李・哈維・奧斯華（Lee Harvey Oswald）是一位有精神問題的孤狼槍手，同時也是狂熱的馬克思主義者，他憎恨並決定刺殺甘迺迪是因為後者敵視古巴的共產政權。我很難相信馬修斯在他漫長的政治與媒體生涯中從未聽過任何相反的證據，但我可以理解他為什麼要在書中堅持官方立場。作為一名非常成功的電視主持人，他很清楚要是自己觸碰了甘迺迪暗殺事件的“陰謀論”，他的職業生涯就很可能會因此毀於一旦。此外，任何諸如此類的討論，不管多麼一閃而過或微不足道，都無可避免會成為一個引雷針，把所有讀者的目光吸引過去，從而忽略了他在書中提供的其它重要史料。何況主流出版商大概也不會願意出版這樣一本書，如此一來他就會只會收穫銷量與媒體評論雙輸的結果。因此，馬修斯採取這樣的做法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不公正的歷史指控與真相
幾年前我讀了里克・珀爾斯坦（Rick Perlstein）關於美國現代保守主義運動的四卷歷史巨著，即便保守派從未將尼克森視為他們的一分子，但他還是在這套書中佔據了相當的份量，其第二卷的標題就叫做〈尼克森的王國〉。但是，雖然珀爾斯坦在這幾本總計三千五百多頁的書中對尼克森漫長的政治生涯進行了非常詳實的敘述，但這位作者似乎是一位極為建制派的歷史學家，所以我從馬修斯的書中反而讀到了更多有關於尼克森的有趣且令人驚訝的發現，縱使它的篇幅只有不到前者的十分之一。
尼克森、甘迺迪及其他許多出現在珀爾斯坦書中的保守派人士在戰後皆是以反共、抓匪諜起家進入政壇，但在珀爾斯坦看來這些只不過是憤世嫉俗或非理性的政治策略，沒有任何現實依據。然而，《維諾納檔案》早在珀爾斯坦的第一卷書出版之前就已經解密，由此衍生的大量學術研究已經證明了那些被珀爾斯坦草率反駁的政治主張其實才是對的。早在2019年，我就在一篇文章中討論過1940年總統大選的奇怪情況，並批評了珀爾斯坦不願意承認這些事實。
“羅斯福選擇華萊士作為他的第三任副總統，此舉或許是為了拉攏黨內強大的親蘇聯派系。沒想到，羅斯福的健康狀況卻在接下來的四年裡不斷惡化，此時身邊最信任的顧問全是史達林代理人的華萊士距離總統大位幾乎只剩下咫尺之遙。
結果在民主黨領袖的強大壓力下，華萊士最終在1944年7月的民主黨代表大會上被撤換，於是在隔年4月羅斯福去世後，繼任總統的人變成了杜魯門。但要是華萊士沒有被撤換，或羅斯福早一年去世的話，肯定會對這個國家帶來難以想像的影響。從後來的聲明來看，如果華萊士當上總統，勞倫斯・杜根將接任國務卿，哈里・德克斯特・懷特將接任財政部長，屆時美國政府的其它高層職位也很可能都會被蘇聯間諜把持。曾有人開玩笑說，也許羅森堡夫婦——他們後來因為叛國罪被槍決——會成為我們的核武研發計畫的負責人...
里克・珀爾斯坦自2001年以來撰寫的那些屢屢獲獎的政治史作品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它們回顧了美國保守主義從前高華德時代到20世紀70年代雷根崛起一路以來的歷史。這套系列書籍憑著對各種細節的仔細疏理而贏得了廣泛讚譽，但根據書後的索引，在它們總計兩千四百頁的內容裡只有第一卷的開頭兩次非常簡短且匆匆地提到了哈利・德克斯特・懷特，勞倫斯・杜根則是一次也沒有，更令人震驚的當然是居然連維諾那計畫都沒有出現。我有時時會開玩笑說，寫一部戰後的美國保守主義史卻不提到這些關鍵因素，就好比寫一部美國的二戰史卻不提及珍珠港事件一樣。
因此，無可否認的事實是，早在珀爾斯坦開始寫書的十幾年前，美國政府曾差一點就要落入史達林的間諜網路的掌控之中。當時的主流媒體對此完全不聞不問，直到今天它們依然被廣泛忽視，珀爾斯坦和他的大多數評論家如果不是真的從來沒聽過這些事情，就是他們其實是在假裝自己不知道。但那些保守派分子都曾深信或至少是懷疑過這些事情，而他們正是珀爾斯坦書中的早期主角，這或許有助於解釋他們的‘偏執’。”
因此，甘迺迪和尼克森在1946年進入國會，僅僅幾年前美國政府才差點落入史達林的間諜手中。這一事實無疑可以解釋他們兩人為什麼都如此堅持共產主義是美國社會的一個貨真價實的威脅。
與此同時，珀爾斯坦也和其他幾乎所有歷史學家一樣，選擇對另一件重要的事情保持沉默。當尼克森在1968年入主白宮後，越戰及其在國內引發的騷亂一直是最令他焦頭爛額的問題。珀爾斯坦顯然不喜歡尼克森，但諷刺的是，由於他不願意挑戰任何官方敘述，這反而導致他錯過了我們的第三十七任總統在其任內所犯下最可恥的罪行，這是一個巨大的國家醜聞，可是過去半個世紀裡我們的媒體卻始終對此沉默不語。
“新總統面臨著一場來勢洶洶的反戰運動，他的前任就是因為這場運動而黯然下台，由於多年來戰爭的局勢始終毫無進展，美國人已經不再理解我們到底為什麼要派兵去那裡，我們最初的戰爭目標彷彿已失去了意義。因此，正如珀爾斯坦所敘述的，尼克森採取了一個大膽的策略，試圖將公眾的注意力引導至被關押在越南的數百名美軍戰俘的悲慘命運上，以顯示我們持續投入兵力真正的目的是為了救回那些被俘虜的軍人。儘管我們的越南敵人曾明確表示，只要我們願意從他們的國家撤兵，作為談和的交換條件，他們很樂意遣返所有戰俘，可是尼克森卻經常故意斷章取義，而在政治中情緒往往會壓倒邏輯，特別是當媒體傳聲筒也在煽動這種情緒的時候。
這一卷以尼克森在1972年取得壓倒性支持成功連任作為結束，2014年出版的《看不見的橋樑》（The Invisible Bridge）則以和平協議的簽署作為開場。其中有一章描述了越南戰俘在‘返鄉行動’（Operation Homecoming）中凱旋歸來的故事，另外一章的大部分內容也是在講述同一個主題。很顯然，珀爾斯坦十分看不起尼克森，尤其是他自私而狡詐的政治手腕，包括利用戰俘問題來攻訐自己的政敵，從而延長了一場本來可以提早好幾年結束的戰爭，導致數以萬計的生命百百犧牲；作者很樂於在接下來直接將話題轉向水門事件和總統隨後的倒台。但真正發生的事情很可能其實遠比我們這位‘喝醉的希羅多德’在他的歷史著作中所願意承認的還要更加黑暗且憤世嫉俗。
如同珀爾斯坦指出，到了戰爭即將結束時，尼克森已成功將把我們所有的戰俘安全帶回家塑造成了最重要的國家目標，因此當返鄉班機在1973年降落時，整個國家都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之中。但實際上有強而有力的證據表明，最後只有大約一半的戰俘被遣返，其他人則被留在越南戰俘營中度過悲慘的餘生，可是尼克森和他的同夥卻掩蓋了這一真相，以便在水門事件已越來越紙包不住火、開始威脅到他的政治生涯時還能繼續對人們謊稱他們取得了重大的勝利。我們的媒體，不管是在那時還是後來的幾十年裡，都串通一氣掩蓋了這堪稱是美國有史以來最恥辱的醜聞之一，珀爾斯坦對此卻隻字不提，反而繼續堅持官方說法，而沒有提出任何質疑，哪怕這麼做其實是保護了他深惡痛絕的那位總統的聲譽。”
上述的文字是引述自我討論珀爾斯坦的保守主義史的一篇長文，我在文中讚賞了他提供的許多詳盡細節，但卻也注意到他忽略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實。
- 《美國真理報：20世紀60−70年代的威權政治史》羅恩・昂茲，2022
儘管有些官員早已私下知曉或是懷疑有戰俘被遺棄在越南，不過僅僅幾年後這件事就被曝光了出來，這要歸功於普立茲獎得主、《紐約時報》前資深編輯西德尼・尚伯格（Sydney Schanberg），他同時也是我們在越戰期間的主要戰地記者之一。我曾不止一次討論過這個話題，正如我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說過，任何仔細閱讀過的讀者都會發現尚伯格在他的開創性調查中提出的證據是非常令人信服的。
“我確實相信，對任何抱持開放態度的人來說，這些證據可以說是鐵證如山，只有我們的媒體依然選擇集體沉默。幾個月前，我與丹尼爾・艾爾斯伯格（Daniel Ellsberg）一起參加了一場活動，他在當年《五角大樓文件》（Pentagon Papers）洩露事件背後所扮演的角色，使他成為最了解美國試圖掩蓋的那些令人尷尬的軍事機密的人之一。我在會上分享了西德尼的戰俘調查報告，以及政府和媒體如何合作將這個故事掩蓋了四十多年。艾爾斯伯格顯得非常吃驚，他聲稱自已以前從未聽過這些事，並表示他想立刻將我準備的文章和資料帶回家研究。在第二天晚上的聚餐，他告訴我他已經仔細研究過這些內容，並認為它們很可能是真實的。”
- 《美國真理報：藍波是對的嗎？》羅恩・昂茲，2010
- 《約翰・馬侃與被掩蓋的戰俘真相》羅恩・昂茲，2010
- 《美國真理報：西德尼・尚伯格的遺產》羅恩・昂茲，2016
華盛頓的重大醜聞與水門事件
當甘迺迪在一甲子前去世的時候，他入主白宮才不到三年而已，我想今天的美國人大概只記得他短暫的總統任內發生過這三件事：1961年入侵古巴失敗的豬玀灣事件、1962年古巴飛彈危機，以及最重要的1963年震驚全世界的甘迺迪遇刺事件。
但在三十年前的1994年4月去世的尼克森留下的歷史記憶卻更加渺小。他競選過五次總統，其中有四次獲勝，在1972年還是以壓倒性優勢連任，寫下了美國歷史上連任支持度最高的紀錄之一。他做過八年的副總統和將近六年的總統，是整整一代人的時間中美國最有權力與影響力的共和黨人之一，馬修斯還提到，著名的自由主義專欄作家莫瑞・坎普頓（Murray Kempton）甚至直接將20世紀50年代形容為“尼克森十年”。尼克森在擔任總統期間創立了環保局、展開平權行動，同時也結束了徵兵與越戰。他對中國和蘇聯的外交開放徹底改變了世界地緣政治格局，並為後來的《戰略武器限制條約》、《反彈道飛彈條約》、《禁止生物武器公約》奠定了基礎。但在今天，我非常懷疑恐怕十分之九的美國人都只記得他的水門醜聞，正是這場醜聞讓他的任期劃下了句點。xx門一詞甚至成為了一種慣用語，經常被我們用來形容各種政治醜聞，例如韓國門、伊朗門以及最近的通俄門。
1995年，繼《誰殺了甘迺迪》取得巨大成功後，奧利佛・史東（Oliver Stone）又推出了三小時的傳記電影《尼克森》。這部電影的導演和演員再次表現出色，它涵蓋了尼克森的一生與仕途，包括他與身為虔誠貴格會教徒的母親一起度過的艱苦童年，以及他的兩個兄弟先後因病逝世的心酸過往。尼克森的政治崛起，還有他與中蘇兩國的歷史性談判在電影中佔據了不少篇幅，但水門事件和他的下台仍然才是重點。可惜的是，這些重要的事件再怎樣也無法像總統遇刺那樣充滿戲劇性，所以這部電影最後的票房不盡理想，顯然還賠了不少錢。
在尼克森恥辱地主動請辭過了三年後，他應英國主持人大衛・佛洛斯特（David Frost）的邀請參加了一系列冗長的電視採訪，水門事件理所當然是其中的重頭戲。尼克森在節目中的直言不諱雖然引起了一些非議，卻也吸引了大量觀眾，收視人數達到四千五百萬，堪稱史上最成功的政治訪談。數十年後，這些採訪的內容又在2006年被改編成舞台劇《佛洛斯特／尼克森》並大獲成功，然後是2008年朗・霍華德（Ron Howard）執導的同名電影同樣叫好又叫座。
水門事件和電視直播的參議院聽證會應該是我小時候最早開始關注的重大國內政治事件。哪怕在我還年幼的時候，我就已經注意到與我偶爾會觀看的虛構間諜片和驚悚片中常出現的槍擊事件與致命陰謀相比，這些指控似乎其實並沒有真的嚴重到哪裡去。但由於每個電視評論員都言之鑿鑿地宣稱尼克森政府涉嫌犯下的是史無前例的罪行，我們的自由憲政從未面臨如此巨大的威脅，所以我也就不明就理地相信了他們，認為事情就是這樣。顯然，美國的政治體制是如此平淡乏味、純淨無瑕，以至於尼克森的心腹犯下的一點點非常輕微的罪行以及他本人試圖掩蓋事實的行為，也足以在我們的國家身上留下無可抹滅的污點。
我從來沒有讀過任何一本講述水門事件的書，但我有看過1974年榮獲奧斯卡獎、由羅伯特・瑞福（Robert Redford）和達斯汀・霍夫曼（Dustin Hoffman）主演的電影《大陰謀》（All the President’s Men），它讓鮑伯・伍德華（Bob Woodward）和卡爾・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一舉成為了全世界家喻戶曉的記者。雖然我記得我當時覺得這部電影有點無聊，但是它非常成功，這類電影的觀看數往往比任何暢銷書都還多，而它們也因此塑造了我們對歷史現實的印象。所以在一、兩個星期前，我決定要在時隔半世紀後把這部電影重看一遍，結果是我為了它而在亞馬遜上花的3.99美元完全值回票價。
伍德華和伯恩斯坦是《華盛頓郵報》的兩位勇敢而年輕的記者，他們很幸運地得知了民主黨全國委員會水門總部發生了一起小小的入室竊盜案。他們就這樣循著這條看似微不足道的線索，最終在一位秘密消息人士“深喉嚨”的一步步指引下扳倒了尼克森。多年來，他們的成功激勵了整整一代美國年輕人投入新聞業，每個人都像他們一樣改變世界並成為公眾心目中的英雄。
演員的表演很出色，故事情節也很精彩，但與我的印象一樣，最終導致尼克森政府倒台並將多位官員送進監獄的那些事件說實話其實真的算不上什麼滔天大罪。在其中一幕，伯恩斯坦在家裡與律師唐納・塞格雷蒂（Donald Segretti）對質，這位政治小丑非常害怕萬一他代表總統私下所做的事情被媒體曝光，他就會失去律師資格並入獄服刑，正如後來發生的那樣。於是這位尼克森的共犯為自己辯護說，他的這些行為甚至不比他以前在南加州大學擔任學生會成員時做過的事要更惡劣，那是他在一位學生會舊識的引薦下加入尼克森的競選團隊、開始在全國各地施展他的骯髒政治權術的幾年前。
縱然這部電影獲得八項奧斯卡獎提名並斬獲其中四項大獎，但它得到的唯一一個主要獎項只有最佳男配角獎，由飾演《華盛頓郵報》編輯的本・布萊德利（Ben Bradlee）的演員傑森・羅巴茲（Jason Robards）收下此殊榮。如同電影所呈現的，布萊德利起初對他手下的年輕記者正在追逐的新聞感到非常懷疑，他不覺得它有重要到值得持續報導。然而，伍德華和伯恩斯坦的持續不懈最終打動了他，到後來他已經完全站在他們兩人這一邊。尼克森最後引咎辭職使得布萊德利瞬間成為了全美國最有影響力的編輯之一，同時大大提升了他的報紙的知名度，使其與《紐約時報》一起成為了主宰我們媒體江山的兩大巨頭。僅僅就在一年前，《泰唔士報》和《華盛頓郵報》才頂住了尼克森政府祭出的法律威脅，堅持公布被洩露的《五角大樓文件》，它們揭露了越南戰爭中的許多見不得光的國家機密。
但從2024年的角度來看，我發現電影中布萊德利和他的兩位年輕記者之間的許多對話簡直就像是政治諷刺小品，這些諷刺幾乎到了荒誕的程度。但在1974年觀賞這部電影的美國人顯然沒有察覺到這一點，甚至可能在今天也是如此。
半個世紀的時間過去了，布萊德利對那起小小的政治竊盜案的懷疑對我來說非常容易理解。多年來，布萊德利本人一直是甘迺迪最親密的朋友之一，而不到十年前甘迺迪才在達拉斯遇刺身亡。我們現在知道，這位英年早逝的總統的大部分親朋好友私下都相信這是一場陰謀，但他們並不敢在公開場合談論這件事，而且《華盛頓郵報》和我們的其它所有媒體都堅稱是一位名叫李・哈維・奧斯華（Lee Harvey Oswald）的瘋狂孤狼槍手獨自犯下此案。
布萊德利也知道，他的嫂子、窈窕可愛的藝術家瑪麗・邁耶（Mary Meyer）曾經是甘迺迪非常信任的情婦，而就在暗殺事件發生不到一年後，她也死了，光天化日之下在華盛頓特區喬治城的精英社區街道上被人開槍，兇手迄今仍然逍遙法外。邁耶是CIA的高級官員寇德・邁耶（Cord Meyer）的前妻，當布萊德利在兇案發生後試圖前往瑪麗家時，他發現長期擔任CIA反情報部門負責人的詹姆斯・安格爾頓（James Angleton）也正試圖闖入屋子，後者解釋說他正在尋找邁耶的日記，裡面有一些絕對不能曝光的內容。據布萊德利後來說，他找到了那本日記，並將它交給安格爾頓銷毀。
在1968年總統競選期間，羅伯特・甘迺迪贏下了加州初選的重要勝利，這幾乎標誌著他肯定會入主白宮，他曾告訴他的朋友，他一定要揪出五年前謀害他哥哥的幕後黑手並將他們繩之以法。但不久後他就命喪在一位同樣有精神錯亂的孤狼槍手的槍口下。到了1972年布萊德利與伍德華和伯恩斯坦交談的時候，這位編輯很可能已經意識到羅伯特・甘迺迪也是死於一場陰謀，官方屍檢顯示致命的子彈是從他後腦方向近距離射出的，可是被捕的槍手當時卻站在他前方至少幾英尺處。
這些事情布萊德利很可能都知道，它們作為一個故事的戲劇性顯然要比尼克森在競選過程中施展的任何小手段都還更精彩、更具政治意義，但在1972年，這些事實無論是在《華盛頓郵報》還是其它地方都從未被公開過。所以，我們便不難理解這位編輯為什麼一開始對伍德華和伯恩斯坦微不足道的發現興趣寥寥。事實上，他或許還在心裡暗自嘲笑這兩位年輕的記者說：“我可以告訴你們一些真正的政治犯罪...”
當這位《華盛頓郵報》的編輯在監督他手下的年輕記者報導水門事件時，他選擇對這些重要的事實保持沉默，而在過去幾十年中，對甘迺迪暗殺事件的持續研究使我注意到了它們。但就在幾天前，我終於讀到了彼得・詹尼（Peter Janney）的《瑪麗的馬賽克》（Mary’s Mosaic），這本出版於2012年的書講述了甘迺迪這位被謀殺的情婦的故事，其表明布萊德利試圖隱瞞的秘密很可能比想像中的還要更為黑暗。
詹尼的家庭與邁耶一家本來就有很好的交情，這位作者成長過程中最好的朋友就是瑪麗的兒子邁克爾（Michael）。就像寇德・邁耶，作者的父親也是長期任職於CIA的官員，這亦是他們兩家產生交集的原因之一，而老詹尼就是第一個得知瑪麗遭遇不測的人，他還在葬禮上抬過她的靈柩。幾十年後，當詹尼決定寫下這本書時，其總計五百頁的篇幅中有一半以上都是集中在描寫瑪麗與甘迺迪的關係、CIA在刺殺總統背後扮演的角色，以及這些因素又是如何導致瑪麗在隔年遇害。
瑪麗一直堅信她的情人是死於一場陰謀，而她自己的死亡則是發生在《華倫委員會報告》（Warren Commission Report）發表的三個星期後，她在一份報告的副本上寫下了大量的筆記，並告訴朋友們這份報告完全是在掩耳盜鈴，她要繼續追查真相。她習慣每天在喬治城精英社區中的一些靜僻的街巷上散步，結果卻因此遭到行刑式的槍擊，一顆子彈近距離射入她的頭部，另一顆則差點打中她的心臟。詹尼的調查發現，有強烈的證據顯示她的死亡是CIA所為，警方在附近盤問的一名證人其實是持有假身份的軍官，許多跡象表明他是一名情報人員，甚至可能就是兇手。
甘迺迪是一位人盡皆知的花花公子，他的情人清單無論在成為總統之前還是期間皆可以列出長長一串，但詹尼有力地證明了他與瑪麗・賣耶的關係其實沒有這麼簡單。她出身東海岸精英的家世首先就與他很相配，她的父親阿莫斯・平喬特（Amos Pinchot）是一位與西奧多・羅斯福交情甚密的重要進步派政治人物，而甘迺迪更是早在四分之一個世紀前還在預科學校就讀的時候就認識她了。儘管他從很久以前就已經開始追逐她，但後者卻總是拒絕，直到1960年他投入總統競選後，他們兩人才終於開始交往。
據一位消息人士向這位作者透露，甘迺迪與賈姬這對夫婦在那時早已同床異夢，但他覺得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最好還是要維持良好的公眾形象。與此同時，瑪麗是少數他真正尊敬的女性之一，部分原因是她從不向他索求任何東西，在甘迺迪入主白宮後，她成為了他總統任內的一個非常有影響力的人物。
這種說法乍聽之下似乎顯得有些過於誇張，但甘迺迪生前最親密的一些政治助手都向詹尼證實了此事，他們經常偷偷將她帶進白宮，卻沒有在官方的訪客日誌上留下她的名字。她常常在橢圓形辦公室與甘迺迪共度時光，有時甚至會與他的高級顧問一起討論政策與國安問題。一位高級助理聲稱，甘迺迪曾表示他想在卸任後與賈姬離婚，然後與這個他從十幾歲起就已經深愛的女人結婚。
瑪麗從年輕時起就是堅定的和平活動家，在她與寇德結婚的最初幾年裡，後者也抱有非常相似的觀點，他還曾擔任過世界聯邦主義者運動的主席，後來他轉向強烈的反共主義並在CIA擔任重要職務，這導致了兩人的婚姻最終破裂。正因如此，據她的許多朋友和知己透露，她一直試圖利用自己對甘迺迪的影響力來鼓勵後者追求世界和平。
當詹尼的書出版時，我讀到的很多評論都有提到書中石破天驚的主張，不得不說我對其中許多說法抱持懷疑態度。這些評論通常是集中在書裡最令人吃驚的一些內容上，例如瑪麗生前經常吸食迷幻藥，甚至可能還曾說服甘迺迪一起使用過這些藥物，她似乎相信這些體驗將有助於堅定他推動國際和平事業的決心。但詹尼的書似乎的確證實了其中一些故事，這也有助於解釋安格爾頓及其他人為什麼急著想要找到她的日記，因為裡面肯定包含了她與甘迺迪私下相處時的點點滴滴。
詹尼有力地證明了布萊德利在以前還是記者的時候就與CIA有著長期且密切的合作歷史。他還指出，多年來《華盛頓郵報》的這位編輯曾一再改變自己的說法，對於他在得知其嫂子遇害後以及後來前往她家翻找日記的過程的描述一直反反覆覆。這使得詹尼懷疑布萊德利很可能在這場謀殺案或至少是隨後的掩蓋行動中扮演了某種角色。作者本人的父親是最早得知瑪麗遇害的人，就是他通知了布萊德利和他的前夫寇德，幾十年後，當詹尼仔細分析這令人疑竇的時間點後，他非常震驚地得出了一個結論，那就是老詹尼顯然參與了這場CIA蓄意謀害她的陰謀。
儘管這本書的大部分內容都無法被確切地證明，但它們均有合理的論據支持，因此非常值得仔細考慮。在20世紀60年代初，甘迺迪與一位他從十幾歲起就認識的女人，年輕貌美的和平活動家瑪麗・邁耶發展出了一場注定不會有結果的戀情，而她可能還讓他接觸了迷幻藥。他們的秘密關係最終以可怕的悲劇收場，兩人皆死於CIA策劃的陰謀，甚至她的姐夫、《華盛頓郵報》的本・布萊德利也可能涉及其中。顯然，這個發生在真實生活中的故事論精彩程度與戲劇性絕不會輸給任何一部好萊塢虛構間諜片，但卻始終沒有任何一家電影公司願意將它搬上大螢幕。
這本書還提供了一些有關甘迺迪暗殺事件的重要新資訊。CIA局長約翰・麥科恩（John McCone）本人是甘迺迪的忠實支持者，他在槍擊事件發生後立刻安排了兩名特工將扎普魯德膠卷（Zapruder film）——它錄下了事發時的畫面——送往CIA的絕密照片分析中心進行檢查。一名參與進行分析的CIA高級專家曾在接受詹尼採訪時表示，他們當時看到的錄像與後來被公開的版本有很大不同，後者刪除與修改了很多畫面。原版的錄像清楚表明至少發生過八次槍擊，這讓麥科恩相信現場其實有不止一名槍手。
《華盛頓郵報》及其出版人的離奇死亡
瑪麗・邁耶的故事與死亡似乎還不是布萊德利唯一掌握的秘密，但在水門事件發生的那時，這些秘密幾乎完全不為人知。1963年發生的另一起離奇死亡事件似乎也與這位《華郵》編輯有關，但是這起事件是發生在甘迺迪遇刺之前而非之後。
幾年前，我花了二十五美分買了一本《權力之巔》（The Powers That Be），這是大衛・哈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1979年撰寫的一本描述美國四大媒體帝國的書，有足足七百五十多頁。在新冠疫情封控期間，閒來無事的我決定翻開這本書來增長一下見聞，事實證明這個決定果然沒錯。哈伯斯坦書中的其中一名主角是菲利普・格雷厄姆（Philip Graham），我以前從未聽過這個名字，但正是他創造了現代的《華盛頓郵報》。格雷厄姆出生於南達科他州並在邁阿密長大，他是一名高材生，曾擔任過《哈佛法律評論》（Harvard Law Review）的編輯與最高法院法官菲利克斯・法蘭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身邊的書記，二戰期間他在戰略情報服務局（OSS）中度過了大部分時間，直接在該組織的創立者比爾・多諾萬（Bill Donovan）手下工作。
1940年，他入贅了一個擁有《華盛頓郵報》的家族，當時它還是一家苦苦掙扎、虧損連連的小報，完全無法與競爭對手《華盛頓星報》（Washington Star）匹敵。他在1946年成為出版人，幾年後就從他充滿感激的岳父那裡獲得了70%的股份，剩下的30%則歸他的妻子所有。
據哈伯斯坦所述，格雷厄姆在1954年成功將《華盛頓郵報》與另一家同樣經營慘澹的《華盛頓先驅報》（Washington Times-Herald）進行了合併，到了50年代他已逐漸將規模日漸擴大的《華郵》打造成了該地區最受歡迎的報紙，同時他亦積極收購各家廣播電台和電視台。布萊德利曾是《華盛頓郵報》的記者，當時他正在為《新聞週刊》（Newsweek）雜誌工作，直到1961年他將其賣給格雷厄姆，在後者的領導下該雜誌成為了亨利・魯斯（Henry Luce）的《時代》在全國範圍內最主要的競爭對手，而布萊德利則被任命為《華盛頓郵報》的編輯。因此，在20世紀60年代初，格雷厄姆已擁有並經營著美國的六大媒體帝國之一，佔據著華盛頓特區的半壁江山，布萊德利則是他的頂尖下屬之一。
身為華盛頓特區的媒體大亨，格雷厄姆在政壇方面的影響力自然也不容小覷，他是20世紀50年代末最有權勢的民主黨人林登・詹森的親密盟友。所以，他是在1960年說服甘迺迪改變立場、選擇他討厭的詹森作為自己的副總統候選人的關鍵人物之一。這一決定最終為詹森入主白宮鋪平了道路。
但根據哈伯斯坦的說法，格雷厄姆卻在接下來的幾年裡陷入了嚴重的困境，他與妻子凱瑟琳（Katharine）和她的半猶太家庭的關係愈發緊張，甚至他本人還表現出了極端的反猶主義傾向，特別是針對他已故的岳父。由於格雷厄姆有躁鬱症且經常酗酒，因此事情只是變得越來越糟，他的媒體帝國高層很快就展開了一場激烈的權力鬥爭，主管們被迫在不同的派系之間做出選擇。到了1963年，他與《新聞週刊》的一名員工發生了婚外情，並宣稱他打算與妻子離婚然後娶她為妻。
雖然哈伯斯坦沒有在他的書中提到，但就在同一時期，甘迺迪家族與林登・詹森之間也發生了一場激烈的政治冷戰。格雷厄姆與甘迺迪家族的關係很好，當然他與詹森的交情甚至更密切，作為華盛頓特區的媒體大亨，他一定對這些政治情況心知肚明，而這無疑也增加了他個人的壓力。
接著在1963年6月，格雷厄姆前往亞利桑那州參加一個重要的出版商會議，可是他卻做出了令人難以理解的舉動，他走上講台，開始大聲向在場的眾人揭露甘迺迪與瑪麗・邁耶的風流韻事，然後還有其它許多離譜的言論，包括他痛斥在場的出版商都不願去觸碰那些有爭議的話題。格雷厄姆很快就被人們制服並注射了藥物，最後被政府的班機送回華盛頓特區，他在那裡的精神病院被關了幾個星期，直到病情似乎有所改善後才終於出院。
然而，1963年8月3日，他的病情似乎再次復發，人們在他的鄉村別墅裡發現了他的屍體，兇器是霰彈槍，雖然沒有留下任何字條，但顯然他是主動尋短。
在他據稱的自殺前不久，格雷厄姆才修改了他的遺囑，將他擁有的《華盛頓郵報》及其媒體帝國的其它部分股權留給他本來打算迎娶的情婦，而不給他的妻子和孩子留下一分一毫。但在經過一場激烈的法律鬥爭後，這份遺囑因為他的精神問題而被宣判無效，因此《華盛頓郵報》的股權又再次回到了它原來的主人手上，他的遺孀與孩子則成為了它在接下來半個世紀裡的所有者和出版人。
毫無疑問這是一個非常離奇且戲劇性的故事，甚至比後來的水門事件都還要更匪夷所思，儘管它對我們的媒體格局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可是我卻從未聽過這件事。然而，作為格雷厄姆的高級下屬之一，布萊德利肯定也是那段一波三折的日子的親歷者。也許格雷厄姆突然發作的精神病、尋短和無效的遺囑都是像哈伯斯坦所講述的那樣，沒有什麼幕後的故事，也與其它任何事件皆無關係。但我們仍然可以推測其它可能性。
在重新審視這個故事時，我的腦海裡突然浮現了幾個日期。在1963年夏天，甘迺迪家族很可能本來已經制定好計畫，要利用他們的媒體盟友來大肆報導與宣傳詹森在德州的各種不法事證，從而將他剔除出1964年的競選名單，然後把他本人送進監獄，與此同時，另一方很可能也在醞釀刺殺甘迺迪的計畫作為反擊，或許詹森就是主要策劃者，而甘迺迪也在4月宣布他要前往達拉斯進行拜票。
格雷厄姆控制著華盛頓特區最強大的媒體機器，這些互相競爭的派系私底下也許已經來拉攏他，希望獲得他至為重要的支持。這無疑使這位出版人陷入了極大的精神壓力，尤其是他在精神不穩定的情況下可能會向敵方陣營說溜嘴一些秘密。人們甚至可以推測，他之所以修改遺囑、將他的媒體帝國留給情婦並剝奪自己妻兒的繼承權，也許就是試圖替自己的性命安全上某種保險，但在他的遺囑被宣布無效後，這項保險也就跟著失去了效力。
不管怎麼說，我覺得甘迺迪正好是死在華盛頓最有權勢的媒體老闆被霰彈槍打死的三個月後，確實是一個相當詭異的巧合。
格雷厄姆的離奇死亡著實引起了我的興趣，因此我決定看看是否還能找到更多的資訊。
在格雷厄姆被確認身亡後，他的遺孀凱瑟琳就立刻訴請法院宣布他的遺囑無效，從而接管了他一手建立起來的龐大媒體帝國，並成為它在接下來幾十年裡的專橫主宰者。到了20世紀70年代初，《五角大樓文件》和水門事件的雙重勝利使得《華盛頓郵報》儼然已成為全世界最重要的報紙之一，人們自然而然地會開始好奇這家報社的老闆究竟是何許人也，她不僅在華盛頓特區叱吒風雲，同時也被認為是當時世界上最富有且有權勢的女性之一。然後我發現了一本20世紀70年代末出版的書，它講述了凱瑟琳・格雷厄姆的一些有爭議的、被蓄意掩蓋的故事，所以我決定來閱讀它。
就在《華盛頓郵報》透過水門事件扳倒尼克森的同時，一位名叫黛博拉・戴維斯（Deborah Davis）的年輕調查記者也準備開始撰寫一本未經授權的傳記《凱瑟琳大帝》（Katharine the Great）。知名出版人哈考特・布雷斯・約萬諾維奇（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在1978年初買下了這本書的精裝本版權，並舉辦了一場大型宣傳會，希望能讓它成為一本暢銷書。但凱瑟琳・格雷厄姆得知了這件事，她對書中的內容感到大為光火，並揚言要以惡意誹謗為由將出版商告上法庭，同時她的所有媒體朋友也紛紛跟進圍剿，譴責這本即將出版的書是滿口胡言亂語的“垃圾”。面對如此巨大的壓力，哈考特最終決定放棄這本書，並將已經印好的數萬冊打成紙漿，即使這違反了他與作者本人簽訂了合約，結果導致了一場激烈的、曠日持久的法律訴訟。
戴維斯的書後來還是透過另一家出版社順利發行，她在序言中講述了這本書被打壓的過程，現在它在網路上已有PDF版本。由於她非常詳細地敘述了自己受到的各種刁難，所以我想這本書的內容一定會非常精彩且有充分的論據。
不幸的是，當我真的開始閱讀這本書後，我卻感到非常失望。書中的大部分內容都只是枯燥乏味地在描述凱瑟琳在與菲利普結婚之前的家世背景。儘管它們在政治上有著巨大的重要性，但這本書卻幾乎對甘迺迪兄弟在20世紀60年代接連遇刺的事情隻字不提，更不用說是質疑兇手到底是不是精神錯亂的孤狼槍手，同樣地，它也完全沒有討論菲利普・格雷厄姆是死於謀殺的可能性。即使它明顯是刻意想要迴避有爭議的陰謀論，可是由於書中幾乎沒有列出註腳，這使得人們很難判斷它對於商業內幕或其它問題的說法的真實性。整本書的敘述和寫作風格都相當無趣且平庸，缺乏索引更是大大降低了它的實用性。
相較之下，詹尼在三十多年後出版的書中對這些相同事件的談論反而要精彩得多。顯然，瑪麗・邁耶一直非常懷疑格雷厄姆實際上並非自殺，就連詹尼本人也在懷疑這一點，他甚至透露曾有消息人士私下聯繫戴維斯，告訴她格雷厄姆是死於謀殺，但那位作者似乎並沒有興趣進一步調查此事。事實上，據詹尼表示，在1992年末的一次採訪中，戴維斯確實談到了當時傳得沸沸揚揚的謠言，即凱瑟琳・格雷厄姆可能策劃了謀殺她丈夫的陰謀，或是有人對她說：“別擔心，我們會處理他。”戴維斯在她1978年的書和後來的1991年版本中小心翼翼地刪去了這些危險的段落，因此詹尼似乎提供了戴維斯真正想要表達卻不能在書中挑明的觀點。誠然，詹尼是在過了很多年以後才開始寫作，這些事情在那時可能已不再那麼敏感，而戴維斯或許是為了讓她的書能夠順利發行與宣傳，才刻意對它們隻字不提。
後來人們還發現，格雷厄姆多年來為CIA的各種政治宣傳提供了強力的媒體支持，但在豬玀灣事件發生後，他卻公開譴責CIA操控記者，所以也許他在1963年的古怪行為引起了一些人的警惕，萬一他洩露了某些秘密可能會造成巨大的麻煩，因此那些人才決定對他痛下殺手。詹尼推測凱瑟琳・格雷厄姆與CIA達成了某種“浮士德式交易”，她會繼續扮演她丈夫過去的角色，以換取對其媒體帝國的完全所有與控制權，我個人認為這聽起來非常合理。
謀殺與權鬥在羅馬帝國的宮廷中可謂層出不窮，而我曾在本文的開頭提到，現代美國的真實政治史有時或許比我們大多數人所願意承認的還要更接近羅馬帝國。詹尼似乎也得出了相同的結論，他書中的每一個部分皆是以BBC的著名電視劇《我，克勞狄》（I, Claudius）中的台詞作為開場白，這是一部充滿謀殺、政變和血腥政治鬥爭的影劇，它描述了奧古斯都、提比略、卡利古拉和克勞狄幾位皇帝統治時期的故事。
卡爾・伯恩斯坦出身於一個共產黨家庭，他在為《華盛頓郵報》工作的那段日子其實一直很不好過，在水門事件結束沒過幾年後他就離開了這家報社。1977年，他在《滾石》雜誌上發表了一篇兩萬八千字的長篇封面故事，裡面詳細談論了CIA是如何操控美國媒體，其中也包括《華盛頓郵報》和《新聞週刊》，不過他仍然引用了一些各方的反駁說法。
“據CIA的消息人士透露，當《新聞週刊》被華郵集團收購時，菲利普・格雷厄姆曾從CIA的官員那裡得知，他們偶爾會利用該雜誌來操縱輿情。‘眾所周知，菲利普・格雷厄姆是一個你可以信任的人，’該機構的一位前副局長表示。‘弗蘭克・威斯納（Frank Wisner）和他打過交道，’威斯納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擔任CIA的副局長，直到他在1965年自殺前，他一直是各種‘黑色’行動的主要策劃者，其中有許多亦不乏記者的參與。威斯納很喜歡向別人吹噓他有一把‘美妙的沃利策’（mighty Wurlitzer*），也就是他利用媒體打造出來的宣傳機器。菲利普・格雷厄姆可能是威斯納最親密的朋友。但根據CIA消息人士的說法，格雷厄姆——他在1963年自殺身亡——顯然對CIA究竟下了些什麼指示給《新聞週刊》知之甚少。”
- 《CIA與媒體》卡爾・伯恩斯坦，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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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利策是一家德國樂器製造公司——譯註
CIA內部將這個媒體操縱計畫稱作知更鳥行動（Operation Mockingbird），而且我發現伯恩斯坦的這篇調查報導其實遠比他對於唐納・塞格雷蒂等人的齷齪政治伎倆的報導要有趣且重要得多。更耐人尋味的是，那個在背後操控媒體的主謀、身為CIA高級官員的弗蘭克・威斯納據說在1965年用獵槍自殺，而僅僅就在兩年前，他的好朋友、《華盛頓郵報》媒體帝國的擁有者與出版人才做過同樣的事情。正如我曾在2018年討論過，幾乎就在威斯納去世後的第二年，CIA就發起了一場從結果來看非常成功的輿論宣傳行動，以駁斥當時坊間盛傳的甘迺迪其實是死於一場陰謀的謠言：
“據塔爾伯特指出，‘到了1966年，即使是主流媒體也已經很難再繼續堅持官方說法，’當時全國影響力正值巔峰的《生活》雜誌在1966年11月25日刊登了一篇十分博人眼球的封面故事〈奧斯華是單獨行動嗎？〉，而它的結論是否定的。一個月後，《紐約時報》宣布將成立一個特別工作小組來調查這起暗殺事件。這些因素很快就與隔年加里森（Garrison）展開的調查引起的媒體轟動結合了起來，而連恩（Lane）也在積極參與調查。然而，與此同時，一場強大的媒體反擊行動卻即將發生。
2013年，佛羅里達州政治科學協會（Florida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前主席蘭斯・德黑文−史密斯教授（Lance deHaven-Smith）出版了《美國陰謀論》（Conspiracy Theory in America），他在書中對陰謀論的歷史以及這個術語的前世今生進行了十分精彩的探討。他指出，1966年CIA對華倫委員會的調查報告受到全國上下越來越多的質疑感到非常驚慌，尤其是人們已逐漸將懷疑的目光轉向該機構本身。因此，在1967年1月，CIA的高級官員向各地的分局發送了一份備忘錄，要求他們利用媒體資源和人脈關係，盡可能地駁斥這些質疑，並且要大肆宣傳羅伯特・甘迺迪本人也認可‘孤狼槍手’理論。”
水門事件是一場無聲的政變嗎？
所以，當這位《華盛頓郵報》的資深編輯在與兩位滿腔熱血的年輕記者交談的時候，他所知道的政治內幕和醜聞肯定要比他們試圖揭露的任何事情都還要更勁爆得多，並且他本人可能還親身參與過其中一些事件。但他同時也很清楚，如果他敢膽公然談論這些事，他肯定會立刻遭到解職並被列入永久黑名單。更不用說他也許還會落得與瑪麗・邁耶和菲利普・格雷厄姆同樣的下場。
儘管可能會有不同的解釋，但截至目前為止我所討論的大部分事實都十分有憑有據。但由於這些故事從未成為好萊塢大片的主題，因此在今天只有屈指可數的美國人知道它們。
事實上，這一切簡直就像是一齣荒謬的、蒙提・派森（Monty Python）式的諷刺作品，哪怕水門事件在這些戲劇性的政治謀殺和血腥權鬥面前顯得如此微不足道，可是記者們的眼裡卻依然只有這樁醜聞，絲毫沒有意識到真正的恐怖究竟是什麼。這讓我想起了2004年英國的黑色恐怖喜劇《活人牲吃》（Shaun of the Dead）裡的場景，片中的主角是一個懶惰、無所事事的倫敦東區居民，他每天都過著渾渾噩噩的日子，完全沒有注意到殭屍末日已經席捲他住的城市，哪怕這些貪婪的怪物正在攻擊和啃食他周圍的路人。
毋庸置疑的是，當伍德華和伯恩斯坦在定期的編輯會議上與布萊德利分享他們的收穫與困難的時候，這位閱歷豐富的編輯肯定知道一些他無法向他們透露的重大秘密。然而，有意思的是，伍德華本人很可能也知道某些重要的秘密，但他卻選擇向布萊德利和他的寫作夥伴伯恩斯坦隱瞞這些事情。
我記得在1991年的時候，報紙上出現了一些書評在討論一本新出版的全國暢銷書，它是由兩位默默無聞的作者合著，他們宣稱這本書將會徹底推翻人們過往對水門事件的理解。根據他們在書中提出的觀點，尼克森的倒台實際上是我們國家安全機構中的鷹派人士精心策劃的結果，他們無法接受尼克森向中國與蘇聯釋出善意，其中有許多人認為尼克森試圖結束冷戰的行為是一種巨大的意識形態背叛。尼克森和他的高級助手們其實並沒有真的犯下什麼罪行，反而那位後來成為公眾心目中的英雄的告密人約翰・迪恩（John Dean）才是這個故事中最主要的壞人之一，不僅他個人對後來引發水門醜聞的入室竊盜案負有責任，而且他還是之後掩蓋真相的核心人物。
我發現萊恩・柯洛尼（Len Colodny）和羅伯特・格特林（Robert Gettlin）的《無聲的政變：一場推翻總統的陰謀》（Silent Coup: The Removal of a President）收穫的評論和評價都很少，就算有也清一色是負面的，不外乎是譴責這本書只是陰謀論的胡說八道，我亦難免受到這樣的觀感影響，再加上以前的我對現代美國歷史興趣缺缺，所以我一直沒有考慮過要閱讀它。但這本書卻始終縈繞在我的腦海中，於是當我在舊書拍賣會上看到它時，我就以0.25美元的價格將它買下，並終於在幾年將讀完了這本書。這些年來我發現了很多過去被主流媒體嘲笑和駁斥的陰謀論其實遠比我想像的要可信得多，而這本書就是其中之一。
當我們在談論水門事件的時候，我們往往是指尼克森政府及其競選團隊犯下的政治犯罪與濫權行為，當然它們的細節非常複雜且令人眼花撩亂，尤其是對像我這樣從未認真研究過此案的人而言。我對水門事件並不特別了解，所以無法判斷這本書提供的說法是否比它聲稱要挑戰的正統敘述更可信，但書中舉出的大部分證據似乎都有相當充分的依據，即使只是旁據也不例外。兩位作者花了七年的時間在寫這本書，他們仔細比對與分析了大量國會證詞、尼克森的錄音帶以及許多個人回憶錄，而且他們還對當年的幾乎所有主要當事人進行了合計不下一百五十次的錄音採訪。我手上的這本平裝本包括附錄在內共有六百多頁，我認為他們的理論絕對值得受到更多關注，而不該像現在這樣已經出版三十年後卻依然乏人問津。
柯洛尼／格特林的這本書主要分為三個部分，它們分別聚焦在作者們在不同方面的發現，有時這些發現彼此之間似乎並沒有明顯的關聯。
他們從一開始就先指出了一件驚人的事實，即在1971年的時候，尼克森政府就已經發現自己正遭到一個由美國最高軍事指揮官們組成的大型間諜網路滲透，而這個間諜網路的主要領導人就是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托馬斯・穆勒上將（Thomas Moorer）。尼克森和國家安全顧問亨利・基辛格制定了一項計畫，他們想通過分別與中國、蘇聯交好的方式來改變地緣政治局勢，使美國重新掌握主動權，同時透過談判來在有利的條件下結束越戰。他們意識到，五角大樓中的很多高層人士都是堅決不肯妥協的反共派，這些人可能會強烈抵制這項計畫，而且他們還擔心，如果讓五角大樓知道了這件事，這些人甚至也許會試圖破壞談判，比如故意把消息洩露給媒體，因此他們必須將這項計畫嚴格保密。
然而，五角大樓的高層終究還是察覺到了這項計畫，於是他們命令在白宮內工作的一些軍官開始展開大規模的間諜行動，秘密竊取或複製數千份文件並將其交給參謀長聯席會議。雖然這樣的行為在過去並不是沒發生過，但這次行動的規模之大卻是前所未有。
這個軍方間諜集團的存在是在1971年12月被偶然曝光，當時該集團中的一位關鍵特工被錯誤地懷疑是私下向一名政治專欄作家洩露另一件與此無關的政府機密的犯人，於是他被帶去接受測謊，而尼克森的反應則非常老謀深算。他很清楚披露這起醜聞只會導致軍方高層與他公開撕破臉，對他競選連任也沒有任何好處，因此他決定壓下這件事，沒有對穆勒做出任何處分或解職，而是讓其繼續擔任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因為這個位子反而更容易受到政治上的掣肘。
儘管兩位作者沒有提及，但早在幾年前，穆勒就已經對詹森總統恬不知恥地掩蓋1967年以色列襲擊美國航母自由號、造成兩百多名官兵傷亡的事情感到憤怒不已，這樣的前車之鑑可能是他現在無法信任尼克森／基辛格的原因之一。另外，就在他的間諜行動被挫敗的幾年後，尼克森拋棄數百名人在越南的美軍戰俘的事情同樣讓他憤恨難平，但可能是迫於總統對他的處處箝制，所以他只好對此保持沉默。
一位當年的主要參與者在多年後接受兩位作者採訪時表示，那時在白宮中進行間諜工作的軍官們都抱著一種極其痛苦的情緒。當被問到這項間諜計劃的目的到底是什麼的時候，他回答說：“嗯，就是要讓尼克森下台。真的，除掉基辛格——基辛格是個累贅。”這些軍官都認為尼克森和基辛格試圖結束冷戰的行為與叛國無異。
作者們還強調了一件尼克森當初可能沒有注意到的事，那就是有大量的間接證據顯示，基辛格身邊的高級助手、後來成為尼克森的參謀長的亞歷山大・黑格將軍（Alexander Haig）很可能也與這個軍方間諜集團有聯繫，或至少他是知情的。如果是這樣的話，這就說明黑格的政治忠誠或許在很早的時候就已經發生了動搖。
最後還有一點是本書中最戲劇性且爭議性最大的部分之一。兩位作者透過大量篇幅指出，伍德華的個人背景以及他在水門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其實可能與主流敘述所呈現出來的非常不同。
伍德華出身自一個極右派共和黨家庭，他在高中畢業典禮上的演講就參考了不少貝利・戈德華特（Barry Goldwater）的《保守派的良知》（Conscience of a Conservative）中的內容，但他總是聲稱在耶魯大學的那段日子使他對越戰及其它議題的看法逐漸轉向自由派。然而，作者們進行的廣泛採訪卻對這種意識形態轉變提出了尖銳的質疑，他們發現在入伍海軍之前，伍德華曾加入過耶魯的一個精英秘密社團，該社團經常暗中替情報機構招募人才。與伍德華聲稱他的兵役生涯單調乏味相反，他實際上從那時就開始在參與情報工作，並自願延役一年，因為他非常渴望繼續執行那些令人興奮的任務，包括他要前往“白宮的地下室”進行某些工作。
伍德華的角色的角色是一名精英情報簡報員，他負責向包括穆勒上將和黑格將軍在內的一眾重要官員呈報重要情報。正如羅伯特・謝瑞爾（Robert Sherrill）在1991年《國家》（The Nation）雜誌上的一篇精彩評論中指出：
“在這兩年間（1969−1970），‘每天早上九點向穆勒報告完情況後...伍德華就會帶著從穆勒那裡拿到的文件前往白宮西廳地下辦公室，交付這些文件並向黑格簡要說明他之前向穆勒報告的內容。”
伍德華對於這些事實採取一概否認的態度，可是這卻只是把事情愈描愈黑。這裡直接引用謝瑞爾的評論：
“當柯洛尼和格特林為了撰寫本書而採訪伍德華時，後者聲稱自己是直到‘1973年春天的某個時候’才第一次認識黑格——也就是他離開海軍的三年後與水門事件發生的一年後。此外，他堅決否認自己曾經擔任過情報簡報員，‘我從沒做過這種事，’他說：‘這從來沒有發生過。我可以向你們保證。你們的消息來源實在很糟糕。’他接著補充說：‘我很懷疑你們口中的消息來源是否只是隨口編造出來的。’柯洛尼和格特林於是如實告訴他，穆勒上將曾親口承認伍德華是他手下的簡報員之一，還有‘對，當然，’他也會向黑格進行彙報。前國防部長梅爾文・萊爾德（Melvin Laird）也告訴他們：‘是的，我知道伍德華會向黑格彙報，’對此萊爾德的前助理傑瑞・弗里德海姆（Jerry Friedheim）亦可作證。羅傑・莫里斯（Roger Morris）是基辛格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他後來主動請辭以示自己對柬埔寨轟炸行動的抗議（他還在日後成為尼克森在水門事件前的傑出傳記作家）聲稱伍德華‘與黑格很熟，他以前經常在白宮西廳的地下室進進出出。’”
正如謝瑞爾指出，水門事件最令人費解的其中一個地方是，像伍德華這樣的新手記者為什麼能夠接觸到“深喉嚨”這種等級的政府內部人士，後者提供的資訊在後來的案情進展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這裡值得再次引用謝瑞爾一針見血的評論：
“作為現代新聞業最大的其中一個未解之謎，鮑伯・伍德華究竟是怎麼認識他後來介紹給全世界的那位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的政府內部人士‘深喉嚨’的？為什麼像‘深喉嚨’這樣的內部人士會想透過伍德華來放出自己手上的猛料，即使當時他還只是《華盛頓郵報》的一名菜鳥記者！在此之前，他在媒體業唯一的工作經驗也只有馬里蘭州的一份郊區週刊而已。”
假如伍德華多年來每天都親自前往白宮向黑格進行情報彙報，但他後來卻矢口否認自己認識黑格或做過簡報員，這肯定表明他與黑格的關係並不簡單。再結合這位菜鳥記者是如何僅僅在《華盛頓郵報》工作過幾個月後就接觸到“深喉嚨”這種等級的政府內部人士，假設這兩件事之間有某種關聯應該是合理的。
鑒於這些事實，兩位作者強烈懷疑“深喉嚨”的真面目很可能其實是不止一個人，而黑格就是其中之一。如果這位後來成為尼克森幕僚長的人實際上是水門事件背後的關鍵消息來源，而且這起事件後來也確實扳倒了總統，這麼看來說這是一場“無聲的政變”似乎並非毫無道理。
整個水門事件始於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辦公室被闖了空門，如果沒有這個最初的楔子，後來的掩蓋或調查就不會發生，更不用說是“深喉嚨”的陰謀，不管他到底是黑格還是另有其人。據兩位作者表示，那次闖空門和後續的掩蓋的真相其實與人們所知道的大相徑庭。
按照傳統的說法，司法部長約翰・米契爾（John Mitchell）派了一夥人闖入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拉里・奧布萊恩（Larry O’Brien）的辦公室以在其電話上安裝竊聽器，為的是掌握民主黨的內部情報。但兩位作者發現這個說法卻與辦公室的平面圖、犯人打算竊聽的電話，以及把風者所身處的位置有所矛盾。相反的，他們認為犯人的目標其實應該是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辦公室中的另一台經常被用來聯絡當地應召女郎的電話，換句話說他們的目的是要掌握民主黨的性醜聞。兩位作者相信尼克森身邊的年輕顧問約翰・迪恩應該是這場竊聽行動的關鍵主使。
迪恩後來成為了水門事件最大的受益者之一，當時他是一位才三十出頭的年輕律師，渴望在尼克森政府中飛黃騰達，並且他深信曝光民主黨人的招妓醜聞就是替自己實現這一點的最佳手段。
據作者們指出，迪恩當時的女友——她後來的妻子——就曾在那個應召女郎團體中做過兼職，她的室友則是老鴇。所以，在親耳聽見那些風流韻事後，這位野心勃勃的年輕人決定策劃一場闖入行動，以取得與民主黨人的醜聞有關的證據，如此一來他必將獲得共和黨前輩們的賞識。
由於他沒有權力如此貿然行事，他只好假裝自己是奉上級的命令，結果他在同夥們紛紛被逮到時就慌了神，試圖用同樣的方式來掩蓋犯罪。由於這些行動都是非法的，因此不可能有書面的命令，這就很容易讓迪恩這樣的人自己隨機應變，同時他又可以假裝自己只是在服從命令，且沒有人會懷疑他的說法。這些骯髒的行動當然不可能完全不讓上級知道，所以當民主黨辦公室被闖空門的消息傳出，以及當行動失敗需要掩蓋真相時，尼克森政府中的人們並沒有感到太過吃驚。
迪恩是一個在此之前一直默默無聞的年輕人，而媒體和國會中的民主黨人都非常厭惡尼克森和他的高級助手們，於是迪恩後來便順勢將大部分的責任推諉給他的上級，從而保全自己，並讓他成為了國會與媒體眼中勇敢揭發真相的英雄，大多數的美國人和我們的歷史書籍也理所當然地相信了這一點。
對於作者們對水門事件的重建，米契爾和戈登・利迪（Gordon Liddy）等非常了解該事件的人都表示，他們發現這個理論確實有道理，而且還有其它證據可以支持它。當然，這些人的認同或許多少是出於個人動機，兩位作者舉出的也大多是間接證據，但它們聽起來的確比傳統的說法要更合理得多。
因此，在《無聲的政變》提出的情景下，是兩個本來完全不相干的因素結合在一起，最終促成了尼克森政府的倒台。
尼克森年輕而野心勃勃的幕僚約翰・迪恩被出人頭地的渴望沖昏了頭，他擅自策劃了這起闖空門案，並在行動失敗後又設法想要掩蓋它。他說服上級伸出援手挽救他的計畫，可是卻又在紙包不住火時轉過頭來出賣了他們。不得不說，像他這樣充滿機會主義且自私自利的人在政壇中恐怕比比皆是。
然後，一旦最初的犯罪和掩蓋發生後，一些可能基於意識形態原因想要扳倒尼克森的知情人士就開始蠢蠢欲動，並且他們還與伍德華有私人關係——黑格似乎是一個非常有力的候選人——於是這些人就開始向這位記者提供各種線索和情報，讓他得以一步步去揭開尼克森政府企圖隱瞞的真相。
如果有人對這本書的作者們提出的理論感興趣，我推薦各位可以去收看布萊恩・蘭姆（Brian Lamb）在C-Span的電視節目上他們進行的一小時採訪：
- 《無聲的政變：一場推翻總統的陰謀》萊恩・柯洛尼＆羅伯特・格特林，C-Span節目《說書》（Booknotes），1991
這次採訪以及與本書相關的其它大量資料與證據還可以在作者們的網站上找到，上面還有書中許多章節的PDF電子檔。
第二次水門掩蓋？
《無聲的政變》中提出的許多主張確實令人驚訝，但它們大多是有據可查且合情合理的。這本書曾在1991年成為全國暢銷書，這不免讓我感到有些困惑，因為自從它出版以來的這三十三年裡，它似乎並未對與水門事件有關的討論產生多大的影響。這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根深蒂固的敘事所具有的巨大慣性，哪怕它們受到了明顯更說得通的替代方案的挑戰。
我在前面強調過自己對水門事件並不特別了解，但在柯洛尼＆格特林的這本書出版時，很多專業人士似乎都和我一樣非常讚賞它提出的理論。
羅傑・莫里斯（Roger Morris）在詹森與尼克森政府中擔任過高級國家安全官員，後來成為有名的歷史學家和作家，曾獲頒新聞獎，還寫過幾本有關於基辛格、黑格和尼克森的書。他對《無聲的政變》提出的分析非常印象深刻，甚至特地為其撰寫了一篇前言，他十分認同書中的論點，盛讚它成功挖掘出了那個時代的一段“隱藏歷史”。
調查記者羅伯特・謝瑞爾對水門事件進行了大量的報導，我強烈推薦他在《國家》雜誌上發表的長篇評論，當然這並不是一份對尼克森特別友好的刊物，另一位尖銳批評尼克森的記者羅伯特・謝爾（Robert Scheer）亦在《洛杉磯時報》上發表過相同的觀點。著名的歷史學家、著有七本書且其中一本就是關於尼克森的赫伯特・帕梅特（Herbert Parmet）同樣在《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上大力稱讚了本書。這本書的網站還記錄了其它許多記者和學者的一致好評。
為了方便查看，這裡直接將線上連結列出：
- 羅傑・莫里斯撰寫的前言
- 羅伯特・謝瑞爾的書評，1991
- 羅伯特・謝爾的書評，1991
- 赫伯特・帕梅特的書評，1991
近二十年來，水門事件一直被認為是美國近代歷史上影響最深遠的政治事件之一，迄今已有數千本書籍和文章講述過這個故事，它的電影同樣大受歡迎，並使得伍德華和哈伯斯坦成為了全世界最家喻戶曉的記者，但現在《無聲的政變》卻試圖顛覆這一切。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我發現這本書在出版後就迅速收穫了權威專家的一致好評，他們的觀點會出現在從《國家》到《國家評論》等各種意識形態的出版物上。要是我當時就注意到這一點的話，我肯定不會過了這麼久之後才讀到這本書。
但遺憾的是，在本書出版的1991年那會，我還沒有經常閱讀這些刊物的習慣，因此這些好評並沒有引起我的注意，除了一個重要的例外，我當時習慣閱讀的出版物幾乎都沒怎麼提到這本書，這使我以為它只是兩個怪人隨便寫出來的地攤文學。
導致媒體集體沉默的一個主要原因可能是《華盛頓郵報》的評論家在這本書出版的隔天就火速發表了一篇評論，批評它完全是在胡說八道，並表示穆勒已經否認自己曾與本書作者交談過。這篇充滿火藥味的評論立刻被全美各地的《華郵》系媒體爭相轉傳，其影響無疑是破壞性的。然而，正如謝瑞爾在他的書評中指出，穆勒的採訪實際上是有錄音的，那兩位作者也已經在記者會上公開過部分的文字紀錄，因此穆勒很快就收回了他的否認。可是，《華盛頓郵報》卻從未收回自己說過的話。
與此同時，我確實閱讀了《紐約時報書評》，它也很快就刊登了一篇由史蒂芬・安布羅斯教授（Stephen Ambrose）撰寫的極為冗長且充滿負評的評論，他是一位歷史學家，已經出版過兩卷尼克森傳記。安布羅斯在這本書出版不久後就對其作出了嚴厲的批評，這可能影響了很多人對它的觀感，包括我自己在內。但如同謝瑞爾在幾個月後發表的書評中指出，事實上安布羅斯早在幾年前就私下聯繫過兩位作者，想要與他們交換彼此在這個主題上所知道的資訊，而在遭到婉拒後他卻警告他們說，身為一位受人尊敬的歷史學家，他有能力可以影響他們的書是會成功或失敗。
當他們的書要發行的時候，恰逢安布羅斯要出版他的尼克森三部曲的第三也是最後一卷，裡面主要聚焦的就是水門事件，如果《無聲的政變》提出的說法被接受，他的整本書就等於是白寫了，因此他立即開始對這本書口誅筆伐，問題是他的很多指控都離譜至極。《紐約時報書評》的編輯們在意識到這一點後，在書評的結尾附上了一條註釋，表示他們很遺憾邀請安布羅斯萊撰寫這篇評論，但從此以後他們就再也絕不口提這本書，而當他們犯下這個嚴重失誤的消息傳開後，他們甚至威脅要報復這本書的出版商。
（儘管有這次尷尬的前例，安布羅斯教授似乎仍然是《紐約時報書評》的首選，他總是專門攻擊那些挑戰既有歷史敘述的爭議性書籍。不到八個月後，奧利佛・史東的《誰殺了甘迺迪》電影就上映了，而安布羅斯也很快發表了一篇四千字長文，譴責和嘲笑那些質疑華倫委員會調查結果的暢銷書，它們都認為甘迺迪之死是一場陰謀。至於其它主題的‘陰謀’理論亦沒少被安布羅斯批評）
《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可以說是美國最有影響力的兩家報紙，它們對《無聲的政變》的態度從一開始就很不友善，這極大地影響了其它媒體，使得它們也對這本書不屑一顧，所以我才沒有在經常閱讀的那些出版物上看見任何與它有關的討論。
《華盛頓郵報》的聲譽是建立在它對水門事件的獨家報導和後來成功扳倒尼克森上的，假如《無聲的政變》所言屬實，這就說明這家報社只不過是一場政治陰謀中的工具。水門事件讓伍德華成為全美國最負盛名的記者，也讓布萊德利成為了倍受尊敬的編輯，柯洛尼和格特林提出的理論無疑將威脅他們的名聲，因此他們和他們的盟友無論如何也要將其扼殺在搖籃裡也就不足為怪了。同樣地，《紐約時報》在過去二十五年裡發表了大量關於水門事件的報導，如果它從頭到尾都錯過了真正的重點，這顯然會為它的聲譽留下巨大的污點，何況最後真相還是由幾個無名小卒揭露的，這肯定會更令人難堪。
我手上的那本1992年的平裝版《無聲的政變》包含了一篇二十五頁的後記，它的標題是〈捍衛神話——《華盛頓郵報》與水門事件的第二次掩蓋〉，裡面詳細討論了這本書受到的打壓及其產生的影響。
舉例來說，麥可・華萊士（Mike Wallace ）和《60分鐘》（Sixty Minutes）節目本來想要製作一檔《無聲的政變》專題，製片人花了好幾天的時間仔細審查各種資料和證據，華萊士則在紐約市的一家酒店套房內對兩位作者進行了採訪，並拍攝了長達數個小時的鏡頭，他們會將其剪輯成十五分鐘的片段來在這個全美收視率最高的節目之一中播出。雖然華萊士本人卯足幹勁，但來自《華盛頓郵報》的壓力，可能是該報社的最高層直接下令，最終卻扼殺了這個計畫，兩位作者合理地推測凱瑟琳・格雷厄姆很可能特地為此請求了她的朋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EO拉里・蒂施（Larry Tisch）的幫助。
在美國深受歡迎的《時代》雜誌原本也買了一萬兩千字的獨家摘錄內容要作為封面故事，可是最後也迫於壓力放棄，其中部分原因是伯恩斯坦是他們的員工，他對此強烈反對。還有其他很多成功的美國記者和編輯都在傳統的水門敘述上投入了他們畢生的心血。
ABC的《早安美國》（Good Morning America）受到了很大的壓力，要求他們取消對這本書的訪談環節，但製作人堅決不願退讓，兩位作者甚至相信後來成功在這個全國收視率數一數二的節目中播出的那二十五分鐘，很可能才是使得本書得以問鼎暢銷排行榜的關鍵。儘管這本書最終賣出了數十萬冊，讓它成為當之無愧的全國暢銷書，可是《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的攻擊卻阻止了其它主流媒體對它的報導，而沒有足夠的報導就更不可能剷除過去根深蒂固的歷史敘事。
我認為這兩位作者的說法是可信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就在十多年前，凱瑟琳・格雷厄姆和《華盛頓郵報》才採取過非常類似的行動，試圖阻止黛博拉・戴維斯的書出版。只不過這次最大的不同在於，柯洛尼和格特林的這本書在內容上要遠比戴維斯還要有料得多，它的每個論點皆有詳盡且充分的憑據，同時它探討的主題也更加實在且重要。總之在這些因素與一點點運氣的作用下，《無聲的政變》終究成功頂住了《華盛頓郵報》的猛烈攻擊，成為全國暢銷書，唯一可惜的是它仍然未能改變水門事件的主流敘述。
水門事件與CIA
我發現《無聲的政變》對水門事件的分析非常有說服力，但儘管它多次提到了CIA，可是該組織似乎只在故事中扮演著次要的角色。然而，我認為CIA參與的程度很有可能被低估了。
如前所述，發生在水門事件中的那些犯罪與濫權行為即使放在那個時代也算得上是相當微不足道，不管它們到底是約翰・米契爾還是約翰・迪恩策劃的都一樣。然而，《華盛頓郵報》卻大張旗鼓地將它們塑造成是某種史無前例的嚴重罪行，這最終導致了總統的辭職與多位政府官員入獄。我認為，我們確實應該捫心自問，為什麼《華盛頓郵報》和其它主流媒體會這麼堅持要跟尼克森過不去，哪怕他的所作所為與其他總統或埃德加・胡佛領導的FBI相比都還只是小巫見大巫。
假設芝加哥的所有公務員都收賄，但最後只有一個公務員被逮補並起訴，他或許的確有罪，但我們更應該質疑為什麼只有他一個人接受懲罰。
如同我們之前看到的，《華盛頓郵報》似乎一直處在CIA的牢牢掌控之下，並經常按照它的要求去宣傳或封殺特定的故事。如果《華盛頓郵報》在這些年來已經打壓了這麼多值得大書特書的故事，那麼照道理像水門事件這樣的三流竊盜案本來也應該被直接忽視才對。布萊德利最初也確實打算這麼做，但他很快就改變了態度。我們可以推測，CIA或許在這一決定的背後發揮了作用。
《無聲的政變》證明了五角大樓的高層一直很反感尼克森試圖與中蘇兩國和解的計畫，這甚至成為了他們其中一些人想要逼迫他下台的原因。既然五角大樓的高層都抱有這樣的觀點，那麼CIA中的一些強硬派很可能也會持有同樣的想法。有大量的證據顯示尼克森與CIA的關係並不怎麼好，CIA的領導人經常拒不服從他的命令。
但尼克森畢竟在政壇打滾了二十多年，他知道一些重要的秘密，他可能認為自己可以利用它們來作為控制這個組織的韁繩，而CIA的領導層對此深感不滿，並將尼克森視為他們的心腹大患。
水門事件中的竊賊被捕不久後，尼克森曾要求他的幕僚長鮑伯．霍爾德曼（Bob Haldeman）去會見CIA局長理查德・赫爾姆斯（Richard Helms）並告訴他，如果水門調查繼續下去，由於前CIA特工霍華德．亨特（Howard Hunt）亦涉入其中，這最終可能會導致“豬玀灣事件”的真相被公諸於世。霍爾德曼對此感到非常困惑，因為入侵豬玀灣的失敗已經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它聽起來完全不像是什麼嚴重的問題，但他還是照做了，沒想到赫爾姆斯聽完的反應卻是當場勃然大怒，還對他大吼說“我才不在乎什麼豬玀灣”。霍爾德曼直到後來才意識到，“豬玀灣事件”實際上是在委婉地暗示甘迺迪的遇刺，看來尼克森似乎知道或至少是強烈懷疑亨特與CIA中的其他人對甘迺迪的死亡負有責任。
即使對於美國總統而言，試圖勒索像CIA這麼一個強大的組織也是很危險的舉動，赫爾姆斯很可能並不打算坐以待斃，所以他安排自己負責知更鳥行動的手下去指示《華盛頓郵報》加大力度報導水門事件，好打擊或逼宮尼克森政府。與他在五角大樓的同事一樣，尼克森對中國與蘇聯的外交政策可能也讓赫爾姆斯感到不滿，於是這又更加堅定了他的決心。
奧利佛・史東1991年的電影《誰殺了甘迺迪》聲稱甘迺迪是因為想要結束冷戰所以才被強硬派的人暗殺，其中就包括CIA。在他1995年的電影《尼克森》中有一段意味深長的場景，其中總統與赫爾姆斯兩人就冷戰的問題爭執不休，後者甚至隱隱約約地暗示尼克森應該記取他的前任被刺殺的教訓。
還有一些令人蹊蹺的地方表明CIA對水門事件的參與可能比我所想像的還要更直接、更深入。這起闖空門案本身就有許多可疑之處，而且它的幾名關鍵人物皆有CIA背景。如果五角大樓的高層已經在白宮內部安插了一群間諜並企圖扳倒尼克森，或許CIA其實也抱有相同的打算，他們早已滲透並故意破壞了尼克森政府的這次非法行動，然後再利用它產生的刑事爭議來打倒這位他們不喜歡的總統。
雖然我並未深入研究這種可能性，但我最近看到的一部影片就很好地總結了可以證明這一理論的大量間接證據。
正如我在本文一開始時所說過，雖然甘迺迪和尼克森經常被認為是兩個截然相反的人，但其實他們彼此間的關係一直相當不錯，而且他們的外交與國內政策也沒有想像中的那麼遙遠。作為總統，他們兩人都曾嘗試與我們的冷戰對手緩和關係，但這些政策卻遭到了我們的國家安全機構中的強硬派反對，其中包括五角大樓和CIA。
似乎有壓倒性的證據表明，這種理念上的分歧最終導致CIA的一些人參與了甘迺迪的暗殺，十年後類似的因素又使得五角大樓，甚至也許是CIA的強硬派以不是那麼致命的方式在扳倒尼克森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因此，雖然我們的媒體和教科書總是歌頌甘迺迪、詆毀尼克森，但那些更仔細審視事實的人會發現，他們兩人實際上存在著驚人的相似之處。甘迺迪和尼克森都是在1946年進入國會，然後在1960年為了角逐白宮而展開了一場激烈的選戰。儘管兩人都被認為是堅定的反共鬥士，可是他們卻試圖在上任後採取不同的外交政策，結果分別被以不同的方式趕下了台。
很多調查過甘迺迪暗殺事件的人最後都得出了結論認為，這實際上就是一場政變，而美國媒體卻掩蓋了真相，我認為十年後尼克森的下台其實也是如此，即使它是一場利用司法手段實現的無聲政變。
我在本文的開頭引用了我在將近六年前的另一篇文章中說過的話，強調直到最近幾十年前，我還一直覺得美國的現代歷史簡直味如嚼臘，與充滿宮廷政變和血腥暗殺的羅馬、希臘帝國相比實在太過無聊。儘管在1963年的甘迺迪暗殺事件前後還發生過多起美國重要人士的離奇死亡，但其實在二戰結束不久後就發生過一連串更引人注目的神秘死亡事件，而它們也是我那一篇文章所探討的主題。
“那些已經對建制派媒體失去信心的人理所當然會變得多疑，並開始看見根本不存在的陰謀和掩蓋。一位知名政治人物的驟逝可能會被歸咎於謀殺，即使他也許真的是死於自然原因或意外。‘有時，雪茄就是雪茄。’但是，當好一大群人都在短時間內相繼死去，並且有足夠壓倒性的證據顯示至少其中有些人的死因並不單純時，我們就必須開始思考另一種可能性了...
我不認為同一時期的英國、法國、蘇聯或中國也可以列出類似這樣的名單。在詹姆斯・龐德系列電影中，007特工曾說過一句話：‘一次是偶然，兩次是巧合，三次那就是敵人作崇。’我相信這六個人在短短幾年內相繼死去應該足以讓哪怕是最謹慎和多疑的人也開始感覺到有哪裡不對勁。
那些對美國在世界各地犯下的各種充滿破壞性的過錯感到憤慨的外國領導人有時會這樣描述我們的國家：我們雖然擁有無與倫比的物質力量，但我們的統治精英卻如此無知、輕信又無能，以至於很容易就會被心懷不軌的外國勢力給牽著鼻子走。我們是一個擁有恐龍的身軀、腦袋卻只有跳蚤大的國家。
20世紀40年代的戰後時代無疑是美國軍事與經濟實力的巔峰。然而，有相當多的證據表明，那些年裡蘇聯、英國和猶太復國主義等各種勢力的刺客一直在我們的土地上恣意進出，刺殺任何被他們視為眼中釘的對象。與此同時，美國大眾對這些重大的事件幾乎一無所知，他們都被我們的‘美國真理報’給哄得睡著了。”
- 《美國真理報：我們致命的戰後政治世界》羅恩・昂茲，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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