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www.politico.com/news/magazine/2024/07/19/gaza-hospitals-surgeons-00167697
By Mark Perlmutter＆Feroze Sidhwa
當我們還在美國的時候，我們永遠想不到自己有一天居然會在未經患者同意的情況下對他們進行手術，更不用說對象還是一個嚴重營養不良、幾乎失去知覺並陷入敗血性休克的九歲女孩了。然而，當我們看見茱莉（Juris）時，我們只能這麼做。
我們不知道茱莉是怎麼來到這間加薩歐洲醫院的等候區的。我們只注意到她的左腿上有一個骨外固定器——一根用鋼針和金屬棒組裝的支架——她臉上和手臂上的皮膚都已經因為被爆炸波及而壞死，她小小的身軀就是這麼渾身是傷。誰只有伸手去觸碰包裹她的毯子，就會引起她充滿痛苦和恐懼的尖叫。她正在慢慢死去，所以我們決定冒險對她進行麻醉，而我們仍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在手術室中，我們對茱莉進行了從頭到腳的檢查。這個美麗、溫順的小女孩的左腿骨少了兩寸，大腿後方的大部分肌肉和皮膚也少了好一大半。她的臀部已經皮開肉綻，皮肉的割傷很嚴重，以至於骨盆最下面的骨頭都露出來了。當我們用手掃過這塊殘破的皮膚時，成群的蛆蟲落在了手術台上。
“耶穌基督，”就在我們把蛆蟲沖掉的時候，費羅茲嘀咕道：“她還只是個孩子啊。”
我們兩人都是人道外科醫生。在我們合計共五十七年的志工生涯中，我們在四大洲的各個發展中國家執行過四十多次外科手術。我們早已習慣在災區和戰區工作，與死亡、屠殺與絕望的近距離接觸對我們而言更是家常便飯。
可是，這些卻仍然不足以讓我們準備好面對今年春天在加薩看見的一切。
沿街的乞討者、營養不良的人們、充滿污染的水源——這些都是對身為經驗豐富的戰區醫生的我們來說再熟悉不過的景象。但現在它們要再加上令人難以置信的人口擁擠程度、數量驚人的兒童重傷者和截肢者、無人機持續不斷的嗡嗡作響、炸藥和火藥的濃烈氣味——更不用說是從來不曾消停過的爆炸聲——這也難怪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會宣布加薩走廊是“全世界對兒童最不安全的地方”。
我們總是前往最需要我們的地方。在3月份的時候，很顯然這個地方就是加薩。
在這次旅程之前，我們兩人還從未見過彼此。但我們都覺得自己有義務做些什麼，所以我們迅速收拾行李，把原本的美好生活留在了加州和北卡羅萊納州。
我們在午夜左右抵達開羅，與我們總共十二人的其他成員會合：一名急診護理師、一名物理治療師、一名麻醉師、另一名創傷外科醫生、一名普通外科醫生、一名神經外科醫生、兩名心臟外科醫生，還有兩名肺科和重症監護醫生。我們所有人均是自願通過巴勒斯坦美國醫學協會與WHO進行合作。
我們是團隊裡僅有的兩名有災區經驗的外科醫生。我們也是這趟旅程中唯二不會說阿拉伯語、不是阿拉伯裔、不是穆斯林的人。馬克是骨外科醫生，來自紐澤西州潘斯格羅夫（Penns Grove）的一個猶太家庭。費羅茲是創傷外科醫生，出身自密歇根州弗林特（Flint）的一個帕西人家庭，大學畢業後就在海法的巴勒斯坦−猶太合作社工作。我們兩人都沒有宗教信仰，並非常希望以巴衝突盡快結束。
凌晨三點半，我們將團隊帶來的數百袋物資裝進貨車，加入由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世界糧食計劃署、救助兒童會、無國界醫生組織、樂施會和國際醫療團等單位組成的人道主義車隊，出發前往拉法，它是埃及和加薩之間的過境點（現已關閉）。
成百上千輛半掛式卡車在高速公路上形成一個綿延三十英里的大車隊，這樣的景象確實十分壯觀——這些挽救人命的車隊塞滿了整個隧道，最終載著我們來到了加薩。由於途中有不少埃及的軍事檢查哨，於是穿越西奈半島的過程不得不一再耽擱；經過十二個小時後，我們總算在下午抵達了拉法。
拉法過境點的功能就像美國的鄉村機場：它有一台行李掃描器、奇怪的檢查程和最乏善可陳的基本設施。這裡有來自數十個援助團隊提供的醫療和人道主義物資，可是一次只能掃描一袋，非常沒有效率。但這卻是唯一可靠的將任何東西帶進加薩的方法。
正如俄勒岡州的民主黨參議員傑夫・默克利（Jeff Merkley）在參議院上指出的，以色列當局批准的援助程序非常不透明且缺乏一致性。“前一天還允許的物品在第二天就可能會被拒絕...”正因如此，每個人都在行李裡塞滿了所有能帶的東西——甚至包括手術設備——並選擇支付昂貴的航空行李運費，而不是散裝托運。現在拉法被關閉了，就連加薩醫院的補給線也被切斷了（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似乎完全沒有退讓的打算，他預計要在星期一於美國發表演講，然後與副總統賀錦麗會面）。
終於，在晚上十點多，我們出發前往薩拉丁路，這是加薩著名的“死亡公路”。
薩拉丁路是加薩走廊主要的南北向高路公路。要通過它，就需要依靠一種非常不容易實現的方法，即“停止衝突”。根據國際救援委員會的說法，“停止衝突”是如此難以實現的事實解釋了為什麼“加薩是全世界對救援人員來說最危險的地方”。停止衝突的原理基本上是這樣的：COGAT——即以色列國防部辦公室，其為以色列軍方與人道主義組織之間的協調者——會同意在指定時間內停止針對特定路線的攻擊。
這種協調是通過什麼來完成的呢？答案是手機app。一旦app上顯示的路線顏色變成綠色，就代表你有十五分鐘的時間出入那裡，並且每三小時才能要求一次解除某段路線的轟炸。經過四十分鐘的等待後，我們的請求得到了批准，於是我們的司機便一路狂飆，途中還得小心避開沿路的行人和驢車。
我們趕在午夜之前抵達了目的地——加薩歐洲醫院——在那裡迎接我們的是一大群孩子，他們全都矮小、瘦弱得不像話。即使在他們因為見到新的外國友人到來的歡呼雀躍聲中，我們也仍然能聽見以色列無人機在頭頂上嗡嗡作響。然後我們來到了自己的住處——團隊裡有一半的人是睡在巴勒斯坦護理學院的一個房間裡，另一半的人則睡在更遠的病人護理區——我們的第一天晚上就是在爆炸與震動不斷的轟炸中度過的。
在那段時間裡，我們一直生活在以色列可能隨時會入侵醫院的恐懼中。所幸，我們從未看見任何戰鬥人員，無論是以色列人還是巴勒斯坦人。
在我們到達的時候，整個加薩已經有59%的醫院病床被炸毀，其餘還能運作的醫院則是在已經超收359%的情況下苦苦掙扎。按WHO的標準，這些醫院已經算是“癱瘓邊緣”。
加薩歐洲醫院位於汗尼尤斯（Khan Younis）的東南方邊陲；它本來是為加薩南部的一個人口為四十一萬九千人的城市提供普通外科、骨科、神經科和心臟外科服務的三家醫院之一。如今，只剩下它還能為超過一百五十萬人提供救治，就算是在最好的情況下，這也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它也許是整個加薩最安全、資源最豐富的城市街區——但發生在這裡的恐怖卻不是三言兩語所能描述的。
我們首先注意到的是這家醫院的過度擁擠：明明只有兩百二十張床位，可是醫院裡卻有一千五百名患者。原本只能容納四個人的病房現在通常會有十到十二個人，幾乎所有空間都被盡可能地利用來收容患者：放射科、公共區域，只要是個空間都可以。接著，我們發現至少有一萬五千人擠在醫院內——走廊、病房、浴室、壁櫥、樓梯，甚至是無菌處理室、食品設備室以及手術室裡到處都是人。整間醫院儼然已成為一座大型的難民營。
然後是氣味：重症監護室散發著腐爛和死亡的味道；走廊傳來陣陣惡臭，就像沒人清理的廚房；醫院裡充滿了污水和炸藥的氣味。只有手術室勉強還算得上乾淨。
這大概就是我們想像中的僵屍末日在最初幾個星期裡看起來會是什麼樣——還有聞起來是什麼味道。
在參觀醫院時，我們經過其中一間加護病房，發現裡面有多名頭部有槍傷的幼童。有人可能會爭辯說，孩子們是運氣不好被爆炸波及，這些人可能忘記了以色列士兵曾經入侵一家兒童醫院，然後讓嬰兒留在兒科加護病房內等死。
問題是，頭部中彈則完全是另一回事。
我們看到越來越多頭部中彈的的兒童，其中絕大多數是還沒青春期的孩子。他們正在慢慢死去，然後又會有更多新的受害者，他們同樣也是頭部中彈，來到這裡慢慢等死。他們的家屬向我們分享的故事基本上只有兩種：孩子們本來要不是在室內、就是在街上玩耍，然後就被以色列士兵開槍。
（以色列國防軍至今仍沒有正面回應本文提出的質疑，但其在一封電子郵件聲明中表示：“以色列國防軍致力於減輕作戰過程中造成的平民傷害。秉持這樣的精神，國防軍已經做出巨大的努力來評估和避免進攻行動殃及平民）
當我們見到在醫院內工作的巴勒斯坦醫生和護士時，很顯然他們就和病患一樣，無論在身體或精神上都已經嚴重超過負荷。當你拍拍他們的背，你的手只會摸到凸出的肩胛骨和脊椎。不管在哪一間病房，我們都可以看見工作人員的眼睛中有黃疽，這是因為在過度擁擠的環境下感染急性甲型肝炎的跡象。
許多工作人員毫無緊迫感，甚至往往缺乏同理心，就連對孩子也是如此。我們最初對此感到無法理解，但很快我們就了解到，我們的巴勒斯坦同事是加薩地區最身心俱疲的一群人之一。就像加薩的所有巴勒斯坦人，他們失去了家人與家園。事實上，幾乎所有人和倖存的家屬都住在醫院及其周圍。儘管他們仍持續堅守崗位，但其實他們從10月7日後就沒有再領過薪水；衛生單位的薪水一般是由總部位於拉馬拉（Ramallah）的巴勒斯坦政府當局核發，並且在以色列進攻期間總是被剋扣。
當希法（Shifa）和印度尼西亞（Indonesian）醫院被摧毀的時候，許多工作人員都正在值班。這些人是幸運的——他們在轟炸中倖存了下來。自10月7日以來，加薩至少有五百名醫務人員和兩百七十八名援助人員遇害。其中包括希法醫院年僅三十六歲的腎臟科專家哈曼・阿洛醫生（Dr. Hammam Alloh），當以色列在10月份圍困該醫院的時候，他拒絕從那裡撤離。
這位醫生曾在10月31日接受《民主進行式！》（Democracy Now!）的艾咪・古德曼（Amy Goodman）採訪時解釋了他選擇留下來的原因：“如果我走了，誰來幫助這些病人？我們不是動物。我們每個人都有權得到醫療救治。所以我們不能就這樣離開。”十一天後，阿洛醫生連同他的三名家人在以色列對其住家的空襲中身亡。
希法和印度尼西亞醫院的許多倖存的醫務人員曾被以色列軍方帶走。他們向我們分享的恐怖經歷基本上大同小異，只是在細節上略有不同：在被扣押的那段期間，他們幾乎沒有食物，並不斷受到虐待，最後被扒光衣服丟在路邊。很多人還表示，他們曾被迫接受模擬處決及其它形式的虐待和酷刑。
在他的家被炸毀、家人也身陷危險後，加薩歐洲醫院的院長不得已只能逃往埃及，導致這家已經不堪重負的醫院一時間失去了指揮者。這種徬徨無助的感受，又因為不斷有人被綁架、軍隊逼近、斷炊危機、飲水不足，以及在被圍困期間的各種謠言而更加惡化。
由於與外界隔絕，人們無法確定他們究竟是有明天還是沒有明天，是有食物還是會挨餓，是該留下還是該逃跑，因此謠言只會不斷傳播、擴大。
幾名工作人員告訴我們，他們在這裡也只是等死，他們寧願以色列趕快來結束這一切。
4月2日，我們見到了塔梅爾（Tamer）。他的Facebook資料顯示，他是一位自豪的年輕父親，為了養育兩個年幼的孩子而成為護士——這在這個世界上失業率最高的國家之一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去年11月當以色列突襲印度尼西亞醫院時，他正在手術室協助骨科團隊開刀。他拒絕丟下被麻醉的病人逃跑。他說以色列士兵朝他的腿部開槍，打斷了他的股骨。後來他接受骨科團隊的救治，他們為他裝了一個骨外固定器以穩定他的斷腿。
塔梅爾告訴我們，之後以色列士兵來到他的病房把他帶走了，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被帶去了哪裡。他告訴我們，他被綁在桌子上四十五天，每天——有時隔一天——只能得到一盒果汁，他們拒絕為他骨折的股骨提供醫療照護。他告訴我們，在那段時間裡，他被打得很慘，右眼也因此瞎了。由於營養不良，他患上了骨髓炎——一種骨頭本身的感染——位置就在他的股骨。他說，後來他被當成垃圾隨便丟在路邊。他在自己金屬支架已經從自已受感染的斷腿移位、而且右眼還懸在頭骨外的情況下吃力地爬行了兩英里，直到有人發現他並將他送往加薩歐洲醫院。
（以色列國防軍並未回應有關於塔梅爾的具體問題，而是透過電子郵件發送了一份聲明，回應了另一家媒體關於斯德泰曼〔Sde Teiman〕拘留營中的虐待和酷刑指控的問題。以色列國防軍在聲明中否認他們有虐待被拘留者）
當我們在醫院裡見到塔梅爾時，他渾身上下全是傷，他的右眼在手術後被摘除，那段被刑求的經歷仍一直折磨著他的心靈。這個曾經努力救治他人的男人，現在卻只能不斷懇求止痛藥，事事都得依賴別人——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妻兒是否還活著。
幾乎所有患者都是在傷亡人數激增的那段時間被送來這裡。汗尤尼斯這座加薩南部城市自去年12月以來就一直飽受圍困與轟炸。當我們在3月25日抵達時，這裡仍有非常多來自北方的難民與當地人，儘管受到以色列的威脅，但他們並未逃往南方的拉法（以色列軍隊經常投放傳單或發出通知，要求加薩的巴勒斯坦人離開家園或避難所）。一戶又一戶的家庭聚集在已經所剩不多的建築物中，他們告訴我們，他們希望聚集在一起可以保護他們的安全——或者至少，大家一起死總比獨自一個人死要好。
我們注意到，轟炸似乎隨著開齋節的到來而變得愈加頻繁，在齋月期間，家家戶戶都會聚在一起，用他們能找到的任何食物來開齋。
轟炸大部分針對的都是空無一人的建築物，但每當有人居住的建築物被擊中時總是會造成大量傷亡。那些活著被送來我們這裡的患者通常是在差不多的情況下獲救的：他們被困在倒塌的建築物裡，人們還可以徒手把他們救出來，並且他們的傷勢還沒有嚴重到會撐不到救援。
伊斯拉（Israa）是一名二十六歲的女性，她膚色白皙、聲音細柔，在凌晨四點左右，也就是我們抵達加薩的第二天，隨著我們在這裡遇上的第一次大規模傷亡一起來到這裡。在一片混亂中，沒有人能為我們提供翻譯，於是當她在擔架上無法控制地邊哭邊叫時，我們只能想辦法跟她比手畫腳。她右膝的韌帶全部撕裂、兩條腿有三處開放性骨折、左大腿有一整塊皮膚不見了。她的雙手均二度燒傷，臉部、手臂和胸部上滿是彈殼和碎片。在同一場襲擊中，一名十幾歲的女孩因為致命的腦外傷而緊急入院（她在隔天早上宣告不治），還有一名七歲男孩因為脾臟破裂入院（幾天後康復）。
我們將伊斯拉送往手術室。在美國或以色列，整個過程僅僅只需五分鐘，可是在這間加薩設施最齊全的醫院，我們卻花了整整一個小時才把她送到那裡——在受損如此嚴重的空間中，根本沒有辦法迅速安排患者進行手術。在手術過程中，我們用骨外固定器重新接上她斷裂的股骨、脛骨和腳踝，檢查受傷的動脈，從她大腿的大塊傷口和燒傷的雙手切除壞死的組織（即清創手術）並止血。三位經驗豐富的外科醫生花了將近四個小時才完成手術。在接下來的二十四小時裡，我們幾乎一直守在她的床邊，因為我們知道無法指望飽受創傷、精疲力竭的工作人員好好照顧她。
過了三天後，育有四個孩子的伊斯拉告訴了我們她是如何受傷的：她的家在沒有任何事先警告的情況下被轟炸。當天花板倒塌壓在他們身上的時候，她親眼看見孩子們死在自己眼前。她的親戚證實了，她的家人幾乎都被掩埋在他們家的廢墟底下。我們不忍心告訴伊斯拉，她的孩子當時很可能其實還活著，他們應該是後來才因為脫水和敗血症，而死在那漆黑一片的白天是烤箱、晚上則是冷凍庫的空間裡。
令人心碎的是，加薩還有不知道多少孩童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死去。
兩天後，當我們在術前區等待時，一名護士突然走過來，指著一個瘦小、明顯生病的女孩。“你們能為她動手術嗎？”她問。
“她是誰？”我們以前從未見過這個孩子。
“她需要清創，”護士說，然後就聳聳肩離開了。
我們就是這樣遇見了茱莉，一個身受重傷的九歲女孩。
清洗完蛆蟲後，我們將她抬到右邊並準備開始手術。我們切掉了四磅壞死的組織，盡可能仔細地清洗她的傷口。然後我們為她完成包紮，第二天還要再次進行清創。
“Wain baba?”（我爸爸呢？）她在醒來後用幾乎聽不見的聲音問說。
他很快就會來，我們向她保證。
“你們騙人，”她很平靜地對著我們說。“他一定死了。”
事實證明，茱莉的父親真的還活著。我們發現他在兒科病房外等她。他是一個充滿愛心且溫柔的人，每天都努力在尋找任何可以給他的寶貝女兒吃的東西。他告訴了我們茱莉是如何受傷的：他們一家人本來已按照以色列的命令從汗尤尼斯前往拉法避難。他和妻子把七個孩子留給祖父母看著，他們兩人則拼命到處尋找食物和飲水。等到他們回到剛被轟炸過的房子時，他們的孩子皆已身受重傷或死亡。茱莉倖存的其他兄弟姊妹和她的母親在另一家醫院。
在接下來的十天中，經過一系列的手術，四名外科醫生盡了全力為茱莉的傷口清創、將她的股骨兩端合攏以縫合腿部肌肉的缺口，並為她進行結腸造口，如此一來糞便就不會再弄髒她的傷口。為了有機會完全康復，茱莉還需要接受幾十個鐘頭的手術，以及在加薩早已不存在的兒科重症監護室住上個幾天左右。
對茱莉來說，“完全康復”意味著終身的殘疾。
儘管如此，在這些恐怖中卻還是有一些光明的時刻。在茱莉的敗血症痊癒後，我們很高興看到她再次變得活潑開朗。她不會再只是無力地喊著“爸爸”、不會再一有人碰到她就痛苦地尖叫，現在她就是一個機伶的九歲小女孩，知道她的爸爸隨時都在身邊。從那時開始，她就不願再服用鎮靜劑，除非他答應讓她吃蜜瓜，還有讓她打電話給兄弟姐妹，飢餓和手機通訊中斷都見鬼去吧！
4月4日，拉菲芙（Rafif）和拉菲克（Rafiq）這對年幼的兄妹被送到了急診室。戰爭初期一次發生在加薩的空襲奪走了他們的母親及其他十名家族成員的生命，也導致他們尚未成熟且營養不良的身體受到重傷。當以色列在3月第二次進攻希法醫院時，兩人當時正在那裡接受治療。英國慈善機構−巴勒斯坦人道醫療救援組織（Medical Aid for Palestinians）曾多次請求以色列允許MAP從希法撤離這兩名兒童，可是根據MAP的說法，他們每一次都被以色列拒絕了。或許是察覺到即將到來的風雨，孩子們的家人不知怎麼做到的將他們從醫院救了出來，推上驢車，讓他們往南走了兩天直到抵達加薩歐洲醫院。當這對兄妹到達這裡時，他們身上的靜脈注射器甚至還沒有拆掉。
拉菲芙是一名性格活潑、目光明亮的十三歲女孩，她被截肢的右小腿上有慢性潰傷，右腿的剩餘部分則需要骨外固定器，從她凹陷的臉頰和眼窩就可以看出明顯的營養不良。話雖如此，她並沒有產生嚴重的併發症。她只需要充足的食物、適當的傷口護理以及後續的手術——不過這些東西誰也無法保證——就能活下來。但她十五歲的哥哥拉菲克卻嚴重營養不良，幾乎無法開口說話。爆炸炸斷了他妹妹的腿並殺死了他的母親，彈殼打穿了他的腹部，使他的腸子被撕裂。他的臀部有開放性傷口，這讓他無法仰臥或坐直，同時他左肩的骨折一直沒能癒合，而是處於沾黏狀態。每當進行檢查的時候，他就會痛得哇哇大叫，而且他總是很害怕。
我們請求醫院為拉菲克進行管道餵食——將營養物直接輸入他的胃中，而且他恢復健康到能夠自行進食——但醫院卻缺乏這種最基本的設備，而擁有設備的醫院也幾乎被摧毀了。我們告訴拉菲克的家人要盡可能尋找他現在能吃的食物，然後讓他慢慢吞下去，但我們心裡很清楚自己只是在用虛假的希望來安慰他們。只要他不離開加薩，他就肯定會死在這裡，只因為缺乏一根價值十一美元的塑膠導管和一杯蛋白質奶昔。
戰爭剛開始時，加薩總共有三千四百一十二張急診病床，每一千人只能分得1.5張病床，而在烏克蘭每一千人可以分得3.7張病床。在加薩醫院遭遇大規模轟炸後，目前只剩下一千四百張急診病床可供兩百二十萬人使用，其中有超過八萬八千人在過去八個月裡因為軍事武器的攻擊而身受重傷。
按照加薩僅剩的醫療資源，需要至少數十年的時間才能完成八萬八千名患者和拉菲芙、拉菲克、茱莉和伊斯拉所需要的救治。
正如非營利組織−種族滅絕觀察（Genocide Watch）的創始人格雷戈里・史坦頓（Gregory Stanton）在2017年關於緬甸暴力事件的證詞中指出：“法庭總是在種族滅絕已經發生後才姍姍來遲，但一切早就為時已晚。”
我們當然也不再抱任何幻想，認為僅憑兩位美國醫生就能阻止這一切的發生。
我們相信——真心地——美國民眾可以阻止正在發生的事情。身為猶太裔美國人，馬克正在試著告訴人們，支持以色列在加薩的所作所為與支持猶太教或以色列社會是兩回事。
一旦美國切斷對以色列的軍援，炸彈就會停止落下，軍隊也不得不撤軍。我們必須一勞永逸地做出決定：我們是支持還是反對謀殺兒童、醫生和救護人員？我們是支持還是反對摧毀一整個社會？我們是支持還是反對飢餓？
我們是支持還是反對和平？
兩個星期後，我們在加薩的時光結束了。
但離開加薩絕不是一個揮揮衣袖就能做出的決定。
當我們將伊斯拉交給加拿大骨科醫生團隊時，她一直懇求著希望“美國醫生”不要拋棄她。我們為她注射了氯胺酮鎮靜劑，進行最後一次換藥，然後趁著她恢復知覺前偷偷溜走，因為我們知道自己無法解釋為什麼她必須獨自承受這些痛苦，而我們卻可以回到原本的生活與家人身邊。
我們是在星期一的日出後離開的。離開時我們的心裡都充滿了愧疚。我們覺得自己沒有權利離開加薩，因為當我們選擇轉身離去的時候，我們其實也就成為了這場大屠殺的共犯。
直到今天，我們的良心仍在苛責我們選擇離開的決定。
在拉法邊境，我們再次遇見一群孩子。由於沒有學校可上，他們只能聚在我們周圍，他們有些人在練習英語。其中一個是九歲的男孩艾哈邁德（Ahmed）。他從出生起就生活在這片極度貧窮且一直被圍困的地區，可以肯定他從未見過任何去過加薩之外的人。他沒有過去，沒有現在，如果一切依然沒有改變，更不會有未來。
我們很想知道：如果一切依然沒有改變，2033年10月7日的艾哈邁德會在哪裡呢？
（7月2日，以色列國防軍下令疏散加薩歐洲醫院及其周邊地區。現在該醫院已空無一人，並被絕望的人們洗劫一空）
阿拉伯世界真能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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