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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RON UNZ
（2013年）3月中旬，《華爾街日報》發表了一篇關於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前世今生的長篇文章，這個國際金融框架曾在二戰後主導西方世界長達數十年之久。文中的一張照片展示了當時參與談判的兩位代表。英國方面的代表是約翰・凱因斯，他是那個時代名聲最如雷貫耳的經濟學家。美國方面的代表是助理財政部長哈里・德克斯特・懷特（Harry Dexter White），長久以來他一直是美國經濟政策的總設計師，因為他名義上的上司小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是一個沒有任何金融背景的鄉紳。懷特的另一個身份是共產黨間諜。
類似這樣的情況在20世紀30−40年代的美國政府中並不罕見。舉例來說，當已經垂垂老矣的富蘭克林・羅斯福在1945年的雅爾達會議上與約瑟夫・史達林商議戰後歐洲的勢力劃分時，他身邊最重要的顧問之一、國務院官員阿爾傑・希斯（Alger Hiss）私底下就聽命於蘇聯。根據約翰・厄爾・海恩斯（John Earl Haynes）、哈維・克萊爾（Harvey Klehr）及其他學者的研究，在過去的二十年裡，我們的關鍵決策圈和核子研究設施已經被數十甚至數百名蘇聯間諜滲透成了篩子，其人數之多幾乎與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當年提出的數字相去不遠，只是由於他的指控往往缺乏證據，所以人們一般並不採信他的說法。
隨著冷戰在二十多年前結束，共產主義早已成為歷史書中令人不快的一頁，這些事實在今天也幾乎不再有多少爭議。例如，自由派的《華盛頓郵報》部落客埃茲拉・克萊因（Ezra Klein）就在其討論戰後金融體系的專欄文章中直接指出懷特是“蘇聯間諜”。但回到那個共產黨間諜大肆滲透美國政府的時代，諸如此類的指控卻經常被我們最有影響力的記者和出版物斥為“紅色誘餌”（Red-baiting）或被嘲笑是右派分子的偏執陰謀論。1982年，自由主義陣營的偶像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沮喪地承認，幾十年來《讀者文摘》（Readers Digest）這本通俗讀物呈現給讀者的世界觀，其實遠比深受她那些知識分子朋友喜愛的精英自由主義出版物還要更加合乎現實。我自己也是成長於冷戰的尾聲，曾經的我一直以為這些間諜故事是被過度加油添醋。但我錯了。
美國政府被外國勢力滲透與控制是無數好萊塢電影和電視節目上經久不衰的題材，但出於各種原因，這些流行的娛樂似乎並未讓真實的歷史案例受到更多的關注。我懷疑今天每一百個美國人裡面是否能找出一個人聽過“哈利・德克斯特・懷特”的名字或其他數十名類似的間諜。
對於大部分受過教育的美國人而言，承認真實的世界往往與我們從報紙和雜誌上讀到的截然不同，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或至少對我來說是如此。過去數十年來，我每天早上都會仔細閱讀《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與其它一、兩份主流報紙，還有五花八門的週刊或月刊雜誌。我當然知道它們在某些問題上有自己的立場。但我相信透過比較和權衡各方的觀點，再運用一些簡單的常識去做出判斷，我就可以獲得一個相對較接近真相的現實。可是我錯了。
除了我們自己的感官證據之外，我們所知道的關於過去或現在的新聞無不都是來自於紙上的墨水或螢幕上的彩色像素，幸運的是，在過去十、二十年裡，網際網路的發展極大地拓寬了我們接觸後一類資訊的範圍。即便這些非傳統的網路資訊提供的絕大部分非主流主張都是錯誤的，但至少現在我們終於有可能從浩如煙海的謊言中挖掘出真正的真相。當然，過去幾十年來發生的事情也迫使我徹底重新校准了自己的現實感測器。
在同一時期，各種背景的有識之士也都不約而同歷經了類似的信任危機。就在9/11事件發生幾個月後，《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撰文指出，安隆（Enron）公司突然的財務崩潰對美國體制造成的衝擊甚至要超過恐怖攻擊，而他也難免因為如此“不愛國”的言論而遭到各界的廣泛譴責，但我卻覺得他說的很有道理。
雖然“安隆”這個名字已幾乎從我們的記憶中消失，但許多年來它一直被認為是美國最成功、最受尊敬的公司之一，經常登上我們的各大商業雜誌封面，並吸引克魯曼等名人爭相加入其顧問委員會；安隆的董事長肯尼斯・萊（Kenneth Lay）曾差一點就會成為喬治・W・布希政府的財政部長。只是誰也沒想到，這家公司卻被曝光出從上到下都在進行財務造假，最後帶著六百三十億美元的債務宣布破產，這是美國歷史上最大的破產案。其它規模相當甚至更大的公司，例如世界通訊（WorldCom）、泰科國際（Tyco）、阿德爾菲亞通訊（Adelphia）和環球電訊（Global Crossing）也接連因為類似的原因破產倒閉。
克魯曼的部分論點是，儘管這場恐怖攻擊的性質與規模的確前所未有，可是導致這些大公司倒閉的財務造假行為卻證明了我們的整個金融監管、會計和商業新聞體系已經完全失靈。如果一個體制連自己最重要的責任都處理不好，我們似乎就必須仔細想想是否還有哪裡也出了錯。
僅僅幾年後，我們就見證了我們的金融體系瀕臨更徹底的崩潰邊緣，房利美、房地美、貝爾斯登、雷曼兄弟、美聯銀行和AIG等大型集團紛紛宣布破產，剩下的各大銀行還是靠著政府數兆美元的紓困和貸款擔保才得以倖存下來。我們所有的媒體與監管機構再次未能預見這場災難。
我們還可以舉伯納・馬多夫（Bernie Madoff）為例。三十多年來，他的巨額投資騙局在紐約市各大財經記者和監管機構的眼皮子底下搞得風生水起，最終規模已經達到了六百五十億美元，當然其中絕大部分都是虛構出來的資產。無論市場是否動盪，他都保證收益可以年年保持令人難以置信的穩定與持續性。他所謂的交易實際上並沒有發生。他唯一的審計是由一家很小的公司在進行的。多年來憤怒的競爭對手們一直在警告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和記者，他說得天花亂墜的投資策略在數學上根本是不可能的，馬多夫很明顯是在搞龐氏騙局。然而，儘管有這些跡象，官員們卻始終沒有採取任何行動，拒絕出手整頓如此赤裸裸的騙局，而媒體也幾乎完全沒有報導這些疑點。
從很多方面來說，這些商業詐欺未能被及時曝光其實比政府怠忽職守沒有被揭露還要更令人震驚。畢竟政治講究黨派，民主黨或共和黨當然會想辦法盡量袒護自己人，哪怕這會對社會造成傷害。此外，公共政策的成功或失敗往往很難清楚斷定，並且也很容易受到輿論宣傳的影響。但詐欺公司卻會讓投資者血本無歸，因此他們理所當然有巨大的動機去揭露這些騙局，還有商業記者也是如此。如果連簡單的金融騙局都無法指望媒體的話，那麼在一些政治性更強的問題上，它們想必就又更靠不住了。
伊拉克戰爭就是最好的例子，其毫無疑問是現代最令人匪夷所思的軍事衝突之一。2001年發生在美國的恐怖攻擊事件很快就被歸咎於基地組織的激進伊斯蘭分子，而他們在中東最大的敵人一直是薩達姆・海珊在伊拉克的世俗派復興黨政權。然而，僅僅是通過充滿誤導性的公開聲明、故意釋放的假新聞，甚至是偽造的“濃縮鈾”文件等證據，布希政府及其新保守派盟友就成功利用聽話的媒體說服我們的公民相信伊拉克存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因此必須發動戰爭除掉這個威脅。事實上，幾年來的全國民調顯示，絕大多數保守派和共和黨選民相信薩達姆才是9/11的幕後策劃者，而伊拉克戰爭正是對他的復仇之戰。想想看，如果美國政府當年為了替珍珠港報仇而入侵中國，那麼20世紀40年代的歷史將變得多麼荒謬。
在2001年之後的幾年裡，任何關注這件事的人都能輕易找到事實的真相，但大多數美國人根本不在乎這些，他們滿足於透過主流媒體的報導來了解世界，而這些媒體卻壓倒性地——幾乎是異口同聲地——支持伊拉克戰爭；電視上的“名嘴”儼然正在創造我們的現實。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名記們熱切地發表各種通過匿名消息來源獲得的各種最荒唐的謊言與鬼話，並將國會推向戰爭之路。
其結果就是我已故的朋友比爾・奧多姆中將（Lt. Gen. Bill Odom）非常中肯地評論的“美國史上最大的戰略災難”。美軍承受了數以萬計不必要的傷亡，至於我們的國家則朝破產邁出了巨大一步。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及其他人估計，若是算上利息，我們近兩場戰爭的長期總成本可能高達五或六兆美元，也就是每個美國家庭要承擔五萬美元，而這筆帳的大部分仍未兌現。與此同時，經濟學家愛德華・沃爾夫（Edward Wolff）則計算出，經濟大衰退及其後果造成美國家庭中位數的個人淨資產從三年前的近兩倍下降至2010年的五萬七千美元。比較這些資產與負債，我們可以看到美國中產階級如今正徘徊在破產邊緣，對外戰爭的成本是一個主要原因。
但導致我們捲入這場災難的人卻不必承擔任何後果，那些應該為此負責的政客和媒體人至今依然逍遙、坐領高薪。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說，現實就是媒體告訴我們的一切，而由於它們幾乎都選擇對近年來我們對外戰爭的真相與負面後果視而不見，這也就無怪乎美國人民同樣對此一無所知了。最新的民調顯示，只有一半的美國人認為伊拉克戰爭是一個錯誤。
作家詹姆斯・博瓦德（James Bovard）曾用“注意力缺失的民主”來形容我們的社會，一旦媒體失去興趣，重要事件被遺忘的速度可能連喬治・奧威爾都會感到不敢置信。
再想想Vioxx（羅非昔布）的故事，它是默克公司專門向老年人銷售的一款利潤豐厚的止痛藥，是阿斯匹靈的替代品。在Vioxx已經銷售多年締造巨大的利潤後，FDA的一名研究人員才發表研究指出，該藥物會大大提升致命中風和心臟病發作的風險，並且可能已經造成數以萬計的美國人提早死亡。Vioxx被立即從市場下架，但默克公司最終還是以相對較輕的賠償金一勞永逸解決了訴訟，哪怕有證據表明該公司早就知道這款藥物的問題。主流媒體過去從Vioxx投放的廣告中賺取了數億美元的收入，可是它們現在卻沒有持續跟進報導，於是這件事很快就被忘記了。另外，媒體從未調查過美國老年人死亡率的急劇上下波動恰好與Vioxx的上市與召回有著密切的關係；如同我在2012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這表明實際的死亡人數很可能比FDA估計的還要高出數倍。所以害死了這個多美國人，卻沒有人因此受到懲處，甚至現在幾乎所有人都已經遺忘了這件事。
或者以9/11期間的美國紐約市長魯道夫・朱利安尼（Rudolph Giuliani）手下的警察局長伯納德・克里克（Bernard Kerik）為例，他後來被布希提名為美國的首任國家情報總監*，這是一個新設立的職位，旨在監督我國的所有國安與情報機構。他的任命本來毫無意外的話會在共和黨控制的參議院順利通過，可是他卻在此時被曝出僱用了無證保母。隨著他的政治仕途開始受阻，原來他長久以來一直與犯罪集團的人有往來的事情也跟著被媒體挖出，他很快就遭到起訴，直到今天仍在聯邦監獄服刑，罪名是共謀罪與詐欺罪。也就是說，美國差一點就要將整個國安體系交到一個與犯罪集團有關聯的高中輟學生的手上，可是在今天卻幾乎沒有多少美國人意識到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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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作者勘誤，布希提名克里克擔任的是國土安全部長，而非國家情報總監——譯註
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美國一直享受著一種令人稱羨的生活，至少與其它多災多難的大國相比是如此。我們成為了地球上最富強的國家，一部分是因為我們自己爭氣，另一部分則是因為其他人在不停犯錯。這幾十年來的強盛和繁榮在公眾的心目中無疑是對我們的體制與國家領導力的肯定，而我們國內的宣傳機器——我們自己的美國真理報——更是不斷在鼓吹這種論點。還有，大部分的美國人都是相當誠實且守法的好公民，他們自然會以為別人也都是這樣，包括我們的媒體與政治精英。這一點恰恰與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流行的憤世嫉俗情緒相當不同。
信譽是一項寶貴的資產，它的積累需要多年時間，但卻可以在瞬間揮霍殆盡；過去幾十年來發生的事情已足以摧毀我們對政府或媒體的一切信心。一旦意識到這一點，我們就應該開始接受這樣一種可能性，亦即其實有一些非常重要、有據可查的事件從未在我們的主流報紙頭版上出現過。有時在媒體已經完全沉默數年或數十年後，有些重大醜聞會忽然成為頭條新聞，所以我們不禁想問，究竟還有哪些重大事件被我們的媒體精英給刻意忽視了。我想在下面列舉一些可能的例子。
想想緊接在9/11事件幾個星期後發生的那場幾乎被遺忘的炭疽病信件攻擊事件吧，那陣子它把我們東海岸的精英們搞得人心惶惶，進而導致前所未有的《愛國者法案》通過，使得我們的許多傳統公民自由得以被名正言順地剝奪。在那段時期，《紐約時報》及其它主流報紙每天早上都會討論這場神秘的攻擊事件，還有FBI的調查人員是多麼束手無策。但在晚間的網際網路上，我會閱讀一些非常受尊敬的記者的撰文，例如《沙龍》的勞拉・羅森（Laura Rozen）或《哈特福德新聞報》（Hartford Courant）的記者，他們提供了大量額外的細節，甚至指出了可能的嫌疑犯與犯案動機。
儘管這些帶有炭疽病病毒的信件被認為是出自一名阿拉伯恐怖分子之手，但FBI沒多久就從信件使用的語言和文風確定了作者不是阿拉伯人，進一步的分析則顯示病毒疑似是來自於馬里蘭州德特里克堡的生物武器研究設施。但早在這些致命的信件開始被寄出之前，弗吉尼亞州的軍警就收到了一封匿名信警告稱，前德特里克堡的僱員、埃及裔的阿亞德・阿薩德博士（Dr. Ayaad Assaad）正企圖發起一場全國性的生物恐怖攻擊。調查人員很快就證明了阿薩德博士的清白，但這份指控的內容顯示出它的作者非常了解阿薩德在那裡的工作經歷與德特里克堡的內部情形。鑒於炭疽病信封和那封栽贓信差不多是同時寄出，幾乎可以肯定它們背後是同一人所為，因此只要查出那封信是誰寄的，就可以抓到炭疽病攻擊的真兇。
誰會想要陷害阿薩德博士呢？原來在幾年前，他曾與德特里克堡的幾名同事發生過激烈的糾紛，起因有包括種族歧視在內的各種亂七八糟的原因。後來一名FBI官員與一位知名的語言鑑證專家帶著匿名舉報信的副本，並將其與四十名生物武器實驗室的員工的筆跡進行對比，結果發現其中有一人完全符合。多年來，我總是告訴朋友們，任何人只要花三十分鐘在Google上搜索，其實就應該可以查出炭疽殺手的真實身份與作案動機，而他們大部分的人最後也成功通過了我的挑戰。
這項強而有力的證據幾乎完全沒有引起主流媒體的重視，也沒有任何跡象顯示FBI曾試圖順著這些線索追查或審問嫌疑人。相反的，調查人員卻試圖根據微不足道的證據來將這些恐怖攻擊歸咎於史蒂芬・哈菲爾德博士（Dr. Steven Hatfill），後來他被證明是無罪的，並獲得了五百六十萬美元的國賠，以補償其多年來受到的傷害。研究人員布魯斯・埃文斯（Bruce Ivins）和他的家人也是類似的受害者，他甚至因此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之後FBI便草草宣布此案結案，即使埃文斯博士的前同事們紛紛出來擔保他絕對沒有動機、手段或機會進行這些犯罪行為。2008年，我在我的雜誌上發表了一篇三千字的長文，總結了所有這些關鍵證據，但主流媒體卻沒有給予它哪怕絲毫關注。
幾年後，更令人震驚的事件發生了，它是普立茲獎得主西德尼・尚伯格（Sydney Schanberg）的驚天大爆料，他是美國最著名的越戰記者之一，也是《紐約時報》的前資深編輯。經過多年的調查，尚伯格發現了大量證據證明在20世紀70−80年代關於美國越南軍人失蹤問題的那些曾經飽受嘲諷的傳言，其實都是真的：尼克森政府確實在戰爭結束時故意遺棄了數百名在越南的美軍戰俘，而我國政府後來花了數十年的時間一直試圖掩蓋這一可恥的罪行。尚伯格的揭露獲得了兩名前共和黨眾議員的證實，其中一人還與他人合著了一本有關該主題的書，它有五百多頁，裡面詳盡記錄了關於這些戰俘的事情。
雖然尚伯格主要是聚焦在參議員約翰・馬侃（John McCain）在這些掩蓋行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但在2008年馬侃與歐巴馬競爭激烈的總統大選期間，媒體卻通通對這些控訴置若罔聞。這是當今美國最偉大的記者之一嘔心瀝血完成的“世紀報導”，但卻沒有一家美國報紙提到它。
2010年，尚伯格在他的新書中重新出版了這些資料，這次他的書受到了最頂級的軍事記者之一約瑟夫・加洛韋（Joseph Galloway）及其他知名記者的肯定；他的控訴現在獲得了《紐約時報》的四位普立茲獎得主的支持。大約在同一時間，我圍繞尚伯格的驚人揭露召開了一場最終產生了一萬五千多字的網路討論會，其中不乏幾位知名作家的共襄盛舉。所有這些資料都是出現在馬侃在亞利桑那州力拼連任參議員的時候，而它們又再一次被該州與全國的媒體忽視。
或許有人會說，至少在上述的兩個例子中，媒體的沉默並未對國家造成什麼實質的傷害。炭疽病攻擊事件現在已經被人們忘得一乾二凈，證據顯示兇手的作案動機可能與私人恩怨有關。當年參與決定遺棄越南戰俘的官員要嘛已經去世，要嘛已經年邁，甚至是後來那些參與掩蓋真相的人，比如約翰・馬侃亦已處於政治生涯的暮年。但還有一個例子卻直到今天都仍然與我們息息相關，而且其中的一些罪魁禍首至今依然身居高位。
2000年中旬，我注意到在一、兩個小網站上面出現了一名自稱是前FBI僱員的女性，她爆了一些非常奇怪且荒謬的料，包括有高級政府官員向外國間諜出賣核武機密。我沒有將這些聽起來宛如天方夜譚的指控放在心上，也沒有費心思去閱讀那些文章。
幾年的時間過去了，這位女性的名字——西貝爾・埃德蒙茲（Sibel Edmonds）——開始出現在越來越多網站上，可是我依然沒把它們當回事，並確信我平時閱讀的那些報紙都對此保持沉默便是證明了她根本是在妄想。接著在2008年初，全世界最有名的報紙之一《星期日泰唔士報》刊登了一篇分成三部分的長篇頭版系列文章，裡面列出了她的指控，該系列文章也很快瘋傳到了其它國家。丹尼爾・埃爾斯伯格（Daniel Ellsberg）聲稱埃德蒙茲的爆料“比《五角大樓文件》（Pentagon Papers）還要更具爆炸性”，他還譴責美國媒體居然可以完全忽視這個已經登上其它國家報紙頭版的大新聞。這樣的沉默也讓我感到無法理解。
正是前CIA官員、經常為我們的雜誌撰稿的菲利普・吉拉爾迪（Philip Giraldi）建議他去研究看看她的爆料。結果他發現她說的話非常可信，之後他在TAC（《美國保守黨》）上發表的一篇三千字長文中總結了其中的一些令人吃驚卻十分詳盡的主張。
埃德蒙茲曾在FBI工作，負責翻譯受竊聽的可疑外國間諜的對話內容，結果她卻非常不安地發現，這數百通電話居然有許多是在明確地討論向外國情報組織出賣核武機密，其中有的情報組織還與國際恐怖主義有關聯，以及間諜似乎已經滲透到了美國的主要軍事研究設施。最值得注意的是，參與這些勾當的還有些是我們的高級政府官員；包括幾位有幾影響力的國會議員身邊的副手。有一次，一名國務員高級官員被發現安排了他的一名手下去領取一個裝有大量賄賂現金的袋子。姓名、日期、賄賂金額、購買者和被竊取的軍事機密這些通通都留下了非常清楚的紀錄。
儘管調查已持續多年，可是卻始終未有任何明顯的行動。埃德蒙茲還驚訝地發現，她的一名同為翻譯的同事私下與FBI正在調查的一個目標暗通款曲。每當她提出質疑就會受到人身威脅，而她決定向上級申訴的結果卻是自己被解僱了。
自那時起，她接受過測謊、在法庭上宣誓作證、在由吉拉爾迪於2009年撰寫的TAC文章中分享了更多細節，最近還出版了一本講述自己經歷的書。司法委員會的參議員查克・格拉斯利（Chuck Grassley）與帕特里克・萊希（Patrick Leahy）公開支持她的一些指控，一份司法部監察長報告也認為她的主張“可信”且“情節重大”，FBI亦有多名官員願意為她擔保，並私下證實了她的許多說法。但她的指控卻從未出現在任何一家美國報紙上。據埃德蒙茲透露，其中一名密謀者經常付錢給媒體，他曾向同伴吹噓說：“我們只需要發傳真給《紐約時報》的人，他們就會用自己的名字將它原封不動刊登出來。”
有時，國會裡的民主黨人也會對這些醜聞感興趣，並承諾進行調查。但每當他們發現自己黨內的重要人物也牽連其中後，就會自己知難而退。
這三個例子——炭疽病事件的證據、馬侃／戰俘的揭露和西貝爾・埃茲蒙德的指控——毫無疑問都是驚天大新聞，照理說它們在任何媒體還正常運作的國家都應該會佔滿頭條版面。可是美國人卻幾乎沒有聽說過它們。直到網路打破我們的資訊壟斷之前，儘管我經常閱讀主流報紙和雜誌，但我也同樣對這些事情一無所知。
我能夠保證這些例子中的任何一個或全部都一定是真實的嗎？當然不能，雖然我相信它們很可能是真的，因為有壓倒性的證據支持這一點。但如果我們的政府或主流媒體根本無意對此進行任何適當的調查的話，那麼我也無法再多說什麼了。
然而，這些資料卻確確實實地證明了另一件意義更重大的事情。這些引人注目、有據可查的故事被我們的媒體置若罔聞，而不是廣泛報導，我們尚不好說這種沉默究竟是故意的或純粹是出於無能，但沉默本身卻是事實。
這些重要問題無法引起重視的一個可能原因是，兩黨的人都必須為此負責，民主黨和共和黨兩者皆難辭其咎，因此才同樣急於掩蓋自己的過錯。就像本傑明・富蘭克林的名言，他們意識到彼此必須團結一致，否則就是分別上絞刑台。
我們總是嘲笑獨裁政權的選舉和公投經常出現98%的壓倒性支持率，但也許有時這些無記名投票的結果確實沒有作假，因為選民早就被媒體洗腦成以為除了現在的政權之外他們沒有任何選擇了。這種不民主的情況真的與我們的國家有什麼不同嗎？在我們的國家，兩黨經常在具有重大爭議的問題上互相袒護，然後在媒體的全面支持下瓜分98%的選票。民主制度是可以為公民提供不同的選擇沒錯，但這些選擇在很大程度上卻又是取決於媒體提供公民怎樣的資訊。
大部分的人在2008年投票給歐巴馬都是因為他們想要表達自己對小布希政府的政策和人事的徹底否定。可是，歐巴馬上任後任命的那些人——國防部的羅伯特・蓋茨（Robert Gates）、財政部的蒂莫西・蓋特納（Timothy Geither）和美聯儲的班・伯南克——卻全都是前朝遺老，然後他們也繼續延續了前任政府不受歡迎的金融紓困與對外戰爭政策，結果根本就是小布希又幹了第三任。
回想一下最近去世的鮑里斯・貝列佐夫斯基（Boris Berezovsky）吧，他曾經是俄羅斯最富可敵國的寡頭，也是20世紀90年代末葉利欽這位傀儡總統背後的提線人。在掠奪了數十億國有資產並將普京推上總統寶座後，他最終因為過度膨脹而被迫流亡海外。據《紐約時報》報導，他曾計劃要將俄羅斯變成一個名義上的兩黨制國家——一個是社會民主黨、一個是新保守黨——它們會在一些具有煽動性、象徵性的問題上互相爭辯，但是在幕後雙方其實都是被同一群統治精英控制。公眾將因此陷入無休無止的互相對立，人們的不滿情緒就這樣被安全地引導入毫無意義的死胡同，俄羅斯的統治階級則得以高枕無憂，繼續坐享他們無限的財富與權力。考慮到美國近幾十年來的歷史，我們或許可以猜猜看，貝列佐夫斯基究竟是從哪裡獲得了如此天才的政治計畫的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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