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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MARIE JONES
——《韋氏新世界詞典》
“要想偵破一樁謀殺案，你必須先知道是誰銷毀了證據。”
——梅・布魯塞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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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11月22日，一記槍響震驚了全世界。一位受人愛戴的總統就此殞落了。整個國家都因為悲痛而陷入不知所措。但對於一位居住在比佛利山莊的家庭主婦兼五個孩子的母親來說，這一天卻成為了她踏上一段令人難以置信的旅程，隻身闖入那個充滿謊言、欺騙、掩蓋、陰謀與暗殺的黑暗世界的開端。
直到甘迺迪遇刺之前，著名的威爾榭大道聖殿（Wilshire Boulevard Temple）的拉比埃德加・馬格寧（Edgar Magnin）的女兒、I・馬格寧百貨公司的創辦人以撒・馬格寧（Isaac Magnin）的曾孫女梅・馬格寧（Mae Magnin）都還生活在一個由網球課、舞蹈課以及時不時去參觀名人故居——例如路易斯・邁耶（Louis B. Meyer）、傑克・華納（Jack Warner）和愛因斯坦——所組成的美好世界中。
梅出生在比佛利山莊的一個富裕家庭，她自幼就過著衣食無虞的生活，出門度假也是家常便飯，經濟大蕭條對他們一家幾乎沒有影響。但梅與眾不同，她從小就對弱勢族群充滿了同情。青少年時的一次孟買和新加坡之旅使第一次見識到第三世界的貧困的她大受震撼。
“我對這種不公平的現狀感到非常過意不去。我想幫助人們，但卻不知道該怎麼做，”梅告訴《美好時光》（High Times）雜誌的保羅・克拉斯納（Paul Krassner）說。她後來進入史丹佛大學就讀，主修哲學。一直以來她都沒有什麼真正的人生目標——直到那一記槍響響徹全世界。就像許多人一樣，甘迺迪之死徹底顛覆了梅的世界，她無法相信李・哈維・奧斯華（Lee Harvey Oswald）就是唯一的兇手。在傑克・魯比（Jack Ruby）當著全國觀眾的面開槍射殺奧斯華的那一刻，梅也從此走出了一個截然不同的人生。
梅始終無法接受奧斯華就是唯一的刺客。她畢竟是一個女人，而且還是一名母親，她的直覺告訴她事情的背後恐怕還隱藏著更深沉、更黑暗的真相。但由於網球課和朋友聚餐佔據了她大半的社交生活，梅一直都沒有將她的直覺放在心上，也沒有太多精力可以去思考這些問題。
甘迺迪之死確實震驚了她，就像它也震驚了整個國家乃至全世界。但真正促使這位本來過著安逸、富足生活的家庭主婦與人母搖身一變成為大膽無畏的真理鬥士，甚至獲得“陰謀論女王”稱號的卻是另一件事。
使梅開始一頭栽進陰謀論世界的契機就是李・哈維・奧斯華的遇刺。
梅結過兩次婚。她在第一段婚姻中生下兩個兒子，後來又在與比爾・布魯塞爾（Bill Brussell）再婚、改姓為梅・布魯塞爾後生了三個女兒。就在奧斯華遇刺前不久，梅七歲的女兒邦妮（Bonnie）正好在電視上看見奧斯華，她覺得他很可憐。奧斯華不斷在全國媒體面前堅持自己的清白，他的一隻眼睛有瘀青，毫無疑問是被警察毆打過。邦妮問媽媽她能不能把自己最喜歡的泰迪熊送給奧斯華。於是梅和邦妮一起把泰迪熊裝進包裹，希望奧斯華能夠收到。但奧斯華再也沒有機會收到這隻小熊了。
那天星期日一早，就在國家電視台正在進行全國轉播的時候，一位名叫傑克・魯比的神秘男子忽然從人群中衝出，開槍打死了奧斯華。梅驚恐地看著電視機。她知道事情不應該是這樣的，美國人民被欺騙了。
“既然他們每個人都知道他有黑幫背景，也知道他最近曾被指控非法持有武器，為什麼他們還放任魯比大搖大擺地靠近（監獄）？”梅在1971年接受《卡美爾松果報》（The Carmel Pine Cone）採訪時說，有一個念頭一直在她心裡揮之不去：“他是被僱來殺害奧斯華的嗎？”
梅再也無法抑止她想要質疑權威的本能，她下定決心要找出奧斯華是唯一的兇手、魯比是一位被為祖國復仇沖昏頭、一心一意想要證明“猶太人也可以做英雄”的愛國者——就像他自己宣稱的那樣——這套官方說辭背後的真相。令她感到不寒而慄的是，如果如此驚人的掩蓋與陰謀都可以發生，她的孩子們將來究竟會生活在一個怎樣的世界。於是這個再簡單不過的問題——“我們要留給自己的孩子一個怎樣的世界？”就成為了她的座右銘，陪伴著她在餘生持續不懈地追求真相。
就在梅意識到一切都不對勁後，她做了一件任何慈愛的母親都會做的事情，如果那個母親剛好叫做梅・布魯塞爾的話。她剪下了她能找到的所有談論甘迺迪遇刺與正在進行的調查的報紙與雜誌文章，然後將它們仔細整理與分類，最終裝滿了數百個鼓鼓的文件櫃和箱子，裡面全部都是與甘迺迪之死及其關聯的陰謀有關的文件、筆記和檔案。
“我之所以這麼想弄清楚到底是誰殺了甘迺迪，其實完全是出於私人理由，”梅告訴記者說。她這麼做都是為了她的孩子們，“我想知道這是否是一場政變——美國會因此變成一個法西斯國家嗎？”
隨著梅開始深入研究甘迺迪遇刺之謎，一條線索又引出另一條線索，最後梅發現自己已經深陷在一個神秘、陰暗的世界，出現在這個世界裡的人們與事件全都以某種方式互相交織在一起，彷彿它們的背後有一隻看不見的八爪魚。外界一直流傳著CIA或反卡斯楚的古巴流亡人士才是幕後兇手的說法，不過梅的研究已經駁斥了這些理論。事實上，她正在被自己的研究引導向一條最黑暗的道路，而它有可能會摧毀她作為一個美國人所珍視的一切。
梅知道，如果她想要找出真相，無論如何都必須先了解官方的結論是什麼。深知自己的太太對這個問題有多認真，何況她也從來不是那種會為鑽石或皮草大衣而傾倒的女人，於是深愛她又善解人意的丈夫比爾決定送給梅一份再完美不過的聖誕禮物——總計二十六卷的《華倫報告》（Warren Commission Report），裡面詳細地展示了官方對甘迺迪暗殺事件的調查結果。
如獲至寶的她立刻就開始埋頭琢磨起這堆報告。
“我迅速翻遍了華倫委員會對於奧斯華的財務狀況與交友情形的調查——裡面記錄了他從海軍陸戰隊到叛逃俄羅斯的人生軌跡——他是一個閱歷相當豐富的人。”梅決定以奧斯華這個替罪羊來作為追查這整個陰謀的切入點，而她也將在這個漩渦中愈陷愈深、發現越來越多黑暗的真相。
她仔細讀過了華倫委員會的報告，又從她訂閱的八份報紙及其它雜誌上剪下了堆積如山的剪報，她就像一隻獵犬在追蹤著所有能找到的線索。很快地，她就發現了奧斯華、他的妻子瑪麗娜和一群有權有勢的金融家之間的聯繫，他們是奧斯華背後的金主。“這些人包括了石油商人、工程師與國安人員，”梅說：“正是這一點這讓我感到特別費解...”
梅花了兩年的時間在研究華倫委員會在報告中提供的大量資料，其中包括超過五百五十二名證人的證詞，以及總計十卷發生在暗殺事件之前的其它相關檔案。這些檔案包含了奧斯華在海軍陸戰隊、FBI與國務院的人事文件。
梅對奧斯華的人生進行了一絲不苟的研究，她發現華倫委員會的報告其實有不少問題。“我發現證人宣誓後提供的證詞，有很多與那十卷檔案紀錄的證據不符，華倫委員會的報告引用的都是他們從未親看過的證人的證詞，因為委員會的成員根本沒有出席聽證會，也沒有盤問證人。這些證人甚至無法印證彼此的說法。”梅堅持說。
這些明顯的不一致增強了梅的信念，隨著研究持續深入，她注意到一些似乎被其他人忽略的奇怪之處。她敏銳的頭腦很快就發現了不少證人的證詞錯誤、與“官方”說辭不符的時間和日期，以及她後來所說的“調查預設的模式與取向，以及委員刻意不去踰越的界限”，但是要梳理的資料實在太多了，而且還有太多令人困惑且互相矛盾的證詞。要想在這堆充滿誤導、掩蓋與徹頭徹尾的謊言的巨大漩渦中取得任何進展，梅就必須努力保持全神貫注。
奧斯華、CIA＆法西斯分子
奧斯華是解開謎團的關鍵——她心裡很清楚這一點。她的研究最終得出了一些耐人尋味的結論，這涉及圍繞在奧斯華身邊的一小群人，他們曾在暗殺事件發生不久前出現在達拉斯，又在事發不久後離開了那裡。他們許多人是在國防、石油和軍火產業工作。這群人究竟是何方神聖，為什麼有權有勢的他們會對奧斯華這樣一個從來沒有任何一份差事上做得久、總是居無定所的人感興趣呢？
梅發現奧斯華的工作經常一變再變。他從來沒有失業過，總是有人為他提前規劃好了下一份工作。
梅還了解到，奧斯華身邊的那群神秘人士其實是白色俄羅斯的法西斯主義者*，他們屬於一個更大的地下法西斯網路，這些人將美國視為他們重起爐灶的根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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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布爾什維克革命造成了大量被稱作白俄移民（white émigrés）的難民逃亡。在這些流亡者中有一部分的人，即“白色俄羅斯法西斯主義者”始終以推翻蘇聯共產黨為目標。由於瑪麗娜的“白俄貴族”背景以及她與CIA的聯繫，梅・布魯塞爾認為美國的“白俄法西斯主義者”很可能與甘迺迪暗殺事件脫不了關係。
接下來她開始與紐奧良地方檢察官吉姆・加里森（Jim Garrison，在電影《刺殺甘迺迪》中由凱文・科斯納飾演）和神秘的五角大樓軍官弗萊徹・普魯迪上校（Fletcher Prouty）等甘迺迪暗殺事件中的重要人物通信，普魯迪上校自己的研究也發現了一些令人蹊蹺的線索，他與CIA的關係也讓他成為了梅在調查過程中的得力幫手。
但梅從來都不相信CIA支持的反卡斯楚古巴異議分子是幕後兇手的說法，當其他研究人員都在忙於調查CIA、黑手黨和反卡斯楚的古巴異議分子的時候，梅的直覺卻告訴她他們都錯了。
刺殺甘迺迪：執著
就在梅全心全意投入這場戰鬥的同時，她依然要照顧五個孩子、上舞蹈課和向牙齒矯正醫生報到，甚至還必須抽出時間來參加各種學校或社交活動。然而，她的友誼漸漸受到了影響，因為她已不再滿足於坐下來一邊品味昂貴的茶葉、一邊談論南加州的天氣。她的腦袋正在湧出越來越多新的想法，而她也非常樂意與那些願意聆聽的人分享自己的見解。
問題是梅的大多數朋友，如果不是全部的話，都對她的研究一點興趣也沒有。不管梅再怎麼想要找出甘迺迪暗殺事件的真相，這無疑不太適合作為比佛利山莊的社交話題。正如她在1982年告訴記者吉爾・沃爾夫森（Jill Wolfson）說，她的政治知識水平也只有夠她應付一場雞尾酒會的程度。在這個她新發現的充滿陰謀、掩蓋與犯罪的世界中，她開始感到越來越孤獨。最終，她的研究成為了她最好的朋友，而她的社交生活則只剩下了照顧家人與無法推辭的聚會。
蒂姆・卡納爾（Tim Canale）是一名檔案管理員兼研究人員，並負責經營梅的官方網站Maebrussell.com。他回憶梅最好的朋友泰瑞（Terry）曾告訴他：“去梅的家裡作客就意味著要坐在客廳裡，那裡有好幾個巨大的桶子，每個都專門用來收納不同主題的陰謀論資料。我們必須坐下來仔細剪裁報紙和雜誌，然後再將它們分類到不同的桶子裡。”泰瑞還回憶有一次他跟梅去看了法蘭克・辛納屈主演的電影《滿洲候選人》（Manchurian Candidate），梅看到一半就直接拿起筆記本和筆，開始記下電影佈景中的書架上出現的書名。據泰瑞說，梅認為那些書可能會對她的研究有幫助。這就是甘迺迪遇刺以後與梅一起出門玩的畫風。
梅曾在1974年接受《花花女郎》（Playgirl）雜誌採訪時試圖解釋自己的立場。“人們難免會好奇，像我這樣平凡的家庭主婦怎麼會對甘迺迪暗殺事件這麼感興趣。但從沒有什麼事情是說發生就發生的。一定有某種原因，當你開始思考，開始意識到你是多麼在乎自己生出長大的國家...當甘迺迪遇刺時，我一直在想著這個問題。我為我的孩子們的未來感到憂慮，我們的社會肯定出了問題，否則絕不會發生這樣的事。”
梅的執著最終導讓她離了婚又再婚，包括她與三個女兒的父親比爾・布魯塞爾長達十七年的第二段婚姻。至少在現在，這些都已不是問題。她依然細心地照顧著孩子們，家庭也十分美滿。至於雞尾酒會和午後聚會則已不在她的日程之內。
她現在有著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抽絲剝繭
沿著甘迺迪之死、神秘的奧斯華、謎一般的傑克・魯比、《華倫報告》的疏漏與錯誤以及她自己在剪報堆中畫下的越來越多線條，梅忐忑不安地注視著本來一樁看似簡單的陰謀逐漸駛向了連她聰明、細心謹慎的頭腦都無法把握的方向。
她明白甘迺迪之死只是一個開始，它牽連著其它許多同樣有待被揭開的陰謀，包括後來發生的鮑比・甘迺迪與馬丁・路德・金暗殺事件，這兩起事件都被梅列入了她的待研究清單。
正如她所懷疑的，她發現這三起暗殺事件互相之間其實都有某種聯繫，而且都有相同的關鍵人物參與其中，這就像是一場陰森恐怖的戲劇表演在不斷重複，只是時間、地點和臨時演員在改變。
華倫委員會的報告可能是梅第一次接觸到的政府確實在掩蓋真相的書面證據。她把報告從裡裡外外翻了個遍，卻發現根本沒有證據可以支持委員會最後做出的結論。她知道，這份報告完全沒有提到她自己經過研究發現的事實——奧斯華是一個被上級利用的情報人員。
“奧斯華是一個犧牲品，”梅在1974年告訴《花花女郎》說：“他是一個被拋棄的人...他被陷害、誹謗，最後被滅口。”梅唯一想知道的就是為什麼？他們想要隱瞞什麼？誰是幕後黑手？殺害一位如此受人民愛戴的總統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證據與（《華倫報吿》）所提供的說法的相差程度之大實在令人震驚，”梅在1982年告訴吉爾・沃爾夫森（Jill Wolfson）。“更令人難以置信的還有這起暗殺事件與其它國際動態之間的關聯。”
這個錯綜複雜的陰謀網佔據了梅的餘生，她從未放棄過要弄清這一切。她在研究的過程中還發現了CIA與20世紀20−30年代的德國之間的一些聯繫，尤其是幾個關鍵人物身邊的人：那些證人、閒雜人等、奧斯華夫婦的朋友們，他們都在甘迺迪暗殺事件中扮演了某種角色，並且都與白色俄羅斯法西斯主義者和舊德國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但梅還發現，互相聯繫在一起的不只是人們，而是還有二次大戰前後發生的事件，一切就像是一個巨大的拼圖遊戲。
“約翰・甘迺迪之死並不是一起孤立的事件。這是一個大陰謀的一部分，不管是在他之前或之後，甚至直到今天都還有許多人因為這個陰謀而喪命。這麼做唯一的目的就是要除掉所有真正渴望世界和平的人。”隨著鮑比・甘迺迪、馬丁・路德・金、艾爾・沙達特乃至聖雄甘地等和平締造者接連命喪在“孤狼槍手”的槍口下，她的這段評論可以說是再正確不過了。梅很清楚，根本就沒有任何跡象顯示這些“孤狼槍手”真的是衝動犯案、一意孤行。所有這些事件均是互相關聯的。
梅對自己的發現深信不移，她甚至曾在1968年5月29日前往蒙特利半島機場會見蘿絲・甘迺迪（Rose Kennedy），並遞給她一張紙條，上面寫著鮑比・甘迺迪恐怕有遇刺之虞。一個星期後，鮑比在加州洛杉磯的大使酒店遇刺身亡。
梅笑著說，這些就是她經過十一年來的研究與學習後得出的結論。假如有人頒發陰謀論博士學位的話，她可以輕易在任何一所大學取得這份榮譽。
梅所談論的那個大陰謀就像是一隻巨大而恐怖的八爪魚，牠的觸手伸向了各個政府、軍事和商業機構的最高殿堂。在追蹤其中一條觸手的過程中，梅又發現甘迺迪暗殺事件其實與另一個令人意想不到、非常可怕的源頭有所關聯，那就是納粹分子。
迴紋針計畫的納粹分子
隨著梅發現得越深、思考得越多、質疑得更深入，她最終發現了一個地下納粹網路，他們在美國這片民主自由的土地上掌握著巨大的權力與影響力。這群納粹分子主要是科學家、軍事官員、工程師、軍火專家，他們在二次大戰結束後秘密偷渡到美國，而且就是CIA將他們安全地護送到美國的海岸。
迴紋針計畫，又稱迴紋針行動，是一項旨在將納粹分子偷偷送往美國的絕密計畫，多虧《信息自由法》的解密，這項曾經屬於最高機密的計畫如今才得以為公眾知曉。
梅的研究重點也是在這裡開始急劇右轉，轉向了極右派，因為她意識到曾在二戰期間組成軸心國的國際恐怖網路實際上已經轉入地下，甚至在希特勒據說逝世於阿根廷後（梅不排除有這個可能性）也仍在繼續謀劃著要復興他們的法西斯統治。梅發現納粹曾在20世紀20−30年代使用過的那些伎倆、策略與方法，現在都正在美國被故技重施。
身為一個熱愛自己國家的猶太人，這一發現深深衝擊了梅的內心。她想知道這些納粹分子來到美國僅僅是為了苟且偷生嗎？還是說他們有什麼更邪惡的企圖？於是這成為了梅最關心的問題，彷彿這就是她這一生的使命，是她必須揭開的終極真相：她試圖證明納粹已經滲透了政界，並且正在策劃第二次大屠殺——只不過這次是發生在美國。
已經被納粹地下黨滲透的國家可以列出一串令人震驚的清單，這些國家都發生過總統政變、軍事行動、媒體封鎖、戒嚴以及遇害者在臨死前警告這是一場陰謀的情景。
巴西、阿根廷、秘魯、薩爾瓦多、菲律賓、葡萄牙和希臘，最後還有美國。梅將甘迺迪之死與納粹的關係，以及涉入其中的黑手黨和CIA形容為“邪惡同盟”。一次又一次地，她總是能在不同的事件中發現這個邪惡三角的身影——納粹、黑手黨、CIA。
梅為自己在陰謀論者中贏得了無可置疑的地位，儘管這個稱呼對她來說更像是一種冒犯。她的朋友和追隨者更喜歡以一位真正的政治理論家與傑出的研究者來稱呼她。梅覺得“陰謀論者”這種講法實際上是一種貶低。一位作家甚至形容她是“現代的福爾摩斯”，另一位作家則稱梅是“自封的美國陰謀論天王，她對政治的熱衷就像一個從來不會錯過任何鄰里大小事的八卦大王。”但梅對八卦沒有任何興趣，她只關心冰冷無情的真相，而且她在這方面有很多東西可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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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s
“The Queen of Conspiracy: The Life and Times of Mae Brussell.” Marie D. Jones. Paranoia Magazine. Spring 2013.
“About Women…” Stephanie Caruana. Playgirl, August 1974.
“The Ballad of Mae Brussell.” Paul Krassner. High Times, September 1991.
“The Mind of Mae Brussell.” Paul Krassner. Oui, May 1978.
“Shots Fired! The Story of Mae Brussell, Queen of Conspiracy.”Marie D. Jones.www.amazon.com/Shots-Fired-Death-Dallas-Conspiracy-ebook/dp/B08RWXZ31M
“The World According to Mae.” Jill Wolfson. San Jose Mercury News, March 1982.
瑪麗・瓊斯（Marie D. Jones）是多本非小說類書籍的作者，Visible Ink Press出版社最近出版了她的兩本新書《大謊言》（Disinformation）和《注意：宣傳與操縱》（You: Identify Propaganda and Manipulation），她的個人網站是www.mariedjon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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