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Matthew Ehret-Kump
“我們能預測地震嗎？不能。我們不知道如何預測地震，也不指望在可預見的未來知道該如何預測。”
——美國地質調查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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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月6日上午，土耳其和敘利亞的人們遭遇了一場毀滅性的7.8級強震，接著又發生了6.7級餘震，最後在下午晚些時候還有（我們希望是）最後一次7.5級地震。 這三波地震的影響範圍深入敘利亞境內，截至本文撰寫之時，土耳其和敘利亞已有超過兩萬三千人死亡、五十萬人受傷，另有數萬人受影響，以及基礎設施也受到了嚴重的破壞。
如果不是因為過去幾十年來政治上的倒行逆施連帶導致科學領域的脫軌，這場慘重的生命損失本來是可以避免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儘管美國地質調查局的地質學標準模型祭司們已經把話說死，但事實上，地震是完全可以預測的。
就讓我們以太陽系地質調查協會（SSGEOS）的荷蘭科學家弗蘭克・胡格貝茨（Frank Hoogerbeets）為例，他在2月6日的三天前就發佈了下面這篇貼文：
在談到他與其他志同道合的科學家使用的預測方法時，胡格貝茨解釋說：
“正如我之前所說...這個地區會發生地震，其規模將不下於公元115年和526年的兩次地震。這些地震在發生之前總是會先出現關鍵的行星幾何學模式，就像我們在2月4−5日觀察到的一樣。”
胡格貝茨口中的“行星幾何學”是什麼呢？
這並不是說胡格貝茨有一顆水晶球、他相信占星學或擁有比美國地理調查局的科學家們更好的數據，而是因為他是一個真正的科學家，他不相信那些偽裝成“科學”的教條，特別是當它們已經被證明沒有用的時候。
他聲稱自己的預測之所以準確，就是因為他遵循著“行星幾何學”，而他也在《地震和電磁波》這部三分鐘長的影片中對其進行了介紹：
值得一提的是，這並不是胡格貝茨第一次成功預測地震。
2023年2月2日，SSGEOS就發佈消息指出：“最快一到六天內，紫色範圍（南美洲中部）或附近的地區可能會發生不小的地震。”然後，智利的科金博（Cuiquimbo）在2023年2月5日發生了5.6級地震。
2023年1月29日，SSGEOS預測稱中國南部和印度北部地區將發生強震。接著就在同一天，新疆南部發生了5.8級地震。
自從SSGEOS在2014年成立以來，胡格貝茨和他的團隊已經做出了數百次成功的預測，這與他們在主流學術界的競爭對手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後者依然死抱著那堆統計概率論和線性電腦模型不放，結果就是幾十年來始終毫無建樹。
胡格貝茨與那些在地震學界把持著話語權的統計學家不同的地方在於，他是從基於地球動力學，從電磁、化學與太陽系的角度來看待問題。
現代“地震學家”要求我們每個人都必須接受荒謬的“彈性回跳理論”，該理論主張板塊與重力的作用是造成地震發生的唯一原因，可是那些在這一充滿爭議的領域屢屢做出成功預測的科學家卻選擇將目光轉向整個地球，以及更廣闊的太陽系（和銀河系）的電磁特性上，因為它們一直在影響著地球上的環境。
如同胡格貝茨指出：
“根據我們的研究，當行星和月亮形成特定幾何形狀時，造成強震的主因似乎並不是重力。在這些幾何形狀形成的時候，最有可能對地殼產生作用的是電磁力。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大地震發生前總是會出現閃電，它可能是太陽系內的行星排列成特定幾何形狀時產生的電磁電荷引起大氣反應的結果。”
在他的文章和影片中，這位荷蘭地震預報員解釋說，每個天體之間的空間其實並不是真的空無一物，而是充滿了細小而活躍的磁場與電流，它們會影響每顆行星、衛星和太陽。
與其用“重力在空無的太空中牽引著天體”這種抽象的電腦模型去思考，倒不如把它想像成一個電流輸送的過程會更加貼切，太陽就像是發電機，行星則是天線，負責根據不同的波長來接收、轉換和發射訊號。
胡格貝茨引用了RCA無線電工程師約翰・尼爾森（John Nelson）的話，後者在20世紀60年代進行了一千五百次大氣狀況預測，準確率高達95.2%：
“有意思的是帶有磁鐵的發電機與太陽系中的行星之間的相似之處。在發電機中，磁鐵是固定的並且會產生恆定的電流。如果我們將行星當成磁鐵、太陽當成電樞，那麼我們可以說太陽系簡直就是一台發電機。”
航海家號和卡西尼號探測器已經證實了太陽系中的行星和衛星確實具有這些特性，它們紀錄了這些天體發出的電磁波，範圍涵蓋無線電波、微波、紅外線甚至是更小的波長。
Safire計畫的首席科學家邁克爾・克拉里奇博士（Dr. Michael Clarage）亦在他最近的一部十六分鐘的影片《宇宙的函數》中對此進行了精彩的闡述：
的確，我們仍不理解行星之間互相發射／吸收電磁波的機制，也尚未完全了解它們是如何影響大氣層、電離層的活動，更遑論是地殼、地幔和地核。畢竟，整整六十公里的地殼人類至今也只不過探索了十六公里，至於地函和更下面的部分就更不用說了。
雖然我們對此一無所知，但我們確實對太陽系內的磁場和共振有一些了解，光是願意正視它們並承認其確實會影響地球，就是最重要的第一步...而不是繼續屈從於那些一直處心積慮想要阻止新發現出現的標準理論守門員。
地震預測學的核心前身
在地震學中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在地震發生的幾天和幾小時內，震央附近的地下水中似乎總會出現氡等化學元素。
是什麼原因導致氡的產生仍不清楚，但2009年吉安帕羅・朱利亞尼（Gianpalo Giuliani）這位技術專家正是根據這一點才成功預測幾天後義大利拉奎拉（l’Aqila）發生的地震。
地震預測的另一個重要變數則是地球周圍的大範圍電離等離子體的活動，其跨度是從地表往上四十英里一直延伸到六百英里。這個區域就是俗稱的電離層，它充滿了電子、帶電粒子和分子，它們會受到太陽發出的輻射（主要是紫外線和X射線）刺激，但也會被我們這個太陽系電路中的其它行星發出的電磁脈衝影響。
正如謝爾蓋・普利涅茨（Sergey Pulinets）在他的《基於多參數感測器的地震預報原理》（Principles of Organizing Earth Quake Forecasting based on Multi Parameter Sensors）中指出：“單就電離層的前兆來說...其主要表現為即將發生地震的地區的電子濃度會產生明顯變化。”
前幾年日本發生了慘重的9.1級地震，它導致了2011年3月11日襲擊日本海岸的海嘯，並造成超過兩萬人死亡、三百八十億美元的經濟損失。如下圖所示，要是當初有人注意到地震發生十一天前，震央上方的電離層電子密度正好達到峰值的話，這場悲劇本來是可以被大大避免的，中國武漢地震研究所的研究人員祝芙英（Fuying Zhu）也在2011年8月進行的分析中證明了這一點。
日本地震學家日置幸介（Kosuke Heki）進行的另一項研究不僅證實了祝芙英的發現，而且他還發現在2010年造成五百二十四人死亡的智利8.8級地震、1994年北海道8.3級地震發生之前，都出現過類似的電離層變化。
2011，一組研究人員開始仔細研究DEMETER衛星蒐集到的數據，後者是一顆非常先進的衛星，它可以從太空中追蹤地震的前兆，並一直從2004運作到2010年。研究人員想要找出是否有任何電磁異常現象，以幫助海地政府預測下一次地震，該國在2010年1月12日歷經了一次7.0級地震，造成二十五萬人死亡。
這個團隊在一篇論文中描述了他們的發現：“就在地震前一天（2010年1月11日），震央附近的電子密度和溫度均有顯著增加...DEMETER提供的統計數據證明了，衛星資料確實可以在研究地震前兆這方面派上用場。”
與其它類似的電磁／化學前兆研究一樣，這個研究項目始終無法獲得足夠的預算來支付實時數據分析的開銷，因此它最後就這樣無疾而終。
過去的其它成功預測亦顛覆了彈性回跳理論的假設，其中包括史丹佛大學電氣工程師安東尼・弗雷澤・史密斯博士（Dr. Antony Frasier Smith）的研究，他在1989年10月17日加州舊金山灣區的洛馬普里塔（Loma Prieta）發生7.1級地震的兩個星期前就做出了準確的預測。史密斯博士事先在後來的震央附近安裝了感測器，結果超低頻（ULF）無線電波峰值在地震發生前十四天激增了二十倍，而在地震發生三小時前更來到了六十倍。
亞美尼亞的研究人員在1988年12月發生6.9級地震，以及1993年8月關島發生8.0級地震的幾天前也有觀察到類似的現象。
受到史密斯博士成功預測1989年加州地震的啟發，一位名叫湯姆・布雷爾（Tom Bleier）的科學家於2000年在加州帕洛奧托創立了地震探測器公司（Quake Finder），其平時負責管理聖安德烈亞斯斷層周圍的一百二十五個磁力探測器，該斷層構成了被稱為“火環”的大規模地震密集帶，從日本一直延伸到俄羅斯、阿拉斯加和美洲西海岸。
布雷爾的團隊與一個名叫Stellar Solutions的小組合作，花了二十年的時間蒐集了數十次中小型地震發生之前的各種前兆證據。
另一個研究小組參考了史密斯博士的理論，並回顧了1992年9月21日導致總共兩千五百人死亡、三千億美元經濟損失的台灣大地震。研究小組不僅發現超低頻訊號確實在幾天前就出現了，與此同時太陽風也與這些從地表下至少八公里處出現的超低頻無線電輻射產生了作用。
還有一個值得關注的電磁前兆是紅外線輻射，其同樣會在大地震發生前出現激增。NASA的泰拉衛星曾在2001年1月21日觀測到這一現象，它在印度古吉拉特邦（Gujarat）發生7.7級地震的五天前就發現了這樣的“熱異常”，這場地震造成超過兩萬人死亡、三十五萬棟建築物倒塌。地震一結束，這種異常現象就立刻消失了。
如下圖所示，2004年12月26日印尼蘇門答臘島發生9.3級地震／海嘯，導致二十二萬八千人死亡，而悲劇發生五天前，紅外線輻射也出現了異常的峰值。
不幸的是，由於這些科學研究被視為“邊緣”異端，因此這些先驅要嘛無人注意，要嘛就是直到災難已經發生後才被發現，因為根本沒有人提供解析實時數據的設備需要的資金。
當然除了上述的這些方法之外，預測地震的方式還有很多。
現代預測學的克卜勒起源
最重要的是要知道，這個新的或者說“邊緣”研究領域其實並不是直到近代才出現，而是可以追溯到幾千年前。對於行星幾何和諧波（harmonics）會影響地球最早的論述或許是柏拉圖寫於公元前360年的《蒂邁歐篇》。在《蒂邁歐篇》成書後的兩千年裡，畢達哥拉斯學派對於天體和諧如何影響人類生活的研究始終仍停留在哲學領域，直到科學家約翰內斯・克卜勒開創了史上第一個真正的天體物理學和行星預測學，他先後出版了《宇宙的奧秘》（Mysterium Cosmographicum，1594）、《新天文學》（New Astronomy，1609）和《世界的和諧》（Harmonies of the World，1619）。
正是在最後一本書中，克卜勒終於完成了他對畢達哥拉斯理論持續三十年的研究，並提出了著名的行星運動第三定律（又名諧波定律）。
克卜勒在《世界的和諧》第四卷第七章中寫道：
“畢達哥拉斯學派相信宇宙有一個靈魂，它指揮著恆星的運轉、元素的生成、生物與植物的存續，柏拉圖筆下的蒂邁歐（Timeaus of Locri）顯然認同畢達哥拉斯學派的天上與天下的事物會互相共鳴的想法...一個基督徒可以很容易通過柏拉圖式的思想來理解上帝，與通過靈魂來理解萬物的本質。”（p.358）
克卜勒用幾個章節概述了行星和月亮的運動形成的幾何模型（他稱之為“面相”），這些幾何模型幾乎都是由最基本的多邊形原型衍生出來的形狀，它們皆十分符合視覺和諧。這些幾何形狀包括但不限於三角形、正方形、五邊形、六邊形和八邊形，以及其它更進一步的形狀。克卜勒在他的第三本書《世界的和諧》中對此有深入的闡述，他談論了地球與各大行星、月亮以及太陽在處於不同的角度時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克卜勒並不是數字命理學家，他很清楚數字本身並不是原因，而只是那些滲透到一切物理時空之中的原型形狀產生的結果。比方說，3、4、5、6、8這些數字其實就是被簡化後的幾本形狀（三角形、正方形、五邊形、六邊形、八邊形），而它們又可以組合成五個柏拉圖立體和十三個阿基米德立體。
這些柏拉圖立體在互相嵌套後會產生特定的比例，克卜勒對這些比例進行了三十多年的研究，以了解行星圍繞太陽運行的機制，他還在《新天文學》中推測這些行星是被電流體推動的（註1）。
基本形狀包含的內角也應該被視為一種有質量的屬性，而不僅僅是單純的數字。例如：正方形90度的內角，三角形60度和120的內角。五邊形的內度為135度和72度，六邊形的內角為120度和60度等。
在他的《世界的和諧》中，克卜勒以共振／協和函數的形式展示了這些數字是如何符合音樂比例，顯示出太陽系是一個兼具大調與小調的音階系統。
接著，克卜勒討論了各種天氣現象及其與太陽系的不同幾何模型之間的關聯，他說：
“我考慮的更多是大範圍的經驗，我並沒有特別關注下雪、颳風、打雷和其它占星學家經常預測的事情，而是從宏觀的角度去觀察，如果發生合相，比如火星與木星的合相，大氣狀態就會產生變化，如果沒有任何（合相）發生，大氣就會顯得風平浪靜。”
高斯−韋伯的帶電原子與宇宙模型
後來，德國科學家卡爾・高斯（Carl Gauss，1777−1855）和亞歷山大・馮・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進一步發展了克卜勒的和諧宇宙模型，他們領導了一項國際科學計畫，試圖完成一幅全世界的無形磁場圖。
在格萊斯邁爾（Gleismeier）和鶴谷（Tsurutani）合作發表於2014年的出色研究《卡爾・弗里德里希・高斯−地球磁場通論》（Carl Friedrich Gauss – General Theory of Terrestrial Magnetism）中，兩位作者寫道：
“正如高斯在寫給朋友威廉・奧爾伯斯（Wilhelm Olbers，1781−1862）的信中表示，他早在1803年就對地磁產生了興趣。他的想法之後又受到在1828年於柏林與亞歷山大・洪堡（1769−1859）、威廉・韋伯（Wilhelm Weber，1804−1891）的會面進一步鼓舞。韋伯是他在1831年後的主要合作對象。受到洪堡的啟發，高斯和韋伯意識到要測量磁場，就需要使用標準化的儀器來在全世界同步進行。這項計畫促使了1836年哥廷根磁力研究協會（Göttinger Magnetischer Verein）的成立，該組織並沒有非常正式的架構，它只是致力於推動全球範圍內的磁場測量工作。”
高斯本人也是一位非常厲害的預測大師，他在1801年精準地算出了穀神星的位置，從而驗證了克卜勒兩百年前的預言，後者曾主張火星和土星之間必定還有一顆行星（在這種情況下，這個小行星要不是以前的某顆行星的殘留物，就是將來有一天可能形成行星的材料）。
高斯也是第一位認識到平流層上應該要有一層帶電電流層，以容納穿越地球表面的無線電波的科學家，而這一點也隨著1929年電離層的發現獲得了證實。
高斯的好友兼合作者威廉・韋伯是克卜勒式的宇宙和諧理假說的先驅，這個假說認為宇宙中的頻率是理解微觀世界的關鍵。在19世紀50年代，韋伯實際上成為了最早測量出電子環繞原子核軌道的精確距離的科學家（他是在沒有看到電子或原子核的情況下做到的）。
無論是韋伯還是後來接過其火炬的馬克斯・普朗克都不認為宏觀世界與微觀世界之間存在任何割裂。對這些科學家來說，只要有一把鑰匙，就可以慢慢打開一扇又一扇門。
馬克斯・普朗克為真理而戰
普朗克在量子世界中開創了一門新的科學，不無諷刺的是，他的成功恰恰在於他對克卜勒方法的堅持，克卜勒本人也正是用這套方法在17世紀打敗了那群“平庸的預測家”。
在他的《科學將走向何方？》（Where is Science Going?，1932）一書中，普朗克警告說，統計學家和形式主義者正在敗壞今天的科學與預測學，因為他們缺乏創造性與對真理的熱愛，而那恰恰是普朗克那一代偉大思想家所擁有的。這位老派的音樂家／科學家將克卜勒與他同時代的第谷・布拉厄進行了對比，他們兩人皆名留青史，但只有一個人抓住了真理的火花，從而開創嶄新的物理學。普朗克寫道：
“克卜勒就是我一直談論的一個很好的例子。他的處境總是很艱難。他經歷了一次又一次打擊，甚至必須去向雷根斯堡國會討要自己被拖欠的薪水。他不得不為自己的母親辯護，因為她被指控實行巫術。但是，縱觀他的一生，人們可以發現他之所以始終精力充沛、孜孜不倦且富有成果的原因即在於，他對自己的科學懷有堅定不移的信念，不是因為他相信自己最終能用算數的方式來對天文觀測結果進行總結，而是他堅信在萬物的創造背後有一個明確的計畫。正是因為他相信這個計畫，他才覺得自己的研究再怎麼辛苦也是值得的，也正因如此，他從未失去熱情，他的研究為他沉悶的生活帶來了活力和光明。我們不妨將他與第谷・布拉厄進行比較。布拉厄手上擁有與克卜勒相同的天文觀測資料，甚至更好，但他到頭來仍只是一個普通的研究者，這是因為他根本不相信永恆的創造法則。布拉厄只是一個研究者，但克卜勒卻是新天文學的創造者。”
靠擲骰子尋找真理的統計學家
雖然它在今天尚未獲得足夠的重視，不過正如馬克斯・普朗克說這些話的時候，法西斯主義的新科技封建體制正在他的祖國德國崛起，如今一場關於20−21世紀的科學究竟將走向何方的激烈鬥爭也正在發生。
這場鬥爭的一方是普朗克、愛因斯坦、居里夫人等真正做出革命性發現的偉大科學家，另一方是尼爾斯・玻爾、馬克斯・海森堡、沃夫岡・包立等以“哥本哈根學派”為首的數學統計學家。後面這群概率論者倒是正確地呼籲應該建立一門新的科學，因為量子力學領域出現的異常現象與太空領域的最新發現都是無法用牛頓式科學的“經典模型”來解釋的。
事實上，這群新的統計學家從未發現任何新的東西，但這並沒有阻止他們被宣布是1927年索爾維會議的勝利者。在這場戰役之後，像普朗克、愛因斯坦、門捷列耶夫和居里夫人這些偉大科學家竟被與牛頓學派（包括馬赫、羅素、魯道夫・克勞修斯和大衛・希爾伯特）這些僵化的“經典”實證主義者歸為同一類，後者堅持科學領域中唯一可接受的“真理”就是必須要能被完全用數學化的方式表達的東西。
按照這些反創造性原理的實證主義者的想法，如果能夠證明公理化是一個不可能的理想，那麼這就等於否定了真理存在的可能性。
透過將所有相信真理的科學家貶低為“實證主義者”，年輕的哥本哈根統計學家們為自己立了一個稻草人。由於宇宙的基本元素已經被證明是非線性且充滿不確定性的（庫爾特・哥德爾在1932年證明了這一點），從而否定了絕對數學真理的可能性，因此有人便斷言說，任何還想對現實進行任何研究的科學家如今只剩下“擲骰子”的科學（又名統計概率）能夠依靠——無論是在原子世界，還是宏觀宇宙。這就是愛因斯坦對玻爾說出了那句著名的“上帝不會擲骰子”的來龍去脈。
在這種對科學的扭曲中，隨機性和不確定性成為了渺小的量子世界中的“定律”，僵化的機械決定論則成為了主導宏觀世界的法則。這兩股相反的衝動後來甚至被結合在一起，形成了所謂的“標準模型宇宙學”，而它也順理成章地在冷戰期間衍生出了“標準模型量子力學”這一毫無靈魂的結論。
在烏雲密佈的冷戰時代，對核毀滅的恐懼不斷吞噬著人們對科學真理的熱愛，失控的軍事工業複合體吸光了所有財政預算，使得本該給予尖端科研工作的資源最終全都被投入到黑色項目和充斥間諜活動的黑暗世界中，而不再是為了造福人民或揭開自然的奧秘。隨著新一代帶有認知障礙的科學家出現，不符合這種新常態的科學家開始慢慢被科學界淘汰，今天沒有什麼能不受到這股有毒的非理性主義影響。
癌症擴散：被感染的經濟學、生態學和地質學
忽然間，科學家們被要求接受一個受決定論支配的宇宙，其據說是在一百三十七億年前憑空誕生，並且根據目前的線性推論它遲早會在遙遠的未來慢慢死於熱寂。這是一種自上而下強加的宿命式決定論，與此同時，又有另一種同樣是宿命式的非決定論也正在被自下而上地推行，於是科學家們不得不接受這樣一個事實：對於質子、電子或其他亞原子的活動原理，我們完全一無所知。宇宙中的每一個系統，從有機體、人類經濟、星系到太陽系，都被認為既是嚴格封閉且決定論的，又是完全隨機、流動且非理性的。
這種自相矛盾的二元論就像特洛伊木馬，它不僅嚴重阻礙了原子科學的發展（核融合現在開始被戲稱是“下一個三十年一定會成真的夢想”），同時也拖累了政治經濟學與氣候科學的進步。
在經濟學領域，這種二元論隨著1971年美元的脫鉤而開始席捲全球投機市場，一種新的消費社會崇拜則在此時被強加予西方世界。在這個被稱為“全球化 ”的新時代，經濟學被定義為由原子化的消費者出於享樂主義做出的選擇，人們被認為就像是噴霧罐裡隨機互相碰撞的氣體分子。 可是“市場”這個宏觀系統（噴霧罐）卻又越來越受到新的“科學工程師”技術官僚階級的控制，他們將這套封閉系統決定論強加給人類，它看似充滿了自由，卻其實根本沒有選擇的餘地。
在這個全新的超現實奇幻仙境中，這些預測者們相信他們可以透過概率函數來根據當前的趨勢推斷未來，但他們卻沒有考慮到那些邊界條件（boundary conditions），而正是這些條件在影響著他們試圖左右的經濟體本身受到的無形（卻真實的）制約因素。
在氣候科學領域，電腦模型取代了太陽、磁場波動、宇宙輻射與更廣泛的銀河系環境這些過去曾經被納入考量的因素。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接受羅馬俱樂部（Club of Rome）的電腦模型教育的新一代氣候科學家已不再考慮太陽風、磁場和宇宙輻射等影響地球氣候的宏觀因素，反而深陷在一種荒謬的二元論中難以自拔。
這種二元論最荒謬的其中一個主張是，儘管短期的天氣模式從本質上是無法預測的（超出統計概率函數的範圍），但我們卻可以肯定地球將會在一個世紀內變成一顆大火球。
地質學的情況同樣好不到哪裡去。
在20世紀30−60年代，真正的科學家曾透過觀察太陽系的磁力變化與行星／太陽排列而在地震學領域取得了不少開創性的發現，可是隨著新的電腦模型時代到來，這一切全都被荒謬的二元論取代了。
我們可以將1959年7月18日《自然》雜誌上刊登的一篇談論地震預測新突破的文章與美國地質調查局的現代福音（大洋兩岸的所有“標準教育”都是按照該機構的觀點制定的）進行比較：
像1959 年的《自然》曾經發表過的那些概念，如今卻幾乎成為了禁忌，以至於美國地質調查局在面對“地震是否可以預測”這個問題時竟能夠給出這樣的回答：
“地震無法被預測。無論是美國地質調查局還是其他任何科學家均無預測過地震。我們不知道如何預測地震，也不指望在可預見的未來知道該如何預測。美國地質調查局的科學家目前只能計算出特定地區一年內發生重大地震的機率。地震預測必須符合三個條件：（1）日期和時間（2）位置（3）震級。”
美國地質調查局的祭司們制定了從一開始就不可能滿足的標準（要有確切的日期和時間、確切的地點與確切的震級這些完美的數學結果）...即使預測與實際結果只存在一點點數學上的偏差，也會被用來斷定預測是不可行的。當然，諷刺的是，如果克卜勒、韋伯、高斯或普朗克這些科學家當初遵循的是美國地質調查局提出的標準，那麼他們將不可能有任何發現。
地震預測是一個很年輕的領域，它不僅可以拓展人類對宇宙的認識，還能拯救無數人的生命，如果科學家真的希望在這個領域有所建樹，他們首先要做的就是承認自己的錯誤、不要再重複“彈性回跳”的廢話，並且學會像克卜勒、高斯、普朗克和弗蘭克・胡格貝茨一樣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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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1] Kepler always maintained that magnetism was the form that this species of attraction and motion took, saying: “Therefore, as the sun forever turns itself, the motive force or the outflowing of the species from the sun’s magnetic fibres, diffused through all the distances of the planets, also rotates in an orb and does so in the same time as the sun, just as when a magnet is moved about, the magnetic power is also moved, and the iron along with it, following the magnetic force.”
The author developed some of these concepts in a recent episode of the Great Game viewable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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