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的重大謎團

https://www.unz.com/runz/american-pravda-major-mysteries-of-the-1990s/

By RON UNZ

​​

 

柯林頓總統任內的醜聞

我曾在20世紀90年代花了不少時間投入政治和競選活動，當時我經常與保守派和共和黨圈子裡的一些有志之士合作，並與他們中的許多人成為朋友。在比爾・柯林頓擔任總統的那些年裡，我從未對他產生半點好感，我認同他的某些政策，卻不喜歡他的其它更多政策。但在我認識的保守派圈子中，幾乎每個人都非常討厭他，有時這是出於我能夠理解的原因，有時則不然。

這股強烈的厭惡之情激發了許多所謂總統本人及其妻子希拉里・柯林頓犯下了不可告人罪行的黑暗理論，而它們往往又與保守派圈子中常見的反政府情緒一拍即合。關於這些邪惡罪行的話題總是主流保守派雜誌的銷量保證，這些話題在更邊緣的活動家中也會受到更嚴肅的對待。

當然，除了偶爾會在我習慣閱讀的晨報上看見它們，當時的我並沒有太過關心這些話題，我不敢說它們一定是捕風捉影，但我確實很懷疑它們的真實性。那時的我對美國歷史的認知還停留在學校教科書的程度，在我看來包括甘迺迪遇刺事件在內的各種有名的陰謀論都是無稽之談。因此，如果過去兩百多年來的美國歷史的確像教科書上所描述的那樣，一位來自阿肯色州的前州長突然將華盛頓變成了一個像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一樣充滿陰謀的蛇窩，聽起來似乎不太現實。

直到最近，我開始被相反的觀點說服了。我在過去十多年來所做的仔細研究使我確信，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甘迺迪遇刺到9/11事件，這一百年來美國歷史上的許多重要事件其實都與主流媒體或學校教科書提供的標準敘述大相徑庭。如果說那些過往總是被當成笑柄的“陰謀論者”對這些事件的看法最後往往被證明是正確的，那麼很多與柯林頓政府有關的事件或許也與我從《紐約時報》上漫不經心地讀到的內容完全不同。

2001年的9/11事件以及隨之而來的漫長對外戰爭可以說是美國歷史上的一個重大分水嶺。因此，柯林頓在20世紀90年代的故事也許會比其它發生在僅僅幾年後的事件更令人覺得遙遠。

想想那個年代最常出現在新聞中的名字：蘭迪・韋弗（Randy Weaver）、紅寶石山脊（Ruby Ridge）、韋科慘案、大衛教派、文森・福斯特（Vince Foster）、白水事件、奧克拉荷馬市爆炸案、莫妮卡・萊文斯基（Monica Lewinsky）、肯尼斯・斯塔爾（Kenneth Starr），對我們許多親歷過那段歲月的成年人而言，它們會重新喚起我們幾近褪色的記憶，而對於更年輕的讀者來說，它們則宛如上古洪荒時代發生的陳年舊事。

但就在今年年初，我決定是時候該來重溫那段時光，看看我是否會對當時幾乎被我忽略的一些事件產生新的看法。

環球航空800號班機空難事件

早在六年前，我就已經開始重新研究20世紀90年代發生的一件非常重大卻幾乎被遺忘的事件，並很快就發現政府和媒體原來滿口都是謊言。

“當我回想1996年發生的重大事件時，我腦中首先浮現的是比爾・柯林頓在經歷奧克拉荷馬市爆炸案和紐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領導的國會共和黨人政治越權事件後成功贏得連任。我依稀記得東海岸好像發生過一次飛機失事，儘管我的記憶不是很清晰。但事實上，環球航空800號班機在從紐約飛往巴黎的過程中突然在空中爆炸曾被票選為當年的全國頭號新聞，排名甚至在總統大選前面，總計兩百三十人的罹難人數是紐約自20世紀以來碰上過最嚴重的災難，也是美國有史以來第二重大的空難。的確，那時的一些記者還表示，這起事件衍生的報導數量之多，足以令近一個世紀前的鐵達尼號沉沒以來的任何交通災難黯然失色。

 

• • •

 

這起空難本身並不複雜。1996年7月17日，環球航空800號從紐約甘迺迪機場起飛後不久，就在長島附近的空中發生爆炸。如此巨大的意外自然驚動了許多聯邦政府機關緊急展開調查，人們普遍擔心這會不會是恐怖分子所為，FBI進行了有史以來規模最大、最大費周章的調查，並向該地區派赴了約五百名調查特工。這些調查人員很快就收集到了大量看似一致的證據。

聯邦特工採訪了許多當地目擊者，其中有兩百七十八人聲稱他們在爆炸發生前曾看見一束光，它的形狀像一枚導彈，朝著飛機的方向飛去。在當地的FAA塔台工作的人員亦立即向政府報告稱，他們在飛機爆炸前發現了一枚疑似是導彈的物體，還有其它機關亦有類似的雷達記錄。

當飛機殘骸最終被送去進行檢驗時，人們在上面發現了爆炸性化學物質的痕跡，而那正好是導彈彈頭中含有的化學物質，還有一些橘紅色的化學殘留物，據實驗室鑑定其極可能是導彈排出的推進劑。為了所有可能的殘骸，調查單位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許多殘骸的破損輪廓表明，最初的爆炸是發生在飛機的外部。

差不多就在空難發生後不久，全國上下的電視台就為一卷業餘的家庭錄影帶展開了激烈的競標大戰，據說它錄下了一枚導彈擊中環球航空800號的畫面，錄影帶最終以五萬多美元的價格被賣出，並在MSNBC有線電視新聞頻道上短暫播出，之後它就被FBI作為證據扣押了。另外，一名當地居民還提供了一張事發不久前發生的靜態照片，照片中似乎有一枚導彈正在向飛機逼近。

基於所有這些初步證據，很多早期的新聞報導都在猜測這架飛機有沒有可能是被導彈擊毀，人們普遍懷疑這場浩劫若不是恐怖分子幹的，就是當時在附近活動的一艘美國海軍軍艦意外‘友軍誤傷’造成的結果。

鑒於這是一個非常敏感的話題，政府官員呼籲媒體應該保持克制，在調查全面完成之前不要妄加揣測。然而，公眾辯論有時會變得太過激烈，使得一些人很快就開始宣稱政府在掩蓋真相。最終，由於其在特定領域上具有豐富的專業知識，CIA也奉命來參與調查。

大多數人都像綿羊一樣乖乖接受了媒體的‘沒有導彈’這一說法，然後就回去繼續觀看他們的足球比賽和明星MV，並在知道由這個國家最優秀的航空公司之一運營的、機況良好的747大型客機偶爾也會在沒有任何外部原因的情況下於空中自行爆炸後鬆一口氣。

然而，各路憤恨不平的‘陰謀論者’卻拒絕接受這些結論，他們依然堅持那套‘瘋狂的導彈陰謀論’，從而招致了以《紐約時報》為首的主流媒體的一致冷嘲熱諷。陰謀論的懷疑目光還落在了美國海軍身上，因為其當時顯然在事發地點附近進行軍事演習，有人聲稱演習的內容包含了防空導彈測試。事實上，一名當地居民後來提供的錄像清楚顯示，幾天前海軍就曾在同一地區的演習中發射過導彈。

 

調查記者傑克・卡希爾（Jack Cashill）在今年早些時候出版了一本非常精彩的紀念該事件二十週年的書《環球航空800號》（TWA 800），其對這起事件進行了相當有理有據的調查，他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就一直在研究此案，並曾在2003年與他人合著過另一本書，以及製作了一部紀錄片《不能說的真相》（Silenced），它現在可以在Youtube上完整觀看。

此外，艾米・古德曼（Amy Goodman）也在其《民主進行式！》（Democracy Now!）節目上詳細討論並大量引述了這位前CBS製片人於2013年製作、受到《紐約時報》好評的電視紀錄片，而我也是看報紙才知道有這麼一部紀錄片。

卡希爾本人與幾家保守派出版物的關係很親近，而像古德曼這樣的人則明顯立場偏左，但在一架美國客機是不是被導彈摧毀與政府是否在掩蓋真相這個大是大非而無關意識形態的問題上，他們兩人的觀點卻相當有志一同。

對任何從不輕易相信我國政府和媒體的官方說辭的人來說，這起事件幕後的真相也許不難猜測，而至於那些比較天真的人，我想只要他們願意去看幾部紀錄片或讀幾本書，他們很快就會收回自己本來的觀點。但環球航空800號的失事對我們的國家而言確實算不上什麼大事。意外總是會發生。一支龐大而充滿幹勁的軍隊急於想要測試其手上最新的導彈，結果很不巧就讓數百名正準備飛往巴黎的不幸乘客碰上了。每年光是死於車禍的美國人就有將近三萬人，交通事故在現代工業社會中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可是，從更廣泛的角度來看，我認為這件事真正令人細思極恐的地方是，我們的政府及其媒體走狗竟然如此輕易地就掩蓋住真相——一架美國的大型噴射客機被導彈擊落——而且這件事不是發生在某個不起眼的、遙不可及的異國他鄉，而是就在史蒂芬・史匹柏在他位於漢普頓的家中就可以看到的地方，況且那是一架剛從紐約起飛的飛機，更不用說還有壓倒性的物證和數百名目擊者。這起事故的真相被成功掩蓋才是最可怕的地方，也是所有關於這場浩劫的書籍和紀錄片試圖訴說的核心潛台詞。

由於目擊者的證詞及其它種種因素，不少媒體一開始確實是直接斷言飛機是被導彈擊落，要不就是認為它是主要的可能性之一，並且的確有一些證據表明政府的高層領導人最初以為這是一場恐怖攻擊。但彼時的比爾・柯林頓正忙於競選連任，如果是恐怖分子殘忍殺害美國人肯定可以立刻激起全國上下的同仇敵愾，但若是粗心的軍事演習導致的災難則會產生完全相反的政治後果。於是，在恐怖攻擊的可能性被排除且軍方幾乎已經確定難辭其咎後，政府的最高領導層就立刻下達了命令，務必要讓導彈和所有能夠證明其存在的證據消失，我們所有號稱獨立的聯邦機關，尤其是FBI都照辦了這項命令。

按照標準的調查流程，所有殘骸都應該被回收並存放在機庫以待檢驗，但FBI特工卻被曝光他們私下偷走了一些最重要的殘骸，甚至是選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悄悄將它們敲打成看起來像是從內部爆炸而非受到外力撞擊的形狀。拍攝到導彈飛來的業餘錄像曾在有線新聞頻道上短暫播出，然後就被政府特工扣押封存。當一名調查記者獲得了明顯是導彈殘留物的碎片，並將其交給CBS的一名製片人時，這項證據也迅速遭到沒收，記者和他的妻子還被逮度、起訴，並因為一項禁止旁觀者從事故現場取走證物的模糊法律而被定罪，收到該碎片的CBS製片人則被污衊為“陰謀論者”，不久後便失去了工作，她的事業被迫毀於一旦。FBI書面報告中收錄的兩百七十八名目擊者對於導彈的描述全部被忽略，而且不少後面出現的證詞已被證明是捏造的，有些關鍵證人據說修改或推翻了他們原本的證詞，但其實根本沒有這回事。

這些具體的例子僅僅是政府大規模掩蓋與說謊的冰山一角，其目的就是為了使數百名目擊者親眼看見導彈的事實從官方的歷史紀錄中消失，並將環球航空800號班機的失事變成一起神秘且自發的空中爆炸事件。《紐約時報》堪稱是‘沒有人看見導彈’這個官方立論調的主要喉舌，且其一直在詆毀和嘲諷所有拒絕竄改事實與歷史的人。

如果有人天真地以為在美國要想掩蓋一個這麼龐大的陰謀根本不可能，因為‘總有人會出來說什麼’的話，也許他們應該好好思考一下這起事故，畢竟它就發生在堂堂的世界媒體之都眼前。如果他們決定要在任何有爭議的話題上信任《維基百科》，那麼他們可以先讀過它關於800號班機的一萬字條目，然後再將其與本文提出的這些簡單事實，或我所依據的大量書籍和紀錄片中提供的資訊進行比較。”

• 《美國真理報：環球航空800號墜機事件》羅恩・昂茲，2016

中國駐貝爾格勒大使館轟炸事件

然後在2020年，我發表了一篇更長的文章，試圖拼湊出1999年美國對塞爾維亞發動空襲期間誤炸中國駐貝爾格勒大使館的真相。

“儘管我們有限的戰略轟炸行動似乎相當奏效，很快就迫使塞爾維亞人坐上談判桌，但這場短暫的戰爭中卻出現了一個十分令人尷尬的事故。由於使用舊地圖導致的索敵錯誤，我們投下的一枚炸彈竟意外擊中了中國駐貝爾格勒大使館，造成館內的三名使團成員身亡，另有數十人受傷。中國人對這場意外氣憤不已，他們的宣傳機構立即聲稱這次襲擊是故意的，如此魯莽的指控顯然一點都不符合邏輯。

在那些日子裡，我每晚都會固定收看PBS的《新聞一小時》（Newshour）節目，並驚訝地發現他們的駐美大使居然當著主持人吉姆・萊勒（Jim Lehrer）的面提出這些荒唐的指控，而後者就跟我一樣對此表示懷疑。

但考慮到中國政府仍然頑固地否認其在十年前的天安門廣場屠殺抗議學生的事實，我最終得出的結論是，中國官員的一派胡言是老傳統了。事實上，當時甚至有人指出，中國是為了轉移國內問題的焦點才想要利用這場不幸的意外，試圖煽動中國人民的反美情緒，以修復1989年那場暴行發生後留下的社會創傷。

直到後來我才對1999年誤炸中國大使館事件時有了新的發現。在推出這個網站後不久，我邀請了前《亞洲時報》（Asia Times） 撰稿人彼得・李（Peter Lee）成為我們的專欄作家，他十年前在《中國事務》（China Matters）網站上發表的文章也被一併納入進來。他很快就貝爾格勒大使館事件撰寫了一篇七千字的文章，其重新整理了他自2007年以來就該主題所寫的六篇文章中提供的資料。令我相當吃驚的是，他提出了大量極具說服力的證據，證明美國對中國大使館的轟炸確實是故意的，如同中國一直以來堅稱的那樣。

根據李的說法，北京允許塞爾維亞軍方使用其大使館來傳輸無線電信號，而塞軍的通訊網路正是北約主要的空襲目標。與此同時，塞爾維亞的防空部隊碰巧擊落了一架先進的美國F-117A戰鬥機，該戰鬥機身上的絕密隱形技術是美國的重要軍事機密。塞爾維亞人小心翼翼地回收了這些具有極高價值的殘骸，並打算將它們送給中國人作為回報，於是便將它們暫時存放在大使館，準備運回中國。正是因為取得了這項重要的技術，中國才得以在2011年推出自己的殲20隱形戰鬥機，比美國軍事分析家預期的還要早上許多年。

基於這樣的分析，李認為中國大使館遭到轟炸其實就是為了摧毀那裡的塞爾維亞無線電設施，同時對中國人殺雞儆猴。中國那邊也有廣泛的謠傳稱，轟炸大使館的另一個動機是要銷毀被存放在裡面的戰鬥機殘骸，只是最後沒有成功。後來的國會證詞顯示，在北約發動的數百次空襲中，唯獨只有轟炸中國大使館這次是由CIA直接下令，這是一個非常可疑的細節。

雖然美國媒體把持著英語世界的話語權，但英國的很多出版物也在全球享有極大的聲量，並且它們往往不受到我們的國家安全政策約束，因此它們有時會報導一些在這裡被忽略的重要故事。針對大使館轟炸事件，《星期日觀察家報》在1999年10月發表了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其中引用了幾名北約軍方和情報人士的觀點，證實了美國確實是故意轟炸中國大使館，一名美國上校甚至對他們的導引炸彈準確命中目標感到自豪不已。

如此重要的故事很快獲得了《衛報》的跟進，然後是它的競爭對手《倫敦泰唔士報》和其它許多世界上最富盛名的報刊，唯有我們的國家始終是一片沉默。在美國蓄意對中國的境外領土發動致命攻擊這一極具全球影響性的事件上產生如此巨大的分歧，這引起了美國著名媒體監督組織FAIR的關注，該組織發表了一些初步的批評意見，隨後也開始加入調查。最後它發表了兩篇合計約三千字的文章，其中出色地總結了大量壓倒性的證據和國際報導，同時還批評了美國的那些主流編輯們為了替他們的沉默辯解而搬出的軟弱藉口。綜合這些文章來看，我認為這起事件已經可以蓋棺定論。”

文森・福斯特的離奇死亡

上述的兩個例子在20世紀90年代發生的所有重大事件中都算得上是最離譜的，我們的媒體掩蓋或嚴重誤報了這些事件的真相。環球航空800號在紐約被美國導彈擊落，以及我們故意轟炸中國駐貝爾格勒大使館都是涉及軍事和國家安全的嚴重問題。因此，它們與其它佔更大多數的國內爭議完全無關，但它們的證據似乎也更加確鑿。不過這兩起事件仍然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教訓，我們在分析其它事件時應該記住這些教訓。

環球航空800號爆炸後，即便有充份的照片和物證支持，數百名目擊者的證詞卻還是完全被置之不理，反而是媒體大肆宣傳的官方說法近乎於無稽之談，大多數人卻依然照單全收。同時，以中國大使館為例，幾家英國主流報紙選擇直接引用北約官員的原話，它們客觀地報導實際發生的情況，這些報導在世界各地都登上了頭條新聞，除了實施嚴格資訊封鎖的美國。這說明媒體管制終究也得止於大洋盡頭，外國編輯和記者，甚至是我們最親密的西方盟國的編輯和記者有時確實可以不受這些限制。事實上，對於環球航空800號班機失事，甘迺迪的前高級助手、ABC新聞巴黎分社社長皮埃爾・塞林格（Pierre Salinger）曾在法國的一家主要雜誌上發表過一篇長篇的揭露文章，但美國的普羅大眾卻從未聽過它，那些試圖告訴人們真相的資深記者則失去了他們的飯碗。

或許正因為如此，我們不應該感到驚訝的是，關於20世紀90年代的“秘密歷史”與柯林頓政府醜聞的一些最重要的報導皆是出自一位擁有無可挑剔的資歷、國籍卻是英國人的記者。安布羅斯・埃文斯−普里查德（Ambrose Evans-Pritchard）畢業於牛津大學，他的父親曾在此長期任教，在結束《旁觀者》和《經濟學人》的多年執筆工作後，他在20世紀9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一直是《星期日電訊報》華盛頓分社社長，現在則是《每日電訊報》的國際商業部編輯。

我依稀記得，那些看不慣柯林頓的右派人士對他的指控可謂是千奇百怪，從毒品交易到謀殺應有盡有，這些指控通通沒有任何根據，最後也像薄霧一樣輕易地被吹散。相較之下，柯林頓到處捻花惹草（我甚至記不得那些女人的名字）反而還比較真實，他公然謊稱自己沒有與白宮實習生莫妮卡・萊文斯基發生性行為，讓共和黨人氣得直接對他發起彈劾。

埃文斯−普里查德是當時最受歡迎的爆柯林頓黑料暢銷書《比爾・柯林頓的秘密生活》（The Secret Life of Bill Clinton）的作者，我以前一直以為這本書的內容就是那堆博人眼球的醜聞而已。它已經在我的書架上生了好幾年的灰塵，所以即使我實在不願再次聽見與那件藍裙子有關的故事，但我想還是讀讀看它到底說了些什麼吧。這本書是由立場保守的雷格納里出版社（Regnery Press）出版，封底上還有幾位有名的保守派編輯和專家的推薦，邁克爾・雷根（Michael Reagan）盛讚這位作者是“當代的伍德沃德（Woodward）和伯恩斯坦（Bernstein）”，這樣的褒獎放在一本內容全是關於性醜聞的書身上似乎略顯可笑。

沒想到這本書的內容卻與我原先所以為的完全不同。這本書出版於1997年，比萊文斯基的事情曝光出來還要早，雖然它有四百五十多頁，不過其中近一百頁是註釋、附錄和索引，但裡面完全沒有珍妮佛・弗拉沃斯（Gennifer Flowers）或其他任何人的名字。書中幾乎沒有提到性醜聞，唯一的例外是最後幾頁出現了寶拉・瓊斯（Paula Jones）。事實上，這本書的內容非常的黑暗且嚴肅。

這本書共分成三個部分，其中最長的部分聚焦在白宮法律顧問文森・福斯特的離奇死亡，他是柯林頓夫婦最親密的朋友和顧問之一，據說他在新政府上任僅僅六個月後，就被發現陳屍於瑪西堡公園（Fort Marcy Park）附近，死因是開槍自戕。作者在一開始就特別指出，福斯特是自三十年前甘迺迪遇刺以來，死因最可疑的最高級別行政部門官員，我以前從未注意到這一點。

有些人也許還記得，肯尼斯・斯塔爾最初是被任命為負責調查白水事件的特別檢察官，這是一場非常漫長的調查，其焦點一開始是集中在柯林頓夫婦在阿肯色州的失敗房地產交易上。調查一度拖延了數年，並且很快就開始偏離重點，民主黨經常向媒體抱怨斯塔爾是賈維警官或亞哈船長，滿腦子只有追著他眼前的這條名為總統的鯨魚。但有趣的是，這位作者的看法卻與此不同。他指出，斯塔爾本人是一位收入豐厚的律師，他更樂意為更重要的企業客戶騰出更多時間和精力，而不是去處理政治事務的燙手山芋，他甚至形容斯塔爾是“權力的僕人”，這個人永遠不會敢於去挑戰FBI或華府的其它單位。埃文斯−普里查德十分有道理地指出，無論1979年那樁失敗的房地產交易到底有沒有涉及貪腐問題其對這個國家來說終究不是什麼重要的大事，反而白宮高級官員的非自然死亡才真正值得更嚴肅地關注。

儘管福斯特的死因被裁定為自殺——據說他是因為媒體緊抓著柯林頓的一個小醜聞不放而感到沮喪至極，最終在絕望中飲彈自盡——但這位作者卻對此提出了質疑。事實上，最初有一位年輕、沒有政治背景的檢察官被從加州調來對這起案件進行調查，他很快就發現了很多疑點，以及FBI企圖掩蓋真相的跡象，但他的調查卻不斷遭到阻礙，最後也被迫辭職。根據作者的說法，主流記者其實普遍對官方的說辭抱持懷疑，但幾乎沒有人敢站出來說話：

“福斯特案對美國記者而言是一個禁忌的話題。許多人在私下承認官方的說法實在太過荒謬，但他們都不敢把自己的觀點寫出來。我在自己的記者生涯中也曾捲入過一些有爭議的話題，但我從未碰過像文森・福斯特這樣人人聞之色變的案子。這與黨派無關。要說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共和黨記者反而更容易受到這個魔咒的影響...我始終想不通這是為什麼。”

作為印證他的說法，差不多在十年前，有一位當時曾報導過這個話題的倍受尊敬的前主流記者曾私下告訴我，官方關於文森・福斯特案的說法完全是一派胡言，但由於那時我並未太過關注這件事，所以也沒有把他的話放在心上。但就像甘迺迪事件一樣，我認為每當有一名記者或公眾人物敢於公開表達某種非常危險的觀點時，就代表實際上還有更多抱持同樣看法卻選擇保持沉默的人。

這位作者舉出的疑點確實很可疑。按照最先發現福斯特的屍體並向兩名公園管理員報告的目擊者的說法，現場並沒有任何血跡，也沒有槍枝，但他後來卻吃驚地發現它們出現在了媒體發布的官方調查報告中。後來拍攝的現場照片和最早一名警官的證詞在槍枝擺放的位置上互相矛盾。還有經驗豐富的兇殺案調查人員表示，現場的情況完全就不像是自殺現場。

根據聯邦法律，只要政府高級官員的死亡有他殺可能，FBI就必須進行調查，但由於官方直接裁定為自殺，於是這起案件就被交給在此類問題上顯然缺乏經驗的公園警察局處理。或許在正常情況下，FBI會對這一決定提出異議，但好巧不巧FBI局長就在前一天被柯林頓解僱了，這是史上第一次FBI局長在任期途中被撤職，導致該機構頓時陷入了一片混亂。

福斯特的家人均表示他們以前從未見過他拿著這把槍，槍上面甚至沒有他的指紋。按照官方說法，福斯特是朝著自己的嘴裡開槍，可是他的嘴裡沒有燒傷痕跡，臉上也沒有火藥殘留。即使經過數個星期的不懈搜索，但槍上面沒有發現血跡，公園裡面找不到子彈，附近的居民和遊客亦從未聽見任何槍響。現場拍攝的所有拍立得照片後來通通不翼而飛，極少數還留下來的照片中有一張顯示死者頸部的傷口是由比被發現的槍枝口徑還要小得多的武器造成的，現場的護理人員後來也證實了相同的發現。與大多數犯罪現場照片一樣，屍檢時拍攝的X光最後也不知所蹤。

就在同一時間，自由派記者喬・柯納森（Joe Conason）和吉恩・里昂（Gene Lyons），他們兩人一直是柯林頓最有力的捍衛者，也在2000年初出版了一本全國暢銷書《獵殺總統》（The Hunting of the President），它的副標題是〈針對比爾與希拉里・柯林頓長達十年的獵巫行動〉。我決定也來閱讀這本書，以便聽取另一方的觀點，雖然他們聲稱有不少人是出於意識形態動機才攻擊柯林頓夫婦似乎頗有道理，但我發現他們關於文森・福斯特案的論述實在很薄弱且欠缺說服力。兩位作者顯然都知道埃文斯−普里查德在更早以前出版的那本書，他們多次引用了它，但他們只反駁了前者提出的許多強而有力的事實中的一小部分。正如福斯特案中的各種相互矛盾的證據令人不免聯想起甘迺迪遇刺事件，這種試圖駁斥“陰謀論”的做法簡直就像是舊事重演。

那麼福斯特身上到底發生了什麼，又為什麼落得這種下場呢？我個人不打算貿然作出任何假設，雖說目前已經有各式各樣的假設，不過它們終究都只是揣測。也許福斯特確實自殺了，只是他其實是在另一個地方這麼做，而他死在那裡會引發軒然大波，所以他的屍體才被刻意轉移到公園。但他似乎更有可能是死於謀殺，只是是誰又出於什麼原因這麼做依舊成謎。也許是最離譜的一個猜測是一位前《富比士》資深編輯在幾年後提出的，他聲稱福斯特和兩黨的許多重要政府官員都深深涉入了一個間諜與貪腐網路；儘管這位記者因此丟了飯碗，但網路上仍然可以找到他的一些採訪和被迅速封殺的文章。

但還有一個更可能的解釋。福斯特是在比爾・柯林頓入主白宮的六個月後去世，埃文斯−普里查德認為，如果他是被謀殺的話，他的死亡很可能跟以腐敗而聞名的阿肯色州脫不了關係。這位作者在這一部分的最後一章與接下來的六章中詳細描述了該州當時普遍存在的有組織犯罪活動，包括毒品交易、買兇殺人。當福斯特的屍體被發現時，柯林頓在小石城的一位前助理曾告訴他的家人，他擔心下一個就是自己，之後他總會隨身帶著一把槍防身；可惜在兩個月後，他還是遭到一名刺客用亂刀捅死。當地的一名高級執法官員甚至警告這位試圖追查真相的英國記者，千萬要小心謹慎，否則就會追悔莫及。

諷刺的是，這位作者聲稱其中一些犯罪活動與雷根和布希政府對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裝組織（Contra）的私下援助有關，而那時還是州長的柯林頓顯然也參了一腳。這些對於柯林頓擔任州長期間的各種犯罪行為的指控在20世紀90年代我所認識的許多柯黑中廣為流傳，過去我一直對這些說法感到不以為然，但在讀完埃文斯−普里查德一百多頁的詳細研究後，我不得不再次陷入深思。哪怕這些指控只有一小部分是真實的，福斯特的死亡也會變得不再那麼難以理解，即便確切的動機依然充滿疑問。

奧克拉荷馬市爆炸案

如果說福斯特之死令人聯想起三十年前發生在達拉斯的那場槍擊案，那麼埃文斯−普里查德在書中的第一部分討論的事件則似乎預示了六年後的9/11恐怖攻擊。1995年的奧克拉荷馬市聯邦大樓爆炸案是當時美國最大規模的恐怖攻擊，共造成一百六十八人死亡，包括大樓內附設的托育中心中的十九名孩童。這一慘劇引起了巨大的政治影響，使本來醜聞纏身、焦頭爛額的柯林頓政府得以再次重振威信，並讓總統在隔年輕鬆贏得連任。作者在書中甚至直接將第一章的標題取名為〈柯林頓總統的重生〉，並指出這場攻擊堪稱是美國歷史上自甘迺迪遇刺以來最具創傷性的事件。

《維基百科》上面有關於這場爆炸案的條目有超過一萬一千字，根據裡面介紹的官方說法，這場爆炸是由一輛滿載化肥和燃油混合物炸彈的大型卡車造成的，主事者是一位名叫蒂莫西・麥克維（Timothy McVeigh）的經歷過波斯灣的戰爭退伍軍人。麥克維在爆炸發生九十分鐘後被警方偶然發現並逮捕，之後被定罪與判處死刑，最終在2001年執行注射死刑。他的一名共犯被判處終身監禁，另一名沒參與多少且同意作證的共犯則被判十二年監禁。與我們歷史上的很多類似的戲劇性事件發生後的草率司法審判不同，他們幾個人的庭審花了很長的時間，乍看下這似乎足以證明官方的判決是合理的，但該案件的許多疑點卻表明事實或許並非如此。

在爆炸案發生前，麥克維曾在一些右派的反政府民兵組織中廝混多年，這些組織在這些年裡已經逐漸發展成一股龐大的力量，據說他作案的動機是為了對政府犯下的暴行進行報復。20世紀90年代初是一段充滿動盪的時期，當時政府特工與白人右派分子經常發生駁火事件。1992年8月末，一位名叫蘭迪・韋弗的白人分離主義者在愛德荷州的一間村鄉小屋裡與一群試圖逮捕他的FBI特工發生了激烈交火，結果導致他的妻子、十幾歲的兒子和一名副法警喪生。隔年，菸酒槍砲及爆裂物管理局對大衛教派發動了一次失敗的突襲，後者是盤踞在德州韋科的一個抱有怪異信仰、囤積大量軍火的宗教教派，四名政府特工命喪於這場衝突，長達八個星期的圍攻最後以大多數的信徒在火海中死去告終，其中包括總共七十六名男子、婦女和兒童。

此後的很多年裡，右派分子和反政府活動家只要一聽見紅寶石山脊和韋科這兩個名字就會憤恨難平，這兩個事件總是被他們當作政府特工與他們不共戴天的鐵證，而這類話題亦經常成為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及其模仿者領導的憤怒保守派廣播電台上的主要內容。人們對政府的敵視情緒在這些圈子裡尤其強烈，前FBI特工、水門案的關鍵策劃者G・戈登・利迪（G. Gordon Liddy）後來改頭換面成為一位深受歡迎的右派廣播電台主持人，他最著名的言論就是告訴聽眾在跟特工對峙時記得要用槍瞄準他們的臉部，因為只有那裡是防彈衣保護不了的地方。20世紀90年代初，各式各樣的小型右派民兵組織都在不斷壯大，它們通常全副武裝，雄踞在中西部或南部的農村地區，並誓言要與他們眼中正變得越來越無法無天的政府暴政頑抗到底。媒體對他們的軍事操練和陰謀論世界觀的廣泛報導時常引起生活在大城市的自由派人士的恐慌。就是在這些群眾的、草根的力量，尤其是槍枝管制問題的推波助瀾下，共和黨才能在1994年以壓倒性的大勝稱霸國會。

就在前一年的1993年，我們的國家發生了有史以來第一次大規模伊斯蘭恐怖主義攻擊事件，一群號稱受到一位眼盲的沙伊赫（sheikh）命令的穆斯林激進分子在世貿中心的地下室引爆了一輛裝著炸彈的卡車，結果造成六人死亡，但並未成功炸毀整座世貿中心。一時間穆斯林移民成為人人聞之色變的對象，即便這些新移民只佔所有移民族群的一小部分，但對恐怖主義的恐懼卻滲透到了整個移民問題身上。十分諷刺的是，那些對移民恐怖主義反應最激烈的群體——甚至有時這種情況會出現在同一個人身上——往往也是對美國政府抱有最強烈敵意的群體，他們視政府為最危險的敵人，在這一點上反而與他們既恐懼又鄙視的外國人不謀而合。

這種諷刺的情況在奧克拉荷馬市爆炸案發生後變得最為明顯。我還記得在大部分的調查結果公佈之前，我在C-Span上看了一個在討論這起可怕事件的節目，我發現有至少一半激動的來電觀眾言之鑿鑿地斷定這肯定是邪惡的穆斯林恐怖分子所為，另一半的觀眾則表示他們相信這是狂熱的美國愛國者所為。

麥克維被捕後，媒體立刻就報導說他刻意選在韋科事件兩週年的時候發動恐怖攻擊，就是為了要向政府報復。據說，他使用卡車炸彈的靈感是源自於20世紀70年代的一部很受歡迎的極端主義小說《特納日記》（The Turner Diaries），裡面也有針對華盛頓的FBI大樓發動恐怖攻擊的情節，最後一小群忠貞的右派愛國者成功推翻了被猶太人控制的暴虐美國政府。

隨著這場美國歷史上最嚴重的恐怖攻擊佔據了所有新聞版面，政府很快開始對右派民兵組織及其同路人展開了嚴厲的鎮壓，就像9/11事件後穆斯林組織成為重點打擊目標一樣。

但根據埃文斯−普里查德在書中的說法，幾個月後當他開始一一採訪目擊者和受害者家屬後卻發現，這起事件有非常多難以解釋且令人疑竇的地方。

舉例來說，麥克維的目標據說是菸酒槍砲及爆裂物管理局，因為當年突襲韋科的正是該單位，並且其在被摧毀的那棟大樓的九樓設有辦公室。但奇怪的是，傷亡名單上卻沒有任何一名特工，有消息說當天他們根本沒有人來上班，後來他們的一些公開辯詞也被發現漏洞百出。此外，那天早上還有一個拆彈小組和他們的大型車輛非常不尋常地徘徊在附近，官方一開始還想否認這件事。最值得注意的是，奧克拉荷馬大學的地震測量設備表明其實發生了兩次而不是一次爆炸，這與官方的說法直接牴觸，而且最初的新聞報導還提到人們從嚴重受損的建築殘骸中發現了更多未爆炸的炸彈。

埃文斯−普里查德還用了幾頁的篇幅總結十多名目擊者的證詞，他們親眼看見麥克維在作案的過程中，包括租用、駕駛和停靠卡車的時候，都有一名或不止一名男子陪同，這些皆與官方聲稱他是獨自犯案的說法不符。卡蘿爾・豪（Carol Howe）是潛伏在以羅欣城的白人分離主義武裝團體中的前菸酒槍砲管理局線人，她告訴作者早在事發幾個月前，她就已經向上頭報告了那些人想要炸毀聯邦大樓的計劃，其中奧克拉荷馬城就是目標之一。其他聯邦特工或線人顯然也參與了這場陰謀。

儘管這位英國作家從未試圖對幕後的真相提出自己的揣測，但它提供了大量且詳細的證據證明官方的說法是虛假或至少是極其不完整的，而政府和媒體都出於不明的原因企圖掩蓋真相。

鑒於案件的複雜性，以及完全被排除在官方說法之外的潛在重要事實和目擊證人的數量，要將這一切全都梳理清楚確實很有挑戰性。出於這個原因，我個人強烈推薦《被掩蓋的歷史》（Hidden History）這本書，它用了幾十頁的篇幅對這些“陰謀”元素進行了很好的總結，我是在今年年初的時候才讀到這本2014年出版的書。作者唐納・傑弗里斯（Donald Jeffries）本人是一名資深的陰謀論研究者，他曾經是馬克・連恩（Mark Lane）的學生，連恩是研究甘迺迪暗殺事件的先驅，總之傑弗里斯在這本三百五十頁的迷你百科全書中介紹了從甘迺迪遇刺至今的數十件重大陰謀故事，包括環球航空800號和文森・福斯特之死。不管人們同不同意他的分析，他可以將這些重要的資訊濃縮成一本書還是很令人佩服的，儘管最大的美中不足之處就是裡面往往缺乏參考來源。

還有另一本書是克雷格・羅伯茨（Craig Roberts）所著的《梅杜莎檔案II》（The Medusa Files II），這本厚達五百頁的書非常仔細地討論了奧克拉荷馬市爆炸案的各種細節。羅伯茨是奧克拉荷馬州塔爾薩市的警官和炸彈專家，他在事發後也立刻被當地的FBI派來協助調查，一來是因為他具備這方面的專業知識，二來是他的人脈包括了不少右派團體，其他政府特工很難像他一樣跟那些人打交道。他過去已經出版過不少著作，其中大多是關於軍事題材或甘迺迪暗殺事件，他聲稱自己是直到二十年後才下定決心要公開奧克拉荷馬市爆炸案的真相。

雖然我個人對羅伯茨關於襲擊動機和幕後主謀的陰謀論猜測持懷疑態度，但他提出的第一手事實證據和他的技術專長卻似乎頗有說服力。據他當時採訪的目擊者表示，後來又發生了第二次更大的爆炸，而錄音和地震紀錄亦證實了這一點。他還指出，所有最初的新聞報導皆提到第一批救難人員在大樓內發現了更多未引爆的炸彈，並且政府高級官員也說過同樣的話。此外，FBI迅速回收了附近所有的監視器錄像，明明這些錄像可以清楚證明是誰開著卡車，以及爆炸是從哪裡開始，但它們卻始終沒有被公開。作為一位炸彈專家，羅伯茨認為光是一輛裝著炸彈的卡車根本不可能對一棟大樓造成如此之大的破壞，另一位政府內部的爆炸物專家也得出了相同的結論：爆炸其實是從大樓內發生的。

在通常情況下，負面的消息總是比正面的消息要更容易確認，因此要證明官方說法是假的可能比確定當時究竟發生了什麼或為什麼發生要容易得多。

儘管如此，我還是認為已故陰謀論研究者邁克爾・柯林斯・派珀（Michael Collins Piper）提出的猜想很值得一提。他在2013年出版了《偽旗》（False Flags），雖然這本書的大部分內容都是在談論其它事情，不過它有一個簡短的章節（三十幾頁）是在討論奧克拉荷馬市爆炸案，他對這個事件的分析也參考了埃文斯−普里查德的研究。

據派珀指出，有非常充分的證據顯示菸酒槍砲管理局早就知道這場攻擊會發生，而且有一個可能涉案的關鍵人物是一名顯然是政府線人的德國人，而他似乎還與以色列軍方有密切的聯繫。與此同時，媒體在爆炸發生後立刻將此事歸咎於阿拉伯人，特別是將它與薩達姆・海珊領導的伊拉克聯繫起來，這一點我當時也注意到了。派珀推測是以色列摩薩德與其美國合作者一起策劃了這場攻擊，目的是想要將其嫁禍給中東國家，從而誘使美國展開大規模的軍事報復，就像9/11事件後的情況一樣。然而，柯林頓或他的顧問很快就意識到這是怎麼一回事，他們一點也不想被拖入一場不必要的中東戰爭，於是就命令FBI和其它單位壓制所有證據，以便將麥克維描繪成一個與任何外部勢力都毫無瓜葛的孤狼作案者，同時掩蓋以色列人參與的痕跡。

這個猜想看起來至少與其它猜想一樣合理，並且派珀的書現在可以直接在本網站上通過HTML格式閱讀，任何對其感興趣的人不妨自行去讀過後再得出自己的結論。

• 《偽旗》，邁克爾・柯林斯・派珀，2013

為了權衡不同的觀點，我決定來閱讀肯尼斯・史騰（Kenneth S. Stern）1996年出版的《平原上的急行軍》（A Force Upon the Plain），它的副標題是〈美國民兵運動與仇恨政治〉。史騰被形容是美國猶太委員會（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的首席仇恨團體問題專家，他這本書的正文僅有兩百五十頁，其主要關注的是各種右派團體的歷史及其意識形態，而他對於那些事件的描述也完全是遵循官方立場。不幸的是，他無法有效地反駁反方提出的那些令人不安的證據，反而往往選擇直接無視它們，他少數幾次嘗試做出的反駁也十分軟弱無力，所以我實在很難認同他的論點。

面對如此複雜的主題，光憑區區幾本書還是很難面面俱到，但它們確實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基礎，可供有興趣的人去做進一步研究。

保持沉默或說出真相

當年9/11事件發生後，我非常不安的發現這個國家的大眾輕易就相信薩達姆・海珊領導的伊拉克應該對此事負責，並因此捲入了一場災難性的戰爭。後來發生的炭疽病毒攻擊事件同樣充滿了各種疑點，使我漸漸地越來越懷疑我們的主流媒體究竟是否在傳達真相。差不多在同一時間，我開始進行我的內容歸檔計畫，將過去一百五十年來的很多美國知名雜誌數位化，而我也在這個過程中發現同時代的紀錄往往與我一直以來所學習的歷史有很大出入。

當一個人心中的懷疑之牆開始出現裂痕，很自然地他就會開始去重新審視過去發生的許多事情，於是十幾年後我發表了自己的《美國真理報》系列文章，並在其中解釋了我的認知是如何發生轉變：

“對於大部分受過教育的美國人而言，承認真實的世界往往與我們從報紙和雜誌上讀到的截然不同，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或至少對我來說是如此。過去數十年來，我每天早上都會仔細閱讀《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與其它一、兩份主流報紙，還有五花八門的週刊或月刊雜誌。我當然知道它們在某些問題上有自己的立場。但我相信透過比較和權衡各方的觀點，再運用一些簡單的常識去做出判斷，我就可以獲得一個相對較接近真相的現實。可是我錯了。

除了我們自己的感官證據之外，我們所知道的關於過去或現在的新聞無不都是來自於紙上的墨水或螢幕上的彩色像素，幸運的是，在過去十、二十年裡，網際網路的發展極大地拓寬了我們接觸後一類資訊的範圍。即便這些非傳統的網路資訊提供的絕大部分非主流主張都是錯誤的，但至少現在我們終於有可能從浩如煙海的謊言中挖掘出真正的真相。當然，過去幾十年來發生的事情也迫使我徹底重新校准了自己的現實感測器。”

《美國真理報》系列就是我這些年來的心路歷程，現在它們總共已經有接近五十萬字，其中包含了20世紀90年代的那些曾被我嗤之以鼻的重大爭議：

• 《美國真理報》系列，羅恩・昂茲

與此同時，在9/11事件發生後的一、兩年內，我發現了亞歷山大・考克伯恩（Alexander Cockburn）的《反擊報》（Counterpunch），這是一個人氣不俗的非主流網路媒體雜誌，它報導了很多被過去我閱讀的那些主流出版物忽視或扭曲的事件，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最終與亞歷山大本人成為了好友，他偶爾會去帕洛奧托那裡吃午餐，因此當他在2012年過世時我特別發了一篇文章追悼他，並在文中解釋了我之所以這麼尊敬他的原因：

“鑒於我自己有理論物理學方面的科學背景，我習慣遵循一個簡單的規則來思考世界的真相。每當有人說出一些因為違背既有共識而被強烈譴責、但最後卻被證明是正確的觀點時，我就會在心裡給他們加分。但是，當所謂的消息靈通人士明明擁有充足的資源卻說出一些在我看來荒唐不已的話，而事實又證明他們的確是在胡說八道時，我就會在心裡給他們扣分。當薩達姆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騙局最終變成一個國際笑柄和國家災難的時候，亞歷山大的《反擊報》和蘇茲伯格（Sulzbergers）的《紐約時報》二者在我心中的可信度已然對調了位置，至少在那些嚴肅的問題上是如此。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我幾乎每天早上都會在《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上面讀到無數荒謬、不誠實的胡言亂語，然後發現《反擊報》對這些世界新聞的報導反而還更加合理且準確。”

然而，幾年後我卻慢慢意識到，亞歷山大其實也有某種自我設限，他拒絕發表任何與9/11事件有關的爭議性主張，即使我後來在經過研究後發現這些主張很有可能是正確的。比爾・克里斯蒂森（Bill Christison）是他在情報領域最具權威的專欄作家之一，後者曾在CIA工作過數十年，是分析部門的高級主管，但克里斯蒂森在2006年發表的支持9/11真相運動（9/11 Truth Movement）的文章卻只能在其它非主流報刊上發表，所以我也是直到很多年後才發現它。亞歷山大在20世紀70年代曾是《鄉村之聲》（Village Voice）的一位極富影響力的記者，但他最終卻在1982年被解職，我懷疑他可能是在顧忌自己一旦與陰謀論扯上關係，就會失去在主流媒體圈的最後立足之地。

有一天，他寄給了我一本他在1996年與他人合著的書《華盛頓巴比倫》（Washington Babylon），內容是關於柯林頓政府早期的美國政治黑暗面，隨著我決定開始深入研究20世紀90年代的那些重大爭議，我終於開始翻開這本書。儘管他在《鄉村之聲》的前同事盛讚這本書是“最重磅的揭發黑幕之作”，而它也確實涵蓋了競選資金、遊說賄賂等各式各樣的問題，可是書中卻沒有對文森・福斯特之死、奧克拉荷馬市爆炸案或我上面介紹過的其它那段時期的重大事件提出任何質疑，這不免讓我感到失望，但我對此並不太意外。我情願相信，要是他能再多活幾年，得以親眼見證主流媒體與非主流媒體的影響力開始慢慢交替，他肯定會更加敢於在公開場合暢所欲言。

例如，哥倫比亞大學的傑佛瑞・薩克斯教授（Jeffrey Sachs）就是一個絕佳的例子。幾十年來，他一直被認為是精英學術界中的代表人物，沒有任何跡象顯示他對歷史事件抱有偏離官方敘事的觀點。但就在幾年前，自從他被推舉為《柳葉刀》的新冠病毒委員會主席後，他卻逐漸意識到，有關於這個導致全世界數百萬人死亡的病毒的起源真相實際上被掩蓋了，並且政府和媒體全都在無所不用其極地打壓任何試圖揭露真相的人。今年年初的時候，俄羅斯與烏克蘭爆發了一場造成極大生靈塗炭的戰爭，再一次地，導致這場災難發生的許多關鍵事實都被刻意掩蓋不讓公眾知道。我曾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稱讚薩克斯教授是一頭“充滿正義感的憤怒大象”，他的訪談和其它公開言論迄今為止已經吸引了數百萬人次的觀看。

由於這些事態發展，他現在顯然也對自己過去輕易相信的許多歷史問題產生了懷疑，特別是甘迺迪暗殺事件。在最近一次引人注目的播客採訪中，他提出了一個與我非常類似的觀點，他說他發現在很多不同的重要問題上，我們其實全都身處在一片“謊言的海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