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忘自由號：林登・詹森總統曾試圖掀起第三次世界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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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RON UNZ

掩蓋以色列的蓄意攻擊

我已不記得自己第一次聽說1967年的自由號事件是什麼時候。這是一個極具戲劇性的故事，在與阿拉伯聯軍進行的六日戰爭即將進入尾聲的時候，以色列空軍和海軍卻突然向一艘毫無防備的美國偵察艦進行了攻擊。在以色列的機關槍、火箭彈、凝固汽油彈和魚雷轟炸下，超過兩百名美軍官兵非死即傷，自二戰結束以來我們的海軍還是頭一次遭遇如此慘重的傷亡。幸虧上天眷顧和船員們的殊死一搏，自由號最終並未直接沉入海底，否則船上的所有人恐怕都要跟著陪葬。

以色列政府迅速出面宣稱這場襲擊純屬意外，是識敵不清與情報錯誤導致的結果，但沒有一個倖存的官兵相信這套說辭，就連許多美國的最高政治和軍事領導人也不相信，尤其是國務卿迪安・魯斯克（Dean Rusk）、CIA局長理查德・赫爾姆斯（Richard Helms）以及其他眾多高級官員，例如後來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

儘管林登・詹森下令進行的草率調查很快就對以色列的說法表示了認可，但在接下來的半個世紀裡，自由號的倖存者始終不肯買單官方的調查報告，並認為它只是想要掩蓋真相。我們愧疚不已的政府試圖通過頒發大量的獎章來稍稍緩解他們難以嚥下的憤恨，這些獎章使得自由號成為了可能是美國海軍史上授勛次數最多的船艦，至少在單次戰鬥中是如此。

那一天發生的事情簡直就像是好萊塢電影。第一波戰鬥機瞄準並摧毀了自由號上的所有常規傳輸天線，與此同時美方的所有標準廣播頻率都遭到了干擾，以防求救訊號被發送出去。緊接著，一支魚雷艇艦隊趕來用機關槍對救生艇展開掃射，以確保無人生還。如此殘酷無情的攻擊持續了一個小時以上，其徹底打穿了這艘偵察艦，它的船舷和甲板上有超過八百個比拳頭還大的坑洞，其中包括一百個六至八英寸寬的火箭彈彈坑，還有水下魚雷造成的四十英尺深的大洞。這艘偵察艦沒有直接沉入大海只能說是奇蹟。

但絕望的官兵們仍冒著敵人的槍林彈雨臨時架設了一根傳輸天線，並用它發出求救訊號。他們的求救訊號最終被我們在附近的第六艦隊接收到，其指揮官立刻派出兩批戰鬥機來救援自由號並擊退襲擊者，沒想到美國的最高政治領導層卻命令戰鬥機掉頭，讓自由號及其船員只能聽天由命。最後，兩架滿載全副武裝的突擊隊員的大型直升機準備登上自由號，清除其甲板上的任何抵抗者，然後再將它擊沉。但就在這時，指揮總部得知這艘偵察艦已經設法向其他美軍告知了自己的處境，於是敵人也中斷攻擊並撤退了。第一聲槍響經過十七小時後，美軍的救援才終於姍姍來遲。兩艘驅逐艦找到了這艘已經搖搖欲墜的偵察艦。

這個故事結合了令人欽佩的軍事英雄主義、政治背叛與不畏艱難死裡求生等多種元素，假如當初攻擊自由號的不是以色列而是其它國家，這起發生在1967年6月8日的驚險事件肯定會被改編成好幾部大預算製作的電影並獲得奧斯卡獎提名，同時它也會成為電視紀錄片的固定題材。這樣的愛國主義故事正好可以撫慰當時剛在越南碰了一鼻子灰的我國，但是由於犯下這場嚴重罪行的是猶太人的國家，所以娛樂業的大亨們寧可裝作這件事沒發生過，於是自由號的故事很快就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了，我甚至懷疑今天每一百個美國人裡面能不能找出一個聽說過這件事的人。

我們的媒體對這起事件幾乎完全噤若寒蟬。在攻擊發生後，我們的主流報章雜誌確實是有報導這件事，其中有些還對以色列的官方說辭表示了懷疑。但詹森政府迅速使出了嚴厲的鎮壓政策，以壓制任何對官方敘述的挑戰。

一位美國海軍上將很快就私下會見了所有倖存者，其中包括數十名仍在住院治療的重傷患者，他對那些驚恐萬分的年輕士兵進行了可怕的威脅，他們有許多人才只有十幾或二十歲出頭。他說如果他們有任何人敢對外伸張發生了什麼——哪怕是告訴他們的父母或妻子，更不用說是媒體——他們就會被送上軍事法庭，並在監獄中度過自己的餘生，“甚至可能更糟。”

由於記者很難找到願意說出實話的當事人，而且我們的政府又堅持要將這次攻擊定調為一次不幸的“友軍誤傷”事件，於是新聞媒體很快就失去了興趣，這個故事也從頭條新聞中悄悄地消失了。我們的政府仍然深怕這件事是否會引起任何餘波，所以倖存的官兵被重新分配到不同的船艦上，而不讓他們有機會再次同船服役。這麼做顯然是為了避免他們與彼此談論那次事件的回憶。

隨著20世紀70年代水門事件東窗事發、最終導致一位總統被彈劾並主動請辭，接下來的那些年裡又陸陸續續發生了其它政府醜聞和濫用職權的事件，它們極大地動搖了公眾對政府的信心。

輿論環境的變化為當年的自由號倖存者小詹姆斯・M・恩尼斯（James M. Ennes, Jr.）提供了一個大好機會，他不畏被送上軍事法庭與入監服刑的威脅，堅持要向全世界揭露真相。他與其他許多倖存者私下合作，花了數年的時間完成了一份充滿爆炸性的底稿，並由《紐約時報》的明星記者尼爾・希恩（Neil Sheehan）將其推薦給一家大型出版社，他是當初最早報導這場攻擊事件的記者之一。詹姆斯的《獵殺自由號》（Assault on the Liberty）於1979年出版，它敲響了粉碎這堵沉默之牆的第一擊。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托馬斯・穆勒上將（Thomas Moorer）為後來的再版撰寫了序言，種種事實與強而有力的目擊證詞都證明以色列的攻擊完全是故意的。許多早期的評論和採訪皆對這本書給予了好評，這進一步帶動了它的銷售與隨後的媒體報導。

但有組織的親以色列團隊也連忙展開反擊，它們發起了一場浩浩蕩蕩的打壓行動，企圖阻止這本書的銷售與發行，甚至是向ABC的《早安美國》和CBS的《60分鐘》等有影響力的電視節目施壓，要求它們取消本來已計劃好要播出的專題報導。一本成功的書也許可以賣出幾萬冊，但一檔成功的電視節目卻可以吸引上千萬人的觀看，因此直到今天知道自由號事件的美國人仍然是少數。不過，那些具有足夠的政治意識並對這個主題感興趣的人現在終於有了一個可靠的參考資料可以在討論與傳播時派上用場，同時這本書也促成了自由號退伍軍人協會（Liberty Veterans Association）的誕生，該協會一直在呼籲對這起事件重新進行公正的調查。

以色列官方始終堅稱，自由號之所以遭到攻擊是因為它被誤認成是一艘埃及軍艦，美國的官方調查報告也認可這一說法。但恩尼斯的書卻駁斥了這種可能性。

• 作為美國最先進的電子偵察艦，自由號的外觀在海軍軍艦中也是數一數二的特別，它的上方佈滿著大量的通訊天線，甚至包括一根三十二英尺高、能夠從月球反射訊號的衛星天線。相比之下，埃及的軍艦就像是落伍的馬車，不僅尺寸很小，而且當時它正在亞歷山卓港生鏽。
• 幾乎所有證據都顯示，當時攻擊自由號的空軍和海軍並沒有攜帶任何表明自己身份的標示物，此舉顯然是為了掩蓋它們的國籍。自由號並沒有在求救訊號中指出襲擊者的身份，它是直到交戰即將結束時才發現它們是什麼人。假如以色列軍方自認為是在襲擊一艘埃及軍艦，又為什麼要如此費盡心機地隱瞞自己的身份呢？
• 儘管以色列堅持沒有看見，但自由號上其實豎著一面非常巨大且顯眼的美國國旗，即使在國旗因為最開始的襲擊而被破壞之後，船上的士兵也很快就升起了另一面國旗。自由號的側面還用英語寫著斗大的艦名，如果是埃及軍艦使用的一定是阿拉伯語。況且當天的天氣十分晴朗，能見度非常好。
• 以色列偵察機在整個上午曾多次飛越自由號上空，它們有時飛得如此之低，以至於下方的人可以清楚看見飛行員的臉，因此要識別這艘船艦的身份絕對沒有任何困難。
• 攻擊一開始後，以色列就用電子干擾覆蓋了美國的所有常規通訊頻率，這證明他們完全心知肚明自己正在對哪一個國家的船艦開火。
• 以色列聲稱他們最初以為自由號是一艘攻擊艦，因為它以將近三十節的高度行駛，但事實是自由號的行駛速度始終保持在五節，比以色列的說法要慢了六倍。
• 對自由號的攻擊是一場規模浩大、精心設計的行動，它持續了快要兩個小時，期間有一波又一波的戰鬥機、三艘魚雷艇和兩架滿載突擊隊員的大型直升機輪番出動。最初的攻擊首先摧毀了所有通訊天線以阻止自由號發出求救訊號，然後是救生艇開始遭到機關槍掃射。這麼做毫無疑問是為了使這艘船徹底葬身海底，不讓任何人有機會活著回去。
• 在攻擊事件發生後，以色列人堅決不肯承認這是自己的過失，他們沒有一位指揮官受到起訴，甚至沒有被譴責，反而還將所有的責任歸咎於美國人。自由號留下的戰利品至今仍在以色列的戰爭博物館中展出。身負重傷的倖存者們還是經過漫長的法庭訴訟後才獲得應有的賠償。

罪證確鑿，動機成謎

美國是當時以色列在國際上最主要的支持者與盟友，因此人們始終不明白其發起這場攻擊的動機究竟是什麼——對一艘在國際水域航行的美國軍艦進行如此明目張膽的襲擊，這毋庸置疑已經構成了戰爭罪。恩尼斯對此也是同樣摸不著頭緒，因此他以〈以色列為何發動攻擊？〉作為那本書的結語，並在其中提出了一些猜測。他認為以色列人可能是擔心自由號的電子監控設備會發現他們正準備不顧美國的反對入侵敘利亞與征服戈蘭高地，事實上就在自由號遇襲不久後，以色列人就發動了這場侵略行動。入侵敘利亞是以色列國防部長摩西・達揚（Moshe Dayan）下的令，據CIA的一份解密報告指出，正是達揚不顧部分將軍的反對，下令向自由號開火。這個解釋似乎有一點道理，但仍有待證實。

隨著恩尼斯的書開了第一槍，其他作家也陸續開始跟進。作為一艘電子偵察艦，自由號是直接聽從NSA的命令，該組織的存在當時並沒有多少人知道，以至於它的職員有時會開玩笑說，NSA其實是“不存在的機構”（No Such Agency）的縮寫。直到記者詹姆斯・班福德（James Bamford）在1982年出版了《謎宮》（The Puzzle Palace），第一次向外界介紹了該機構的歷史與活動，圍繞它的神秘面紗才終於被揭開，這本書迅速登上全國暢銷書，也讓詹姆斯成為了美國在國家安全方面最權威的作家之一。

NSA從一開始就堅信以色列對自由號的攻擊絕對是故意的，它的很多通訊技術人員及其它僱員也命喪在那艘船上，再加上美國政府的欲蓋彌彰，這一切無不讓NSA的高層感到非常憤怒。因此，班福德在書中用了幾十頁的篇幅來討論自由號事件，並披露了一些足以證明以色列是明知故犯的秘密情報證據。

兩年後的1984年，外交政策作家史蒂芬・格林（Stephen Green）出版了一本探討以色列−美國關係的書《抉擇時刻》（Taking Sides），它引起了極大的迴響，包括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兼前參議員威廉・富布萊特（William Fulbright）、普林斯頓大學的國際法律學者理查德・福爾克（Richard Falk）和前副國務卿喬治・鮑爾（George Ball）的一致好評。格林在倒數第二章中特別談到了自由號事件，他用三十多頁清楚地總結了各項事證，表明恩尼斯的結論大部分是正確的，同時還提供了更多證據證明這場攻擊是有意為之，其中有些是根據新解密的文件。

他還指出，假使當初這場攻擊行動完美成功，也就是自由號沉沒且無人生還的話，美國就可以輕易將罪魁禍首歸咎於埃及，而這勢必將引發巨大的地緣政治後果。由於船上的官兵們的倖存簡直堪稱奇蹟，因此這是一個非常可信的推論。

我在1967年時還是個小孩子，無論在那時還是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我都從未聽過自由號事件。哪怕是在恩尼斯的書已經出版過了十多年後，我也不記得自己有看過任何關於這艘船的討論，更不用說是知道班福德和格林隨後出版的書了。我想我確實曾在某個時候聽說過一艘美國軍艦在20世紀60年代意外遭到以色列誤擊的故事，不過我的認知恐怕也就僅至於此。

直到1991年，隨著美國在波斯灣戰爭中打敗薩達姆・海珊，喬治・布希總統又因為以色列在被其佔領的約旦河西岸和加薩擴建非法猶太人定居點而與以色列政府產生摩擦後，這一話題才終於引起了一些全國層級的關注。

羅蘭・埃文斯（Rowland Evans）和羅伯特・諾瓦克（Robert Novak）合撰的《埃文斯＆諾瓦克有話說》是當時美國最受歡迎且最具影響力的專欄之一，它會在數百家報紙上刊登，每個星期諾瓦克還會作為來賓參加各種不同的政論節目。他們在1991年11月6日發表的專欄中投下了一顆重磅炸彈，這篇文章聲稱無線電通訊紀錄已經證實以色列飛行員其實完全清楚他們正在攻擊一艘美國軍艦，儘管他們一再抗議，但上級卻還是要求他們無論如何都必須擊沉自由號。

我們在貝魯特大使館的情報人員截獲了這些通訊內容，它們立刻被報告給我國大使、德高望重的外交官德懷特・波特（Dwight Porter），他在時隔二十四年後終於決定打破沉默。除此之外，當天人就在以色列國防軍總部的一名美裔以色列軍官也證實了這些事實，他聲稱那時在場的所有指揮官都知道他們正在攻擊的是美國軍艦。這大概是我第一次了解到1967年自由號事件的真實細節，我可能也在政論節目上看過埃文斯討論這些事。

親以色列媒體與它們的眾多激進支持者馬上對此展開了猛烈的反擊，其中帶頭的人是前《紐約時報》執行主編、以色列的鐵桿支持者阿貝・羅森塔爾（Abe Rosenthal），他批評埃文斯和諾瓦克的文章充滿了偏見、誤解和謊言。

我在去年讀了諾瓦克的回憶錄，他談到了以色列的走狗們是如何花費多年時間持續不斷向各家報社施壓，要求它們拒登他的專欄，使得後來他的專欄的影響力變得大不如前。凡是膽敢跨過紅線的專欄作家都不會有好下場，其他記者也收到了類似的警告，讓他們不再敢觸碰這個話題。

自由號的故事，尤其是隨後數十年裡圍繞這起事件的政治與媒體鬥爭很快就成為了學術研究的焦點，約翰・E・伯恩（John E. Bourne）1993年的紐約大學歷史學博士論文就是以此為主題，兩年後他透過一家小型出版社出版了這本書，書名為《自由號：禁忌歷史vs官方歷史》（The USS Liberty: Dissenting History Vs. Official History）。伯恩的論述相當一絲不苟、公正嚴明，它沒有什麼新的東西，但卻仔細地整理了大量的資訊，包括即使在打壓者擁有壓倒性的政治與金錢優勢的情況下，自由號倖存者們對這起事件的敘述卻仍然出乎意料地被成功公諸於眾。

伯恩強調了一件很重要的事，那就是雖然自由號船員們對這起事件的描述可以說是始終一致、沒有任何變化，但以色列政府及其支持者卻刻意宣傳了許多往往是互相矛盾的敘述，那些親以色列人士完全沒有想要去解釋這些矛盾，反而卻假裝它們不存在。這麼做的意圖再明顯不過：儘管歷史事件的真相只有一個，但捏造出來的謊言卻可以將人們引入各種不同的歧途。

幾年後的1995年，《紐約時報》的頭版刊登了一個看似無關的故事，它在當時就引起了我的注意。這家全美數一數二的報紙披露，以色列軍隊曾在1956年和1967年的戰爭期間以殘酷的手段屠殺大量埃及戰俘，證據是來自以色列軍事史學家的詳細研究、目擊者的證詞，包括一名以色列退休將軍，以及在西奈沙漠發現的萬人坑。

2001年，詹姆斯・班福德出版了《秘密機構》（Body of Secrets），這是他以前那本關於NSA的書的更長、更深入的續集，它再次成為全國暢銷書。這位作者這次用書中最長的一章〈鮮血〉完整講述了自由號的故事，同時還提供了許多新的發現。他特別提到這艘船之所以成為目標，是因為以色列高層擔心它上面的電子監控設備會紀錄下他們當時正在不遠的海岸犯下的巨大戰爭罪行，現在我們知道這是指他們殺害了一千多名手無寸鐵的俘虜和當地平民，毫無疑問這是二戰以來西方軍隊所犯下最嚴重的暴行之一。總之這似乎為以色列看似莫名其妙的攻擊提供了另一個可能的解釋。

班福德在書中還揭露了更勁爆的內容。在NSA沉默了三十五年後，他透露那時其實有一架正在上空巡視的美國電子偵察機目睹了自由號遇襲的整個過程，它當場就攔截並翻譯了以色列軍隊與特拉維夫當局之間的無線電通訊，這些通訊內容長久以來一直被視為“NSA最高等級的機密”。這有助於解釋為什麼NSA高層從一開始就認定這是一場故意且沒打算留下任何活口的攻擊。

以色列戰鬥機和魚雷艇在它們的通訊中多次提到了自由號上那面巨大的美國國旗，這直接打臉了以色列多年來的說法。在華府，NSA的高層對這場攻擊的發生感到怒不可遏，特別是當他們意識到詹森政府竟試圖幫助以色列掩蓋真相，甚至曾考慮要在事後擊沉自由號，以免記者拍下它嚴重破損的模樣。事實上，更奇怪的是自由號後來被要求航向更遠的馬爾他，而不是就近在克里特島港口停靠，或許這麼做是想要讓這艘已經滿身大洞的船艦在途中自行沉沒，好永久地銷毀任何視覺證據。

另一個班福德在書中提供的新資訊與那兩架本來要前往救援自由號、卻臨時被下令撤退的航母戰鬥機有關，這件事以來一直來都令人感到十分費解。據自由號的高級情報官員透露，第六艦隊的海軍上將後來告訴他，這是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親自通過電話下的令，據說林登・詹森總統本人也打電話過來要求他服從命令，放任自由號聽天由命。

班福德還指出，以色列對美國軍艦的殘酷且無端的襲擊其實並非其來無自。以色列人同一時間不僅正在屠殺數百名埃及戰俘，而且就在一、兩天前，一支以色列坦克車隊還砲擊了懸掛藍旗、手無寸鐵的聯合國維和人員，導致數十人喪生，甚至連當地的聯合國總部都被炸毀。

班福德的書有七百多頁，與自由號有關的篇幅只佔全書的不到10%，但這一章卻不成比例地吸引了大量媒體的關注，《紐約時報》也就他新提出的證據撰寫了一篇大型報導。《泰晤士報》也不吝給予這本書好評，並針對其中關於自由號的部分進行了大篇幅的報導，儘管那位評論者對以色列的動機可能是想要掩蓋其在同一時間犯下的其它戰爭罪行表示懷疑。雖然大部分的評論都是正面的，但以極度親以色列而聞名的《新共和國》（New Republic）卻對這本書作出了猛烈的批評，不過那篇書評的作者是一位美裔以色列歷史學家，他甚至為了在以色列擔任公職而放棄美國國籍，所以我認為他的抨擊其心可議，更不用說我最近才發現原來班福德已經發表過一篇非常有說服力的文章來反駁他的論點。

雖說我是幾年前才讀到班福德的書，但《泰唔士報》和其它家報社的書評我都是第一時間就看了，所有這些只是更加印證了我的信念，即自由號事件絕對不是一場意外。

揭露被美國掩蓋四十年的真相

迄今為止，以色列的支持者大多採取防禦策略，他們經常搬出1967年美國官方調查小組的事後報告，同時努力壓制任何挑戰這一立場的書籍或文章。在這種情況下，伯恩認為媒體的態度普遍是想要裝作這件事沒發生過。1984年9月號的《大西洋月刊》收錄了一篇積極宣揚意外誤擊理論的六千字長文，估計是衝著恩尼斯或格林而來。這篇文章的兩位作者均是以色列記者，他們依據的消息來源幾乎全都來自以色列那邊，其中大部分是官方消息，因此這篇文章不太可能說服正在變得越來越多的懷疑論者。

但在2002年，佛羅里達州的猶太裔破產法法官、在我們的海軍預備役服役了四十年的A・傑伊・克里斯托（A. Jay Cristol）出版了《自由號之殤》（The Liberty Incident），並認為這場攻擊確實純屬意外。克里斯托毫不避諱地在他的序言中表露自己的親以色列立場，以及感謝他的眾多以色列友人的鼓勵和協助，這本書最初是他在十五年前完成的一篇成人教育碩士論文。

即使以色列的支持者大肆宣傳，並趁著這個機會高聲宣布這起事件已經“結案”，但我在當時從未聽過這本書，直到最近讀完它後也覺得不過如此，因為它似乎完全忽視或否定了大量與其主張的以色列無罪論相反的證據。

事實上，在克里斯托的書出版後發生了一件事特別值得一提。退役上尉、海軍律師小沃德・波士頓（Ward Boston, Jr.）曾被作者稱讚是一位“誠實之人”，實際上就是他在1967年撰寫了那份官方調查報告。在沉默了將近四十年後，克里斯托的這本書終於讓波士頓破防了，他站出來簽署了一份法律宣誓書，決心揭露當年的調查背後的真相。

根據波士頓的說法，他和他的上司、負責主持調查的海軍上將艾薩克・C・基德（Isaac C. Kidd）都心知肚明以色列是故意攻擊自由號並射殺我們的官兵，但他們的政治和軍方上層，包括已故參議員約翰・麥凱恩的父親小約翰・S・麥凱恩（John S. McCain, Jr.）卻決定不追究以色列的責任。此外，他們的書面報告還在公布前遭到了刪改，能夠證明以色列有罪的證據都被刪掉了。考慮到三十五年來，波士頓的報告一直被認為是證明以色列清白的壓艙石，因此他在2004年1月9日簽署的宣誓書可謂是意義重大。除了痛斥克里斯托是一個無恥的騙子，以及提到基德上將曾私下表示他相信這位作者“肯定是以色列特工”，波士頓的宣誓書最後以如下段落作為結束：

“與克里斯托及其他人顛倒黑白的說法相反，美國人民必須知道，以色列顯然是蓄意攻擊美國的軍艦、蓄意殺害美國的水兵，多年來這個令人震驚的結論一直折磨著那些失去至親的家屬。”

幾年後，《芝加哥論壇報》發表的一篇重磅炸彈又繼續掀開了這一已被掩蓋數十年的醜聞剩餘的面紗。這篇五千四百字的長文是由一位以前曾在《紐約時報》獲得普立茲獎的資深記者撰寫，文中引述了數十篇採訪和四十年後解密的大量官方文件，它可能是美國主流媒體中最詳細討論自由號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提出了許多極具破壞性的證據，它們完全證實了前述的那些質疑，同時也顯示出官方的掩蓋是多麼厲害。

當時在中繼站工作的退役通訊兵托尼・哈特（Tony Hart）還記得他親耳聽見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在下令要前去救援自由號的戰鬥機掉頭時說的話：“詹森總統不會為了區區幾個水兵而開戰或讓美國的盟友難堪。”這等於是證實了更早幾年前自由號上的官兵在班福德的書中作證的內容。

除了麥克納馬拉之外，詹森政府的幾乎所有高級官員都同意資深情報顧問克拉克・克里福德（Clark Clifford）的觀點，即這場攻擊“絕不可能”是誤擊。NSA局長馬歇爾・卡特中將（Marshall Carter）後來向國會秘密作證稱，這場攻擊“除了是故意的之外別無其它可能”，還有其他很多前國家安全官員也向《芝加哥論壇報》表達了類似的觀點，時隔四十年後他們才終於願意說出真相。

幾十年來，有一個一直被爭論不休的關鍵問題是自由號究竟有沒有懸掛美國國旗，好讓以色列的攻擊者可以清楚看見。過去，以色列的調查法庭始終堅稱：“在整個交火過程中，自由號上從未出現任何一面美國國旗或其它旗幟。”2003年《耶路撒冷報》採訪了第一位開火的以色列飛行員，他重申自己當時在自由號上方繞了兩圈，並且還放慢速度仔細觀察，“上面的確沒有國旗。”

可是，解密的NSA文件卻表明，所有接受採訪的倖存官兵都一致表示，他們的船艦在遇襲之前、期間與之後一直都掛著一面國旗，除了中間一度被砲彈炸燬，他們也立刻換上了另一面最大的、長十三英尺的國旗。

NSA手上的通訊紀錄亦證實了美國人的說法，並證明以色列人在說謊。如同多年來的許多消息來源所指出，當時以色列飛行員的通訊已在同一時間被截獲並翻譯成英語，他們的談話內容已被我們在世界各地的情報辦公室電傳打字機印出。這些通訊清清楚楚地證明了那些飛行員都知道這是一艘美國軍艦，還有他們被下令無論如何都要擊沉它，駐派內布拉斯加州、加利福尼亞州和克里特島的美國情報人員均在單獨訪談中證實了此事，還有其他幾名退休美國官員也能夠作證。

攻擊事件發生五天後，以色列大使曾秘密警告其政府，美國人手上擁有可以證明這場攻擊是故意的“確鑿證據”。但根據一名前CIA官員的說法，這些通訊紀錄“已被嚴重刪改，只因為政府不想讓以色列人難堪。”一些精明的美國情報官員設法規避了官方的掩蓋措施，他們將這些通訊紀錄下發給美國陸軍情報學校以作為課堂訓練的材料。W・帕特里克・朗（W. Patrick Lang）後來在國防情報局（DIA）擔任了八年的中東情報部主管，他清楚記得自己曾在訓練課程中看過這些紀錄，它們毫無疑問地證明了以色列的攻擊是故意的。

儘管其中一些磁帶已經被公開，但最初參與錄製和翻譯通訊內容的工作人員卻指出，至少有兩盤最關鍵的磁帶已經遺失或尚未解密，已公開的磁帶中缺少的編號也證實了這一點。

幾年後的2009年，一位年輕的獲獎記者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出版了《自由號遇襲記》（Attack on the Liberty），一本也許能為這整個事件蓋棺定論的書。這本書由知名的主流出版社發行，正文足足有三百五十多頁，並附有大量的註釋和照片。我在六、七年前讀過它，裡頭並沒有太多新的突破，不過這本書仍非常好地總結了過去四十多年來的各種研究與辯論，幾乎可以說它是了解這個主題的必讀之作。

今天通過網路就可以輕易獲得大量的資訊。艾莉森・威爾（Alison Weir）是一個叫做“如果美國人知道”（If Americans Knew）的專門關注以巴衝突的激進組織的負責人，她在該組織的網站上提供了一個很方便的資料庫，其中包含很多有關於自由號事件的文獻。《自由號紀念館》（U.S.S. Liberty Memorial）網站也提供了豐富的相關資料。

近年來，我們的老熟人、前CIA官員菲利普・吉拉爾迪（Philip Giraldi）已成為最常談論自由號事件的作家之一，他寫過六篇以此為主題的文章：

• 《自由號沉沒記》，2011
  誰能為1967年以色列與美國海軍的衝突蓋棺定論？
• 《毋忘自由號》，2015
  等待正義的四十八年太久了
• 《追憶自由號》，2016
  以色列遊說團體的影響力
• 《追憶自由號》，2017
  以色列及其盟友策劃的美國軍人大屠殺事件被掩蓋了五十年
• 《自由號的勝利！》，2017
  美國退伍軍人協會終於呼籲國會重啟調查
• 《以色列殺害美國人的戰爭罪》，2020
  如果總統真的想向軍隊脫帽致敬，請先從美國海軍開始

林登・詹森總統與對埃及開戰的陰謀？

在過去幾年裡，我對許多重大歷史事件的認知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唯獨自由號事件是例外。自從我在大約三十年前第一次聽聞這個故事以來，我的觀點就一直未曾改變。我堅信這場攻擊是故意的，而且美國還立刻對此進行了可恥的掩蓋，我後來讀到的關於這一主題的三、四本書只是釐清了更多細節，並且使我對自己原來的結論越來越有信心。現在唯一剩下的謎團就是以色列犯下如此魯莽的舉動到底是出於什麼理由，目前已經有了三、四種看似頗有道理的解釋，很難說究竟哪一個才是對的。總之我不僅認為這個話題已經結束，而且還以為它早在一、二十年前就結束了。直到一個月前，我都還是這麼認為。

以色列對美國軍隊發動致命攻擊並極力在事後掩蓋真相，這自然引發了陰謀論者的瘋狂臆想，他們經常在關於該主題的文章中提出各種異想天開的觀點。就在幾年前，我偶然注意到這堆囈語，包括有人聲稱這一切其實都是詹森總統策劃的陰謀，他企圖利用自由號的苦肉計來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最近出版的幾本書也附和了這個理論。

起初我並沒有太在意這些瘋言瘋語，直到我在亞馬遜上看到了一位我以前從來沒聽過的作者，瓊・梅倫（Joan Mellen）所寫的《血染滄海》（Blood in the Water），並且我很驚訝地發現著名的國際法學者、普林斯頓大學的理查德・福爾克教授（Richard Falk ）給予了這本書極大的好評。我想也許這個理論其實並沒有我過去一直以為的那麼荒謬，於是我決定購買這本書，我不得不暫時放下自己的懷疑，用兩天的時間讀完了它。

不幸的是，這本書的內容就跟我預期的一樣，充滿了難以令人信服的臆測、毫無根據的斷言和巨大的邏輯跳躍。整本書一直重複著各種未經證實的主張，顯然是為了迫使讀者接受。儘管這本書的作者據說是一所小型大學的終身職英語教授，但它的編輯絕對是我這輩子見過最差勁的之一，有時同一句話——甚至是同一個段落——會重複好幾遍；如此糟糕的編輯當然只會加深我對這本書的可信度的懷疑。福爾克教授是一位倍受尊敬的學者，但他在這本書出版時已經八十歲了，我想或許他其實只讀過書中的幾段摘錄，而他之所以大力推薦這本品質如此低劣的書，恐怕更多是出於對政府半個世紀以來一直在掩蓋真相的憤怒。我深感自己閱讀這本書根本是浪費時間，這讓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堅信自由號的故事已經結束了。

差不多在今年年初，我又看到有些人在討論非常類似的理論，提出這個理論的又是一位我完全不認識的作者，他的書名還搞得特別聳人聽聞。俗話說“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我現在對這類胡言亂語完全是敬謝不敏。

然而，就在一、兩個月前，我碰巧讀到了邁克爾・柯林斯・派珀（Michael Collins Piper）的一本書，他是一位我頗為尊敬的陰謀論者，他用短短幾句話提到了那本書，並盛讚其內容“令人耳目一新”。於是我在亞馬遜搜尋了一下，發現它是在2003年出版。一本在十八年前由小型出版社發行的書，而且還提出如此石破天驚的主張，卻從未引起任何關注或評論，這似乎就足以說明它的內容沒什麼說服力，但反正那陣子我剛好很閒，所以我就下單了一本，幾天後書就送來了。

我以前從未聽說過彼得．胡納姆（Peter Hounam）和這本題為《氰化物行動》（Operation Cyanide）的書，它的副標題提到了第三次世界大戰，這無疑更加深了我的疑慮，不過它的封面上卻印著BBC世界新聞編輯的推薦，一個神經病應該不太可能享有這樣的待遇。此外，按照封底的介紹，胡納姆這個人曾在英國新聞業工作過三十年，且是《星期日泰晤士報》的首席調查記者，因此他的資歷是實打實的。

簡單的Google搜尋也證實了這些事實，而且胡納姆還曾在1987年率領《星期日泰唔士報》團隊曝光以色列的核武研發計畫，提供他們具體證據的以色列科研人員莫迪凱・瓦努努（Mordechai Vanunu）後來遭到摩薩德綁架，被抓回以色列並判處二十年監禁。看來胡納姆的背景確實比我原先所設想的還要有料得多。

這本書的篇幅適中，大約有十萬字，不過寫得非常專業。作者仔細區分了確鑿的證據與謹慎的猜測，同時還權衡了他採訪過的不同人以及用於支持他的結論的其它資料的可信度。他參照了我已經熟悉的大部分早期資料，不過又提出了一些我之前從未聽過的新資料，總之他很好地解釋了自己是怎麼做出結論。整本書給我的印象是，它完全符合一個在英國新聞業工作了三十年、幾乎曾一度是最頂尖的記者應有的紮實做工。

胡納姆一開始就解釋說，2000年的時候有一位英國電視節目製作人找上他，邀請他參與一個旨在揭露自由號事件真相的項目，而他本來完全不知道原來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他在接下來的兩年裡開始卯足全力投入研究，包括走遍美國和以色列採訪許多關鍵人物。最終他們完成了一部長達一小時的BBC紀錄片《沉海冤魂》（Dead in the Water），他也根據自己的研究成果寫了這本書。

當我翻開正文時，引言的第一頁就立刻吸引了我的注意。2002年末，就在這本書即將完成之際，六十五歲的美國退休飛行員吉姆・南喬（Jim Nanjo）突然主動聯繫了胡納姆，並跟他分享了一個有趣的故事。時間回到20世紀60年代中旬，當時他在加州的戰略轟炸機中隊服役，他們必須隨時待命，因為與蘇聯的戰爭任何時候都可能一觸即發。他和另外三名飛行員曾有三次在全面備戰而非訓練演習的情況下緊急衝進駕駛槍，然後就這樣在飛機上坐了幾個小時，等待上頭下達進行核攻擊的命令。每次他們都是在收到停止備戰的命令並回到基地後才會知道是什麼原因引發了這次的紅色警報。一次是甘迺迪遇刺，另一次是北韓扣押美國的普韋布洛號，第三次就是1967年的自由號事件。

一切乍看下都沒什麼問題，但胡納姆卻在檢查這位飛行員敘述的時間順序時發現，他的中隊實際上早在自由號遭到以色列攻擊的一小時前就已經進入了備戰狀態，如果這是真的話，從邏輯上實在是說不通。

一個人在回憶三十五年前的記憶時當然很容易會搞錯，但這只是胡納姆在調查過程中發現的眾多蹊蹺之一，他的發現慢慢地開始構築出了一副完全不同的歷史輪廓。雖然這本書有一半以上的內容是在敘述我以前就讀過很多次的標準自由號故事，但其它部分卻包含了我過往從未聽過的全新內容。

詹森是一位以熱衷於微操而聞名的總統，他每天都會時時刻刻緊盯著越戰的傷亡情況，還有中東突然爆發的新戰爭，他總是要求任何事情都必須立刻向他報告。然而，當一艘載有將近三百名官兵的美國最先進的偵察艦報告自己正在遭受未知敵人攻擊時，詹森卻彷彿完全沒接到消息，至少根據白宮的官方日誌是如此。香的，據說那天早上他只是愜意地在享受早餐，然後就與幾名參議員一塊閒聊時政去了。

CIA、NSA和五角大樓的解密文件均表明，紅色警報在當時幾乎是立刻被發送到白宮戰情室，美國的軍事政策是一旦有海軍艦艇遇襲，就必須立即知會總統，哪怕後者正在床上睡覺。可是，根據官方紀錄，詹森——他那時完全清醒且神采奕奕——卻是在快要兩個小時之後，也就是自由號已經被打成馬蜂窩後，才收到消息。此外，即使在已經獲悉情況後，他對這場我國自二戰以來最嚴重的海上災難似乎沒有太大興趣，反而優先去處理無關緊要的國內政治問題。詹森的確給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打了兩通電話，根據海軍日誌，後者就是在幾分鐘後下令被派去救援自由號的戰鬥機掉頭，據國務卿迪恩・魯斯克（Dean Rusk）表示，如果不是有先與總統討論過，麥克納馬拉絕不可能擅自下命令。但是在官方紀錄中，詹森顯然還什麼都不知道。

事實上，根據魯斯克和資深情報顧問克拉克・克里福德的回憶，在兩個小時後舉行的戰情室會議上，眾人當時都以為這是蘇聯幹的好事，所有與會者都感到一場大戰恐怕已無可避免。儘管攻擊者是以色列的消息早在一個小時前就已經確認，但我們的大部分政府高層似乎卻仍在考慮與蘇聯進行第三次世界大戰。

胡納姆認為如此之多明顯的矛盾說明了官方日誌很可能曾遭到有心人士的篡改，目的是要讓詹森總統顯得像是在攻擊發生很久以後才接到消息。我認為這位作者對這些時間差異的分析相當仔細，它們長達好幾頁，值得任何對這些極為可疑的事件與疑似被篡改的官方日誌感興趣的人閱讀。

胡納姆也談到了恩尼斯等人在他們的書中提出的幾個無法解釋的疑點。有確鑿卻零碎的證據表明，自由號被部署在埃及海岸附近是美國更廣泛的戰略計劃的一部分，只不過這項計畫的具體細節至今仍無人知曉。恩尼斯曾在他的書中簡要提到，有一艘美國潛艇其實一直在秘密跟隨著自由號，甚至還全程見證了它遭受攻擊的過程，船上的一些官兵也看到了它的潛望鏡。確實有一名潛艇船員了解一些機密細節，但他拒絕向恩尼斯透露。根據一些報導，這艘潛艇還透過潛望鏡拍攝了自由號遇襲的照片，後來有很多人都聲稱看過這些照片。這項秘密的潛艇任務的正式代號是“氰化物計畫”，它也被胡納姆採用作為書名。胡納姆獲得的一份經過大量刪節的政府文件提供了很有意思的線索，它解釋了為什麼自由號要被派往埃及海岸，但除此之外的部分就都是猜測了。

令人不解的地方還不止如此。NSA的一名高級官員強烈反對將自由號派往具有潛在危險的戰區，但反對無效，就連自由號希望讓第六艦隊派遣驅逐艦護航的請求也被拒絕。在遇襲的前一天，NSA和五角大樓的官員就已經意識到這艘船的處境很危險，他們甚至收到了CIA的情報稱以色列人已預謀發動襲擊，使得華府不得不急令自由號的船長後撤至距離海岸有一百英里的安全距離；但由於一連串莫名其妙的通訊故障，這些命令最終都沒有被收到。正是所有這些看似巧合的決定與錯誤確保了自由號以孤立無援、毫無防備的形式出現在一個極其容易受到攻擊的地方，直到以色列的砲火終於襲來。

胡納姆還提到了這一切背後更廣泛的地緣政治背景。縱然埃及的領導人賈邁勒・納賽爾起初很樂意與美國維持友好關係，但由於我們強大的以色列遊說團體的影響，美國最終拒絕作出援助的承諾，這才致使其決定投入蘇聯的懷抱，成為後者重要的區域盟友、用蘇式武器武裝他的軍隊，甚至允許能夠攜帶核彈頭的蘇聯戰略轟炸機進駐埃及領土。就這樣，納賽爾成為了詹森的眼中釘、“另一個卡斯楚”，而詹森也一直想要推翻他的政權。這亦是詹森為以色列發動“六日戰爭”開綠燈的重要原因之一。

以色列在那場戰爭一開始的幾個小時就通過火速突襲摧毀了埃及和敘利亞仍停靠在地面上的大部分空軍，如此慘重的損失很快就導致納賽爾和其他阿拉伯領導人公開指責美軍私下對以色列提供了協助。無論是當時的記者還是後來的歷史學家大多將這些指控斥為無稽之談。但胡納姆卻在研究的過程中發現了充分的證據，足以證明納賽爾的說法很可能屬實，至少美軍的確有在空中偵察和電子通訊這方面提供一些幫助。

根據前美國飛行員葛雷格・萊特（Greg Reight）的說法，他和他所屬的空中偵查部隊被秘密部署在以色列，協助確認敵方的損失和後續攻擊目標。他的說法與格林在二十年前的書中描述的行動細節完全吻合。這一切還獲得了以色列隨後發佈並被刊登在美國新聞雜誌上的清晰埃及機場空拍照的支持，因為專家們一致同意以色列空軍在那時並沒有這樣的攝影設備。

佛羅里達州的一位名叫喬・索雷爾斯（Joe Sorrels）的成功商人非常詳細地敘述了他的公司如何幫助美國情報單位在戰爭開始之前就潛入埃及的西奈半島，在那裡安裝電子監控和“電戰”設備，這些設備在之後以軍大破埃及的過程中派上了大用。甚至有人認為，以色列的突襲能夠大獲成功其實該歸功於美國的電子專家幫忙找到埃及機場雷達的關鍵漏洞。

胡納姆也指出了詹森決定支持以色列背後可能的政治動機。在1967年那時，越戰的局面可謂十分嚴峻，美國的傷亡始終居高不下，可是卻依然看不見一絲勝利的曙光，要是繼續深陷在這泥潭裡，詹森明年想要繼續連任總統恐怕希望渺茫。但如果能在中東挫一挫蘇聯的銳氣，讓以色列好好教訓埃及和敘利亞，甚至趁此一舉推翻納賽爾的話，這一成功或許就可以彌補在東南亞的失利，並使公眾將注意力轉移到另一個戰況顯然更樂觀的地方。另外，一些曾經十分支持詹森、極具影響力的猶太團體現在都成為了越戰的批評者，但由於他們強烈支持以色列，若能在中東取得重大戰果或許就可以重新拉攏這些人的支持。

這為胡納姆接下來要提出的一個極具爭議性的猜測提供了背景。他指出，1964年詹森說服國會以近乎全體同意的票數通過了《東京灣決議》，批准對北越進行軍事打擊，理由是其攻擊了美國的驅逐艦，當然今天大多數的歷史學家都認為這完全是子虛烏有。儘管人們後來對越戰怨聲載道，但詹森在1964年大選前三個月發動的“報復”空襲曾一度讓他的支持率急劇攀升，並確保他以壓倒性優勢在選舉中擊敗參議員巴里・高華德（Barry Goldwater）。據以色列駐美國高級外交官埃弗雷姆・埃夫倫（Ephraim Evren）說，就在六日戰爭爆發前幾天，詹森曾私下會見他並強調現在的當務之急是要“說服國會通過另一項東京灣決議”，只不過這次的地點是在中東。如果有藉口讓美國代表以色列進行直接、成功的軍事干預，就可以輕易化解詹森如今面臨的許多政治紛擾，進而大大提升他艱難的連任前景。

我們千萬不能忘記，自由號沒有直接沉入海裡才是奇蹟，假如它像本來預期的那樣全員罹難的話，美國媒體或政府就不會有人敢出來指責以色列的暴行了。相反的，正如史蒂芬・格林在1984年提出的，屆時埃及軍隊很可能會成為代罪羔羊，美國將有十足的理由可以展開報復，而這次的規模肯定會比虛構的東京灣事件要大得多，畢竟那次甚至沒有造成任何人員傷亡。

事實上，胡納姆在調查過程中發現了強而有力的證據，表明美國幾乎從自由號遇襲的一開始就已經準備好要對埃及展開猛烈的“報復性”反擊。保羅・內斯（Paul Nes）是美國駐開羅大使的臨時代辦，他曾在一次錄音採訪中回憶起自己當時收到一份緊急報告，提醒他自由號已經遭受攻擊，極可能是埃及戰鬥機所為，而美國航母上的轟炸機已經在飛往開羅進行報復的路上。一旦美埃戰爭正式爆發，內斯和他的下屬就要立刻開始銷毀所有重要文件。但不久後，新的消息確認了攻擊者是以色列人，後續的報復空襲亦已被取消。根據一些紀錄，美國轟炸機在被召回時距離開羅已經只剩下幾分鐘的路程。

讓我們仔細思考一下這件事。一位前美國高級外交官在錄音採訪中親口證實，1967年美國曾差點——就只差幾分鐘——為了替自由號復仇而與埃及全面開戰。如此勁爆的消息，況且它的來源也絕對可靠，照理說應該要登上《紐約時報》及其它世界各大報紙的頭版才對。但事實卻正好相反，我在過去十八年裡從未聽說過這件事，Google搜尋也證明除了在網路上最不起眼的邊緣之外，幾乎沒有任何人曾討論過它。

這些事實大部分看起來都非常合理，即使最終的詮釋或許有爭論空間，但我認為胡納姆的假設確實有一定道理。他暗示是詹森一手策劃了對自由號的襲擊，希望藉此通過一項新的東京灣決議，只不過這次規模要猛烈得多，這樣他就可以復仇作為藉口來推翻納賽爾。美國對蘇聯的重要盟友進行軍事打擊，勢必得冒著引發更大規模衝突的風險，所以我們的戰略轟炸機才在自由號遇襲的一小時前就已經進入全面備戰狀態。然而，自由號及其船員竟幸運生還下來，並且我們的最高政治和軍事領導層也知道了攻擊者其實是以色列人而非埃及人，於是這個計畫最後只能作罷。

我們的主流媒體花了數十年的時間小心翼翼地掩蓋自由號的遇襲可能是為了推翻納賽爾的更大陰謀的一部分，而且幕後黑手還是詹森總統。但正如上述的幾位當事人的證詞所表明，至少參與該計畫的軍方和情報人員都知道其中的許多事實。因此，我們不必對這些事情最終敗露感到驚訝，儘管它們往往是以雜亂無章、零碎不全的形式流露出去。

事實上，關於自由號的遇襲是蓄意而非意外的第一個實質性說法來自於獨立記者安東尼．皮爾森（Anthony Pearson）的著作，他在1976年的《閣樓》（Penthouse）雜誌上發表了幾篇長文，據說它們是基於英國情報部門的消息人士提供的內幕，他後來將其擴編成書，並於1978年出版了《沉默的陰謀》（Conspiracy of Silence）。他這本書沒有任何參考資料，並且是以令人窒息的陰謀論風格寫成，其中有很多明顯的錯誤，感覺根本不足採信。不過它的確包含了豐富的資料，它們後來也都被更可靠的研究給證實，這說明他似乎確實能接觸到一些熟悉內情的人。皮爾森在他的書中聲稱，自由號的遇襲是美國為了推翻納賽爾所策劃的苦肉計，這顯示這樣的謠言至少已在他的消息來源身處的圈子中有所流傳。

伯恩曾在他的研究中提到，1980年出版的兩本關於情報世界的書，即理查德．迪肯（Richard Deacon）的《以色列特勤局》（The Israeli Secret Service）和斯圖爾特・史蒂芬（Stewart Steven）的《以色列的王牌間諜》（The Spymasters of Israel）皆出現過類似的說法。它們同樣沒有提供資料來源，並且由於出版的時間太早，無法參考恩尼斯的詳盡研究，因此也存在許多事實錯誤，但它們的確進一步表明，無論正確與否，這是一個已經在情報界廣為人知的理論。

對埃及實施核打擊？

如果說這就是胡納姆在他那本篇幅相對較精簡的書中提出的全部，這也已足以讓他的作品被評為出類拔萃的新聞調查著作，畢竟它可能會推翻數十年來人們對於自由號事件的假設，並證明這是美國歷史上最令人震驚的政府出賣國家的例子之一。但其實還有其它因素，雖然它們或許沒有那麼牢固，也不該被輕易忽視。

時隔三十年後有很多記憶會褪色，但仍有些記憶始終難以磨滅。胡納姆在書中提供的大量證詞顯示，當時為了報復埃及攻擊自由號而出動的轟炸機很可能已經配備了核彈頭。

麥可・拉蒂根（Mike Ratigan）是美利堅號兩棲突擊艦上的一名彈射器操作員，他記得在那時整艘船都進入了“11月狀態”，也就是即將展開核攻擊的最高警戒狀態，他看見A-4天鷹轟炸家身上攜帶的是自己以前從未見過的特殊炸彈，而且還有海軍陸戰隊衛兵專程護送，足以說明事態的嚴重程度。船上的眾人都認為一場核攻擊已即將發生。出於顯而易見的原因，海軍有規定攜帶核彈頭的轟炸機不得降落在航母上，並且一旦它們在起飛後又被下令撤回，這些轟炸機也必須飛回陸地上的空軍基地進行卸載，至少四、五天內都不能返回航母。

那時剛好有來自美國和英國的二十八名記者也在這艘航母上面，其中有些人還記得那天的情景。據美國記者傑伊・戈拉爾斯基（Jay Goralski）表示，這些轟炸機是為了對海岸上的目標進行報復性打擊才起飛的，並且它們是直到“最後一刻，就在無線電即將失去聯絡之前”才被緊急召回，整個攻擊行動也隨之宣告終止。合眾國際社的記者哈里・斯塔索斯（Harry Stathos）目睹了核武轟炸機的升空，甲板上的士兵告訴他這次出擊的目標是開羅，但他當時同意不會對外透露任何消息。

自由號倖存者查克・羅利（Chuck Rowley）後來與該航母的一名飛行員進行過交談，後者聲稱那天他駕駛了其中一架轟炸機，而且上面攜帶了核彈頭，攻擊的目標是開羅。多年來，其他自由號倖存者也從不同的海軍士兵那裡聽到了類似的說法，包括轟炸機已經準備要投下核彈。莫・謝弗（Moe Shafer）被送往第六艦隊接受照護，他聲稱一位海軍上將告訴他，幾架轟炸機被召回的時候距離它們對開羅實施核攻擊只剩下三分鐘的時間。

另一位前自由號船員喬・米多斯（Joe Meadors）後來從克里斯特島的軍事人員那裡得知，他們對自己居然要卸下轟炸機的核彈頭，而不讓其直接返回航母感到相當驚訝，他們還被告知這些轟炸機本來是要去開羅替自由號復仇。

所有這些都只是間接證據，而且大部分是經由他人轉述，轉述的人也不是專業的記者或研究人員，而是普通的軍人。但這樣的間接證據確實不少。對於開羅是否真的差點成為核彈攻擊的目標，胡納姆仍感到有些難以置信，但他認為不能完全忽略這種可能性。

我們還必須記住，對開羅實施核打擊並不一定意味著要朝人口稠密的市中心投彈。據這位作者指出，那時有一個能夠攜帶核彈頭的蘇聯戰略轟炸機中隊就駐紮在遠離市中心的西開羅機場，它們在中東的存在一直是美國的心頭大患。他推測摧毀這個目標或許可以讓美國在這個地區耀武揚威一番，同時又不會因為直接轟炸市中心而造成大量傷亡。當然，所有這些都是猜測，在更多的解密文件出現之前，我們很難得出任何確切的結論。

不用說，非同尋常的主張需要非同尋常的證據，儘管美國企圖在1967年對納賽爾的埃及發動核戰爭的假設肯定屬於前者，但胡納姆找到的證據卻仍並不足以證實這一假設。然而，一個月前的我會覺得這是一個完全荒謬、瘋狂，不值得細究的理論，但現在我卻認為它其實值得認真的考慮。

胡納姆的這本傑作沒多久就遭到了徹底且全面的封殺，這導致很難有新的消息進一步浮出，但那部BBC紀錄片《沉海冤魂》卻仍然成功發行並播出，成為至今唯一一部由專業媒體製作的關於這一重要歷史事件的紀錄片。

這部紀錄片大致上敘述了自由號的整個故事，包括暗示以色列的動機是要挑起美國對埃及的報復，甚至是動用核武器。然而，片中卻沒有提到任何關於詹森是否參與了這場陰謀的猜測，或許這是一個正確的決定。作為史上第一部關於這一飽受爭議卻一直被忽略的歷史事件的嚴肅紀錄片，緊扣故事的主旨，而不是一次塞太多東西給完全不了解這段往事的觀眾的確會比較好。

雖然紀錄片從未在美國播出，但它的版權最終被贈送給了退伍軍人協會，後者多年來一直在販售它的錄影帶。現在Youtube上面也有了品質相當不錯的版本，任何對自由號的故事感興趣的人都可以去觀看並得出自己的結論。

胡納姆的書和最初促使這位作者投入這個主題的那部英國紀錄片背後有一個有趣的故事。這整個構想都是源自一位名叫理查德・湯普森（Richard Thompson）的退休美國情報官員，他後來成為了一位成功的國際商人。這麼多年來，他一直是自由號和倖存船員的堅定支持者，正是他籌劃並資助了這個紀錄片，甚至為此投入了整整七十萬美元。紀錄片完成後，英國的猶太團體迅速訴諸法庭試圖阻止其播出，於是湯普森又不得不再花二十萬美元來打官司。儘管湯普森的名字沒有出現在那本書的封面上，但他似乎也在過程中提供了一些幫助，並與胡納姆共同分享版權。

湯普森會定期參加一年一度的自由號聚會，在2007年的第四十屆聚會上，他見到了《美國自由新聞社》的記者馬克・格倫（Mark Glenn），這是一家比較非主流的週刊，它以敢於報導有爭議的話題而聞名，包括那些對以色列不利的話題。湯普森聲稱自己擁有關於自由號事件的更大背景的重要新資訊，它們幫助胡納姆進一步拓展了他的研究範圍，他答應會在之後的採訪中向格倫分享這些內幕。然而，第二天早上，就在他從華盛頓開車準備返家時，湯普森卻在一場極為可疑的車禍中喪生了，他的車不知何故越過了州際高速公路的分界線，直接撞上一棵樹。雖然湯普森已經七十六歲，但他的健康狀況一直都很好，而且他之前就曾說過有以色列的人在跟蹤自己，所以格倫懷疑他的死亡並不單純，著名的陰謀論研究者邁克爾・柯林斯・派珀（Michael Collins Piper）也同樣這麼認為。想要了解更多有關於湯普森的資訊可以參考《華盛頓中東事務報告》（Washington Report on Middle East Affairs）發表的一篇相當長的訃文，這是一份頗受好評但有些建制派色彩、經常批評以色列的刊物。

這起可疑的事故並不是唯一與自由號有關的致命事件。曾在《閣樓》雜誌上撰文並出書指責以色列是蓄意攻擊自由號的安東尼・皮爾森在後來的幾年一直聲稱有摩薩德的人在騷擾自己；不久後他就去世了，死因據說是中毒。伯恩在研究的過程中還發現，20世紀80年代曾有人多次試圖為一部以自由號為主題的電影籌措資金，可惜均未成功，最後他在1988年於自己位於帕薩迪納的家中被人開槍射殺，不過這起懸而未決的兇殺案的動機也可能完全跟自由號無關。

手段、動機和機會

胡納姆在2003年出版的那本書中提出的理論可以說是極具爭議性，或許就是因為這樣它才幾乎沒有出現在其他人對自由號事件的討論中，也是為什麼我是直到最近才知道這本書。在他出版於2009年的那本綜述性著作中，斯科特感謝了湯普森願意讓他引述《沉海冤魂》中的許多片段，但湯普森和胡納姆的名字之後就沒有再出現過，也許是不想與西蒙＆舒斯特出版社惹上麻煩吧。就連在艾莉森・威爾和《自由號紀念館》的網站上也找不到胡納姆的名字。即便是那些曾撰寫過與自由號有關的文章的人，當我詢問他們時，他們也表示自己從未聽說過胡納姆的重要研究。

但近年來的情況卻逐漸有所轉變。梅倫在她2018年出版的書中提出了一個與胡納姆在十五年前發表的非常相似的理論，而她也多次引用了他。當我重讀她的作品時，我之前說過的那些缺點還是很令人皺眉，但她確實提供了大量額外的有用資料，為胡納姆進行了很好的補充。

去年是自由號事件的五十週年，著名的陰謀論研究者菲利普・F・尼爾森（Phillip F. Nelson）也出版了一本非常紮實的書來紀念它。這位作者大方地承認自己從胡納姆那裡受惠良多，並多次稱讚他的作品充滿了“開創性”。《勿忘自由號！》（Remember the Liberty!）是他與幾位自由號倖存者合作完成的著作，大名鼎鼎的前CIA分析師雷・麥戈文（Ray McGovern）還為它寫了序。

尼爾森對林登・詹森從來就沒有好話，其中最有名的可能是他在2010年和2014年出版的幾本書，它們蒐集了大量證據證明詹森對甘迺迪的遇刺涉有重嫌，不過在研究自由號事件的時候，他有時似乎太過輕易採信了一些證據不是很充分的說法。但這位作者確實提供了大量的資料來說明1967年的政治局勢是多麼艱難，從而令人信服地證明了胡納姆的觀點，即在中東引發一場新的東京灣事件好讓美國打一場大勝仗對詹森在1968年連任總統的前景至關重要。

自二戰結束後的三代人以來，美國一直是首屈一指的超級大國，其軍事實力放眼全球也是無人能及。儘管自由號是一艘在國際水域航行且幾乎沒有自衛能力的偵察艦，但我們強大的第六艦隊就在附近，因此對這艘船開火不僅僅是戰爭罪，而且還是非常不可理喻的戰爭罪，其也許是數十年來我們的軍隊所遭受最嚴重的一次挫折，可是肇事者直到今天卻依然完全沒有受到懲罰。

要偵破此類案件通常需要搞清楚三個問題，也就是作案的手段、動機與機會。毫無疑問，以色列軍隊是故意襲擊我們的軍艦，但剩下的兩個問題卻仍然令人費解。以色列無端攻擊其唯一的盟友的軍艦不管怎麼說風險都太大了。而且擊沉自由號的機會還是因為美國自己這邊出現了一連串奇怪的通訊延誤才產生的。但假如我們接受胡納姆、尼爾森、梅倫及其他人提出的解釋，並且假設林登・詹森的確有參與此事的話，那麼這兩個難題就會立刻迎刃而解。

犧牲數百名美國人的性命，冒著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風險來提升自己連任的機會，這無疑為我們的第三十六任美國總統的名聲抹上了非常黑暗的一筆。但根據我過去的歷史研究，我認為詹森恐怕並不是第一位玩弄這種冷酷政治權術的美國領導人，儘管後世的歷史學家往往忽略了這些教訓。事實上，就在幾年前，我對究竟誰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始作俑者也得出了一個非常相似的結論：

“約翰・弗林是20世紀30年代美國最有影響力的進步派記者之一，雖然他一開始是羅斯福新政的堅定支持者，但後來他逐漸成為一位尖銳的批評者，因為他發現羅斯福的各種政府計劃其實根本就無法拯救美國經濟。1937年發生的又一次經濟崩潰使得失業率再度飆升至總統剛上任時的水平，這直接印證了弗林的觀點。正如我在去年寫道：

‘事實上，按照弗林的說法，到了1937年底羅斯福已經開始轉向激進的外交政策，目的就是要誘使美國捲入一場重大的對外戰爭，主要是因為他相信這是唯一能夠擺脫眼下令人絕望的經濟和政治困境的方法，在歷史上國家領導人採取這種做法並不是沒有先例。他在1938年1月5日投書於《新共和國》的文章中提醒那些不相信的讀者，羅斯福的一位高級顧問曾私下向他吹噓說，一次大規模的‘軍事凱因斯主義’和一場重大的戰爭將解決國家目前看似無法解決的經濟問題。在當時，與日本開戰，可能是為了爭奪拉丁美洲的利益，似乎是我們預期的目標，不過歐洲的事態發展很快就讓羅斯福確信，煽動對德國的全面戰爭是更好的方向。後來的研究人員從回憶錄和其它歷史文獻中發現的證據皆證實了弗林的指控，即羅斯福曾命令他的外交官向英國和波蘭施壓，力阻它們與德國談和，最終導致二次大戰在1939年爆發。’

最後這一點特別重要，因為那些本人就身處在重要歷史事件之中的人們的私下意見可以說是相當強烈的證據。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約翰・威爾（John Wear）整理了許多來自同一時期的評論，這些評論都顯示羅斯福不斷在向英國的政治領導層施壓，因而成為了促成世界大戰發生的關鍵人物，他甚至曾在私下承認，假如這些事情曝光的話，他十有八九會被彈劾。除此之外，我們還有波蘭和英國駐華盛頓大使以及美國駐倫敦大使的評論，後者轉達了張伯倫本人的意見。事實上，德國早在1939年就取得並公佈了波蘭的機密外交文件，裡面就披露了這些資訊，而張伯倫也在他1950年出版的書中證實了它們都是真的。由於主流媒體從來不會報導這些事情，因此直到今天這些事實依然鮮為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