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越是著迷於菲莉帕，就越是想要找到證明她確實存在的確鑿證據。我知道，如此一來這就能毫無疑問地證明我們的指導靈中至少有一人的確曾在地球上生活與呼吸過。現在需要的就是證據，沒錯，而我有信心找到它。但證據到底在哪裡呢？即便我可以循著指導靈的說法去與保存下來的身份紀錄進行核對，但我又怎麼能肯定指導靈真的就是出現在名冊上的人？為了找尋靈感，我將目光投向了英國靈性治療師喬治・查普曼（George Chapman）與早已死去的眼科醫生威廉・朗（William Lang）之間的一段為人津津樂道的往事。
在他生命的前二十五年裡，查普曼本來只是一個住在威爾斯亞伯里斯威爾（Aberystwyth）附近的遊手好閒青年，他看起來一點也不像是會成為治療師的人。1945年，他的小女兒薇薇安（Vivian）不幸早夭，這件事所帶來的刺激似乎喚醒了他沉睡已久的天賦。查普曼很快發現自己可以輕易進入催眠狀態，這對他來說就像睡覺一樣簡單，於是在每個星期固定邀請大夥兒一起參加的降神會上，他會作為渠道替各種不同的靈體發聲，例如拉馬迪尼（Ram-a-din-i）和張武（Chang Woo）。不久後，和藹可親的朗醫生出現了，他自稱將透過查普曼的通靈術來繼續為人們治病。說話帶有明顯的上流社會口音的朗醫生會操控查普曼的身體在房間裡走來走去，對周圍的人做出各種表示同情的手勢。不過，進入催眠狀態的查普曼對自己在失去意識的那段時間做過什麼都完全沒有印象。
朗醫生很少談論他生前的事情。但他後來還是透露自己的全名叫威廉・朗，曾在倫敦有名的米德爾塞克斯醫院工作很多年。經查普曼的朋友萊斯利・邁爾斯（Leslie Miles）向英國醫學協會（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求證，這位名叫威廉・朗的傑出外科與眼科醫生是確有其人沒錯。他在1852年12月28日生出於埃克塞特德文郡，並從1880年開始在米德爾塞克斯醫生任職直到1914年退休，最後他在1937年7月13日病逝於利物浦，查普曼在那時還只是個孩子。
朗醫生與喬治・查普曼迅速成為了一對絕佳的拍檔。他可以輕鬆自如地操控查普曼的身體好幾個小時，為前來求診的患者“動手術”治好他們出問題的星光體或曰第二身體。只要對有問題的器官的以太能量體施以治療，身體就會跟著產生反應，從而達到治療的效果。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查普曼——他收藏了朗生前的許多私人物品，甚至還睡在這位醫生的床上！——踏上了環遊世界之旅，以實現他身旁這個看不見的夥伴想要繼續懸壺濟世的心願。從膽結石到癌症腫瘤，他們完成了數百項成功的手術——就連正統醫學界也不得不歎為觀止。同樣令人驚奇的是，朗醫生還在世的親人和他以前治療過的病患也曾專程來拜訪這位靈性治療師，並確認了透過催眠狀態下的他說話的確實就是他們認識的那個人。
當朗醫生的女兒瑪麗・林登・朗（Marie Lyndon Lang）在1947年聽說他的父親會附身到喬治・查普曼身上時，她理所當然地對此表示出懷疑。但在親耳聽見他的聲音、親眼觀察過他的舉止與詢問只有她和她父親才知道的秘密後，她不得不承認：“那個透過喬治・查普曼說話並自稱是威廉・朗的人，毫無疑問就是家父。”在接下來的三十一年裡，瑪麗・林登・朗經常會來與已故的父親聊天，直到她在1977年5月逝世，享年九十四歲。不過，在她的要求下，她與越來越受歡迎的朗醫生之間的關係以及他們兩人之間的對話都是直到她過世後才被公開。
朗醫生的孫女蘇珊・費爾特洛夫人（Mrs. Susan Fairtlough）一開始聽說有一個治療師在“冒充”她的祖父時，她感到又氣又好笑，並發誓“我一定要讓這個江湖騙子吃不了兜著走。”但在實際見到喬治・查普曼和朗醫生後，費爾特洛夫人最後也同意：“令我感到嚇人，或者更確切地說是驚愕的是，現在出現在這個房間裡的人毋庸置疑就是我的祖父。明明是另一個人的身體，他的言行舉止卻完完全全就是我祖父本人沒錯。千真萬確。他與我的談話喚起了我的很多童年回憶。這一點真的深深觸動了我，以至於我只記得回答：‘是的，爺爺，不，爺爺。’”
凱瑟琳・皮克里夫人（Mrs. Katherine Pickering），朗醫生曾為小時候的她看過病，和曾在米德爾塞克斯醫院接受過朗醫生指導的基爾戴爾・勞倫斯・辛格醫生（Dr. Kildare Lawrence Singer）同樣可以為此作證，一看到他，這位靈性治療師就對他打招呼說：“你好，我的男孩，很高興再次見到你。”
許多醫生都對朗醫生的才華給予了高度評價，但由於害怕引起同行的議論，他們少有人願意透露自己的姓名。在1969年12月第一次見到朗醫生後，住在紐約的羅伯特・萊德勞醫生（Dr Robert Laidlaw）講述了他們如何就眼科疾病與後續的治療展開一場非常專業的討論，他補充說：“當時的我十分確信，當然現在也是，我是真的在與一位三十年前就已經去世的醫生的靈魂交談。”
查普曼本人非常重視他與這位精神夥伴的合作關係，他認為說服人們相信死後生命才是這位外科醫生重返人間最大的目的。朗醫生的誠懇無疑為此添增了不少說服力。查普曼在他的《來自另一個世界的外科醫生》（Surgeon from Another World）一書中特別強調了仔細檢驗通靈訊息來源的重要性：
“有太多所謂的靈性指導靈實際上都經不起嚴格的檢驗。我認為所有正在發展通靈能力的人都必須要學會冷靜地看待他們的通靈對象。這些靈界溝通者理論上應該要像他們生前在地球上時一樣說話，包括使用相同的用字遣詞和說話方式，以及其它個人特徵。他應該要能提供可供核實的日期、姓名與生前的種種細節，還有仍然可以通過在世的親屬和同事來驗證的資訊。很多時候，這些‘靈界溝通者’的說法與在世者的記憶根本完全不符，還有些靈體喜歡故意將自己的身份搞得神秘兮兮...”
在透過艾薇瓦作為傳聲筒來進行交流的二十多個指導靈中，只有四個曾表示他們在20世紀的地球上生活過。其中包括裁縫師佛朗哥，他是一位非常厲害的指導靈，同時斡旋於好幾位守護對象之間，而且還收了四十多名靈界學徒，他在1903年命喪於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政治騷亂，另一位來自加德滿都的富裕地主宋吉則在1920年壽終正寢，享年六十六歲。大衛是來自南卡羅萊納州安德森的農家男孩，他還記得人類史上的第一架飛機，還有他很喜歡毛茛花，但他更喜歡懶洋洋地聊天。這個南方小夥子會用溫溫吞吞的語氣說出“釣魚”，尤其是“釣鯰魚”。再來是歐內斯特，他自稱是“純正的英國人”，曾以皇家空軍轟炸機飛行員的身份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
作為詩人托尼・贊布利斯的指導靈，歐內斯特果然不負我們期待對他的守護對象十分瞭若指掌。他對托尼的家庭和職業提出了很多建議，還詳細討論了他的前世，尤其是他和歐內斯特相識的那幾世。在透過羅素代為傳話過了兩個月後，有一天艾薇瓦的身體忽然抽蓄並顫抖了一下，然後她的聲音迅速切換成了一種相當浮誇的英國口音，歐內斯特這時才第一次告訴了我們他身為飛行員的過去。顯然，歐內斯特很高興他終於能用自己的聲音開口說話。
“我覺得我應該掌握到訣竅了。這需要費很大的勁兒，我還得多下點功夫。哦，天哪，這比我想像的要難一點。這可不像開飛機，是吧？”
整間房間都因為新聲音的出現而安靜了下來。看著艾薇瓦的身體在恍惚中不斷搖晃，托尼向歐內斯特講述了他目睹的一切，並詢問他是否缺乏這方面的經驗。
“好吧，”歐內斯特坦承說：“你可以說，我做了一些不符合規定的事情。我就像直接往井底裡跳，跳進了羅素的守護對象身上...”
“跳進井裡”指的是指導靈們多次提到的位於艾薇瓦心靈中央的一間房間。這個中央大廳與“第四層心靈”相連——這是用來進行接觸的區域。接下來有關於航空的回憶特別耐人尋味。當歐內斯特自豪地告訴我們他曾是英國皇家空軍的飛行員時，我立刻意識到他的前世——年代距離現在夠近，可以輕易通過戰時檔案和退伍老兵的記憶來進行查證——將成為我夢寐以求的證據：我建立一切信心的基石。為了順利完成這項工作，我知道我必須先蒐集充分的口述內容——越詳細、越具體越好——然後再將其與保存下來的文件與其他人的證詞進行對照。聚會上的其他成員也同樣不願錯過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因此我們請求他盡可能透露自己的過去，特別是那些可供查證的名字、日期與事件。羅素同意我的要求絕非無理取鬧。“回憶往事對我們而言沒有任何困難，”他淡淡地說。
每位指導靈都有獨一無二的性格與氣質；他們每個都能透過自己的聲音傳達出豐沛的情感。歐內斯特給人最大的感覺就是悲傷；儘管他努力想要表現得“堅忍不拔”，但誰都能感受得到隱藏在他話語間的無奈。先前他曾透露自己前世的本名其實不是歐內斯特，“歐內斯特”是他十五世前的名字，他特別喜歡這個名字。要是我們更敏銳一點，就早該意識到他其實對自己上輩子歷經過戰爭的那一世充滿了悔恨。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他開始慢慢卸下心防，他會如此悲傷的原因也逐漸明朗了起來。儘管有很多痛苦的回憶，歐內斯特仍十分理解我想要了解他的生平細節並進行驗證的願望。他那憂鬱卻又聽得出受過良好教育的聲音中彷彿帶有一股殷切的渴望，他同意向我分享所有他能提供的資訊。
據歐內斯特說，他的前世是隸屬轟炸機司令部第三大隊、第99中隊的飛官威廉・阿爾弗雷德・斯科特（William Alfred Scott）。他聲稱自己身高五尺十一吋，有深色的頭髮與深棕色的眼珠。他說：“我曾努力想要將體重減至十一英石（一百五十四磅）”，這說明他可能有過重的問題。他出生於布萊頓，在布里斯托爾長大（他提供了具體的街道和學校名稱），並在布里斯托爾大學讀了三年書，學習數學與工程學。他還特別提到他的教授喬納森・蘭利（Jonathan Langley）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傢伙”，他負責教數學。
歐內斯特在1937年，即他二十歲那年加入英國皇家空軍，正式成為第99中隊的一員，其在1939年初時仍是以薩福克郡的米爾登霍爾（Mildenhall）為駐地，隨著同年9月戰爭爆發，中隊便轉移至紐馬克特希思（Newmarket Heath）。大約十八個月後，他又與中隊的其他成員一起被調派到沃塔比茨（Waterbeach）基地，它位於“Cambs”——這是劍橋郡的典型縮寫——的“沼澤區”（人們對東英格蘭低窪地區的慣稱）。他聲稱他大部分的轟炸任務都是從沃塔比茨起飛的。在談到自己駕駛的座機，“溫痞”（Wimpey）或威靈頓轟炸機（Vickers Wellington Bomber）時，他的語氣也變得格外激動與興奮。
“你們聽過‘溫痞’沒有？要知道，溫痞上面可是配備有足足一千馬力的飛馬座引擎——真帶勁！她是真正的大師之作。至少在我看來，她才是我們空軍司令部的驕傲。或許有人會認為蘭開斯特（轟炸機）才是最好的，但我可不同意...”
歐內斯特講述了他的中隊如何飛行到納粹德國境內的高空“撒下傳單”，他還提到了反艦攻擊，他的隊友對德國的提爾比茨號戰列艦展開追擊的過程。他回憶了他們在挪威和德國，特別是科隆與魯爾河河谷執行的轟炸任務。他不無懷念地談論著轟炸機司令部同袍們彼此間的兄弟情誼。
“飛行時的壓力是很難想像的，換作是你們在那樣的處境下...噢...也一定很快就會產生一種同生死、共患難的手足之情...在這樣的情況下你會學到很多...畢竟，大夥來得快去得也快，我們在一起的時間其實並不長...我們失去了很多兄弟。你們要知道，在那個時代人與人很容易就可以成為朋友，人們已經不會因為失去朋友而悲傷，因為大家已經失去的太多了...”
隨著我一個接一個的提問，歐內斯特的回答也變得越來越詳細。他說第99中隊又被稱為馬德拉斯省中隊——“這是一個非常貼切的綽號”——它的隊徽上有一隻正在跳躍的美洲獅和拉丁語座右銘Sisque Tene或Sisque Tenax。歐內斯特說，他們大夥兒經常將這句座右銘——它實際上應該讀作Quisque Tenax ，意思是“眾志成城”——唸成“Sisky Tenants”（膽小鬼大隊）。他接著談到了他的指揮官——林奈爾（Linnell）中校——以及相繼接任第三大隊隊長的科克倫（Cochrane）和哈里森（Harrison）中將。然後他繼續回憶了一些發生在戰時的重要事件。
1942年2月，當他駐紮在紐馬克特希思的時候，諾威奇路發生了一起爆炸事件，白鹿酒店（“我們最喜歡的其中一家酒店”）幾乎被“夷為平地”，旁邊的郵局也受到波及，平民死傷亦不在少數。歐內斯特聲稱這是一架德國轟炸機——多尼爾DO-17——投擲的炸彈所為。“想不到這樣一架小傢伙竟然有膽量飛來，”他說當他和同僚一起來到紐馬克特希思的時候，“剛開始我們實在很不習慣，”因為該地區完全缺乏住宿設施，他們只能直接睡在賽馬場的看台上。
歐內斯特還講述了他被調派至沃塔比茨時目睹的兩次意外。一次是一架威靈頓轟炸機“飛離跑道的腳步稍微慢了些，她下方剛好掛著一枚四千磅重的大炸彈。所幸這位小女士並沒有爆炸，上面的機組人員也順利逃了出來。但是，天哪，那場面真是太刺激了。”大約六週後，另一架溫痞轟炸機——這次是由哈里中士（Harry）駕駛——在起飛失敗後直接撞擊了跑道盡頭的果園。“所有東西都燒起來了，”歐內斯特說，雖然有些人逃了出來，但也有人沒那麼幸運，當時的大火“連在拉肯希思（東北方十七英里外的一座村莊）都可以看見”。
有些“溫痞”在機翼下安裝了四十八英尺長的吊環，“它們的對手是希特勒的最新兵器。”歐內斯特告訴我。“嗯，你可以把這個找出來...這你應該會覺得有意思。”歐內斯特聲稱第99中隊的威靈頓轟炸機曾短暫駐紮在法國的薩隆（Salon），以便從那裡起飛對義大利進行空襲。他說該中隊之後在1942年轉移至印度安巴拉（Ambala），當時他早已被調往第147中隊，然後他提到自己的幾個親戚：一個侄子，威廉・斯科特・布里斯托爾（William Scott of Bristol），“比我小二十歲”；一個叔叔，來自萊姆里傑斯的威爾弗雷德・斯科特（Wilfred Scott）；還有他母親那邊的姨媽，布萊頓的莉莉・威廉姆斯（Lilly Williams）；還有他的朋友們，包括飛官威利・道格拉斯（Willie Douglas）——“他在出事之前曾與我情同手足”——還有德里克・沃特福德（Derek Watford），一位“很神經質”的中尉，“不過當他喝酒的時候，他就會變成一個很好的人。”
我問歐內斯特，他的朋友們是否給他取過任何綽號，他有些猶豫地回答說：“嗯，綽號當然是有的。他們取的綽號大多不是很雅觀...我知道你們這裡有女士在場。”這引起了我們哄堂大笑，等到笑聲平息後，歐內斯特才補充說：“好吧，其中一個綽號是斯科蒂（Scotty，蘇格蘭狗），很貼切，不是嗎？這已經是...最乾淨的了。”
歐內斯特說，在他擔任飛行員的那幾年裡，他深信自己代表正義的一方，他相信這是人類最後的大戰，只要打倒了阿道夫・希特勒這個“小丑”，世界就會迎來太平。但他也說，他在回到另一個世界後就改變了看法，他意識到自己對所有死在他投擲的炸彈下的受害者負有業債——而他現在必須得償還它們。“現在我在這裡，”他悲傷地說：“我總是想起所有那些死在我手上的冤魂。”這就是歐內斯深陷在哀傷與悔恨中的原因。他覺得自己是一個雙手沾滿鮮血的劊子手，即使他是為了正義而沾滿鮮血。
諷刺的是，歐內斯特說他最後並不是死於空戰，而是死於1944年敵軍對考文垂的大轟炸。那年他才二十七歲。他為什麼會在那個時候跑去考文垂仍是一個謎，因為歐內斯特拒絕談論這個話題。有一次，他暗示——他那條無形的舌頭似乎很欲言又止——他來這裡是為了“出差”，還有一次當我說他是不是去“拜訪某人”時，他立刻回答：“這是一個很貼切的形容方式。”總之不管他現身在考文垂的理由是什麼，他說他並沒有立即死於轟炸現場，儘管當他的屍體最終在考文垂大教堂東北方約一又四分之三英里的桑德里奇街的一座倒塌建築下被發現時，他早已“斷氣多時”。
歐內斯特在回憶這些往事的時候從未停頓，有時還會明顯變得激動。他給我們所有人留下了非常率真、真心誠懇的印象。他的演說十分鉅細靡遺，要嘛可以被證實，要嘛可以被反駁，這讓團體裡的每個人都感到非常興奮，我在多倫多圖書館的初步研究很快就證實了東英格蘭轟炸機基地在米爾登霍爾、紐馬克特希思和沃塔比茨的位置，還有第99中隊及其在戰時使用的威靈頓轟炸機都是確有其事。我還得知，正如歐內斯特所言，第99中隊又被稱作馬德拉斯省中隊，它的隊徽上有一隻正在跳躍的美洲獅，而威靈頓轟炸機的綽號叫“溫痞”，取自《大力水手》中嗜漢堡如命的J・威靈頓・溫痞（J. Wellington Wimpe）。四年前，曾有一篇題為《航空愛好者眼中的威靈頓轟炸機》（Wellingtons in the Air Enthusiast）的文章十分中肯地評論說：“不是所有毀滅性的武器都能夠為自己贏得一個充滿敬意、甚至讓人覺得可愛的綽號。”
還有很多資料需要驗證——它們幾乎不可能在加拿大找到——所以我決定前往英國，必須指出的是，在澳洲出生長大的艾薇瓦在歐內斯特去世時甚至還沒出生。此外，她對二戰期間的轟炸機司令部一點興趣也沒有，她一生只在英國住過四個月——那是在1967年的時候——她也沒有去過任何歐內斯特提到的地方。
聽完我與歐內斯特對話的錄音，艾薇瓦說：“他說的這些事情我全都不熟。”
早在歐內斯特開始娓娓道來他的過往以前，我就已經有計畫要去英國探望我的父母，我把我的旅行計劃說給了菲利帕聽。她似乎很難理解我怎麼能在短短幾個小時內飛越大西洋。我不得不從頭向她解釋什麼是航空飛機，但她仍舊聽不明白，反而一直問我：“那騾子呢？”在意識到這根本是對牛彈琴後，我建議她乾脆直接去找歐內斯特問個清楚，但即便是歐內斯特對今天的這些噴氣式飛機也感到有些陌生。他說，當他最後一次來到地球時，“當然已經有類似的設計圖出現了，但我沒想到進步的速度會這麼快。”對一個18世紀的農家女孩而言，乘著巨大的噴氣式飛機環遊世界聽起來一定很不可思議。
這樣的情形在指導靈身上可以說是屢見不鮮：他們對任何超出自己生前理解的新科技都很懵懂無知。他們大部分的人都無法理解乘坐機器旅行的概念，就連羅素也習慣將我們20世紀的各種生活用品翻譯成他自己熟悉的術語。他會將任何書寫工具都說成“羽毛筆”、電影和照相機是“魔法燈”，還有電話——它偶爾會在催眠期間響起——則是“那個不請自來的玩意”。多倫多的地鐵系統更是十足反映出了菲莉帕過時的科學觀念。“好厲害啊！”當我提到在地底下快速行駛的火車時，她驚呼道。“但你要怎麼呼吸？你的身體肯定會被壓扁的！”
帶著紀錄“歐內斯特”口述內容的筆記與錄音，我終於在1986年2月星期五出發前往英國。我找來了多倫多的一位律師為我作證，以證明這些資料皆是我出發前在加拿大收集的。登機後，我花了一些時間來聯繫菲莉帕，告知她我們即將起飛，好讓她能和我一起體驗在空中飛行的感覺。應她的要求，我在搭地鐵前也會先聯繫她，這樣她就可以享受高速旅行的快感。
我坐在座位上，耳邊傳來熟悉的嗡嗡聲，我以平靜的心態思忖著自己肩負的重大使命。我確信自己會找到歐內斯特，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威廉・阿爾弗雷德・斯科特，也許是在倫敦邱區（Kew）的公共檔案局的檔案庫裡，我希望能找到他還在世的親人，他們將為我帶來有關於這位早已死去的飛行員的美好回憶。我一定要找到歐內斯特，此行的結果將更加確認我對菲莉帕的愛。
如果說我有什麼疑問的話，那就是歐內斯特偶爾會突然說出美式口音，他會說Naw-witch而不是Nor-itch，或是將lieutenant發音成lootenant rather而不是leftenant，他有時還會將第99中隊講成“99”。但這些都是小問題，似乎不是很重要。
就在我飛越大西洋時，我並不知道歐內斯特此時正在向聚集在艾薇瓦家客廳裡的人們宣布一項大消息。他告訴大家，他已預計要在幾個月內再次投胎轉世。他看中了英格蘭南部的一個胎兒，他是一個很理想的“載體”，其生活的環境為歐內斯特提供了償還他所欠下的許多業債的機會。托尼自然想知道歐內斯特是否會安排另一個人來頂替成為他的指導靈。歐內斯特回答說：
“我這裡有很多幫手，在你們來到地球的這些年裡，他們一直在默默觀察與學習。如果我真的決定要投胎的話，別擔心，他們都是和你們有密切聯繫的人，他們很有智慧也很有能力。你們一定會覺得奇怪，既然我只剩下幾個月的時間就要回到地球，那怎麼會說還沒有做出決定。事實上，投胎的決定直到最後一刻之前都可以反悔，這就是為什麼你們有時會遇到流產和嬰兒突然夭折的情況。至於反悔的原因也很簡單，你們懂的...‘我可能太倉促行事了，沒有仔細想清楚，也許現在還不是時候。’於是這個靈魂就離開了，留下傷心欲絕的父母，這當然是不幸的，但這對他們而言或許是一次學習的機會；他們可以藉此學會面對悲傷、學會在困難的時候互相扶持。消極的經驗總是能被轉化成積極的教訓...
如果我真的下定決心要投胎，那麼我就會留下另外四十三個守護對象，他們每一個都需要有人來接手。其他指導靈會把握這個機會，與你們一起面對日常生活的挑戰...”
對於投胎前的準備，歐內斯特說：
“...這實際上有點像飛行學校，你要學習掌握一些動作，直到熟能生巧為止，這樣當你實際飛行時就不會犯錯。”
在蓋特威克機場降落並與我的母親一起在薩塞克斯沃西（Worthing）的一家旅店住了幾天後，我就直接去了邱區的公共檔案局一趟，陸軍部的檔案就保存在那裡。在翻閱過大量的檔案索引之後，我請求閱覽第99中隊的相關檔案以及該中隊在1931−41年間的“作戰紀錄”。這些紀錄包含了中隊的戰時日誌，我懷著興奮的心情滿心期待著要在這間安靜無聲的閱覽室裡好好查閱它們的內容。當工作人員將那堆發霉、像被狗啃過的資料送來時，一想到四十多年前歐內斯特可能也摸過這些破舊的檔案，我的胃不禁緊張了起來。我首先查看了1934年7月7月的一篇聲明，其中就第99中隊的隊徽進行了說明。很快我的眼睛就注意到了一個熟悉的名字：連隊指揮官F.J・林奈爾潦草的簽名就寫在這份總計兩頁的文件底部。這一發現使我感到信心大增。
接著，我在作戰日誌中發現了一些能夠印證歐內斯特證詞的有力證據。這些黑紙白字仔細紀錄了該中隊曾經在挪威、德國展開的“掃蕩”與轟炸行動，還有反艦攻擊行動。歐內斯特曾提到的中隊在三年裡不停從一座基地轉移到另一座基地——從米爾登霍爾到紐馬克特基思和沃塔比茨——也在這裡獲得了證實。在英國正式對德國宣戰的前兩天，一篇紀錄簡短地寫道：“有十一架轟炸機已經飛網紐馬克特，在那裡設置了警戒線。隊員只能在賽馬場的看台上打地鋪。”當然，歐內斯特說過在賽馬場睡覺很不舒服。1941年2月28日的一篇紀錄則提到了紐馬克特的街道遭遇轟炸，這也與歐內斯特的說法相符。
後來我找到了空軍上校J.R・古德曼（J. R. “Benny" Goodman）的資料，他是第99中隊的一名二十歲轟炸機飛行員，曾經擊落一架多尼爾DO-17，就是後者空襲郵局、炸毀白鹿酒店並造成二十二名平民死亡。古德曼當時恰巧正在駕駛他的威靈頓轟炸機進行演習訓練，於是他設法與多尼爾並排飛行，好讓他的前後砲手能夠朝對方開火，最後也成功擊墜敵機，後者墜毀在了距離紐馬克特十一英里外的地方。這是戰爭史上很罕見的一架轟炸機擊落另一架轟炸機的例子。不過這位上校還記得飛官斯科特嗎？“我記得麥爾坎・斯科特（Malcolm Scott），”古德曼在他位於德文郡浮若閣摩爾（Frogmore）的家中透過電話告訴我。“他是一個身材臃腫的中士。”
我在公共檔案局待了好幾個小時，一頁又一頁地翻著第99中隊的日誌，不斷想要在六名轟炸機機組人員名單中找到威廉・阿爾弗雷德・斯科特的名字。到了下午，我總算承認自己就是找不到，多麼令人心碎的結果。確實有一名斯科特中士，他是一個飛行員，但他的名字叫麥爾坎，而沒有那位飛官斯科特，在總計三年的所有作戰日誌裡都找不到這個人。我的大腦拒絕接受我的雙眼與雙手的一無所獲。他應該要在那裡才對！但就是沒有，就連那個據說墜毀在沃塔比茨的哈利中士竟然也是查無此人。
然後我發現林奈爾中校根本不像歐內斯特說的，在戰爭初期就是第99中隊的指揮官，實際上他早在1936年1月1日就辭去了職務。我繼續查證歐內斯特提過的其它幾個名字，結果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失望。在包含所有英國皇家空軍人員的完整名單中，根本沒有威利・道格拉斯和德里克・沃特福德這兩個人。我努力想要找到威廉・斯科特的名字，可是他仍然不在那裡。
我走到2月稀薄的陽光下，心裡滿是困惑和沮喪。為什麼歐內斯特對第99中隊的描述明明如此逼真，也確實有部分是真的，但大部分卻是胡說八道？我繼續調查歐內斯特提供的其它資訊，隨著威廉・阿爾弗雷德・斯科特的存在已經徹底地、無可挽回地被證明是子虛烏有，我實在是難受的說不出話來。倫敦的聖凱瑟琳之家（St. Catherine's House）紀錄了1837年以來英格蘭和威爾斯的所有出生、結婚和死亡檔案，事實證明根本沒有一個叫做威廉・阿爾弗雷德・斯科特的人曾出生在1917年的布萊頓，繼而在1944年的考文垂死去。並沒有一個叫威廉・阿爾弗雷德・斯科特的人曾在1935−37年就讀於布里斯托爾大學，這所大學裡也沒有一個叫喬納森・蘭利的教授。根據凱利（Kelly）的《布里斯托爾及其郊區指南（Directory of Bristol and Suburbs，1926），那裡根本沒有希爾路（歐內斯特聲稱他住過的街道），也沒有維多利亞公主學校甚至是維多利亞公主街。
我還是不死心，想要繼續找到這個行蹤成謎的飛行員。我想讓那些第99中隊的退伍老兵們聽聽歐內斯特的錄音，我想知道他們對他的聲音以及他對那段時光的回憶有什麼反應，當時為了英國與全歐洲的未來，這些從東英格蘭起飛的轟炸機不斷努力在天空中浴血奮戰。在轟炸機司令部轄下的十萬名飛行員中，有五萬五千人在服役期間陣亡，接下來幾年裡又有許多人因為歲月與疾病而凋零。如今還在世的第99中隊隊員已經寥寥無幾，但我仍成功找到了諾曼・迪德威爾（Norman Didwell），他曾在1939−1941年擔任過該中隊的地勤人員，現在住在貝德福德郡的萊頓巴扎德（Leighton Buzzard）。他在1976年組建了第99中隊紀念協會（99 Squadron Association），根據那位空軍上校古德曼的說法，這個協會是一個貨真價實的“活古董”。
諾曼・迪德威爾事前並不知道會發生什麼。如果說在聽錄音前他還心存顧慮的話，那麼當歐內斯特的聲音在他家的客廳裡被播放出來的時候，他立刻就被迷住了。他傾身向前想要仔細聽清楚錄音機放出來的每一個字，期間他抽了一根又一根菸，眼裡閃爍著對這些內容的認可。當歐內斯特的錄音播完後，他當場表示：“他待過那裡。他一定待過那裡沒錯。這些描述實在太具體了。有誰會知道我們曾睡在看台上？除非你當年就在那裡，否則你是不會知道的，而且他還提到了其它好幾件事。”
迪德威爾證實了歐內斯特對沃塔比茨墜機事件的描述，包括那顆四千磅重的炸彈（“我們是最早擁有四千磅重炸彈的中隊之一”）、該中隊確實去過法國的沙隆和印度的安巴拉、追擊德國提爾比茨號戰列艦、科克倫和哈里森中將的上任，他們在1942年至戰爭結束期間負責領導第三大隊；迪德威爾說，“膽小鬼中隊”這個綽號很可能是源自於1927−1930年服役的舊式阿姆斯壯−西斯金輕型轟炸機，還有一些威靈頓轟炸機上的確安裝了四十八英尺長的絕緣鋁環。在戰爭剛開始的幾個月，這些轟炸機會在距離水面五十至七十英尺的上空飛行，利用鋁環來引爆德國潛艇投放的磁性水雷——泰晤士河口是它們最常施放水雷的地點。
雖然迪德威爾不認識飛官斯科特，但他卻說這個聲音聽起來“非常非常耳熟”，他說它很像是他認識的那位“斯科蒂”——馬爾科姆・斯科特中士。另一位第99中隊的老兵吉姆・威爾——他以前是一名炮手，曾與這位中士一同出擊過四次——也同意這一點。威爾在1942年8月7日在北非沙漠迫降時受傷導致左腿必須截肢，在被德國人俘虜之前，他執行過總共五十八次飛行任務。他在倫敦巴金（Barking）的一家養老院裡聽著歐內斯特的聲音，顯得既驚訝又難以置信，他一邊搖頭一邊自言自語地說著“就是他，就是他”，他因為這熟悉得令人毛骨悚然的聲音而止不住顫抖。“這些內容有很多都是真的，它聽起來很像是斯科特的聲音。他說話的速度很快。他是活生生的比利・邦特（Billy Bunter）。他一下子就可以吃光一大盤炒蛋和豆子。斯科特長得不是很俊俏，他的臉看著跟橡膠一樣。當他穿上飛行服時，他的身材就會顯得特別臃腫。他家境不錯，給人的感覺就是個無憂無慮的人。我想他唯一在乎的就是自己有沒有被委以重任。”
威爾說，馬爾科姆・斯科特在戰爭爆發後不久就加入了中隊，並在OTU（作戰訓練單位）陣亡——至少他是這麼聽說的。這些收穫只是使我感到愈加困惑，而當我進一步想要確認歐內斯特說他喪生於考文垂的說法時，情況又變得更加複雜。果然跟他的其它說辭一樣，他聲稱自己死亡的地點——一條叫做桑德里奇的街道——根本就不存在。
截至目前為止，我可以說是非常失望，因為我完全無法證實歐內斯特宣稱他曾生活在20世紀的英國這一說法中的幾項關鍵事實。儘管大部分的資訊都可以獲得印證沒錯，但任何與威廉・阿爾弗雷德・斯科特的存在直接相關的部分卻都被證明是無中生有。毫無疑問，我一直被耍得團團轉，我已等不及要回到多倫多向歐內斯特釋放我發自內心的怒火了。
即使再怎麼氣憤，我仍試著想要去揣摩歐內斯特說謊的理由到底是什麼。如果歐內斯特不是威廉・阿爾弗雷德・斯科特，那他是誰？我的母親給出了一個答案，我完全不意外她會這麼想，畢竟她從小就接受基督教的耳濡目染。“惡魔，”她語帶顫抖地說道。“你正在跟惡魔交談，我一點也不喜歡他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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